中國式現代化之反思：如何規劃？如何和諧？              

作者：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香港橙新聞2023年4月21日

人類學關(guan) 愛眾(zhong) 生，與(yu) 理性的現代化之間存在規範性張力，但又試圖提供社會(hui) 科學的精細描述的知識與(yu) 價(jia) 值，為(wei) 所關(guan) 懷之物爭(zheng) 取合法性與(yu) 生存基礎。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文化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政治倫(lun) 理的激蕩產(chan) 物，是對西方式現代化理性中心主義(yi) 與(yu) 物質主義(yi) 的價(jia) 值反思和實踐批判。但中國式現代化也無法自外於(yu) 人類現代化的“大邏輯”，其遭受的外部全球化衝(chong) 擊與(yu) 內(nei) 部現代化改造，凝聚成強大的內(nei) 部穿透力，對中國範圍內(nei) 所有角落和人群之價(jia) 值觀與(yu) 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革。在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沒有世外的“桃花源”，這就給人類學的研究和關(guan) 懷帶來特定的挑戰和壓力。對這種緊張關(guan) 係的“田野觀察”與(yu) “政策回饋”，是人類學的學術使命和社會(hui) 價(jia) 值所在。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家現代化已經集中展現了自上而下的“規劃現代化”邏輯，大量的深入邊緣地帶的國家開發與(yu) 移民工程上馬，其背後的國家理性即在於(yu) 現代化對於(yu) 傳(chuan) 統生活方式的優(you) 越性和改造權力。這種社會(hui) 改造邏輯部分複製了西方式現代化與(yu) 全球化所秉持的“理性的自負”，在哈耶克看來這種“自負”是“致命”的，是歐陸啟蒙建構主義(yi) 的道德和政治內(nei) 傷(shang) 。國家現代化進程與(yu) “傳(chuan) 統”、“生態”、“少數民族”之間的巨大張力引發了來自人類學和文學範疇的普遍焦慮。在我的閱讀範圍內(nei) ，薑戎的《狼圖騰》代表了對現代化進程中生態主義(yi) 張力的文學反思之維。但文學的反思和穿透力有藝術加工的成分，是人文主義(yi) 的關(guan) 懷方式，在科學分析與(yu) 政策分析方麵存在局限性，與(yu) 社會(hui) 科學進路不同。社會(hui) 科學注重實證、邏輯和解決(jue) 方案的理性探求。謝元媛博士的人類學著作是後者的一個(ge) 重要代表。        

謝元媛博士出版於(yu) 2010年的《生態移民政策與(yu) 地方政府實踐：以敖魯古雅鄂溫克生態移民為(wei) 例》一書(shu) ，以其2003-2004年在敖鄉(xiang) 田野調查及後續博士論文為(wei) 基礎，給出了來自人類學的精細觀察和來自民間獨立學者立場的政策關(guan) 懷。做的是個(ge) 案，測試的是國家“生態移民”的大政方針，要回傳(chuan) 和反饋的是政策改造過程帶來的對少數族群生活方式與(yu) 文化生態的強製改變與(yu) 消極後果。作者不僅(jin) 以專(zhuan) 業(ye) 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對使鹿敖魯古雅獵民群體(ti) 如何理解、適應甚至反抗“生態移民”進行了深描，而且從(cong) 現代化批判理論層麵以“規劃現代化”的反思框架對上述個(ge) 案進行了理論深探和意義(yi) 追問。

麵對來自傳(chuan) 統獵戶的保守主義(yi) 立場和來自政府的改造主義(yi) 立場，作者沒有進行簡單的站隊選擇，而是相對客觀理性地呈現出雙方的觀念和理由。作者所呈現的，是典型的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價(jia) 值對峙。我注意到作者調查並援引了來自政府部門的“生態移民”決(jue) 策過程文件，其中有著“規劃現代化”的強勢邏輯和政策解釋，也為(wei) 傳(chuan) 統獵民指引出一條光明大道。從(cong) 官方媒體(ti) 看，這一社會(hui) 改造工程是社會(hui) 主義(yi) 優(you) 越性的體(ti) 現，實現了鄂溫克族的現代化跨越式發展。甚至這一強勢的“生態移民”方案也得到了獵民群體(ti) 中部分年輕人和與(yu) 政府關(guan) 係密切的人群的讚成，顯示在現代化引導下獵民群體(ti) 的內(nei) 在分化甚至分裂。但政府的宏大敘事和移民安置過程的具體(ti) 措施失當之間的落差引發的多層麵抱怨甚至抗爭(zheng) ，顯示出“規劃現代化”在價(jia) 值上的傲慢和具體(ti) 治理細節上的失誤。

作者當然不是政府立場的簡單“傳(chuan) 聲筒”，在人類學的田野圖譜中，政府隻是行動主體(ti) 之一，不能壟斷話語和價(jia) 值，也不是意義(yi) 的唯一來源，但屬於(yu) 社會(hui) 行動與(yu) 事件的必要成分。作者更加細致的調研功夫甚至情感投向了“傳(chuan) 統獵民”，因為(wei) 他們(men) 代表了原生態和最堅決(jue) 的“馴鹿民族”的價(jia) 值觀與(yu) 生活方式。這些“傳(chuan) 統獵民”不輕信政府的“規劃現代化”的強辯和利益誘導，他們(men) 的心靈拷問是值得深切思考的：他們(men) 千百年生活於(yu) 大森林，是大自然的朋友，怎麽(me) 就成了破壞自然生態的群體(ti) 而需要“移民”？為(wei) 什麽(me) 外來的人群甚至政府要對大森林進行砍伐和改造？馴鹿在山下養(yang) 不活，為(wei) 什麽(me) 政府一定要進行圈養(yang) 試點？政府有什麽(me) 權力收繳獵民的獵槍？沒有獵槍，馴鹿下山入圈，獵民住進定居房屋，原來的生活記憶和器具進入“博物館”，老敖鄉(xiang) 還存在嗎？馴鹿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還存在嗎？這些質疑是發自心底的，是沒有任何外來幹擾和誘導的，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也是政府主導的“規劃現代化”的宏大話語體(ti) 係無法真正說服與(yu) 回應的。傳(chuan) 統獵民甚至指責“生態移民”過程及其利益誘導分化了他們(men) 的群體(ti) ，導致普遍的懶惰、酗酒及意義(yi) 迷失。失去了與(yu) 大森林融為(wei) 一體(ti) 的生活方式，這個(ge) 中國境內(nei) 唯一的“馴鹿民族”如何獲得新生呢？謝元媛博士完成了人類學的學術本分，將“傳(chuan) 統獵民”的生活世界與(yu) 本真觀點呈現於(yu) 世，甚至進一步出版了英文版及推動在挪威、英國、美國等學術圈繼續研討“使鹿鄂溫克”的生態移民故事、衝(chong) 突與(yu) 適應難題。

政府可以規劃一切，卻不能解決(jue) 一切問題。在其著作的結尾處，謝元媛博士給出了對衝(chong) 突議題的解決(jue) 方案：“這樣的難題隻有通過當事人彼此的尊重、諒解才可能在談判中最終達成妥協而和平解決(jue) ，當然前提還有雙方對自然生態係統的認識和了解是否達成共識。”這樣的解決(jue) 方案更多是一種人類學者的善良願望和樸素的政策期待。“規劃現代化”預設了國家主義(yi) 和國家權力中心邏輯，國家善於(yu) 解決(jue) 矛盾糾紛，化解體(ti) 製外抗議架構，但國家極少改變既定的目標和製度。而由“規劃現代化”的整套知識和權力實踐所帶來的獵民群體(ti) 的內(nei) 在分化、代際分化以及隨著時間推移而造成的抗爭(zheng) 的弱化，特別是“傳(chuan) 統獵民”群體(ti) 的凋零與(yu) 邊緣化，國家權力讓步調整的空間將更加狹小。

然而，“規劃現代化”的強橫與(yu) 粗蠻成分並不符合二十大報告關(guan) 於(yu) “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規範性要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中華民族的生態文明自覺。那麽(me) ，“規劃現代化”能夠反轉回“和諧現代化”嗎？謝博士念茲(zi) 在茲(zi) 的“雙方對自然生態係統的認識和了解是否達成共識”的問題有解嗎？頗為(wei) 吊詭的是，為(wei) 了緩和雙方的張力，定居模式的“新敖鄉(xiang) ”不會(hui) 撤銷，隻會(hui) 越來越“現代化”，居住其中的“現代獵民”也將發生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脫胎換骨，但“老敖鄉(xiang) ”已被納入當地的文旅規劃，也有記錄老敖鄉(xiang) 生活方式的“博物館”。對傳(chuan) 統進行保育的主體(ti) 並不是“傳(chuan) 統獵民”，而是政府進一步的“規劃現代化”。而“博物館”，就其象征意義(yi) 和現代性價(jia) 值而言，恰恰是國家公權力設定的傳(chuan) 統生活方式與(yu) 現代化的一種政治與(yu) 文化和解機製，走進博物館可緬懷過去，走出博物館就重新投入現代化生活。“博物館化”，似乎成了傳(chuan) 統族群與(yu) 傳(chuan) 統生活方式的一種現代化“宿命”。因此，新的共識就不可能是任何完整重建“傳(chuan) 統獵民”生活秩序的共識，而隻能是“規劃現代化”內(nei) 部的柔化包容和利益重置。    

謝博士書(shu) 中濃鬱的人類學鄉(xiang) 愁和人文主義(yi) 氣息，在現實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可被感知，卻無法改變“規劃現代化”及其變種內(nei) 在的強勢邏輯和權力。無論是謝博士希求的人與(yu) 自然的“新共識”，還是二十大報告指稱的“人與(yu) 自然的和諧共生”，都必然要麵對現代化自身的已有進程和事實，以及現代化背後的人性欲望和全球化動力。尋求現代化進程中的人的尊嚴(yan) 、安頓與(yu) 意義(yi) 自治，依然是任重道遠的根本命題與(yu) 難題，也必然超出人類學單一學科的承載力，但謝博士已跑完她的一棒，跑得很出色。謝博士畢業(ye) 後的工作和學術經曆，對人類學命題有繼續關(guan) 注和深化，也與(yu) 敖鄉(xiang) 時有聯係，如今在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從(cong) 事國家戰略學研究和政策谘詢工作。從(cong) 人類學的微觀田野轉向國家戰略學的宏觀頂層，從(cong) 反思“規劃現代化”的民間立場轉向參與(yu) 和改造“規劃現代化”的資政立場，或許是其在江湖、學府與(yu) 廟堂之間流連穿梭的豐(feng) 富經曆和理性再思考的選擇。她或許意識到：要真正解決(jue) 敖鄉(xiang) 的深層次問題，還必須依靠國家製度與(yu) 政策的力量，依靠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國家生態文明的結構轉向，而她的人類學知識與(yu) 政策對接經驗，或許可在另一個(ge) 軌道上發揮更大的建設性作用。          

跳離謝博士著作的具體(ti) 田野場景、觀念糾葛與(yu) 人事交錯，我們(men) 或許可以對現代化與(yu) 現代性及其中國意義(yi) 有更深的學術追問。現代化是一種世界曆史命運，但各民族承受這一命運的時序、代價(jia) 與(yu) 社會(hui) 文化心理轉型過程卻千差萬(wan) 別。先行的優(you) 勢民族，通過大航海、科技革命、民主革命與(yu) 殖民全球化，掌控了話語權和霸權，並製造出籠罩全球各民族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觀念鐵罩和實踐模式。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在“刺激—反應”過程中學習(xi) 、揚棄、創造與(yu) 綜合的，終於(yu) 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後發的現代化，其內(nei) 生動力和自發機製不足，需要國家公權力的理性培育、引導甚至強製。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的現代化僅(jin) 僅(jin) 適用於(yu) 少數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大多數後發現代化國家並不適用。   

在此背景下，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麵展開，中國主權所及的任何一個(ge) 角落甚至是原生態的少數族群都不可能免於(yu) 國家整體(ti) 現代化的國家主義(yi) 邏輯與(yu) 富強競爭(zheng) 的發展理性。但中國式現代化又是具有東(dong) 方文化的自然和諧倫(lun) 理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人民中心主義(yi) 之基礎的，不可能完全走西方式現代化的物質主義(yi) 、剝削主義(yi) 和破壞自然的老路。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是“綠色現代化”的生態文明宣言，中國式現代化努力尋求現代發展與(yu) 生態保育的最佳平衡，而文明之深度與(yu) 廣度就取決(jue) 於(yu) 這一平衡。

掩卷沉思，謝博士20年前在敖鄉(xiang) “田野沉浸”的學術姿態依稀浮現，那樣的深刻經曆、思想衝(chong) 擊與(yu) 現代化反思，必然伴其一生。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屬於(yu) 後發現代化類型，“規劃現代化”的屬性更為(wei) 強烈和凸顯，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講求天人合一，有著和平主義(yi) 、生態主義(yi) 的規範基因，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倫(lun) 理與(yu) 發展哲學傾(qing) 向人的全麵發展與(yu) 自然平衡。謝博士著作提出的敖鄉(xiang) “生態移民”與(yu) 新舊敖鄉(xiang) 的現代化調適難題，今天依然存在，但在二十大報告有關(guan) 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文明觀指導下，我們(men) 有理由期待上述難題會(hui) 得到一個(ge) 逐步完善的解決(jue) 。但我們(men) 也要客觀看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主導性和全球化秩序的競爭(zheng) 約束性，而需要培育一種積極開放的知識和實踐倫(lun) 理，在生態保育和現代化發展之間求得動態的平衡解，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雙軌互濟的進程中妥當安頓多元族群、價(jia) 值、生活方式與(yu) 意義(yi)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