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孔子觀、道統論及教育思想遺產(chan)

作者：劉強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內(nei) 容提要】蘇軾的思想世界豐(feng) 富多彩，儒、釋、道三教雜糅交織作為(wei) 一個(ge) 總體(ti) 判斷無可厚非，但如對其詩文下一番深思密察的功夫，則不難發現，如林語堂對蘇軾所做的“佛教徒”或“是一純然道家”之類的指認，顯然與(yu) 事實相去甚遠。實際上，在蘇軾心目中，不僅(jin) 孔子是其終生致敬效法的“聖人”和“吾師”，孔子和儒家所標舉(ju) 的仁義(yi) 禮樂(le) 更是其秉承弘揚的“道統”，而佛教和老莊則是其常加抨擊的對象。盡管蘇軾、蘇轍兄弟試圖調和三教之關(guan) 係，但其思想的立足點顯然還在儒家。與(yu) 此相應，蘇軾的“政教觀”“文教觀”和“情教觀”，也是植根於(yu) 孔子的德治和人格教育思想基礎之上的。蘇軾雖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教育家，但他留下的教育思想遺產(chan) ，對於(yu) 當下的教育生態頗具典範意義(yi) 和參考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蘇軾；孔子觀；道統論；教育思想

蘇軾（1037-1101）的思想融攝儒、釋、道，至為(wei) 豐(feng) 富與(yu) 博大，此已是學界之共識。然長期以來，盡管論者無不看到其作為(wei) 士大夫必然抱持的儒家思想，但相較而言，似乎更為(wei) 關(guan) 注其隨坎坷遭際而日漸突出的佛、道二家之旨趣。比如，擁有很多讀者的林語堂著《蘇東(dong) 坡傳(chuan) 》就多次提到，蘇軾是一位“佛教徒”，又說他“為(wei) 父兄，為(wei) 丈夫，以儒學為(wei) 準繩，而骨子裏則是一純然道家，但憤世嫉俗，是非過於(yu) 分明”[2]。其實，“憤世嫉俗，是非過於(yu) 分明”，與(yu) 其說是道家姿態，不如說正是儒家本色。而“佛教徒”之說，非不成立，唯當在承認其首先是一“儒教徒”之前提下，始更切實而得體(ti) 。

要言之，蘇軾之所以為(wei) 蘇軾，正如中國文化之所以為(wei) 中國文化一樣，明顯呈露出“一體(ti) 兩(liang) 翼”——儒學為(wei) 體(ti) ，釋、道為(wei) 翼——的思想格局與(yu) 文化精神。無兩(liang) 翼，則蘇軾的錦繡詩文不可能獲得輕盈飄舉(ju) 之態；無主體(ti) ，則鯤鵬亦不能扶搖而上，展翅圖南，並完成一次關(guan) 乎人生價(jia) 值理想與(yu) 文化終極追求的偉(wei) 大而又浪漫的“逍遙遊”。若把蘇軾比作一架飛機，釋、道兩(liang) 家提供了美麗(li) 的外形和飛翔的平衡，確保了其人格及美學上的多元和穩定；儒家思想則不僅(jin) 提供了機身（包括機頭、機艙、機尾），還供給了飛行必不可少的引擎、動能和燃料。在其春風得意、仕途坦蕩時是如此，在其貶謫異地、命運屯蹇，看似釋、道思想占據上風之時，尤其如此！

這一點，有其晚年謫居海南，卻依然笑看風月，吟詩作賦，修訂其在黃州所作的《易傳(chuan) 》和《論語說》，並終於(yu) 完成《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這“經學三書(shu) ”，便可窺見其大概。又其寫(xie) 於(yu) 離世前兩(liang) 月的《自題金山畫像》詩雲(yun)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e) ，黃州惠州儋州。”[3]以貶謫固窮之地為(wei) 功業(ye) 圓滿之處，豈偶然哉？[4]正如蘇軾詩雲(yun) ：“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yu) 窮達俱存亡。”[5]此一千古獨絕的生命覺悟和文化姿態，絕非佛、道二家所可造就，而隻能歸結於(yu) 其自幼浸淫、長大確立、終身踐行的儒者氣節與(yu) 淑世情懷。以下請就蘇軾的孔子觀、道統論及其教育思想遺產(chan) 三點申論之。

一、“聖人”與(yu) “吾師”——蘇軾的孔子觀

欲深入了解蘇軾思想之底色，隻需將其對儒、釋、道三教之不同論說排比分析即可，其中，尤以蘇軾如何看待孔子為(wei) 最切要者，亦最能窺見此中消息。蓋孔子之後的曆史人物，無論為(wei) 政、為(wei) 學，抑或為(wei) 人、為(wei) 文，無不與(yu) 孔子發生必然亦必要之聯係，故每一人之“孔子觀”之於(yu) 其個(ge) 人思想的最初與(yu) 最後之完成，實有舉(ju) 足輕重之地位與(yu) 無與(yu) 倫(lun) 比之價(jia) 值。孔子之後的思想人物，或則是戰國時“逃墨必歸於(yu) 楊，逃楊必歸於(yu) 儒”（《孟子·盡心下》）的思想爭(zheng) 鋒，或則是魏晉時“老莊與(yu) 聖教同異”（《世說新語·文學》）的現實抉擇，或則是中唐韓愈所謂“言道德仁義(yi) 者，不入於(yu) 楊，則歸於(yu) 墨；不入於(yu) 老，則歸於(yu) 佛”（《原道》），抑或是“北宋五子”及朱熹的“辟佛老”，更不論王陽明的“出入於(yu) 二氏”，“三變而至道”[6]，凡此種種，無不麵臨(lin) 一個(ge) “逃儒”還是“歸儒”、“去孔”抑或“尊孔”的“大哉問”！

正是在此一思想史的視域下，現代學者柳詒徵才會(hui) 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之文化，賴孔子而傳(chuan) ；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中國文化史》）曆史學家夏曾佑才會(hui) 說：“孔子一身直為(wei) 中國政教之源；中國曆史孔子一人之曆史而已。”（《中國古代史》）職是之故，當我們(men) 把目光投向蘇軾的“思想世界”時，就不得不將蘇軾的“孔子觀”作為(wei) 評判其“三教權重”的重要依據。

泛覽蘇軾詩文，不難發現，在蘇軾心目中，孔子道大德全，氣象萬(wan) 千，其地位是“無以尚之”的，既是“仰高鑽堅”的“聖人”，又是可以致敬效法的“吾師”。在《上富丞相書(shu) 》一文中，蘇軾寫(xie) 道：

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wei) 異眾(zhong) 之行，勇敢而不為(wei) 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qin) ，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yu) 貧，公良孺勇而至於(yu) 鬥，曾子孝而徇其親(qin) ，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7]

此文以“偏”與(yu) “全”為(wei) 說，凸顯弟子與(yu) 孔子之不同。因為(wei) “全”，故能致其“道”。然孔子之“全”，非僅(jin) 見於(yu) 氣象，亦且顯於(yu) “行事”。在《論孔子》一文中，蘇軾明確指出：

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ju) 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yu) 行事，至此為(wei) 無疑也。[8]

蘇軾認為(wei) ，相比齊國的宰相晏嬰，孔子秉公執法，遇事能斷，正因其有一種“以直養(yang) 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的“浩然之氣”！後來蘇軾入仕為(wei) 官，能直言極諫，獨立不回，“立朝大節極可觀”[9]，原因正在於(yu) 此。在《宰我不叛》一文中，蘇軾為(wei) 了給孔子之徒宰我洗刷冤屈，證明“吾先師之門”絕無“叛臣”，竟不惜對司馬遷口誅筆伐，斥其為(wei) “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yu) 蒙其詬”！[10]從(cong) “吾先師”到“吾師”，辭氣何其慷慨而深情！此蓋承陶淵明“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11]之餘(yu) 緒也。

蘇軾一生，對老、莊、楊、墨，甚至孟、荀、揚、韓，皆不無譏刺排詆，唯獨對孔子，幾無一字之褒貶。尤其在貶居黃州、惠州、儋州時，孔子之於(yu) 東(dong) 坡，幾乎可謂如影隨形，不離不棄[12]。如《與(yu) 陳季常十六首》雲(yun) ：“到惠州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雲(yun) ：‘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蘇軾一生多次貶謫，厄運不斷，但幾乎每一次遭遇挫折，孔子的形象都會(hui) 在其心中浮現，成為(wei) 其強大的精神支柱。貶居惠州之時，蘇軾的書(shu) 齋名都與(yu) 孔子的教誨有關(guan) ：“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13]甚至夜裏做夢，也會(hui) 想到孔子：“棄書(shu) 事君四十年，仕不顧留書(shu) 繞纏。自視汝與(yu) 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14]蘇軾在海南儋耳謫居三載，物質生活極為(wei) 貧乏，但其精神生活卻能發揚蹈厲，也是因為(wei) 有孔子：

“東(dong) 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15]

“仲尼實不死，於(yu) 聖亦何負”。[16]

“萬(wan) 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17]

“莫作天涯萬(wan) 裏意，溪邊自有舞雩風”。[18]

舞雩，蓋取《論語·先進》篇“風乎舞雩詠而歸”之義(yi) 。蘇軾在海南的最後一首詩《六月二十日渡海》雲(yun)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日也解晴。雲(yun) 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yu) 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le) 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zi) 遊奇絕冠平生。”[19]這裏，“魯叟乘桴”正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yu) 海”（《論語·公冶長》）之典，寄托自己無往而不適道，無處不可安放道心的豁達胸襟。又如《和陶遊斜川》詩雲(yun) ：“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le) 否。問點爾何如，不與(yu) 聖同憂。問翁何所樂(le) ，不為(wei) 由與(yu) 求。”[20]這分明是以夫子自詡了。可以說，蘇軾內(nei) 心深處，一直給儒家推崇的“聖人”留著不可褫奪的主腦地位，“聖人之道”也一直是其黽勉求之的價(jia) 值歸趨所在。無佛、老，不妨礙蘇軾所以為(wei) 蘇軾，無孔子，則蘇軾的精神世界恐怕將要坍塌太半！

蘇軾在貶謫“三州”（黃州、惠州、儋州）陸續撰成的“經學三書(shu) ”（即《易傳(chuan) 》《論語說》《書(shu) 傳(chuan) 》），之所以必欲“了得”而後快，既與(yu) 其對經典的無上崇敬不無關(guan) 係，亦可理解為(wei) 對“先師”孔子的遙遙致敬。蘇軾說：

到黃州，無所用心，輒複覃思於(yu) 《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chuan) 》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shu) 一旦複淪沒不傳(chuan) ，意欲寫(xie) 數本留人間。……而《易傳(chuan) 》文多，未有力裝寫(xie) ，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wei) 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21]

正因“窮苦多難”，才要究心於(yu) 經典，意欲傳(chuan) 之名山，成一家之言。寫(xie) 於(yu) 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的《書(shu) 合浦舟行》說：“餘(yu) 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歎息，吾何數此險也！已濟徐聞，複厄於(yu) 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shu) 》《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歎曰：‘天未欲使從(cong) 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22]可知在生死俄頃之際，蘇軾最為(wei) 牽掛的還是“經學三書(shu) ”能否傳(chuan) 世。若非其心中時刻住有一孔子，絕不至於(yu) 如此也。

二、“佛老之似”與(yu) “周孔之真”——蘇軾的道統觀

如上所述，蘇軾雖出入於(yu) 儒、釋、道三教，其思想複雜豐(feng) 富之程度古今罕見，但終其一生都不失為(wei) 一個(ge) “誌在行其所學”[23]的偉(wei) 大儒者，其平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不是出世離塵的佛、老，而是心係天下蒼生、誌在傳(chuan) 經弘道的聖人孔子，故其所誌、所行之道，亦可謂“聖人之道”。

眾(zhong) 所周知，最早推明儒家“道統”的是韓愈，在《原道》一文中，他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荀與(yu)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24]因為(wei) 要樹立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聖人之道”，就不得不對佛、老二氏有所排抵，此一思潮，由韓愈發端，蔓延至於(yu) 宋元明清。蘇軾的恩師歐陽修承韓愈之說雲(yun) ：

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lun) ，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yu) 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25]

這是對儒家“聖人之道”在形上思辨之學上具有無限詮釋可能性的一種發皇之論。蘇軾多篇文章論儒道，如《學士院試孔子從(cong) 先進論》《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禮義(yi) 信足以成德論》等文，皆以仁義(yi) 禮樂(le) 為(wei) 圭臬，在在可見其承傳(chuan) 有自、根深立定的儒者風範。

相較而言，佛、老之間，蘇軾對老莊的批判尤其峻烈。如《韓非論》雲(yun) ：“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wei) 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遊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yu) 無有……自老聃之死百餘(yu) 年，有商鞅、韓非著書(shu) ，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yu) 勝、廣之亂(luan) ，教化不足，而法有餘(yu) ，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26]此文本為(wei) 批判法家，卻將“韓非之罪”追溯至老、莊，認為(wei) “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wei) 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yu) 今，凡所以亂(luan)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wei) 之所也。”（同上）此一番論述勢大力沉，足以破解“老子與(yu) 韓非同傳(chuan) ”[27]之千古謎團。可知在蘇軾心目中，不僅(jin) 楊、墨，甚至老、莊、申、韓，皆為(wei) “異端”。此與(yu) “北宋五子”之相關(guan) 論說，實無二致。又其《六一居士集敘》雲(yun) ：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yu) 孔氏，而亂(luan) 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yu) 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yu) 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yu) 孔氏，著禮樂(le) 仁義(yi) 之實，以合於(yu)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yu)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歐陽子沒十有餘(yu) 年，士始為(wei) 新學，以佛老之似，亂(luan) 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zhuan) 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28]

此文將歐陽修與(yu) 韓愈並論，也是基於(yu) 儒家的“道統”觀。尤其“以佛老之似，亂(luan) 周孔之真”一語，更是沉著痛快，一語破的。又如《禦試製科策一道（並策問）》一文，蘇軾對皇帝製策中“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nei) 虛耗”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認為(wei) ：“孝文之所以為(wei) 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wei) 失者，則是用老也。……今夫有國者徒知循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wei) 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wei) 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yu) 宴安，徹去禁防，而為(wei) 天寶之亂(luan) 也。”[29]不用說，這還是崇儒斥老的論調。

對道家是如此，對佛家呢？通常認為(wei) ，蘇軾貶居黃州之後，便出入佛、老，有其與(yu) 多位僧人交往、且自號“東(dong) 坡居士”可證。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且看蘇軾自己怎麽(me) 說：

“佛書(shu) 舊亦嚐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nong) 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yu) 不去也。……學佛老者，本期於(yu) 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wei) 無害。”[30]

“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雲(yun) 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31]

蘇軾明說自己於(yu) 佛學“闇塞不能通其妙”，“不知其所自入”，應該不是自謙。也許他未嚐不想參禪悟道，然孔子的聲音始終縈繞耳邊，使其終不至於(yu) “離經叛道”。至於(yu) 與(yu) 佛僧交往，也不難理解，蘇軾曾以韓愈為(wei) 例，稱“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32]此亦可視為(wei) 蘇軾本人的“夫子自道”。不唯如此，蘇軾還曾批評僧人：“至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嚐究其語矣，大抵務為(wei) 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cong) 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麵頸發赤，然業(ye) 已為(wei) 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yu) 僧，慢侮不信如此。”[33]這裏，“外道魔人”正是僧人對蘇軾的評價(jia) ，而“吾之於(yu) 僧，慢侮不信如此”，則是其坦率自陳，適可見其絕非佛道之徒也。

蘇軾對佛教的態度在其臨(lin) 終時的表現中盡顯無遺。據惠洪《跋李豸吊東(dong) 坡文》載：“東(dong) 坡沒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又據傅藻《東(dong) 坡紀年錄》，東(dong) 坡臨(lin) 終之際，與(yu) 僧人維琳應對，有“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之偈。維琳不明其意，東(dong) 坡則索筆答雲(yun) ：“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東(dong) 坡彌留之際，維琳“叩耳大聲雲(yun) ：“端明亦勿忘（西方）！”東(dong) 坡曰：“西方不無，但個(ge) 裏著（力）不得！”[34]明是不願就範之意。所以，盡管蘇軾被載入禪宗之“燈錄”，歸在臨(lin) 濟宗黃龍派東(dong) 林常總（1025-1091）的弟子之列[35]，但直至蘇軾臨(lin) 終前，護國景元（1094-1146）禪師卻說他是禪學“門外漢”（釋曉瑩《羅湖野錄》卷四），這不是沒有緣由的。正如陶淵明曾籃輿訪慧遠大師，卻不入白蓮社一樣，蘇軾終究還是一個(ge) 儒家的信徒。其晚年寫(xie) 於(yu) 海南的《和陶神釋》詩雲(yun) ：“莫從(cong) 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yu) 佛國，終恐無是處。……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36]此最能見出其最終的思想歸趣。

盡管蘇軾所論之“道”，頗有“自然之道”的成分，但其對仁義(yi) 禮樂(le) 的堅守，又使其道回歸於(yu) 周、孔。“蘇軾的‘道’概念，其主要的意義(yi) 不在形而上方麵，而在它作為(wei) 一切事物及規律的總名方麵。……在蘇軾的時代，儒家學者早已不滿足於(yu) 韓愈那種訴諸列聖相承之權威性的‘道統’論，而要求把‘道’建立在實際事理之真的基礎上，他們(men) 相信世間的所有事物都是有個(ge) 道理可以追究的，而且也應當依此道理來處置事物，如果一切都處置得當，那也就是依‘道’行事了。”[37]這一點在蘇轍的文章中說得更為(wei) 明白：

老佛之道與(yu) 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yu) 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38]

這裏的“吾道”與(yu) “吾教”，顯然是指以仁義(yi) 禮樂(le) 為(wei) 圭臬的“儒道”與(yu) “儒教”。由此可知，盡管蘇軾兄弟試圖調和三教之關(guan) 係，但其立足點顯然是儒家而非佛、老。王水照、朱剛二先生所著之《蘇軾評傳(chuan) 》認為(wei) ，“蘇軾在文化史上的意義(yi) 之大在於(yu) ，他不曾遁入佛老的出世之路，而尋求到了另一種入世的價(jia) 值。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卻以廟堂價(jia) 值為(wei) 旨歸，佛老思想在理論上是肥遁於(yu) 廟堂之外的，卻又走向出世。蘇軾受佛老思想滋養(yang) 而得以超越廟堂，但不由此從(cong) 其出世，卻仍保持了對人生、對世間美好事物的執著於(yu) 追求，他為(wei) 自己的精神尋找到了真正足以棲居的大地。”此論敏銳地捕捉到蘇軾之於(yu)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獨特價(jia) 值，對於(yu) 我們(men) 深入理解蘇軾的思想結構頗具啟發意義(yi) 。但作者接著又說：“‘大地’的意義(yi) 就是：一種入世的，卻不指向廟堂的價(jia) 值所寄。……蘇軾找到的確實是一種自足的圓滿的生存價(jia) 值，而其依托之地，恰恰與(yu) 三教都不相同，它不在世外，也不在廟堂，而在包括廟堂與(yu) 廟堂之外的廣闊世界的世內(nei) ……”[39]這就把蘇軾的思想世界孤懸於(yu) 三教之外了。竊謂“大地”並非是儒家思想的“異質化”存在，而“廟堂價(jia) 值”也僅(jin) 是儒家“外王之學”之“旨歸”——如果我們(men) 擺脫對儒家的“現代性成見”，仔細尋繹蘇軾生平思想演進之軌跡，則不難發現，其思想的最終落腳點，正是儒家的“內(nei) 聖之學”，而非“另一種入世的價(jia) 值”。盡管儒釋道三教並稱，然究其實，在古代士人的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中，儒學或儒教所涵蓋的價(jia) 值空間還是要比佛、道二家為(wei) 大。餘(yu) 英時先生說：“儒學不隻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麵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係統，從(cong) 一個(ge) 人自生至死的整個(ge) 曆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範圍之內(nei) 。”[40]不妨說，儒家思想正是一種在“大地”上安頓生命的思想體(ti) 係。離開了“廟堂”，還有“田園”和“山林”可以“棲遲”，還有“江湖”和“海島”可以“乘桴”！

正是在這一點上，蘇軾和遠離“廟堂”，“結廬在人境”“守拙歸園田”的陶淵明找到了精神上的聯係，產(chan) 生了強烈的共鳴。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liang) 位曆史上最偉(wei) 大的詩人，都是以孔子為(wei) “先師”，且都是從(cong) “佛老之似”中全身而退，最終去擁抱“周孔之真”的。看不到這一點，就難以抵達蘇軾“思想世界”的真正“腹地”和“原鄉(xiang) ”。

三、從(cong) “政教”到“情教”——蘇軾的教育思想遺產(chan)

從(cong) 其一生履曆而言，蘇軾首先是一政治家，其次才是一文學家，再次，則勉強可以算是一教育家——之所以說勉強，蓋因其誌不在此。然而，蘇軾之思想和人格，卻又是極具教育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的，故我們(men) 特以“教育思想遺產(chan) ”名之。如前所述，因為(wei) 蘇軾有著基於(yu) 儒家的“道統”觀，故其雖不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教育家，卻始終能夠秉承著儒家“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化民成俗”的教化精神。所以，當我們(men) 梳理蘇軾的教育思想和言論時，會(hui) 發現佛、老的影子再不複見，屹立在我們(men) 麵前的，純然是一個(ge) “道理貫心肝，忠義(yi) 填骨髓”[41]的儒者形象了。關(guan) 於(yu) 蘇軾的“教育思想”，學界已有不少論述[42]，這裏僅(jin) 就“政教”、“文教”、“情教”三端簡論之。

（一）“敦教化”與(yu) “興(xing) 學校”的政教觀。

蘇軾在教育上的言論往往是建立在“治道”基礎上的，故其常從(cong) 大處立論，不離“聖人之道”，其中尤為(wei) 重視“敦教化”。他說：

安萬(wan) 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yu) 天下，所恃以為(wei) 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yu) 為(wei) 善，而不可與(yu) 為(wei) 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yi) 。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yu) 為(wei) 善，而忸怩於(yu) 不義(yi) ，是故有所不為(wei) 。[43]

這裏，“安萬(wan) 民”與(yu) “敦教化”，相輔相成，正是蘇軾“政教觀”的核心觀點。至於(yu) 如何敦教化，自然離不開儒家的仁義(yi) 禮樂(le) 孝悌忠信之道。孔子在論述治國之道時，曾提出“庶富教”三部曲（《論語·子路》），孟子也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孔、孟的這種以教代政的思想，正是蘇軾政教觀的理論源頭。

其次，則是“興(xing) 學校”與(yu) “課百官”，這又涉及取士也即用人的問題了。蘇軾說：“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yu) 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ju) 之利。……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jue) 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yu) 聖人，而皆泛濫於(yu) 辭章，不適於(yu) 用。”[44]這裏，“聖人之道”依舊是判斷學校及科舉(ju) 取士的最大標準。在《南安軍(jun) 學記》中，蘇軾說：“古之為(wei) 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jin) 存耳。古之為(wei) 學者四，其大者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又說：“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yu) 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45]可見，其對學校和教育的要求有二，一是取士，一是論政，二者缺一不可。作為(wei) 一位以直言極諫著稱的士大夫，蘇軾的言論觀頗有與(yu) 現代民主相通之處。

具體(ti) 到學校教育之主旨，蘇軾主張崇“實學”而黜“浮誕”，實則就是斥佛、老之“浮誕”，歸經術之“實學”[46]。說到“設科立名”，蘇軾不無隱憂地指出：“夫欲行德行，在於(yu) 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yi) 莫不義(yi) ’，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與(yu) 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為(wei) 偽(wei) 也。”[47]這分明是主張君主要“為(wei) 政以德”，率先垂範，此又本自孔、孟之“德治”思想，可無疑也。

（二）“文與(yu) 道俱”與(yu) “技道兩(liang) 進”的“文教”觀。

這裏所謂“文教”，乃取其狹義(yi) ，僅(jin) 指蘇軾的文學價(jia) 值論和教化觀。作為(wei) 一代文豪，蘇軾對於(yu) 文學的理解絕非泛濫辭章式的，而是遵循孔子之教，強調“辭達”。因為(wei) “辭達”，則“文不可勝用”，“有意於(yu) 濟世之實用”[48]，分明是強調文學的經世致用。這依舊是儒家的文學觀。惟其如此，蘇軾才主張“文與(yu) 道俱”，也即“文以載道”：“我所謂文，必與(yu) 道俱。”[49]“詩文皆奇麗(li) ，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yu) 大道。”[50]也就是說，蘇軾絕不是“為(wei) 藝術而藝術”的一派，而是“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白居易《與(yu) 元九韋》）的一派。又，蘇軾推崇韓愈，也是因為(wei) 其文合道：“自東(dong) 漢以來，道喪(sang) 文弊，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關(guan)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51]

當然，作為(wei) 一位藝術家，蘇軾絕不排斥“技藝”，隻不過，他依舊遵循孔子“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論語·述而》）的教誨，一方麵主張“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yu) 心，不形於(yu) 手”[52]，另一方麵又強調“技道兩(liang) 進”：“少遊近日草書(shu) ，便有東(dong) 晉風味，作詩增奇麗(li) ，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遊乃技道兩(liang) 進也。”[53]無論“技而進乎道”[54]，抑或“技道兩(liang) 進”，無不強調“道”對於(yu) “文”的決(jue) 定作用。

論文如此，論詩亦然。惠洪《冷齋夜話》卷五記蘇軾評柳宗元《漁翁》詩[55]雲(yun) ：“東(dong) 坡雲(yun) ：‘詩以奇趣為(wei) 宗，反常合道為(wei) 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liang) 句，雖不必亦可。’”又，清人吳喬(qiao) 《圍爐詩話》卷一：“子瞻雲(yun) ：‘詩以奇趣為(wei) 宗，反常合道為(wei) 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為(wei) 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luan) 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蘇軾的“反常合道”，讓人想起漢儒的“守經達權”，“達權”和“反常”，類乎俄國形式主義(yi) 之“陌生化”理論，蓋指要有形式和語言上的新變，“守經”與(yu) “合道”則強調萬(wan) 變不離其宗，“反常”而不“反道”，依舊是以儒家中庸美學為(wei) 旨歸的。可見，蘇軾的“文教”觀依舊是建構於(yu) 儒家“道統論”基礎上的。這一文教觀上承杜甫、韓愈、白居易和歐陽修，下啟“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的文學創作，不僅(jin) 最具生命力，同時也是最具藝術性的。

（三）“崇真尚實”與(yu) “惡其不情”的“情教”觀。

除了“政教”與(yu) “文教”，蘇軾對“人情”的標舉(ju) 和身體(ti) 力行更值得今人汲取，我們(men) 姑且謂之“情教”。情者，實也，真也。故蘇軾之“情教”又與(yu) 其“循名責實”“崇真尚實”的思想若合符節。前引《策別安萬(wan) 民一》中，蘇軾對“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的“世之儒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他們(men) “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56]又說：“儒者之患，患在於(yu) 名實之不正。”[57]在《韓愈論》中，蘇軾說：“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le) 之者。……韓愈之於(yu) 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le) 其實。”[58]他認為(wei) ，“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yu) 人情”。[59]“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yu) 人情，是以久傳(chuan) 而不廢。”[60]還說：“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yu) 情者而先之。”[61]

這就把“名實”問題引申到“性情”之辨了。蘇軾反對當時儒者“以為(wei) 喜怒哀樂(le) 皆出於(yu) 情，而非性之所有”的觀點，認為(wei) “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yi) ，有哀樂(le) ，而後有禮樂(le) 。以為(wei) 仁義(yi) 禮樂(le) 皆出於(yu) 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也就是說，性情本是一體(ti) ，“離性以為(wei) 情”，猶如“離實以求名”[62]。蘇軾還說：“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yu) 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wei) 嫌，欲隱則隱，不易去之為(wei) 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63]這種“崇真尚實”的主張，與(yu) 其父蘇洵《辨奸論》所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wei) 大奸慝”，可謂一脈相承，其來有自。不用說，這是蘇氏父子針對王安石新法的“不近人情”而表達的“不同政見”。

不過，蘇軾的重視“人情”，並非毫無節製，而是斟酌乎“禮”的。他認為(wei) ，“磐折百拜”之禮看起來有些強“人情”之所難，但如果“反其本而思之”，無非是讓人不至於(yu) “將裸袒而不顧”，“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wei) 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yu) 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yu) 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64]。蘇軾還說：“禮之近於(yu) 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yu) 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yu) 此也。”[65]毋寧說，蘇軾最為(wei) 看重的隻是“人情”之“真”，而非“人情”之“偽(wei) ”；隻是“人情”之“禮”，而非“人情”之“野”。此又可見蘇軾之“情教”，依舊是以儒家“禮教”為(wei) 旨歸的。

以上三點，看似歧異紛出，實則皆可以落實在蘇軾之“人格”上。“政教”“文教”和“情教”，無不歸本於(yu) “人教”，也即“成人之教”，猶今所謂“人格教育”。竊以為(wei) ，這是蘇軾對於(yu) 當今時代而言，最為(wei) 重要的“教育思想遺產(chan) ”。而所謂人格教育，其實正是儒家的成人、立人、達人、愛人之君子養(yang) 成教育。孔子的“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論語·泰伯》），即“在《詩》的熏陶中興(xing) 起人格，在禮的踐行中挺立人格，在樂(le) 的涵養(yang) 中成就人格”[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等教言，其實就是全方位的人格教育。蘇軾出身蜀中儒學世家，自然是人格教育的受益者，這使其最終雖不以“經師”立名，卻能以“人師”立命，其如高山流水、光風霽月般的偉(wei) 大人格，成為(wei) 後世文人士子乃至匹夫匹婦歆羨和膜拜的偶像。

蘇軾的一生就是一部人格教育的“偉(wei) 大史詩”。其幼年受教、青年成才的經曆可以為(wei) 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勵誌教育”提供鮮活的個(ge) 案[67]；其多次貶謫、愈挫愈奮、樂(le) 觀豁達、百折不撓的精神更是“挫折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一生重情，無論父子情、兄弟情、夫妻情、師生情、朋友情、同僚情，無不一往情深，更是“情感教育”或曰“情商教育”的最佳楷模；而蘇軾一生熱愛生活，無論在哪裏都能發現美，衣食住行、筆墨紙硯、山水田園、鳥獸(shou) 蟲魚等，無不讓他深情相與(yu) ，如對故舊——這又是“生活教育”和“審美教育”的豐(feng) 富寶藏！就此而言，蘇軾雖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教育家”，但卻是最具“教育家”人格氣質的，堪稱一部最具典範意義(yi) 和參考價(jia) 值的永遠的“活教材”！

蘇軾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68]此言雖是論晁錯，但移諸對蘇軾本人的評價(jia) ，亦可謂恰如其分。唯其有此一種“超世之才”和“堅忍不拔之誌”，蘇軾才在“文格”與(yu) “人格”上，實現了最終的、也是最具文化價(jia) 值和生命意義(yi) 的“完滿”和“圓成”。

2020年10月19日完稿於(yu) 守中齋

[1] 作者簡介：劉強（1970—），文學博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係“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代碼：03002150011）階段性成果。
 
[2] 林語堂：《蘇東坡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頁。
 
[3] 《蘇軾詩集》卷四十八48，([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641頁。
 
[4] 詳參劉強：《蘇軾的“平生功業”與“憂困書寫”——兼論蘇軾揚州“和陶”之緣起及其晚年心境》，《孔學堂》2021年第3期，第71-79頁。
 
[5] （宋）蘇軾：《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蘇軾詩集》卷四十一41，前揭書，第2245頁。
 
[6] （[明]）錢德洪：《刻文集序說》，《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74頁。
 
[7] 《蘇軾文集》卷四十八48，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76頁。
 
[8] 《蘇軾文集》卷五5，前揭書，第150頁。
 
[9] 《宋史·劉安世傳》。
 
[10] （宋）蘇軾：《宰我不叛》，《蘇軾文集》卷六十五65《史評》，前揭書，第2001-2002頁。
 
[11] （東晉）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之二。
 
[12] 參見劉強：《蘇軾的“平生功業”與“憂困書寫”——兼論蘇軾揚州“和陶”之緣起及其晚年心境》，《孔學堂》2021年第3期。
 
[13] （宋）蘇軾：《用前韻再和孫誌舉》，《蘇軾詩集》卷四十五45，第1440頁。又，《答毛澤民七首五》雲：“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閑知之。”同書，第1572頁。
 
[14] （宋）蘇軾：《夜夢》，《蘇軾詩集》卷四十一41，第2252頁。
 
[15] （宋）蘇軾：《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蘇軾詩集》卷39，第21342103頁。
 
[16] （宋）蘇軾：《和陶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九，《蘇軾詩集》卷三十九39，第2134頁。
 
[17] （宋）蘇軾：《過黎君郊居》，《蘇軾詩集》卷四十七47，第2560頁。
 
[18] （宋）蘇軾：《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之二》，《蘇軾詩集》卷四十二42，第2322頁。
 
[19]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四十三43，第2366頁。
 
[20]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四十二42，第2319頁。
 
[21] （宋）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蘇軾文集》卷四十八48，第1380頁。
 
[22] 《蘇軾文集》卷七十一71，第2277頁。
 
[23] 宋孝宗趙昚《蘇軾文集序》稱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誌在行其所學”。見《蘇軾文集》卷七十三73，第2385頁。
 
[24] （[唐]）韓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劉真倫、嶽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頁。
 
[25]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42《韻總序》。
 
[26] 《蘇軾文集》卷四4，第102頁。
 
[27] 《南史·王敬則傳》載，王儉羞與王敬則同列，曰：“不圖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後世每將擬不於倫的兩者並列，以“老子韓非同傳”譏之，實則韓非與老子，實有內在理路之承傳也。
 
[28] 《蘇軾文集》卷十10，第316頁。
 
[29] 《蘇軾文集》卷九9，第297頁。
 
[30] （宋）蘇軾：《答畢仲舉二首》，《蘇軾文集》卷五十六56《尺牘》，第1671-1672頁。
 
[31] （宋）蘇軾：《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蘇軾文集》卷十二12，前揭書，第390頁。
 
[32] （宋）蘇軾：《記歐陽論退之文》，《蘇軾文集》卷十二12，前揭書，第2055頁。
 
[33] （宋）蘇軾：《中和勝相院記》，《蘇軾文集》卷十二12，前揭書，第384頁。
 
[34] 詳參王水照：《蘇軾的“終極關懷”》，見氏著：《蘇軾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2-143頁。
 
[35] 《五燈會元》卷十七載：“內翰蘇軾居士，字子瞻，號東坡。宿東林日，與照覺常總禪師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36] 《蘇軾詩集》卷四十二42，第2307頁。
 
[37]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114頁。
 
[38] 《蘇轍集·欒城後集》卷九9《曆代論·梁武帝》。
 
[39]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第327-328頁。
 
[40] 餘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見《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54頁。
 
[41] （宋）蘇軾：《與李公擇十七首》之十一，《蘇軾文集》卷五十一51，第1500頁。
 
[42] 詳參張帆：《蘇軾教育思想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43] （宋）蘇軾：《策別安萬民一》，《蘇軾文集》卷八8，前揭書，第253頁。
 
[44] （宋）蘇軾：：《策總敘》，《蘇軾文集》卷八8，第225頁。
 
[45] 《蘇軾文集》卷十一11，前揭書，第373頁。
 
[46] （宋）蘇軾：《議學校貢舉狀》，《蘇軾文集》卷二十五25，第725頁。
 
[47] （宋）蘇軾：《議學校貢舉狀》，《蘇軾文集》卷二十五25，第724頁。
 
[48] （宋）蘇軾《答謝民師推官書》：“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虔倅俞括》：“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誌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又，《與王庠書》：“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蘇軾文集》，第1418、1793、1422頁。
 
[49] （宋）蘇軾：《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潁州）》，《蘇軾文集》卷六十三63，第1956頁。
 
[50] （宋）蘇軾：《答陳師仲主簿書》，《蘇軾文集》卷四十九49，第1248頁。
 
[51]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蘇軾文集》卷十七17，第508頁。
 
[52] （宋）蘇軾：《書李伯時山莊圖後》，《蘇軾文集》卷70，第2211頁。
 
[53] （宋）蘇軾：《跋秦少遊書》，《蘇軾文集》卷69，第2194頁。
 
[54] （宋）蘇軾：《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輪扁行年七十二老於斫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蘇軾文集》卷六十六66，第2067頁。
 
[55] （唐）柳宗元《漁翁》詩雲：“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
 
[56] （宋）蘇軾：《策別安萬民一》，《蘇軾文集》卷八8，第254頁。
 
[57] （宋）蘇軾：《周公論》，《蘇軾文集》卷三3，第86頁。
 
[58] （宋）蘇軾：《韓愈論》，《蘇軾文集》卷四4，第113-114頁。
 
[59] （宋）蘇軾：《中庸論中》，《蘇軾文集》卷二2，第61頁。
 
[60] （宋）蘇軾：《詩論》，《蘇軾文集》卷二2，第55頁。
 
[61] （宋）蘇軾：《策別安萬民一》，《蘇軾文集》卷八8，第255頁。
 
[62] （宋）蘇軾：《韓愈論》，《蘇軾文集》卷四4，第114-115頁。
 
[63] （宋）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蘇軾文集》卷六十八68，第2148頁。
 
[64] （宋）蘇軾：《中庸論中》，《蘇軾文集》卷二2，第62頁。
 
[65] （宋）蘇軾：《秦始皇帝論》，《蘇軾文集》卷三3，第80頁。
 
[66] 劉強：《論語新識》，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225頁。
 
[67] 蘇軾《鳧繹先生詩集敘》自述蘇洵文章之教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物已見其兆也。’……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蘇軾文集》卷十）這一番教誨對蘇軾為人為文之影響，如影隨形，伴隨終身。“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送人序》，《蘇軾文集》卷十）蘇氏之家學，可謂不俗之學也。不唯得聆父教，蘇軾的母親程氏亦給其最好的家庭熏陶。又《宋史》本傳載：“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此一家教故事傳誦不衰，正因其對於塑造蘇軾之誌向與人格關係至大。
 
[68] （宋）蘇軾：《晁錯論》，《蘇軾文集》卷四4，第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