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辯在宋代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宋初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問題;北宋理學創立期注重儒佛大防;南宋深入理論內(nei) 部進行思想辨析。宋代儒佛關(guan) 係錯綜複雜,是因為(wei) 隨著儒學自身的發展,辟佛的重點、辟佛所要達成的目標也在不斷變化。
公羊學家通過對為(wei) 父絕母當否、為(wei) 國誅兄義(yi) 否、為(wei) 父滅國可否三事的討論,提示出一條新的路徑:重視秩序建構,申明公高於(yu) 私,在嚴(yan) 辨公私之分的同時兼顧親(qin) 親(qin) 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濫而導致的以私滅公之弊,又規避了因過傷(shang) 人情而流於(yu) 暴政之患。
在朝鮮人筆下,漢人會(hui) 為(wei) 衣冠頭發而哭泣,有人因見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鮮,還有人通過偷穿戲服、家藏舊衣或朝鮮冠服來體(ti) 驗“漢衣冠”。甚至滿洲人,也對“漢衣冠”表達出欣賞與(yu) 向往,其中或有誇張與(yu) 想象。到晚清,朝鮮人則配合清朝防範太平天國可能利用“朝鮮服色”。衣冠頭發之悲,則指向了明治維新後改穿西裝的日本。
《易傳(chuan) 》中的乾元與(yu) 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極與(yu) 乾元、坤元的關(guan) 係問題一直伴隨著中國易學詮釋史和哲學史的發展。清代漢學興(xing) 起以後,不少易學家又在漢代易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jue) 此問題的思路。惠棟以“元”解釋太極,反對以“無”來解釋太極。張惠言從(cong) 畫卦的角度以為(wei) 乾元即是畫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極,並且直接斷定“坤無元”,此說為(wei) 姚配中···
明儒羅近溪基於(yu) 自身的生命體(ti) 驗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個(ge) 以易學的生生觀念為(wei) 形上基礎,以“不學不慮”“百姓日用”為(wei) 工夫判準,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為(wei) 核心的仁學體(ti) 係。這一體(ti) 係十字打開,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特點,是儒家仁學本體(ti) 化、社會(hui) 化在明代最成功的範例。係統闡發羅近溪的仁學思想,對於(yu) 建構當代的新仁學,實現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朱熹的禮學思想受到了張載的禮學思想的影響,主要體(ti) 現在“以禮為(wei) 教”、“尊禮貴德”和生活之禮這三個(ge) 方麵。朱熹對張載之禮既肯定又有所發展。朱熹主要解決(jue) 理論係統內(nei) 部存在的風險和係統外部學者的挑戰,意在正君心;張載主要是解決(jue) 秦川之地周禮疲弊的問題,意在移風易俗。由此可見二者的區別與(yu) 聯係。
孟子對仁之實的討論,是在文質論的架構中展開的,需要加以節文,而對仁之端則需要擴充。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並不相同,是交錯展開的。作為(wei) 仁之實的事親(qin) 即親(qin) 親(qin) ,根本上來自生生,卻不等於(yu) 自然的生生,而是因對生之反思性確認而產(chan) 生的德性,這與(yu) 以康德為(wei) 代表的西方倫(lun) 理是非常不同的。由消極的惻隱之心來理解人性,是孟子人性論中非常獨到的人性論···
針對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和國家認同論,能否提出基於(yu) 中華文明的係統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時代愈發顯示出切要性。錢穆從(cong) 宗教學切入中外文明比較,特別注重闡發與(yu) 心教相為(wei) 表裏的禮教論,將其置於(yu) 文明類型說的立國政教視野中加以鑒別,預示出亨廷頓命題的一個(ge) 替代性思路。
魯穆公時代,一些心係魯國之士在比較齊魯兩(liang) 國發展道路及政治現狀的基礎上充分注意到了“尊賢”的重要性,進而導向兩(liang) 種學說:墨子貫徹了徹底“尊賢”的原則,明確打出“尚賢”的旗幟,由此發展出一套功利之學;子思則逼問“尊賢”何以可能,深入探索“知賢”的理論問題,藉此將儒學引向了一種心性之學
孔子仁學重心不在於(yu) 從(cong) 認識論維度界說“仁是什麽(me) ”,也不單純在道德層麵表述“應該”,而是更多地關(guan) 注身心合一。這種審美境界的仁學,對外在客觀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蘊含自由與(yu) 自由意誌色彩。弟子曾子從(cong) 兩(liang) 個(ge) 層麵深化孔子仁學:其一,從(cong) 氣論論證“人性仁”;其二,從(cong) 工夫論的視域詮釋仁,將仁學“下貫”於(yu) 經驗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從(cong) 個(ge) 體(ti) 生命養(yang) 護的角度看,孟子的學說可以視為(wei) 一種養(yang) 生哲學,其宗旨是“事天俟命”,即養(yang) 生以事天和修身以俟死。由此,養(yang) 生獲得了終極信仰的意義(yi) 。就此而論,孟子的“心學”就是一套養(yang) 生心法。
討論陽明心學的當代價(jia) 值,繞不過熊十力。在熊十力看來,自己的體(ti) 用論、天人論等便是對陽明良知說的當代價(jia) 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與(yu) “大易”合而觀之,讓“良知在什麽(me) 意義(yi) 上是本體(ti) ,在什麽(me) 意義(yi) 上又不是本體(ti) ”成為(wei) 一個(ge) 核心問題。在人類存在狀態還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統禦坤”的本體(ti) 論立場、量論以通玄的方法、···
說到魏晉風度,當然離不開藥與(yu) 酒[1]。有意味的是,藥與(yu) 酒,雖都是訴諸口腹之欲的身外之物,最終卻極大地影響了一個(ge) 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方麵,這當然與(yu) 魏晉特殊的政治社會(hui) 生態有關(guan) ,另一方麵,也可視為(wei) 思想領域中諸如“形神”“內(nei) 外”“情禮”“名教自然”等的緊張關(guan) 係,在士人心態和行為(wei) 方式上的折射和投影。
熊十力在其體(ti) 用哲學體(ti) 係的創建過程中經曆了一些思想轉變,其中的一個(ge) 重要轉變體(ti) 現在他對眾(zhong) 生是否同源這一問題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紀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認為(wei) 有情眾(zhong) 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後,他卻一改之前的看法,堅稱眾(zhong) 生同源、萬(wan) 物一體(ti) 。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統治者所接受,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製度化表達。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響了百姓的生活,民間的“拜天”“敬天”,可謂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體(ti) 現。儒家的“天信仰”,實為(wei) 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權利”的行使和表達。
孟子誌在興(xing) 王道仁政,他要自別於(yu) 挾術自重遊士的“妾婦之道”,另立道統,以道導政,擔任君師,引領君心通達聖王。與(yu) 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賢相輔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於(yu) 自身達成聖境,而是能夠將國家托付給賢相與(yu) 王者師的指導。
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道德”或“仁義(yi) 道德”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從(cong) 孝悌到為(wei) 政、從(cong) 情感到禮法、從(cong) 需要到權利、從(cong) 個(ge) 人修身到社會(hui) 治理和民生疾苦等無不與(yu) 之相關(guan) ,並涉及儒道墨等各家“仁”說。得“仁道”者生,但“不仁”之道也有自身的價(jia) 值。從(cong) 仁義(yi) 到“生生”,都在不斷充實著“道德”的內(nei) 涵並為(wei) 其實現提供最重要的生機活力。
本文以張、程對天文現象的關(guan) 注程度和解釋方式的不同為(wei) 核心,揭示出張載的形上學建構中引入“鼓天下之動”的“神”在思理上的必要性。張載之所以措意於(yu) 天體(ti) 運行和天文現象的理論闡釋,根本上還是由其對風俗教化中複原古代禮樂(le) 的切要性的信念決(jue) 定的。
在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傳(chuan) 統儒學雖然受到來自魏晉玄學、佛教、道教的衝(chong) 擊和挑戰,但仍是官方意識形態和全社會(hui) 普遍尊奉的道德準則。隨著中原喪(sang) 亂(luan) 、晉室南渡,儒學從(cong) 中原漢文化圈向塞北、遼東(dong) 、涼州、江南、嶺南等民族地區傳(chuan) 播輻射。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不僅(jin) 加深了對政權正統觀的反思,也強化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認同意識,更為(wei) ···
古代中國的“王教”是政教一體(ti) 的古代中國的製度、組織、教化體(ti) 係,即國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者是為(wei) 國家宗教服務的人士。六經原先不是儒家經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獻。漢興(xing) ,因應一體(ti) 性的國家治理與(yu) 宗教建設的需要,武帝在“縉紳先生”建議封禪的推動下,重視宗教建設,遂表彰六經。由於(yu) 孔子整理經典並以全部經典教學,諸子中唯有儒家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