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師與(yu) 賢能政治：孟子“不見諸侯”義(yi) 發微

作者：田豐(feng) （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船山學刊》2023年第2期

摘要：“不見諸侯”在孟子既是寧死不可違之大禮，也是道義(yi) 大節。孟子誌在興(xing) 王道仁政，他要自別於(yu) 挾術自重遊士的“妾婦之道”，另立道統，以道導政，擔任君師，引領君心通達聖王。王位與(yu) 德性的合一需要罕見的運氣，但布衣聖賢出現就可能輔佐出新聖王。與(yu) 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賢相輔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於(yu) 自身達成聖境，而是能夠將國家托付給賢相與(yu) 王者師的指導。這是孟子麵對“後聖王時代”的現實大勢時，給出的新的賢能政治方案。“不見諸侯”既承載了孟子“以道導政”的理想及其達成方式——為(wei) 王者師，也是他接續政、道兩(liang) 統的曆史擔當。

關(guan) 鍵詞：孟子; 不見諸侯; 以道導政; 王者師; 遊士; 道統; 賢能政治; 

引 言

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了這樣一個(ge) 故事：

王聖美為(wei) 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yu) 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嚐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yi) 。”主人問：“不曉何義(yi) ?”聖美曰：“從(cong) 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cong) 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yi) ?”聖美曰：“既雲(yun) 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1]144

這隻是一個(ge) 機智的笑話，如果此官能夠稍微博聞廣識一些，便可以引用《史記》來解答質疑【1】。但“不見諸侯”確是《孟子》書(shu) 一大關(guan) 節，據筆者粗略統計，《孟子》全書(shu) 中，涉及不同人等與(yu) 王侯關(guan) 係的進退出處考慮，及其相關(guan) 的辯駁論述材料，竟占了此書(shu) 近三分之一篇幅【2】。但這個(ge) 問題在古代注疏尤其是道學問題域中並沒有得到特別關(guan) 注，現代學術對此也罕有討論。眾(zhong) 所周知，自道學興(xing) 起，學者對《孟子》的關(guan) 注重心多聚焦於(yu) 心性論，即便涉及王霸政術，也是以心性論為(wei) 衡定之標。以心性論解讀《孟子》的思路本身並無不妥，一個(ge) 經典文本中既有切合其時代訴求的部分，可謂之跡；也有超越時代的更具普遍性內(nei) 容，可謂之道。心性論無疑偏於(yu) 後者，去古愈遠，此類材料愈是凸顯其意義(yi) 。

然而，這兩(liang) 部分在觀念中固然可以分而論之，卻不可貴道而賤跡。從(cong) 事跡中分離出形上之道，以超越具體(ti) 現象，此思路源於(yu) 道家【3】，經玄學而極盛於(yu) 佛學。宋明道學亦受此影響，故於(yu) 性理之學極為(wei) 看重，重《四書(shu) 》之義(yi) 理而輕忽經史之跡。蓋糾正時代風氣，不曲學阿世，則必本乎正道人心。故道學之解孟，自有先立乎其大而萬(wan) 世不可易者。然若執定形上之道重於(yu) 形下之氣，則難免以經史為(wei) 駁雜事跡，其流弊或至於(yu) 隻求證得道體(ti) ，而棄書(shu) 廢學【4】。筆者認為(wei) “不見諸侯”之義(yi) 看似無關(guan) 緊要，僅(jin) 為(wei) 一時之跡，但儒學當就跡而論道，不離事而言理。故本文嚐試從(cong) 此視角出發對孟子整體(ti) 思想做一種別樣的管窺，意義(yi) 要點如下：

首先，這不僅(jin) 是孟子本人的進退，也是當時他身邊的弟子、朋友、國中大夫等眾(zhong) 人共同關(guan) 注的事件。正因如此，此話題構成了許多章節的直接性主題，孟子許多著名的主張和辯論也由此話題引出，如辟楊墨、不動心、王道觀、聖人觀等等。還有些問題雖然不是直接引出，但若是放在孟子的進退出處中去衡定，也能獲得不同的理解角度。

其次，“不見諸侯”看似小禮，在孟子看來卻關(guan) 乎生死大節。這不是因其挾道自重，而是因為(wei) 在孟子看來君王對待賢士的態度，可謂其心誌高下的晴雨表，這又關(guan) 涉孟子能否輔佐明君，道濟天下之溺。因此孟子對知遇之君極高的期待，與(yu) 其現實中抱持的異常謹慎態度，二者構成了相當大的張力。

最後，它涉及孟子對其所處時代基本問題的判斷：處士橫議的戰國中真正的士節如何挺立，平治天下的現實性如何落腳，政治事務何者為(wei) 先，君王與(yu) 賢士的理想關(guan) 係，等等。尤為(wei) 重要的是，在孟子看來，“不見諸侯”表麵上是君臣之禮，君士關(guan) 係，其實是君師之禮，君道關(guan) 係。這也是儒家之士，對於(yu) 自己所接續的道統與(yu) 君王政統的關(guan) 係的定奪。

進入正文前，我們(men) 再簡述一下孟子生平進退的相關(guan) 考辨。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起，孟子之行跡考訂便存在多處歧見，從(cong) 古至今莫衷一是。爭(zheng) 議包括但不限於(yu) 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滕文公的時間先後，孟子兩(liang) 次適齊為(wei) 何時，宣王伐燕又在何時，孟子所見齊、梁之君共有幾位，等等。紛爭(zheng) 主因除了《孟子》書(shu) 有語焉不詳之外，還因梁惠王曾經改過年號，但太史公似不知此事，導致年表有難以對應之處，遂以己意修改，更致其他錯訛。後人發現《竹書(shu) 紀年》方明此事，但《史記》錯訛部分當如何訂正，則難有定論。目前看來，若沒有出土文獻的進一步佐證，上述大部分問題都難以回答【5】。大部分學者的意見是孟子初次適齊在威王時，隨後去過滕與(yu) 魏，見梁惠王後不久惠王即卒，惠王之子不肖，孟子又適齊而見齊宣王，並留居數年之久，後因宣王伐燕之事不合，最終三宿而去齊。不過就本文所論主題而言，似亦不必強求對孟子行跡先後有明確定論。

一、道援天下

孟子曾經兩(liang) 次明確表示，“不見諸侯”不是一般小禮，是寧死不可違之大禮。一次是萬(wan) 章問：“敢問不見諸侯，何義(yi) 也?”孟子認為(wei) ，無論居於(yu) 都邑還是村野，隻要沒有官職就是庶人，庶人沒有政治身份，所以隻要不為(wei) 臣就不見諸侯：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chuan) 質為(wei) 臣，不敢見於(yu) 諸侯，禮也。【6】[2]719

進一步的討論中孟子舉(ju) 出了虞人之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sang)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yi) ，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2]721-723

此例並非要將虞人不至與(yu) 不見諸侯兩(liang) 個(ge) 事件等同，而是想要在類比中表明，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尚且不可，何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必定更加寧死不從(cong) 。以此可見，“非其招不往”並不是小義(yi) ，而是涉及生死的根本性原則。如果隻是一般性的道義(yi) ，依照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shang) 勇”[2]579的講法，無需舍生取義(yi) 。這說明見諸侯之禮不是可以權衡違逆的小禮，這在另外一章關(guan) 於(yu) “見諸侯”的討論中更加明確：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誌》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wei) 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wei) 與(yu) ?……禦者且羞與(yu)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shou) ，雖若丘陵，弗為(wei) 也。如枉道而從(cong) 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2]409-415

陳代以古語“枉尺直尋”來譬喻，認為(wei) 客卿不見諸侯是小義(yi) ，主動去見諸侯（逢迎順從(cong) ）盡管有損小義(yi) ，如果能夠成就王霸之業(ye) 則似乎可行。孟子回答的時候同樣舉(ju) 出了虞人之例，然後指出“枉尺直尋”這個(ge) 譬喻不恰切之處在於(yu) 就利而言，進而類推，如果隻是求利的話，那麽(me) “枉尋直尺”亦可為(wei) 也。我們(men) 需要注意，如果尺、尋都是就利而言，那麽(me) 其實不應該“枉尋直尺”，因為(wei) 如此便是舍大得小，違反利益最大化原則。如此下文孟子提出禦者王良的典故才與(yu) 此思路相承，是要進一步說明為(wei) 了再大的利也不能違背道義(yi) 。

孟子在反駁“枉義(yi) 尋利”的主張後，以更加精準的思路重新解釋陳代的真正意旨，即是在屈小節求大義(yi) 的意義(yi) 上使用“枉尺直尋”這個(ge) 古語。孟子認為(wei) 此亦不可行：自己的道義(yi) 一旦有屈，也就不再可能讓別人的道義(yi) 獲得實現。

此章論證還有需要進一步辨析之處。首先，虞人不同於(yu) 孟子之處在於(yu) ，他們(men) 有其政治身份，必須服從(cong) 君王召喚。因此當萬(wan) 章追問說：“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yu) ?”孟子的回答是：“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2]724隻是因為(wei) 齊景公召的方式不合於(yu) 禮，虞人方才不至。但孟子至少在此則對話發生時並不具有這樣的政治身份【7】，因此虞人之例更多是類比的意義(yi) 。孟子的“不見諸侯”主要是出於(yu) 更深的道義(yi) 考慮，並不能夠簡單地用不合於(yu) 禮來證成。

因為(wei) 禮有輕重，孟子不認為(wei) 任何禮都要以死守之【8】。他認為(wei) “不見諸侯”是基於(yu) 某種道義(yi) 的原因，屬於(yu) 禮之重者，甚至更重於(yu) “非其招不往”之禮，要以死守之。這一點在論及進退出處的另一章論辯中可以獲得印證：

淳於(yu) 髡曰：“男女授受不親(qin) ，禮與(yu) ?”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qin)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2]520-522

淳於(yu) 髡的質疑明顯指向的是孟子何以不出仕而援天下，他舉(ju) 出了嫂溺叔援手的權變情境，當孟子同意以後，淳於(yu) 髡以此推類：天下溺，為(wei) 何不變通以拯救天下?孟子一方麵同意天下正處在溺的狀態，認為(wei) 在這一點上和嫂溺可以類比；另一方麵孟子又指出這個(ge) 類比不恰當之處：天下溺和嫂溺的區別在於(yu) ，嫂溺並不是以禮援救，援救用的是手，雖破壞了禮，但沒有傷(shang) 害到手。換言之，如果援救的過程中需要首先把手毀掉，援救也就失去意義(yi) 。這就像有人落井待救，若是自己跳下去救，那隻能導致同歸於(yu) 盡，救人這個(ge) 行動本身就失去了意義(yi) 。所以，孟子強調援救天下依靠的是道，如果先以變通為(wei) 由，放棄了道，那也就無法援救天下。孟子和淳於(yu) 髡在進行兩(liang) 個(ge) 情境的類比時：淳於(yu) 髡指出其相似性在於(yu) 都需要破經而權變；孟子則在承認其相似性的基礎上，要求更細致地分辨二者之間差異，並指出這種差異影響了類比的建立。

如果權變本身並不必然導致失道，譬如嫂溺叔援盡管違禮但卻是道義(yi) 的實現，那麽(me)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yu) ：為(wei) 何援救天下的權變就會(hui) 失道呢?必是因為(wei) 涉及士之出處的權變會(hui) 損害義(yi) 之大端。若有多個(ge) 義(yi) 之原則，損害其中之輕微者，未見得其他的道義(yi) 就不可實行，隻有損害的是義(yi) 之大者，才會(hui) 導致一旦在進退出處上枉己，便無法直人與(yu) 援天下【9】。

綜上可以見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上述論斷隱含的預設是：“不見諸侯”是禮義(yi) 之大者。隻有在君王迫切求賢、謙卑下士、以禮求之的情況下才可以見之。“不見諸侯”貌似不過是士與(yu) 諸侯交往的主動被動之別，何以會(hui) 如此重要?一種解釋的方向是主動求見諸侯是心性工夫不足的表現，心中有所諂媚於(yu) 富貴，這在下麵這段材料中似乎能獲得支持。孟子引用曾子、子路的話將主動求見諸侯與(yu) “病於(yu) 夏畦”“赧赧然”相提並論：

公孫醜(chou) 問曰：“不見諸侯何義(yi) ?”孟子曰：“古者不為(wei) 臣，不見。段幹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nei)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yu) 士，不得受於(yu)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yu) 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yang) ，可知已矣。”[2]441-445

此外，孟子致仕要離開齊國時，宣王托人轉達欲以富貴挽留，孟子回答說人孰不欲富貴，但是不可像市場上的賤丈夫那樣去求【10】。“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2]608

這種解釋固然把握了孟子與(yu) 儒家思想的重要麵向，但我們(men) 不能忘記孟子始終念念不忘的絕不僅(jin) 是成為(wei) 心性良善之君子，他的理想目標是“平治天下”，其自我定性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2]311，因此下一小節我們(men) 要進一步分析孟子所言仕之進退的意義(yi) 。

二、仕之進退

我們(men) 先來看一個(ge) 富有意味的對比，《孟子》記載其與(yu) 王侯之交集有三人：梁惠王、滕文公和齊宣王。梁惠王好攻伐之事，且不久即卒，姑且不論。滕文公為(wei) 父守古禮三年之喪(sang) ，凡事多請諸孟子，但孟子對其似乎沒有太多教誨，基本隻是發些正論，有些論調如效大王居邠之事甚至有迂闊之嫌。相較之下孟子對齊宣王卻付出了極大的熱情與(yu) 耐心。齊宣王欲短喪(sang) ，孟子直譬為(wei) “紾其兄之臂”[2]939，但孟子不僅(jin) 沒有避而遠之，反而在好色、好貨、好勇、好俗樂(le) 等事上多有遷就，循循善誘，臨(lin) 行亦要三宿齊境，並感慨說：

千裏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yu) 予心猶以為(wei) 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誌。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wei) 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ju)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2]307

這一方麵固然是因為(wei) 宣王有其良善質樸之處，朱子《集注》：

齊王天資樸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le) ，皆以直告而不隱於(yu) 孟子，故足以為(wei) 善。[3]249

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yu) 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3]212

齊王慚於(yu) 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yi) 不可勝用矣。[3]247

以宋儒對心性大節要求之嚴(yan) ，尚且許宣王如此，足見其固有可取之處。但我們(men) 並不能僅(jin) 以此解釋孟子為(wei) 何對宣王如此青眼有加。上引“三宿”章趙岐注曰：“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2]307趙岐可謂道出了另外一個(ge) 重要麵向，即當時其實隻有齊國足以王天下。

仁政拘於(yu) 一國，王道達於(yu) 天下。當時所存諸侯，七雄而外，宋、衛、中山、鄒、魯、滕、薛等皆為(wei) 小國。孟子告滕文公行仁政，卻不認為(wei) 他能行王道，隻是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wei) 王者師也。【11】”[2]347餘(yu) 下宋等諸小國皆是旋踵即滅，難興(xing) 大業(ye) 。七雄之中，齊、晉春秋時即為(wei) 霸主，且論者以其為(wei) 華夏正統。孟子時代，晉國三分韓、趙、魏：趙國四戰之地，其風俗近於(yu) 秦，且當時尚未胡服騎射而國弱；韓國狹小積弱；魏國雖然一時強大，但至惠王，“東(dong) 敗於(yu) 齊，長子死焉；西喪(sang) 地於(yu) 秦七百裏，南辱於(yu) 楚”[2]64，且孟子見惠王後不久王即卒，孟子以其子不足有為(wei) 而去之【12】；燕國偏遠；楚則“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2]396；秦鄙凶而無儒【13】。故孟子身處列國之世，求富貴固易，興(xing) 王道則難。孟子所看好者唯有齊國，明確認為(wei) 如果他能夠“當路於(yu) 齊”，管、晏之霸業(ye) “猶不足為(wei) ”，可興(xing) 王道於(yu) 天下：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yu)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yu) 虐政，未有甚於(yu) 此時者也。饑者易為(wei) 食，渴者易為(wei)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yu) 置郵而傳(chuan) 命。’當今之時，萬(wan)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wei) 然。”[2]176—186

有地有民，有天資樸實之君，故而孟子對齊宣王的期待與(yu) 拳拳之意也就可以理解。我們(men) 下麵以孟子與(yu) 齊宣王的關(guan) 係作為(wei) 典型來考察其進退。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醜(chou) 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yu) 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誌；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yu) 齊，非我誌也。”[2]312-313

孟子自述他其實並不想久居於(yu) 齊：自從(cong) 第一次見到齊王，退下來之後就想要離開；但因君子當持厚道，為(wei) 尊者諱，不想明顯表現出對齊王的失望，因此就打算過一段時間再離開。此義(yi) 類似於(yu) 孟子所陳孔子去魯典故【14】。所以孟子與(yu) 宣王的實際關(guan) 係是：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yu) 裕哉![2]269

後來因為(wei) 又有軍(jun) 旅之事，當與(yu) 之患難與(yu) 共，不能請求離開15。那麽(me) 孟子第一次見王發生了什麽(me) ，何以“退而有去誌”[2]312?趙金剛對“宣王問齊桓晉文”一章有過精彩的分析，從(cong) 其分析中我們(men) 可以合理猜測，這次對答即便不是首次會(hui) 麵，也是初見不久，故雙方多有試探機鋒[4]23。從(cong) 這次會(hui) 麵來看，宣王開門見山即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2]74，的確不太符合孟子之誌。但宣王在結束談話時說“吾惛，不能進於(yu) 是矣。願夫子輔吾誌，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嚐試之”[2]93，故而孟子雖有去誌也並非堅定。後來孟子對宣王可謂苦口婆心，多番勸誡，甚至常有主動去引導話題正宣王之心的舉(ju) 動。

孟子的身份“在三卿之中”[2]829。按《孟子正義(yi) 》考辨，“三卿”雖有爭(zheng) 議但大體(ti) 可相當於(yu) 春秋時司徒、司馬、司空。但孟子所任之卿與(yu) 一般卿相不同之處在於(yu) ：首先，孟子雖“仕而不受祿”[2]312。孟子否認這是“古之道”，意味著這種君臣關(guan) 係不是一種正常的古禮製度，而是一種雙方沒有嚴(yan) 格分位職責的鬆散關(guan) 係。其次，《孟子》書(shu) 中並沒有記載孟子在齊國的任何具體(ti) 政治性行動，隻是與(yu) 宣王坐而論道，或提些具體(ti) 政治建議。這表明孟子在齊國雖位尊言重，卻並無實權，亦不受祿。它並不是孟子理想的君臣關(guan) 係，隻是暫時的權宜之計。

孟子在齊，其居也久，其去也遲遲。宣王既有不忍人之心，且自始至終禮貌未衰16，何以孟子一直不正式出仕，訂君臣之交?我們(men) 從(cong) 文本中似乎看不到足夠線索，但可以肯定的是兩(liang) 點：其一是孟子去齊與(yu) 伐燕之事密切相關(guan) 。伐燕之事宣王之過不在取燕，而在沒有安民17，且事後文過飾非。其二是宣王實未達到孟子的理想要求：

故將大有為(wei)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le) 道，不如是不足與(yu) 有為(wei) 也。故湯之於(yu)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yu)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chou)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yu) 伊尹，桓公之於(yu) 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wei) 管仲者乎?[2]260-261

此言之重點不在可不可召，而在“學焉而後臣之”，即如何定君臣名分。若為(wei) 臣，則無不可召之禮，如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2]724。“學焉而後臣之”，強調的是君要先向臣學習(xi) ，然後才定君臣名分。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2]863君不僅(jin) 要禮聘，且不能止於(yu) 容貌之禮，而是要真切行所學之道。這種關(guan) 係下的臣，有臣之名而非其實，甚至會(hui) 認為(wei) 許多君王都不配與(yu) 之為(wei) 友，他們(men) 毋寧說是“王者師”[5]394。【18】他們(men) 的主要職責是：“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yi) 莫不義(yi)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2]525-526以這樣的方式治國乃至平天下，這是孟子對自己與(yu) 宣王關(guan) 係的期待。

因此，孟子多次反駁當時流行的一些名臣見王侯的曆史傳(chuan) 言。如萬(wan) 章問“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2]652孟子的回答是：“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2]655。同樣，萬(wan) 章問及百裏奚是否曾經“自鬻於(yu) 秦養(yang)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2]662，孟子曰“自鬻以成其君，鄉(xiang) 黨(dang) 自好者不為(wei) ，而謂賢者為(wei) 之乎”[2]666。類似的，孟子也多次講述堯舜、子思等人如何處置君臣關(guan) 係，尤其是《萬(wan) 章下》開篇兩(liang) 章，將孔子與(yu) 伯夷、柳下惠、伊尹三人進行對比，並說：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2]672

這段話常為(wei) 人引，但少有人注意到孟子對孔子“聖之時”的讚譽，實際上並非泛泛而談，而是承接了上一章對數位賢聖之進退出處的比較。這意味著孟子心目中所謂“時中”的核心意涵，並不同於(yu) 宋明儒汲汲於(yu) 討論的喜怒哀樂(le) 已發、未發等心性問題，而是賢君子在政治環境中對自身進退的權衡。孟子還有更加明確的表述：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luan)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luan) 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2]215-216

“仕、止、久、速”即是“聖之時”的典型表現。孟子不僅(jin) 願學孔子，其際遇也頗有神似。當孟子談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672，他或許想到了自己的“三宿而後出晝”，此時早就達到不動心之境【19】的孟子竟然也“有不豫色然”[2]309。

三、以道導政

由上可知，孟子理想中的出仕是擔任君之賢師，引領君心通達聖王，既非友亦非一般意義(yi) 的臣下，他所痛斥的則是以仆妾之道鑽營利祿權勢。要理解孟子為(wei) 何如此高倡君臣理想，以及斥責公孫衍、張儀(yi) 之徒為(wei) “妾婦之道也”[2]417，我們(men) 不可僅(jin) 僅(jin) 從(cong) 義(yi) 利心性角度理解，還需知人論世，從(cong) 當時天下大勢來考察。

春秋末年，盡管諸侯不再尊周，大夫陪臣執國命，但宗法禮製猶未斯文掃地，孔子尚可想望回複周禮以正天下。戰國形勢大變，孟子之世，列國舊有宗室大夫公卿，已無法再與(yu) 諸侯一爭(zheng) 高下。“逮乎戰國，天下之持權者又不在世卿而在遊士矣【20】”[6]989，可謂“遊士執國命”也。遊士今日布衣，明日卿相，朝秦暮楚，縱橫翻覆，“一怒而諸侯懼”[2]415，其勢幾壓君王。看似士氣高漲，實則此輩輕身自賤，以自身為(wei) 奇貨可居，待沽而求利，隻求一朝之富貴。荀子總結道：“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luan) 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yi) 而唯權勢之嗜者也。”[7]100-101更有不知廉恥者公然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cong) 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8]2448故船山論之曰：

凡此挾策而遊之士，恃其小慧之無往不合，交遊之散在列國，可以或去或來，而不與(yu) 人同其成敗，故苟可以利其身，則雖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幹人主以奪卿相之位，則多詆毀舊臣，勸人主以迸逐而誅殺之；迨乎醜(chou) 跡且露，則一旦逃去而無餘(yu) 戀。此“昔所進而今不知亡”，齊王且逐虎進狼而莫之覺也。一遊士退，一遊士進，其來去乘權，顛倒於(yu) 遊士，而與(yu) 之為(wei) 終始，則世臣勢益衰落，亦將棄故國以他往矣。[6]912-913

正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遊士如此，諸侯亦然：看似禮賢下士，其實多僅(jin) 為(wei) 貌敬，非真心尊賢。養(yang) 士的實質動力主要是在列國征戰中搶奪與(yu) 囤積人才資源，其手段不外乎“官、爵、祿、獎、養(yang) ”[9]51。養(yang) 士之需還源於(yu) 政治史上常見規律：王侯提拔平民寒士以削奪貴族世卿之權。貴如戰國四公子，亦不得不靠養(yang) 士方能自重自保。此類諸侯公子之養(yang) 士，下乘者心中所念無非保其長富久貴，上乘者若宣王之大欲，亦不過“朝秦楚，蒞中國”[2]90之霸業(ye) 。故孟子興(xing) 王道仁政之誌，與(yu) 當時遊士諸侯之欲，實若冰炭難合。

然孟子又有與(yu) 諸侯之誌相合者，即“定於(yu) 一”[2]71，故孟子必須借大國之勢。既要順應宣王之大欲，定天下於(yu) 一【21】，以興(xing) 王道，又要自別於(yu) 挾術自重之遊士，是以孟子進退非常謹慎持重。

且孟子多次論“見諸侯”之禮還另有深意。春秋至戰國，世變禮亦變，錢穆先生嚐論之曰：“何言乎禮之變?……人君以尊賢下士為(wei) 貴，貧士以立節不屈為(wei) 高。自古貴族間互相維係之禮，一變而為(wei) 貴族平民相對抗之禮，此世變之一端也。”[10]157-158以此觀之，孟子論“不見諸侯”之禮所舉(ju) 之例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傳(chuan) 統禮製下的虞者、禦者等具有政治身份職責的人；還有一類則是如子夏、段幹木、田子方等新興(xing) 之賢士。孟子於(yu) 禮變之時合此二者論之，又上溯至舜、伊尹、孔子之進退出處，實欲於(yu) 聖王譜係之外另立賢士之統，以後世之語言之，即於(yu) 政統外立道統【22】。自王官之學衰落，孔子開設私學，隨後諸子學興(xing) ，道術為(wei) 天下裂，政、道兩(liang) 統無法合一【23】。時賢的解決(jue) 方案無非兩(liang) 種：一是以政統道，一是以道導政。前者以法家為(wei) 典型，後者以儒家為(wei) 代表。儒家內(nei) 部又有區別，重禮則傾(qing) 向於(yu) 前者，重仁重心則趨向後者。孟子極重心術，要另立道統，以道導政，正君心之非。極端情況下，甚至可以道為(wei) 據，行鼎革之事，而極讚湯武革命。故孟子“不見諸侯”之義(yi) 除了當下的重整士風，做王者師，行仁政王道，更深遠的意義(yi) 在於(yu) 以道導政，以君子之德與(yu) 當時君王政統權力相抗衡：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yi) ，吾何慊乎哉?[2]259

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yu)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yu) 我友?[2]721

這個(ge) 方向的開啟與(yu) 強調對後世中國士大夫的氣節影響極大。每當士風日下，人心澆薄之時，便會(hui) 有人挺身而出，砥礪節操，上正君心，下養(yang) 庶民【24】。

道統說通常被認為(wei) 濫觴自孟子，但要注意在孟子其實有兩(liang) 種聖人譜係表述，分別對應於(yu) 上述的政統與(yu) 道統25。第一種譜係表述，是孟子與(yu) 諸侯對答論及聖王譜係時。這種語境下孟子一般隻講聖王譜係而不及賢臣，盡管如此，他論及王道內(nei) 容仍往往以貴德尊士為(wei) 先務[11]35。第二種譜係是孟子和非諸侯者論道時，講聖王譜係一般都會(hui) 兼及賢臣名相，甚至有時主論後者。這個(ge) 譜係大體(ti) 包括：舜、禹（二人皆由士至塚(zhong) 宰而聖王）、伊尹、傅說、膠鬲、太公、周公、孔子等，有時在不嚴(yan) 格的意義(yi) 上還會(hui) 提及管仲、孫叔敖、百裏奚等。後一種表述往往將孔子殿於(yu) 最後，而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所願則學孔子”諸論，隱含之意顯是自己要接續此譜係，輔佐諸侯重振王綱。最典型的表述是在孟子解釋自己好辯的原因是不得已時：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2]461

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三聖，乃是禹、周公和孔子。孟子力讚孔子作《春秋》之舉(ju) ，並不是將其作為(wei) 聖人平治天下的大功業(ye) ，與(yu) 之前的聖人功績並舉(ju) 。其雲(yun)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shou)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2]459這裏的禹不是作為(wei) 夏朝開國之君的聖王，而是輔佐大舜，像周公一樣的塚(zhong) 宰賢相。將孔子與(yu) 二相並舉(ju) ，意味著在孟子的理解中，孔子渴望像大禹、周公那樣輔佐王者製禮作樂(le) 而未能，作《春秋》是在王者跡熄，道統無法輔佐政統的情況下26，不得已而代行天子之事【27】，是政統與(yu) 道統的某種變相合一。以此觀之，漢朝的孔子“素王”形象建構亦可謂濫觴於(yu) 孟子。

結 語

在孟子思想中，聖人最大的意義(yi) 在於(yu) 濟世安民，每一代聖人道濟天下之溺的手段都因時而異，共同點則在於(yu) 皆為(wei) “人倫(lun) 之至也”[2]490。要達乎此，依照孟子的人性論，其基礎在於(yu) 本善之性，其成皆在於(yu) 仁、義(yi) 、禮、智四端擴充至乎其極，足以保四海，是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2]540。以此為(wei) 據，則順理成章可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2]309的結論。孟子非常強調聖人譜係傳(chuan) 承中道的一致性，故後世道統說皆以孟子學說為(wei) 本。道統說在《孟子》書(shu) 中最明確的表達是全書(shu) 終章，這無疑具有某種深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yu) 湯五百有餘(yu)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yu) 文王五百有餘(yu)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yu) 孔子五百有餘(yu)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百有餘(yu)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2]1034-1037

有趣的是，在這個(ge) 表述中，孟子除了將堯、舜或可謂始興(xing) 王道者並舉(ju) 【28】，此後的聖王與(yu) 賢相都是分別對舉(ju) 。商湯、文王都是“聞而知之”，也即是隔數百年之後他們(men) 憑借對古聖王的追慕向往而重新接續王道。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這些賢相都是“見而知之”，也即親(qin) 眼見證了王道之興(xing) 。但按照孟子慣常的論述，這些賢相絕不僅(jin) 僅(jin) 是見證者與(yu) 輔佐者，而是在振興(xing) 王道的過程中教化聖王，起到了極大作用，有極大功勞。孔子祖述堯舜、刪述六經，且終身不遇，故是“聞而知之”。我們(men) 可以想見，孟子雖最後引而未發，但他對自己的定位與(yu) 期許，必是一方麵通過“聞而知之”接續道統，另一方麵要平治天下，讓自己也成為(wei) “見而知之”者。

後世道統說的不同版本中也有對不同道路譜係的區分，有區分內(nei) 聖外王兩(liang) 係傳(chuan) 承者，也有區分聖賢兩(liang) 階者。如韓愈區分了道統中的君臣差異，卻是將其作為(wei) 曆史階段而劃分：“由周公而上，上而為(wei) 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wei) 臣，故其說長。”[12]273而朱子《中庸章句序》雖分君、臣兩(liang) 統，但認為(wei) 二者在得天理上無別【29】。關(guan) 注到了王者師麵向的似乎隻有楊倞道統論，卻隻是論及周、孔、孟、荀之統，而未論及聖王之統【30】。相較之下，孟子譜係獨特之處在於(yu) ，他將聖王、賢相兩(liang) 個(ge) 譜係分而論之，卻既不以曆史階段劃分，也不認為(wei) 二者得道沒有分別，而是隱隱有意拔高後者。這或許不是孟子對上古聖王曆史的真實看法，卻是他麵對自身時代的刻意尚行之術。

我們(men) 必須看到，孟子除了理想主義(yi) 的迂闊麵向，也有非常現實清醒的一麵。孟子論王道時多摻雜有義(yi) 利雙行之語【31】，這當然不是他本心不純，而是為(wei) 了俯就君王。孟子相當清楚王位與(yu) 德性的合一需要非常罕見的運氣，當世君王不可能出現堯、舜、禹、湯之儔(chou) ，指望諸侯具有聖王之德以定天下，乃是緣木求魚。但是“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意味著，有布衣聖賢出現的可能性很高。隻要有這樣的布衣聖賢出現（舍我其誰），就可能輔佐出新的聖王。與(yu) 先王不同的是，新王是賢相輔佐而成就的，新王最重要的品質或許不在於(yu) 能夠靠自身達至聖境，而是能將國家托付給賢相與(yu) 王者師的以道導政。這也是孟子麵對“後聖王時代”的現實大勢時，給出的新的賢能政治理想方案。

總之，“不見諸侯”既承載了孟子“以道導政”的理想，也隱含著達成理想的唯一方式——為(wei) 王者師，同時也是他接續政、道兩(liang) 統的曆史擔當。隻是孟子未能預見，當天下真的“定於(yu) 一”之後，既無可去之國，亦無可居之九夷，出仕在政治空間與(yu) 出遊的地理空間上的自由多元性都將消失。見與(yu) 不見之間缺乏緩衝(chong) 地帶與(yu) 張力，取代“不見諸侯”之國士的，或是拱默山林的方外隱者，或是亢然獨立的狷介狂生，甚或是外直內(nei) 阿的終南捷徑之徒，這或許是後人罕有詳論“不見諸侯”義(yi) 的重要原因。處士遊俠(xia) 氣焰衰落的過程也是王權徹底壓過士節的過程，在這樣的政統壓力下，作“王者師”並不比“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的概率更大【32】，“不見諸侯”也成為(wei) 千古絕唱。

注釋
 
【1】梁惠王是因其卑禮尊賢而得見孟子，《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於髡、孟軻皆至梁”。（司馬遷：《史記》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847頁）
 
【2】《孟子》全書大約三萬五千字，涉及士之進退出處的章近一萬字，有的卷如《公孫醜下》《萬章下》幾乎所有章節都圍繞此問題展開。此外，間接涉及者尚有兩千字左右。
 
【3】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故其傾向之一是於紛繁史實中追尋超然之道，老莊皆有此意。
 
【4】在此思路下，六經皆史而不如《四書》精粹，《四書》也可以僅成為印證我心體之材料，進而《論語》不過是聖人行跡或道德格言訓誡，不如《中庸》論天道性命之高明。最終恐至於書無可用，斷流絕港。
 
【5】關於孟子行跡的相關研究與綜述可參看錢穆：《先秦諸子係年》，《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363—367頁，第402—408頁，第411—412頁，第415—417頁，第424—426頁，第431—434頁;楊澤波：《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0—91頁。目前可基本確定者唯有齊伐燕年代，參看李學勤、祝敏申：《盱眙壺銘與齊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第Z1期，第13—17頁。
 
【6】《孟子評傳》認為此章之事發生於孟子初次遊齊，但我認為其所舉證據並不足以論斷，故本文以其為孟子二次遊齊之事。
 
【7】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正義》，第269頁）此章或可為旁證。
 
【8】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正義》，第805—807頁）
 
【9】還存在一種解釋方向，即義具有唯一性抑或整體性，一旦其有屈，就會遭遇根本性損壞，導致無法再去直人。道學家有時過於苛責古人，或者會因某人“大節已失”而論定其餘不足觀矣。但筆者以為這種解釋方向並不符合孟子思想。
 
【10】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正義》，第297—301頁）
 
【11】朱子《集注》曰：“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5頁）
 
【12】孟子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正義》，第69—70頁）
 
【13】參看《荀子》“儒效”“強國”兩篇。
 
【14】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正義》，第834頁）
 
【15】此章解釋的關鍵在於“變”與“師”這兩個字，焦循考辨詳盡，參看《孟子正義》，第312—313頁。
 
【16】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正義》，第863—864頁）
 
【17】船山嚐曰：“七篇之中，但言興王業事，而於天下已定，所以經理之，如孔子所言興滅國、繼絕世，一切均平天下之事，曾不一及。想來戰國時天下受瓜分之禍已極，孟子亦知封建之不能複矣。孟子而為王者師，雖未必盡廢封建，如嬴秦之所為，乃周之千八百國，其子孫之亡滅者已不可複求，……豈得寥寥然建此數國，各據千裏，以成尾大之形哉!”（王夫之：《船山全書》第6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第914頁）此論可謂深切著明。
 
【18】後世為政者最接近孟子理想的君臣相得之遇莫過於王安石與宋神宗，而在宋初非孟的思潮中，王安石也是當時最欣賞推崇孟子者，時人亦多以為王安石精神學問皆遙契孟子。相關研究參看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1—125頁;王其俊主編：《中國孟學史》上冊，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8—370頁，第425—436頁。
 
【19】孟子居齊時即已不動心。公孫醜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正義》，第187—188頁）
 
【20】遊士身份複雜，據劉澤華統計，其時以“士”為中心詞的稱謂已達百餘種。（劉澤華：《戰國時期士考述》，載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54頁）其中持權者除依靠軍功之武士外，多為策士、辯士等類型，本文所論遊士也主要是在此意義而言。
 
【21】“定於一”乃以德服天下，而非統一天下。參看劉莉莎：《論孟子的天下觀》，《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48—53頁。
 
【22】詳細論述可參看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26頁；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99頁。
 
【23】閻步克研究指出，原本在王官之學傳統中，君、親、師三者合一，官、師非二，治、教一係也，故政統、道統一體。參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25—139頁。
 
【24】譬如五代之世以曆仕四朝十君而不倒的馮道為賢，宋初承五代之鄙陋亦襲此態度，歐陽修、胡安定等人出，砥礪士節，方更張天下士風。
 
【25】其實此二者在孟子這裏都應當屬於廣義的道統，因為其描述中的聖王必然是得道者。不過孟子既未用後世“道統”概念，我們便勉強以政統與道統兩個概念分而表之。
 
【26】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正義》，第572—574頁）
 
【27】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正義》，第452頁）
 
【28】在《孟子》書中，舜也常常是作為堯的輔佐者形象而出現，或亦可謂之“見之者”。
 
【29】《中庸章句序》：“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四書章句集注》，第14—15頁）有趣的是，朱子將顏子、曾子稱為“見而知之”，但孔子並未興王政，因此，顏、曾“見而知之”者其實已經與孟子的“見而知之”者內容迥異，不再是參與王政，而是心傳密旨。
 
【30】道統說派係的詳細研究可參看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15—526頁。
 
【31】譬如孟子批評梁惠王何必曰利，但他的批判實質卻是以“害”來打動惠王;又如孟子常好曰仁者無敵，君王如果因此被打動，那麽其行仁政的深層目的其實也是無敵於天下的霸道，是為假仁義也。詳細論述參看畢明良：《“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學說之悖論》，《船山學刊》2019年第4期，第82—87頁。
 
【32】因為這需要王者既有識人之明，又能以大公之心毫無嫌隙地托政於賢，是以兩千餘年帝製中，君臣傾心相得者或許隻有孔明之於先主、荊公之於神宗等寥寥幾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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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卞孝萱，張清華.韓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