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lun) 理與(yu)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認同意識——基於(yu) 對兩(liang) 晉南北朝的考察

作者：桑東(dong) 輝（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倫(lun) 理學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ge) 由統一到分裂、再由分裂複歸統一的特殊曆史時期。其間，中華民族遭遇了激烈的民族衝(chong) 突和劇烈的文化碰撞，但同時也加速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華民族非但沒有因民族衝(chong) 突而走向徹底分裂，反而複歸於(yu) 一統，這其中起到關(guan) 鍵作用的是儒家倫(lun) 理。在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傳(chuan) 統儒學雖然受到來自魏晉玄學、佛教、道教的衝(chong) 擊和挑戰，但仍是官方意識形態和全社會(hui) 普遍尊奉的道德準則。隨著中原喪(sang) 亂(luan) 、晉室南渡，儒學從(cong) 中原漢文化圈向塞北、遼東(dong) 、涼州、江南、嶺南等民族地區傳(chuan) 播輻射。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不僅(jin) 加深了對政權正統觀的反思，也強化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認同意識，更為(wei) 我們(men) 今天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了曆史鏡鑒。

作者簡介：桑東(dong) 輝，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哲學博士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在西晉初年短暫一統後，“八王之亂(luan) ”又掀開了戰亂(luan) 的序幕，而後中國進入到一個(ge) 民族衝(chong) 突、南北對峙的亂(luan) 世。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八王之亂(luan) ”後的兩(liang) 晉南北朝無疑是中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民族衝(chong) 突最劇、文化交融最深、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影響甚大的分裂對峙時期。在長達三百年的分裂對峙、戰亂(luan) 紛爭(zheng) 中，中華民族非但沒有分崩離析、土崩瓦解，反而依靠中華文明強大的內(nei) 生力、包容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有效消弭了民族衝(chong) 突和地方割據，在隋初重新實現統一，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礎，形成了以華夏為(wei) 核心、以民族融合為(wei) 特色、多元一體(ti) 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這其中，倫(lun) 理認同特別是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成為(wei) 耦合和集聚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情感紐帶、價(jia) 值中樞和精神密碼。

一、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

自成都王司馬穎引少數民族酋豪劉淵為(wei) 外援，開啟民族衝(chong) 突的序幕，中國便進入到一個(ge) 民族激烈衝(chong) 突和加速融合的曆史進程中。在民族衝(chong) 突與(yu) 融合的表象下，文化的碰撞、對話、互動、交流以及最終走向認同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ti) 不斷集聚的深層內(nei) 因。

1. 民族間的衝(chong) 突與(yu) 融合

在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盡管全國範圍內(nei) 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民族衝(chong) 突與(yu) 民族融合，但突出表現為(wei) 北方少數民族與(yu) 漢民族之間的衝(chong) 突與(yu) 融合。在少數民族政權徹底占領中原後，以江淮一帶為(wei) 界，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與(yu) 漢族政權的南北對峙。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民族關(guan) 係呈現出由衝(chong) 突到融合的過程。一方麵，隨著民族交流的深入，少數民族酋豪為(wei) 了維護統治，重用漢族士人幫助治理國家，形成了由少數民族酋豪和漢族士大夫聯合組成的統治集團。如前秦苻堅倚重王猛，北魏三代帝王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都重用崔浩（盡管崔浩最終被太武帝拓跋燾處死），後趙石勒招攬張賓為(wei) 其謀士。另一方麵，隨著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晉室南渡，滯留中原的世家大族紛紛結塢自保。少數民族統治者不僅(jin) 吸納這些漢人世家大族子弟做官，而且加強與(yu) 他們(men) 之間的政治聯姻。北朝時期，對政治影響較大且與(yu) 少數民族關(guan) 係緊密的漢族世家大族主要有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等。

綜上，盡管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民族衝(chong) 突加劇，但同時也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yu) 融合，加速了多元一體(ti)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集聚和形成。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五胡亂(luan) 華’這段曆史在中華民族成長過程中占著關(guan) 鍵性地位，所以我們(men) 可以說，有了‘五胡亂(luan) 華’這段曆史，才有了現在輝煌於(yu) 世界的中華民族”[1]（概說2）。

2. 文化上的碰撞與(yu) 交流

民族之間的衝(chong) 突與(yu) 融合隻是一個(ge) 表象，深層次上是文化的碰撞與(yu) 互動。漢族與(yu) 少數民族之間的區別主要表現在文化和文明程度上的差異，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全部北朝史中凡關(guan) 於(yu) 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wei) 分別，即文化之關(guan) 係較重而種族之關(guan) 係較輕”[2](79）。這一時期，少數民族向慕漢文化，並積極漢化，北魏孝文帝就是大力推行漢化的激進改革者。到了唐代，原北魏皇族和貴族集團後裔已基本漢化，成為(wei) 華夏族的一員，如拓跋氏後裔元稹、禿發氏後裔源乾曜等都已經成為(wei) 典型的儒家士大夫。

從(cong) 某種程度上講，南北朝時期各少數民族與(yu) 漢族之間始終都在進行著文化上的交流、互動與(yu) 融合，其主流無疑是少數民族的漢化。“漢化的過程也即是較高級的經濟、文化戰勝較低級的經濟、文化的過程”[3](132）。“‘五胡’以至拓跋族之同化於(yu) 漢族首先由於(yu) 漢族的經濟、文化是較高級的，有助於(yu) 各族人民生產(chan) 上和生活上的改造，因而能夠在嚴(yan) 重的破壞下堅持下來，並且吸收了各族帶進來的好的東(dong) 西，形成一個(ge) 內(nei) 容更為(wei) 豐(feng) 富的新的民族文化。”[3](132)

民族融合為(wei) 華夏族注入了勃勃生機。隋之所以能掃滅南朝、一統天下，唐之所以能成為(wei) 舉(ju) 世矚目的盛世王朝，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民族融合為(wei) 華夏民族注入了生機和活力。相對於(yu) 漢人士族門閥建立起的東(dong) 晉及宋、齊、梁、陳，民族深度融合的北方政權在精神氣質上則少了一分綺靡華麗(li) ，多了幾分粗獷豪放。按照閻步克先生所論，相對於(yu) 南朝，北朝政治結構的最大特點是“異族皇權—軍(jun) 功貴族—國人武裝體(ti) 製”，這種結構使北朝成為(wei) 專(zhuan) 製帝國複興(xing) 的“曆史出口”[4](219）。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衝(chong) 突中，北朝在經曆了漫長的動蕩後，激發出血性和創新精神，優(you) 化了體(ti) 製機製。“在軍(jun) 功貴族和國人武裝支持下的強大皇權，逐漸重振了官僚政治”[5](125）。體(ti) 製機製的優(you) 劣決(jue) 定了實力對抗的強弱，這從(cong) 北朝叛將侯景以一己之力就攪得南梁雞飛狗跳、社稷危墜中可以得到明證。在某種意義(yi) 上講，侯景之亂(luan) 不僅(jin) 導致了蕭梁的滅亡，也削弱了南朝實力。侯景之亂(luan) 後，取代蕭梁的陳朝其版圖已較此前的東(dong) 晉和宋、齊、梁大為(wei) 萎縮，實力也大為(wei) 削弱，並最終被隋朝所滅。

從(cong) 廣義(yi) 上講，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互動、交流與(yu) 融合。民族融合不僅(jin) 給政治格局和官僚體(ti) 製帶來極大的影響，也給社會(hui) 道德生活以及倫(lun) 理觀念帶來了新氣象和新變化。一方麵，少數民族社會(hui) 風俗、生活習(xi) 慣傳(chuan) 入中原，給漢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北方少數民族的強悍進取精神決(jue) 定了在南北對峙中，彪悍的北朝多能在氣勢上壓倒侈靡柔弱的南朝。另一方麵，以儒家思想為(wei) 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對少數民族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遠的影響。少數民族逐漸認同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漢文化和忠孝節義(yi) 等儒家綱常名教，並從(cong) 姓氏、服飾、禮俗等方麵加速實現漢化。

在談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認同意識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6]而作為(wei) 一種倫(lun) 理型文化，倫(lun) 理認同無疑是文化認同的內(nei) 核，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認同意識中基礎之基礎、核心之核心。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在激烈的民族衝(chong) 突與(yu) 文化碰撞下，隨著儒家文化的傳(chuan) 播，儒家倫(lun) 理突破漢文化圈的苑囿，成為(wei) 當時各族人民共同尊奉和認同的倫(lun) 理價(jia) 值。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進一步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即便曆經三百年戰亂(luan) 分裂，中華民族也沒有分崩離析，反而更加緊密團結。

二、儒學向少數民族地區的傳(chuan) 播與(yu) 儒家倫(lun) 理對少數民族的影響

兩(liang) 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思想異常活躍的一個(ge) 時期，儒、釋、道三足鼎立，但總的說來，能從(cong) 思想觀念上將中華民族凝結成一個(ge) 休戚與(yu) 共的命運共同體(ti) 的，唯有儒家。確切地說，儒家倫(lun) 理成為(wei)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核心精神和內(nei) 在引擎。從(cong) 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角度講，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傳(chuan) 播以及儒家倫(lun) 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對政權正統性等問題的解讀和重構上。

1.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傳(chuan) 播與(yu) 社會(hui) 影響

談玄尚虛的魏晉玄學養(yang) 成了西晉士人尚虛浮、喜清談的社會(hui) 風氣，但華而不實的士族貴胄終究在少數民族的鐵騎下潰不成軍(jun) ，西晉也因此滅亡，司馬氏統治集團隻落得倉(cang) 皇南渡，偏安一隅。少數民族政權雖蕩滌了虛浮的玄學，但並沒有排斥漢人的儒學。儒學在南北朝時期非但沒有湮沒，反而成為(wei) 各民族政權普遍尊奉的意識形態，並由中原地區向四裔傳(chuan) 播。

在十六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積極吸引儒士，興(xing) 辦儒學，組織貴族子弟學習(xi) 儒家經典。如，前趙劉曜在長樂(le) 宮和未央宮立太學和小學；後趙石勒立太學和十餘(yu) 小學；前秦苻堅廣修學官，立學校；南燕慕容德也敕建學官；後秦姚萇不僅(jin) 立太學，還在留台、諸鎮、各署置學官……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不僅(jin) 注重興(xing) 辦儒學，還經常深入學校，考課諸生，選拔人才。《晉書(shu) ·石勒載記》記載，石勒曾“親(qin) 臨(lin) 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yi) ，尤高者賞帛有差”。苻堅每月三臨(lin) 太學，黜陟幽明，躬親(qin) 獎勵，對那些學為(wei) 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加以旌表。呂思勉先生曾評價(jia) 後秦姚氏說：“其厚待師儒，弘獎後學，亦視中國無愧色也。”[7](1008)

僻處西部邊陲的五涼政權也趁中原喪(sang) 亂(luan) ，大舉(ju) 吸引儒生，迎來了儒學西漸的盛況。《晉書(shu) ·禿發烏(wu) 孤載記》記載，“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麹丞明、郭黃、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nei) 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鹹得其所”。儒學在河西涼州一帶能夠迅速興(xing) 起和繁榮，既依靠早年遷入的中原名門望族，更離不開大量避禍西遷的中原儒士。對此，有學者指出：“涼州一帶，自張軌以來，中原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因而從(cong) 前涼到北涼，這裏的儒學頗為(wei) 發達，如敦煌人宋纖、有弟子受業(ye) 者三千餘(yu) 人；酒泉人祁嘉，有門生百餘(yu) 人；略陽郭荷，敦煌郭瑀，亦皆精通經義(yi) ；他們(men) 都是前涼時有名的儒者。”[8](559)

應該說，儒家文化的滲潤深刻影響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習(xi) 俗，在各少數民族政權中逐漸樹立起尊卑有序的倫(lun) 理觀念。少數民族民風質樸，最初並無漢人的尊卑禮儀(yi) 和忠孝觀念。《晉書(shu) ·姚弋仲載記》記載，“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但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上下尊卑和君臣觀念也在少數民族政權中得以迅速強化。《隋書(shu) ·經籍誌二》記載，“自晉永嘉之亂(luan) ，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zhong) 。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yi) 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

歸根結底，儒家的治國方略和治理效果才是少數民族政權推行儒學、加速漢化的原動力。正所謂“胡族政權漢化是以政治需要為(wei) 動力的強製性轉型，達到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而統治集團仰慕漢文化並首先儒化是所有這類漢化措施實施的前提”[9](34）。在仿效漢族建立政治製度、社會(hui) 製度的同時，“北朝政權也很注重中國傳(chuan) 統道德，即儒家倫(lun) 理思想的引進與(yu) 傳(chuan) 播”[10](259），並按照儒家倫(lun) 理精神，建立起一整套以君尊臣卑為(wei) 基礎的政權架構，形成了具有北方少數民族特色且兼容儒家政治倫(lun) 理精神的政治生態環境。

2.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正統觀

民族衝(chong) 突加速了西晉的滅亡，中國陷入長期分裂混戰的局麵。從(cong) 十六國的割據到南北朝的對峙，天下沒有一個(ge) 統一的共主，這就存在華夏正統與(yu) 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有的以漢人士族偏安江南建立的東(dong) 晉和宋、齊、梁、陳為(wei) 華夏正統，有的則認為(wei) 中原地區那些不斷漢化的少數民族政權才是華夏正統。

東(dong) 晉、宋、齊、梁、陳等南朝政權因為(wei) 是衣冠南渡的漢人建立的政權，在政權的接續性方麵上承西晉，雖然存在王朝鼎革、天下易主的問題，但基本是漢人間的新舊遞嬗、前後禪代。保守的士大夫自然視其為(wei) 正統，而視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為(wei) 僭偽(wei) 。比如，一些堅守中原的漢人始終堅持晉為(wei) 正統。永嘉之亂(luan) 後，渤海世族高瞻率宗族避亂(luan) 遼東(dong) ，拒絕出仕少數民族酋豪慕容廆。《晉書(shu) ·慕容廆載記》記載，慕容廆曾指責拒絕出仕的高瞻：“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麵對慕容廆的威逼利誘，高瞻始終堅守傳(chuan) 統的晉朝正統觀，“辭疾等”。不難看出，在一些儒家士大夫眼裏，少數民族政權絕非正統。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jin) 漢人堅守晉朝正朔，一些少數民族酋豪也以晉為(wei) 正統。比如，《晉書(shu) ·段匹磾傳(chuan) 》記載，少數民族首領段匹磾忠於(yu) 晉朝，自稱：“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宋書(shu) ·氐胡傳(chuan) 》記載，略陽清水少數民族首領楊氏亦奉南朝正朔。在晉宋禪代之際，楊盛囑咐兒(er) 子楊玄：“吾年已老，當為(wei) 晉臣，汝善事宋帝。”楊玄於(yu) 是尊奉劉宋為(wei) 正統，奉元嘉正朔。一些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為(wei) 了躋身於(yu) 正統之列，甚至將本民族姓氏改成漢人帝王姓氏。《晉書(shu) ·劉元海載記》記載，少數民族豪傑赫連氏以“昔我先人，與(yu) 漢約為(wei) 兄弟；憂泰同之”為(wei) 依據而冒姓劉。因而，其後代劉淵建立的政權最初就叫做漢，以表示承繼劉漢正統。

正統觀決(jue) 定了做天子的資格。圍繞少數民族是否有資格當天子的問題，《晉書(shu) ·姚弋仲載記》記載首領姚弋仲嚐囑其子曰：“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wei) 不義(yi) 之事。”可見，在一些少數民族酋豪眼裏，漢族政權才是正朔，少數民族酋豪是不可以做天子的。當時很多漢人將天子寶位看作是漢人的私家領地、少數民族的禁臠，比如劉琨就堅持“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wei) 帝王者”（《晉書(shu) ·石勒載記上》）。

事實上，兩(liang) 晉南北朝的正統觀是多元的，對誰有資格做天子的問題也是存在分歧的。針對姚弋仲“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和劉琨“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wei) 帝王者”的論調，少數民族首領石勒是堅決(jue) 反對的。《晉書(shu) ·邵續傳(chuan) 》記載，石勒斥責“夷狄不足為(wei) 君”的論調，“何無上之甚也！”石勒自詡：“國家應符撥亂(luan) ，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在這裏，他自認為(wei) 上應天符，撥亂(luan) 反正，而且獲得民眾(zhong) 擁戴，完全是正宗的天子，是天命所歸、萬(wan) 民擁戴的正統，而晉朝則已經遠竄揚越，沒有資格再做中原主了。

有研究者認為(wei) 少數民族不可以做天子的論調實際上是晉朝極力宣揚並刻意渲染的，以此來反製少數民族對晉朝政權的覬覦和衝(chong) 擊。其“對於(yu) 兩(liang) 晉繼續維持傳(chuan) 統夷夏君臣秩序、獲取民心、宣示正統等具有重要意義(yi) ，而對於(yu) 少數民族首領建國稱帝的政治行動則產(chan) 生了巨大製約與(yu) 阻礙，‘夷狄’身份反複拷問著自身是否擁有天命，從(cong) 而在初期與(yu) 兩(liang) 晉正統地位的爭(zheng) 奪中，處於(yu) 劣勢與(yu) 不自信狀態”[11](134）。實際上，隨著西晉內(nei) 亂(luan) ，王綱解紐，少數民族是否可以為(wei) 君、天下何為(wei) 正統等問題都已經變得複雜而多元。既有如劉淵、石勒那樣一心想取代晉而為(wei) 正統的少數民族酋豪，也有楊氏父子、姚弋仲那樣尊奉晉、宋為(wei) 正朔者。

晉室南渡後，中原無主，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往往以正統自居而彼此貶損。《晉書(shu) ·劉曜》記載，前趙田崧被少數民族酋豪楊難敵俘獲後大罵：“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在這裏，田崧以少數民族的前趙政權為(wei) 正統，以前趙君王為(wei) 天子，而貶低同為(wei) 少數民族的楊氏。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指出的，“無論哪個(ge) 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wei) 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12](4）。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政權始終堅持自己一方才是天下正統，而視南朝為(wei) 僭偽(wei) ，就像南朝視北朝為(wei) 僭偽(wei) 一樣。

3.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對峙與(yu) 天下一統

從(cong) 晉滅吳統一全國到隋滅陳再度一統天下，這期間中國大部分都處在戰亂(luan) 紛爭(zheng) 中。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分裂對峙是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實然常態，但很多政權卻以蕩平天下、一統寰宇為(wei) 己任，把天下統一視為(wei) 應然狀態，表現出一種濃重的大一統情結。前秦苻堅在剿滅群雄、一統北方後，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發兵南征，誓滅東(dong) 晉，混一宇內(nei) 。淝水之戰苻堅戰敗後，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割據，各方混戰。隨後，拓跋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此後，北魏以及北魏分裂出的東(dong) 魏—北齊和西魏—北周，雖都屢屢進攻南朝，但都無功而返。直至取代北周的隋王朝一舉(ju) 滅掉南陳，中國才再度實現華夏一統。在北方政權頻頻南下的同時，南方政權也積蓄力量，伺機北伐，力圖恢複中原。比較成規模的北伐有祖逖北伐、庾亮北伐、殷浩北伐、桓溫北伐、劉裕北伐，但這些北伐都因各種原因或出師不利，或功虧(kui) 一簣，均勞師遠征，損兵折將，無功而返。

不論南征還是北伐，也不論成敗如何，除了攻城略地的現實利益外，這裏更多的是一個(ge) 混同海內(nei) 、一統寰宇的大一統情結。以前秦苻堅為(wei) 例，《晉書(shu) ·苻堅載記》載，在淝水之戰前，苻堅就曾披露心跡道：“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朕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從(cong) 中可見，苻堅立誌混一六合，實現大一統，並以此作為(wei) 自己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

懷有大一統情懷的少數民族酋豪不僅(jin) 有北方的苻堅，嶺南少數民族首領冼夫人也秉持大一統理念。二者的區別在於(yu) 前者是懷有一統六合、混一宇內(nei) 野心的帝王，而後者則是極力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民族英雄。

《隋書(shu) ·列女傳(chuan) 》載，冼夫人“世為(wei) 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yu) 萬(wan) 家”，在嶺南一帶頗具影響力。當侯景之亂(luan) 爆發、蕭梁危墜之時，冼夫人與(yu) 陳霸先會(hui) 於(yu) 石，全力支持陳霸先起兵平叛，並協助朝廷先後剿滅了李遷仕、歐陽紇、王仲宣等分裂勢力，鞏固了南朝對嶺南的統治。隋滅陳後，冼夫人率眾(zhong) 歸順隋朝，維護了大一統格局。每逢年節，冼夫人都要在廳堂陳列曆代朝廷賞賜之物，並諄諄教誨子孫：“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冼夫人深受儒家倫(lun) 理影響，忠心事主，但並非死守愚忠於(yu) 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是先後忠於(yu) 梁、陳、隋三朝，其核心思想是維護國家的大一統，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ti) 。

三、倫(lun) 理認同與(yu)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

“每一種‘文化’不僅(jin) 代表了差異性，而且排除了差異性：這個(ge) 群體(ti) 代表了一個(ge) 相對同質的叢(cong) ，並且旨在維護它的基本規範和習(xi) 俗消除異議的管束機製會(hui) 強化和延續這種同質性。”[13](198）如何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基礎上，達致一種倫(lun) 理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關(guan) 鍵。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傳(chuan) 統儒家倫(lun) 理在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方麵為(wei) 後人樹立了榜樣。

1. 儒家倫(lun) 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凝聚與(yu) 和合作用

盡管兩(liang) 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分裂亂(luan) 世，但總的看是分而不崩、離而不析的，即便十六國那樣割據林立，最終也通過前秦和北魏的兩(liang) 次統一，實現了長江以北的政治一體(ti) 化，奠定了南北朝兩(liang) 大政治集團對峙的政治格局。在南北朝彼此對峙的一個(ge) 多世紀裏，無論是北朝還是南朝都在蓄勢實現一統，盡管北朝後來又一度分裂成東(dong) 、西兩(liang) 部分，但最終中華大地還是自西向東(dong) 、自北向南完成了統一，結束了持續三百多年的亂(luan) 世紛爭(zheng) 。而長江以北的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除了強大的綜合國力和政治、軍(jun) 事實力外，意識形態、倫(lun) 理認同無疑是凝聚民族共同體(ti) 的重要精神動力。概言之，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意識形態核心是儒家思想，更確切地說，是儒家倫(lun) 理，尤其是儒家政治倫(lun) 理。

儒家政治倫(lun) 理除了仁政愛民、孝治天下、忠孝為(wei) 本等核心理念外，還包括國家空間治理的和合觀念。自周秦至於(yu) 魏晉，位於(yu) 中原的華夏政權通過協和萬(wan) 邦有效地凝聚起華夏族群與(yu) 周邊少數民族表裏共存、唇齒相依的民族共同體(ti) 關(guan) 係。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繼承了華夏政權的意識形態，也都認同儒家政治倫(lun) 理。他們(men) 通過不斷漢化來強化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塑造自己作為(wei) 華夏正統繼承者的政治形象，為(wei) 其政權的合法性張本。這種做法主觀上固然是為(wei) 了維護統治，但客觀上卻通過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加速了民族融合，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聚合，使兩(liang) 晉南北朝成為(wei) 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曆史時期。

從(cong) 兩(liang) 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過程可見，對儒家文化特別是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是中華民族在經曆了三百多年分裂動蕩、戰亂(luan) 對峙後仍能分而不崩、離而不析的關(guan) 鍵。雖然天下四分五裂，但各方割據勢力，無論是漢人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認同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也都致力於(yu) 天下一統和民族融合。應該說，對儒家思想特別是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是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主基調，是這一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凝聚團結的基礎，同時也為(wei) 我們(men) 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提供了曆史鏡鑒。

2. 倫(lun) 理認同對多元一體(ti) 中華民族的耦合與(yu) 滲潤作用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並非北方少數民族單向度融入華夏這個(ge) 大家庭中。這種融合包括習(xi) 俗、道德等軟文化和人口、聚落等硬載體(ti) ，是全方位的，而且是雙向互動、互滲的。概括起來，民族融合是在倫(lun) 理認同這一共識基礎上的彼此耦合和滲潤。一方麵，漢族文化和儒家倫(lun) 理迅速影響並蔓延到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政權對儒家文化的欽慕和政治治理上的儒家化以及儒學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chuan) 播都反映了漢文化及儒家倫(lun) 理對少數民族政權和人民的影響。這種影響到後來達到一種登峰造極的地步，特別是北魏統一中國北方後，孝文帝以皇族為(wei) 表率，帶頭施行漢化，全麵融入華夏文化圈。另一方麵，少數民族的一些觀念、習(xi) 俗也潛移默化地影響漢人的生活，特別是那些生活在中原一帶的漢人。在各民族交融雜處的生活環境中，這些漢人的生活習(xi) 慣、道德習(xi) 俗、社會(hui) 風俗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少數民族風俗的影響。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教子篇》中就曾提到北齊的一個(ge) 漢族士大夫為(wei) 了討好當朝權貴，刻意培養(yang) 他兒(er) 子學鮮卑語和彈琵琶，反映出少數民族文化對中原地區的深刻影響。可見，民族融合更多表現在文化和社會(hui) 風俗的交互影響上。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對儒家倫(lun) 理的認同也是動態的，處於(yu) 不斷耦合1與(yu) 滲潤狀態中。在傳(chuan) 播過程中，儒家倫(lun) 理逐漸成為(wei) 各民族的共同價(jia) 值追求。

民族融合過程中的文化耦合與(yu) 滲潤不僅(jin) 加速了民族融合，也有利於(yu) 保持民族特性。在一個(ge) 多元一體(ti) 的民族共同體(ti) 中，既要維護共同體(ti) 的團結與(yu) 鞏固，又要保持各個(ge) 民族成員的特性，這就需要確立並高揚起一種被民族共同體(ti) 中各個(ge) 民族所普遍認同和共同尊奉的倫(lun) 理價(jia) 值。“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正是對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的中華同質文化體(ti) 係中不同發展狀況的民族單元倫(lun) 理文化的認同。”[14](117）一方麵，“多民族國家的團結需要各民族以崇尚團結的共同倫(lun) 理信念、共同的目標利益、彼此的認同感和同胞感等因素來鑄就”[15](34）；另一方麵，在對共同倫(lun) 理價(jia) 值認同的基礎上，允許和鼓勵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耦合與(yu) 滲潤，但這種耦合、滲潤並不以消滅任何一方的民族特性、湮沒與(yu) 消融民族文化為(wei) 目的和代價(jia) ，而是保持民族的多元特性，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3. 儒家倫(lun) 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啟示

在談到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倫(lun) 理認同時，有學者指出：“解決(jue) 中國的民族問題，要堅持中國立場和中國話語，傳(chuan) 承並創新性地發展在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曆史過程中作為(wei) 精神密碼的中華倫(lun) 理認同。”[16](118）那麽(me) ，在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倫(lun) 理認同方麵，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衝(chong) 突與(yu) 融合給我們(men) 留下了哪些可傳(chuan) 承的精神基因和密碼？其當代轉換的路徑又是什麽(me) 呢？

首先，傳(chuan) 統的大一統思想與(yu)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整體(ti) 性。古人常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總的說來，合是常態，分是非常態。從(cong) 理論上講，這種分久必合的天下觀念是奠定在傳(chuan) 統和合思想基礎上的，是和合思想在國家政治治理上的體(ti) 現。在國家治理層麵，和合思想不僅(jin) 以“和”來協和萬(wan) 邦、包容個(ge) 性，而且以“合”來彰顯整體(ti) 性的政治思維，實現大一統的政治抱負，構建起民族共同體(ti) 的政治格局。

兩(liang) 晉南北朝雖然是分裂的亂(luan) 世，但在這三百多年中中華民族始終是追求統一的，是期盼和趨向分久必合的。而支撐這種價(jia) 值觀念的就是大一統思想。大一統始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像滾雪球一樣不斷發展壯大的精神基因和政治信念。說到底，“‘大一統’模式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疆域’與(yu) ‘族群’的關(guan) 係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認同問題”[17](25）。作為(wei) 一種政治心理，“大一統”意識不僅(jin) 有利於(yu) 抵禦分裂主義(yi) ，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而且對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也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yi) 。

其次，傳(chuan) 統的“和而不同”思想與(yu) 多元一體(ti) 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嚐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史伯看來，“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feng) 長而物歸之。以同裨同，盡乃棄也”。孔子繼承發展了史伯的思想，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說到底，隻有異質間的相互碰撞與(yu) 和諧互補才是推動國家發展、社會(hui) 進步的根本動力，“和而不同”思想強調的就是異質間的對話、交流、會(hui) 通、互補。

“和而不同”不僅(jin) 是一種哲學思想和倫(lun) 理價(jia) 值，也是處理地區和民族關(guan) 係的重要原則。《禮記·王製》曾經指出：“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基於(yu) 此，國家治理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樣才能使“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盡管這裏存在以“中國”代指華夏的狹隘表述，但強調各民族各安其居、和平共處的觀念無疑是“和而不同”思想在處理不同地區和民族之間關(guan) 係上的體(ti) 現。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也是在“和而不同”基調下展開的，這一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發展壯大也得益於(yu) 傳(chuan) 統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主張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費孝通先生創造性地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yu) 共”的思想理念。實際上，“美美與(yu) 共”觀念就是對傳(chuan) 統“和而不同”思想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從(cong) 民族認同的角度講，“和”指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中各民族的和諧與(yu) 同心，但這種“和”不是一種泯滅民族個(ge) 性的混同和消滅民族特性的同質化，而是在強調一個(ge) 共同的文化認同（即認同於(yu) 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基礎上，對各民族特性的兼容並蓄。正是在對中華文化和倫(lun) 理認同的基礎上，56個(ge) 民族才凝結成一個(ge) 團結統一的整體(ti) ，這也正是“和而不同”思想在築牢多元一體(ti)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中的作用所在。

最後，傳(chuan) 統的天下一家意識與(yu) 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在傳(chuan) 統儒家觀念中，盡管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chuan) ·成公四年》）的狹隘心理，但主流仍是“天下一家”的觀念。即便從(cong) 先秦到兩(liang) 漢魏晉時期漢族與(yu) 北方少數民族之間衝(chong) 突不斷，但從(cong) 族源上其實都是一家人。《史記·匈奴列傳(chuan) 》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廣義(yi) 上講，漢族與(yu) 少數民族本就是親(qin) 如兄弟的一家人。“在‘天下’這一文化單元內(nei) ，‘華夏’與(yu) ‘四夷’是一家，是兄弟關(guan) 係，人倫(lun) 關(guan) 係貫穿其中。”[18](4）在傳(chuan) 統儒家思想中，“視天下如一家、中國猶一人”的觀念是一種被普遍認同的價(jia) 值觀念。

盡管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衝(chong) 突與(yu) 融合模糊了民族間的地域分野，但也打破了二元對立狀態，加速了民族間的融合，凸顯了天下一家意識，促進了中原漢族地區與(yu) 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交融互動，使得層層推擴的儒家天下模式發生質的改變。四裔地區不再是遙遠的荒服之地，而處在邊地的少數民族也走上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這種民族間界限的打破，不僅(jin) 是地域上的，更是民族心理上的，其使得各民族融合成緊密團結、水乳交融的一個(ge) 大家庭。這個(ge) 民族大家庭不是長幼尊卑的家長製縮影，而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式的集聚，其衝(chong) 擊了少數民族不可為(wei) 君的陳腐觀念，提升了各民族共同參與(yu) 國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的意識。傳(chuan) 統儒家“天下一家”思想促進了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與(yu) 互動，而民族之間的融合與(yu) 互動又反過來給北朝注入了勃勃生機。某種程度上講，隋朝能振起雄風，一統天下，唐朝能以一個(ge) 空前開放包容的姿態造就盛世輝煌，都離不開“天下一家”思想為(wei)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注入的精神動力。這不僅(jin) 為(wei) 我們(men) 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wei)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提供了智力支持。

說到底，中華民族共同體(ti) 與(yu) 各民族的關(guan) 係，就像一個(ge) 大家庭與(yu) 每個(ge) 家庭成員之間的關(guan) 係，而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guan) 係，則是大家庭中不同成員個(ge) 體(ti) 之間的關(guan) 係。在中華民族共同體(ti) 這個(ge) 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彼此之間是互助互愛、親(qin) 如兄弟的關(guan) 係。曆史上，將中華民族凝結成一個(ge) 民族共同體(ti) 的黏合劑是大一統、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等價(jia) 值觀念。在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也要積極吸納傳(chuan) 統文化精華，實現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注釋
 
1耦合（coulpling）原本是物理學術語，大意是指兩個具有耦合關係的係統，彼此間相互作用。滲潤（Infiltration）原係地球科學術語，專指水分子對土壤、植被等的滲入和滋潤。耦合和滲潤還被廣泛用於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本文借用耦合和滲潤這兩個專業術語來表述民族間的互動、影響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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