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理解與(yu) 闡釋程顥仁學的重要觀念。程顥仁學的理論基礎是“生之謂性”與(yu) “天理自然”。性與(yu) 天理皆為(wei) 自然之存在,程顥以性之自然與(yu) 天理之自然闡發仁之自然,將仁視為(wei) 合人道與(yu) 天道為(wei) 一的自然本體(ti) ,同時也將“識仁”作為(wei) 體(ti) 仁的自然工夫。
在中國思想中,超越性並非指向以心靈體(ti) 驗作為(wei) 位點敞開去身體(ti) 化、去社會(hui) 化、去宇宙化的作為(wei) 終極根據的絕對者,而是走向曆史過程中文化宇宙的綿延,道體(ti) 通過體(ti) 道經驗而被納入曆史文化世界,參與(yu) 超越性根據就是參與(yu) 曆史文化宇宙的賡續。
通過詳細引證比勘諸史料,可知文彥博語遠紹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語,而自漢宣帝言“與(yu) 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來,“共治天下”說為(wei) 包括宋朝的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隻是文彥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彥博所說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雲(yun) 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為(wei) “共治天下”之意。
《樂(le) 記》創造性地援易解樂(le) ,同時創新了禮樂(le) 哲學與(yu) 易學,形成禮序樂(le) 和的重要思想,將傳(chuan) 統的以禮統樂(le) 發展為(wei) 以樂(le) 統禮,由更重視秩序之“中”發展為(wei) 更強調感通之“和”,建構了新的禮樂(le) 哲學和美學典範。同時,《樂(le) 記》以禮樂(le) 代乾坤,將乾坤易發展為(wei) 禮樂(le) 易,成為(wei) 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開創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
孔子對仁的追求,可由“愛人”與(yu) “自愛”的維度加以審視,並提供了一些具體(ti) 的關(guan) 心自己與(yu) 他人的“內(nei) 在”方式,如作為(wei) 精神修煉技術的“內(nei) 省”與(yu) “忠恕”。孔子後學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最重要的功夫論話題,即有關(guan) 於(yu) “誠”與(yu) “獨”的思考。這些作為(wei) 孔子後學精神修煉的關(guan) 鍵,最終要求我們(men) 以真誠的方式保持內(nei) 心的完整性,並以此作為(wei) 獲得德性、達成理想人格···
朱子重新解釋了心、性、情三個(ge) 範疇的含義(yi) 、特點和效用,認為(wei) 心是虛靈明覺,具有統攝義(yi) 和主宰義(yi) ,性是實理,其內(nei) 涵是“合當”或當然之理,即規範性和正當性的道德指向,而情則是心之已動和性體(ti) 的發用,因此屬於(yu) 氣稟的範疇,氣稟精粗和正偏導致情有善惡之分。
朱子注解“新民”遵循了“以文義(yi) 推之”與(yu) “以傳(chuan) 文考之”相結合的原則,其邏輯思路為(wei) :人人皆有明德處且需要自明其德,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新民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難以完成自新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從(cong) 總體(ti) 上決(jue) 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新民的實現需要“上之人”與(yu) “下之人”共同努力,綜合運用“絜矩之道”“齊之以禮”“齊之以刑”,始終堅持“苟日新、···
在終極性意義(yi) 上,為(wei) 善無意為(wei) 為(wei) 善有意提供了存在意義(yi) 上的終極根據;並且前者也時刻以“不”的方式參與(yu) 進後者的“是”之中;它們(men) 一起組建起真正意義(yi) 上的生存本身。生存本身照見了利瑪竇式理性論證和儒家天命意識之間的差異和相互補足,這是實現中西之間深度思想交融的關(guan) 鍵所在。
以朱子為(wei) 代表的理學,將“十六字心傳(chuan) ”看作是“堯、舜、禹所傳(chuan) 心法”,標誌著理學在實質層麵上開啟了“心學”這一儒學新路向。陽明的道統論與(yu) 其心學構建則是接續理學的道統論及其所蘊含的心學路向展開的。在陽明那裏,道統是在曆時性的時間脈絡中確立儒家學術的精神命脈,而正統則是在共時性的多元學術形態中貞定儒家學術的發展方向。
中國話語的當代建構有賴於(yu) 對文明結構的深刻把握,而詮釋的技藝是促成此項思想創造的有力工具。因此,無論是弘揚中國傳(chuan) 統經典,還是將中國傳(chuan) 統經典作現代性轉換,事關(guan) 思想本身,而非詮釋學理論所能負載的使命。中國經典詮釋如何在現代社會(hui) 條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義(yi) ,是現代中國經典詮釋學建構的應有之義(yi) 。
學界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釋義(yi) 漸有趨同之勢,但仍有分歧。實際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當作“知曉”解,不宜破讀。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經上》對“知”的定義(yi) 相同,在與(yu) “民可使由之”相對立的語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強力手段或空洞說教使人知曉的含義(yi) 。“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
古代東(dong) 西方的思想傳(chuan) 統中不乏對人的身體(ti) 和知覺予以負麵評價(jia) 的。在宋儒張載那裏,形(質、形質)和知覺卻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和積極作用,有關(guan) 形的論述構成其哲學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他認為(wei) 宇宙原始的混沌之氣必然發生聚散的分化和對立,這就使形的出現具有必然性,這是對佛教以現實世界為(wei) 幻妄之觀點的直接回應。
記憶與(yu) 遺忘構成了宋明理學道德修養(yang) 工夫論中的內(nei) 在張力。理學家對道德本體(ti) 之記憶與(yu) 修養(yang) 工夫之遺忘的兩(liang) 層劃分,有助於(yu) 厘清其間的糾葛。本體(ti) 記憶在經驗層麵的過去、現在、未來三個(ge) 時間維度展現自身,並決(jue) 定了經驗層記憶內(nei) 容的變異。
道體(ti) 論者的體(ti) 用論卻非如此,他們(men) 的形上—形下的結構不是套套邏輯的恒真式構造,而是形上—形下互涵,形上既是完美自足的,但同時也要自行創化的。落在道器論上講,即是道器相涵的形上學,道的內(nei) 涵有待器來補足;器的內(nei) 涵,其本質也是流動的,它是“流形”,它需要作為(wei) 本體(ti) 的道的支撐。
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於(yu) 其20世紀30、40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續時間長,對荀子保持了一以貫之的較高關(guan) 注度,產(chan) 出成果豐(feng) 碩,屬民國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極富思想史研究特色。
葉適的批判具有邏輯曲解與(yu) 思想誤讀的鮮明特點,在當時及後世,非但對於(yu) 闡揚荀學無功,反而融入了貶抑、解構荀子的“反荀”思潮,產(chan) 生了極大的思想流弊。
家是儒家開展人倫(lun) 教化的核心場域,家禮則是維係家庭或家族和諧穩定的倫(lun) 理觀念與(yu) 儀(yi) 禮規範的綜合體(ti) 。伴隨著家形態的發展演變,家禮也經曆從(cong) 無到有、逐漸完備,並由貴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為(wei) 指導人們(men) 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種禮儀(yi) 規範以及冠、婚、喪(sang) 、祭四大人生禮儀(yi) 。
“美”字的源起表明古人的美觀念起源於(yu) 視覺形象及視覺心情,並非是起源從(cong) “大羊”或“羊大”的味覺義(yi) 。“美”字初指人形象好而令感官喜悅,但今作價(jia) 值概念早已超越對視聽價(jia) 值的指稱,佳好者尤感官感覺好者皆可語稱為(wei) “美”。美學的基本內(nei) 容或基本體(ti) 係主要在美的概念(語文)、美感機製(心理)、美治機製(工藝)、美的學說(史論)四方麵,一切···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的著名命題。這一命題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導思想和《春秋》經的思想內(nei) 涵都是以“禮”作為(wei) 價(jia) 值標準。南朝梁人皇侃強調禮在六經中的統攝地位說:“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wei) 本。”皇侃的這一論述與(yu) 司馬遷關(guan) 於(yu) 《春秋》為(wei) “禮義(yi) 之大宗”的命題是相通的,有異曲同工之妙,非常···
荻生徂徠《論語》詮釋具有顯明的政治倫(lun) 理向度與(yu) 本土契合性邏輯,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闡釋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視為(wei) 儒學日本化進程之重要一環。其內(nei) 在邏輯及本質意義(yi) ,是在學、德、政之意義(yi) 邏輯上,展開選擇性接受和變異性闡釋,從(cong) 而將儒學內(nei) 在化於(yu) 本土學術文化範疇,建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當下關(guan) 切的政治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