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欽順哲學對張載哲學的繼承性並不似傳(chuan) 統哲學史中所表述的那麽(me) 強。具體(ti) 而言,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證明:其一,在北宋五子中,羅欽順主觀上更欣賞的是程顥,而非張載。其二,在問題意識方麵,羅欽順討論張載時更關(guan) 心的不是氣本,而是理氣一物。這本質上是朱子學的問題意識,而非氣學。其三,羅欽順對張載的理解與(yu) 傳(chuan) 統氣論學者對張載的理解不···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學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對其理解不一樣。在二程那裏,天指蒼天,天性、天命都是蒼天之命令。天理即蒼天之理,進而延伸為(wei) 宇宙之理,天理觀便是宇宙觀。在朱熹這裏,天被當作形容詞用,表示像蒼天一樣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絕對性等,天理指具有類似於(yu) 蒼天性質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絕對之理,而不再專(zhuan) 指蒼天之理。理學家的···
立足於(yu) 一般經驗性的“聽”,孟子認為(wei) 個(ge) 體(ti) 在“聽”上有“同聽”的趨向,節製對某些“聲”的偏愛,個(ge) 體(ti) 得以通由“聽”培塑自身德性。“聽”同時與(yu) 國家治理相關(guan) ,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成為(wei) 了製定正確決(jue) 策的重要前提。在這一過程中,君主歸正“聽”上的一些偏好,理性判別和積極聽納有價(jia) 值的意見,使其不斷向聖王邁進。
在朱子學的詮釋下,“禱”作為(wei) 麵向特定信仰對象的意向性行動,是聖人基於(yu) “天理之自然”確定的禮儀(yi) 準則,在氣化流行的宇宙秩序中有獲得“回應”的真實性依據。禱者正是以這些基礎信念為(wei) 前提,將自身生活困境向神靈敞開,並在與(yu) 神聖的“遭遇”中獲得如何麵對這些困境的精神經驗和意義(yi) 依據。
社倉(cang) 法源自隋代實施的義(yi) 倉(cang) 製度,在南宋時期經朱熹重新設計並編定《社倉(cang) 事目》後發揚光大,對後代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往學者的研究認為(wei) 朱熹所行社倉(cang) 的目的之一是在民眾(zhong) 經曆災荒時對民眾(zhong) 予以救濟和幫助,從(cong) 而發揮其鞏固統治的社會(hui) 功能。社倉(cang) 法盡管具備如上的社會(hui) 功能,但其設計本身卻存在固有的問題,諸如貸款利率過高、催科期限過急等。
以經驗知識的進路解釋良知如何呈現,需要以良知不學而能的先天性與(yu) 其呈現於(yu) 經驗中的差異性、多樣性為(wei) 前提,給予“經驗知識如何觸發良知”和“良知如何運用經驗知識”兩(liang) 個(ge) 核心問題以有效的解釋。同時,認知能力的提高與(yu) 經驗知識的積累都影響了主體(ti) 對當下道德場景的把握,從(cong) 而也參與(yu) 到良知直下的判斷中。
作為(wei) 經典世界中的思想史事件,孔子的“川上之歎”存在著傷(shang) 逝、勉學、道體(ti) 三種詮釋路徑。相較而言,“道體(ti) ”說既克服了“傷(shang) 逝”說的消極觀念,也深化了“勉學”說的思想內(nei) 涵,並且還實現了聖賢之間的“視域融合”,在經典解釋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從(cong) 形而上學的視域來看,孔子“川上之歎”所表達的核心主題是對存在與(yu) 時間關(guan) 係問題的哲學思考。
一方麵,注意於(yu) “名節”的自覺性與(yu) “士風”或“學風”間的關(guan) 係,試圖重塑“士人”這一政治身份在道統觀下的重要意義(yi) ;另一方麵,對“罔死”與(yu) “變節”的批評在延續明季道德嚴(yan) 格主義(yi) 風向的同時,也經由對名節觀的厘正,而為(wei) 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開生存空間。回視程伊川之論黨(dang) 錮,在某種程度上,此兩(liang) 者皆可視為(wei) 喪(sang) 亂(luan) 之後對宋學的回歸。
張載在政治社會(hui) 思想上主張宗法製,但不等於(yu) 《西銘》的宇宙論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據此否定《西銘》具有博愛與(yu) 平等觀念。把博愛與(yu) 差等之愛對立起來,對兩(liang) 種觀念都極為(wei) 有害。借助對若幹博愛觀念的討論,重新肯定差等之愛之於(yu) 博愛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愛中厚薄之分的意義(yi) ,具有較大理論價(jia) 值。
宋代早期理學家集中展現了思維轉型的理論自覺,其“體(ti) 用”之“體(ti) ”,一方麵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麵又較佛教之“體(ti) ”更具實在性,一種既超越又實在的“體(ti) 用”思維逐漸形成。早期理學家各具特色的思維轉型的努力是理學得以產(chan) 生的核心動力,也促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第一次大型範式轉換。
實際上,從(cong) 訓詁上看,一律以“宜”訓“義(yi) ”是不通的;從(cong) 德行上看,這些現代詮釋混淆了“義(yi) ”與(yu) “權”“智”的區別;從(cong) 思想上看,這些詮釋混淆了某種情境下具體(ti) 行動的權變智慧與(yu) 行動背後不變的道德原則或道德價(jia) 值之間的區別。此種詮釋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實則是一樁美麗(li) 的誤會(hui) 。孔子“義(yi) ”概念與(yu) 其說是情境適宜性的權變智慧,毋寧說是絕對的不可···
在古典儒學觀念中,家庭更具有先在性和原初性,家庭中的血緣親(qin) 情具有必然性,是道德原則的本源,也是構建社會(hui) 倫(lun) 理和國家政治秩序的基礎,而國家並不是一個(ge) 必然的存在。古典儒學對家國關(guan) 係的這一理解在後世的政治實踐中不時出場,不斷提醒人們(men) 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國家的權威對家庭利益的任意侵犯。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
中國思想正麵這一開放曆史過程,並不訴諸超越的絕對普遍性,而是探尋在曆史內(nei) 部理解曆史中意義(yi) 的可能性。具體(ti) 而言,中國思想構建基於(yu) 天經、地義(yi) 、人情組構的具體(ti) 的曆史普遍性,以“天下歸仁”轉換西方的自由為(wei) 本的曆史進程敘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體(ti) ”構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
張載與(yu) 二程的“京師論《易》”可以說是兩(liang) 宋道學史中的一個(ge) 大公案,從(cong) 一定程度上說,道學所謂“濂、洛、關(guan) 、閩”的譜係與(yu) 排序也就建立在張、程“京師論《易》”及其傳(chuan) 說的基礎上。但這一說法並非完全出自曆史的真實,其形成反而具有某種遞加傳(chuan) 衍與(yu) “層累”造成的特點。
作為(wei) 宋明理學的開創者之一,張載是北宋五子中第一個(ge) 自覺地對理學之理論基礎展開“稽天窮地之思”的思想家,同時又從(cong) 總結思想發展之曆史經驗的角度提出了一個(ge) 帶有必然性的結論,這就是“《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追求理想人格就是追求真理,認清現實的殘酷性,就是發現自己生存的局限性。人們(men) 越是否認現實,當現實最終打臉的時候,就越發感到疼痛。在技術和知識取得巨大進步的今天,成為(wei) 君子的難度有增無減,君子人格的悲劇性討論有助於(yu) 人們(men) 反思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麽(me) ,如何麵對死亡。
明代甘泉後學可劃分為(wei) 五種類型:以洪垣、龐嵩為(wei) 代表的甘泉學之正傳(chuan) ;以唐樞、蔣信為(wei) 代表的折衷派;以何遷、呂懷為(wei) 代表的“得甘泉學之一隅”者;以唐伯元、楊時喬(qiao) 為(wei) 代表的偏向於(yu) 程朱理學者;以王道為(wei) 代表的湛門另類人物。
在朱子那裏,仁義(yi) 禮智信並不是人文世界的道德規範,而是自然世界的生意,當其具身化到人身上時,就轉化為(wei) 人的先天感通能力,並能夠在遇到孺子入井等相應的情境時引發道德行為(wei) ,從(cong) 而實現“愛人利物”,因此,它具有引發道德行為(wei) 的功能,因此是善的。概言之,無論是人性之源還是人性之善,都來源於(yu) 天道層麵的自然之生意,因此,“性即理”的···
《禮運》刻畫禮之從(cong) 起源到大成的敘事,是以三代以上的典範案例來展示秩序(禮)的意義(yi) 、曆史及其本性。對這一敘事的進行整體(ti) 性的文本分析,則可以看到,神顯、聖創、文明構成三種理解秩序曆史及其本性的關(guan) 鍵詞,但“神顯”“聖創”可以納入“文明”之中,作為(wei) “文明”的構成部分而被理解。秩序的完備狀態在《禮運》中具有通人人(人倫(lun) 完備)、···
“命”的觀念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有著深遠的影響。朱熹的命論具有“動-靜”雙重形態與(yu) “理-氣”二元結構。靜態層麵的命“以理言”,為(wei) 分殊之理,具本體(ti) 論意義(yi) ;動態層麵的命主要是“以氣言”,體(ti) 現的是宇宙萬(wan) 物的創生機製與(yu) 原理,具生成論意義(yi) 。而生成論是朱熹命論最基本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