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心性為(wei) 一”即“一本義(yi) ”為(wei) “圓教模型”,以重新定義(yi) “可能”和“理解”為(wei) 前提,以“心體(ti) ”建構為(wei) 實現路徑,以“上下其講”為(wei) 思維路徑。就“上講”看,他以溝通“心體(ti) ”“性體(ti) ”“道體(ti) ”為(wei) 主以實現“心體(ti) ”的“上提”;就“下講”看,他以“心體(ti) ”之“流行”為(wei) 主以實現“心體(ti) ”的“下委”;“上提”“下委”為(wei) 一雙向回環,“心體(ti) ”建構從(cong) 而形成一個(ge) 理論閉環。
不是“自我”擁有身體(ti) ,而是身體(ti) 擁有“自我”。這是我們(men) 在返回孔子的“身體(ti) 觀”時,首先需要澄清的一處認識。盡管“自我”與(yu) 身體(ti) 之間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經常是模糊的,但是作為(wei) 人自身所是的那個(ge) 德性化身體(ti) ,卻極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確切地說,“修身”並非對身體(ti) 本身施加某種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對身體(ti) 的遮蔽,讓人的德性化身體(ti) 能夠顯現出···
帝製儒學要求平民百姓在政治上絕對服從(cong) 的觀點是普遍存在的。盡管一些學者試圖挑戰這一流行的觀點,但他們(men) 未曾論及帝製儒學中關(guan) 於(yu) 政治義(yi) 務的理論。通過研究清代的政治宣傳(chuan) ,尤其是《聖諭廣訓》,作者認為(wei) 帝製儒學的政治義(yi) 務是一種家長式感恩理論。
“賢能政治”曆來存在兩(liang) 種理解模式。第一種模式將“賢能政治”理解為(wei) 一種治理方法。這種理解源於(yu) 孔子,其討論範圍是政治職位,並且可以得到後果論意義(yi) 上的證成。第二種模式將“賢能政治”視為(wei) 一種正義(yi) 理論,即為(wei) 了按照正義(yi) 的要求給予人們(men) 其應得之物。
“生活儒學”和“進步儒學”都涉及現代儒學的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詞,即“進步”與(yu) “自由”。對這兩(liang) 個(ge) 基本價(jia) 值觀念的理解,生活儒學與(yu) 進步儒學之間既有基本的共識,特別是在對現代性價(jia) 值的認同上;同時又有一些重要的差異,尤其是在儒學與(yu) 自由的關(guan) 係問題上。
當代儒學理論已經形成一股明顯的情感轉向趨勢,其中尤以“情理學派”為(wei) 代表。目前亟需通過反思其中暴露出來的理論問題,推動當代儒學情感轉向的進一步發展與(yu) 深化。
鄉(xiang) 約兼顧個(ge) 體(ti) 成人與(yu) 關(guan) 係維和的雙重功能:自我實現具有超越性與(yu) 社會(hui) 性的“即凡而聖”價(jia) 值;人際關(guan) 係的維和建構了倫(lun) 理情誼化的鄉(xiang) 村熟人社會(hui) 。《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的倫(lun) 理操演與(yu) 情感感化機製對當前鄉(xiang) 村人際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設均有裨益。
程頤對王安石注解坤卦六二爻的“因物之性而生之”之說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此為(wei) 易學史上的一樁公案。從(cong) 思想來源看,王安石《易解》中對坤六二的詮釋根本立足於(yu) 儒家立場,但“因物之性”之說實有玄學思想的淵源。而程頤的批評則一般性地指出了“因物之性而生之”無論在玄學還是儒家思想中都難以成立的原因,即在於(yu) 此說違背了自然物性觀念本有的···
一方麵,陽明物論充分尊重物的獨立性,與(yu) 心相區別;另一方麵,良知被提升為(wei) 本體(ti) ,物在良知學的倫(lun) 序中被重新規定,良知不能理所當然地像性理一樣成為(wei) 萬(wan) 物的本體(ti) ,形成知體(ti) 物用,而是在知為(wei) 意之體(ti) 、物為(wei) 意之用的獨特結構中,與(yu) 物統一。其根本原因在於(yu) 陽明沒有最終證成天理和良知為(wei) 一,他在儒家傳(chuan) 統物論和良知本體(ti) 基礎上的物論之間的罅隙···
雖然張祥龍的現象學儒學呈現出某種明顯的現代特征,但我們(men) 並不能夠因此而簡單地將他劃入現代新儒家的行列中。像賀麟那樣的現代新儒家都是現代性的擁躉,都立足現代性立場論衡儒家傳(chuan) 統,而張祥龍則不然,我們(men) 甚至可以說,他是現代以來第一個(ge) 充分認識到現代性的嚴(yan) 重問題、進而對現代性進行了徹底反思的儒家學者,他由此而開啟的思想方向···
劉鹹炘整合老、孔,發展與(yu) 提升了儒學發展現代轉型的新境界。他期待中國儒學史從(cong) 非左即右、往而不返、爭(zheng) 鬥不息、別有所圖的邪路上回歸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劉鹹炘堅守先秦儒學的中觀理想,對中國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國文化具有堅定的信仰。劉鹹炘認為(wei) ,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包荒含弘,任天圓道,返本開新,才是中國儒學光明的未來。
“周程授受”是宋明理學史上的一個(ge) 大問題。在朱子及其批評者那裏,“周程授受”都不僅(jin) 是一個(ge) 事實問題,更是一個(ge) 哲學或義(yi) 理問題。朱子對“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建構,既出於(yu) 重建道統的努力,亦基於(yu) 其對道體(ti) —工夫的詮釋和理解。
從(cong) 儒家親(qin) 親(qin) 尊尊原則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質、文四法循環的學理脈絡和豐(feng) 富內(nei) 容。天道陰陽之氣的不同運行軌跡,對應了人世王政、官製、禮法不同麵向,追溯天授聖王的異象,能夠使“四法”流轉獲得可靠根據。殷質、周文及其分別與(yu) 親(qin) 親(qin) 、尊尊相結合,建構出王權繼承的基本秩序。
孔子的經典詮釋學思想,不僅(jin) 具有“哲學詮釋學”那樣的世俗存在論意義(yi) ,還具有創世論的超凡“創生”意義(yi) 。這種思想深刻地蘊含在孔子的“天命”觀念之中,可以稱之為(wei) “天命詮釋學”。
本文關(guan) 注一種更廣泛意義(yi) 上的伊儒會(hui) 通,它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明末清初之回儒的著述活動,實際上伊斯蘭(lan) 、儒家、佛教和道家在這些學者那裏融匯成了新質的哲學思想。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一思想進程與(yu) 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國的曆史和社會(hui) 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需要我們(men) 用全麵的發展的眼光去看待。
孟子性善論與(yu) “盡心”相關(guan) ,要人負起對自己的道德責任。善性人人皆有,盡心卻非人人皆能。在孟子論述中,盡心問題士與(yu) 民實有不同要求。民無恒產(chan) 則無恒心,不能期待民眾(zhong) 在饑困中還要“盡心”,但“士”可以做到,也應有這樣的要求。
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能夠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華文明講道理的方式決(jue) 定了他能夠從(cong) 差異出發看待世界的統一性,人類追求美好的生活,人類各大文明的聖賢以其各自方式探索人類未來的美好,但不必走齊同的道路,而是可以“各美其美”,通過充生達理實現美美與(yu) 共。
晚清“禮法之爭(zheng) ”的實質,在於(yu) 以何種方式“辨風正俗”,安定地方秩序,重塑中央政權的“大一統”框架。“正俗”折戟背後的問題在於(yu) :新政改革已經越過了早期張之洞所主張的“中體(ti) 西用”之論而上升到了中西方對“道”(文化話語係統)的爭(zheng) 奪。
“天人合一”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觀念,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整體(ti) 有機的宇宙觀、生態觀。由於(yu) 中國先哲對其所論較簡,使這一語句的意義(yi) 並不明朗。有必要經過解釋和闡明,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揭示中國古代哲學家講“天人合一”的因由,明確這一觀念的哲學基礎和基本意涵,並賦予、彰顯其現代含義(yi) 和價(jia) 值。
禮圖是朱子十分重視的一種禮學解析工具。在朱子的禮圖思維中,解決(jue) 實際問題是其根本的歸宿,主要體(ti) 現於(yu) 以禮圖來解決(jue) 社會(hui) 禮儀(yi) 、禮學教育、現實政治三方麵問題。規範化是朱子禮圖思維的根本原則,主要表現於(yu) 禮圖作品由政府頒布施行原則與(yu) 經學化製作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