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立足儒家心性哲學傳(chuan) 統,創造性地使用和發揮《易傳(chuan) 》中的感通思想,建構了一個(ge) 涵括中西印基本哲學精神的思想體(ti) 係。相比熊十力的宇宙本體(ti) 論模式,唐君毅的感通形上學具有一個(ge) 認識論維度,思想上更為(wei) 飽滿。雖然如此,他的論證並不徹底,其思想構架也未超出他所批評的黑格爾主義(yi) ,由於(yu) 沒有區分開不同層麵的感通,其細節處往往失於(yu) 含···
梁漱溟、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學者的政治哲學均將中西政治傳(chuan) 統之根本差異理解為(wei) 其背後的“精神-主體(ti) 性”之差異,這種解釋可以方便地稱之為(wei) 政治哲學中的“智識之辨”。這種解釋不止於(yu) 描述中西政治在製度表現、社會(hui) 組織、人際秩序等現實政治運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試圖在認識論(廣義(yi) )、主體(ti) 性及存有論上解釋何以會(hui) 有這種差異。
本文提出中國哲學中的“勢”概念作為(wei) 對“物”之邏輯及“外在因果”的審美化替代方案,並希望借助《易經》來開發一份宇宙論詞匯表。基於(yu) 中國古代宇宙論的自然觀,我們(men) 可以將“自然”宇宙中的因果理解成具體(ti) 焦點及其無垠場域的背景或前景,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而所有事物又是任何事物的原因。可見,“自然”因果意味著“自己”“自”···
若對“天命之謂性”隻是作發生學的理解,則其與(yu) “生之謂性”的區別不大,且俱把“天”與(yu) “人”物化,不能證成人的宗教性存在,從(cong) 而不能區分人之性與(yu) 物之性。隻有在“天→命:之謂性”的間架中,人性總是在“天在命令人,而人在接受天命”這一過程中表現出來,這樣,人是可傾(qing) 聽與(yu) 響應天命的天命在身者。
在中國,郡縣製政府吸納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國家。文教支持政治權力,故政府擁有道德正當性和政治自主性,實現直接統治,構建民眾(zhong) 的國民身份認同。沿此曆史路徑展開的現代國家構建進程,定型於(yu) 強化版文教國家。以直接統治、國民認同兩(liang) 個(ge) 尺度衡量,中國式文教國家形態優(you) 於(yu) 西方式民族國家和自由主義(yi) 國家形態。
自王陽明去世之後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陽明學派內(nei) 部催生出兩(liang) 個(ge) 密切相關(guan) 的新發展方向:氣學和經史之學(禮法之學)。新方向提出了兩(liang) 個(ge) 具有同構性的問題:心(良知)與(yu) 氣、良知與(yu) 知識的關(guan) 係問題,概括而言則是心與(yu) 物的關(guan) 係問題。
“祝告先聖”這一禮儀(yi) 行為(wei) ,涉及朱熹的三個(ge) 基本信念:祭祀、祈禱與(yu) 先聖。朱熹相信,祭祀是與(yu) 祭祀對象的真實“感通”,祈禱是安頓自身情感並“悔過遷善”的精神活動,先聖則是道學事業(ye) 的神聖“原型”。“祝告先聖”是朱熹遭遇“先聖之靈”的當下時刻,會(hui) 在對自身的反省和觀照中實現生命的超越和轉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
儒教說的成立除開功能考察描述,還需對其內(nei) 部神學係統給出交代說明,因此,對“孔教之本”《中庸》的闡釋無疑變得十分重要和關(guan) 鍵。文章認為(wei) 《中庸》是從(cong) 屬於(yu) 《易傳(chuan) 》的天人之學係統,以“天命之謂性”為(wei) 前提,以“慎獨”為(wei) 起點,以“致中和”為(wei) 原則,以“成己成物”為(wei) 內(nei) 容,以參讚化育為(wei) 目標。由於(yu) 朱子對《中庸》的心性論改造影響巨大,文章將自···
“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製”與(yu) “專(zhuan) 製”的結合,它與(yu) 中國曆史的實際情況不可能、也不應當簡單對應,既不能簡單對應於(yu) “周秦之變”以前的封建製度,也不能簡單對應於(yu) “周秦之變”以後的帝製。就其曆時性而論,“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既然是人類社會(hui) 的原始形態,就不應當、也不可能是人類社會(hui) 的現代形態和未來形態。
漢惠帝時期,桂陽神醫蘇耽化鶴升天的事件引發廣泛影響。首先,彼時與(yu) 後代對蘇耽生平史實及神話記述的書(shu) 寫(xie) 呈現出兩(liang) 種不同的思想脈絡,對二者進行對照分析足以發現其中曆史事件和傳(chuan) 說故事間的內(nei) 在張力與(yu) 外在矛盾。其次,蘇耽之生平記述之生卒年月、身世淵源、故裏籍貫等方麵尚且值得細致考究。再次,蘇耽之生平事跡與(yu) 神話傳(chuan) 說彰顯了敬老···
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書(shu) 中評介了三十餘(yu) 部史學名著,從(cong) 先秦到明清,為(wei) 讀者展示了中國治史修史之途。書(shu) 中對中國史學史上“記言”與(yu) “記事”的分別有深入闡述。本文以此作為(wei) 視點,梳理、辨析記言與(yu) 記事在曆代分與(yu) 合的流轉變遷,進一步分析、探討史學與(yu) 政治間相生相克的獨特關(guan) 係。
“地埶”之“埶”字有“勢”和“蓺”兩(liang) 種理解。但勢為(wei) 名詞,不僅(jin) 無法與(yu) 地組合成與(yu) “天行”類似的句子以表達相應意義(yi) ,並且將句子主語由與(yu) 天相對之地這一坤卦所像之象轉換成了地之形勢,遂使坤卦順天之生而來的地之成這一功能意義(yi) 失去了著落。埶當作蓺(藝)解,培植、使生長發育之意。“地埶,順”即“大地含弘光大發育萬(wan) 物,順承上天”。此解文從(cong) 字···
王陽明對於(yu) “氣”之善惡的考察基於(yu) 兩(liang) 重維度:一方麵,本體(ti) 為(wei) 即存有即活動者,具有實現自身的能動力量,“流行為(wei) 氣”,氣為(wei) 本體(ti) 的流行實現過程,具有先天性、靈明性、條理性等特征,陽明分別以“性”、“心”、“理”規定之,故而,性氣、心氣、理氣之間一體(ti) 不二;另一方麵,“順本體(ti) 是善,逆本體(ti) 是惡”,人之意氣發動,或隨順或違逆於(yu) 本體(ti) 的流行,···
情本易學的心靈主體(ti) 論建基於(yu) “人是情感的存在”命題,揭示作為(wei) 心靈主體(ti) 的人的情感主體(ti) 性在《周易》中的體(ti) 現。情本易學的境界超越論揭示《周易》所蘊含的境界超越觀念,即人的存在的心靈境界特征,以及這種境界是如何通過情感主體(ti) 的自我超越而實現的。
唐文明教授並沒有止步於(yu) 對於(yu) 思想史的刻畫,又同時從(cong) 儒家視域出發,主張人倫(lun) 的規範性重構,突出教化在國家建構上的重要性,探索了人倫(lun) 教化對現代社會(hui) 的意義(yi) 。其力圖實現的是社會(hui) 狀況從(cong) “彝倫(lun) 攸斁”重新轉向“彝倫(lun) 攸敘”。正因為(wei) 此種研究意圖和努力,唐文明教授在本書(shu) 中重新刻畫了康有為(wei) ,探索了儒家敘事對於(yu) 近現代思想史描述的可能性,進而···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於(yu) 其心性論,一言以蔽之曰王道。以政治之實事言之,統治者、被統治者與(yu) 統治之法度,乃是政治所涉及的三個(ge) 基本向度。以王道作為(wei) 論述主題,其視角是在統治者一方。而王道思想中,又以“民為(wei) 貴”為(wei) 一大宗旨,因此,以民本論刻畫孟子的政治思想,實屬當然,而其視角則是在被統治者一方。後一視角為(wei) 現代學者慣常采用,實則···
“仁者壽”命題,其言也微,其義(yi) 也大。它的本義(yi) 與(yu) 天地生生之道相契合,是對儒者初心的擴展;同時,它也是對中國德壽一致文化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揮,有其恒久的合理性。隻有了解“仁者壽”的真義(yi) ,才能避免偏離孔子所提倡的儒學真精神。
從(cong) “理在解語內(nei) ”到“理在經文內(nei) ”,可謂《四書(shu) 章句集注》對於(yu) 二程予以創新一麵的鮮明體(ti) 現。就此而言,本文考證《四書(shu) 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種變例,最終目的在於(yu) 更好地領會(hui) 朱熹用畢生精力注釋《學》《論》《孟》《庸》四部大經典的體(ti) 例與(yu) 義(yi) 理。無體(ti) 則不立,本立而道生,斯之謂也。
荀子立足經驗認識和改造世界,認為(wei) 人性本惡,需要外求向善,人生的意義(yi) 在於(yu) 認識真理,以真理指導生活,以禮法從(cong) 外約束、完善德行。在社會(hui) 製度的建構上,孔子、孟子和荀子具有趨同性,均主張君主集權和文化一元主義(yi) 。荀子法哲學與(yu) 儒家法哲學、道家法哲學和法家法哲學有相似之處也有顯著差別,其內(nei) 容具有獨特性,自成一體(ti) 。
何紹基是清代著名書(shu) 法家,他的“經世致用”倫(lun) 理思想,與(yu) 其成長在湖湘文化的環境有關(guan) ,是湖湘文化的一個(ge) 縮影。其“經世致用”倫(lun) 理思想主要體(ti) 現在藝術道德和社會(hui) 道德方麵。在藝術道德上,何紹基強調學藝要“先學為(wei) 人”“人與(yu) 文一”。在社會(hui) 道德上,他強調“忠誠”道德。他的“經世致用”倫(lun) 理思想,不是通過考據訓詁儒家經典的方式來呈現,而是以書(shu)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