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言”與(yu) “記事”——《中國史學名著》中的史學進路

作者：蘇豪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西元2022年8月16日

摘要：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書(shu) 中評介了三十餘(yu) 部史學名著，從(cong) 先秦到明清，為(wei) 讀者展示了中國治史修史之途。書(shu) 中對中國史學史上“記言”與(yu) “記事”的分別有深入闡述。本文以此作為(wei) 視點，梳理、辨析記言與(yu) 記事在曆代分與(yu) 合的流轉變遷，進一步分析、探討史學與(yu) 政治間相生相克的獨特關(guan) 係。

關(guan) 鍵詞：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記言；記事

作者簡介：蘇豪，性別男，現為(wei)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學部專(zhuan) 門史專(zhuan) 業(ye) 在讀碩士。

項目基金：北京語言大學中外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錢穆與(yu) 《民主評論》”編號：22YCX071

《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了三十餘(yu) 部史學名著，從(cong) 《尚書(shu) 》到《文史通義(yi) 》，為(wei) 讀者展現了中國治史修史之途。此書(shu) 是錢穆先生為(wei) 台北（台灣）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曆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所開“中國史學名著”課程的全年講課實錄。1973年由台北三民書(shu) 局出版，1980年先生又對全書(shu) 進行一遍增刪修潤，可惜未及再版，至1998年此本收錄入台灣聯經版《錢賓四先生全集》。此書(shu) 因是錢先生的講課內(nei) 容實錄，行文相對比較通俗，易於(yu) 閱讀，細細讀來能夠深切感受到錢先生對不同時代史學發展特點的深刻認知。其中關(guan) 於(yu) 曆代史學家運用“記言”與(yu) “記事”的特點，雖然沒有單獨篇章探討，但各篇章之內(nei) 均有一定的涉及。讀者抽絲(si) 剝繭後，可以了解到基於(yu) 錢先生曆史觀洞察之下，曆代重要史著中記言與(yu) 記事的傾(qing) 向與(yu) 特點，以及先生對此史學現象獨特的評說。

錢穆評論史著的一個(ge) 重要特點，是提出曆史批判的標準中有“自然的”與(yu) “道義(yi) 的”兩(liang) 個(ge) 方麵，他在書(shu) 中《春秋》篇提出：

“有此人類，即逃不掉曆史批判。所謂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誰也逃不出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則是“道義(yi) 的”，由自然中產(chan) 生道義(yi) 。自然勢力在外，道義(yi) 覺醒則在內(nei) 。孔子《春秋》則建立出此大道義(yi) ，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1]

《春秋》一般認為(wei) 是“記事”為(wei) 主的編年史，而在錢先生“曆史批判”這個(ge) 意義(yi) 上，它正是在中國史學史上開啟“道義(yi) ”批判之先河的著作。筆者認為(wei) ，“道義(yi) ”的批判，也可以理解為(wei) 史學家用“記言”的方式所進行的曆史評判。

上古史籍文獻的“記言”與(yu) “記事”，一般是指純粹記錄天子及諸侯的言行與(yu) 記載國家發展大事件的，是完全沒有評論與(yu) 批判的。一般與(yu) “右史”“左史”相對應。《禮記·玉藻》記錄說“動則左史書(shu) 之，言則右史書(shu) 之”[2]。這與(yu) 具有“道義(yi) ”批判的記言與(yu) 記事有很大的不同。“道義(yi) ”批判的“記言”，主要是指史學家對於(yu) 曆史的態度與(yu) 評判。具體(ti) 又大致可分兩(liang) 類，第一類以《春秋》為(wei) 代表，《春秋》中雖然沒有“孔子曰”，但眾(zhong) 所周知，孔子對於(yu) 禮崩樂(le) 壞下諸侯國君及臣子的評判已經蘊含在他的“春秋筆法”之內(nei)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是“記言”；第二類則是史學家在著作中對於(yu) 曆史的直接評判，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本文中的“記事”，則對應一般的記載曆史，不僅(jin) 包含曆史上發生的事件，自然也包括曆史人物的言行，可以說是包含了上古“右史記言”與(yu) “左史記事”製度下的所有記錄內(nei) 容的，它屬於(yu) 錢穆先生史觀裏的“自然的”批判。

一、記言以明德 記事以明鑒

用錢先生“道義(yi) 的”批判與(yu) “自然的”批判的曆史觀來作為(wei) 記言與(yu) 記事的區分標準的話，可以發現傳(chuan) 統概念下“記言”的《尚書(shu) 》與(yu) 編年“記事”的《春秋》，卻在《春秋》這部經典上，並以《春秋》為(wei) 分界點，出現了內(nei) 涵與(yu) 體(ti) 裁的轉變。即《春秋》有了“道義(yi) 的”批判的“記言”特點，而《尚書(shu) 》作為(wei) 保留了上古曆史文獻的匯編，具有“自然的”批判意義(yi) 而屬於(yu) “記事”的史書(shu) 。

《春秋》作為(wei) 一本編年體(ti) 史書(shu) ，其內(nei) 容主體(ti) 本是記事的。此類記事的史書(shu) ，各國都有，《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3]但孔子的《春秋》與(yu) 此不同。《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4] 蘊含了“道義(yi) 的”批判的功用，因而，記事的《春秋》依托於(yu) 編年記事而有了記言的功用。如此一來，從(cong) 《尚書(shu) 》純粹的記言實錄，到《春秋》式依托於(yu) 記事而實現的“道義(yi) 的”批判的記言，其間，明德教化的意義(yi) 是重要的分水嶺。

《尚書(shu) 》有今古文之分，且真偽(wei) 相雜，《尚書(shu) 》中最為(wei) 可靠的是《周書(shu) 》，錢先生認為(wei) ：《周書(shu) 》的核心人物是周公，以周公為(wei) 主體(ti) 的西周精神、周公精神，是西周曆史的靈魂。周公所提出的“天命論”、“共主論”，在賦予周王朝政治正統地位的同時，也為(wei) 君主加上了道德規範。因此，《尚書(shu) 》中記言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訓誡君主崇賢尚德，以記事承載記言，以記言昌明德行教化，擔負歌頌君主與(yu) 教育後繼者的史學功用。

從(cong) 西周到東(dong) 周，諸子興(xing) 盛，《論語》《孟子》《墨子》等都是對於(yu) 諸子言論的記錄和編輯。這些書(shu) ，首先符合純粹傳(chuan) 統“記言”的標準，而書(shu) 中很多內(nei) 容又都具有強烈的價(jia) 值引導和訓誡意義(yi) ，又屬於(yu) “道義(yi) 的”批判的“記言”。從(cong) 《尚書(shu) 》那樣純粹的記言，到《春秋》依托記事實現微言大義(yi) 道德評判的記言，再到諸子著作中飽含“道義(yi) 的”批判的記言，先秦“記言”書(shu) 寫(xie) 雖然一波三折，卻也可以看出比較清晰的脈絡。《尚書(shu) 》訓誡天子，《春秋》震懾諸侯，諸子則是麵向“士”階層的言說，對象不同，而明德教化的目標始終如一。

從(cong) 記言的內(nei) 容看，周公時期是天子之言，所謂“替天行道”，由天子的意誌所決(jue) 定；到春秋戰國天子的綱紀鬆弛，諸子登場，“百家爭(zheng) 鳴”，出現了孟子“民貴君輕”等的思想言論。再到秦統一中國，實現中央集權社會(hui) ，像東(dong) 周那樣“百花齊放”的思想局麵變得難以實現了。因此，記言也進入了下一階段，即以《史記》為(wei) 代表，用曆史事實與(yu) 史家評判二者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道義(yi) ”的批判。

想要有正確的曆史批判，首先要有正確的曆史記錄，中國史書(shu) 一向十分重視秉筆直書(shu) ，通過秉筆直書(shu) 的曆史記錄，一方麵，對當下政治環境發生一種震懾和穩定的作用。另一方麵，相比於(yu) 記言的道德教化，記事的“自然的”批判，明顯屬於(yu) 要事後才發揮效應的所謂“後事之師”，也就是後世所謂曆史的垂鑒，曆史的“明鑒”。

關(guan) 於(yu) 《春秋三傳(chuan) 》，朱子有著名的評論：“《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5]一般來說，《左傳(chuan) 》是編年體(ti) ，基本沿襲了《春秋》編年“記事”的風格，到漢唐時期治《公》《穀》的經學盛行，為(wei) 了解釋《春秋》的觀點，經學家們(men) 深究微言大意，聯係讖緯迷信，借前人的文字抒發自己的觀點，發揮空間極大，對於(yu) 文本的解釋甚至遠遠脫離了曆史事件本身，這是“記言”在漢唐時代的變化。這時的記言，明德的功用稀薄了，更像是從(cong) 現實中找論點，到典籍中找論據，成為(wei) 服務於(yu) 政治的手段，喪(sang) 失了“道義(yi) ”的批判的功用。因此，漢唐之後，經學一脈與(yu) 史學一脈便不可避免的分家了，經學一脈及後世的宋學，都更加強調重振與(yu) 發揚記言傳(chuan) 統下的“道義(yi) 的”批判，史學一脈則在記事中逐漸尋找新的出路。     

此外，漢唐及之後的史學家都麵臨(lin) 兩(liang) 大難題，一是政治環境能否允許作者正確的記載曆史，同時作出公正的評論，二是史學家的史學功底與(yu) 道德水準，能否支撐他真正實現“道義(yi) ”的批判。這兩(liang) 大難題也都與(yu) 記事與(yu) 記言相對應，因此，在史學發展史上，史書(shu) 的記言與(yu) 記事絕不是分而二途的，記事多秉直，記言則要發揮，史書(shu) 自然會(hui) 承載史家的思想，隻是高明的史家會(hui) 因事而言，據實而言，如《史記》司馬遷“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7]，從(cong) 而達到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7]的史學抱負，進而直接以“太史公曰”發揮史學家之議論批判的作用。

要之，記言與(yu) 記事，對應明德與(yu) 明鑒，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曆史批判的功效。在此意義(yi) 下，記言與(yu) 記事也是不可分割的，史家在二者之中，不斷尋找著適合於(yu) 時代和適合於(yu) 自己的平衡，在特定時代的製約和需要下，尋找動態轉換而達到史家的使命。

二、中央集權下的史家抉擇

自秦朝起，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登上曆史舞台，皇權的極速膨脹下，史官再難以是一個(ge) 獨立於(yu) 政治之外的職位。在此情形下，史學家如何通過記言與(yu) 記事的轉換完成曆史批判，特別是樹立“道義(yi) 的”評判，就顯得尤為(wei) 重要。《中國史學名著》就《史記》與(yu) 《漢書(shu) 》兩(liang) 部史學巨著，深入分析探討了這個(ge) 問題。

首先，漢初的司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著《論六家要旨》討論諸子各家大義(yi) ，是個(ge) 通學之才。司馬遷繼承父誌寫(xie) 《史記》，是以史家的職責來要求自己的。司馬遷說：“餘(yu) 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e) 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8]可見，司馬遷在寫(xie) 《史記》時，雖然因李淩之事遭遇宮刑，已不再是太史令，但他仍然是以史家的職責與(yu) 操守來要求自己的。他一方麵利用之前積累的史料，能夠盡可能真實完整地記錄曆史，另一方麵，作為(wei) “刑餘(yu) 之人”，又得以擺脫政治上的束縛，據實書(shu) 寫(xie) 一部民間性史書(shu) 。

錢先生在《史記》中、下篇中論司馬遷寫(xie) 《史記》時，有兩(liang) 處提到：

“所以，他寫(xie) 《史記》，乃求勿‘墮先人所言’，又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自從(cong) 那時起到今天，寫(xie) 曆史已經莫不以人物為(wei) 中心。”（P94）

“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yan) 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P99)

在錢先生看來，《史記》中的紀傳(chuan) 體(ti) ，本身就承載著記言的功用，書(shu) 中又有“太史公曰”的史家評論，更是直接的“記言”表現。司馬遷實現了記錄曆史與(yu) 評判曆史的結合。此一史書(shu) 書(shu) 寫(xie) 的方法，在中國後來的史學發展中，被承繼發展下來。

班固作《漢書(shu) 》，雖然也有繼承父誌的原因，甚至為(wei) 此入獄，但他出獄之後的續寫(xie) ，卻是在政府的指令之下完成的，所以《漢書(shu) 》仍然應該是一本官修史書(shu) 。班固一生深陷於(yu) 東(dong) 漢的政治鬥爭(zheng) 之中，修史工作始終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範曄在談司馬遷與(yu) 班固的差別時曾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當然隻是二者敘事風格的差別，但他談到班固時又說：“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wei) 美。輕仁義(yi) ，賤守節。”[9]這和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裏的言說形成鮮明對比。《漢書(shu) 》因而也確實可見是非相混，缺乏鮮明道德評價(jia) 標準的現象。

司馬遷、班固同處於(yu) 中央集權的高峰時期，造成《史記》《漢書(shu) 》成就和精神境界差異的原因，顯然在於(yu) 史家自身的抉擇。這種抉擇是在個(ge) 人生存與(yu) 史家職責之間矛盾深重、致命衝(chong) 突時的衡量選擇。如果不是過分苛責史家寫(xie) 史都必須置生死於(yu) 度外的話，能夠堅守史家使命，盡量發揮史家秉筆直書(shu) 和道義(yi) 批判的職責，就已經是十分難得。如《三國誌》作者陳壽，是三國時蜀人，最終在晉朝做官，晉承魏而來，難免要尊魏。若他的書(shu) 名寫(xie) 作《魏書(shu) 》，則肯定有失偏頗，若不尊魏，又怕難逃殺身之禍。他能夠以《三國誌》為(wei) 題，列魏、蜀、吳三書(shu) 分別敘述，就已是盡量發揮了作為(wei) 史學家的能動性，是種折中的方法。因而，《三國誌》的正統性問題向來沒有定論，雖然尊魏之感仍濃，總算是稍微緩和了些。

所以，自《史記》之後，如何在中央集權的政治幹預下，完成真實的記錄曆史與(yu) 保持道義(yi) 高度的評判曆史相結合的史學書(shu) 寫(xie) ，這是史學家都麵臨(lin) 的問題。

“至於(yu) 班固的《漢書(shu) 》，往往有其事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chuan) 下。”（漢書(shu) 篇，P124)        

錢先生對於(yu) 司馬遷、班固、陳壽的評價(jia) 立場鮮明而依據中肯，標準正是史家筆下道義(yi) 批判的高度，曆史精神的存續。為(wei) 了實現這樣的史家職責或史學使命，史家對於(yu) “記言與(yu) 記事”的處理方式，就成為(wei) 曆代中國史學家麵臨(lin) 的一個(ge) 重要抉擇，同時也是後世審視曆史、評判史學家高下的核心要素。這是錢先生史漢馬班比較言說，給我們(men) 的深刻啟示。

然而，隨著中央集權製度的發展，修史工作越來越顯出它的附屬性，導致已經很難由史學家自身的操守來決(jue) 定史書(shu) 內(nei) 容的真實性。記事、記言似乎都難以完全由史學家自身來決(jue) 定，來完成。於(yu) 今看來，如果記事不是真實的，那麽(me) 記言所進行的曆史批判也就失去了意義(yi) 。如果記事是真實的，後世學者尚可以根據記事的內(nei) 容，對書(shu) 中的記言內(nei) 容進行辨析。因此，包含在記言中的道義(yi) 評判，可能是幾代人的認知原則、道德標準，因記事而記錄下的真實曆史過程，卻是“永恒不變”的。從(cong) 此角度來看，史學家能夠對曆史進行真實書(shu) 寫(xie) ，即注重“自然”的批判，放下“道義(yi) ”的批判，或也是一種合理的選擇。

清代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之論，似乎把經學和史學混同了。如前文所言，經學多是垂教訓，重記言的，而史學則是重記錄，重記事的，因此，將經學重新納入史學所要考慮的範圍，就必然促使史家對於(yu) 史學，對於(yu) 記言的重新認知，事實也正如此。明末學案體(ti) 的盛行，清代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人著作很多都是考據為(wei) 主並兼及議論的，這就是在記事的基礎上，又開始重視記言了。雖然乾嘉學派在治經上，除了文字訓詁沒有太多新的創獲，但治史之上，倒是別開生麵。

錢先生在《從(cong) 黃全兩(liang) 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yi) 》一章中談到：

“今天諸位講史學，也還是空言。諸位研究史學，而絕對與(yu) 現實政治、外交、國家、社會(hui) 、民生沒有絲(si) 毫關(guan) 係，隻是書(shu) 本上去找材料拚湊，認為(wei) 那就是史學了。章實齋就要反對這一層。”(P352)

章實齋所反對的，也正是錢先生同樣反對的。他們(men) 反對考據學成為(wei) 脫離社會(hui) 現實的學問，剝離了史學經世致用的功能意義(yi) ，也就剝離了“道義(yi) 的”批判的功能。這使得史學再次出現記言與(yu) 記事的分離，而這兩(liang) 者一旦分離，史學記載便淪為(wei) 真正的“空言”，史家的自覺與(yu) 史家的使命，就難以顯現了。通過錢先生對於(yu) 章學誠的評議，可看到他的曆史觀，更可看到他作為(wei) 史家的使命感。

跟著錢先生的講解縱觀中國史學發展的軌跡，可以看到，先秦記事、記言明顯是分途的，由於(yu) 史官製度的規定，其在當時發揮的社會(hui) 功用不同。漢唐及之後經史分途，大致是經學重言，史學重事。《史記》誕生開啟了史家客觀記錄和道義(yi) 批判相結合之途，在此之後，史家在記言與(yu) 記事中徘徊回轉，探尋著記事如何據實書(shu) 寫(xie) ，記言如何標準嚴(yan) 明的道路，而各個(ge) 時代的史家也都有他們(men) 不同的困境。在二者的艱難抉擇中，史學總能走出新途。

三、“道義(yi) ”批判中的鑒與(yu) 通

王船山評價(jia) 《資治通鑒》道：“《通鑒》能於(yu) 《十七史》之外，旁搜纖悉，以序治忽，以別賢奸，以參離合，以通原委，蓋得之百家之支說者為(wei) 多。”[10]由此來看，《資治通鑒》的內(nei) 容，多講曆代君臣事跡，以達到資政治，鑒過往的現實效果。司馬光一方麵能夠在原有記事的基礎上有所刪增，對史實做進一步訂正，另一方麵，司馬光學習(xi) 了司馬遷“太史公曰”的寫(xie) 法，在文中增添“臣光曰”的品評，其“序治忽”，“別賢奸”，就是又發揮了史書(shu) 記言的曆史批判功用。

關(guan) 於(yu) 《資治通鑒》在曆史批判功用上的長處，錢先生舉(ju) 了一個(ge) 例子：五代時期馮(feng) 道迭做曆代大臣，自稱“長樂(le) 老”，人人尊崇，到宋朝時期，仍然受到極高的推崇。隻有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和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給予了批評性的評論，從(cong) 此，馮(feng) 道的人品才算有了公允的曆史論定。史書(shu) 中的人物臧否，是非評論，就是這樣的不容忽視。若史家寫(xie) 史而無是非判斷標準，如何鑒往資政？因此，在曆史書(shu) 寫(xie) 中，對於(yu) 重要曆史人物、重要曆史事件的衡量標準、是非觀念，就顯得特別重要。非如此，又如何進行“道義(yi) 的”批判？

錢先生在《司馬光資治通鑒》篇中又說：

“現代人往往看不起《通鑒》中的那些‘臣光曰’，所以，我今天也特地要同諸位講一講。我們(men) 學曆史的，不僅(jin) 要能考史，也要能評史。對曆史要能有見解，能批評。”(P251)

這裏的“考史”相當於(yu) 記事，“評史”相當於(yu) 記言，學習(xi) 曆史，研究曆史的人，不僅(jin) 要能夠考證曆史事實，更要善於(yu) 用“道義(yi) ”做標準，進行曆史的批判。司馬光能有“臣光曰”而“資治通鑒”，今日學者在考證與(yu) 評判的基礎上，也能有“某某曰”才是。誠如是，無論古今，都應在記言與(yu) 記事相結合的史書(shu) 中，達成“取鑒”與(yu) “會(hui) 通”的史學使命。

錢穆先生在他另一本講演集《中國曆史精神》的“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神”一篇中，評價(jia) 晚明諸老的學術特征：

“諸老學術：第一，當注意其修學與(yu) 為(wei) 人之合一。第二，當注意其學術與(yu) 時代之合一。第三，當注意其傳(chuan) 統與(yu) 革命之合一。”[11]

這與(yu) 錢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中對於(yu) 史家的評價(jia) 要求十分接近。修學與(yu) 為(wei) 人，是對於(yu) 史學家德行的要求；學術與(yu) 時代，要求史學著作要反應時代風貌，回應時代需求，史家要有鑒往經世的意識與(yu) 能力；傳(chuan) 統與(yu) 革命，則需要用革命來光大傳(chuan) 統，在傳(chuan) 統中培養(yang) 革命，為(wei) 民族發現新希望，新信仰。以上三點，是晚明特定的曆史情景所造就的，若以《資治通鑒》中體(ti) 現的鑒與(yu) 通來比較，應該說，晚明諸儒在這方麵的體(ti) 察和所達到的境界，更加深刻。記事與(yu) 記言結合，“明達體(ti) 用”，“內(nei) 聖外王”等等追求，最終都落腳到現實的時代思想上。學曆史、做學問，也都像是在通中取鑒，在鑒中求通。

“歐陽、司馬為(wei) 宋代開出新史學，也隻是少數人在努力。我盼今後也有人來努力，開出新路，讓我們(men) 這個(ge) 史學能對國家民族將來有一番大貢獻。”（《司馬光資治通鑒》篇，P256）

這是錢先生對於(yu) 古代史學家的肯定，也是對後世學者的期望。我想他先前作《國史大綱》時，也一定懷著此番抱負。史事與(yu) 史評，會(hui) 通與(yu) 取鑒，在他的書(shu) 中兼容並包，相得益彰。所以，整體(ti) 來看，《資治通鑒》、《新五代史》乃至《國史大綱》都有共同的特性，記事與(yu) 記言並重，求通與(yu) 明鑒共存，這是史學家宏道濟時的操守，匡扶其世的擔當。

小結

《大學》講“修齊治平”，《左傳(chuan) 》講“三不朽”，史家治史若能在偏重記事之外，實行“修齊治平”之追求，修習(xi) “三不朽”中的立言之道，在記事鑒往的同時，發揮記言明德教化的功用，或正是中國史學真正走出疑古時代，走向振興(xing) 的重要途徑。正如錢先生書(shu) 中最後一句所言：

“我自信，將來中國史學重光，與(yu) 我此一年所講，決(jue) 不至大相河漢。”(章實齋《文史通義(yi) 》，P377)

注釋：
[1]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春秋》”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頁。因本文引用此書原文較多，下文中，僅於引文後標注頁碼，不再單獨注釋。另，本文在錢婉約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特此鳴謝!
 
[2]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401頁。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75頁。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53頁。
 
[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52頁。
 
[6]韓兆琦譯注《史記》（第九冊），《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0頁。
 
[7]司馬遷《報任安書》,參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62《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8]韓兆琦譯注《史記》（第九冊），《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9頁。
 
[9]周天遊導讀，莊明輝整理《後漢書譯節》，《班彪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頁。
 
[10]王夫之《明紀野獲序》, 《船山全書》第15冊, 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版, 第938頁。
 
[11]錢穆《中國曆史精神》，“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神”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