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孔子生平自評的譯注,主要存在四方麵問題:1、神化了“不惑”和“耳順”;2、以朱熹的天命觀取代孔子的天命觀;3、譯注著眼在“下學”,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4、割裂了孔子一生的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間的聯係。孔子的一生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前半生,學道、立道、信道;後半生,知天命、順天命、合天命。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相統一。
漢儒多以“天道”關(guan) 乎上帝和群神,能決(jue) 定吉凶禍福,帶有人格化、有意誌、宰製性、神秘性的色彩,且常為(wei) 之占,是為(wei) 國之大事、政之要務。所以,“天道”首先是宗教命題,至少是宗教與(yu) 哲學並列之命題
楊先生以《貢獻與(yu) 終結》為(wei) 是著命名,可見其對牟先生的思想有讚有彈。所讚者,在牟先生所傳(chuan) 承之心學尤其是十力學派的道統與(yu) 學統;所彈者,在牟先生的具體(ti) 立論。然學以載道,如何立論事關(guan) 道統與(yu) 學統的正當與(yu) 傳(chuan) 承。
熱烈歡迎大家參加我們(men) 明代哲學係列會(hui) 議的第五次會(hui) 議。前麵我們(men) 關(guan) 於(yu) 王陽明、方以智、劉宗周、湛甘泉,都舉(ju) 行了年度會(hui) 議,第五次是關(guan) 於(yu) 東(dong) 林學派。這個(ge) 係列將來我們(men) 還會(hui) 不斷地繼續下去。
六經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曆史性精神的表達和延續,在今天麵對跨文化的處境,它必須在與(yu) 其他文明的經學文本中辨識自己的位置,重新認識自己。作為(wei) 秩序原理與(yu) 文明根基的六經,必須在應對個(ge) 體(ti) 問題、中國問題、人類問題和世界問題上顯現自己的活力。
今天在經學研究的領域,我們(men) 往往主要看到“公羊學”“穀梁學”,或“儀(yi) 禮”“周禮”的考證,這些研究與(yu) 經學的以往形式並沒有實質的差異,現代經學顯然難以停留於(yu) 這一層麵。在指向傳(chuan) 統文獻或經典的過程中,應從(cong) 現代理論的層麵加以探索,考察其多重義(yi) 理以及在回應不同的時代問題所可能具有的意義(yi) 。
“性惡心善說”是近年來針對荀子人性理論提出的一種新的詮釋。這種詮釋於(yu) “性惡”和“心善”兩(liang) 端似都有可商榷之處。以物質欲望本身的特點為(wei) 惡,還是以物質欲望無限度發展的結果為(wei) 惡,這是“性惡”需要討論的問題;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撐,單靠智性的認知之心唱獨角戲,能否保障心必然為(wei) 善,這是“心善”需要討論的問題。而是否有必要將《不苟》確定···
經學中的“賓禮”是一個(ge) 不斷變化的複雜概念,《周禮·大宗伯》隻有“朝、宗、覲、遇、會(hui) 、同、問、視”八種極為(wei) 簡略的定義(yi) ,經過鄭玄、熊安生、孔穎達等人的注疏,賓禮從(cong) 諸侯朝天子泛化為(wei) 天子、諸侯、卿、士等貴族之間的相見聘問禮,也指代不臣服於(yu) 天子的特殊群體(ti) 之禮。現今學界將“賓”“客”“賓禮”“客禮”視為(wei) 具有清晰內(nei) 涵與(yu) 外延的穩定性概念···
陳煥章認為(wei) 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義(yi) 隻給強者帶來利益,必致社會(hui) 分裂和崩潰。為(wei) 了阻止經濟的去道德化,陳煥章認為(wei) 社會(hui) 經濟秩序應該建立在道德和經濟雙重動機之上,並建構了以美德為(wei) 中心的儒家經濟學。
章太炎在“回真向俗”階段給予孔子一種深度的哲學詮釋,這種詮釋可一言以蔽之為(wei) “斷所知障而不盡斷煩惱障”。章太炎的孔學詮釋既在最高的意義(yi) 上推崇孔學智慧不亞(ya) 於(yu) 佛學,又突出孔學作為(wei) 世間法的儒學特色,不僅(jin) 注重孔佛之同,同時觀照孔佛之異。
在中國哲學中,物並未基於(yu) “相—是”得到把握,“用”成為(wei) 中國哲學對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從(cong) 而也就是作為(wei) 根據的物之“如何”。從(cong) “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規定性,即物之“體(ti) ”,而這種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時,更指向了對存在者之整體(ti) 及其根據的把握,因而通過體(ti) 用論展開的對物之“如何”的追問表明自身為(wei) 以“天德”或者“天理”為(wei) 根據展開的形而上學體(ti) 係。
蒙培元在其數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僅(jin) 以其紮實的學術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見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哲學思想體(ti) 係“情感哲學”(學界稱為(wei) “情感儒學”),包括其中涵攝的次級理論“心靈哲學”和“生態儒學”。
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究竟是否為(wei) 專(zhuan) 製的問題從(cong) 未缺乏過探討。如何麵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如何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基礎上建立新製,是現代新儒家共同關(guan) 注的話題。事實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既要正視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存在的合理性與(yu) 必然性,也要明確“專(zhuan) 製”概念的中西差異,而不是一定貼上“專(zhuan) 製”抑或“非專(zhuan) 製”的標簽,這才是···
經由陽明心學的興(xing) 盛,明代經學雖然在知識層麵上“極衰”,但經學所承載的聖學精神卻在陽明為(wei) 代表的心學傳(chuan) 人那裏得到身體(ti) 力行、發揚光大,而這正是今天重新發展經學所宜留意之處。
忠信仁義(yi) 是儒行的內(nei) 在信念,也是儒家群體(ti) 的共同目標與(yu) 期望,儒者據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義(yi) 的神聖性源於(yu) 天命,由天賦予仁者。仁者作為(wei) 儒者的最高標準,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會(hui) 中的開展與(yu) 實現。
儒佛之辯在宋代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宋初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問題;北宋理學創立期注重儒佛大防;南宋深入理論內(nei) 部進行思想辨析。宋代儒佛關(guan) 係錯綜複雜,是因為(wei) 隨著儒學自身的發展,辟佛的重點、辟佛所要達成的目標也在不斷變化。
公羊學家通過對為(wei) 父絕母當否、為(wei) 國誅兄義(yi) 否、為(wei) 父滅國可否三事的討論,提示出一條新的路徑:重視秩序建構,申明公高於(yu) 私,在嚴(yan) 辨公私之分的同時兼顧親(qin) 親(qin) 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濫而導致的以私滅公之弊,又規避了因過傷(shang) 人情而流於(yu) 暴政之患。
在朝鮮人筆下,漢人會(hui) 為(wei) 衣冠頭發而哭泣,有人因見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鮮,還有人通過偷穿戲服、家藏舊衣或朝鮮冠服來體(ti) 驗“漢衣冠”。甚至滿洲人,也對“漢衣冠”表達出欣賞與(yu) 向往,其中或有誇張與(yu) 想象。到晚清,朝鮮人則配合清朝防範太平天國可能利用“朝鮮服色”。衣冠頭發之悲,則指向了明治維新後改穿西裝的日本。
《易傳(chuan) 》中的乾元與(yu) 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極與(yu) 乾元、坤元的關(guan) 係問題一直伴隨著中國易學詮釋史和哲學史的發展。清代漢學興(xing) 起以後,不少易學家又在漢代易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jue) 此問題的思路。惠棟以“元”解釋太極,反對以“無”來解釋太極。張惠言從(cong) 畫卦的角度以為(wei) 乾元即是畫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極,並且直接斷定“坤無元”,此說為(wei) 姚配中···
明儒羅近溪基於(yu) 自身的生命體(ti) 驗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個(ge) 以易學的生生觀念為(wei) 形上基礎,以“不學不慮”“百姓日用”為(wei) 工夫判準,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為(wei) 核心的仁學體(ti) 係。這一體(ti) 係十字打開,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特點,是儒家仁學本體(ti) 化、社會(hui) 化在明代最成功的範例。係統闡發羅近溪的仁學思想,對於(yu) 建構當代的新仁學,實現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