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陸】從“誌於學”到“不逾矩”的邏輯演進——對朱熹關於孔子生平自評譯注的再認識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3-10-03 2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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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ong) “誌於(yu) 學”到“不逾矩”的邏輯演進 ——對朱熹關(guan) 於(yu) 孔子生平自評譯注的再認識

作者:陳小陸(安慶職業(ye) 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摘要:朱熹對孔子生平自評的譯注,主要存在四方麵問題:1、神化了“不惑”和“耳順”;2、以朱熹的天命觀取代孔子的天命觀;3、譯注著眼在“下學”,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4、割裂了孔子一生的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間的聯係。孔子的一生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前半生,學道、立道、信道;後半生,知天命、順天命、合天命。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相統一。

 

關(guan) 鍵詞:孔子;朱熹;生平自評;道;天命

 

“吾十有五而誌於(yu)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1]54這是孔子係統地對自己一生進行評價(jia) 的一段話。對這段話,朱熹的譯注對後世的影響比較大。孔子自評包括六句話,按原話的順序,朱熹譯注摘要如下:

 

1、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2、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誌矣。3、於(yu) 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4、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yu) 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5、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6、矩,法度之器。[1]54

 

就朱熹譯注,筆者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對朱熹的第一和第二句譯注,筆者表示認同,但從(cong) 第三句開始一直到最後一句,筆者皆有不同觀點。

 

一、對朱熹譯注的再認識

 

(一)十五立誌學道

 

學的核心是道。朱熹認為(wei) “誌於(yu) 學”即誌於(yu) 大學之道。孔子十五誌於(yu) 學,非學儒之職業(ye) ,乃學儒之道義(yi) 。錢穆進一步解釋道:“孔子之所謂君子儒,乃在其職業(ye) 上能守道義(yi) ,以明道行道為(wei) 主,不合道則寧棄職而去。”[2]故子曰“誌於(yu) 道”[1]94,“士誌於(yu)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yu) 議也”[1]71《大學》把學的內(nei) 容明確而精煉地概括出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1]3

 

當然,還有很多學者認為(wei) ,學的內(nei) 容還有禮。但禮是道外化的表現形式,禮是立道、行道的適宜方式,學禮還是為(wei) 了更好的服務於(yu) 道。因此,子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1]35學的核心還是道。

 

(二)三十立於(yu) 道

 

如果說,孔子在“誌於(yu) 學”階段,對道的理解還停留在方向感上,那麽(me) 通過學習(xi) ,孔子真切地感知和深刻地理解道對社會(hui) 、國家和個(ge) 人的重要。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1]167,“朝聞道,夕死可矣”[1]71。孔子因道而立,也可為(wei) 道而死。之所以立於(yu) 道,因天下失道久矣,需有人直道而行,匡扶正義(yi) 。如孟子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1]230這樣才能做到不與(yu) 世推移隨其流而揚其波,俯仰於(yu) 世間。至此,孔子始有一股獨立精神在。孔子離魯周遊,就是他獨立於(yu) 道的最好體(ti) 現,有所為(wei) 有所不為(wei) 。離魯,不順從(cong) 世俗,不阿諛權貴,有所不為(wei) ;開始周遊列國,直道而行,乃有所為(wei) 。

 

(三)四十堅信道

 

朱熹認為(wei) 孔子到了四十歲,對萬(wan) 事萬(wan) 物內(nei) 部的規定性及其彼此間的聯係皆了然於(yu) 胸,沒有疑惑了。怎樣才能做到“不惑”?看看朱熹譯注“致知在格物”:“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1]4這種理解把獲得知識的能力和程度神化了,把孔子也神化了。孔子有言“知者不惑”,但智有小大之別,窮事物之理乃小智,知人生之寄托乃大智。朱熹神化的是小智,非大智。且在小智方麵,孔子並非什麽(me) 都懂,孔子曾明確指出:“吾非生而知之者。”[1]98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yu)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liang) 端而竭焉。”[1]110這句話說明了孔子並非萬(wan) 事皆知的神人,他隻不過掌握了一種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在對待具體(ti) 知識上,孔子曾直言不諱地說:“吾不如老農(nong) ”,“吾不如老圃”。[1]142

 

孔子所謂“不惑”乃是不惑於(yu) “順道救世”——道能救民於(yu) 水火的信仰。即使遇到困難挫折,也能在信仰的引導下,做到意誌堅定、心中明亮,這才是不惑的大智者。四十多歲時,孔子作為(wei) 一名智者已名滿天下,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期盼,對以道救世治國堅信不疑。公山不狃據費城背叛季氏,派使者邀請孔子協助。子路止之。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為(wei) 東(dong) 周乎!”[1]177這一年,孔子五十,由此事可見孔子對“順道救世”的態度由“不惑”漸漸變得更加堅定,從(cong) 而才有“五十而知天命”一說。

 

(四)五十知曉天賦使命

 

朱熹對天命的譯注可以用一個(ge) 現代化的名詞來概括——物理,即事物之所以為(wei) 該事物的內(nei) 在規定性。當然,朱熹認為(wei) 物理乃是上天賦予的。他以自己的天命觀來詮釋孔子的天命觀,且這種理解還僅(jin) 僅(jin) 停留在所謂的“下學”階段(下學是有關(guan) 事物內(nei) 部規定性的知識),還沒有把孔子的人生境界上達到“天命”階段,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這種注釋不是“我注六經,而是六經注我”。

 

“《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亦皆主宰之天。”即皆“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3]孔子的天命是指上天的命令:命令他推行仁政,順道救世。孔子的天命觀是對西周以來“天命有德”天命觀的繼承。因為(wei) ,孔子十分推崇周文化,“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1]65在《論語》中,孔子也沒有對天命一詞作出特別的說明,且孔子一向表明自己對待古文化的態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93。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144孔子說這話,不是誇誇其談、空穴來風,而是根據自己在魯從(cong) 政的四五年經驗和成果有感而發的。此時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推行仁政,治理天下仍然是他念茲(zi) 在茲(zi) 的曆史使命,也是上天賦予他的使命——天命。

 

(五)六十順從(cong) 天命

 

朱熹認為(wei) 此句意思就是“聞人言不假思索便知其義(yi) ,這是學的最高境界”,在“下學”領域進一步神化了孔子。筆者認為(wei) ,“六十而耳順”乃承接前一句——“五十而知天命”而來,其賓語仍是“天命”,即“耳順天命”。“十五誌於(yu)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屬於(yu) “下學”領域,學、立、不惑的賓語都是道,道的主要內(nei) 容就是仁政;從(cong) 五十開始則上達天命,進入人生新階段,即知天命、順天命、不逾天命即合天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1]157孔子之所以不怨不尤,因為(wei) 有天命在,又何怨何尤乎?

 

順天命指沒有選擇,隨時隨地聽從(cong) 天命的召喚,唯天命是從(cong) ,天命所在,便是歸宿,哪怕前有艱難險阻,也在所不辭,“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故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1]184“順天命”是態度,是孔子在天命感召下勇往直前的專(zhuan) 一,在艱難險阻麵前的淡泊與(yu) 淡定;“順天命”是責任,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1]82的家國情懷;“順天命”是信仰,是孔子對自己選擇道路的終生堅持和堅定認同,是萬(wan) 流歸海的勢不可擋。

 

且孔子並非“無所違逆”,順天命恰恰要違逆當時既得利益集團的意願和紛擾的亂(luan) 世,直道而行。

 

孔子順天命的表現:隳三都、周遊列國十四年而不輟,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這既是順天命的表現,也是違逆世俗的表現,順與(yu) 違是兩(liang) 位一體(ti) ,從(cong) 不同角度看問題的結果。

 

(六)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皆與(yu) 天命相合

 

此句乃合天命之謂也。“矩,法度之器”,朱熹如此注解。但筆者認為(wei) ,此法度之器首先是指天之命令,其次才指世俗法度。年近七十返魯,人事已盡,天命亦不違。孔子是聖人,但聖人首先是人,同樣不免生老病死。人老不講筋骨為(wei) 能,順應自然變化,結束了十四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孔子達亦濟,窮亦濟,退亦濟。達則為(wei) 政一方,造福百姓;窮則敬敷仁政,播種火種;退則有教無類,啟發民智。達、窮、退之間,從(cong) 心所欲,唯天命所在。

 

不逾矩非指不違背世俗。因為(wei) 當時社會(hui) 世俗者(尤其當權者)違天命眾(zhong) ,而順天命寡。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而仁政不行,深知難以與(yu) 人為(wei) 善,達則為(wei) 朝中奸佞小人所斥,窮則為(wei) 避世之人所譏。孔子困於(yu) 宋、匡時,不能自已,有悲憤之言;也曾兩(liang) 次心動於(yu) 叛臣之邀……此皆非“不逾矩”境界。人生七十古來稀,此時的孔子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看見一個(ge) 昌明的盛世,但完全可以使自己成為(wei) 一個(ge) 樂(le) 天達命的人。

 

孔子不僅(jin) 於(yu) 達、窮、退等方麵不違天命,七十歲後,在平常言行處也能做到與(yu) 世俗法度相合,即朱熹所謂的“不逾矩”。“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1]18,孔子以“中”、“和”之態繼續從(cong) 事著自己未竟事業(ye) ,而且這種方式可能是最適宜的“達天命”方式。因為(wei) “致中和”則行穩,行穩則可致遠,如水滴石穿,久久為(wei) 功。“致中和”是手段,“達天命”是目的。

 

到了七十歲,孔子發現,順天命除了從(cong) 政這種立竿見影的做法外,還有一種更好更持續更徹底的做法,那就是“著書(shu) 立說、興(xing) 辦教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dong) 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wan) 載之後,天下折中焉。”[4]七十後,孔子做了兩(liang) 件事:著述和教書(shu) 。著《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啟發民智,普及仁政思想則星火燎原。若孔子周遊列國是顯性的戰士,則晚年返魯乃隱性的烈士。若周遊列國推行仁政,乃“不合時宜”的激進行為(wei) ,則把仁政思想普及到更多普通人心中,便是春風化雨、潛移默化地長遠舉(ju) 措。這才是孔子順民應天思想的體(ti) 現,這才是孔子以退為(wei) 進,從(cong) 實際出發與(yu) 天命相合,最大程度相合的戰略舉(ju) 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1]18至此,孔子完善了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最終成就了自己。

 

十五至三十歲,確立誌向,偏重接受知識階段;三十至四十歲,立於(yu) 道,信仰加固階段;四十至五十歲,在反思的基礎上信仰更加堅定階段;五十至六十歲,信仰加固上達天命階段;六十至七十歲,天命內(nei) 化階段;七十以後,止於(yu) 至善,合天命階段。當然,這裏用數字標注的六個(ge) 階段並非實指,而是一個(ge) 大概的範疇,且每一較低階段皆是後一階段的基礎,每一較高階段皆包含有較低階段。

 

從(cong) 大的方麵看,孔子的一生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部分:前半生,學道、立道、信道,最終達到“知者不惑”階段,堅信仁政能改變天下混亂(luan) 的局麵。後半生,知天命、順天命、合天命。知天命是領悟;順天命是對知天命的內(nei) 化過程;合天命是順天命的結果,此時孔子與(yu) 天命融合為(wei) 一。“學道、立道、信道”是社會(hui) 需要和引導,有外部力量作用的結果;“知天命、順天命、合天命”是孔子內(nei) 在的自覺追求,是內(nei) 部力量作用的結果,也是孔子努力把天命落實到實踐中去的過程。

 

故孔子的理論邏輯與(yu) 曆史邏輯相統一。

 

二、朱熹的局限

 

(一)局限於(yu) “下學”,錯解了“天命”

 

朱熹對孔子自評的理解一直停留在“下學”這個(ge) 階段,沒能上達到“天命”階段,因為(wei) 他把“天命”等同於(yu) “下學”,故在邏輯上無法隨孔子自評而不斷演進。因此,割裂了孔子理論邏輯與(yu) 曆史邏輯間的聯係。

 

應該從(cong) 人生境界這個(ge) 角度來理解孔子後半生,而不是從(cong) 對具體(ti) 知識擁有和把握這個(ge) 角度來理解。若從(cong) 後者理解,那孔子便成為(wei) 無所不知的智能機器人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wei) 孔子也有不知處。 子曰: “天生德於(yu) 予,桓魋其如予何?” [1]98子曰:“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110孔子困於(yu) 宋、困於(yu) 匡時,不是用具體(ti) 知識具體(ti) 辦法來解決(jue) 當下問題,而是對道對天命堅信不疑從(cong) 而產(chan) 生一種順道順天命的處理問題方式。孔子在這裏,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人生境界即人生大智慧,而不是知識大全,更不是先知先覺的神秘。

 

弟子顏回由衷讚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5]167這是順天命的堅定,也是合天命的悲壯。

 

(二)局限於(yu) 學習(xi) ,忽略了實踐

 

受第一種局限的影響,朱熹認為(wei) 孔子自評之目的是“勉進後人”,故譯注始終在“學”字上下功夫。其實,孔子非常注重學以致用,孔子曾強調:熟讀《詩》三百首後,授予他政事,卻辦不了;出使四方,卻不能選擇《詩》的詞句針對性地應答。雖然讀得多,又有什麽(me) 用處呢?從(cong) 五十一歲開始從(cong) 政至周遊列國十四年,孔子一直在尋求學以致用的契機。“吾豈瓠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1]177孔子不遇於(yu) 時,不合於(yu) 世,擔心學不能用,成為(wei) 像瓠瓜一樣的擺設,故發哀歎、出憤聲,事功才是孔子後半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的終極追求。朱熹譯注在“學”上做文章,忽視了孔子強烈的實踐意願,自然就錯解了天命,割裂了孔子的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之間的聯係。

 

三、結語

 

孔子最大的願望是:推行仁政,治理天下。但天下治理,不僅(jin) 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仁政,也需要百姓自下而上地主動積極參與(yu) 進來。周遊列國推行仁政踽踽獨行、屢屢受挫,何不退而著書(shu) 立說、傳(chuan) 播思想、開啟民智。既然推行仁政自上而下困難重重,何不另辟蹊徑,走一條放眼未來、自下而上的道路。而自下而上推行仁政首要工作是開啟民智,這也是孔子在實踐中領悟出來的真理。

 

孔子一生一直在修道,修己之道終成集大成者;修他人之道,遂致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

 

孔子最大最持久的成就是完善和踐行了“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儒家精神,儒家精神代代相傳(chuan) ,鑄就了中華民族之魂。故,孔子被後人尊稱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

 

後輩若能達到孔子的不惑階段便難能可貴,但後輩更應該學習(xi) 的是孔子一生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和自強不息的生命精神。不管我們(men) 身處何種狀態,隻要有孔子一樣的人生態度和生命精神,人生才顯得更加寶貴、生命才顯得更加絢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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