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錢穆與(yu) 張君勱中國古代政製之辯

作者：張玉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管子學刊》2023年第3期

摘要：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究竟是否為(wei) 專(zhuan) 製的問題從(cong) 未缺乏過探討。如何麵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如何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基礎上建立新製，是現代新儒家共同關(guan) 注的話題。錢穆以重述中國漢、唐、宋、明、清五代政治曆史的方式為(wei) 中國古代政製“非專(zhuan) 製”辯護，主張新製構建應根植本民族的政治傳(chuan) 統，秉承因時損益的政治發展態度，保持對世界政治格局變化的敏銳，並進行創造性轉化。而張君勱則以儒者兼政治人物的雙重身份，強調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為(wei) “專(zhuan) 製”，新製的建立需要站在中國自身的實際立場，結合中西製度優(you) 勢，從(cong) 民族國家的角度出發實現立憲民主。事實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既要正視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存在的合理性與(yu) 必然性，也要明確“專(zhuan) 製”概念的中西差異，而不是一定貼上“專(zhuan) 製”抑或“非專(zhuan) 製”的標簽，這才是古今之分中構建新製的正確態度。

關(guan) 鍵詞：政製；現代化；錢穆；張君勱；專(zhuan) 製

作者簡介：張玉晶（1997—），女，黑龍江哈爾濱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政治哲學史。

近世以降，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將一切症結歸為(wei) 中國曆代政治製度的失敗，並冠以“專(zhuan) 製”的帽子，認為(wei) 正是這種極具控製欲望的政治體(ti) 製殘害了中國，使得晚清社會(hui) 分崩離析，近乎解體(ti) 。但問題就在於(yu) ，當大家都在講“專(zhuan) 製”時，卻未能理性分析為(wei) 什麽(me) 會(hui) 把自秦以來的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定義(yi) 為(wei) “專(zhuan) 製”，也未能合乎曆史實際地剖析中國曆來的政權組織形式是否真如世人所說的那般百害而無一利。所以，當錢穆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一文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製度並非君主專(zhuan) 製正名時，遭到了張君勱三十餘(yu) 萬(wan) 字連載文章的猛烈抨擊。

學術界關(guan) 於(yu) 錢穆與(yu) 張君勱之間論爭(zheng) 的探討，已有三十餘(yu) 年的曆史，其間產(chan) 生了諸多灼見真知，也推動了這項研究向著更為(wei) 深入的層麵發展。翁有為(wei) 從(cong) 剖析錢穆政治思想的限度入手，肯定張君勱對錢穆的批評，因為(wei) 錢穆“不願觸及甚至不承認傳(chuan) 統政治的專(zhuan) 製性這一最大弊病”[1]；姚中秋則在對照錢穆理論的基礎上，尋找張君勱思想中的斷裂性，論證現代憲製與(yu) 中國文明能否兼容的問題[2]；鄧麗(li) 蘭(lan) 選擇從(cong) 儒教民主與(yu) 憲政民主兩(liang) 個(ge) 方向出發，梳理錢穆與(yu) 張君勱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論述，認為(wei) 這是政治儒學發展過程中必然涉及的兩(liang) 種政治路線選擇[3]；任劍濤同樣在政治儒學的框架內(nei) 分析錢穆、張君勱二人的理論，強調以恰當現代政治判斷力為(wei) 前提的促人覺醒才合乎現實[4]。既有研究成果已然呈現出錢穆與(yu) 張君勱之間的理念分歧，也清晰地提煉出論爭(zheng) 的核心，即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轉化的問題。顯然，現今不應再去爭(zheng) 執錢穆與(yu) 張君勱孰是孰非，而應重新提綱挈領地縷析他們(men) 給中國古代政治製度作出判定的原因，審視這一現象背後所代表的不同現代新儒家學者對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的態度以及對未來政治發展的憂思。

一、中國古代政製是否為(wei) 專(zhuan) 製

在我國古代政治曆史發展中，曆朝曆代的製度都頗具特色，其中“專(zhuan) 製製度”又因是否真實存在過而始終處於(yu) 眾(zhong) 說紛紜的懸置狀態，既和西方君主專(zhuan) 製的政體(ti) 有別，又與(yu) 綿亙(gen) 兩(liang) 千多年的傳(chuan) 統製度糾纏不清。於(yu) 是，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到底是不是“專(zhuan) 製”這個(ge) 常論常新的話題，在晚清以來的學界再次引起了激烈爭(zheng) 鳴。然而，在分析近代“專(zhuan) 製”概念時，明末清初反對皇權專(zhuan) 製的討論又是必然繞不開的話題，猶如馮(feng) 天瑜所言：“中國人接納來自西方的民權、立憲、共和、民主等理念，在相當程度上依靠《明夷待訪錄》之類‘晚明遺獻’提供的思想資源作底蘊。”[5]相較於(yu) 近代的這場論爭(zheng) ，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就曾發起過批判自秦以來皇權專(zhuan) 製的先聲，以期達到瓦解舊有政治體(ti) 製的目的。正是由於(yu) 他們(men) 致力於(yu) 分析中國古代政製的弊端，才為(wei) 近代批判所謂的“專(zhuan) 製製度”提供了更多的邏輯前提。當是之時，中央集權高度集中，皇權強化加劇，給社會(hui) 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王夫之曾言：“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6]黃宗羲也憤而言曰：“蓋天下之治亂(luan) ，不在一姓之興(xing) 亡，而在萬(wan) 民之憂樂(le) 。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wei) 治也；秦政、蒙古之興(xing) ，乃所以為(wei) 亂(luan) 也。”[7]顧炎武也試圖通過對“天下”和“君主”之間關(guan) 係的剖析，論證專(zhuan) 製君主產(chan) 生的本質原因。

梁啟超是近代發出“反專(zhuan) 製”之聲最為(wei) 強烈的學者之一，其意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論專(zhuan) 製政體(ti) 有百害於(yu) 君主而無一利》一文中梁啟超細數“專(zhuan) 製”政體(ti) 十大罪行：“一曰貴族專(zhuan) 政，二曰女主擅權，三曰嫡庶爭(zheng) 位，四曰統絕擁立，五曰宗藩移國，六曰權臣篡弑，七曰軍(jun) 人跋扈（如唐藩鎮之類），八曰外戚橫恣，九曰僉(qian) 壬朘削（如李林甫、盧杞之類），十曰宦寺盜柄。此十者，殆曆代所以亡國之根原。”[8]按梁啟超所說，中國古代政治屢經衰敗的主要原因就在於(yu) 君主統治下的專(zhuan) 製政體(ti) ，這是各朝代最終都走向沒落的弊病所在，而君主之所以樂(le) 於(yu) 專(zhuan) 製製度，更是因為(wei) “專(zhuan) 製”可以帶給他們(men) 意欲與(yu) 身體(ti) 上的自由。顯而易見，梁啟超所言的“專(zhuan) 製”具有獨斷、擅權、恣意妄為(wei) 等特點，主要用詞對象是統治階級，且專(zhuan) 製政體(ti) 會(hui) 導致社會(hui) 問題叢(cong) 生、矛盾不斷。然此種專(zhuan) 製政體(ti) 下的“專(zhuan) 製”概念與(yu) 中國古代政治中使用的“專(zhuan) 製”概念是否等同？如若不同，區別又在哪裏？

從(cong) 現存相關(guan) 史料中可見，中國古代政治中“專(zhuan) 製”一詞的出現可追溯至春秋時期，以先秦兩(liang) 漢文獻為(wei) 參照更能清晰地看出其意。早在《國語·楚語上》中就有“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zhuan) 製，使以象旁求聖人”[9]的說法。《左傳(chuan) ·昭公十九年》中講：“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zhuan) 製其位。”[10]在漢代文獻中，“專(zhuan) 製”一詞較之先秦時期更加頻繁地出現。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言：“委身致命，事無專(zhuan) 製，所以為(wei) 忠也。”[11]《韓詩外傳(chuan) 》中記孔子語：“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zhuan) 製，事無由己。”[12]賈誼《新書(shu) ·權重》中道：“諸侯勢足以專(zhuan) 製，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13]《漢書(shu) ·文帝紀》載呂太後言：“立諸呂為(wei) 三王，擅權專(zhuan) 製。”[14]其中，如董仲舒認為(wei) 臣在“事君”的過程中既不行獨攬大權之舉(ju) ，又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這是忠義(yi) 的表現，此處的“專(zhuan) 製”一詞與(yu) “忠”對應，意為(wei) 一種不義(yi) 的行徑；又如周文王當政時，作為(wei) 臣子的周公行事無“專(zhuan) 製”傾(qing) 向，即不以個(ge) 人意誌為(wei) 中心的隨心所欲，便是“非專(zhuan) 製”的表現；再如賈誼認為(wei) “專(zhuan) 製”與(yu) “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當諸侯擁有的權勢與(yu) 軍(jun) 事力量達到一定程度時，便會(hui) 因不斷叢(cong) 生的欲望自然而然地產(chan) 生“專(zhuan) 製”舉(ju) 動，進而違逆君主的命令。通過以上分析看出，在中國早期的政治實踐裏，“專(zhuan) 製”一詞有其特殊的使用對象和語境，前者包括但不限於(yu) 臣子、外戚等身份，後者則是貫穿於(yu) “臣事君”這一過程中。由此斷言，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專(zhuan) 製”一詞並非針對君主，而主要針對臣，以臣的擅權為(wei) 主要特質。也不難看出，明末清初時期思想家所批判的秦以來的“皇權專(zhuan) 製”，至少已經和兩(liang) 漢及之前的政治中所使用的“臣之專(zhuan) 製”，有了較為(wei) 顯著的內(nei) 涵差別。因此，可以說近代“專(zhuan) 製”概念包含明末清初所指稱的“專(zhuan) 製”，但卻不能說與(yu) 早期政治中的“專(zhuan) 製”概念同義(yi) ，更不能輕易地使用近代的“專(zhuan) 製政體(ti) ”一概而論中國古代政治。

就中國古代“專(zhuan) 製”一詞與(yu) 晚清從(cong) 西方傳(chuan) 入中國的“專(zhuan) 製”一詞是否同義(yi) 的問題，宋洪兵曾主張：“近代日本使用的‘專(zhuan) 製’概念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專(zhuan) 製’概念雖然書(shu) 寫(xie) 形式完全相同，但在內(nei) 涵上存在本質區別。在中國古代語境中，‘專(zhuan) 製’一詞是一個(ge) 與(yu) 忠孝等概念相對且相反的詞匯，特指臣民尤其是手握重權的大臣的擅權行為(wei) 。”[15]宋洪兵之所以要談到日本使用的“專(zhuan) 製”概念，是因為(wei) 此概念的傳(chuan) 入本身就存在一個(ge) 從(cong) 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國的過程。他進而通過與(yu) 漢代所使用的“專(zhuan) 製”概念對比，得出“專(zhuan) 製”一詞的確存在中西差異這一結論。其實，通過前文的羅列可知，在中國古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所產(chan) 生的“專(zhuan) 製”概念並非直到漢代才出現，春秋時期便已有之，且在內(nei) 涵上與(yu) 近代梁啟超等人對“專(zhuan) 製”的理解完全不同，至少可以明確兩(liang) 種“專(zhuan) 製”並非同義(yi) 。既然如此，梁啟超等人所言的“專(zhuan) 製”又源自何處？對此，唐文明認為(wei) ：“直接以君主專(zhuan) 製來論斷古代中國的政治製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肇始於(yu) 孟德斯鳩。”繼而強調：“孟德斯鳩的這一論斷在晚清引入中文思想界後被廣泛接受，而將這一論斷運用於(yu) 中國政治製度史研究的第一個(ge) 中國學者是梁啟超。”[16]質言之，晚清以來的大多數學者出於(yu) 批判現實政治的迫切需要，大肆使用始於(yu) 孟德斯鳩的“君主專(zhuan) 製”概念，並逐漸把這一詞語打造成了中國古代政製的代名詞，形成了延續至今的刻板印象。而梁啟超將“專(zhuan) 製”概念運用到製度史研究上，更為(wei) 後期學者批判中國傳(chuan) 統政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誠如曆史所敘述的那般，十九世紀中期，西學再次進入中國，帶來了中西方文化之間的碰撞與(yu) 交流，隨之也引發了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整體(ti) 反思與(yu) 檢討，甚至是摒棄。在這樣的情勢下，近代學者認知並陳述的“專(zhuan) 製”，或許是盲從(cong) 孟德斯鳩而得出的結論，完全不同於(yu) 中國古代早期政治中所講的“專(zhuan) 製”概念。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闡述了一種以“專(zhuan) 製”為(wei) 特征的政體(ti) ，並描述為(wei) ：“專(zhuan) 製政體(ti) 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ge) 人按照一己的意誌與(yu) 反複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17]可見，孟德斯鳩所闡釋的“專(zhuan) 製”以統治者為(wei) 對象，沒有任何權力可以淩駕於(yu) 君主之上。這既表明君主的意誌具有不可控製的隨意性，又要求人民對其權力的絕對服從(cong) 。因而在專(zhuan) 製製度統治下的國家，整個(ge) 社會(hui) 都將籠罩在白色的恐怖氛圍中。那麽(me) ，再次反觀梁啟超所講的“專(zhuan) 製”，就是類似於(yu) 孟德斯鳩論述的“專(zhuan) 製政體(ti) ”下的“君主個(ge) 人專(zhuan) 製”而不是中國古代政治中所強調的“臣之專(zhuan) 製”。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和近代使用的“專(zhuan) 製”概念在語義(yi) 和所指對象上均不一致，是同一詞語在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社會(hui) 政治環境下孕育出的不同概念。同時，也須注意到中國古代政治中的“專(zhuan) 製”概念會(hui) 隨著政治的發展而不斷發生含義(yi) 的變化，切不可混淆使用不同時期的“專(zhuan) 製”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闡明“專(zhuan) 製”概念的多重差異性，可以為(wei) 探究張君勱和錢穆所指的“專(zhuan) 製”是近代還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語詞作出充分的理論鋪墊，這也將成為(wei) 研究二人對古代政製性質做出不同判定甚至產(chan) 生兩(liang) 種截然對立主張的關(guan) 鍵。侯旭東(dong) 曾提出過“專(zhuan) 製”概念係西方對東(dong) 方的一種偏見的觀點，認為(wei) ：“清末救亡圖存的鬥爭(zheng) 年代，以‘專(zhuan) 製政體(ti) ’與(yu) ‘專(zhuan) 製君主’說作為(wei) 批判的武器無可厚非，隨後未經認真充分的研究，將這種因想象而生的觀點作為(wei) 定論引入學術界，則遺害不淺。”[18]言下之意，特殊政治環境下催生的理論既有一定的現實意義(yi) ，但又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學術界應該慎重對待“專(zhuan) 製”概念，秉持嚴(yan) 謹的治學態度去分析“專(zhuan) 製”一詞是否符合對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判定，而不是憑空進行無謂之爭(zheng) 。其實，張君勱和錢穆恰恰就是在嚴(yan) 格的學術範圍內(nei) 探討“專(zhuan) 製”概念，隻不過此概念本身存在的多重含義(yi) 使二者產(chan) 生了理論分歧。張君勱選擇以西論中來批判“專(zhuan) 製”，錢穆則從(cong) 探索何為(wei) 中國所需要的良好政治出發，守護中國古代政製，都可謂是十足“慎重”。由此，有關(guan) 中國古代政製的“專(zhuan) 製”與(yu) “非專(zhuan) 製”的定性對於(yu) 中國未來政治發展路徑探索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二、從(cong) 傳(chuan) 統中轉生新製：錢穆的觀點闡釋

如今，當我們(men) 再次梳理錢穆與(yu) 張君勱二人的思想時，已經不能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錢穆的《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一文，還應同時以《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為(wei) 參考文本。增加此參考內(nei) 容的判定依據，來源於(yu) 《中國專(zhuan) 製君主政製之評議》一書(shu) 的校對編輯張子文的一段話，他說道：“唯今天我們(men) 既無法改寫(xie) 君勱先生的文字，則他所引錢著之文，除了訛誤之字加以校改外，皆照原來的引文，不改從(cong) 錢先生後來的定稿。其次我覺得要了解錢先生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看法，主要的還是要看他《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shu) ，隻看《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一篇短文，似乎是不夠的。”[19]但在作為(wei) 參考時也需要注意錢穆本人前後的思想是否發生變化，因為(wei)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初稿成於(yu) 1952年8月，而《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一文則是載於(yu) 1950年12月香港《民主評論》二卷十一、十二兩(liang) 期。從(cong) 時間上看，雖然兩(liang) 個(ge) 著作前後僅(jin) 相差兩(liang) 年，但並不排除錢穆會(hui) 隨著對國家政治發展路徑問題的深入探索而產(chan) 生思想波動，導致兩(liang) 個(ge) 作品出現傳(chuan) 達思想不一致的情況。因此，若要討論錢穆對於(yu) 中國古代政治的看法是否發生變化，還要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

通過對錢穆1940年至1990年之間文本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確定，其理論主張未曾有過改變。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序”中，他再次重申寫(xie) 一部中國政治製度史的必要性：“要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絕不應該忽略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yu) 革命宣傳(chuan) ，把秦以後政治傳(chuan) 統，用專(zhuan) 製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yu) 對傳(chuan) 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chuan) 統文化之誤解。”[20]錢穆認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是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切不可出於(yu) 對傳(chuan) 統政治的一己之好惡，將傳(chuan) 統文化的優(you) 勢一並忽略。因此，論證中國古代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也是正確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的應有之義(yi) 。更難能可貴的是，從(cong) 錢穆1974年9月在韓國延世大學演講的講稿中仍可見其明確表達了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推崇，並為(wei) 新製建設提供了一個(ge) 可行性思路，總結如下：要將傳(chuan) 承本民族的政治傳(chuan) 統、因時而變的政治發展態度和參考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這三個(ge) 方麵進行融合，進而轉化出屬於(yu) 未來中國的政治製度。同時，錢穆還認為(wei) 恢複“士階層”也是新製建設過程中至關(guan) 重要的一步：“專(zhuan) 就在中國曆史上的傳(chuan) 統政治言，此中卻出現一大難題。此一難題，並不是在傳(chuan) 統政治下缺少了一個(ge) 皇位世襲。乃在中國社會(hui) 上缺少了一個(ge) 足以領導全社會(hui) 前進的中間階層。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階層。中國社會(hui) 因有此一士階層，乃得有傳(chuan) 統的士人政府之成立與(yu) 持續，亦使政府與(yu) 社會(hui) ，沆瀣一氣，呼吸相通。”[21]此段話中想表達的無非是要發揚“士”群體(ti) 在溝通政府與(yu) 民意之間的紐帶作用，帶動國家建構出適應現代的政製。一言以蔽之，中國古代政治的創造性轉化既要關(guan) 注到世界政治格局的發展，又要有所損益地改造舊有政製，還要充分發揮“士階層”在助力社會(hui) 發展中的巨大力量，這三點對於(yu) 錢穆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內(nei) 容。

那麽(me) ，接下來就需要明確錢穆是如何定義(yi) “專(zhuan) 製”這一概念的。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第二章的開篇，錢穆首先闡明了辯護的核心切入點，即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所謂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本文隻從(cong) 秦漢大一統政府成立後說起，更前的則暫略而不論。這幾十年的國內(nei) 學術界，幾乎無一人不說秦以後的政治是君主專(zhuan) 製，但作者仍將不憚反複對此問題作辯護。本文所論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亦僅(jin) 在這一點上作發揮。”[22]為(wei) 了能夠對學術界判定的中國古代政製為(wei) “專(zhuan) 製”的論調進行有力回擊，錢穆選擇了秦之後的漢、唐、宋、明、清五個(ge) 最具典型意義(yi) 的朝代，論述他對“專(zhuan) 製”概念的理解。但在研讀過錢穆的相關(guan) 文本後就會(hui) 發現，他始終沒有給“專(zhuan) 製”下一個(ge) 具體(ti) 的定義(yi) 。我們(men) 可以嚐試從(cong) 他的論述中把“專(zhuan) 製”的概念歸納為(wei) ：一種特指皇帝的獨裁與(yu) 專(zhuan) 政，且以元代和清代的政權組織架構為(wei) 典型代表的製度。其實，錢穆在論“專(zhuan) 製”時將政體(ti) 與(yu) 君主個(ge) 人之間進行了明確的界限劃分，個(ge) 別君主存在的專(zhuan) 製行為(wei) 並不能表明中國古代政治體(ti) 製都是專(zhuan) 製的，況且早期中國古代政治語境中的“專(zhuan) 製”二字從(cong) 未有過近代以來的“專(zhuan) 製政體(ti) ”之意。正是通過這樣的論證思路，錢穆展開了中國古代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的闡述，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也被賦予了如下特點：第一，具有“君職”與(yu) “臣職”即王室與(yu) 政府的劃分；第二，皇帝與(yu) 宰相均不獨裁，宰相的存在形成所謂的虛君製；第三，中國傳(chuan) 統政治重視政府的責任，與(yu) “選賢與(yu) 能”“設官分職”相關(guan) 聯，構成“士人政府”；第四，諫官與(yu) 監察彈劾機構對皇帝和最高政令負責。由此，錢穆站在史學立場再次堅定重申中國傳(chuan) 統政製並非專(zhuan) 製，此主張毋庸置疑。

從(cong) 整體(ti) 層麵來看，錢穆對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定性以及重新撰寫(xie) 中國古代政製史的行為(wei) ，是為(wei) 其現代政製應從(cong) 傳(chuan) 統中轉生的主張進行了一次係統的曆史書(shu) 寫(xie) 。從(cong) 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百廢待興(xing) ，社會(hui) 中仍然存在著諸多不穩定因素，更何況自近代以來對傳(chuan) 統政治的踐踏和對西學的追崇已經使能夠孕育出民族精神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失去了光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斷裂。麵對這種嚴(yan) 峻而又複雜的狀況，錢穆始終堅信新政治的建立必然要以文化傳(chuan) 統為(wei) 依托，在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優(you) 勢中為(wei) 現今政製建構尋找著力點。相應地，這更加凸顯了判定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製度是否為(wei) “專(zhuan) 製”的重要性，因為(wei) 這關(guan) 係著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從(cong) 傳(chuan) 統政製中創造性轉化是否可能的問題。基於(yu) 以上梳理，錢穆對於(yu) 新製構建的思路也愈加清晰，這其中包含著兩(liang) 方麵的推動力：一是傳(chuan) 統政治將會(hui) 重新煥發的活力；二是先決(jue) 知識分子所發揮的社會(hui) 政治實踐的主導力。也就是說，中國未來新製的建設基礎是中國曆代傳(chuan) 統政治，這些已有的政治體(ti) 製和各類實踐經驗既可以隨著社會(hui) 現實情況而發生改變，又可以達到充分保留本國曆史文化傳(chuan) 統與(yu) 民族個(ge) 性的目的。同時，新製在推行過程中提倡充分利用傳(chuan) 統政治中“士階層”的領導力量，助力具體(ti) 政治策略落到實處。

至此，錢穆有關(guan) 新政構建的理論已然完整，但有一點仍需注意，雖然主張新製可以從(cong) 傳(chuan) 統政製中轉生，但錢穆從(cong) 未認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沒有弊端：“但我並不曾說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有利而無弊。目下人類知識，也尚未能發展出一個(ge) 永遠有利而無弊的政府。”[23]這其實也恰好說明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建構方式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出現一勞永逸的規劃。中國傳(chuan) 統的現代化轉型亟需一個(ge) 初步的方案，這個(ge) 方案要能夠根據時代的發展不斷修正、完善，達到相對適用的程度。所以說，可以批判錢穆的理論存在過多限度，但不能完全忽視他理論的優(you) 勢。其能一以貫之地以客觀態度看待中國古代政治和未來建製，僅(jin) 這一點，便不可大而化之地對待。      

三、傳(chuan) 統與(yu) 立憲民主相結合：張君勱的理論反駁

由於(yu) 這場論爭(zheng) 始於(yu) 錢穆對中國古代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的論斷，所以張君勱對錢穆觀點的回應構成了這場學術論爭(zheng) 的第一回合。張君勱開宗明義(yi) 地回應錢穆：“錢先生《先秦諸子係年》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wei) 膾炙人口之書(shu) ，獨其涉及中西比較之處，每覺其未登西方之堂奧，而好作長短得失之批評。吾輩留西較久者，實不願挾其所知以攻錢先生，以各人學有專(zhuan) 精，不必以相非難為(wei) 事。然其《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一文，係乎今後國人政治之是非思想者甚大，有不易默爾而息者矣。”[24]當時，身居海外的張君勱雖然已經開始關(guan) 注錢穆的理論動向，但並未覺察其對學術界會(hui) 產(chan) 生什麽(me) 影響，直到讀到《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才恍然發覺事態嚴(yan) 重。若錢穆所論的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的判斷流行起來，勢必會(hui) 給今後國人的政治觀念帶來極大震動，彼時再去推翻，難度一定非常大。那麽(me) ，問題就在於(yu) 為(wei) 什麽(me) 張君勱會(hui) 十分看重中國古代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的論斷？他想通過古代政製為(wei) “專(zhuan) 製”的判斷來說明什麽(me) ？以此又為(wei) 當時建立新製提供怎樣的有利建議？這一係列問題都有待解答。

張君勱為(wei) 了闡明對錢穆觀點的質疑，以自身的留洋經曆和早期新儒家學者的身份，撰寫(xie) 了長達三十萬(wan) 字的連載文章，對錢穆的理論進行了逐條反駁。施友忠記錄了張君勱撰寫(xie) 文章時的基本情況：“《專(zhuan) 製君主時代之政製》一書(shu) ，乃君勱先生晚年流離窮厄，寓居海外時，讀錢賓四先生所著《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有感而作。文登先生所創立之《自由鍾》，自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創刊號起，至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止，繼續連載四十四期，是先生生前最後之著述。”[25]另據相關(guan) 資料提供的記載可知，《自由鍾》刊物是張君勱晚年為(wei) 了宣傳(chuan) 儒家思想而創辦的“自由中國協會(hui) ”的會(hui) 刊，雖然號稱是美國版，卻是在香港編印，而文章的連載更是其在美國先寫(xie) 好稿子之後郵寄到香港，再由他人編校發表的。即使文章發表過程如此繁瑣，張君勱仍不曾有過放棄的想法，可見他對此次論爭(zheng) 的重視。《中國專(zhuan) 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全書(shu) 共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部分，附錄兩(liang) 篇，從(cong) 中國古代製度的利弊分析起論，到政治學的方法論問題，再到西方哲學家黑格爾關(guan) 於(yu) 精神之內(nei) 容，涵蓋範圍之廣，不可衡量，真可謂是貫穿中西哲學之精髓來論證政治哲學之問題。對此，施友忠也曾說道：“書(shu) 原名《錢著〈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商榷》。惟觀其內(nei) 容，根柢史乘十通，折衷西洋賢哲，窮中西政製之源流，甄其同異，評其高下得失；凡所論述，已遠超商榷範圍，而自成體(ti) 係。嚐以此意上達先生，竟承采納芻言，改為(wei) 今名。”[26]是錢穆的論斷激發了張君勱全麵分析傳(chuan) 統政治製度的想法並為(wei) 此付諸實踐，以至於(yu) 寫(xie) 到最後連之前已經擬好的書(shu) 名都要再次修改，才能準確地表達張君勱本意。

同樣地，既然張君勱肯定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為(wei) “專(zhuan) 製”，那理應先明確其對“專(zhuan) 製”這一概念的定義(yi) 是否與(yu) 錢穆不同，厘清這個(ge) 問題之後才能繼續展開關(guan) 於(yu) 二者論爭(zheng) 的討論。因為(wei) 一旦二人不是在同一層麵理解“專(zhuan) 製”，是否還需要繼續深究這場論爭(zheng) 就將存疑。駁斥的開端，張君勱首先指出了錢穆在論證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為(wei) “非專(zhuan) 製”過程中存在的理論漏洞，認為(wei) 他雖然多次談論“非專(zhuan) 製”，但卻並沒有給“專(zhuan) 製”下一個(ge) 準確的定義(yi) 。這一問題前文也曾特別指出，但仍覺有無一個(ge) 明確的書(shu) 麵定義(yi) 對於(yu) 理解錢穆的“專(zhuan) 製”概念來說影響不大。張君勱言：“此乃錢著之論傳(chuan) 統政治，所以對於(yu) 主題之君主竟未著重，且對於(yu) 何謂君主專(zhuan) 製、何謂非君主專(zhuan) 製，竟未細為(wei) 畫分，而遽以宰相製、三省製等為(wei) 君主非專(zhuan) 製之論證也。不知宰相製即令存在，有時可對於(yu) 君主發生限製作用，然君主本質之為(wei) 專(zhuan) 製，初未變焉。”[27]於(yu) 是，在批判了錢穆寫(xie) 作中暴露出的邏輯方法問題之後，張君勱談到了什麽(me) 是“君主專(zhuan) 製”：“然亦知宰相、三省、文官等製，皆由君主製中之所流衍而出，其製度之忽彼忽此，其人之忽黜忽陟（如蕭何之入獄），皆由君主一人之好惡為(wei) 之，不能與(yu) 今日西方國家之內(nei) 閣總理與(yu) 文官製相提並論。此為(wei) 君主之主權所在，而錢先生所否認者也。”[28]後在《民主政治之開始》部分再論“專(zhuan) 製”概念：“專(zhuan) 製君主由西文譯名而來，意謂大權操於(yu) 一人，可以逞意為(wei) 之。”[29]於(yu) 此，張君勱的“專(zhuan) 製”概念已然明了，意為(wei) 君主的擅權、專(zhuan) 權，“君主專(zhuan) 製”則意為(wei) 君主在權力行使過程中的無限度。也就是說，張君勱將中國曆代君主表現出來的賢明與(yu) 昏庸歸結到了對權力使用限度的控製上，盡管他們(men) 都將天下之事視為(wei) 個(ge) 人私事，但明君不敢用權，昏君卻肆意用權。以上闡釋很明顯都是基於(yu) 近代以來“專(zhuan) 製”概念的發揮。

即便如此，雖然可以認為(wei) 張君勱對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定性是“專(zhuan) 製”，卻不能說他對於(yu) 中國建立新製的態度是全盤西化、否定傳(chuan) 統。張君勱並沒有出於(yu) 論爭(zheng) 的需要去盲目輕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而是試圖把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與(yu) 西方政治進行對照，凸顯出中西文化之間的不同，從(cong) 而得出並非一定要堅持以哪方為(wei) 中心的結論：“惟事之是非，非以東(dong) 西為(wei) 準則也。但同時我亦告西方人曰，中國哲學有一特點，為(wei) 力行，為(wei) 實踐，不若西方之哲學家之但以立言，口說，聞見為(wei) 事，而不見諸於(yu) 身體(ti) 力行。此為(wei) 吾國人踐履篤實之旨，應發揮之以告西方。”[30]諸如此類重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觀念的表述，文中常見，這也推翻了那種認為(wei) 張君勱是完全主張以西學為(wei) 本、拋棄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立場的觀點，唯有認定其在建立新製的問題上，采取的是中西製度結合、優(you) 勢互補的方式，才是對張君勱相對貼合的理解。

四、對未來政治道路的憧憬：錢穆與(yu) 張君勱的新製選擇

錢穆與(yu) 張君勱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探討最終將落實到對中國未來建立新製的構想之上。如果說他們(men) 在看待古代政治時關(guan) 注的是“專(zhuan) 製”二字，那麽(me) 在看待新製構建的問題時關(guan) 注的則是現實社會(hui) 的政治實踐。二人通過對以孫中山為(wei) 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為(wei) 為(wei) 首的維新派所實施的具體(ti) 政治實踐的分析，逐漸表露出道路選擇的不同傾(qing) 向。因此，在分析錢穆和張君勱的政治立場前，應首先把握孫中山和康有為(wei) 采取兩(liang) 種不同革命路徑的曆史情況，其次再通過二人對當時政治的關(guan) 注點去分析建立不同新製背後的本質原因。

繼鴉片戰爭(zheng) 、中日甲午戰爭(zheng) 之後，苦於(yu) 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帶來的無理要求下的中國人民，更加希望能盡自身之力挽救民族危亡，改變現狀。於(yu) 是，以康有為(wei) 、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wei) 首的維新派發動戊戌變法，以期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不幸的是，變法僅(jin) 維持了百日有餘(yu) ，便被慈禧太後發動的政變所扼殺，最終造成無法挽回的慘痛局麵。與(yu) 此同時，孫中山帶領的革命派也在積蓄力量，為(wei) 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積極準備，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遂產(chan) 生了激烈的政治交鋒。事實證明，由於(yu) 二十世紀初這段時間所具有的曆史特殊性，使得有關(guan) 改良與(yu) 革命之間政治實踐利弊的討論不僅(jin) 是政治界關(guan) 心的話題，也是學術界關(guan) 注的重點。同樣，錢穆與(yu) 張君勱也不可避免地將目光聚焦於(yu) 孫中山的革命策略之上，進而將理論研究推向更為(wei) 本質的層麵。經過分析，張君勱選擇建立以憲法為(wei) 核心的民主製度，也就是民主憲政。他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出現動亂(luan) 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憲法，而憲法本身作為(wei) 一部國家的基本大法可以起到維係社會(hui) 秩序穩定的作用，這一關(guan) 鍵性因素也將有助於(yu) 推動國家良好政治的形成，有形中提高了“法”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張君勱和梁啟超一樣，都認為(wei) 中國古代政製是“專(zhuan) 製”，但二人對於(yu) 政治動亂(luan) 的原因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前者認為(wei) 是缺少憲法，後者認為(wei) 是“專(zhuan) 製政體(ti) ”。可見，張君勱雖言古代政製為(wei) “專(zhuan) 製”，但並不會(hui) 將所有政治上出現的問題都歸結為(wei) “專(zhuan) 製”，其對於(yu) “專(zhuan) 製”概念的使用十分嚴(yan) 苛。不同於(yu) 張君勱，錢穆則主張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礎之中生發出新製，強調孫中山的改革之所以在社會(hui) 中形成了一個(ge) 初步的、良好的政治效果，多是由於(yu) “三民主義(yi) ”的施行和傳(chuan) 統文化發揮的內(nei) 在推動力。

具體(ti) 看向錢穆和張君勱對中國未來政製的建構方案，可謂是各有千秋。錢穆認為(wei) ：“將來中國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斷言，決(jue) 不僅(jin) 就在活動上，決(jue) 不僅(jin) 是在革命與(yu) 組黨(dang) 上，也決(jue) 不僅(jin) 是在抄襲外國一套現成方式上，而必須觸及政治的本質，必須有像孫中山式的為(wei) 自己而創設的一套政治理想與(yu) 政治意見出現。”[31]其中所言的“觸及政治本質”就是在說新製建立必然要麵對傳(chuan) 統，要正視其中的利弊，進而再選取已有的政治架構和組織形式進行適當改進，轉生出一套符合中國現狀的、相對完整的政治體(ti) 製。因此，錢穆十分讚賞孫中山，認為(wei) 他能夠發揮出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優(you) 勢，以強大的民族認同感作為(wei) 調動民眾(zhong) 支持新政建設積極性的心理基礎。但回看康有為(wei) ，正是由於(yu) 其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製度本質的錯誤認識和定位，間接導致立憲失敗。進而錢穆的論證又回歸到為(wei) 傳(chuan) 統政治製度辯護本身，批判在建立新製時采取拋棄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錯誤行徑，認為(wei) 此種模式將使國人失去共同的文化信仰，導致不堪設想的嚴(yan) 重後果。顯然，錢穆所主張的不能全盤推翻傳(chuan) 統文化的觀點類似於(yu) 現在社會(hui) 所強調的“文化自信”，此理論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當下都有著維係國人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意義(yi) 與(yu) 現實價(jia) 值。同時，結合錢穆在其他文本中的表述也同樣可以看出論證的出發點多是以守護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基礎，從(cong) 而才會(hui) 認為(wei) 古代政治中的弊端是可以在產(chan) 生現代政治的過程中避免的，以此完全否定西式化的建製方式。相較之下，張君勱的建製方案則圍繞以下兩(liang) 點展開：第一，立憲民主；第二，民族國家。按照張君勱的說法，時代和曆史將永遠處於(yu) 流變之中，每個(ge) 學者在麵對有關(guan) 未來的問題時都應該提出一個(ge) 與(yu) 過去完全不同的應對之法，隻有擁有這種遠見卓識的人才有能力為(wei) 完成政製建構提供理論指導。由此，張君勱否定了錢穆主張的新製由舊製轉生的方案。另外，就錢穆所讚許的孫中山的變革方法，張君勱也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wei) 孫中山的革命對晚清所出現的各類問題雖有一定的針對性，但卻並沒有從(cong) 本質上根除在中國維係了兩(liang) 千多年的君主專(zhuan) 製製度所帶來的危害，而這才應該是中國政製需要變革的根源所在。因此，張君勱建議，要在“專(zhuan) 製”的界定基礎上看到中西政治之間的本質不同，新政的製定要完成以憲法為(wei) 核心的實踐。可見，張君勱的民族國家立場和其對憲法的重視，凸顯出他在麵對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問題上的現代性意識。對此，唐文明曾有過這樣的論述：“現代性首先是對現代意識的覺悟，既包含著對曆史事實的陳述，又具有價(jia) 值訴求和規範意味。”[32]顯然，張君勱在處理有關(guan) 政治問題時體(ti) 現出的現代性意識，集中表現在客觀對待傳(chuan) 統製度史、酌情借鑒西方製度框架的態度上。也正因如此，他本人才會(hui) 在麵對中國現代化問題時，訴諸民族國家的解決(jue) 思路。

最終，這場關(guan) 乎中國古代政製定性的論爭(zheng) 在張君勱去世後便戛然而止，甚至可以說早在張君勱寫(xie) 完三十多萬(wan) 字的商榷文時就已收尾，但從(cong) 他們(men) 論爭(zheng) 中延伸出來的問題至今仍值得深思，歸納有三：一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二是最佳政製的產(chan) 生方式問題，所謂好的政製是應該從(cong) 本國文化傳(chuan) 統中直接創造性轉化還是需要在參考他國政製的基礎上產(chan) 生；三是有關(guan) 中國古代傳(chuan) 統政製的判定問題，即應該定性為(wei) “專(zhuan) 製”還是“非專(zhuan) 製”。對於(yu) 以上問題的深入探索，不僅(jin) 能夠為(wei) 當時的政治現狀尋求一條合理出路，也能觀照未來，指導國人今後的政治實踐。

結語：關(guan) 於(yu) 錢穆與(yu) 張君勱論爭(zheng) 的反思

透過錢穆與(yu) 張君勱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政製的論爭(zheng) ，呈現出的是整個(ge) 現代新儒家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的態度。對此，任劍濤認為(wei) 通過此二人的論辯，讓港台新儒家學者基於(yu) 對同一現實政治情況考量後的不同建製結論浮出水麵，在這背後卻也意外地串聯出了共通性，具體(ti) 如下：“一是麵對中國現代化這一共同的現實處境；二是共同肯定儒家傳(chuan) 統的當下價(jia) 值。”[33]如此看來，張君勱與(yu) 錢穆雖理論分歧較多，在對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問題上的態度卻出奇一致，均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具有價(jia) 值”。即便張君勱承認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為(wei) “專(zhuan) 製”，也不意味著他對傳(chuan) 統文化持全麵否定態度，反而更加強調要以中國政治實踐為(wei) 依托來應用西方政製框架，也將此視為(wei) 未來建製的合理方案。事實上，這場論爭(zheng) 無疑是現代新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論辯過程中的一條重要支線，其中涉及對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憂思，不僅(jin) 是對當時中國政治道路選擇的最大關(guan) 切，更是為(wei) 當下如何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更多理性思考。錢穆主張新製轉生於(yu) 傳(chuan) 統，其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自覺辯護，讓存續千年的中國古代政治根基有了麵向現代化時不可磨滅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一定程度上樹立了人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自信。而張君勱則一麵肯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具有內(nei) 在優(you) 越性，一麵又主張西方的民主憲政才是中國政治建構的最佳出路，在這看似矛盾實則相通的理論中將傳(chuan) 統政治實踐與(yu) 新製道路選擇密切相連，實現傳(chuan) 統和現代政治理念完美結合的曆史實踐，由此形成以憲法為(wei) 民主製度核心的民族國家政治。同時，張君勱和錢穆之所以圍繞中國傳(chuan) 統政製是不是“專(zhuan) 製”的問題大加探討，更多的是因為(wei) 不同的定性結果將直接影響到中西政治之間多重向度的呈現，隻有一個(ge) 更加確定的態度才有益於(yu) 為(wei) 中國新製的構建提供合理判斷。

於(yu) 是，我們(men) 不禁反思究竟什麽(me) 才是最佳政製？基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實際情況，到底應該采取何種政治建構路徑？西學的傳(chuan) 入使得中國傳(chuan) 統之學遭遇現代化危機，一味地崇拜西方文化以攻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不是明智之舉(ju) ，單純把怨氣發在舊有的中國政治製度上，也並不能真正為(wei) 國家解決(jue) 一係列問題。無數事實證明，曆史不能依據過去的內(nei) 容直接指導現實社會(hui) 實踐，但鮮活的曆史可以教會(hui) 我們(men) 反思既往的政治得失，已有的經驗教訓也告誡我們(men) 避免在未來的政治發展道路中重蹈失敗的覆轍。所以，重新對待錢穆與(yu) 張君勱的論爭(zheng) 至關(guan) 重要，這折射出的將是一代人的政治研究視角，體(ti) 現的是站在中西文化交匯的曆史節點上對待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所采取的多元態度。

注釋：
 
[1]翁有為：《錢穆政治思想研究》，《史學月刊》1994年第4期，第63頁。
 
[2]姚中秋：《再思張君勱、錢穆之爭：文明與憲製之辯》，《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5-25頁。
 
[3]鄧麗蘭：《儒教民主，抑或憲政民主——試析張君勱與錢穆關於中國傳統政治之論爭》，崔向東等：《王權與社會——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5年版，第454-463頁。
 
[4]任劍濤：《“良知的迷惘”——徐複觀、張君勱與錢穆的政治儒學之爭》，《清華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第147-196頁。
 
[5]馮天瑜、謝貴安：《解構專製：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頁。
 
[6]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版，第507頁。
 
[7]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
 
[8]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 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0頁。
 
[9]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504頁。
 
[10]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36頁。
 
[11]張世亮等譯注：《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632頁。
 
[12]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1頁。
 
[13]何孟春訂注：《賈誼集·賈太傅新書》，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版，第19頁。
 
[14]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78頁。
 
[15]宋洪兵：《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對“專製”概念的理解與法家思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103頁。
 
[16]唐文明：《擺脫秦政：走向共和的內在理由》，《文史哲》2018年第4期，第26頁。
 
[17][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8頁。
 
[18]侯旭東：《中國古代專製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頁。
 
[19]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版，第647頁。
 
[20]錢穆：《序》，《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頁。
 
[21]錢穆：《國史新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14頁。
 
[22]錢穆：《國史新論》，第73頁。
 
[23]錢穆：《國史新論》，第96頁。
 
[24]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1-2頁。
 
[25]施友忠：《施友忠先生序》，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1頁。
 
[26]施友忠：《施友忠先生序》，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1頁。
 
[27]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5頁。
 
[28]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18頁。
 
[29]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469頁。
 
[30]施友忠：《施友忠先生序》，張君勱：《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第2頁。
 
[31]錢穆：《國史新論》，第105頁。
 
[32]唐文明：《何謂現代性？》，《哲學研究》2000年第8期，第44頁。
 
[33]任劍濤：《“良知的迷惘”——徐複觀、張君勱與錢穆的政治儒學之爭》，《清華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