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這個(ge) 範疇在儒家思想中極其重要,從(cong) 《周易》和《禮記·樂(le) 記》出發,我們(men) 可以看到理解“感”的兩(liang) 個(ge) 方向。本文認為(wei) 由“感”這個(ge) 概念出發,我們(men) 可以了解儒家思想是如何解釋道德共識的形成,並讓這樣的共識得到人們(men) 的接受和理解的。儒家特別注重共同體(ti) 的建設,並將人類大同視為(wei) 終極目標,而由“感”出發所建構的儒家的人類理解論則是我們(men) 建構···
陽明哲學之研究往往不出訓詁與(yu) 條理,究其根源,實在於(yu) 不明頭腦綱脈,缺乏整體(ti) 觀照。概而言之,“知行合一”是陽明哲學之宗旨與(yu) 總綱。分而論之,“道即良知”是其頭腦;“一三三一”是其綱脈。卷而藏之,一心也,良知也;舒而展之,三也,本體(ti) 、流行與(yu) 工夫。
朱子對孟子“夜氣”思想的闡發,在繼承孟子重人禽之辨的前提下,融入了他自己的思考。在心性論層麵,主張要發揮“夜氣”對心與(yu) 性的涵存功能,並指出“夜氣”與(yu) “心”二者互相牽動,“心”會(hui) 梏亡於(yu) 旦晝所為(wei) 。這就引入到了工夫論的層麵,即要在旦晝之際的作為(wei) 中操存此“心”。
《周易傳(chuan) 義(yi) 大全》所引諸家之說,除主要來源於(yu) 董真卿《周易會(hui) 通》之外,其餘(yu) 多源自張清子《周易本義(yi) 附錄集注》,纂修者所自行采補者,僅(jin) 有胡炳文、吳澄、胡方平三家。從(cong) 《周易傳(chuan) 義(yi) 大全》對材料的去取與(yu) 刪改,可以看出其在纂修時,遵循了合於(yu) 程朱、避免重複、重理輕象的原則。
在先秦,作為(wei) 文史典籍的“經”,一是指言說的綱要,二是相對於(yu) 具有傳(chuan) 注的原創性典籍而言,並沒有後代所謂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意義(yi) 。而“說”“解”“傳(chuan) ”,都產(chan) 生於(yu) 對原典、即“經”進行解釋這一性質的行為(wei) 。說、解與(yu) 傳(chuan) 存在的細微差異,主要表現在說、解的作者原為(wei) 一人,即主體(ti) 既是“經”的作者,也是說、解的作者。“經”具有言說提綱的性···
以李滋然《<明夷待訪錄>糾謬》和宋育仁《宋評<明夷待訪錄>》為(wei) 代表,清末從(cong) 儒家傳(chuan) 統視角展開的《明夷待訪錄》批評充分展現了儒家政治思想的複雜性以及轉型之際的內(nei) 在張力。李滋然基於(yu) 守舊立場而對《待訪錄》展開的激烈抨擊,其實並不合乎孔孟思想原旨,相反,宋育仁基於(yu) 儒家經典政治理想而順應、反思西方近代政治發展趨勢的《待訪錄》···
從(cong) 孔子開始,曆代儒者不斷闡發禮樂(le) 的內(nei) 在精神,如仁、孝、義(yi) 、情、恭、敬、讓、中、和等。有價(jia) 值基礎、內(nei) 在精神與(yu) 完美形式的禮樂(le) ,其目標是培養(yang) 道德,提升人格,內(nei) 外交修,修己治人。當今禮樂(le) 的複興(xing) 要把握禮樂(le) 的價(jia) 值和精神,防止流於(yu) 形式的繁複和奢侈而喪(sang) 失其精義(yi) ,這樣才能更好發揮禮樂(le) 的效能。
如果我們(men) 仔細推敲和辨析告子與(yu) 孟子的對話,澄清他們(men) 的概念與(yu) 譬喻的含義(yi) ,會(hui) 發現告子對於(yu) 人性的表述是一個(ge) 層層遞進、內(nei) 在統一的論證體(ti) 係。雖然告子與(yu) 孟子的人性學說不相一致,但兩(liang) 者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無論從(cong) 雙方論辯的內(nei) 容還是形式來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個(ge) 合適的對話者。
朱子在《大學章句》中,將“止於(yu) 至善”之“至善”界定為(wei) “事理當然之極”,強調“事”的重要性和人“做事”的當然性,從(cong) 而在本體(ti) 層麵為(wei) 世間萬(wan) 事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據和理由,反映了朱子肯定政治社會(hui) 和人的社會(hui) 屬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學意義(yi) 。佛老及現代思想潛含著將人“抽離”社會(hui) 、去除人的社會(hui) 性的危險,從(cong) 而導致社會(hui) 秩序的鬆弛和倫(lun) 理規範的···
康有為(wei) 在近代倡導大開智學以與(yu) 西方列強鬥智,並在大同建構中強調智教,並設立獎智來防止社會(hui) 退化。他對智的係統提升,為(wei) 當時中國的發展注入了變革性的因素,而以仁智並舉(ju) 來改造傳(chuan) 統儒學,使儒學在價(jia) 值理念上重視智在“人道進化”上的動力作用,無疑切中了傳(chuan) 統儒學對社會(hui) 發展動力關(guan) 注不夠的缺失。
經學元典在處理諸卿次序時,往往給司空留以末位。對比之下,《禮記·王製》前置司空的現象十分特別。其原因在於(yu) ,《王製》要通過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來突出官職職守在製度建設中的遞進次第。這種對次第的重視,反映了《王製》職官部分特別關(guan) 注“製度生成”的特點。這一特點,不僅(jin) 使我們(men) 能更好地理解《王製》的性質、地位,更能啟發···
梁漱溟受激於(yu) 中國近代社會(hui) 之頹勢,以救亡圖存為(wei) 目標致力於(yu) 學術研究。他以東(dong) 方文化為(wei) 根,又能出入中西,客觀地審視各種文化的優(you) 缺點,形成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
先生更以易之變易、不易精神,收攝佛學的無常變易之法,並以易學為(wei) 宗,平章儒家的漢學與(yu) 宋學。麵對經、史、子、集,則以經學收攝子學,包括道家的觀變之學,以及名家等說。其學問論述可謂包括極廣、思蘊極深,對於(yu) 儒學與(yu) 當代思潮的接軌有著重大貢獻,後學牟宗三即接續之,影響甚巨。熊先生對於(yu) 易學的現代化,可謂化腐朽為(wei) 神奇,重新開···
《荀子·解蔽》篇最後一段的“周而成,泄而敗”當訓為(wei) “周之成,泄之敗”,指的是讚成堵塞言路,反對開通言路;“宣而成,隱而敗”當釋為(wei) “宣之成,堰之敗”,指的是讚成開通言路,反對堵塞言路。逸《詩》“狐狸而蒼”之“蒼”當讀為(wei) “蹌”,意為(wei) 起舞的樣子。視《荀子·解蔽》篇最後一段為(wei) 《君道》篇或《正論》篇的錯簡都不可信。
儒家君子“五常”(仁義(yi) 禮智信)美德,由董仲舒所概括。董仲舒的“仁義(yi) 法”,主張“正誼謀利”,在一定或者特定時間、範圍、場合下,值得關(guan) 注、認同甚至需要加以肯定。仁義(yi) 禮智信,作為(wei) 為(wei) 人處世道德規範要領的普遍總結,一方麵有階級性,為(wei) 統治階級服務;另一方麵也為(wei) 非統治階級、廣大仁人誌士和普通老百姓所認同和遵守,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不···
孟子是對《春秋》進行經學建構的關(guan) 鍵人物,時間為(wei) 孟子晚年的齊宣王時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禪讓政治破產(chan) 的情形下,賦予了《春秋》較為(wei) 完整的經學品質。從(cong) 此,《春秋》由“事”而“義(yi) ”,作為(wei) 孔子傳(chuan) 道之書(shu) ,成為(wei) 經學專(zhuan) 名,此後挖掘其內(nei) 在的“筆法”及微言大義(yi) ,成為(wei) 主流詮釋方法。
形而中學並非西方哲學意義(yi) 下的“形而上學”,它居於(yu) 道器之間,通過修養(yang) 工夫使天道落實到生命實踐之中,並開出道德、藝術、宗教、知識等中國文化的具體(ti) 內(nei) 容,是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異。形而中學有經典的依據,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其認同與(yu) 闡釋,對於(yu) 中國文化和儒學的傳(chuan) 承創新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yi) 。
利用“解釋學循環”理論來考察和評論戴震的哲學方法論,學界已有之闡述還存在層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問題。通過梳理和區分“解釋學循環”的三重含義(yi) ,以此對照考察戴震的哲學方法論論述,可知其一方麵有與(yu) 現代哲學解釋學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麵亦有自身的不足。更為(wei) 重要的是,經過對比,戴震哲學方法論的合理價(jia) 值、獨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
為(wei) 糾正莊子處世之道的逃世主義(yi) 弊害,王船山在《莊子解》中基於(yu) “渾天”的視域,特別拎出《莊子》書(shu) 中“寓庸”和“隨成”兩(liang) 個(ge) 語詞作為(wei) 關(guan) 鍵概念,通過賦予被莊子否棄的人倫(lun) 物理以天然合理性,推衍出了一種於(yu) 日用倫(lun) 常中隨在體(ti) 認“渾天”“無遊而不逍遙”的處世哲學。
“王道”一詞最早見於(yu) 《尚書(shu) ·洪範》,在先秦以來古文獻中時常出現。該詞的本義(yi) 應當是指“先王之道”,所謂先王包括古先王、周王等在內(nei) ;由於(yu) 先王之道的理想性,王道到戰國時已引申為(wei) 可指一切理想意義(yi) 上的為(wei) 王之道。王道的內(nei) 容可從(cong) 外延與(yu) 內(nei) 涵兩(liang) 方麵看。從(cong) 外延看,王道與(yu) 霸道相對;從(cong) 內(nei) 涵看,王道指治道,包括推行公道、仁愛百姓、整齊人倫(l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