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五常”的當今價(jia) 值審視

作者：孫君恒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十六日戊午

          耶穌2019年1月21日

摘要：儒家君子“五常”（仁義(yi) 禮智信）美德，由董仲舒所概括。董仲舒的“仁義(yi) 法”，主張“正誼謀利”，在一定或者特定時間、範圍、場合下，值得關(guan) 注、認同甚至需要加以肯定。仁義(yi) 禮智信，作為(wei) 為(wei) 人處世道德規範要領的普遍總結，一方麵有階級性，為(wei) 統治階級服務；另一方麵也為(wei) 非統治階級、廣大仁人誌士和普通老百姓所認同和遵守，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董仲舒；君子觀；五常；仁義(yi) 禮智信；儒家

作者簡介：孫君恒（1963-），男，河南鄧州人，武漢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哲學博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3BZX073）；中國學位與(yu) 研究生教育學會(hui) 課題（2017Y0404）；湖北省教育廳社會(hui) 科學重大研究項目（18ZD017）

儒家的君子觀中，君子的道德規範在孔子那裏歸結為(wei) 仁，孟子那裏概括為(wei) “四端”，到董仲舒時總結為(wei) “五常”。他們(men) 回答了人類社會(hui) 道德需要的基本方麵，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yi) ，當今我們(men) 對此應該進行批判地繼承，仔細分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加以改造，綜合創新。徐廣東(dong) 指出，“五常”“除了不可避免的時代性、階級性外，還具有不同程度的超越性，包含著某些恒久的價(jia) 值。例如五常所要求的‘愛’‘適宜’‘禮節’‘明辨善惡’‘信守承諾’等都具有顯著的普世價(jia) 值。”[1]本文就著重“五常”的現代轉換與(yu) 應用，進行一些說明。

一、君子強調仁愛

仁的含義(yi) 在於(yu) 愛人。董仲舒繼承孔孟的“仁義(yi) 之道”，提倡君子要成為(wei) “仁人”“仁者”，在《春秋繁露》裏專(zhuan) 門開辟一章《仁義(yi) 法》進行論述，並且把仁義(yi) 上升到“法”的高度加以強調。董仲舒把“仁”置於(yu) 首位，將是否具有仁心作為(wei) 判斷君子的最高、最終標準，在此基礎上將其他眾(zhong) 多的道德品質，也作為(wei) 君子應該遵守的規範。董仲舒的仁愛之道，側(ce) 重於(yu) 現實應用，服務於(yu) 當時的政治統治。董仲舒發揚光大孔子的思想，強調仁愛思想關(guan) 鍵在於(yu) 愛人、愛他人。君子的美德，在董仲舒看來就是踐行仁愛，對自己嚴(yan) 格要求，對他人寬宏大量。他認為(wei) 這樣的寬恕做法，才符合聖人之道：“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yu) ！自攻其惡，非義(yi) 之全與(yu) ！此之謂仁造人，義(yi) 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春秋繁露·仁義(yi) 法》）

仁是儒家君子道德規範的核心，同時決(jue) 定和涵蓋了忠、孝、義(yi) 、禮、智、信等道德條目。我們(men) 今天談論仁愛，需要強調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愛憎分明，講究愛的階級性、針對性。我們(men) 不能去愛封建社會(hui) 的殘暴君主和剝削階級，不能愛阻礙曆史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的落後階級和頑固勢力，也不能愛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狹隘“小人”。我們(men) 應該旗幟鮮明地宣揚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仁愛內(nei) 容，“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五愛”），是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共同綱領》第四十二條提出的，經過曆史發展，現在對“五愛”的概括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hui) 主義(yi) ”。“五愛”是社會(hui) 主義(yi) 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學校思想品德教育的主體(ti) 部分，對於(yu) 廣大國民和學生的道德素質有重要意義(yi) 。杜維明在“儒家核心思想‘仁’的當代價(jia) 值”一文中指出：“有人說今天這個(ge) 社會(hui) 沒有‘仁’了，從(cong) 儒家看來就是同情心越來越少了，那麽(me) 在中國有一句話叫‘麻木不仁’，就是沒有人情了，變得麻木了。”[2]

第二，提倡愛的擴展性和廣泛性。當今世界輿論和歌唱中充斥“愛”，但是人們(men) 感覺冷漠、疏遠、傷(shang) 害很多，不少人主張的“愛”，是希望得到愛、享受愛，而不願意付出愛。今天，我們(men) 不僅(jin) 需要在傳(chuan) 統意義(yi) 上講究“仁者愛人”，推己及人，關(guan) 注仁在於(yu) 人與(yu) 人的相互關(guan) 係，關(guan) 愛他人，而且要提倡愛家庭、愛國、愛事業(ye) 、愛工作、愛崗位、愛環境、愛生命等。孔子的儒家認為(wei) “仁愛”不能停留在隻是愛自己的親(qin) 人，而應該從(cong) “親(qin) 親(qin) ”擴大到“仁民”，博施濟眾(zhong) ，兼愛天下，利於(yu) 蒼生。湯一介先生在“關(guan) 於(yu) 儒學複興(xing) 的思考”一文裏指出：“如果把愛自己的親(qin) 人擴大到愛他人，那麽(me) 社會(hui) 不就可以和諧了嗎？如果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把愛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愛’擴大到對別的國家、別的民族的愛，那麽(me) 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嗎？”[3]此種看法，是許多學者讚同的，牟鍾鑒先生的《新仁學構想》一書(shu) 認為(wei) ：“孩童愛父母親(qin) 屬，成長過程愛老師、夫妻、子女，進入社會(hui) 愛朋友同道，進而愛民族國家，再進而愛天下人類，以至於(yu) 愛自然萬(wan) 物……哪裏有愛心哪裏就有美好的生活，人類文明的進步實有賴於(yu) 此。”[4]我們(men) 不僅(jin) 關(guan) 愛人與(yu) 社會(hui) ，而且應該關(guan) 愛自然和環境，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積極投入到環境保護中，讓地球村能夠有青山綠水、優(you) 美生態，摒棄簡單粗暴的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狹隘觀念。“在麵臨(lin) 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今天，儒家天人合一、民胞物與(yu) 、盡物之性的觀念對於(yu) 糾正人與(yu) 自然二分、人類中心主義(yi) 的偏頗也許會(hui) 起到一定作用”[5]。

第三，強調忠。忠是孔子、董仲舒非常重視的仁愛實質，就是要真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追求人際關(guan) 係上的“雙贏”。今天對於(yu) 帝王的效忠、忠君思想已經過時，但是“忠”這個(ge) 詞匯不能丟(diu) 棄，一心一意、專(zhuan) 心致誌，忠於(yu) 黨(dang) 、人民、祖國、社會(hui) 主義(yi) ，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曲阜師範大學駱承烈教授回憶他於(yu) 1980年拜訪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經過，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曾經指出：“我們(men) 不把忠字忠於(yu) 皇帝，而是忠於(yu) 我們(men) 的國家、民族，忠於(yu) 我們(men) 的社會(hui) 主義(yi) ，不對嗎？”[6]

第四，重視恕。恕，強調寬容。對於(yu) 人際關(guan) 係中傷(shang) 害自己利益的現象，能夠海納百川，寬宏大量，給予他人悔過自新的機會(hui) 。不但要想到自己，還要設身處地地想到別人，能夠進行角色轉換，在一定條件下，我是主體(ti) ，別人是客體(ti) ；在另外的條件下，別人是主體(ti) ，我則成為(wei) 客體(ti) ，想到別人的難處和困境，才是真正的換位思考。

第五，講究孝。孝悌為(wei) 仁之本。《孝經》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老百姓普遍認為(wei) 百善孝為(wei) 先，是我們(men) 傳(chuan) 統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當今我們(men) 應該繼續提倡孝道，孝敬老人不僅(jin) 在贍養(yang) ，保證其物質需要，同時要滿足其精神需要，禮敬老人，按照孔子所說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當代社會(hui) 工作紀律嚴(yan) 格、生活節奏快，不能像古代那樣唯唯諾諾地模仿“二十四孝”中的名人和事跡，但是可以通過電話、視頻，問寒問暖，拉拉家常，表達對老人的尊敬和關(guan) 愛；現在很難對逝去的老人行“三年之喪(sang) ”禮儀(yi) ，但是有新的紀念方式，譬如可以選擇在清明節網絡上祭祀，從(cong) 遠方寄托哀思。

仁愛為(wei) 儒家君子道德的中心，也是整個(ge) 儒家道德體(ti) 係的根本。它有很多方麵的具體(ti) 體(ti) 現，包括忠、孝、恭、寬、信、敏、惠等內(nei) 容，仁人、仁者是君子必備的美德。仁德的涵養(yang) 和傳(chuan) 承，才能鑄就偉(wei) 大的民族精神，造就傑出的人士，成為(wei) 巍巍中華堅強的脊梁。新加坡學者賴蘊慧在《劍橋中國哲學導論》一書(shu) 中認為(wei) ：“如果《論語》讀得更加透徹，讀者就會(hui) 感覺到仁的深度和寬度。仁可能是人一輩子至高的道德成就。”[7]

二、君子正誼謀利

董仲舒對義(yi) 進行了界說，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含義(yi) ，其一，義(yi) 就是合適或者適宜。“義(yi) 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yi) 。故言義(yi) 者，合我與(yu) 宜以為(wei) 一言”（《春秋繁露·仁義(yi) 法》）。其二，從(cong) 義(yi) 利關(guan) 係上說明義(yi) 。他主張重義(yi) 輕利，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明義(yi) 。譬如，“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yi) 與(yu) 利。利以養(yang) 其體(ti) ，義(yi) 以養(yang) 其心，心不得義(yi) ，不能樂(le) ，體(ti) 不得利，不能安。義(yi) 者，心之養(yang) 也；利者，體(ti) 之養(yang) 也”（《春秋繁露·身之養(yang) 重於(yu) 義(yi) 》）。董仲舒認為(wei) 提倡道義(yi) 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立義(yi) 以明尊卑之序，強幹弱枝以名大小之職”（《春秋繁露·盟會(hui) 要》）。

董仲舒在義(yi) 利關(guan) 係上的根本原則是“正其誼（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春秋繁露·玉英》）。董仲舒的義(yi) 利觀，從(cong) 人與(yu) 我、遠與(yu) 近、愛人與(yu) 正我等不同的角度來加以區分，繼承了孔子的“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的說法，但是沒有辯證地對待義(yi) 利恰當關(guan) 係，是純粹的動機論、義(yi) 務論，容易顧此失彼，過分拔高義(yi) 的價(jia) 值，輕視、忽視甚至蔑視利益的作用，是有片麵性的，似乎談論利益就和小人相提並論，由此對正當的利益也不屑一顧，這造成了中國曆史長期以來片麵、鄙視物質利益的清高、孤傲心理和不大講究務實的做法，社會(hui) 上形成了“無商不奸”的看法，似乎追求利益必然違背道義(yi) 坑害他人，帶來了鄙視、貶低正當的經營行為(wei) ，貽害無窮。

但是，在一定或者特定時間、範圍、場合下，“正誼謀利”還是值得關(guan) 注、認同甚至是需要加以肯定的：

（1）非市場經濟領域，利他主義(yi) 長期存在。人類社會(hui) 曆史上那時對實際利益的追求並不決(jue) 定一切，往往不存在過度的謀利行為(wei) 。譬如，人類純粹的友情、親(qin) 情、愛情、慈善等，往往沒有甚至根本沒有利益多少的考慮，不圖回報，遠離市儈(kuai) 交易，較多的是義(yi) 務和責任的承擔；再如，人類社會(hui) 生活中利他、無私奉獻的美德和非市場經濟交換的時候，大多談不上對利益的追求，沒有銅臭味；還如，人類的休閑活動（例如：度假、旅遊），不計較投入和產(chan) 出，漫不經心的逍遙狀態，甚至不惜成本和代價(jia) ，去觀賞或者從(cong) 事似乎不能直接帶來切身利益的景點與(yu) 活動。對於(yu) 曆史上的帝王將相、達官貴人來說，利益俸祿不在話下，更多應該考慮“正誼謀利”，講究官德、政德，以吏為(wei) 師，以維護社稷和蒼生的正義(yi) 和大義(yi) 。人類社會(hui) 的存在和發展，市場經濟體(ti) 製下的社會(hui) 若從(cong) 西方15世紀算起，到今天21世紀，也僅(jin) 僅(jin) 700年。由此可見，非市場經濟下的人類社會(hui) 的存在和發展，更為(wei) 漫長和悠久，主要不是依賴追逐利益、進行交換而出現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說：“在市場尚未形成與(yu) 政府尚未出現的漫長歲月裏，那時既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習(xi) 慣與(yu) 道德調節是這一漫長時間內(nei) 唯一起作用的調節方式。不僅(jin) 遠古時期的情況是如此，即使在近代社會(hui) ，在某些未同外界接觸或同外界接觸不多的部落中間，在邊遠的山村、孤島上，甚至在開拓荒蕪地帶的移民團體(ti) 中，市場調節不起作用，政府調節也不起作用，唯有習(xi) 慣與(yu) 道德調節才是在社會(hui) 經濟生活中起作用的調節方式。”[8]1人類社會(hui) 生活各種各樣，非交易的活動非常多，例如慈善、饋贈、無償(chang) 援助、個(ge) 人愛好和興(xing) 趣等，都使簡單追求利益的行為(wei) 成為(wei) 一定意義(yi) 和範圍上的事情，不能囊括社會(hui) 和人生的全部。“社會(hui) 生活是一個(ge) 廣泛的領域，其中一部分是交易活動，另一部分是非交易活動。在交易活動中，市場調節起著基礎性調節的作用，政府調節起著高層次調節的作用。而在非交易活動中，情況便大不一樣了。由於(yu) 這些活動是非交易性質的，所以不受市場規則的製約，市場機製在非交易活動中是不起作用的。至於(yu) 政府調節，則隻是劃定了非交易活動的範圍，使它們(men) 不至於(yu) 越過邊界，而並不進入非交易活動範圍之內(nei) 進行幹預。這樣，非交易活動就要由市場調節與(yu) 政府調節之外的道德力量來講行調節”[8]2。

（2）即使市場經濟體(ti) 製下，也盛行無私行為(wei) 。要強調友誼、善意、幫助、無私奉獻等非利益行為(wei) ，大力提倡見利思義(yi) ，防止利欲熏心，不擇手段。市場經濟是“看不見的手”在發揮最大作用，政府的調節“看得見的手”也不能忽視。政府積極幹預，扶危濟困，促進社會(hui) 分配公正，就不是市場自發的逐利行為(wei) ，而往往是合理調節甚至是無償(chang) 的投入。在市場機製和政府調節起作用的地方，仍有大量空間或者空白，人們(men) 的習(xi) 慣和道德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古代見義(yi) 勇為(wei) 的人物和事跡層出不窮，很多地方有“義(yi) 學”“義(yi) 莊”“義(yi) 墳”“義(yi) 塚(zhong) ”，救濟施舍在民間廣泛流行，在浙江永嘉縣岩頭鎮還有相傳(chuan) 幾百年，現在仍然存在的“義(yi) 茶”（免費為(wei) 路人提供茶水），在新聞媒體(ti) 和網絡上被公眾(zhong) 普遍點讚，讓人感歎無私行為(wei) 的可歌可泣。為(wei) 了維護社會(hui) 的正常秩序，對於(yu) 唯利是圖、利欲熏心、斤斤計較、道德危機、墮落和敗壞的極端情況來說，“正誼謀利”的倡導，可以起到矯正作用，很有教育、導向、糾正、警示意義(yi) 。在市場經濟體(ti) 製下，在人們(men) 熙熙攘攘、皆為(wei) 利來、皆為(wei) 利往的激烈競爭(zheng) 態勢下，很有必要采用“正誼謀利”的規範來提倡、引導、約束個(ge) 人過度的、狹隘的、暫時的、片麵的、極端的利益觀念和行為(wei) 。在政治領域，不應該搞利益交換、“權力尋租”、買(mai) 官賣官等腐敗行為(wei) 。在社會(hui) 進步、人們(men) 衣食無憂、個(ge) 人利益得到越來越多滿足，不再需要為(wei) 個(ge) 人利益考慮的情況下，人們(men) 往往考慮的是個(ge) 人的尊嚴(yan) 、自我價(jia) 值和社會(hui) 價(jia) 值的實現，事實上和理念上應該更多考慮的是“正誼謀利”的理想和追求。李春秋先生在《傳(chuan) 統倫(lun) 理的價(jia) 值審視》一書(shu) 中認為(wei) ，儒家見利思義(yi) 的觀念，“至少有以下幾點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一是有助於(yu) 廉潔的實施……二是有助於(yu) 文明經商，培養(yang) 良好的商業(ye) 道德……三是有助於(yu) 人們(men) 正確處理個(ge) 人利益與(yu) 他人利益以及社會(hui) 利益的關(guan) 係”[9]。

（3）人生考驗的重要關(guan) 頭，應該堅持“正誼謀利”，見義(yi) 勇為(wei) 。麵對暴力折磨、金錢利誘，曉之以正義(yi) 、大義(yi) ，倡導不屈不撓，不畏強暴，以保持高尚氣節，防止苟且偷生，變節求榮，構築道德上的“長城防線”，能夠產(chan) 生非常關(guan) 鍵的作用。翻開中國曆史畫卷，我們(men) 對很多仁人誌士具有的浩然正氣欽佩有加，他們(men) 大義(yi) 凜然、視死如歸的氣節，萬(wan) 古流芳，使那些僅(jin) 僅(jin) 追求利益者、賣身求榮者相比之下黯然失色。若不能看到那些視死如歸、為(wei) 了純粹的理想和信仰而奮鬥的先驅、英烈、仁人誌士的客觀事實，就不可能理解崇高的意義(yi) 。

（4）純粹的科學研究最忌急功近利。對於(yu) 居於(yu) “象牙塔”裏的純粹的科學研究（譬如哥德巴赫猜想），“為(wei) 學問而學問”“為(wei) 知識而知識”、長期才能見效的學科來說，特別需要“十年磨一劍”和長久“坐冷板凳”的堅強和毅力，不能急於(yu) 功利、目光短淺。起碼從(cong) 這些方麵來看，在一定條件下，董仲舒的義(yi) 利關(guan) 係的說明和提醒，不無道理。

三、君子重視禮儀(yi)

董仲舒非常重視禮儀(yi) 在社會(hui) 上發揮的重大作用，不但在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要求有嚴(yan) 格的禮節和禮儀(yi) ，而且還為(wei) 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製訂了各種服製和度製，任何人不得越製，強調禮儀(yi) 是董仲舒和他那個(ge) 時代特別關(guan) 注的。董仲舒把知禮、用禮作為(wei) 君子的基本素養(yang) 之一，是須臾不可缺失的。“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誌，誌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誌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le) ；誌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sang) ”（《春秋繁露·玉杯》）。嚴(yan) 格按照禮儀(yi) 行事，君子終日乾乾，講究為(wei) 人處世的道德情操。董仲舒指出：“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zheng) ，流爭(zheng) 則亂(luan) 。夫禮，體(ti) 情而防亂(luan) 者也，民之情不能製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

祭祀祖先是古代重要禮儀(yi) 活動，君子對此高度重視。按照時令，一年四季，應該有四次祭祀，恭恭敬敬，奉上祭品，表達對神靈的敬畏和頂禮膜拜，是非常重要的。特別隆重的祭祀禮儀(yi) ，君子應該積極參與(yu) ，學會(hui) 感恩和相應的禮儀(yi) 規範，而不能慢待。董仲舒認為(wei) ：“奉四時所受於(yu) 天者而上之，為(wei) 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嚐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yi) 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qin) 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春秋繁露·祭義(yi) 》）董仲舒所說的祭祀之禮儀(yi) ，一方麵繼承了儒家傳(chuan) 統禮儀(yi) ，主要是敬天法祖、慎終追遠，和現實的人們(men) 發生血緣聯係；另一方麵有墨家的“天誌”“明鬼”的思想因素，侍奉鬼神，有超現實的神秘崇拜和最終的“製裁”。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廣泛普及、深入人心，很高明的地方在於(yu) 它能夠以禮樂(le) 文化出現，采取了老百姓喜聞樂(le) 見的傳(chuan) 播方式。那些聲勢浩大的祭祀活動、有聲有色的慶典活動，鼓樂(le) 齊鳴，盛裝出場，浩浩蕩蕩，能夠給予人強烈的視聽感覺，非常難忘，老百姓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文化的熏陶，漸漸明白了秩序、尊嚴(yan) 、神聖。過去的孔廟、祠堂矗立，進行了很多道德教化，產(chan) 生的效果是課堂和書(shu) 齋不能望其項背的。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儒家“其倫(lun) 常之道，有助於(yu) 社會(hui) 的秩序化、和諧化、規範化，其生聚教訓之策，更足以內(nei) 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內(nei) 裕民生應視為(wei) 安邦之本。儒家講禮樂(le) 倫(lun) 理教化，雖在實行時會(hui) 打一些折扣，但大體(ti) 上與(yu) 民眾(zhong) 的穩定和平、淳化風俗的要求相適合。社會(hui) 要繁榮發展，秩序化、和諧化是基本的要求。禮教使社會(hui) 秩序化，樂(le) 教使社會(hui) 和諧化。”[10]

現代社會(hui) 交往頻繁，交往的形式花樣翻新，無論是商業(ye) 活動、國際關(guan) 係，還是日常生活、手機上網等，都涉及禮儀(yi) 運用。文明禮儀(yi) 能夠廣交朋友，有助於(yu) 個(ge) 人事業(ye) 的成功，也有利於(yu) 個(ge) 人的身心健康。我們(men) 應該弘揚光大禮儀(yi) 之邦的美譽，在個(ge) 人的言談舉(ju) 止等生活細節方麵，做到彬彬有禮，為(wei) 中華文明的複興(xing) 盡一份力量。“把核心價(jia) 值觀通過禮製的方式貫穿於(yu) 政治與(yu) 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使之成為(wei) 人人遵守的社會(hui) 規則，以實現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這是中華民族的一項偉(wei) 大智慧”[11]。

四、君子提升智能

董仲舒強調“必仁且智”。為(wei) 了實行仁，必須有智，仁是愛人類，智是實現仁愛的知識、途徑、手段和方法，以保證達到善、為(wei) 人除害。仁智的關(guan) 係密切，有機統一，缺一不可，“莫近於(yu) 仁，莫急於(yu) 智……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wei) 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董仲舒以“操利兵”“乘良馬”的生動比喻，進行了分析。他認為(wei) 沒有仁，隻有智，就猶如“狂而操利兵”，幹出壞事來；同樣，沒有智，隻有仁，也會(hui) 如“迷而乘良馬”，達不到目的。

“必仁且智”的見解，很好地說明了仁愛和知識之間的有機關(guan) 係。知識、智慧應該服務於(yu) 仁的理想，仁本身也包含著知識、智慧，是一種道德知識、德性智慧。柏拉圖的“四主德”是正義(yi) 、勇敢、智慧、節製，說明了道德元素和條目之間，是相互聯係的，智慧永遠是道德需要的，道德的自由選擇、倫(lun) 理上的判斷與(yu) 推理、道德行為(wei) 的實施等環節，都需要智慧的參與(yu) 和支持。有學者認為(wei) 這是毛澤東(dong) 提出的“又紅又專(zhuan) ”理論的曆史來源之一，起碼從(cong) 邏輯上存在相似性。2011年第5期《毛澤東(dong) 思想研究》雜誌上發表了南京理工大學博士生康喆清的“從(cong) ‘必仁且智’到‘又紅又專(zhuan) ’——董仲舒與(yu) 毛澤東(dong) 德才觀的曆史考察”一文，就反映出對董仲舒“必仁且智”關(guan) 係論述合理性的肯定。

當下，讓知識這個(ge) 偉(wei) 大工具服務於(yu) 道德理想、目的價(jia) 值，非常必要。網絡信息時代，僅(jin) 僅(jin) 有善良動機和信仰（仁），不懂、不及時掌握和不善於(yu) 更新科學知識（智），無法實現報國之誌，甚至生活都極為(wei) 不便（例如，網絡購買(mai) 飛機票、火車票、汽車票，網購、網絡生活交費等），而若缺乏辨別能力，網絡信息良莠不辨，往往容易誤入歧途（譬如網絡詐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譬如網絡傳(chuan) 銷等）。澳大利亞(ya) 孔子文化專(zhuan) 家李瑞智認為(wei) ：“儒家對待知識，意義(yi) 遠不隻是知識本身。‘學無止境’包含著培養(yang) 道德，使用權力，治理社會(hui) ，齊家，修身和淨化思想。追求知識，掌握知識，在於(yu) 修身治國平天下。”[12]

五、君子講究信譽

董仲舒在前人重信的基礎上，首次把信列入了五常，作為(wei) 五常的最後一德。“春秋之義(yi) ，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wei) 也”（《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wei) 仁》）。在道德危機的形勢下，背信棄義(yi) ，坑蒙拐騙，有很惡劣的影響，嚴(yan) 重汙染了社會(hui) 風氣和道德環境，誠信有時成為(wei) 非常稀缺的資源，進一步溫習(xi) 董仲舒對於(yu) 信的強調，對於(yu) 弘揚正氣、形成良好的社會(hui) 發展環境，都是很有意義(yi) 的。

誠信作為(wei) 社會(hui) 非常需要的道德，為(wei) 古今中外所肯定。全球倫(lun) 理中，“不許撒謊”成為(wei) 眾(zhong) 多民族和宗教戒律中關(guan) 鍵的一條。康德指出：“遵守諾言，並不必然地是一種道德的義(yi) 務，而是一種權利的義(yi) 務，履行這種義(yi) 務可能是出於(yu) 外在的強製力。但是，遵守諾言，即使不使用任何強製力來強迫遵守它，它同時是一種合乎道德的行為(wei) ，並且是道德的證明。”[13]在中國曲阜孔子故裏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美國學者羅伯特·舒樂(le) 認為(wei) ：“‘信’，即誠實，要對周圍的人、家庭成員和更廣泛的人群講求這一點。所以說，誠實是十分重要的原則。每個(ge) 人都要相互誠實，當然你也需要比較謙卑，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這樣，我們(men) 可以創造出和諧的環境。”[14]

綜上所述，董仲舒對於(yu) 儒家“五常”的總結，仍然有參考意義(yi) ，可經過改造後加以運用。董仲舒從(cong) 精神和思想方麵，為(wei) 大漢王朝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貢獻。漢武帝時期的大漢王朝，是真正鞏固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為(wei) 以後政製和政局、疆域、民族融合、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中國曆史上成為(wei) 輝煌的時代。“董仲舒的經學思想是順應這一要求的。沒有經學提供的政治與(yu) 政策指導，漢代不可能長治久安，取得種種偉(wei) 大的成就。鄙視、蔑視、肆意貶抑、抹黑的種種說法，是反曆史主義(yi) 的、反科學的”[15]15。著名的中國倫(lun) 理思想研究專(zhuan) 家張岱年先生指出，簡單否定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綱常理論，是不嚴(yan) 謹的、不科學的做法。“前幾年有些關(guan) 於(yu) 古代倫(lun) 理思想的論著把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一概斥為(wei) 反動思想，那是缺乏分析的，不是科學的態度”[16]。北京大學何懷宏教授的《新綱常》一書(shu) ，從(cong) 當代社會(hui) 的視角，對傳(chuan) 統道德的綱常進行了新的反思，對儒家綱常的當代價(jia) 值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他認為(wei) ：“是什麽(me) 因素使中華文明以及民族生生不息，保持了這樣的一種連續一貫性呢？除了相對自成一體(ti) 的地理環境，很早就形成的國家強力等因素外，作為(wei) 社會(hui) 政治秩序與(yu) 文化之道德核心、被人們(men) 普遍信奉的傳(chuan) 統‘綱常’應該說對此起了重要的作用。”[17]

儒家的君子道德重在“五常”，簡明扼要，非常實用。“三綱五常之倫(lun) 理道德，本來是儒家總結出來的（不是儒家自己的）人類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和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的基本原理和規則。董仲舒的理論實質在於(yu) ，他將這樣的儒教理念和至上無上的神祇和哲學本體(ti) 天神結合，使儒教理念和天神之道天道一體(ti) 化”[18]14。當今的社會(hui) 和人生，我們(men) 仍然需要處理好人際關(guan) 係，在社會(hui) 中進行角色定位，麵臨(lin) 人生觀、世界觀、價(jia) 值觀的選擇，仁、義(yi) 、禮、智、信“五常”是君子道德規範的根本要求，是個(ge) 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今天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理論來源之一。我們(men) 已經曆了古代尊重儒家、崇拜儒家到近代批判儒家的曆史，現在進入到使用儒家思想的時代，發揮好儒家君子觀的“五常”道德要目，可以更好地貫徹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使之在曆史傳(chuan) 統和當今現實之間，進行有機結合和承前啟後。張豈之先生指出：“儒學不是神的文化，而是以‘人’為(wei) 核心的道德文化，講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作為(wei) 的人；與(yu) 人講誠信友善，講互相尊重；講己所勿欲，勿施於(yu) 人；講忠恕之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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