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yu) 《春秋》的經學建構問題探論

作者：王剛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十六日戊午

          耶穌2019年1月21日

摘要：孟子是對《春秋》進行經學建構的關(guan) 鍵人物，時間為(wei) 孟子晚年的齊宣王時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禪讓政治破產(chan) 的情形下，賦予了《春秋》較為(wei) 完整的經學品質。從(cong) 此，《春秋》由“事”而“義(yi) ”，作為(wei) 孔子傳(chuan) 道之書(shu) ，成為(wei) 經學專(zhuan) 名，此後挖掘其內(nei) 在的“筆法”及微言大義(yi) ，成為(wei) 主流詮釋方法。

關(guan) 鍵詞：孟子；《春秋》；經學；史學

作者簡介：王剛（1971-），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yu) 旅遊學院，副教授，曆史學博士。

在《春秋》學史上，孟子是一位關(guan) 鍵性人物。從(cong) 特定視角來看，正是以他的係列論述為(wei) 起點，《春秋》開始具備了較為(wei) 完整的經學品質[1]。由此，研討《春秋》經學的建構，就不能不論及孟子。那麽(me) ，孟子為(wei) 什麽(me) 要建構《春秋》經學呢？具體(ti) 情形如何？筆者以傳(chuan) 世文獻為(wei) 主，在出土文獻的比照下，以知識社會(hui) 學的理路，通過考察文本的演進和內(nei) 外動因，複原孟子時代的曆史事實，對此問題略述管見，以就正於(yu) 方家[2]。

一、孟子建構了《春秋》經學

我們(men) 認為(wei) ，在早期經學中，以孟子時代為(wei) 分水嶺，經孟子之手，《春秋》的性質發生了質變，經學性格由此成立。

1.從(cong) 經學特性來看，孟子在其中起著重要的樞紐作用

一般來說，經學應該具備的特性是：由孔子製作或整理，賦予了微妙的義(yi) 理，從(cong) 而垂憲萬(wan) 世。就《春秋》而言，這樣的特性在孟子之前並不具備，至少是不充分的，即便有其“實”，但其“形”——完整的學術形態還未出現。翻檢《論語》，可以發現，孔子對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多所提及，對於(yu) 《春秋》，卻未置一言。而到了戰國早期，在與(yu) 反儒最為(wei) 堅決(jue) 的墨子進行辯論時，儒生對於(yu) 孔子在《詩》《書(shu) 》、禮、樂(le) 方麵的貢獻推崇備至，但對於(yu) 《春秋》，同樣不置一言[3]。簡言之，《春秋》的經學品質並不明朗。隻有到了孟子時代，《春秋》充滿了義(yi) 法，孔子作《春秋》才得以坐實，這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謂的“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

2.在《春秋》經學化的曆程中，孟子使得《春秋》發生了由“事”向“義(yi) ”的轉化，其內(nei) 涵得以深化與(yu) 延展

據現有資料，經學形態在孟子之前已出現。其中一個(ge) 重要的依據就是，郭店楚簡中有了六經的名目，李學勤指出：“郭店簡的時代絕不會(hui) 晚於(yu) 公元前300年，比《孟子》七篇成書(shu) 要早，所以這些是孟子可以讀到的，六經早就有了。”[1]翻檢郭店楚簡，《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同時出現，的確是很值得重視的事實。就此可以推定，在孟子之前，六經文本已日漸成為(wei) 一個(ge) 係統。然而，另一麵的事實是，與(yu) 後世嚴(yan) 密的經學詮釋相較，它們(men) 還有些粗糙，反映出經學形態尚未最後定型。其中，就本論題而言，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簡文對於(yu) 《春秋》的闡釋：“所以會(hui) 古今之事。”[2]

眾(zhong) 所周知，在成為(wei) 經籍之前，《春秋》本為(wei) 史籍之名。作為(wei) 魯史專(zhuan) 名，同時又是史籍統稱[4]，雖有懲戒勸導的意義(yi) [5]，但它的取向無疑是史學，而非經學性質。具體(ti) 說來，作為(wei) 史學的《春秋》，突出的是曆史事實，即所謂“事”，以及“事”的古今融匯。而經學的《春秋》則突出其“義(yi) ”，史實不過為(wei) 載體(ti) ，這一點由《孟子·離婁下》加以點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也就是說，《春秋》經由《魯春秋》改造而來，它本與(yu) 晉之《乘》、楚之《檮杌》為(wei) 同一類型，記載的是各國史事，然而，經過孔子改造之後，它以春秋時代的齊桓、晉文霸業(ye) 為(wei) 曆史依托，而真正要展現的卻是字麵後的微言大義(yi) 。可以看到的是，孟子之後，《春秋》所凸顯或特別強調的，為(wei) “道名分”（《莊子·天下》）、“言是其微”（《荀子·儒效》）、“正是非”（《春秋繁露·玉杯》），而曆史事實，則不過是“載道”之工具，不是主題所在。

然而，郭店簡在論述《春秋》時，不僅(jin) 突出其“事”，而且是“古今之事”。這說明了什麽(me) 呢？它證明此時的《春秋》在性質上很可能還停留於(yu) “史”之上，“經”的意味並不濃重。所以，這裏所指稱的《春秋》，應該不是孔子所述作，而是前孔子時代的史書(shu) 《春秋》。這一結論得以成立的理由，除了它偏於(yu) “事”而不是“義(yi) ”，由其“會(hui) 古今”一句也能看出，它已超越了“齊桓、晉文之事”的時間範圍，故而隻能是史書(shu) 《春秋》，而不是後來意義(yi) 上的《春秋》經。因為(wei) 在戰國時代，所謂的“今”，其時間上限在春秋，也就是說，春秋以來為(wei) “今”，春秋以上則為(wei) “古”。如《韓非子·五蠹》曰：“上古競於(yu) 道德，中世逐於(yu) 智謀，當今爭(zheng) 於(yu) 氣力。”並引春秋時代的子貢、徐偃王為(wei) 例，來說明“當今”的價(jia) 值取向。所以，《春秋》經所載明顯屬於(yu) “今事”，而不可能入於(yu) “古事”之中，那麽(me) ，“會(hui) 古今之事”的《春秋》就隻能是廣義(yi) 上的，它屬於(yu) 史書(shu) 性質。

由此，筆者認為(wei) ，在郭店時代，六經係列就文本雖已逐漸成形，但內(nei) 在的經學建構尚未最後完成，尤其是《春秋》，還主要停留於(yu) “史”的意義(yi) 上，範圍遠過於(yu) 今傳(chuan) 《春秋》經，為(wei) 早期史書(shu) 之泛稱。隻有孟子出現之後，《春秋》由“事”而“義(yi) ”，作為(wei) 孔子傳(chuan) 道之書(shu) ，成為(wei) 經學專(zhuan) 名，此後挖掘其內(nei) 在的“筆法”及微言大義(yi) ，成為(wei) 主流詮釋方法。從(cong) 此，《春秋》經才得以真正建構。

二、孟子建構《春秋》經學的時間和地點問題

孟子是在什麽(me) 時間、地點建構了《春秋》學呢？筆者以為(wei) ，是在齊宣王時代，在齊地時完成了這一任務，此時，孟子已步入晚年。

據《孟子·梁惠王上》，當孟子初見齊宣王時，宣王發問道：“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抗辯道：“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chuan)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然而，這種論述及情形，與(yu) 孟子對《春秋》的闡釋有著重要矛盾。由前已知，孟子在論及《春秋》時，認為(wei) 它記載著齊桓、晉文之事，即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此時卻聲明“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未之聞也”。倘在見宣王之前，孟子已對其推崇備至，是絕不可能說出這樣的托詞的。也就是說，《春秋》經學的建構必在見宣王之後。

那麽(me) ，一個(ge)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此之前，孟子與(yu) 《春秋》的關(guan) 係到底如何呢？

在學界，一直以來就有孔子學生子夏傳(chuan) 《春秋》的說法。並認為(wei) 在戰國初年，子夏因魏文侯的尊崇，在魏國創立了顯赫一時的西河學派。《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wei) 魏文侯師。”有學者將這些論述與(yu) 《孟子》學中的“《春秋》悖論”相聯係，進而認為(wei) ：“子夏將孔子傳(chuan) 授的《春秋》攜往晉國，因此在孔子死後，魯國的學者不知道孔子作《春秋》一事，我們(men) 從(cong) 《論語》與(yu) 《禮記》中，看不到孔子作《春秋》的記載，就說孟子吧，他也是到了晉國之後，才知道孔子作《春秋》的。在這之前,齊宣王問他：“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也無傳(chuan) 焉，臣未之聞也。”從(cong)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可知在孟子未至梁之前，不曾見到《春秋》，待到他到了三晉之後，才改說：“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顯然他是到晉國後，才看到了子夏一派所傳(chuan) 授的孔子的《春秋》。”[3]按照這樣的理解，孟子在晚年由齊至魏，然後才知道與(yu) 了解到子夏門派在此傳(chuan) 授的《春秋》經，也所以，由不知“齊桓、晉文”，轉而大肆宣揚《春秋》之道。然而，孟子為(wei) 一代大儒，本有著極深的學術修養(yang) ，怎麽(me) 可能到晚年才得聞《春秋》，此前竟茫然無知呢？它不僅(jin) 不合情理，僅(jin) 就孟子行跡及《春秋》經的流布來看，以上所論也難以成立。

首先，孟子先見魏（梁）惠王，後見齊宣王，也就是說，在他見到宣王時，已在魏國停留了一段時間。如果按照以上所言，《春秋》最早因子夏的緣故，而隻在晉（魏）國流傳(chuan) ，則孟子見宣王時早已知道了《春秋》經，不存在“不曾見到《春秋》”這樣的事實。當然，孟子先齊後梁的說法出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屬於(yu) 淵源有自，但它曆來為(wei) 學者所懷疑，錢穆更是考訂出孟子至魏國，在惠王卒前一二年的事實[4]。尤為(wei) 重要的是，魏惠王卒年與(yu) 齊宣王即位之年為(wei) 同一年，即公元前319年。由此，倘先齊後魏，則孟子隻能在此年——惠王卒年赴魏，不可能有其他時間。而據《孟子》及其他各種材料，孟子與(yu) 齊宣王相見後，相處的時間延續了好幾年，有學者考訂，孟子是在公元前312年離開齊國[5]。另外，據《孟子·梁惠王上》，在惠王去世後，孟子對繼位的魏襄王大為(wei) 不滿，譏評為(wei) “望之不似人君”。更可以由此旁證，他應該在惠王離世後，即前319年之後離魏赴齊。由此，不僅(jin) 先見齊宣王，後見魏惠王很不合情理，就本論題而言，再進一步推之，則根本不存在孟子見齊宣王時不知《春秋》經的事實。

其次，就《春秋》經及《春秋》類文獻的流布來看，在齊宣王時代，此類書(shu) 籍早已各國可見，根本不可能僅(jin) 局限於(yu) 晉（魏）國，而他國不知不曉。由前已知，早於(yu) 孟子的墨子，早就宣稱自己見過“百國《春秋》”，而墨子的主要活動點恰恰在晉國以外。而且由前可知，在郭店楚簡的經籍排序中，就有《春秋》一書(shu) 。這證明孟子之前，在儒家典籍係統中，《春秋》類文本已在楚國流布。當然，因材料有缺，現在還不能從(cong) 文本上清晰地判定，郭店楚簡中所言的《春秋》與(yu) 今本具體(ti) 差異何在。但是，孟子之前，《春秋》類文獻作為(wei) 儒家典籍，廣泛流傳(chuan) 於(yu) 各地，是一個(ge) 不爭(zheng) 的事實。既然連楚國這樣一個(ge) 一度被中原各國視為(wei) 蠻夷的地帶，都有儒家學派的文獻，並有關(guan) 於(yu) 《春秋》的論述，那麽(me) ，孟子為(wei) 一代大儒，齊又是當時的文化中心，焉有不知《春秋》之理？所以，在見宣王之時，《春秋》應該早已為(wei) 士林所熟知，不存在孟子不知《春秋》的問題。

總之，在前孟子時代，《春秋》雖與(yu) 《詩》《書(shu) 》、禮、樂(le) 、《易》並稱，但還沒有聚焦於(yu) 今傳(chuan) 的孔子文本之上，“史”的性質依舊濃厚，它是作為(wei) 一類，而不是一部典籍而加以呈現，“義(yi) ”沒有得到深入的挖掘，所以，從(cong) 嚴(yan) 格意義(yi) 上來說，還不足以稱之為(wei) 經學。隻有當孟子出現後，傾(qing) 其心力，聚焦於(yu) “齊桓、晉文之事”的文本，並使得《春秋》性質由“史”而“經”，從(cong) 而獲得了新的文化生命。

三、孟子建構《春秋》經學的原因

筆者以為(wei) ，在戰國的政治及文化環境下，儒家理念及孟子思想麵臨(lin) 著強烈的衝(chong) 擊，不得不加以必要的調整與(yu) 反擊。時勢的催逼，使得孟子選擇了以今本《春秋》來進行文化應對。

1.稷下爭(zheng) 鳴背景下的刺激與(yu) 回應

習(xi) 文史者皆知，在戰國時代，齊在稷下設立學宮，大批知識精英聚集於(yu) 此，在學問上相互辯難，造就了“戰國百家爭(zheng) 鳴的學術中心”[6]。而孟子所在的齊宣王時代，學者最多，學風最盛。史載：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yu) 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wei)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7]1895

由此可知，稷下學士因知識而擁有優(you) 厚的待遇，“不治而議論”，在齊國自由地發揮自己的知識與(yu) 思想見解。然而，他們(men) 的議論雖然極為(wei) 廣泛，並非漫無目標，核心所在，乃是政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載：“（稷下先生）各著書(shu) 言治亂(luan) 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新序·雜事二》則曰：“稷下先生喜議論政事。”要之，稷下之辯雖不對政治發揮直接的作用，但它從(cong) 未遠離政治，要在這種辯論中取得優(you) 勢地位，就必須有鮮明的政治指向及預期效果。而在儒家所傳(chuan) 經籍中，《春秋》與(yu) 此種氛圍及要求最為(wei) 貼切。首先，稷下先生以討論“政事”或“治亂(luan) 之事”為(wei) 核心，《春秋》所具有的“史”的特點，使其成為(wei) 不二之選。其次，在政治討論中，蹈空之論往往沒有競爭(zheng) 力，那麽(me) ，如何進行切實有效的政治論述呢？《春秋》是一個(ge) 好的選擇，因為(wei) 它以一樁樁史事為(wei) 依托，有著“深切著明”的特點[6]。職是故，孟子開始對《春秋》學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建構，並認定書(shu) 寫(xie) “齊桓、晉文之事”的文本為(wei) 孔子作，使其成為(wei) 強大的知識武器。

由前已知，孟子見齊宣王時，對於(yu) “齊桓、晉文之事”，托言“未之聞也”，實質上是一種因厭惡霸業(ye) 、霸道，而不欲言之的托詞，所以，他轉而用“無以，則王乎”的說辭，來大肆宣揚儒家的“王道”理念，以抗衡“霸道”。然而，在那樣一個(ge) 崇尚暴力與(yu) 功利的時代[7]2343，要完全不言“霸道”，不言“齊桓、晉文之事”，是做不到的。在那時，就國君來說，“王道”太遙遠，在現實政治中，他們(men) 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霸業(ye) 。此等風尚之下，稷下之中對於(yu) 齊桓、晉文，當然更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在這樣的形勢下，有兩(liang) 條路徑可供選擇，一是繼續回避“齊桓、晉文之事”，二是直麵挑戰，孟子選擇了後者。

可見的是，為(wei) 了適應變化，孟子不得不對自己的理論主張進行調整，對於(yu) 霸業(ye) 與(yu) “霸道”給予了有限的肯定與(yu) 承認，也開始言及“齊桓、晉文之事”了。如在《孟子·告子下》，孟子論及了齊桓與(yu) 管仲的“葵丘之會(hui) ”，指出：“五霸，桓公為(wei) 盛。”然而，在肯定他們(men) 的同時，他更指出，“霸道”低於(yu) “王道”，所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與(yu) 當時頌揚“霸道”不同，孟子將“王道”精神貫注於(yu) “齊桓、晉文之事”中，宣揚今傳(chuan) 《春秋》與(yu) 孔子的聯係，注重闡發其內(nei) 在的“大義(yi) ”。質言之，“齊桓、晉文之事”被納入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之中，成為(wei) 《春秋》精神的載體(ti) 。

而在這種改造之中，有兩(liang) 點最為(wei) 重要：1）與(yu) 其他各派不同，對於(yu) “齊桓、晉文之事”，乃至整個(ge) 春秋時代，孟子引入了抗議或批判精神。《孟子·盡心下》曰：“春秋無義(yi) 戰。”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來說，自孟子以來，《春秋》正式成為(wei) 一部譴責書(shu) 。所以，由“未之聞”到論及“齊桓、晉文”，主要不是為(wei) 了歌頌，而是為(wei) 了反對。按照這樣的理路，作為(wei) 負麵教材，“齊桓、晉文”因有所善，在假借仁義(yi) 中，還有可肯定者，但由於(yu) 他們(men) 的不純正，與(yu) 王者較之，隻能降格視之[7]。至於(yu) 等而下之者，則凸顯其國破家滅，所謂“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或因他們(men) 所犯的“天下之大過”，遭後世唾棄，獲所謂“首惡”“死罪”之名[7]3297-3298。《春秋》由此具備了使得“亂(luan) 臣賊子懼”的精神力量。2）以“王道”來統攝整個(ge) 《春秋》典籍。有學者指出：“王道理想就是經學哲學的核心。”[8]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來說，隻有將“王道”理念灌注於(yu) 斯，經學價(jia) 值方可成立。但問題是，倘與(yu) 《詩》《書(shu) 》相較，《春秋》所撰多為(wei) 反麵典型，沒有多少可正麵學習(xi) 的“先聖之道”。“王道”怎麽(me) 體(ti) 現？《孟子·滕文公下》對此做了詳盡的闡釋，歸而言之，一是凸顯孔子在其間的地位，說明他在代替聖王執行“天子之事”，既有不得已的苦衷，裏麵的義(yi) 理微言，要自己去仔細體(ti) 會(hui) ，並引孔子之言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二是暗示與(yu) 《詩》《書(shu) 》正麵引導不同，《春秋》通過抑製“邪說暴行”來達成疏通“王道”，於(yu) 是孔子作《春秋》，就與(yu) “禹抑洪水”及“周公兼夷狄、驅猛獸(shou) ”一樣，成為(wei) 控製“洪水猛獸(shou) ”的必要手段，不同隻在於(yu) ，《春秋》所控製的乃是精神上的“洪水猛獸(shou) ”罷了。

總之，從(cong) 特定視角來看，稷下的文化刺激，促成了孟子對《春秋》的義(yi) 理建構，關(guan) 於(yu) 這一點，他本人也是毫不諱言的。據《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對當時的“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深惡痛絕，並提出，這是他表彰《春秋》，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聖”事業(ye) 的重要動因。

2.禪讓政治的破產(chan) 與(yu) 《春秋》學建構的外在時勢

今傳(chuan) 《春秋》經有一重要主題，那就是君父大義(yi) 。由經學角度來看，正是由於(yu) 君父大義(yi) 的錯亂(luan) ，造就了東(dong) 周亂(luan) 世，使得殺戮、霸道成為(wei) 政治主潮。因而，建構健全的君父秩序就成為(wei) 《春秋》經的核心關(guan) 注。就本論題而言，這樣的詮釋路向與(yu) 孟子關(guan) 係甚密，而這其中，特別值得關(guan) 注的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因為(wei) 這一事件刺激了孟子敏感的神經，其中所呈現的亂(luan) 象及帶來的思考，成為(wei) 孟子建構《春秋》經學的外在衝(chong) 力。

據《戰國策·燕策一》，燕王噲一反常規，效仿堯舜禪讓，將王位給了國相子之，自此君臣易位，“子之南麵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wei) 臣，國事皆決(jue) 子之”。在長期家天下的體(ti) 製下，這一事件無論如何都是充滿了震撼力的。然而，現實是殘酷的，這一事件的最終走向，不是什麽(me) 期待中的聖王之治，而是國破家亡的慘劇。就內(nei) 而言，子之在位三年，“燕國大亂(luan) ，百姓恫怨”。對外來說，則遭致各國的武力幹涉，邁向了亡國的邊緣。

從(cong) 特定視角來看，“禪讓事件”是戰國時代對堯舜思潮的一種實踐。我們(men) 注意到，春秋晚期至戰國中前期，以孟子時代為(wei) 下限，“霸道”固然是當時的政治思想主潮，然而，相反相成之下，因對這種現實的不滿，不僅(jin) 標舉(ju) “王道”成為(wei) 不可忽略的思想勢力，更有甚者，將理想寄托推之於(yu) 三王之前的堯舜時代，言禪讓、稱堯舜儼(yan) 然成風。而當時對堯舜言之最甚者，在於(yu) 儒、墨兩(liang) 大派。《韓非子·顯學》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從(cong) 儒、墨在戰國以來並稱為(wei) “顯學”，以及“皆自謂真堯舜”的事實中，可見二者對堯、舜話語權有過激烈的爭(zheng) 奪。在春秋晚至戰國中前期，因這種爭(zheng) 奪的發生，遂使得儒家思想軌跡有一種由“周”向“堯舜”的偏移。

在這一進程中，思孟學派頗為(wei) 引人矚目。在郭店楚簡中，發現有《唐虞之道》，作為(wei) “現今僅(jin) 見的早期儒家集中闡釋其‘禪讓’說的專(zhuan) 論”[9]，體(ti) 現了戰國中前期的儒家對於(yu) 禪讓的推崇與(yu) 重視，而至孟子，繼承此種風氣，“言必稱堯舜”，更使得對堯舜政治的推崇，成為(wei) 思孟學派的一大重要特色[8]。“禪讓事件”發生時，孟子正在齊國。按照一般的理解，倘循其思想軌跡，孟子應該對這一事件歡欣鼓舞。然而，他的態度卻是極力反對，並力勸宣王進行討伐：“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就本論題出發，我們(men) 要問的是，作為(wei) 鼓吹堯舜的思想人物，孟子何以要反對子之行“堯舜之事”？這些對於(yu) 其轉而建構與(yu) 重視《春秋》有何關(guan) 係呢？

首先，孟子認識到，堯舜乃是不世出的聖王，在東(dong) 周那樣的亂(luan) 世，聖王再生隻能是一種理想，《孟子·滕文公下》雲(yun)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在此背景下，要實行禪讓，顯然是愚蠢的不合時宜之舉(ju) ，它隻能造就野心家與(yu) 陰謀家。事實上，燕國的這一事件也確實是一場陰謀。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燕王噲）的良苦用心卻被一幫別有居心的臣子利用，最終使得良好的出發點走向了邪惡的落腳點。”[10]

其次，這種禪讓在當時不僅(jin) 不會(hui) 走向“王道”，反而是對其反麵——“霸道”的一種實踐。翻檢《戰國策·燕策一》，可以看到，燕王噲曾與(yu) 人討論當時強大的齊國及其國君——齊宣王，得出的結論是“必不霸”，原因則歸於(yu) “不信其臣”，這一次對話的結果，是“燕王大信子之”，為(wei) 此後的禪讓邁開了第一步。燕王噲為(wei) 何會(hui) 有這樣的舉(ju) 動並導致最終讓位呢？其中一個(ge) 重要因素就是為(wei) 了富國強兵。君王能力有限，自己兒(er) 子也未必英勇神武，在當時的背景下，舉(ju) 國托付於(yu) 有能力的臣子，實行所謂“尊賢”，遂可爭(zheng) 霸天下。

再次，東(dong) 周時代早已是“禮崩樂(le) 壞”，在此背景下奢談所謂“堯舜之事”，在政治實踐中，隻能造成更大的破壞，不僅(jin) 給陰謀家的篡弑披上一層合理的理論外衣，更直接衝(chong) 擊著儒家所推崇的君父大義(yi) 。據《中山王方壺銘文》[11]，針對燕王噲事件造成的恐慌與(yu) 破壞，時人譴責其“不顧大宜（義(yi) ）”（《殷周金文集成》9735.2b）。這種“大義(yi) ”是什麽(me) ？就是建立在君臣父子之位上的政治倫(lun) 理，它們(men) 一旦遭到破壞，社會(hui) 將徹底失範。為(wei) 此，周天子也支持對燕的討伐，從(cong) 而恢複“君臣之位，上下之體(ti) ”（《殷周金文集成》9735.3b）。

總之，在當時的形勢下，就理性政治來說，最大的要務乃是對君父秩序的恢複與(yu) 重建，而不是什麽(me) 堯舜重生。《春秋繁露·玉杯》曰：“君臣之大義(yi) ，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春秋》）。”為(wei) 此，孟子開始借用《春秋》資源，注意挖掘裏麵的君父大義(yi) ，並在這一過程中，也使得自己的學術重點從(cong) “言必稱堯舜”位移至孔子作《春秋》。由於(yu) 孟子鼓吹的所謂“亂(luan) 臣賊子懼”，實質上就是要建立起政治道德律令的威懾力。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從(cong) 某種角度去看，與(yu) 其說是孔子懼，莫若說是弑君弑父的內(nei) 在恐懼感震撼了孟子，說孔子，那不過是以杯中之物澆胸中塊壘而已。

四、結語

通過前麵的論述，我們(men) 看到，孟子在《春秋》經學化過程中擔負了重要角色，以孟子為(wei) 分水嶺，《春秋》性質迥乎不同，此前偏於(yu) 史學性質，可能是一類史籍的統稱，此後才聚焦於(yu) 書(shu) 寫(xie) “齊桓晉文之事”的文本之上，經學特征日漸凸顯，並使得《春秋》自此成為(wei) 專(zhuan) 名。而孟子之所以要建構《春秋》經學，主要在於(yu) 時勢所迫，是曆史的產(chan) 物。概言之，是稷下的文化境遇及禪讓政治的破產(chan) 刺激了他。前者是建構《春秋》學的文化內(nei) 因；後者則是對孟子學術調整具有重大意義(yi) 的外在時勢。在這種建構和改造中，《春秋》不僅(jin) 成為(wei) 詮釋及捍衛道統的學術利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春秋》學打上了孟子及那個(ge) 時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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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呂紹綱在《孟子論〈春秋〉》一文中指出:“（孟子）是兩(liang) 千多年《春秋》學的奠基人。”氏著《庚辰存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頁。

[2]關(guan) 於(yu) 孟子與(yu) 《春秋》之間的關(guan) 係，重要論文有前揭呂紹綱的《孟子論〈春秋〉》。此外，駱揚《試論孟子說〈春秋〉——關(guan) 於(yu) 〈詩〉與(yu) 〈春秋〉的關(guan) 係及〈春秋〉的三重內(nei) 涵》（《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年第4期）；馬銀琴《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重詁》（《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3期）；魏衍華《〈春秋〉“天子之事”發微》（《史學史研究》2010年第1期）；鄧國光《〈春秋〉與(yu) “王道”——先秦學術觀念的學術考察》（《中國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都是有深度的研究。但是，限於(yu) 主題等原因，以上成果對於(yu) 孟子與(yu) 《春秋》經學建構等問題，還缺乏專(zhuan) 門係統的專(zhuan) 題討論，為(wei) 本論題的展開，留下了研究空間。

[3]在《墨子·公孟》中，墨子的論敵提出:“今孔子博於(yu) 《詩》《書(shu) 》，察於(yu) 禮、樂(le) ，詳於(yu) 萬(wan) 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wei) 天子哉？”

[4]《孟子·離婁下》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此為(wei) 專(zhuan) 名；《史通·六家》引墨子之言:“吾見百國《春秋》。”此為(wei) 通名。

[5]如《國語·楚語上》曰:“教之《春秋》，而為(wei) 之聳善而抑惡焉。”

[6]《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7]《孟子·盡心上》說:“五霸，假之也。”《盡心下》則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8]《孟子·滕文公上》曰:“滕文公為(wei) 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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