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與(yu) 先秦說、解、傳(chuan) 的發生及演化

作者：趙輝（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0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十六日戊子

          耶穌2019年2月20日

摘要

在先秦，作為(wei) 文史典籍的“經”，一是指言說的綱要，二是相對於(yu) 具有傳(chuan) 注的原創性典籍而言，並沒有後代所謂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意義(yi) 。而“說”“解”“傳(chuan) ”，都產(chan) 生於(yu) 對原典、即“經”進行解釋這一性質的行為(wei) 。說、解與(yu) 傳(chuan) 存在的細微差異，主要表現在說、解的作者原為(wei) 一人，即主體(ti) 既是“經”的作者，也是說、解的作者。“經”具有言說提綱的性質，而說、解是對“經”的詳細的言說。“傳(chuan) ”則在行為(wei) 性質上，最早是傳(chuan) 注者對他人所作的原典、即“經”進行注釋的行為(wei) ，主要目的在於(yu) 使經典的學習(xi) 者讀懂“經”。

何為(wei) “經”？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形成了漢代的經學熱潮。經學家往往借儒家經典去闡釋皇族政權的合理性和禮樂(le) 倫(lun) 理道德，維護封建統治的合法性，儒家經典的價(jia) 值取向便被賦予了天道體(ti) 現的本質屬性。於(yu) 是，“經”也被人們(men) 解釋為(wei) “天地綱常”。如《淮南子·要略》謂：“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1]意思是說，經述說的是聖人思想，闡釋的是古今變化的大道。鄭玄《孝經注敘》曰：“經者，不易之稱。”[2]說“經”是不可改變的綱常。劉勰也認為(wei) ：“三極彝訓，其書(shu) 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3]說記載天地人永恒真理的典籍就是“經”。“經”闡釋的是永久的根本之“道”，是不可改易的教本。故後來人們(men) 也大都從(cong) 這一角度去解釋“經”義(yi) ，如吳浩《十三經義(yi) 疑原序》謂：“夫經者，常也，法也，徑也；若徑路之無所不通可常行也。”[4]將“經”視為(wei) 社會(hui) 法則，若不遵循這法則，就如無路可以行走。但是，這些對“經”的解釋都不過出於(yu) 對儒家學說統治地位的維護，歪曲了作為(wei) 典籍之“經”的原始意義(yi) 。

其實，“經”原本指織物的經線。在先秦，作為(wei) 文章典籍意義(yi) 的“經”，隻是借用織物經線之義(yi) ，用來表示具有原典和文章綱要性質的典籍，並沒有表示這典籍具有經久不變的真理蘊涵。作為(wei) 文史典籍的“經”，一是指言說的綱要，二是相對於(yu) 具有傳(chuan) 注的原創性典籍而言。說、解、傳(chuan) ，都是源於(yu) 對原典、即“經”進行解釋這一性質的行為(wei) 。在最初階段，說、解、傳(chuan) 在文體(ti) 的功能及形式方麵都基本上不存在差別，基本可以理解為(wei) 一種文體(ti) 的不同表述。而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它們(men) 有些保留了原初的功能和形式，有些則形成了名同而功能和形式實異的另一種文體(ti) 。

一、說與(yu) 經

“說”原為(wei) 一種祭祀行為(wei) 方式。《周禮注疏》卷二十五謂大祝“掌六祈，……六曰說”。又曰：“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鄭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si) 縈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照照大明，瀐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5]又《周禮·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鄭注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6]知“說”原為(wei) 祭祀之名，行為(wei) 目的是消除災害。而祭祀時太祝所用言辭即為(wei) 文體(ti) 的“說”。故《禮記·禮運》謂：“祝嘏辭說，藏於(yu) 宗祝巫史。”[7]

宗教祭祀之“說”本義(yi) 在“兌(dui) 之”，即以辭相責，其主要特征即鄭注所說對祭祀對象進行指責。如《呂氏春秋·勸學》雲(yun) ：“凡說者，兌(dui) 之也，非說(同悅)之也。”[8]但是，宗教祭祀的“說”，顯然已經包涵了說理的因素。因為(wei) 指責必須存在一個(ge) “理”的標準。如果無是無非，也就失去了指責的依據。在祭祀者對祭祀對象“不該如此”的指責之中，都是以“應該怎樣”為(wei) 準則的。這“不該如此”和“應該怎樣”事實上已具有說理傾(qing) 向，隻不過是這說理不存在一個(ge) 論證過程。

正因如此，在宗教祭祀之“說”的基礎上，先秦演化出解說之“說”。但是，解說之“說”的產(chan) 生卻又並非完全是宗教祭祀之“說”順理成章演化的結果，而是與(yu) 作為(wei) 言說的綱要的“經”的解說行為(wei) 有著密切關(guan) 係。

在先秦人們(men) 的言說中，主體(ti) 一般先提出言說的命題，然後列舉(ju) 言說的綱要，再對綱要以事類進行說明。人們(men) 將命題和綱要謂之為(wei) “經”，而將對綱要進行闡釋的話語和事類稱之為(wei) “說”。先秦最早以“經”“說”名篇的當是《墨子·經說》。《墨子》有《經》上下兩(liang) 篇，又有《經說》上下兩(liang) 篇。《經說》是對《經》的解說。但這種解說，偏重於(yu) 對一些概念的界定和命題的定義(yi) 。如《經上》：“智，明也。”“仁，體(ti) 愛也。”《經說上》：“智，智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己者，非為(wei) 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9]故梁啟超說：“《經上》很象幾何學書(shu) 的‘界說'，《經下》很象幾何學書(shu) 的‘定理'。《經說上》《經說下》就是對這種‘界說'‘定理'的解釋。”[10]《韓非子》有《內(nei) 儲(chu) 說》上下、《外儲(chu) 說左》《外儲(chu) 說右》各上下兩(liang) 篇，以上篇目都在所要論述的問題後麵注明“右經”，然後都有“說一”“說二”……。如《內(nei) 儲(chu) 說上》先提出總命題：“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然後分述何為(wei) “七術”：“一曰、眾(zhong) 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之後再分別列出“七術”言說的提綱。如“參觀一”：“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yu) 子產(chan) 之教遊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le) 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li) 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mai) 胥靡。”在“倒言七”之後注明“右經”。“右經”之後是“說一”至“說七”。“說一”一連列舉(ju) 十個(ge) 小故事來說明“參觀一”中所說的“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如“魯哀公問於(yu) 孔子”等。

從(cong) 《墨子·經說》和《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下、《外儲(chu) 說左》《外儲(chu) 說右》上下中的“經”“說”看，“經”毫無疑問是論說的大綱，“說”則是對“經”的具體(ti) 闡釋。這種具體(ti) 的闡釋雖然算不上是成熟的論說文體(ti) ，但基本具備了論說文體(ti) 的性質。故論說文體(ti) 的確立，雖然沿用了宗教祭祀之“說”的名稱，卻在功能上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即由宗教的對鬼神的“以辭責之”，演化為(wei) 闡釋某些道理，功能轉化為(wei) 說理。而隨著這一功能的轉變，論說文體(ti) 的性質也隨之確立。《墨子·經上》謂：“說，所以明也。”[11]正說明了“說”的行為(wei) 性質和功能的本質特征。《韓非子》有《八說》一篇，前麵沒有“經”而隻有“說”，主要論述所謂“不棄”“仁人”“君子”“有行”“有俠(xia) ”“高傲”“剛材”“得民”對“人主之公利”之害。可視為(wei) “說”與(yu) “經”的初步合並。

遊說之“說”和論說之說名稱不同。按劉勰說，遊說之“說”當起源很早。《文心雕龍》謂：

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xing) 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zheng) 雄，辨士雲(yun) 踴；從(cong) 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yu) 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yu) 百萬(wan) 之師。[12]

伊尹以味說湯，見《呂氏春秋·本味》；薑太公以釣幹周文王之說，見於(yu) 《六韜·文韜·文師篇》；燭之武退秦師之說，見《左傳(chuan) 》僖公三十年。他們(men) 的這些“說”辭和戰國時期縱橫家們(men) 的遊說之辭一樣，主要特征都在於(yu) 明曉某種道理和某一事情。如《管子·宙合》說：“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wei) 之說，而況其功。”戴望注謂：“知一事不可兼眾(zhong) 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wei) 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比況以曉告之。”[13]可知，遊說之“說”依然是一種說理性質的行為(wei) ，其功能與(yu) 相對於(yu) “經”而言的“說”並沒有什麽(me) 不同。

當然，我們(men) 也必須看到，在西周和春秋時期，也有一些說理性文體(ti) 已經產(chan) 生。諸如《尚書(shu) 》中的《盤庚》《酒誥》《無逸》等，雖然行為(wei) 的性質和文體(ti) 的名稱都有不同，但都具有說理的功能。作為(wei) 論說文“說”體(ti) 的產(chan) 生與(yu) 發展，理所當然會(hui) 受到它們(men) 的影響；但是，作為(wei) 論說文“說”體(ti) 名稱的確立，當與(yu) 對“經”的闡釋有著最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

作為(wei) 論說文“說”體(ti) 的產(chan) 生最早分為(wei) “經”“說”兩(liang) 個(ge) 部分，可能與(yu) 早期君臣或重臣之間麵對麵的言說有著直接關(guan) 係。因早期書(shu) 寫(xie) 材料的不便，而臣下要說的問題有多方麵，為(wei) 言說方便，言說者一般先在書(shu) 寫(xie) 材料上寫(xie) 下“經”的部分，作為(wei) 言說的提綱。在言說時，依“經”而言說，而不至於(yu) 忘記什麽(me) 而造成所說問題的混亂(luan) 。如《尚書(shu) ·洪範》為(wei) 商遺民箕子向周武王的言說。箕子先提出“洪範九疇”，然後對“洪範九疇”分別說明：“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nong)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然後再分別對“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加以闡釋。[14]這一結構，與(yu) 《墨子·經說》和《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下、《外儲(chu) 說左》《外儲(chu) 說右》上下的大體(ti) 一致。這種情況，與(yu) 我們(men) 今天一些人發言時，隻寫(xie) 發言提綱，發言時依照提綱加以言說基本相同。

二、解與(yu) 經

解，在先秦有剖解、解釋、明白等義(yi) 項。《說文》：“解，判也。”《博雅》：“解，說也。”《玉篇》：“釋也。”而“解”作為(wei) 一種文體(ti) ，則是從(cong) “解釋”這一行為(wei) 發展而來。《韓非子·外儲(chu) 說左上》曰：“說在宋人之解書(shu) ，與(yu) 梁人之讀記也。”“解書(shu) ”，就是對書(shu) 的意義(yi) 進行解釋。故《文心雕龍·書(shu) 記》釋“解”這種文體(ti) 時說：“百官詢事，則有關(guan) 刺解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征事以對也。”[15]

說到“解”體(ti) ，不能不先說《逸周書(shu) 》。現今流傳(chuan) 的《逸周書(shu) 》有些以“解”名篇。如果根據《逸周書(shu) 》，則“解”在春秋時期就已成為(wei) 一種文體(ti) 。但眾(zhong) 多學者認為(wei) ，《逸周書(shu) 》以“解”名篇，是晉以後人所為(wei) 。《宋史·藝文誌》載“《汲塚(zhong) 周書(shu) 》十卷，晉太康中於(yu) 汲塚(zhong) 得之，孔晁注。”故顧頡剛《〈逸周書(shu) ·世俘解〉校注、寫(xie) 定與(yu) 評論》說：“疑《逸周書(shu) 》以有孔晁《注》，篇題下因署以‘解'，猶韋昭《國語解》耳。”[16]黃懷信《〈逸周書(shu) 〉源流考辨》以為(wei) ：“‘解'字當是漢傳(chuan) 四十五篇本與(yu) 汲塚(zhong) 本合編者依例而加。”[17]王連龍《〈逸周書(shu) ·皇門篇〉校注、寫(xie) 定與(yu) 評論》認為(wei) ，蔡邕《明堂月令論》：“《周書(shu) 》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蔡邕所見《月令》篇無“解”字，說明《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周書(shu) 》七十一篇”亦無“解”字。《逸周書(shu) 》有《序》一篇，概述諸篇寫(xie) 作之緣由。《序》文作者為(wei) 今見《逸周書(shu) 》的整理者，已為(wei) 學界所公認。而《序》文列舉(ju) 諸篇之名並無“解”字，說明《序》文作者在整理《逸周書(shu) 》時，諸篇沒有“解”字。《周書(shu) 序》出於(yu) 西晉荀勖等學者之手，時間在荀勖等合傳(chuan) 本《逸周書(shu) 》與(yu) 汲塚(zhong) 《周書(shu) 》之後，可進一步證明“解”字出現於(yu) 西晉之後。[18]因而，《逸周書(shu) 》原本不是以“解”名篇。

先秦以“解”名體(ti) 、名篇的最早當屬《管子》。《管子》雖然不都是管子的原作，但《韓非子·五蠢》曾說：“今境內(nei) 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9]司馬遷作《史記》時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其書(shu) 世多有之。”[20]知《管子》成書(shu) 最遲也在韓非之前。

《管子》一書(shu) ，有“經言”九篇：《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圖》。“經言”雖然在文中沒有標明“右經”，但在每篇篇名下標有“經言”。“經言”文字較《墨子·經說》和《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下、《外儲(chu) 說左》《外儲(chu) 說右》上下中的“經”長，如其中最短的《版法》也有380字之多。但“經言”依然具有言說綱領的性質；因為(wei) 書(shu) 中還有《牧民解》《形勢解》《明法解》《版法解》《立政解》四篇。從(cong) 《牧民》《形勢》《明法》《版法》《立政》與(yu) 《牧民解》《形勢解》《明法解》《版法解》《立政解》的對應關(guan) 係看，顯然，後者是對前者的闡釋。如《版法》前幾句謂“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版法解》解釋這幾句曰：“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yu) 左，秋殺於(yu) 右，夏長於(yu) 前，冬藏於(yu) 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ju) ；功利不盡舉(ju) ，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qin) ，不孽疏遠；不私近親(qin) ，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ju) ，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21]

我們(men) 注意到，今存《管子》中“經言”有九篇，而“解”隻有五篇。依據常例，《權修》《乘馬》《七法》《幼官》《幼官圖》四篇也當有“解”文。這四篇沒有“解”，或當是劉向在整理《管子》時被刪，或當是因今本《管子》較劉向整理的《管子》亡佚十篇，這四篇在亡佚的十篇之中。此外，在《墨子·經說》和《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下、《外儲(chu) 說左》《外儲(chu) 說右》上下中，“經”與(yu) “說”均在一篇之中。而今本《管子》前九篇是“經言”，而“解”文在第63至67篇，中間相隔了50多篇。

上述的這兩(liang) 種情況，很容易造成“經言”與(yu) “解”非管子一人所作的印象。而“經言”與(yu) “解”是否為(wei) 管子一人所作，不僅(jin) 涉及著作權問題，同時也涉及“解”文體(ti) 的性質和功能問題。若“經”“解”為(wei) 一人所作，“解”當與(yu) “經”“說”一樣，“經言”具有文章綱領的性質，“解”是“經言”所說命題的細化闡釋，是一篇文章中的兩(liang) 個(ge) 部分。而若“經言”為(wei) 一人所作，而“解”文為(wei) 另一所作，那“解”就具有傳(chuan) 注的性質。盡管“經言”與(yu) “解”是否為(wei) 一人所作都沒有否定“解”因“經言”而產(chan) 生，但我更傾(qing) 向於(yu) “經言”與(yu) “解”為(wei) 一人所作。

正因為(wei) “解”相對“經言”而產(chan) 生，具有對“經言”闡釋的功能，所以，後來一些人對某些原創性典籍義(yi) 理闡釋的文章，也被視之為(wei) “解”。如《韓非子·解老》解釋《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者，內(nei) 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yu) 外也。神不淫於(yu) 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wei) 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wei) 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yu) 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22]《禮記·經解》亦是對《論語》中所記的一些話語的義(yi) 理進行闡釋，其篇名更加明確地說明了“解”與(yu) “經”的關(guan) 係。

三、傳(chuan) 與(yu) 經

徐師曾《文體(ti) 明辨序說》：“按《字書(shu) 》雲(yun) ：傳(chuan) 者，傳(chuan) 也，紀載事跡以傳(chuan) 於(yu) 後世也。”傳(chuan) ，最早的含義(yi) 當如“流傳(chuan) ”之傳(chuan) ，為(wei) 輾轉相傳(chuan) 、重新相授之意，如《爾雅·釋言》：“馹(驛)、遽，傳(chuan) 也。”《爾雅注疏》卷二郭璞注謂：“皆傳(chuan) 車、驛馬之名。”後來人們(men) 將這種驛傳(chuan) 的文書(shu) 亦稱之為(wei) “傳(chuan) ”，如《韓非子·外儲(chu) 說右上》有“周公旦從(cong) 魯聞之，發急傳(chuan) 而問之”之語。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文書(shu) 亦謂之傳(chuan) 。”並引司關(guan) 注雲(yun) ：“傳(chuan) ，如今移過所文書(shu) 是也。引申傳(chuan) 遽之義(yi) ，則凡展轉引申之偁皆曰傳(chuan) ，而傳(chuan) 注流傳(chuan) 皆是也。”(2)其實，傳(chuan) 作為(wei) 一種文體(ti) ，同樣由“經”而派生出來。在先秦，大凡原創性典籍都被視之為(wei) 經；如《莊子·天運》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孔子謂老聃其事不一定真實，但謂《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為(wei) 六經，卻可以看出先秦將原創性典籍都視之為(wei) “經”，將那些原創性經典的注釋稱之為(wei) “傳(chuan) ”的觀念的產(chan) 生。

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隨著經典的傳(chuan) 播和語言的演變，人們(men) 對於(yu) 此前流傳(chuan) 下來而受到較為(wei) 廣泛關(guan) 注的一些文獻在文字和理義(yi) 的理解方麵都出現了一些困難。加上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學術下移，家學興(xing) 起，於(yu) 是有了對原創典籍進行傳(chuan) 注解釋的需要。如孔子教授學生時有《詩經》，並有詩論，對《詩經》中的一些詩的解釋多近於(yu) 毛傳(chuan) ，如上博簡《孔子詩論》所載。孔子對《詩經》的這些解釋，可能是後人的記述。但從(cong) 《左傳(chuan) 》所載當時人們(men) 以《周易》占卜的情況看，春秋時已有了對《周易》進行傳(chuan) 注的著作。解釋《周易》的有爻辭、彖辭、象辭，此外，還有《係辭》和據說為(wei) 孔子作的《文言》。《係辭》闡述的是《易經》的產(chan) 生、與(yu) 天地宇宙的關(guan) 係及不同卦象的構成等。《文言》主要闡釋幹、坤兩(liang) 卦。由於(yu) 這兩(liang) 篇為(wei) 解釋《易經》的文字，故在後來也被稱之為(wei) “傳(chuan) ”。《係辭》《文言》雖也是解釋性文字，但已具有文之“體(ti) ”的意義(yi) 。但是，爻辭、彖辭、象辭和《係辭》《文言》都很少有記事的成份。戰國時，隨著家學的繁榮，傳(chuan) 注也隨之興(xing) 盛。如《春秋》三傳(chuan) ，人們(men) 也將毛亨解注的《詩經》稱之《毛詩故訓傳(chuan) 》。司馬遷曾說：“六藝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1)漢文帝時國家開始廣收散落在民間的先秦典籍。司馬遷所見六藝經傳(chuan) ，當更多是戰國的經傳(chuan) 。可見先秦六藝傳(chuan) 注的興(xing) 盛。《文心雕龍·史傳(chuan) 》說：“傳(chuan) 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yu) 後。”也正是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對“傳(chuan) ”的解釋。

“傳(chuan) ”作為(wei) 傳(chuan) 注，在先秦時主要的注釋點有下列幾方麵：一是對原著、即經的義(yi) 理進行闡釋，如《係辭傳(chuan) 》；二是對原著、即經的字義(yi) 進行解釋；三是引史以說明原著、即經所記之事，如《左傳(chuan) 》。四是對原著、即經中所說的製度進行注釋。在這幾種注釋之中，與(yu) 文體(ti) 發展有關(guan) 聯的，當是闡述原著之義(yi) 和引史以釋原著兩(liang) 種。前一種與(yu) 論說文體(ti) 的關(guan) 聯最為(wei) 密切，對論說文由早期的對話式論說轉化為(wei) 言說主體(ti) 獨立的論說起到了很大作用。後一種則對記事文“傳(chuan) 記”體(ti) 的產(chan) 生具有極為(wei) 重要的意義(yi) 。

“傳(chuan) ”由文本的解釋而轉換為(wei) 記事文體(ti) 的“傳(chuan) ”，應發生於(yu) 史家對孔子《春秋》的解釋。先秦對孔子《春秋》的係統注釋，流傳(chuan) 下來的有《春秋左氏傳(chuan) 》《春秋公羊傳(chuan) 》和《春秋榖梁傳(chuan) 》。三傳(chuan) 都是傳(chuan) 注行為(wei) 的產(chan) 物，而且注釋的對象都是孔子的《春秋》。但《左傳(chuan) 》作者的身份由於(yu) 與(yu) 《公羊》《榖梁》作者的身份有著很大的不同，故其在由注釋之“傳(chuan) ”向記事之“傳(chuan) ”轉換中的作用也不相同。

《公羊》《穀梁》更多是以注釋家的身份去解釋《春秋》，雖也對有些事件的本原作了注釋，但其更多側(ce) 重於(yu) 對字、詞所包含的意義(yi) 進行解釋，更多具有注釋性質。而《左傳(chuan) 》的作者更多具有史學學者和職官的身份，是職官注釋曆史著作的行為(wei) ，故更多以記述《春秋》所記之事的原有過程去解釋《春秋》，使其更具曆史著述的性質。正如宋範祖禹《帝學》卷四引賈昌朝說：“《左氏》多記時事，《公羊》《榖梁》專(zhuan) 解經旨。”[23]

《公羊》《穀梁》雖也有記事，但主要還是解釋性的文字。《左傳(chuan) 》的作者是以“史”這一職官和史學學術身份來解釋具有曆史記述性質的《春秋》，總結國家和個(ge) 人興(xing) 衰成敗的教訓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與(yu) 《公羊》《穀梁》的專(zhuan) 門傳(chuan) 授學說不同。因而，《左傳(chuan) 》雖也有對《春秋》體(ti) 例的解釋，但更多的是依據曆史記載，恢複《春秋》以“微言”掩蓋了的國家和個(ge) 人興(xing) 衰成敗的原委，化《春秋》的隱晦為(wei) 明白曉暢。可以說《左傳(chuan) 》所記，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性地複原了《魯春秋》”。也正是這種出於(yu) 行為(wei) 目的需要的複原，《左傳(chuan) 》將“傳(chuan) ”這一注釋典籍的方式，基本上轉換成為(wei) 一種曆史記述的文體(ti) 。

《左傳(chuan) 》為(wei) 解釋孔子《春秋》而作，故仍然采用了編年之體(ti) ，有著不少解釋性及梗概式記事的文字。受傳(chuan) 注體(ti) 例的限製，《左傳(chuan) 》將一個(ge) 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過程的記述，分解在不同的年份，且這一年份內(nei) 還要記述不同諸侯國或不同性質的行為(wei) 事件。但是，《左傳(chuan) 》卻對各種事件的發生采取了全視角記述。它不僅(jin) 記述了每一具體(ti) 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jun) 事等各方麵的相關(guan) 記述，記述了事件發生發展的大的曆史背景。如記晉文公複興(xing) 晉國，通過僖公前後二十多年的記載，記述了晉驪姬之難、重耳出亡、秦國與(yu) 晉國的關(guan) 係、楚國攻宋、晉國救宋、楚人救衛、楚國的政治及其將領、重耳隨從(cong) 的品格、晉楚城濮之戰等等，從(cong) 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jun) 事等諸多領域的視角，比較完整地展示了晉國興(xing) 盛前後的曆史。較之《國語·晉語》單一記述晉驪姬之難，更具有總結曆史經驗教訓而服務於(yu) 政治的意義(yi) 。

至於(yu) 司馬遷創造的以專(zhuan) 門記載人物生平事跡的文字稱之為(wei) “傳(chuan) ”，也當與(yu) 《左傳(chuan) 》稱之為(wei) “傳(chuan) ”有密切關(guan) 係。《史記》卷六一“索隱”謂：“列傳(chuan) 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chuan) 於(yu) 後世，故曰列傳(chuan) 。”(1)先秦的“傳(chuan) ”多用於(yu) 經典的注釋。《左傳(chuan) 》雖有傳(chuan) 注的性質，雖非以人為(wei) 主敘事，更非專(zhuan) 記某人之重來行事，但卻涉及到了不少人物的生平行事；它雖也有對孔子《春秋》體(ti) 例的一些注釋，但卻是以記事為(wei) 主。故《史記》“列傳(chuan) ”之“傳(chuan) ”的產(chan) 生，當不僅(jin) 是借用先秦《左傳(chuan) 》的文體(ti) 名稱，而且當與(yu) 《左傳(chuan) 》一樣，具有真實記載曆史人物行事的性質。所以，“列傳(chuan) ”傳(chuan) 記體(ti) 的產(chan) 生，當是在《左傳(chuan) 》詳細敘事的“傳(chuan) ”的基礎上，融入了《晏子春秋》《戰國策》等專(zhuan) 記一人之事的元素，從(cong) 而創造了“列傳(chuan) ”這一史學體(ti) 式，用於(yu) 記載人物的生平事跡。故可以說，記載人物之“傳(chuan) ”，是經典的傳(chuan) 注之“傳(chuan) ”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我們(men) 也當注意到，這一發展，較之於(yu) 傳(chuan) 注這一行為(wei) 的性質有了較大的改變，因為(wei) 傳(chuan) 記之“傳(chuan) ”不再是一種對原創性作品的注釋行為(wei) 。

四、結語

先秦是中國古代文體(ti) 的發生時期，這一時期有著眾(zhong) 多的文體(ti) 產(chan) 生。這些文體(ti) ，大多因某種性質的行為(wei) 而確立。從(cong) 上麵的論述看，說、解、傳(chuan) 的產(chan) 生都原於(yu) 對“經”解釋這一性質行為(wei) ，在行為(wei) 的性質和功能上即有著大體(ti) 相同的一麵，同時又存在細微差異。

說、解原本是對“經”的闡釋，經與(yu) 說、解的作者原本為(wei) 一人，具有對“經”的具體(ti) 闡釋的性質。而傳(chuan) 雖然是作者對另一人的原作即“經”進行注釋，但同樣具有對“經”解說的意義(yi) 。故說、解、傳(chuan) 當起源對“經”進行解釋的行為(wei) 。這種行為(wei) 性質的相同，造成了後來說、解、傳(chuan) 的混用。如《漢書(shu) ·藝文誌》載解說《詩經》的作品，有毛詩的《毛詩故訓傳(chuan) 》，魯詩的《魯說》，韓詩則有《韓內(nei) 傳(chuan) 》《韓外傳(chuan) 》《韓說》。《論語》在漢代有《齊說》《魯夏侯說》，也有名之《傳(chuan) 》十九篇解釋性作品。何晏將對《論語》眾(zhong) 多注家的注解集於(yu) 一書(shu) ，名之為(wei) 《論語集解》。杜預將解說《左傳(chuan) 》的著作名之為(wei) 《春秋左氏傳(chuan) 解》。

說、解與(yu) 傳(chuan) 存在的細微差異，主要表現在說、解的作者原為(wei) 一人，即主體(ti) 既是“經”的作者，也是說、解的作者。“經”具有言說提綱的性質，而說、解是對“經”的詳細的言說。故說、解雖然也都是對“經”解說，並都具有論說文體(ti) 的性質，但卻可以與(yu) “經”分離，單獨成文。如《管子》中《牧民解》《形勢解》《明法解》《版法解》《立政解》是對“經言”《牧民》《形勢》《立政》《版法》的具體(ti) 闡釋，但卻未列於(yu) 《牧民》《形勢》《立政》《版法》之下，中間相隔了其它的幾十篇文章。而說與(yu) “經”卻在最早都是與(yu) 之結合在一起，如《墨子》中《經》與(yu) 《經說》獨自名篇，但《經說》緊承《經》，《韓非子》中的《內(nei) 、外儲(chu) 說》也都是說緊承“經”。不過，到《韓非子》，因為(wei) 其文更多帶有遊說的性質，為(wei) 著更為(wei) 動聽，說更多采用了曆史故事來論證“經”，而解在管子那裏雖也是政治言說，但因是對政治方式、條例的詳細解說，故基本上采用了議論的話語，而很少以曆史故事進行言說，和《墨子·經說》基本相同。

傳(chuan) 與(yu) 說、解則不同，在行為(wei) 性質上，最早是傳(chuan) 注者對他人所作的原典、即“經”進行注釋的行為(wei) 。主要目的在於(yu) 使對經典的學習(xi) 者讀懂“經”，故不僅(jin) 有對字義(yi) 、體(ti) 例、曆史典故的注釋和義(yi) 理的闡釋，同時，因對一些曆史著述原典進行注釋，須明了曆史著述原典所記事情的來龍去脈，故采用另外一些曆史記述來明曉原典所記事件，故形成傳(chuan) 注記事一體(ti) 。但是，我們(men) 也當注意到，傳(chuan) 在對某些原曲進行義(yi) 理的解說時，也具有說、解的論說文體(ti) 的性質。

注釋

1、高誘注：《淮南子》，北京：中華書(shu) 局，《諸子集成》本，1954年，第371頁。

2、《全後漢文》：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8年，第926頁。

3、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26頁。

4、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91冊(ce)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第253頁。

5、《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第808-809、888、1418頁。

6、高誘注：《呂氏春秋》《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37頁。

7、孫詒讓：《墨子間詁》《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203頁。

8、梁啟超：《梁啟超論諸子百家》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2年，第182頁。

9、孫詒讓：《墨子間詁》《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193頁。

10、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172-173頁。

11、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63頁。

12、孔穎達疏：《尚書(shu) 正義(yi) 》《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9年，第187-193頁。

13、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59頁。

14、顧頡剛：《〈逸周書(shu) ·世俘解〉校注、寫(xie) 定與(yu) 評論》，中華書(shu) 局《文史》第二輯，1963年，第2頁。

15、黃懷信：《〈逸周書(shu) 〉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10頁。

16、黃連龍：《〈逸周書(shu) ·皇門篇〉校注、寫(xie) 定與(yu) 評論》，《國學研究》第2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7、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347頁。

18、司馬遷：《史記》卷六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第2136頁。

19、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第339頁。

20、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shu) 局，《諸子集成》本，第95頁。

2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7頁。

22、司馬遷：《史記》卷一三○，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第3290頁。

23、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第696冊(ce) ，第752頁。

24、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第2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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