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掃墓與(yu) 祭孔之意義(yi)

作者：戴季陶（遺著）

整理者：林桂榛

來源：整理者 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十六日戊子

          耶穌2019年2月20日

【整理者按】本文係戴季陶（戴傳(chuan) 賢、戴天仇）著作之單行本，全文為(wei) 戴季陶手跡，線裝19頁，有蟲蛀之損。作者自署時間是1934年作，實際印製年份不詳。本文單行本封麵題“民族掃墓與(yu) 祭孔之意義(yi) 孝園先生命題陳天錫敬署”並有“陳天錫印”紅色鈐印一方，另文末作者署名後有“戴傳(chuan) 賢印”、“季陶”紅色鈐印二方。原稿無標點，點讀整理時錄為(wei) 簡化字，凡校正處標以方擴號［］，凡補字處標以圓擴號（），凡校注處標以①②③。另，本文暫未見收錄於(yu) 整理者所藏之台版《戴季陶先生文存》（1959，四冊(ce) ）、《戴季陶先生文存續編》（1967，一冊(ce) ）、《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續編》（1968，二冊(ce) ）、《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1971，一冊(ce) ），未詳是否屬於(yu) 未曾排印過的戴季陶重要佚文。

戴季陶（1891—1949）係國民黨(dang) 元老及國民黨(dang) 理論家，也係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的重要傳(chuan) 播者。清末時留學日本、流亡南洋並參加同盟會(hui) ，辛亥革命後曾任孫中山秘書(shu) 、黃埔軍(jun) 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dang) 中央宣傳(chuan) 部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國史館館長等。據說戴季陶曾挽孫中山曰“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業(ye) 並美列寧”，讚胡適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國內(nei) 名士，多出其門”，又題聯中山大學曰“對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把中華民族，從(cong) 根救上來”，題聯中央圖書(shu) 館曰“作人當立大誌，徹始徹終，有為(wei) 有守；求學須定宗旨，知本知末，通古通今”，此可略知戴季陶的文化觀念或文化精神。

——林桂榛識2019年2月15日

今年有兩(liang) 件大事，一件是清明節關(guan) 中舉(ju) 行的民族掃墓，一件是八月二十七日先師聖誕節中央特遣專(zhuan) 使赴曲阜致祭。祭孔是民國建國以來空前的盛舉(ju) ，民族掃墓更是中國民眾(zhong) 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美事。

開物以孝為(wei) 先，成務以忠為(wei) 首。沒有文武周公，中國無統一的禮樂(le) 冠裳；沒有孔子，不能將大一統的中國文明弘之世界、傳(chuan) 之永久。漢武帝的功績，後人頗有不滿的批評，或許尚不止毀譽參半，然而平心來說，內(nei) 則定文明之係統於(yu) 一尊，外則揚中國之文明於(yu) 絕域。

今日中國之尚為(wei) 中國者，其功實不在小民族掃墓節的實情①。當大眾(zhong) 到文武陵時，至多不過千人，除政府人員及少數學者外，幾無參加之平民；及至茂陵，乃人山人海，民團、學校、雜樂(le) 、百戲、男女、老少無不畢集，至誠參加者之多，不下三五七萬(wan) 。此一現象，固然可以說明中國教育之不普及，一般民眾(zhong) 對於(yu) 曆史文化認識不清，見不到文武周公是國民文化之祖，以至冷淡若此。然而亦可以見得漢武帝的功績至今尚為(wei) 婦孺之所不忘，又可知今日中國民族之所需者不獨是文治亦必須重武功，不僅(jin) 要興(xing) 教化亦必須要重國防。無學無識的眾(zhong) 民，他的一舉(ju) 一動，都足以表現出真正的民族意識、國家利害。

文武周公的陵墓上，除了蓬蒿而外，幾於(yu) 別無所有。比起曲阜的莊嚴(yan) 來，令人起無窮的感慨。假令先師複生，見此情形，我想也必然棲皇［恓惶］涕淚。要知孔子的教化所以不能真實行於(yu) 中國的原故，就此已足說明無餘(yu) 。孔子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之所以為(wei) 大者，隻在他能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製度文物、至德要道組織成一貫的係統留贈後人。因為(wei) 有了孔子，然後秦皇的火燒不絕中國的文明，七雄六國破不了中國的統一。可是文明的本身，到底是祖功宗德累積而成的產(chan) 業(ye) ，若無文武周公，不獨沒有孔子，就有孔子也就無可集之大成了。

後人缺乏這真識的見解，隻為(wei) 了要應製才讀書(shu) ，要讀書(shu) 才尊孔，於(yu) 是把中國文明一貫的曆史忘卻。聽他文武周公陵墓上長滿了蓬蒿，甚至於(yu) 到底陵在何處，還要後代的考古家像議大禮一樣的爭(zheng) 辯方才決(jue) 定得下來，豈不是可歎得很？可知今人頗有知尊總理，而不知尊總理所繼承之先師，並不是當今獨有的新現象，中國人的健忘病實在已經害得很長久了。

今年這幾件空前的盛舉(ju) ，的確非比尋常，並不僅(jin) 是一種思古的幽情，也不僅(jin) 是慎終追遠、崇德報功的行動，乃是中國民族本身發生出一個(ge) 橫絕世界、縱貫古今的覺悟來。有了這樣的覺悟，才可以負起無始以來的人類生命在無盡的世界當中前進繼往開來的大事，革故鼎新的偉(wei) 業(ye) 才可以建設得起來。所以民國二十三年民族掃墓和祭孔兩(liang) 件大事，真可以值得播之樂(le) 歌，永遠給國民紀念，供世界萬(wan) 國的人一個(ge) 認識中國的標本。

因此，我想發起請全國愛國、愛民族、愛曆史、愛文化的詩家和音樂(le) 家，鼓起熱烈的至誠，運用高明博厚、充滿了真實力量的本領，著為(wei) 國民的詩歌，譜為(wei) 國民的曲調，替幾萬(wan) 萬(wan) 的中國國民，把幾千年從(cong) 祖宗的血管裏真流到如今，潛伏在一切人人生命當中的一片光明潔淨的心情，發為(wei) 共同的聲音，突破全國國民失望的悲哀所造成的沉寂，令一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個(ge) 共同的希望和自然而嚴(yan) 肅的共同韻律之下，萬(wan) 眾(zhong) 一心、百工同誌的［地］努力前進②，完成列祖列宗“天下為(wei) 公”的弘願，把“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一個(ge) 先聖的大誌，從(cong) “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yi) 上，名實俱符地實現起來。

“有誌竟成，後來俱上”，總理中山先生勉勵民國國民的兩(liang) 句話是毫無疑義(yi) 的定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欲［頌］也”③，是毫無疑義(yi) 的定論。望詩人和音樂(le) 家，把這教育國民的大責重任，當仁不讓地擔在肩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戴傳(chuan) 賢④

校注：

校注① 此“不在小民族掃墓節的實情”之“小”字，於(yu) 上下文義(yi) 似有可疑或不備，然手稿確係寫(xie) 作“小”字。

校注② 此“的”字或當讀de不讀dì。民國時，置於(yu) 狀語後作助詞用“的”字多不寫(xie) 作“地”字，今習(xi) 慣寫(xie) 作“地”字。

校注③ 此“性之欲也”在大量抄用古本《樂(le) 記》文字的《史記·樂(le) 書(shu) 》裏作“性之頌也”。郭沫若《公孫尼子與(yu) 其音樂(le) 理論》曰：“靜性動頌為(wei) 韻，頌者容也，今《禮》作‘欲’，此據《樂(le) 書(shu) 》改。”吉聯抗、呂驥、蔡仲德的《樂(le) 記》研究著作皆從(cong) 郭沫若之見，甚是！“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係天生本靜之義(yi) ，“感於(yu) 物而動”是物感而心動、情動之義(yi) （感本即鹹字，鹹本觸動、震動義(yi) ）。在“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的觀念下，心動、情動或情感生當然是“性之頌”而非“性之欲”（孔穎達疏此“欲”為(wei) “貪欲”義(yi) ），因為(wei) 心動、情動或情感生是“性”的動態展現或動態發展，並非心動、情動或情感生是“性”本身的欲望或貪念，故今本《禮記·樂(le) 記》作“性之欲也”不僅(jin) 於(yu) 修辭上甚不通（即靜性、動頌各自協韻），於(yu) 文義(yi) 上亦完全不通。

此句在漢代原始《樂(le) 記》裏實當作“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頌也”，後采入《禮記》後訛為(wei)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欲也”，采入《史記》卻無訛（《史記》先《禮記》采《樂(le) 記》）。而其訛因主要是“頌（頌）”同“�（容+頁）”且與(yu) “欲”字形近，以及《樂(le) 記》該句前後文“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滅天理而窮人欲”等大講“欲”字。就形近易訛而言，“頌（頌）/�（容+頁）/欲”之“公—穀”部皆從(cong) “八”且“厶—口”形近，篆文、簡牘文“頁—欠”部亦形近（頁指頭，頭即首）。俞樾《群經平議》曰：“‘頌’即‘容’之叚（假）字。”《說文》曰：“頌，皃也。從(cong) 頁，公聲。�（容+頁），籒文。”“皃，頌儀(yi) 也。從(cong) 人，白象人麵形。凡皃之屬皆從(cong) 皃。”（皃即貌）《說文係傳(chuan) 》曰：“頌，古容字。白非黑白，字象人麵。”《釋名》曰：“頌，容也，序說其成功之形容也。”段玉裁注《說文》曰：“頌者，今之容字，必言儀(yi) 者，謂頌之儀(yi) 度可皃象也。”“容，盛也。今字叚借爲頌皃之頌。”“古作頌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異也。”故古本《樂(le) 記》“性之頌也”即“性之容也”之義(yi) ，就是“性之表現”之義(yi) ，即頌（頌）＝�（容+頁）＝容。

日本古學派代表伊藤仁齋（1627-1705）說今本《禮記·樂(le) 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欲也”句是漢代儒家學者借用先秦道家著作《文子》“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句而成（《淮南子·原道訓》衍作“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他認為(wei) 道家該句表達的是“萬(wan) 物皆生於(yu) 無，故人之性也其初真靜；形既生矣，而欲動情勝、眾(zhong) 惡交攻，故其道專(zhuan) 注滅欲以複性，此複性複初等語所由而起也”，並說“儒者之學則不然……初無滅欲以複性之說。老莊之學與(yu) 儒者之學，固有生死水火之別，其源實判定於(yu) 此”。

道家思想主虛主靜，故總體(ti) 是克欲複性、克動複靜思維，故以天性為(wei) 本、以動欲為(wei) 害，故《文子》曰“感物而動，性之害也……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淮南子》衍曰“感而後動，性之害也……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先秦儒家初不以虛靜為(wei) 天性或天理，更不以無知無欲為(wei) 天性或天理，漢儒援引道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yu) 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yu) 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句式句義(yi) 及動前為(wei) 靜之哲理，改而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yu) 內(nei) ，知誘於(yu) 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此是《樂(le) 記》作者為(wei) 了表達《樂(le) 記》“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yu) 物而動，故形於(yu) 聲”、“六者非性也，感於(yu) 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情動於(yu) 中，故形於(yu) 聲，聲成文謂之音”的“物感—心動—聲形—音生”的歌唱原理以及主張心動情動、知物發欲導致“好惡無節，物至人化”之亂(luan) 故須布以“製禮樂(le) ，為(wei) 之節”、“禮節民心，樂(le) 和民性”的王道之治。（“樂(le) 和民性”在《樂(le) 記》原作“樂(le) 和民聲”，今據《說苑》及郭沫若等而改，另《樂(le) 記》“樂(le) 以和其聲”亦當是“樂(le) 以和其性”，乃音近而訛。）

今本《禮記·樂(le) 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欲也”當從(cong) 《史記·樂(le) 書(shu)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頌也”而校“性之欲也”為(wei) “性之頌也”且它們(men) 皆是化自為(wei) 《文子》“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以及《淮南子》又作“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的事實，更加證明了《漢書(shu) ·藝文誌》有關(guan) 《樂(le) 記》成書(shu) 真相實為(wei)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yu) 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le) 事以作《樂(le) 記》”的曆史敘述。

關(guan) 於(yu) 《禮記·樂(le) 記》“感於(yu) 物而動，性之欲也”當正作“感於(yu) 物而動，性之頌也”，可參看筆者2014年完成的《樂(le) 記》研究一書(shu) “《樂(le) 記》重要文字校勘”章之第二節（該書(shu) 待刊中）以及金輝《“頌”與(yu) “容”的前世今生》一文（《光明日報》2018年4月13日第16版）。

校注④ “中華”字樣後似漏“民國”二字，且署名後有“戴傳(chuan) 賢印”、“季陶”紅色鈐印二方。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