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yu) 倫(lun) 常是劉鹹炘《內(nei) 書(shu) 》諸篇涉及較多的兩(liang) 個(ge) 重要主題,兩(liang) 者在理解傳(chuan) 統與(yu) 反思現代方麵具有特殊的意義(yi) 。劉鹹炘基於(yu) 天地生生之自然闡明善,明確善為(wei) 人的本性,來自於(yu) 天地生物之德,又參照天地分合之道,闡明倫(lun) 常以天地為(wei) 典範,為(wei) 人群之根基。從(cong) 劉鹹炘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麵,他是朱子理學傳(chuan) 統的繼承者和闡發者,另一方麵,正是通過對···
發生在春秋戰國之際的“樂(le) 崩”,關(guan) 係到自周初至戰國中晚期整個(ge) 禮樂(le) 傳(chuan) 統所發生的深刻變革:從(cong) 外在看,它代表著有完整樂(le) 製設計、支撐的周初“大樂(le) 教”,向著春秋以降注重“樂(le) ”的藝術性、娛樂(le) 性的“小樂(le) 事”狀態的轉變;從(cong) 內(nei) 在看,它代表著從(cong) 依賴於(yu) 製度支撐的“學統”,向著基於(yu) 曆史敘事以凝聚道德德性的形態轉變。
從(cong) 鄭玄三禮注看,他引鄭眾(zhong) 說注“九數”,暗示《九章算術》來源於(yu) 《周禮》,並多次提到“粟米法”、使用“勾股術”。他又往往給出算法的大概或者其結果、而不給出計算細節,並以之來消除各經典或版本之間的差異,其注緯書(shu) 也用到數學,從(cong) 而為(wei) 後世學者創造了發展數學的文本語境。
“如好好色”與(yu) “如惡惡臭”的比喻的實質性內(nei) 容是我們(men) 對善的愛和對惡的恨應該在認知和情感上同時存在。對於(yu) 《大學》“如好好色”和“如惡惡臭”這一比喻,朱熹解釋為(wei) 對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追求的最終目標的描述。王陽明則認為(wei) 這一比喻描述的並不是經過多年的努力後道德知識與(yu) 道德動機完全結合為(wei) 一體(ti) 的修身目標,而是描述了真正的道德知識自始即是的模···
然而,回到心學自身傳(chuan) 統,陽明走的是在實踐基礎上的直覺體(ti) 證進路:他借助佛老的虛寂本體(ti) 轉向儒家道德本體(ti) ,以“生生”統攝“虛寂”,上達仁學,是為(wei) 本體(ti) 體(ti) 證;又以解悟、證悟、徹悟為(wei) 工夫次第,通過長期理論學習(xi) 和現實磨煉,由漸悟而至頓悟,是為(wei) 工夫體(ti) 證;陽明久疑於(yu) “格物致知”問題,終在龍場大悟,由主體(ti) 而上遂宇宙境界,是為(wei) 境界體(ti) 證。
現代中國哲學的“本體(ti) 論”其實包含了兩(liang) 個(ge) 有待進一步澄清的問題,一是中國思想中本有的道論是不是一種本體(ti) 論?二是中國古代的本體(ti) 論與(yu) 西方哲學的本體(ti) 論是什麽(me) 關(guan) 係?在詮釋轉換中,中國思想本身經曆了複雜的曆史變遷。隻有將中國本有的道論、中國佛教產(chan) 生以來的體(ti) 用論與(yu) 西方哲學中的本體(ti) 論的關(guan) 係分辨清楚,中國哲學形而上學問題才得以澄清。
宋學批評和否定漢學,從(cong) “舍傳(chuan) 求經”到“疑經改經”,是深入經典內(nei) 部進行的經學變革。宋儒治經的重心,既在“依經立義(yi) ”,又堅持“以理義(yi) 去推索”,以便進達“聖賢藩牆”,凸顯了道統論意義(yi) 的經學主旨。
中國政治哲學的特點是關(guan) 於(yu) 治理國家的具體(ti) 措施討論、規定得比較充分,而關(guan) 於(yu) 國家的政體(ti) 形式討論得較少;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實行得時間長,個(ge) 人在中國政治中從(cong) 未走向前台,政治是利益集團間的製衡器,平衡了集團的利益,也就間接地施益於(yu) 個(ge) 人,缺少由上下力量博弈而出現的契約意識,重視德治,重視禮樂(le) ,民本思想源遠流長。
周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於(yu) 是孔子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chuan) 之,以詔後世,三綱領八條目是也。
孔漢思搞的全球倫(lun) 理,我並不反對,但他的毛病和問題在哪呢?就是他沒有突出責任倫(lun) 理本身的重要性,他的全球倫(lun) 理和責任宣言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對已有人權宣言和人權公約的解釋、說明或補充,沒有注意到其實權利和責任有著根本的不同。
我自己是希望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一門獨立的課程。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鬥的最大公約數”,傳(chuan) 統文化教育還可以促進我們(men) 民族的文化認同。隻有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才有可能解決(jue) “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問題,解決(jue) 我們(men) 來自哪裏、又將走向何方這個(ge) 根本性的問題。傳(chuan) 統文化教育有比單純的道德教育更加豐(feng) 厚的內(nei) 涵,不能把傳(chuan) 統文化教育等同於(yu) 德育,不能把···
前人亦倡讀經,然誤將經當史,隻知訓詁考據;今人又倡讀經,則又落入牟先生(宗三)的窠臼,將經當哲學讀,不知哲學重邏輯,乃是佛家所謂的法執,在當破之列。故與(yu) 吾倡讀經(或複興(xing) 傳(chuan) 統教育)全不相同也。今敬錄馬先生語三則,以破世迷!
朱熹的兒(er) 童哲學在邏輯上有三個(ge) 發展階段,即《朱子家訓》的初級道德勸導階段、《童蒙須知》的工夫實踐階段和《近思錄》的倫(lun) 理理論建設階段。這三個(ge) 階段主要以小兒(er) 、童蒙和赤子三個(ge) 觀念為(wei) 核心,是一個(ge) 從(cong) 低向高發展的階段。其中赤子之心是朱熹兒(er) 童哲學理論的核心指向。
近代以來,中國傳(chuan) 統政製被納入專(zhuan) 製政體(ti) 的範疇類型之中,經受了偏於(yu) 消極的評論。而作為(wei) 政書(shu) 範例的《通典》顯示,中國傳(chuan) 統強調政製的古今兼容性和係統融合性,同時又與(yu) 立國原理相配適,製度演進離不開這三方麵的配合與(yu) 製約。
心學與(yu) 氣學雖然各有其不同的探索重心與(yu) 關(guan) 懷側(ce) 重,但在明亡教訓的影響下,又不期而然地形成了認知科學的走向與(yu) 以“天下”為(wei) 本以及由之而來的“人各自為(wei) ”的民主追求。所以說,科學與(yu) 民主也就代表著明代儒學為(wei) 我們(men) 留下的曆史遺命。
陳亮不僅(jin) 反對朱熹將曆史截然劃分為(wei) 王道與(yu) 霸道兩(liang) 個(ge) 世界,而且主張從(cong) 實然世界出發的“時行”與(yu) “隨分點化”等王道實現策略。但據此便將其說輕易判為(wei) “義(yi) 利雙行,王霸並用”尚欠妥當,畢竟陳亮之王道觀不僅(jin) 是以“至公”為(wei) 其根本的價(jia) 值追求,而且以“禮”作為(wei) 王道實現的製度支撐與(yu) 基本途徑。陳亮之“道”與(yu) “至公”並非單純的終極價(jia) 值預設,而是以“理一···
“君子”概念的這種政治哲學意涵存在著社會(hui) 曆史形態的時代轉換,可借用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三段式來描述:王權時代的“君子”有權無德;皇權時代的“君子”有德無權;民權時代的“君子”德權合一。
1988年我就指出,儒學和現代文化的關(guan) 係,需要我們(men) 從(cong) 多元文化結構論的角度來看。現代文化需要多元文化要素的合成,其綜合的結構和指向,以確保其指向一個(ge) 平衡的、理想的方向。但不能強求係統的每一個(ge) 因素都要同一個(ge) 指向。西化派就是這樣,強求係統的每一個(ge) 要素都指向現代化。
作者團隊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學養(yang) 學識,回答了“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闡明了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和特點;運用經典詮釋的方法,重視“時代思潮”“範式”及其變遷。作者們(men) 的初衷是承前啟後,能代表現時代中國哲學史的最高研究水平。這個(ge) 目標未必能夠達到,若本套哲學通史對深入發掘、探討中國哲學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
公德私德問題本身就是以現代社會(hui) 公私領域的界分為(wei) 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實質與(yu) “群己權界”問題相對應,這其中也指示著一種與(yu) 現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實際地確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現代道德規範體(ti) 係建構的核心內(nei) 容。這作為(wei) 現代公民道德行為(wei) 實踐的前提和基礎,乃是現代公民道德建設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