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xie) 中國哲學通史的學術嚐試

作者：郭齊勇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

摘    要：武漢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團隊曆經十餘(yu) 年寫(xie) 成10卷本《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又經過數年的編校，現在終於(yu) 正式出版。這是我國目前相對最全麵、係統、完備的中國哲學通史。全書(shu) 共10卷，其中8卷為(wei) 斷代哲學史，涵蓋從(cong) 先秦至現代的內(nei) 容，又特別設置了少數民族哲學史、古代科學哲學史各一卷。作者團隊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學養(yang) 學識，回答了“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闡明了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和特點；運用經典詮釋的方法，重視“時代思潮”“範式”及其變遷。

作者簡介：郭齊勇，男，1947年生，湖北武漢人，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山東(dong) 曾子研究院名譽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與(yu) 20世紀中國哲學。

新近，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編的10卷本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這是我國目前較為(wei) 完備的一部大型中國哲學史。

編纂《中國哲學通史》的想法起於(yu) 2006年，提議者是江蘇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編審，他當時任總編助理。我與(yu) 府建明編審於(yu) 2007年3月通過電子郵件反複磋商，及與(yu) 部分作者討論，初步形成共識：本著自願的原則，以武漢大學中哲史教研室教師及由此畢業(ye) 多年的校友同仁作為(wei) 基本的作者隊伍；所著書(shu) 的定位，乃大型、係列、學術版，而不是一般教材和普及讀物。嗣後，我們(men) 兩(liang) 次在武大召開編寫(xie) 工作會(hui) 議，研究確定編寫(xie) 本書(shu) 的主旨、方法、綱目及分工等問題。2008年開始寫(xie) 作，到2018年前後最終完稿，時光荏苒，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拖得這麽(me) 久，這是我們(men) 始料未及的。2018年以後至今，以編校、印製工作為(wei) 主，每卷都反複校對，至少有四個(ge) 校次。

現在的規模有10卷，前8卷為(wei) 斷代哲學史，後2卷分別為(wei) 少數民族哲學卷與(yu) 古代科學哲學卷。各卷及主要作者如下：先秦卷，郭齊勇著；秦漢卷，丁四新、龔建平著；魏晉南北朝卷，麻天祥、秦平、樂(le) 勝奎著；隋唐卷，龔雋、李大華、夏誌前著；宋元卷，田文軍(jun) 、文碧芳著；明代卷，丁為(wei) 祥著；清代卷，吳根友著；現代卷，胡治洪著；少數民族哲學卷，蕭洪恩著；古代科學哲學卷，吾淳著。

在出版方麵，江蘇人民出版社為(wei) 本叢(cong) 書(shu) 爭(zheng) 取到了國家出版基金的補貼；江蘇人民出版社府建明總編自始至終為(wei) 本叢(cong) 書(shu) 出版盡心盡力，該社的編輯團隊十分敬業(ye) 而且很專(zhuan) 業(ye) 。

以下我談談編寫(xie) 這套叢(cong) 書(shu) 的若幹心得。

一、中國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的“問題”和特點何在？

關(guan) 於(yu) 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追問，涉及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曾經一度成為(wei) 學界討論的熱點。國內(nei) 外都有人對“中國哲學”這一提法表示懷疑，認為(wei) 中國隻有“思想”而無“哲學”。究極地講，這涉及到“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信”的問題。中國有無哲學，首先涉及到對“哲學”的定義(yi) 問題。我認為(wei) ，“凡是思考宇宙、社會(hui) 、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於(yu) 哲學的範疇。”【1】所謂大問題，即何謂“天”、何謂“人”的問題。關(guan) 於(yu)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康德曾經區分兩(liang) 種哲學的概念，一種是宇宙性的，一種是學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學概念，即把哲學當作關(guan) 乎所有知識與(yu) 人類理性的基本目的之關(guan) 係的學問。這種定義(yi) 把哲學視為(wei) 人類為(wei) 理性立法的學問，或視為(wei) 人類探求終極價(jia) 值的學問。這與(yu) 儒家的“至善”觀念是契合的、相應的，用北宋哲學家張載的話來說，即“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張子語錄》）。

我們(men) 不僅(jin) 認為(wei) 有“中國哲學”或“中國有哲學”，而且肯定“中國哲學”有其特質與(yu) 優(you) 長，故我們(men) 強調“中國哲學”學科的正當性、自主性。可以說，時至今日，那種“靠依傍、移植、臨(lin) 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某家某派的理論與(yu) 方法對中國哲學史料任意地梳妝打扮、削足適履的狀況已屬過去”【2】。

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的“問題”。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哲學的基本關(guan) 懷與(yu) 問題，圍繞著天道、地道與(yu) 人道的關(guan) 係而展開，或者抽繹為(wei) “道”，具體(ti) 展開為(wei) 道與(yu) 人、道與(yu) 物、道與(yu) 言等。宋代以後，道的問題轉化為(wei) 理或心的問題【3】。

我們(men) 早就分析並概括過，中國哲學關(guan) 注的若幹問題或向度是：“一是人與(yu) 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與(yu) 自然或祖宗神靈，即廣義(yi) 的天人、神人關(guan) 係問題；二是人與(yu) 宇宙天地(或地)的關(guan) 係，是宇宙論，尤其是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包括今天講的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三是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人、自我與(yu) 他人的關(guan) 係，社會(hui) 倫(lun) 理關(guan) 係問題；四是性與(yu) 天道、身與(yu) 心，心性情才的關(guan) 係問題，君子人格與(yu) 人物品鑒，修養(yang) 的工夫論與(yu) 境界論等；五是言象意之間的關(guan) 係，象數思維，直覺體(ti) 悟的問題；六是古今關(guan) 係即社會(hui) 曆史觀的問題。”【1】司馬遷曾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事實上除天人問題外，中國人尤重社會(hui) 政治與(yu) 曆史發展，關(guan) 注並討論與(yu) 古今相聯係的諸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yi) 。

在我看來，“與(yu) 猶太—基督教式的創世論最大的不同，在於(yu) 中國沒有至高無上的造物主上帝”【1】。正如美國漢學家牟複禮所說：“無需置信仰於(yu) 理性之上，它強調倫(lun) 理和社會(hui) 事務上的理性，它的知識問題很少涉及那些無法用道理來闡明的信仰。”【4】我們(men) 觀察中國的宇宙論，尤其突出表現為(wei) 生成論，這種觀念格外地表現為(wei) 存有的連續性和有機性。中國人認為(wei) 宇宙的各個(ge) 部分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共同構成一個(ge) 有機整體(ti) ，而且宇宙的發展也不必依賴於(yu) 任何外在力量。中國哲學中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氣論傳(chuan) 統，特別是關(guan) 於(yu) 宇宙自生、創生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傳(chuan) 統哲學的不同學派那裏基本上都是存在的。這與(yu) 西方哲學有極大不同。西方哲學有更為(wei) 鮮明的本體(ti) 論、認識論取向，強調以知識為(wei) 中心，表現為(wei) 一種近乎概念遊戲的思辨性特征，而中國哲學的“著重點是生命與(yu) 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5】。可以看出，“這裏沒有西方式的以神為(wei) 中心的啟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聖賢傳(chuan) 統下的人格修養(yang) 與(yu) 生命生活的實踐，在現實中對生命意義(yi) 的追求”【6】。

在這樣獨特的問題意識與(yu) 哲學問題下，中國哲學有許多獨特的範疇、觀念和論域，比如說天人關(guan) 係論、群己關(guan) 係論、修身治國論、天道性命論、心性論、工夫論與(yu) 境界論、知行關(guan) 係論、古今關(guan) 係論、道德直覺、智性直觀等論說。

中國哲學有什麽(me) 特點？在前賢探討的基礎上，我把中國哲學的精神與(yu) 特點概括為(wei) 以下七點：存有的連續與(yu) 生機的自然、整體(ti) 和諧與(yu) 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yu) 創造革新、德性修養(yang) 與(yu) 內(nei) 在超越、秩序建構與(yu) 正義(yi) 訴求、具體(ti) 理性與(yu) 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yu) 簡易精神【7】。

二、經典詮釋的方法學

對於(yu) 上一輩與(yu) 我們(men) 這一輩中外哲學史工作者來說，黑格爾與(yu) 馬克思的“邏輯與(yu) 曆史相一致”的哲學史觀與(yu) 方法論原則，是深入到骨髓中而很難動搖的。當然，我們(men) 今天所強調的，與(yu) 上世紀80年代所堅持的，側(ce) 重麵及程度等都有所不同。過去是邏輯偏勝，今天我們(men) 更重曆史的樣態；過去喜歡畫邏輯圓圈，今天更喜歡爬梳曆史的細節。我在主編本套哲學通史時，在堅持邏輯與(yu) 曆史統一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希望各位作者重視曆史的細枝末節處，並對此去做深入考察。沒有生動豐(feng) 富多樣的曆史材料，憑什麽(me) 抽繹出相應的邏輯？當然，反過來，沒有邏輯線條，隻是堆砌的材料，又如何梳理出史論統一的哲學史？

我們(men) 強調對第一手原始資料的爬梳詮釋，對已有主要研究成果的消化、揚棄，充分吸收百年來、特別是近70年來發現的新資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同時強調要有自己的創新洞見，做到既紮實厚重，又見解卓特，力求突破傳(chuan) 統的中國哲學史的寫(xie) 作框架。

30多年來，哲學界流行的是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這已成為(wei) 新的主流的中國哲學史方法學，也是本書(shu) 主要的方法學。

例如，本書(shu) 《秦漢卷》的作者注意到，馬王堆帛書(shu) 《易傳(chuan) 》中《要》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與(yu) 思想價(jia) 值，因為(wei) 它彰顯了孔子在《周易》解釋學上的重要貢獻。孔子在《要》篇中提出的“以德知易”或“以德占易”等解釋觀念，正是他總結春秋末期以德解占等人文主義(yi) 解釋路徑的結晶。“‘我觀其德義(yi) 耳’，這個(ge) 觀點是孔子對《周易》解釋學作出的重大貢獻”【8】。這意味著中國解釋學的傳(chuan) 統淵源有自，且獨具特色。作者又注意到，在漢易解釋學中，象征主義(yi) 占據了主導地位。《周易》解釋的象征化，即是執行“象思維”的結果。易學的“象思維”，即以“萬(wan) 物唯象”的預設為(wei) 前提，通過爻象、卦象對宇宙做出整體(ti) 性的理解與(yu) 詮釋。“象思維”在漢末易學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運用。

在關(guan) 於(yu) 經典詮釋的書(shu) 寫(xie) 中，我們(men) 特別關(guan) 注“時代思潮”。受梁啟超先生“時代思潮”理論以及此後學者們(men) 相關(guan) 研究的啟發，我們(men) 對此有充分的自覺，而各卷的作者也都抓住了這一關(guan) 鍵。既然是“時代思潮”，自然有其主流、旁支等複雜係統的演進，以及緣起、萌發、高潮、延展、平複、餘(yu) 韻等一係列階段。比如，魏晉玄學作為(wei) 時代思潮，其主流地位，一方麵表現為(wei) 自漢末至東(dong) 晉時期不斷有偉(wei) 大的玄學家湧現，推動著玄學持續走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產(chan) 生了一係列具有重大學術價(jia) 值的理論成果，代表了這個(ge) 時代思想文化的最強音；另一方麵還體(ti) 現在玄學的影響力逐漸輻射開來，不僅(jin) 深刻地塑造著這一時期的精神氣質與(yu) 社會(hui) 風尚，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本時期的道教、佛教以及儒學，促進了玄學化的道教、玄學化的佛教和玄學化的儒學的陸續湧現。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豐(feng) 富而絢爛的哲學思想圖景。

作者們(men) 同時也強調體(ti) 製、傳(chuan) 統與(yu) “時代思潮”的交互作用。例如，本書(shu) 《明代卷》的作者認為(wei) ：思想的主體(ti) 首先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人，因而所謂思想也首先是個(ge) 體(ti) 的思想，或者說是形成於(yu) 個(ge) 體(ti) 而為(wei) 社會(hui) 群體(ti) 所接受、所認同的思想。但個(ge) 體(ti) 又生活於(yu) 一定的時代，所以時代與(yu) 社會(hui) 的結構與(yu) 特色也必然會(hui) 在其思想中打上烙印。那麽(me) ，所有這些社會(hui) 曆史方麵的條件又將如何作用於(yu) 思想主體(ti) 呢？或者說時代思潮、社會(hui) 曆史條件與(yu) 個(ge) 體(ti) 思想的形成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me) 樣的關(guan) 係呢？這也應當是哲學史所必須討論的問題。

在對經典詮釋的哲學史敘述中，作者們(men) 抓住“範式”及其轉換、變遷，進而深入闡發。

一般認為(wei) ，漢代哲學確立了“經學”的表達範式，其中《春秋》公羊學、《洪範》五行學和易學的成績最為(wei) 突出。《秦漢卷》的書(shu) 寫(xie) 表明，漢代所開創的“經學”範式，對於(yu) 今天我們(men) 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仍具有很大啟示價(jia) 值。本書(shu) 《魏晉南北朝卷》的作者認為(wei) ，任何詮釋活動都有其兩(liang) 麵性，這對於(yu) 深受孔子“述而不作”觀念影響的儒家經典注疏傳(chuan) 統而言尤其明顯：一方麵，由於(yu) 經學家首先要肯定經典中保存著聖人的“微言大義(yi) ”，經典詮釋以揭示與(yu) 還原經典中的“微言大義(yi) ”為(wei) 鵠的，因此經典解釋也就具有了封閉性的一麵；另一方麵，由於(yu) 聖人的“微言大義(yi) ”往往表達得非常隱晦、微妙，客觀上造成了解釋者對“為(wei) 經之旨”“必當之理”的把握存在差異，因而經典解釋又具有了開放性的一麵。也就是說，經典詮釋存在封閉性與(yu) 開放性之間的張力。正是在這種封閉與(yu) 開放的兩(liang) 麵性的張力之中，中國傳(chuan) 統的經典解釋學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上開辟了屬於(yu) 自己的一片天地，詮釋經典也自然成為(wei) 一種創造性的哲學活動。晉代經學家範寧的《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作為(wei) 一部詮釋《春秋》、解讀《穀梁》的佳作，就同時兼具這樣的兩(liang) 麵性。範寧探討了“經”與(yu) “義(yi) ”的關(guan) 係，提出“經以必當為(wei) 理”的解釋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經典本身並不是解釋所要探尋的終極目標，解釋關(guan) 注的恰恰是經典背後的那個(ge) “義(yi) ”。因此，中國古典經學強調並重視“凡例”，這一取向並非完全從(cong) 把握“事”的方便的角度考慮，其中更蘊涵著經學家對“義(yi) ”“例”關(guan) 係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說，經學家們(men) 所看重的並不是那些嚴(yan) 整而精妙的“凡”“例”，而是潛藏於(yu) 這些凡例背後的“意義(yi) ”。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出，經典的“意義(yi) ”存在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層次：首先是文本之“意”，其次則是文外之“義(yi) ”。所以，“事”—“例”—“義(yi) ”的微妙互動構成了一種頗具特色和創造性的解釋學循環，成為(wei) 傳(chuan) 統經典解釋學的重要範式。

三、本書(shu) 的學術貢獻

本書(shu) 是多人合作的集體(ti) 成果。個(ge) 性凸現的人文學成果采用集體(ti) 、團隊合作的方式，已經很不時髦，常為(wei) 人所詬病。但我認為(wei) ，像這樣大型的、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的人文學成果仍然需要多人合作。這當然需要協調，使全書(shu) 的基本觀點和評價(jia) 大體(ti) 保持相對一致。

我們(men) 在最初啟動時就在作者編寫(xie) 會(hui) 議上確定：在全書(shu) 大體(ti) 一致的基礎上，鼓勵各卷作者發揮特有的智慧和學術優(you) 勢，保持觀點和評價(jia) 的個(ge) 性，以體(ti) 現各卷的相對獨立性。各卷作者自己去把握全卷，各章詳略可以不均，有獨見的可以多闡發。我們(men) 鼓勵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強求統一。如關(guan) 於(yu) 明清之際與(yu) 清代學術的思想定位，本書(shu) 就並存兩(liang) 種看法：一種認為(wei) 是理學餘(yu) 緒，一種認為(wei) 是後理學思潮。當然，這兩(liang) 種看法也不是絕對對立的，各卷自身有其內(nei) 在邏輯理路，都能自洽自圓。

在本書(shu) 出版之前，我國學界尚沒有全麵係統的中國哲學通史。侯外廬先生主編的是《中國思想史》而不是哲學史，沒有續完；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因種種原因也沒有續完。本書(shu) 是從(cong) 先秦至現代相對完備的中國哲學通史，在可見的未來一段時間內(nei) ，可能難以有同類的新成果可以取代。

本書(shu) 特別注重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包含對新出土的簡帛資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視。《先秦卷》有專(zhuan) 章討論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思想，《秦漢卷》運用了新出土的簡書(shu) 與(yu) 帛書(shu) 資料。這也體(ti) 現了作者對楚地簡帛研究新成果的重視。

本書(shu) 的作者對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在發展過程中與(yu) 社會(hui) 曆史文化的密切關(guan) 聯有深度理解，並通過提煉的功夫，把關(guan) 注度聚焦於(yu) 哲學問題、命題與(yu) 範疇。

本書(shu) 對中國哲學史上每一斷代的時代特征與(yu) 時代思潮、重要流派、學術特點做了深入研究。例如《魏晉南北朝卷》對作為(wei) 時代思潮的玄學思潮及當時的儒、道、佛學及其關(guan) 係做了細致的考察，《宋元卷》對道學（理學）思潮及發展過程做了詳實的梳理，並指出其特色。《明代卷》指出，宋明理學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發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間，又存在著“得君行道”與(yu) “覺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會(hui) 形成這一差別，主要是由宋明兩(liang) 代不同的政治生態造成的。

本書(shu) 各位作者都有個(ge) 案研究基礎，在此基礎上對本卷哲學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做了深入的評析和闡釋。我在甄選各卷主要作者時，充分考察了作者對本卷典範人物所做個(ge) 案及斷代研究的基礎，特請各作者在原有基礎上更上層樓。

本書(shu) 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問題、概念、範疇、命題及其演變史，做了有深度的發掘和探索，並提出了新的見解。

如《古代科學哲學卷》認為(wei) ，在古代相關(guan) 的科學與(yu) 哲學思想中，已經逐漸形成了若幹個(ge) 概念群或概念集合，這包括陰陽、五行觀念與(yu) 概念的集合；象、類、數觀念與(yu) 概念的集合；陰陽、五行觀念和概念與(yu) 象、類、數觀念和概念的集合；陰陽、氣觀念與(yu) 概念的集合；天人、因、宜、地、時觀念與(yu) 概念的集合；天道、道、天數、數觀念與(yu) 概念的集合。毫無疑問，“以上概念係統包括其集合關(guan) 係是具有重大範式意義(yi) 的，其將對以後的科學及相關(guan) 哲學思想產(chan) 生深刻且深遠的影響”【9】。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科學與(yu) 哲學範式的確立時期，同時也是科學或知識活動為(wei) 哲學思想提供重要觀念、概念以及思維和方法的重要時期，因此考察或了解這一時期的科學背景，對於(yu) 認識哲學的特性來說就顯得尤為(wei) 重要。

本書(shu) 重視對此前及當代中哲史學術成果的關(guan) 注、借鑒與(yu) 提升。

例如《宋元卷》考論宋、元哲學，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學演生發展的時代條件、思想趣向、學術淵源與(yu) 理論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學演生發展的曆史脈絡與(yu) 邏輯線索；既注意以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概念、範疇來概括宋、元哲學的思想內(nei) 容與(yu) 理論係統，也注意從(cong) 本體(ti) 、功夫，或發展、知識、價(jia) 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學的理論得失。在這種考論與(yu) 辨析中，作者既注意借鑒已有的宋、元哲學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來宋、元哲學的研究成果，又注意凸顯自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宋、元哲學經典的考論詮釋，以及自己對宋、元哲學理論價(jia) 值的理解評斷。在繼承以往成果、總結得失的基礎上，“關(guan) 注時代的變遷與(yu) 學術方法的更新，不斷地完善在哲學史範圍之內(nei) 研究宋元道學的方法係統，推進宋元哲學研究”【10】。

《清代卷》強調“後理學時代”的問題意識及其轉化。作者定義(yi) “後理學時代”，“即是以廣義(yi) 的理學（包括氣學與(yu) 心學）為(wei) 理論批評與(yu) 改造對象的時代”。其“哲學問題意識均來自理學時代，但他們(men) 對理學時代的諸命題進行了理論的改造，或從(cong) 反命題的角度重新闡述理學時代的問題”【11】。作者認為(wei) ，清初哲學在哲學性質上屬於(yu) “後理學時代”的哲學，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學批判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men) 的哲學命題、範疇概念主要來自於(yu) 宋明理學，但往往是以反命題的形式出現的，有些範疇、概念的具體(ti) 規定與(yu) 內(nei) 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作者認為(wei) ，乾嘉時代的哲學以道論為(wei) 其形上學，以“人文實證主義(yi) ”為(wei) 其方法論，經學家戴震與(yu) 史學家章學誠是該時代哲學的兩(liang) 麵旗幟。戴震開創了中國古典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章學誠開創了曆史文化哲學學派。“後戴震時代”的哲學致力於(yu) 鍛造哲學思考的語文學（Philology）工具，在哲學思考的規模與(yu) 深度方麵反而有所弱化。這裏提出的“人文實證主義(yi) ”方法論，是作者的創新。

本書(shu) 《少數民族哲學卷》對我國各民族哲學的多樣性做了初步探討，旨在豐(feng) 富我們(men) 對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地位的認識。中國各少數民族哲學和漢族哲學一樣，呈現了獨具特色的哲學思維，這些哲學思維顯然是中國哲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絕不應被排斥在中國哲學史之外。因此，在哲學史的編纂中，特別是在中國哲學通史的編寫(xie) 中，自然須將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納入視野，自覺將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納入到中國哲學史的論述範圍中來。鑒於(yu) 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特殊性，本書(shu) 特別論述了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哲學，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學觀念、中國化的伊斯蘭(lan) 教哲學、中國藏傳(chuan) 佛教哲學與(yu) 因明哲學等。在此基礎上，特別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的哲學文化選擇，並對壯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學進行了具體(ti) 探討。本卷還根據全球性現代化理論的哲學史方法論意義(yi) ，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近現代轉型，基本精神是探討全球變局中的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分析了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的曆史進程，並分疏了其中的問題與(yu) 思潮，對其現代轉型進行了個(ge) 案分析，解剖了壯族、回族、滿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現代哲學轉型。

本書(shu) 對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若幹問題作了闡述。中國古代知識或科學向度與(yu) 哲學的關(guan) 係一直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絕大部分著作對於(yu) 哲學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學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於(yu) 知識或科學活動中的哲學認識或關(guan) 心同樣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書(shu) 彌補了這一缺失。

《現代卷》研究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哲學家們(men) 對於(yu) 強勢的現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構，以及采取自由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等不同立場的哲學思想家之間具有深遠啟迪意義(yi) 的思想論爭(zheng) ，由此凸顯了這一時段哲學思想承上啟下的曆史地位，展示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曆程，為(wei) 當代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櫫了中國文化思想的應然走向。

我們(men) 的初衷是承前啟後，能代表現時代中國哲學史的最高研究水平。這個(ge) 目標未必能夠達到，若本套哲學通史對深入發掘、探討中國哲學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進，則幸甚。

注釋
 
1 郭齊勇：《中國哲學：問題、特質與方法》，《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第32，32，33頁。
 
2 郭齊勇：《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哲學》，《光明日報》2018年12月10日第15版。
 
3 參見郭齊勇：《中國哲學：問題、特質與方法》，第32頁。
 
4 [美]牟複禮：《中國思想之淵源》，王立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頁。
 
5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頁。
 
6 郭齊勇：《中國哲學：問題、特質與方法》，第33頁。
 
7 參見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9頁。
 
8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0頁。
 
9 吾淳：《中國哲學通史·古代科學哲學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頁。
 
10 田文軍、文碧芳等：《中國哲學通史·宋元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頁。
 
11 吳根友：《中國哲學通史·清代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