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國層麵,孟子的仁政藍圖有著涵養(yang)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豐(feng) 富資源。孟子的仁政以“製民之產(chan) ”即解決(jue) 民生為(wei) 基礎,直接涉及到富強的問題,提出以解決(jue) 民生問題作為(wei) 富民的起點。在社會(hui) 層麵,“義(yi) ”和“禮”也存在著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資源。義(yi) 作為(wei) 社會(hui) 應當如此的價(jia) 值準則,包含著對自由、公正的思考。義(yi) 作為(wei) 人們(men) 行為(wei) ···
民間孔教事業(ye) ,起於(yu) 儒家教化既衰之後,任重道遠,事繁必艱,故必須通過"孔教會(hui) "以組織化製度化社會(hui) 化的力量來承擔。由是,正如蔣慶指出的,中國將再度成為(wei) 一個(ge) 具有自我文明屬性的"文明國家",而不是一個(ge) 一味模仿西方的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cong) 且自我撕裂"的現代民族國家。
儒家經典的背後,溫柔敦厚、知書(shu) 達理、和平理性、社會(hui) 和諧、樂(le) 善好施、剛健積極、注重人道人生人性的儒家文明觀,這樣的文化所熏陶的人,可能是中國人未來十年走向世界而更受歡迎的形象。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現象和社會(hui) 現象。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進入中國的國際移民也日益增多。與(yu) 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對外來移民的接受顯得十分保守。無論是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化,還是對未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來說,這個(ge) 局麵都亟待突破,而首先需要解決(jue) 的則是對外來移民的認識問題。古典儒家處理外來移民的智慧值得借鑒···
回到曆史,我們(men) 會(hui) 發現,真正的中國研究方法是經史之學。今天我們(men) 所說的“文史哲”隻是傳(chuan) 統經史體(ti) 製崩解後,被迫寄身於(yu) 現代學術體(ti) 係中的殘片。如果我們(men) 意欲接續中國學術傳(chuan) 統並予以弘大,那就應當接續經史之學傳(chuan) 統,尤其是發現並弘大20世紀的經史之學,從(cong) 而在更大範圍的新天下發展中國式社會(hui) 科學體(ti) 係。
在我看來,自發的協調性(即沒有統一操控的協作)要比具有神秘色彩的榮格的共時性更能說明儒家的和諧概念。同時,我不排除因果聯係在和諧過程中的作用。我尤其讚成範教授關(guan) 於(yu) “和諧主義(yi) 是儒家倫(lun) 理學的首要特點”之觀點。
我認為(wei) ,這裏真正的問題不是契約傳(chuan) 統,而是超越國家的全球化是由為(wei) 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顧一切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導這一悖論。對此,我也在我的新著裏提出了以“仁責高於(yu) 主權”為(wei) 原則的儒家新天下體(ti) 係。我想,上述在政治與(yu) 製度層麵上的努力,也許才是大疫當前,儒家能夠做出的貢獻。
範教授強調儒家不以契約關(guan) 係理解家人關(guan) 係乃至五倫(lun) ,可能是出於(yu) 對契約的某種成見,這種成見以為(wei) ,凡說到“契約”,就是西方功利主義(yi) 所講的那種帶有很強的物質利益交換意圖的契約。儒家固然沒有這種強烈的功利意圖,但也並非毫無平等互利的契約意識。
福山對儒家文化的當代願景多有論述。分析福山對儒家思想的認識,是觀察大疫背景下,儒家倫(lun) 理學在西方倫(lun) 理學界處境的有益管道。
範瑞平教授重點闡述了“為(wei) 什麽(me) 應該主動訴諸儒家文化的倫(lun) 理資源來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危機以及當今世界所麵臨(lin) 的挑戰”。那麽(me)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儒家文明的倫(lun) 理資源究竟是什麽(me) ?儒家文化的倫(lun) 理資源如何解決(jue)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危機和挑戰?
筆者非常認同範教授的此一主張,也基本讚同他所提到的儒家和諧理念應對新冠疫情的殊勝之處。但正因為(wei) 這一主張在思想和實踐上的重要意義(yi) ,它值得細致的審查、辯護和批判。本評論試圖從(cong) 儒家和諧文化的角度回應新冠疫情應對中的關(guan) 鍵問題,也是與(yu) 範教授進一步商榷。
儒家自然反對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係模式」,西方社會(hui) 最後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沒有任由病毒肆虐到盡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認為(wei) 自己身體(ti) 強壯,不怕病毒,或認為(wei) 這隻是一種流行感冒之類,因而輕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權利來拒絕政府強製戴口罩,禁止聚會(hui) 等限製令。此與(yu) 西方自由主義(yi) 或個(ge) 人主義(yi) 無關(guan) ,更與(yu) 原則主義(yi) 無關(guan) 。但由此而產(chan) 生對···
東(dong) 亞(ya) 國家對於(yu) 這次疫情的應對,至少在疫情明顯出現之後,總體(ti) 上處理得較之西方國家更好,背後實有不同的倫(lun) 理精神的反應和支撐。本文訴諸儒家美德倫(lun) 理學的資源,宣導人類進行倫(lun) 理學的範式轉向:我們(men) 需要和諧主義(yi) (而不是科學主義(yi) )的發展觀、美德主義(yi) (而不是原則主義(yi) )的決(jue) 策觀、家庭主義(yi) (而不是契約主義(yi) )的天下觀。
中國在這次疫情應對中取得可喜可賀的成績,而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至今仍是疫情重災區。福山認為(wei) 中國的強大執政能力是關(guan) 鍵因素,但是正如範文所指出的,儒家傳(chuan) 統倫(lun) 理起了很關(guan) 鍵的作用,可是卻被很多人忽視了。因此我們(men) 需要重新認識儒家倫(lun) 理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認識儒家倫(lun) 理學相對於(yu) 現代西方倫(lun) 理學的優(you) 越性,需要思考為(wei) 何大疫當前儒家倫(lun) ···
在以民心皈依為(wei) 根本指向、以人心評判為(wei) 最高標準、以人民本位觀為(wei) 根本價(jia) 值指導的東(dong) 方社會(hui) 人心政治形態中,“民心之所望,執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內(nei) 蘊著需求之源、使命之源與(yu) 責任之源三重動力體(ti) 係;“天命無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為(wei) 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過具有理性力、能動力與(yu) 行動力的組織將製度與(yu) 人···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十六字心傳(chuan) ”,關(guan) 鍵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間如何“允執厥中”。朱熹將其精髓闡述為(wei) 滿足人民“合理”的欲望。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啟發了歐洲的啟蒙運動,經過深度加工後又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中介輸入中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以獨特的方式複興(xing) 了中國傳(chuan) 統的“道心”和“人心”政治,並通過不斷的製度創新,在“先善後眾(zhong) ”的原則···
為(wei) 了克服政治衰變中的民心失範,優(you) 良政治的出路在於(yu) 構建起一個(ge) 包括政治原則、製度方略和政治主體(ti) 三要素的治體(ti) 。立國思想家強調政治家相對於(yu) 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對於(yu) 治民事、經製紀綱(禮治)相對於(yu) 刑罰威權、更化相對於(yu) 變法的一係列優(you) 先性。這代表了對於(yu) 政治事務的一種規範性理解,它伴隨曆代立國實踐不斷得到檢驗與(yu) 重構,形成···
就儒學而言,中國隻是證偽(wei) 現代化理論對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的錯誤指引,從(cong) 來也沒有讓自己成為(wei) 具有霸權地位的可仿效的模型。那種隻講儒學的階級性、隻講具體(ti) 曆史化或情境化的儒學,否認儒學具有普遍意義(yi) ,說到底就是隻能講西方思想的普遍性,隻認為(wei) 西方思想有普遍性,隻要講儒學中有普遍真理,就是東(dong) 方主義(yi) ,就是本質化,這是不折不扣···
錢鍾書(shu) 對理學家詩的批評體(ti) 現了其思想“趨時”的雙重性:表層的與(yu) 意識形態相呼應的“趨時”和深層的與(yu) 二十世紀以來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國傳(chuan) 統的潮流相激蕩的“趨時”。前者表現為(wei) 在《宋詩選注》中理學家詩的大規模缺席,後者表現為(wei) 他以理念說、審美無功利說等西方現代美學觀念為(wei) 理論資源“重估”理學家詩與(yu) 中國詩學傳(chuan) 統,對詩的認識亦藉此發生···
中國近世以來的政學互動揭示出,政治批判意識強烈的宋明理學與(yu) 秉持保守憲製精神的經製事功學形成了極富辯證意味的張力結構,後者尤能維係經世傳(chuan) 統的政治成熟心智。轉入現代,西學移植下的變革思維成為(wei) 主導,理學精神改頭換麵重獲新生,深得治體(ti) 論精義(yi) 的立國思維隱沒不彰。立國與(yu) 變革的張力結構被倒置,變革宰製下的現代學術話語與(yu)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