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傳(chuan) 統抑或文史哲傳(chuan) 統

作者：姚中秋

來源：原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1期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作為(wei) 中國研究方法的文史哲傳(chuan) 統”，對此表述，我想提出一點商榷意見。我的基本觀點是，回到曆史，我們(men) 會(hui) 發現，真正的中國研究方法是經史之學。今天我們(men) 所說的“文史哲”隻是傳(chuan) 統經史體(ti) 製崩解後，被迫寄身於(yu) 現代學術體(ti) 係中的殘片。如果我們(men) 意欲接續中國學術傳(chuan) 統並予以弘大，那就應當接續經史之學傳(chuan) 統，尤其是發現並弘大20世紀的經史之學，從(cong) 而在更大範圍的新天下發展中國式社會(hui) 科學體(ti) 係，下麵我略微做一點論證。

一、傳(chuan) 統經史之學及其崩解

中國學術有一個(ge) 複雜的發展過程。孔子刪述六經，形成專(zhuan) 業(ye) 的學術；由六經的傳(chuan) 授、解說，生發出了諸子百家之學。到西漢末年，劉向對此進行了一次總結，形成“七略”體(ti) 製，為(wei) 《漢書(shu) ·藝文誌》所用，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shu) 略、術數略、方技略。而後，又經曆了一次學術的分殊化，唐初的魏徵領銜編纂《隋書(shu) ·經籍誌》，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體(ti) 製，一直延續到清末。

與(yu) 七略體(ti) 製相比較，在四部體(ti) 製中，六藝略就是經部，仍居於(yu) 首位；諸子略、兵書(shu) 略、術數略、方技略被合並為(wei) 子部；集部就是詩賦略；最大的變化是史部被單獨列出，並一下子就居於(yu) 第二位。可見，漢代以來，學術發展的最大成就是史學成型、繁榮，從(cong) 而在學術體(ti) 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樣，中國學術體(ti) 係就基本上完整了，唐宋以來的士人，尤其是士大夫之學，基本上都是經史並重。

依據這一曆史事實，我把傳(chuan) 統學術概括為(wei) 經史之學。在經史子集四部之中，經史為(wei) 本，子集為(wei) 末；在經史之中，經為(wei) 經，史為(wei) 緯。經史缺一不可：有經學而無史學，不足以達權應變；有史學而無經學，不足以知大道；經與(yu) 史共同構成了士大夫之學，宋代以來的科舉(ju) 考試主要就是考察經史之學。帝王和士人都是以經史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史之學就是秩序構建、維護、重建之學，是探求應變以致善的道術，是真正的大人之學，關(guan) 於(yu) 民族、國家、文明生死存亡之學。

經史之學當然有其方法，也就是經史方法，或許可以概括為(wei) ：實事求是。實事就是人之“行事”，它們(men) 構成了曆史。西方經書(shu) 所記錄的主要是神之言，蘇格拉底或柏拉圖也是通過思辨到另一個(ge) 世界中求“是”。中國經書(shu) 則不然，六經記錄的是曆史上實有其人的堯舜三王之事。孔子解釋其作《春秋》之意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的修齊治平之道就在其行事之中，“是”在曆史之中。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wei) 什麽(me) 後世中國史學極為(wei) 發達，而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說，史學就是中國的政治學。

所以，經史方法是實踐者的思考方法而非思辨者的思想方法，其目的是為(wei) 了更好地展開倫(lun) 理和政治實踐，其思考重點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善世界，重要的是找人類前行之路，找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不是到另一個(ge) 世界去找，而是在人的世界中找，在古往今來的人的曆史性實踐中找，在複雜多變的曆史中探究致善之道。曆史是變動不居的，人們(men) 會(hui) 創造出各種各樣的製度和政策，經史的方法就是要進行比較、權衡、取舍，當然也包括創造，從(cong) 中找到解決(jue) 自己時代問題的方案。

過去兩(liang) 千多年來，中國人，當然主要是士大夫，就是運用這種方法進行思考，在政治上找辦法，從(cong) 而維護、重建和改進了社會(hui) 、政治秩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作為(wei) 超大規模的直接統治型國家能夠存活下來且不斷擴大，證明士大夫之學背後的這套中國研究方法是有效的。

當然，曆史總有出人意料之處。進入19世紀，世界有一大變，首先是英國，然後是歐美列強陸續完成工業(ye) 化，對中國具有了絕對技術優(you) 勢。中國接連敗於(yu) 西方列強，人們(men) 自然對傳(chuan) 統政教體(ti) 係產(chan) 生懷疑，最後決(jue) 定拋棄。其實這也算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吧。士大夫轉而學習(xi) 西方之學，廢科舉(ju) 、廢書(shu) 院。於(yu) 是，經史之學賴以存續的學術建製被摧毀，陳壁生曾有“經學體(ti) 製的瓦解”的說法，其實更完整的說法是“經史體(ti) 製的瓦解”。

在新的學術建製中，新式學術開始發展，但初期存在嚴(yan) 重的學科失衡：當時社會(hui) 科學在西方也是剛剛興(xing) 起，中國這方麵的人才更是奇缺。知識人的主體(ti) 已經接受了傳(chuan) 統經史之學的訓練，他們(men) 紛紛轉身進入新式學術建製，主要是進入曆史、文學等專(zhuan) 業(ye) ，而其所掌握的經史之學被新式學術建製型塑，形成了所謂“文史哲”，而且頗為(wei) 繁榮。前些年人們(men) 稱賞不已的所謂“民國大師”，大多數是研究文史哲的；即便是新派的胡適，雖然從(cong) 美國留學歸來，在觀念史上以自由主義(yi) 出名，其學術旨趣卻也是文史哲。

乍看起來，文史哲與(yu) 經史之學頗為(wei) 接近，細究起來，兩(liang) 者的性質卻截然不同：文史哲的學術建製基本上按照胡適所謂“整理國故”的思路建立，把推明治道的經史之學普遍地曆史化——當然是現代意義(yi) 上的曆史，比如，《詩經》被歸入文學史；《尚書(shu) 》《春秋》和“三禮”被歸入古代史或者文獻學；《周易》被歸入中國哲學史；現代史學另有一套價(jia) 值體(ti) 係，所以傳(chuan) 統史學典籍在現代史學體(ti) 係中下降為(wei) 史料。

此類文史哲研究當然有曆史意義(yi) 和文化意義(yi) ，至少部分傳(chuan) 承了中國學問。但這樣的研究基本上喪(sang) 失了經史之學原來的政治功能，症結在於(yu) 經學被消滅了。喪(sang) 失了經學的統攝，文史哲研究者們(men) 雖然讀舊書(shu) ，研究古人古事，卻喪(sang) 失了大視野，做不出大學問。現代的文史哲研究基本上沒有觸及時代的大問題，即便有所觸及，也隻是浮皮潦草，徒發感慨而已，因而沒有能力為(wei) 中國文明擺脫前所未有的困境提出有效方案。

當然，文史哲三者各自得失還是略有不同的，不妨簡單地看一下。

文學：孔門四科中本有“文學”，子夏、子遊之徒從(cong) 事於(yu) 此，但此“文”指六經之文，所以能夠“文以載道”。不過，戰國以來逐漸出現今人所說的純文學，一路演變到南朝，文風趨於(yu) 浮華，與(yu) “道”已沒有什麽(me) 關(guan) 係。隋唐以詩賦取士，此後文人詩賦連帶書(shu) 畫高度發達，文人熱衷於(yu) 此，以至於(yu) 韋伯認定，士大夫的主要身份是“詩人”。現代學術建製中的文學（史）研究大體(ti) 就聚焦於(yu) 這樣的遊藝之文，建立了楚辭、漢賦、南北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之類的文學史敘事譜係，很少有人認真對待六經之文、班馬之文。用子夏的話評價(jia) 現代中國的文學，可能比較準確：“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wei) 也。”

哲學：胡適在學術界的聲譽來自其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他較早用“哲學”這個(ge) 詞指稱中國古代思想。此後，中國學界廣泛介紹西方哲學，也以哲學範式梳理中國思想，中國哲學史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以及張君勱、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金嶽霖、馮(feng) 契、龐樸等人則更進一步，試圖仿照西方哲學樣式構建中國哲學體(ti) 係。然而這些哲學究竟有多大意義(yi) ？直到今天，在學術界，甚至在哲學界，“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還是一個(ge) 有意義(yi) 的問題。至於(yu) 哲人們(men) 提出的國家建設方案，坦率地說，普遍頗為(wei) 幼稚，舉(ju) 例來說，牟宗三的哲學體(ti) 係可能是現代哲學史上最為(wei) 完整的，也確實產(chan) 生了一定的國際影響，然而其所提出的現代國家建設方案，卻是心性之學加西式民主科學。這樣的哲學與(yu) 真實的曆史進程有多大關(guan) 係呢？

史學：相比較而言，文史哲三科之中，史學較多保留了經史之學的傳(chuan) 統，最為(wei) 關(guan) 心修齊治平之道。尤其是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唯物論傳(chuan) 入中國，給史學注入了全新的理論視野，由此帶動的“新史學”範式研究直接切入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國革命與(yu) 國家建設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在20世紀中期，史學一度充當了當世經學的角色。即便是柳詒徵、錢穆、陳寅恪等人從(cong) 事的較為(wei) 傳(chuan) 統的史學研究，也帶有深刻的政治關(guan) 懷。這一事實對於(yu) 我們(men) 思考經史之間的關(guan) 係和今日中國學術體(ti) 係構建的方向，也即新經史之學的構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yi) 。

二、新經史之學

關(guan) 於(yu) 人的學問的中心議題，用現代術語說，文科，也即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中心議題，在我看來，一定是政教秩序的建立和維護問題，因為(wei) 隻有在此秩序中，人才能活下來，才有幸福或善可言。傳(chuan) 統經史之學正是以維護、重建政教秩序為(wei) 中心議題的，它也確實實現了其功能。

19世紀後期，中國在歐美支配的世界體(ti) 係中遭受淩辱，人們(men) 覺得經史之學失靈了，於(yu) 是另造了一套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包括文史哲。那麽(me) ，文史哲有重建政教秩序的能力嗎？恐怕沒有。但站在今天，我們(men) 可以說中國已經基本上重建了政教秩序。而如此偉(wei) 大的事業(ye) 必定是有国际1946伟德支撐的，也就是說，我們(men) 可以推測，在顯性的學術體(ti) 係之外，一定存在一個(ge) 類似於(yu) 經史之學的隱性的国际1946伟德體(ti) 係，它很可能有一個(ge) 類似於(yu) 經史之學的結構，所以我稱之為(wei) “新經史之學”。

接到會(hui) 議通知，我開始就自己這些年的閱讀所得，探尋這個(ge) 新經史之學。我的研讀結果是：現代中國確實存在一個(ge) 新經史之學，其代表人物至少包括孫中山、毛澤東(dong) 、梁漱溟、錢穆等四人，兩(liang) 位是建國的政治家，兩(liang) 位是具有建國意識的學者。會(hui) 不會(hui) 還有其他人？我會(hui) 繼續思考這個(ge) 問題。

這四位人物的史學意識和曆史認知能力是非常顯著的：孫中山晚年提出的政製設計方案，在西式三權之外增加了考試權、監察權，說明他對中國古代政製有非常深入的把握；毛澤東(dong) 畢生研究曆史，這一點，人所周知；梁漱溟畢生進行中西文化對比，說明其已深入了中國曆史之底層邏輯；錢穆的身份就是曆史學家，其《國史大綱》曆久彌新。至關(guan) 重要的是，他們(men) 都不把曆史視為(wei) “整理國故”之事，而是從(cong) 中探究救亡圖存、複興(xing) 文明之道術。他們(men) 的具體(ti) 結論，我們(men) 當然可以繼續討論，但其“以史經世”的取向卻是經史之學中的“史”的真精神，即“通古今之變，成就一家之言”的精神。

比較難的問題是，他們(men) 的“經”是什麽(me) ？在這一點上，兩(liang) 位政治家和兩(liang) 位學者有較大區別：學者大體(ti) 上還是尊奉傳(chuan) 統的五經，兩(liang) 位政治家則既承五經，又鑄新經。關(guan) 於(yu) 此點，兩(liang) 位政治家也有所區別：孫中山在製度上有創新，在思想上卻以繼承為(wei) 主，尤其是在其晚年，以繼承中國道統為(wei) 己任，我在《論孫中山之道統自覺》一文中有討論。毛澤東(dong) 則更多地鑄造新經，但恰恰是毛澤東(dong) 重建了中國秩序。構建中國現代国际1946伟德史敘事，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安頓毛澤東(dong) 思想。說實在話，這個(ge) 問題困擾自己多年，最近才初步想明白。

王船山分析曆史，“勢”“理”並重，我們(men) 分析現代中國曆史，尤其是要重視“勢”，因為(wei) ，現代中國之勢相對於(yu) 古代，是一次徹底的顛覆。一直到19世紀中後期，中國尚是東(dong) 亞(ya) 天下秩序的領導者。然後，中國淪為(wei) 歐美列強所支配的現代世界經濟、政治體(ti) 係中的“半殖民地”，而有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就意味著，傳(chuan) 統的“理”基本上失靈了，孔子講“修文德以來之”，《國語》開篇講“先王耀德不觀兵”，但麵對售賣鴉片的英帝國主義(yi) 、全麵侵華的日本帝國主義(yi) 、在朝鮮半島上長驅北上的美帝國主義(yi) ，你講這套理，完全沒用。

怎麽(me) 辦？當然要另想辦法。既然身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就要進行思想的創造；既然被拖入世界體(ti) 係，那就必須在世界體(ti) 係中尋找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方案。這個(ge) 時候，再局限於(yu) 中國，就隻有死路一條。孫中山、毛澤東(dong) 作為(wei) 政治家，都積極借用歐美的理論和組織形態，組織、領導革命黨(dang) ，並且爭(zheng) 取外部的援助，進行民族革命、社會(hui) 革命。當然，他們(men) 終究是以世界資源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因此也積極推進歐美理論、組織、革命方式等方麵的中國化。由此，歐美理論逐漸內(nei) 在於(yu) 中國，中國思想得以成長發育，成功應對了大變局，中國在世界體(ti) 係中翻身了，我們(men) 的國家、文明站穩了腳跟，並且走向複興(xing) 。

這個(ge) 事實讓我理解了孔子說過的一句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孫中山、毛澤東(dong) 不是傳(chuan) 道者，而是弘道者，以歐美理論弘大了中國之道，為(wei) 其增添了全新而至關(guan) 重要的內(nei) 容，比如：反對帝國主義(yi) 及其支配的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以維護國家獨立、民族尊嚴(yan) ，此即新天下的“吊民伐罪”；反對資本主義(yi) ，以實現人人平等，共享發展成果，此即新社會(hui) 結構下的“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qing) ”；推進工業(ye) 化和更進一步的技術進步，以改善人民生活，此即新經濟形態下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孫中山、毛澤東(dong) 的政治實踐是全新的，卻合乎古聖先王一以貫之的保民、養(yang) 民、安民之大道。我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於(yu) 此世，也必行此事。因此，孫中山、毛澤東(dong) 之行事，就是新中國的大經大法；其最為(wei) 凝練的文字表達，就是憲法序言的曆史敘事與(yu) 國家根本任務條款，我每讀其文字，皆可以體(ti) 會(hui) 到《尚書(shu) 》典謨中的那種精神。

這裏已經說明了新經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相信有些朋友，尤其是研習(xi) 經學、儒學的人士，仍然難以接受，那我就從(cong) 章學誠那裏找一下理據。章學誠斷言“六經皆史”，究竟是什麽(me) 意思？章學誠首先解釋說：“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古聖先王要解決(jue) 自己時代的大問題，有所思有所行，以文字記錄下來，就是政典。孔子收集、整理、編輯那些足以為(wei) 後世所取法的政典，當然也包括足以為(wei) 後世所鑒戒的行事，就有了六經。因此，經在實踐中，當然是在經過曆史大浪淘洗過的偉(wei) 大實踐中，在創製立法的實踐中。於(yu) 是章學誠說：“若夫國家製度，本為(wei) 經製”。在章學誠所處的時代，兩(liang) 三億(yi) 人共同安穩地生活在同一個(ge) 政治體(ti) 中，其製度就是經。同理，實現中國文明複興(xing) 、造福人類的偉(wei) 大倫(lun) 理、政治實踐及其中的價(jia) 值和思想，也是經，不僅(jin) 是當世之經，也是後世之經、人類普遍之經。

我們(men) 的聖賢最偉(wei) 大的地方，就在於(yu) 認識到天地之間，萬(wan) 物生生不已，這是六經最根本的義(yi) 理。因此，經本身是一個(ge) 曆史過程。兩(liang) 千多年來，經書(shu) 體(ti) 製在不斷生長：從(cong) 漢代的五經，到宋代的十三經，以及“四書(shu) ”體(ti) 係的形成，經的體(ti) 係在變，至於(yu) 經義(yi) ，更是變動不居。這麽(me) 看來，我們(men) 完全有理由確認或鑄造新經，另造新的經書(shu) 係統。

總之，我的看法是，中國置身於(yu) 新天下所需的新經史之學的規模，已經初步具備，今日可行之中國研究方法就在新經史之學中，即新的經史方法。中國學術界的根本任務就是以這個(ge) 新經史方法為(wei) 一般性方法，涵攝現有的社會(hui) 科學，理解和解釋中國，探討解決(jue) 今日中國乃至於(yu) 世界普遍問題的方案。這個(ge) 新的經史方法就是錢穆所說的“會(hui) 通為(wei) 體(ti) ”；各門社會(hui) 科學學科必定循其專(zhuan) 業(ye) 發展，就是“分別為(wei) 用”。

從(cong) 2019年開始，國內(nei) 一些學者開始倡導曆史政治學，我也在其中。在我看來，倡導曆史政治學，就是想以新經史方法發展中國的政治學以及更為(wei) 普遍的世界政治學。傳(chuan) 統的經史之學就是中國的政治學，因此，政治學在中國就應該呈現為(wei) 曆史政治學，曆史政治學必然繼承經史之學的傳(chuan) 統。首先就方法而言，它從(cong) 人類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政治實踐中探尋致善之道，而不是從(cong) 一個(ge) 簡單的預設進行推導。其次就目的而言，它服務於(yu) 倫(lun) 理和政治實踐，不限於(yu) 理解和解釋政治，更重要的是解決(jue) 政治問題，改善社會(hui) 政治秩序。曆史社會(hui) 學停留在理解和解釋，曆史政治學則再加上一個(ge) “解決(jue) ”，這正是經史之學的真精神。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