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天應人：人心政治的“源”與(yu) “流”

作者：唐亞(ya) 林

來源：《天府新論》2021年第1期

［天府新論編者按］“王道以得民心為(wei) 本”，“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曆來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判別政權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根本標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一百年來，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贏得了人民的支持。“人民是黨(dang) 執政的最大底氣，也是黨(dang) 執政最深厚的根基。正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人民是我們(men) 黨(dang) 執政的最大底氣》）“民心”雖然是一個(ge) 傳(chuan) 統政治概念，但在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又賦有了新的內(nei) 涵。提煉標識性概念，提出具有主體(ti) 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因此，探討“民心”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尋繹“民心政治”蘊涵的根本原理，成為(wei) 中國政治學反思西方學科範式、構建中國學術自主性的一個(ge) 理論生長點。基於(yu) 此，我們(men) 約請了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和複旦大學的三位政治學教授，圍繞民心與(yu) 治體(ti) 、民心與(yu) 道心/人心、民心政治與(yu) 人心政治等主題，撰寫(xie) 了這組“民心政治”筆談，期望能引起學界的關(guan) 注和進一步研究。

順天應人：人心政治的“源”與(yu) “流”

（圖片來源：複旦大學官網）

［作者簡介］唐亞(ya) 林，複旦大學國際關(guan) 係與(yu) 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政府與(yu) 政治、比較政府與(yu) 政治、城市治理與(yu) 區域一體(ti) 化、地方政府與(yu) 地方治理。

摘要：尋求“至善生活”的實現方式，是西東(dong) 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體(ti) 係的共同追求。西方社會(hui) 立基於(yu) 人性是惡的、公權力是惡的“雙重惡”理論假設，通過委托-代理式單向度不信任的政治製度設計，建構了基於(yu) 個(ge) 人主義(yi) 的以保護私人財產(chan) 權為(wei) 核心的政治製度體(ti) 係，最終卻陷入了製度無以統合不確定性的新型叢(cong) 林法則時代。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方社會(hui) ，出於(yu) 規模社會(hui) 的治理需要，建構了立基於(yu) 集體(ti) 主義(yi) 的人民與(yu) 政府間雙向有機互動、彼此高度信任、整體(ti) 團結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態。在以民心皈依為(wei) 根本指向、以人心評判為(wei) 最高標準、以人民本位觀為(wei) 根本價(jia) 值指導的東(dong) 方社會(hui) 人心政治形態中，“民心之所望，執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內(nei) 蘊著需求之源、使命之源與(yu) 責任之源三重動力體(ti) 係；“天命無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為(wei) 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過具有理性力、能動力與(yu) 行動力的組織將製度與(yu) 人有機地統合起來，推動政治製度體(ti) 係的“源”與(yu) “流”有序運轉並綜合發揮作用的自我調適機製，以達成服務人民、發展國家、促進和平的最終目的。

關(guan) 鍵詞：人心政治；政治製度設計；理論預設；使命型政黨(dang) ；人民本位觀

人類社會(hui) 自誕生以來，一直為(wei) 追尋美好生活的實現形式而不懈地努力著。兩(liang) 千多年前，西東(dong) 方先哲們(men) 不約而同地把目標指向了探索“至善生活”的具體(ti) 實現形式。

在西方社會(hui) ，古希臘的亞(ya) 裏士多德把實現過上“至善生活”目標的原因歸結為(wei)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且需要在城邦這種共同體(ti) 中才能得到實現。基於(yu) 此，亞(ya) 裏士多德按照城邦是否遵從(cong) 了公共利益的宗旨以及掌握城邦最高權力人數的多寡，形成了關(guan) 於(yu) 政體(ti) 分類的標準模型[1]。其中，以公共利益為(wei) 導向、全體(ti) 公民構成主權者的共和政體(ti) 追求，在亞(ya) 裏士多德之後的兩(liang) 千多年西方社會(hui) 發展曆史中，隻是到了近代以後才通過資本主義(yi) 革命得以落實，並建立了在保護私人財產(chan) 製的基礎上，以實行三權分立製與(yu) 維護公民自由權利為(wei) 核心的各具特色的混合型政體(ti) 。

在東(dong) 方社會(hui) ，幾乎處於(yu) 同時代的中國孔子則承接《周易·革卦》的“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思想，把“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論語·子路》）作為(wei) 當政者必備的正直品行要求，貫穿在大一統政權的建構與(yu) 管理過程之中，並以此作為(wei) 執政者對國家和民眾(zhong) 進行統治和管理的正當性依據。由此出發，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執政者主張通過建立以化私為(wei) 公、天下大同，家國天下一體(ti) 、天下歸心，執政者對民眾(zhong) 身家性命和家國命運高度負責、民眾(zhong) 對執政者高度信任和支持為(wei) 核心的大一統式人心政治形態。

一、西東(dong) 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設計的理論預設比較

透視西東(dong) 方社會(hui) 關(guan) 於(yu) 人類社會(hui) 過“至善生活”的實現形式的演化軌跡與(yu) 製度設計初衷，我們(men) 可以看出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設計思路：一種是立基單個(ge) 個(ge) 體(ti) 出於(yu) 保存自身的目的，通過建立共同體(ti) 的方式，一方麵滿足集體(ti) 生產(chan) 的效率需求，另一方麵滿足共同抵禦外界侵擾的防衛需求，其背後的理論預設是人既是自私人也是理性人，生活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zheng) ”的自然叢(cong) 林法則時代，因此保全個(ge) 體(ti) 財產(chan) 、生命、自由便成為(wei) 共同體(ti) 的最高追求，由此奠定了西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成長的個(ge) 人主義(yi) 立論基礎；另一種是建立在個(ge) 體(ti) 及其家庭、家族為(wei) 了自身的安康繁榮、社會(hui) 的和諧發展與(yu) 天下（世界）的合作共榮這一複合目標，通過具備優(you) 良道德品行與(yu) 出眾(zhong) 管理能力的執政集團掌控由小到大、由內(nei) 而外、層層包圓的密不透風式共同體(ti) ，將個(ge) 體(ti) 和家庭的需求、家族共同體(ti) 的需求、國家的需求乃至天下的需求有機統合，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交往、合作與(yu) 發展追求，由此奠定了東(dong) 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成長的集體(ti) 主義(yi) 立論基礎。

立基個(ge) 人主義(yi) 的西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設計，通過委托-代理式契約方式，建立作為(wei) 委托人的個(ge) 體(ti) 將自身的部分權利讓渡給由選舉(ju) 產(chan) 生的代理人組成的共同體(ti) 管理機構，實現對國家和社會(hui) 的統治與(yu) 管理。這種委托-代理式共同體(ti) 管理機構建立的理論預設，是由層層遞進、邏輯嚴(yan) 謹的理論假設串起來的。

第一，人是自私的動物，人性天生是惡的，在弱肉強食的叢(cong) 林時代，無以保全自己，便隻好將來自“天賦人權論”的自身所擁有的一部分權利讓渡出來，交給公共機構（國家/政府）去承擔，讓它們(men) 起到保護分散的個(ge) 體(ti) 的作用。

第二，公權力天生是惡的，如果其得不到有效製約和監督，必然侵害公民權利並引發腐敗，因此需要將公權力分開，讓不同的機構和不同的人去掌握行使，相互分權並製衡。

第三，由於(yu) 人性是惡的，公權力是惡的，在這種雙重惡的環境下，公民個(ge) 體(ti) 將權利通過委托授權方式給予代理人（以政府與(yu) 國家為(wei) 最高代表），那麽(me) 意味著能夠分辨出自身利益訴求何在以及當權者作為(wei) 好壞的公民個(ge) 體(ti) ，一方麵要通過諸如定期競爭(zheng) 選舉(ju) 的方式更換不勝任、不合格、不滿意的代理人，另一方麵要始終保持對代理人的不信任式警醒，以保持權力授予者（委托人）對於(yu) 被授予者（代理人）的單向度決(jue) 定性地位，進而產(chan) 生所謂權力授予者（也是權力最終製約者）對權力行使者居高臨(lin) 下的道德與(yu) 心理優(you) 勢。

第四，由人性惡與(yu) 權力惡雙重惡理論假設孕育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委托-代理式單向度不信任的政治製度設計，無法直麵實際運行中政治製度體(ti) 係暴露出的各種弊端，隻能聽之任之，也無法在既有政治製度體(ti) 係中內(nei) 生出具有決(jue) 定性的自我革命力量，去修正與(yu) 更新孕生於(yu) 西方工業(ye) 社會(hui) 初期的原初政治製度體(ti) 係基本框架與(yu) 運作機製，更無法通過授權者的覺醒，形成人民對政府/國家的高度信任與(yu) 支持文化。其結果是，讓立基個(ge) 人主義(yi) 的西方政治製度體(ti) 係無以統合不確定性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遠遠落後於(yu) 國家和社會(hui) 發展的現實需要。

這種落後於(yu) 現實發展需要的西方政治製度體(ti) 係，一方麵忽視公權力自運轉的特性讓權力行使者（代理人）擁有對權力授予者（委托人）的權勢地位（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hui) 資本與(yu) 信息優(you) 勢），尤其是權力行使者與(yu) 資本結盟之後所形成的對公民個(ge) 體(ti) 的全麵碾壓態勢，讓西方社會(hui) 政治打上“金錢是政治的母乳”之濃厚烙印；另一方麵忽視公權力行使者中不乏具備高尚服務動機、自我奉獻精神、樂(le) 於(yu) 助人品格之人，他們(men) 從(cong) 事治國理政事務，並不完全是為(wei) 了所謂個(ge) 人利益（私利），尤其是在擁有崇高使命和遠大理想的政黨(dang) 的引領下，更能把實現個(ge) 體(ti) 理想與(yu) 國家和社會(hui) 理想有機結合的人生之夢融入一國現代化發展的曆史進程之中；再一方麵忽視現代社會(hui) 資訊傳(chuan) 播的多元性與(yu) 複雜性讓公民個(ge) 體(ti) 通過理性分辨、公共辯論等方式認清事物事務的本質，找到達成共識的方式越來越難，甚至因為(wei) 長期的獨特的資訊管控與(yu) “洗腦”教育，讓部分民眾(zhong) 陷於(yu) 非理性愚忠狀態，根本失去理性分辨能力，其結果是形成了“不論是非，隻論站隊”的非理性政治文化的泛濫狀態。

從(cong) 人性是惡的、公權力是惡的到政府不值得信任、不論是非隻要抱團取暖就是對的，基於(yu) 個(ge) 人主義(yi) 的西方社會(hui) 委托-代理式單向度不信任的政治製度設計，讓西方社會(hui) 重新陷入一種看上去高級實質上低水平徘徊的物質財富不斷增長卻分配兩(liang) 極化、充分保護巨富有產(chan) 者階級法權、“隻要小河有水了，不管大河有沒有水”式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法則時代中不可自拔，最終讓西方社會(hui) 在曆經幾千年之後仍無以超越叢(cong) 林法則時代！之所以讓人感覺到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超越蒙昧時代，進入了文明時代，實際上就是讓普通的公民個(ge) 體(ti) 有了做“委托人”“授權者”“監督者”“選舉(ju) 者”等虛幻的“國家主人”感覺，從(cong) 本質上看不過是馬克思所說的“精神鴉片”式高級“統治術”而已！

立基集體(ti) 主義(yi) 的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設計，出於(yu) 規模社會(hui) 的治理需要，同樣需要建立基於(yu) 委托人-代理人的政治製度體(ti) 係，但這種委托-代理式政治製度體(ti) 係的根基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即建立在人民對“豐(feng) 衣足食、安居樂(le) 業(ye)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國泰民安、政通人和，天下為(wei) 公、四海一家”圈層包容共生式需求觀追求的基礎之上，所形成的人民與(yu) 政府（國家和執政黨(dang) ）之間雙向有機互動、彼此高度信任、整體(ti) 團結合力的理論基礎。

這種人民與(yu) 政府（國家和執政黨(dang) ）之間雙向有機互動、彼此高度信任、整體(ti) 團結合力的理論預設，是一個(ge) 將個(ge) 體(ti) 命運與(yu) 集體(ti) 命運、政黨(dang) 使命與(yu) 國家發展、國家現代化與(yu) 世界繁榮以及政治製度體(ti) 係框架與(yu) 政治製度運行機製、政治製度設計與(yu) 政治實踐績效完美結合的綜合應用體(ti) 現，同樣內(nei) 蘊著高度嚴(yan) 密的理論、曆史與(yu) 實踐邏輯。

首先，以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代表的政黨(dang) 組織作為(wei) 一種先進組織，是一種具備“自我認知、自我塑造、自我期許、自我實現”能力，兼具主體(ti) 理性、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的使命型政黨(dang) ，不僅(jin) 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揮了代表與(yu) 表達、整合與(yu) 分配、服務與(yu) 引領的複合作用，而且具備與(yu) 社會(hui) 環境有機互動的理性力、能動力與(yu) 行動力，可以將政黨(dang) 的理想與(yu) 人民的需求、國家和社會(hui) 的理想有機對接，充分發揮組織與(yu) 人的人性光輝力量，進而建構起將製度、人、組織與(yu) 治理有機統合的整體(ti) 合力發展導向型政治製度體(ti) 係所需的“黨(dang) 性人”理論基礎。

其次，以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代表的政黨(dang) 組織在領導國家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進程中，圍繞國家現代化建設這根曆史主線，通過將近期目標與(yu) 長遠目標、最低綱領與(yu) 最高綱領有機結合的方式，不斷實現基於(yu) 人民需要的階段性發展目標，以不斷提升的執政績效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奠定人民對政府、國家和執政黨(dang) 的執政與(yu) 領導高度信任，政府、國家和執政黨(dang) 高度依靠人民創造曆史偉(wei) 業(ye) 的曆史基礎。

最後，以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代表的政黨(dang) 組織，帶領全國人民和社會(hui) 各團體(ti) 、各組織、各階層為(wei) 著美好生活需要這個(ge) 共同目標而團結奮鬥，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以心換心、以情喚情”的為(wei) 人民服務文化，進而形成“人人平等、共同富裕”“隻有大河滿了，小河才不會(hui) 幹枯”式社會(hui) 團結主義(yi) 法則，最終建構起通過民心來衡量執政績效與(yu) 執政品質，以人心政治超越資本利益政治的人類社會(hui) 政治新形態。

二、人心政治的“源”與(yu) “流”

雖然西東(dong) 方社會(hui) 在政治製度體(ti) 係設計的理論預設方麵存在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在實現美好生活追求的實踐模式、發展道路方麵出現了不同的路向，可對於(yu) “至善生活”追求的理念卻是相通的，並在漫長的曆史實踐中形成了自然演化與(yu) 人為(wei) 設計相互疊加、相互促進的政治製度體(ti) 係成長的動力機製，以及內(nei) 蘊在政治製度體(ti) 係深處各自獨特的文化基因與(yu) 製度基因。

如前所述，西東(dong) 方社會(hui) 由於(yu) 政治製度設計的理論預設及其長期塑造的政治製度觀念與(yu) 實踐發生了絕然不同的分叉，其自我修正與(yu) 自我更新的動力機製會(hui) 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即西方社會(hui) 偏重製度的自我演化，甚至曆經幾百年之後政治製度體(ti) 係的基本框架不會(hui) 發生變動，進而導致其政治製度體(ti) 係無以適應社會(hui) 發展現實的需要，出現了故步自封、變革困難、負功能頻發等精神衰落、製度衰朽、人種衰弱的局麵，而東(dong) 方社會(hui) 一旦確立了以人為(wei) 本的根本價(jia) 值觀之後，會(hui) 通過有使命感的組織與(yu) 執政集團的領導和引領，借助人為(wei) 設計的方式，因時而變，因需而動，不斷地對既有政治製度體(ti) 係的基本框架與(yu) 運行機製進行同步更新和持續完善，以更好地發揮政治製度體(ti) 係，及時準確地回應社會(hui) 需求，滿足人民與(yu) 日俱增的心理期待。由此可以看出，立基千百年來西東(dong) 方社會(hui) 對人的需求、共同體(ti) 的發展與(yu) 家國天下（世界）的命運的綜合思考，西東(dong) 方社會(hui) 各自孕生的政治製度體(ti) 係的深處，蘊藏著堅韌地型塑著各自政治製度體(ti) 係走向的文化基因與(yu) 製度基因，並由此決(jue) 定它們(men) 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所能體(ti) 現出的執政績效與(yu) 執政品質。

就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方社會(hui) 而言，在以人為(wei) 本的根本價(jia) 值觀指導下，政治製度體(ti) 係的設計與(yu) 實踐始終是圍繞執政者獲得民心的高度支持與(yu) 充分信任以及執政者緊緊依靠人民為(wei) 江山社稷、人民福祉而建構使命與(yu) 承擔責任這一根本目標而展開的，此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這種以民心皈依為(wei) 根本指向、以人心評判為(wei) 最高標準的東(dong) 方社會(hui) 人心政治形態中，執政者一方麵需要順應深植在所有老百姓內(nei) 心深處，由敬天憫人情懷鑄就的順乎天意、敬畏自然、熱愛蒼生、友協萬(wan) 邦的“道德律令”，為(wei) 萬(wan) 世之師表；另一方麵需要順應廣大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夙夜在公、勵精圖治，創造安居樂(le) 業(ye) 、安身立命、出入相友、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發展環境，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

“民心之所望，執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這種人心政治之“源”，立基執政者把握事物發展規律、運用曆史戰略機遇期、掌握發展主動權、順應世局國情人心等治理要素，從(cong) 政治製度體(ti) 係設計與(yu) 實踐的需求之源、使命之源和責任之源的三重動力體(ti) 係視角，建構關(guan) 於(yu) 家國天下（世界）的本體(ti) 論與(yu) 秩序觀。一是需求之源，即人民的需求成為(wei) 執政者的最高執政目標。在中國這種以家國天下一體(ti) 為(wei) 終極關(guan) 懷的東(dong) 方社會(hui) 裏，人民的需求不僅(jin) 包括滿足人身需求的物質性需求，而且包括滿足人心需求的精神性需求，還包括滿足人情需求的家園意識與(yu) 家國情懷需求，並濃縮成了支撐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文化基因，凝結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內(nei) 心深處。在當今時代，這種多麵向的需求已轉化為(wei) 促進中國人全麵發展的生存權與(yu) 發展權需求，成為(wei) 執政黨(dang) 和國家製定發展戰略和公共政策的根本出發點。二是使命之源，即人民的福祉成為(wei) 執政者的根本追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shu) ·五子之歌》）中國古代的執政者深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知曉人心是靠“仁政德治”日久天長累積起來的，一旦失去人心，修複起來就非常困難，甚至要通過改朝換代的方式才能從(cong) 根本上得到救贖，因此始終將構建一個(ge) 人人向往的“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作為(wei) 政治的根本使命。如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承繼千百年來中國人“過上好日子”的夢想，將為(wei) 中國人民謀幸福、為(wei) 中華民族謀複興(xing) 作為(wei) 自己的崇高使命，將人民的福祉寫(xie) 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奮鬥旗幟之上，成為(wei) 支撐中國社會(hui) 繁榮昌盛的動力源泉。三是責任之源，即人民是執政績效的最高評判者。執政者執政，既是一種對人民的使命承諾，又是一種對人民的責任擔當。“可在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這種責任擔當，需要將人民對執政績效的滿意度作為(wei) 最高評判標準，敦促執政者自覺地以天下蒼生為(wei) 念，勤勉工作，不負人民。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執政黨(dang) 自覺地以刀刃向內(nei) 的責任擔當精神，不斷推進自我革命和社會(hui) 革命，以組織的先進性引領國家和社會(hui) 的發展，是支撐中國國家現代化持續發展的製度基因。

“天命無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為(wei) 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中國古代政治在構建大一統政治形態的過程中，並不拘泥於(yu) 政治形態與(yu) 運作機製的一成不變，而是強調因時、因地、因勢而變，並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探索在以人為(wei) 本的根本價(jia) 值觀指導下的多樣化實踐模式與(yu) 治理形態，其目的在於(yu) 充分發揮各地多方的積極性，構建國家和社會(hui) 發展的凝聚力、向心力、信心力和整體(ti) 力。在大一統政治形態的“源”之下，政治製度體(ti) 係的運作機製屬於(yu) “流”，可以隨時進行調適，以最大程度地發揮政治製度體(ti) 係的整體(ti) 功效；在人心作為(wei) 最高評判標準的“源”之下，人民是偉(wei) 大的，執政者是渺小的，“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孟子·盡心下》），執政者屬於(yu) “流”；在“家國天下一體(ti) ”的“源”之下，製度是“流”，人（執政者）是“流”，組織亦是“流”，治國理政如果隻是各執一端的話，隻會(hui) 走向偏執，走向歧途。隻有通過強大的具有理性力、能動力與(yu) 行動力的組織將製度與(yu) 人有機地統合起來，整體(ti) 發揮服務與(yu) 引領作用，形成政治製度體(ti) 係的自我調適機製，才能讓政治製度體(ti) 係的“源”與(yu) “流”有序運轉並綜合發揮作用，以達成服務人民、發展國家、促進和平的最終目的。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馬克思主義(yi) 使命型政黨(dang) 這一先進政黨(dang) 組織有機統合製度與(yu) 人的有效方式，在人民本位觀這一根本價(jia) 值觀的指導下，以人民需求為(wei) 根本出發點，充分發揮人民的參與(yu) 、人民的協商、人民的監督等主體(ti) 作用，承繼並創造了有別於(yu) 現代西方社會(hui) 資本利益政治的全新人心政治形態，既為(wei) 國家和社會(hui) 的發展提供了根本的價(jia) 值指導和品質保證，又為(wei) 實現人類偉(wei) 大解放的最終目標開辟了新型發展道路。

注釋：
 
[1]亞裏士多德根據統治者的目的和執政者人數兩項標準，將政體劃分為兩種類型六種形式。兩種類型是指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在前者，統治者的目的是促進公共利益的；在後者，統治者的目的隻是照顧統治者們的私利的。六種形式是指屬於正宗政體的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以及屬於變態政體的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其中，君主政體和僭主政體的統治者為一人，貴族政體和寡頭政體的統治者為少數人，共和政體和平民政體的統治者為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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