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諧文化與(yu) 新冠疫情應對

作者：王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陝西智慧社會(hui) 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外醫學哲學》[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經注定成為(wei) 重塑世界格局的關(guan) 鍵性事件，序幕已經拉開，而曆史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人類社會(hui) 的應對方式。範瑞平教授的論文給筆者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世界應該主動訴諸儒家文化的倫(lun) 理資源來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危機及全球性挑戰”。筆者非常認同範教授的此一主張，也基本讚同他所提到的儒家和諧理念應對新冠疫情的殊勝之處。但正因為(wei) 這一主張在思想和實踐上的重要意義(yi) ，它值得細致的審查、辯護和批判。本評論試圖從(cong) 儒家和諧文化的角度回應新冠疫情應對中的關(guan) 鍵問題，也是與(yu) 範教授進一步商榷。

在筆者看來，範文提出的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是如何看待政治與(yu) 倫(lun) 理的關(guan) 係問題。這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學術難題，而且在疫情背景下這個(ge) 問題還被賦予了深刻的實踐含義(yi) 。如範瑞平教授指出的，“一個(ge) 社會(hui) 的倫(lun) 理價(jia) 值的承諾才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基礎性指導而不是相反”，“不去進行倫(lun) 理學的深層探索及對話，政治哲學所達到的一些公共話題以及所謂‘公共理性’，不過是一時的、不穩定的過眼雲(yun) 煙”。（範瑞平2020，11）對此判斷，筆者深以為(wei) 然。本次疫情公共輿論的一大特點就是揮之不散的意識形態陰影。在中國首先遭遇並抗擊疫情之時，西方媒體(ti) 輿論充斥著借疫情批評中國政治體(ti) 製的所謂“反思”，然而這些缺乏倫(lun) 理深度的所謂公共思考注定隻是一些政治修辭和泡沫而已。後續中國疫情逐步企穩，西方國家卻深陷泥淖，這些將疫情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話語也隨之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境地，因為(wei) 如果上述邏輯依然成立的話，那麽(me) 新冠疫情也應當成為(wei) 對西方政治體(ti) 製合理性的深刻拷問。

正是在此背景下，福山關(guan) 於(yu) 新冠疫情的係列論文表現出一種微妙的立場。一方麵，福山的分析表現出明顯去意識形態化傾(qing) 向，認為(wei) 在疫情治理的行動中，評價(jia) 政府績效的關(guan) 鍵不是政體(ti) 的類型，而是國家能力、社會(hui) 信任和領導水準等治理問題，並否認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是“民主政體(ti) ”與(yu) “專(zhuan) 製政體(ti) ”的二元區分；但另一方麵，福山的立場與(yu) 其說是從(cong) 根本上超越了“民主vs. 專(zhuan) 製”的二元邏輯， 不如說是加強了分裂，並使得自由主義(yi) 民主製度的價(jia) 值取向成為(wei) 不可批判的絕對前提，既然無論疫情如何發展，它歸根結底也隻是一個(ge) 治理層次的問題，而不會(hui) 觸及西方政體(ti) 的價(jia) 值基礎（自由與(yu) 民主）。就此而言，範文對福山文章的批評可謂正中要害。

事實上我們(men) 難以在政治舉(ju) 措與(yu) 倫(lun) 理關(guan) 懷中劃出明晰的界限。各國防疫舉(ju) 措的差異背後往往是巨大價(jia) 值觀分歧，比如對個(ge) 人與(yu) 團體(ti) 的界限，自由與(yu) 責任的關(guan) 係的不同理解。如何理解這些深層倫(lun) 理關(guan) 懷及其社會(hui) -政治涵義(yi) 將是人類社會(hui) 在後新冠疫情時代必須共同學習(xi) 的知識。福山的致命盲點恰恰在於(yu) 他堵塞了這條從(cong) 倫(lun) 理到政治的反思之途。比如雖然他承認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同時又強調這種成就僅(jin) 僅(jin) 是國家能力層次上的治理成績，並且這種成績由於(yu) 依附於(yu) 集權體(ti) 製，而不能被非亞(ya) 洲國家所效仿。換言之，通過割裂政體(ti) 、治理與(yu) 倫(lun) 理之間的關(guan) 係，福山的分析實質上陷入某種邏輯閉環，難以吸納新的經驗，新的視角，以擴展我們(men) 的道德想像力。而後者正是我們(men) 在不確定的危機時代所迫切需要。

與(yu) 之相反，儒家政治思想向來強調政治與(yu) 倫(lun) 理的合一。“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篇》）。政治的基礎是德性，良善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賴於(yu) 人們(men) 講信修睦的道德觀念與(yu) 責任意識的強化。《禮記．禮運》所描述的“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的大同秩序即儒家思想中善治社會(hui) 或正義(yi) 社會(hui) 的原型。與(yu) 西方社會(hui) 正義(yi) 論相比，儒家社會(hui) 正義(yi) 觀首要關(guan) 注的並非每個(ge) 人應得的份額，而是人與(yu) 人之間的和諧關(guan) 係。儒家幾乎不會(hui) 抽象地談及在全社會(hui) 範圍內(nei) 所有人之間的分配，儒家更關(guan) 心的毋寧是圍繞道德共同體(ti) 的分配，以及這樣一種分配將如何影響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並且這種關(guan) 係往往是以德性來衡量的）。

如黃勇指出的，儒家正義(yi) 論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把作為(wei) 個(ge) 人美德的正義(yi) 與(yu) 作為(wei) 社會(hui) 製度的美德的正義(yi) 區分開來的同時，又以後者作為(wei) 前者的根據。（黃勇2017）借用了LeBar的區分，這種對善治的理解“認為(wei) 個(ge) 人美德具有邏輯上的優(you) 先性，個(ge) 體(ti) 之間的正義(yi) 關(guan) 係構成政治製度的正義(yi) 。按照理解，我們(men) 首先看有德之人試圖維持的與(yu) 他人的關(guan) 係是怎樣的……然後追問何種製度和公共規則可以允許和維持這些關(guan) 係”。（LeBar 2014，270-271）與(yu) 之相對的則是契約論路徑，將結構之正義(yi) （自由民主）置於(yu) 比德性，人與(yu) 人之間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任何具體(ti) 的善的生活觀念更為(wei) 優(you) 先的地位。

儒家所推崇的這種政治與(yu) 德性深度合一的體(ti) 製——以德化與(yu) 仁政維係良善社會(hui) -政治秩序——雖然未必都能完美實現在現實世界中，尤其從(cong) 放大了的曆史尺度上看，但它作為(wei) 深入中國文化血脈的政治想像始終在中國政治實踐中發揮著支撐作用，積澱為(wei) 中國人和諧主義(yi) 的文化心理，甚至成為(wei) 百姓日用不察之道。

之所以將其概括為(wei) 和諧主義(yi) ，主要著眼於(yu) 如下兩(liang) 點。一方麵， 政治的終極目的是服務於(yu) 社會(hui) 和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並以之為(wei) 政治合法性的最終來源；另一方麵，政治與(yu) 其說是憑空構建一套政治秩序，不如說是整合各種既有倫(lun) 理關(guan) 係、倫(lun) 理機製（以家庭為(wei) 典範）和倫(lun) 理力量，將之帶向和諧。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儒家傳(chuan) 統推崇行所無事的仁政，“《書(shu) 》雲(yun) ：‘孝乎惟孝，友於(yu) 兄弟，施於(yu) 有政。’是亦為(wei) 政，奚其為(wei) 為(wei) 政？”（《論語．公冶長》）。

我們(men) 需要看到，正是因為(wei) 有這樣一種和諧主義(yi) 的文教傳(chuan) 統作為(wei) 背景，中國抗疫才表現出獨特的中國精神：生命至上、舉(ju) 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yu) 共的抗疫精神。也正是因為(wei) 植根於(yu) 和諧主義(yi) 的責任意識作支撐，政府在緊急狀態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才能得到民眾(zhong) 的理解和支持，而發揮出較為(wei) 成功的效用，雖然這些舉(ju) 措可能要求在某些條件下限製個(ge) 體(ti) 自由。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家國一體(ti) （有家才有國，有國才有家）對中國人民而言從(cong) 來不是什麽(me) 抽象理想，而是實踐中的信仰。那些無視中國文化倫(lun) 理價(jia) 值的支撐作用，而將中國抗疫成就僅(jin) 僅(jin) 解釋為(wei) 集權政府國家能力的理論，顯然是一種曲解。相反，如果西方能夠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就會(hui) 看到中國抗疫經驗提供給世界的不僅(jin) 僅(jin) 是所謂“國家能力”，也不是信任主題所能涵蓋的，還有更深層的重大倫(lun) 理議題，比如如何培育人與(yu) 人之間、地區與(yu) 地區之間、國與(yu) 國之間命運與(yu) 共的責任意識。

就此而言，範瑞平教授提出的主張——主動訴諸儒家文化的倫(lun) 理資源來應對疫情時代——無疑是及時和重要的。但在此我也有一個(ge) 小的疑慮。當範文將論證的主線圍繞著現代西方世俗的原則主義(yi) 倫(lun) 理學與(yu) 儒家文明的美德倫(lun) 理學的對峙而展開時，也許反而狹隘化了他的主張所可能帶來的思想衝(chong) 擊和創新。一定程度上，原則主義(yi) 倫(lun) 理學與(yu) 美德倫(lun) 理學的對峙依然是在西方話語內(nei) 部發展出來的。不過，限於(yu) 篇幅，更具體(ti) 的探討無法在此展開。

最後，我對範文的結論部分所宣導的倫(lun) 理學範式轉換也有所保留。我謹慎懷疑，在文化傳(chuan) 統、經濟-政治製度、曆史背景日趨多元化的當代世界，倫(lun) 理學的範式轉向是一個(ge) 可欲的目標。儒家倫(lun) 理對世界的最大貢獻，也許不是某個(ge) 更高級的範式，而是一種由和諧主義(yi) 精神所宣導的開放性對話，如費孝通從(cong) 儒家精神出發所宣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yu) 共，天下大同”。 這也是我們(men) 在危機的時代最為(wei) 需要的東(dong) 西，即保障知識能夠不受扭曲地流動和交流，以幫助人類共同應對，共存共處。

參考文獻

範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7-33。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3.
黃　勇：〈關於美德的正義：儒家對桑德爾正義觀的修正〉，《南國學術》，2017年，第4期。HUANG Yong. “Justice of Virtues: A Confucian Amendment to Michael Sandel’s Idea of Justice,” Austral academic, 2017, no.4.
LeBar, Mark.  “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 The Handbook of Virtue Ethics, edited by Stan van Hooft (Bristol CT: Acumen, 2014).

注釋

[1] 典型的一個例子如德國《明鏡》周刊年初的一篇報導，其中寫到“中國人若想消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藥方既不是什麽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參看潘攻愚：《肺炎疫情下的“媒體病毒”，德國製造》https://www.guancha.cn/pangongyu/2020_02_03_5342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