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周易大象解》,既是一部易經的解釋之作,更是一部倫(lun) 理學著作。從(cong) 卦德、卦象、卦名等方麵進行剖析,可以發現《周易大象解》通過揭示物象中蘊含的哲學意義(yi) 來闡釋士君子道德修養(yang) 的總體(ti) 特征。王夫之以周易卦象所體(ti) 現的景物作為(wei) 人修德的效法,既有對解經方法的提揭,又有對君子修德的闡發,其重要解易原則“天人合德”“乾坤並建”“···
《萬(wan) 國公法》所引發的晚清經世儒者對西方國際法的爭(zheng) 論,值得從(cong) 文明與(yu) 國際法關(guan) 係的視角重新審視,春秋公法觀蘊含的文明主體(ti) 性尤其值得重視。以康有為(wei) 、唐才常為(wei) 代表的今文經學公法觀,致力於(yu) 以儒家普遍主義(yi) 的仁學構建公法基礎,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從(cong) 仁義(yi) 法的層麵對西方國際法的強權主義(yi) 展開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為(wei) 代表的···
孟子突出舜不惜棄其天子位也要保其父不收監或被判刑,反映了當時孝悌禮俗的普遍乃至苛刻,以及孟子本人的高度孝德與(yu) 宣教之苦口婆心。孟子喜歡講好聽故事以宣教,什麽(me) “五十而慕者予於(yu) 大舜見之矣”,孟子何曾實見過舜及舜”五十而慕父母”的事實呢?如《莊子》愛好講孔子不好聽故事而已,不能當真的,會(hui) 意即可。
拜登身居總統之位,以公權力赦子,既不能在美國現代政治秩序中尋求解釋,也不能從(cong) 儒家思想中獲得整全助力。在美國現代政治秩序中,拜登任私情而壞權力,破壞了美國政治的公共性。在儒家思想中,拜登因居總統至公之位,而不能比附非公的父子相隱;且其赦子是發生在居位期間,也沒有跳出政治與(yu) 文明的秩序,不能比舜而實現對人倫(lun) 的還原。
中國基於(yu) 仁性意識達到的精神突破,走向了身心一體(ti) 、民胞物與(yu) 的道路,既突破了三代以上宇宙論體(ti) 驗的同質化模式,又開啟了精神與(yu) 自然、曆史與(yu) 宇宙的共生秩序,從(cong) 而抵達以文與(yu) 質之間相互滋養(yang) 、彬彬共生為(wei) 特征的“文明”,這一“文明”並非與(yu) 自然、質樸、野蠻對立,而是對自然、質樸的保全、成就和升華。正是由於(yu) 成就了中道真理,中國之所以為(wei) ···
荀子的政治正當性理論涉及國家的證成與(yu) 君主權力的正當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禮”這一概念在荀子思想中屬於(yu) 證成性而非正當性範疇,以“禮”為(wei) 核心和中介,一方麵,荀子的政治哲學解決(jue) 了政治國家存在的必要性問題,即實現了對政治國家的證成;另一方麵,荀子通過假定人性惡進而使人做人使命的完成不得不依賴於(yu) 禮義(yi) 、君師等外部條件,由於(yu) 禮義(yi) 又···
通過對相差十餘(yu) 年的《日本變政考》和《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比較可以發現,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中的君主製度保持了相對穩定性,相比專(zhuan) 製君主製已具有根本性改變,君主在作為(wei) 政治權威存在的同時其實際權力趨向虛化,但並未全部喪(sang) 失。
《論語》是孔門問學心得之集結。今欲通治群經,須先明“微言大義(yi) ”。欲明其微言大義(yi) ,當先求之《論語》,以其皆孔門問答之詞也。求之《論語》,若不能得旨,並是微言;得其旨者,知為(wei) 大義(yi) 。一時並得,則雖謂仲尼未沒,七十子未喪(sang) 可也,豈非慶快之事耶?故《論語》一書(shu) ,六經之精要也。
朱子《大學章句》曾造成了明德屬「心」還是屬「性」的爭(zheng) 論,對此,船山認為(wei) 明德直指為(wei) 心,乃心之本體(ti) ,也是心統性情之心,性澄明於(yu) 心的過程就是此心與(yu) 外物相接發出情的過程,這體(ti) 現出「以心顯性,用中備體(ti) 」的思維路徑。
因西漢儒學著力建構政治合法性思想,“河洛”亦獲得了新的內(nei) 涵:司馬遷發揮“河洛”的地理文化意義(yi) ,主張超越“形勝”而追求“德勝”的治道思想,以三代禮治所體(ti) 現的中道原則建構其政治合法性思想;劉歆通過八卦、《洪範》賦予“河洛”以“經”的內(nei) 涵,建構他的正統思想,藉此解決(jue) 西漢的德運問題。
在《大清通禮》中補充士庶禮儀(yi) 的相關(guan) 內(nei) 容,並突出《通禮》簡明易守的規範性格成為(wei) 清朝統治者伸張皇權、推行教化的重要舉(ju) 措。但是,形式上趨於(yu) 完備的《大清通禮》在各地的頒行情況並不理想。隨著道光朝續纂《通禮》及依據《會(hui) 典》《通禮》製作的“簡明規條”的刊布,《大清通禮》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得到更為(wei) 廣泛的應用與(yu) 普及,對基層社會(hui) 秩序的構···
中國倫(lun) 理學建設不僅(jin) 是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推動社會(hui) 文明進步的核心性文化建設要素。麵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衝(chong) 突,尤其是西方主流倫(lun) 理學理論的輸入,中國倫(lun) 理學麵臨(lin) 新挑戰。
牟宗三將曆史視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開過程,因而人性論是曆史哲學與(yu) 形而上學的理論中介。“理”分為(wei) “實現之理”和“形構之理”,表現在人性結構中就是“綜合的盡理精神”和“分析的盡理精神”,中國和西方的曆史就是這兩(liang) 種理性的實現過程。
朝鮮前期的“四七之辯”在朱子學的框架之內(nei) 展開,退溪力圖以“理發”凸顯“四端”的超越性,將“四端”與(yu) “七情”視為(wei) 異質異層的兩(liang) 種情感。而栗穀恪守朱子“情即氣”的界定,將“四端”與(yu) “七情”視為(wei) 同層包含的關(guan) 係,並以至善之“意”作為(wei) 引導“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種意義(yi) 上成為(wei) 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蘇軾具有強烈的承道自信和傳(chuan) 道意識,蘇學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視為(wei) 儒學正統。蘇學雖然在北宋後期遭到新黨(dang) 集團的嚴(yan) 重打擊,但最終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強勢反彈,並在宋孝宗時期達到極盛。關(guan) 於(yu) 淳熙四年的孔廟禮議和蘇學之盛,張健先生曾作出過相當精彩的分析,但其將蘇軾未能從(cong) 祀配享的原因主要歸結於(yu) “遭到理學集團的阻撓”,或許值得商榷···
《春秋》學肩負著體(ti) 證天道性命之理的道體(ti) 和奠定立國根本規模的治體(ti) 的雙重使命。以道體(ti) 為(wei) 治體(ti) 的正當性來源,以治體(ti) 作為(wei) 道體(ti) 的客觀化落實,賡續著儒學全體(ti) 大用、內(nei) 聖外王的宏闊規模。這樣,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據,並且能夠在吸納文明新質過程中做到因時創製。基於(yu) 此種明體(ti) 達用的“安定規模”,儒家經學能夠不斷地激活和增···
李澤厚先生以飽滿的文學激情而熱情謳歌的所謂“啟蒙”,並不是被所謂“救亡”壓倒的,而是“啟蒙”自身就存在著極大的蒙昧性,從(cong) 而必然導致很多方麵的災難性後果。這種災難性的後果,不僅(jin) 體(ti) 現在當年的所謂“救亡”過程當中,而且這種“啟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謂的“啟蒙”重啟過程中,當然,在李澤厚先生這篇討論“啟蒙”與(yu) ···
與(yu) 西方社會(hui) 的方案不同,東(dong) 方儒家倫(lun) 理提供了另一種積極老齡化的敘事,該理解不是聚焦於(yu) 生產(chan) 力,而是關(guan) 注一個(ge) 變老的社會(hui) 如何幫助個(ge) 人應對越來越長的生命周期,實現好的生活。儒家的“學”與(yu) “孝”是幫助我們(men) 實現積極老齡化的兩(liang) 種重要方式。
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戰國授田製,但由於(yu) 堅守“恒產(chan) ”“取於(yu) 民有製”“謹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則,其製度設計與(yu) 戰國諸侯的土地製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製,而是為(wei) 滕國設計的土地製度,可以對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認識和理解。
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中國文化書(shu) 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書(shu) 院舉(ju) 辦的一些列活動反映了那一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活躍氛圍,體(ti) 現了老一代學人無私獎掖後學的精神,滲透出中華文化持久而渾厚的生命力,以及如何推進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豐(feng) 富性、複雜性。我本人也積極參與(yu) 了上麵提到的活動,獲益匪淺,我始終感謝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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