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論啟蒙救亡為(wei) 何多無稽之談？——駁李澤厚先生

作者：周魯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西元2024年11月8日

李澤厚先生所著《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最早發表於(yu) 西曆一九八六年的《走向未來》雜誌創刊號，隨後又載入其《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一書(shu) ，當時即引發轟動之效應，至乎今日，餘(yu) 波尚未平息。就李澤厚先生此篇文章對於(yu) 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之影響力而言，既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標誌性論文之一，也可以說是“文革”結束至今四十多年來最有影響力的論文之一，盡管以愚之見，如果以嚴(yan) 格的學理角度界定，此文隻能看作是與(yu) 其“美學”研究與(yu) 文藝評論相匹配的浪漫文藝散文，而不能看作是嚴(yan) 肅正規的學術論文。

李澤厚先生此篇文章，洋溢著飽滿的文學激情，而在這種文學激情渲染下的文字內(nei) 容，卻非常缺乏學理性的分析研究，且李先生本人，恐怕在很長時間內(nei) ，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嚴(yan) 重問題，更不用說他的眾(zhong) 多追隨者了。

李澤厚先生此篇文章，給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恐怕就是“救亡壓倒啟蒙”這一結論，很多學者在接受這一結論後，隨即就會(hui) 形成一種思想定勢，並以此思維定勢為(wei) 前提，進而試圖從(cong) 宏觀角度把握清季到民國這一“驚濤駭浪、波瀾起伏”的曆史轉折過程。

在筆者看來，李澤厚先生以飽滿的文學激情而熱情謳歌的所謂“啟蒙”，並不是被所謂“救亡”壓倒的，而是“啟蒙”自身就存在著極大的蒙昧性，從(cong) 而必然導致很多方麵的災難性後果。這種災難性的後果，不僅(jin) 體(ti) 現在當年的所謂“救亡”過程當中，而且這種“啟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謂的“啟蒙”重啟過程中，當然，在李澤厚先生這篇討論“啟蒙”與(yu) “救亡”關(guan) 係的文章當中，也有明顯之體(ti) 現。孟子所雲(yun)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此之謂也。

在現代中國“風起雲(yun) 湧”的思想浪潮中，“啟蒙”這一概念，被賦予了高大的“光環”，而所謂“啟蒙主義(yi) ”的開辟者，則被披上了近乎“神聖”的“麵紗”，無數激情澎湃的文學青年，對此從(cong) 風而靡、趨之若鶩，甚至飛蛾撲火、蹈死弗悔，以至於(yu) 遠不如人意甚至是非常慘烈的現實境況與(yu) “啟蒙”延續之過程相伴，卻被“啟蒙主義(yi) ”者們(men) 認為(wei) 這是“啟蒙”被幹擾、打斷和壓倒的結果，而且還會(hui) 覺得他們(men) 所信奉的“啟蒙”還不夠普及，甚至責備民眾(zhong) 不願接受，因為(wei) 他們(men) 對於(yu) “啟蒙”的正當性與(yu) 合理性，會(hui) 以一種舍我其誰、理所當然的態度來看待，而幾乎沒有想過從(cong) 學理上去追問和反思“啟蒙”之本身。

在通常所謂的“啟蒙主義(yi) ”思維習(xi) 慣中，人們(men) 往往會(hui) 先確立幾對相互截然對立的高度抽象性概念，用來論述長時段性或短時段性的社會(hui) 演進與(yu) 思想變遷，然而，高度抽象性概念的演繹是否大體(ti) 符合實情，則另當別論。在現實當中，抽象性二元對立性概念的演繹，即使不符合實情，也會(hui) 因為(wei) 理論的簡便、粗暴與(yu) 極端，而能夠快速俘獲人心，特別是處在困境壓迫之中而人人思變的時代。李澤厚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啟蒙”為(wei) 中心概念的近現代思想史敘事，並沒有完全擺脫“新”與(yu) “舊”、“先進”與(yu) “落後”、“進步”與(yu) “保守”、“革命”與(yu) “反動”、“西學”與(yu) “中學”、“個(ge) 人主義(yi) ”與(yu) “集體(ti) 主義(yi) ”之類簡便、粗暴與(yu) 極端的二元對立模式，整體(ti) 上可以說是無稽之談。

首先，李澤厚先生早年在論述晚清思想變革的時候，即有極大的學術偏差，可以說是起步一錯，步步皆錯，而這種錯誤的始因，正與(yu) 清季民初之所謂“思想啟蒙”者有關(guan) 。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載《十九世紀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研究》一文雲(yun) ：

這些成就主要就是指康有為(wei) 裝在今文經學公羊三世說的套子裏的曆史進化論的社會(hui) 發展觀點、美化在社會(hui) 主義(yi) 大同空想理論裏的較徹底和大膽的資產(chan) 階級人權平等的政治道德學說，以及譚嗣同的“以太——仁”的哲學思想。這些思想構成了一個(ge) 比較完整的改良主義(yi) 的思想理論體(ti) 係，它有著較豐(feng) 滿的反封建的啟蒙主義(yi) 的光輝內(nei) 容，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著重要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又雲(yun) ：

梁啟超當時在《時務報》所寫(xie) 的一些鼓吹民權思想要求變法的論文，……

大大地不同於(yu) 上階段鄭觀應等人的著作，而向人們(men) 進行了反封建思想的啟蒙主義(yi) 的宣傳(chuan) 。這種啟蒙宣傳(chuan) 本身是有巨大意義(yi) 的。康梁並稱，梁的作用就在這裏。

又雲(yun) ：

由反對封建專(zhuan) 製製度要求改良到與(yu) 封建統治者結成聯盟反對革命，改良派這種墮落是一種曆史和階級的必然。

按：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shu) 中，李澤厚先生首先將清季之思想流派劃定為(wei) 頑固派、反動派與(yu) 改良派，一方麵肯定了康有為(wei) 、梁啟超、譚嗣同等所謂“改良派”的“啟蒙”價(jia) 值，並區分其左翼與(yu) 右翼，另一方麵又嚴(yan) 厲指斥了所謂“頑固派”，特別是張之洞與(yu) 《翼教叢(cong) 編》一書(shu) 諸位作者為(wei) 代表的所謂“反動派”。在肯定了清季“改良派”的所謂“啟蒙”價(jia) 值之後，李澤厚先生又指斥了“改良派”後期之所謂“墮落”，並引用了俄國革命家列寧先生的文字，對其展開了進一步的批判。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四十四《致江寧劉製台等》雲(yun) ：

其實變法有一緊要事，實為(wei) 諸法之根，言之駭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六十六《致軍(jun) 機處厘定官製大臣電》雲(yun) ：

考各國立憲本指，不外乎達民情、采公論兩(liang) 義(yi) 。此二事乃中國經傳(chuan) 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聖帝王馭世之正軌，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異？

又雲(yun) ：

憲法精義(yi) ，總不外好惡同民耳。總之，立憲本義(yi) 在於(yu) 補救專(zhuan) 製之偏。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勸學篇序》雲(yun) ：

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wei) 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wei) 要。

《清德宗實錄》卷四百七十六雲(yun) ：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機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lin) 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麵，肥利身家之積習(xi) ，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邪？總之，法令不更，錮習(xi) 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

按：以李澤厚先生橫加指斥的所謂“反動派”代表張之洞先生為(wei) 例，其與(yu) 所謂“改良派”康有為(wei) 、梁啟超二位先生等人，並非無大關(guan) 聯，對於(yu) 早期康氏之強學會(hui) 與(yu) 後期梁氏之《時務報》而言，南皮是主要的財務資助者。康梁變法失敗流亡之後，南皮著《勸學篇》一文中“西藝非要，西政為(wei) 要”的觀點，與(yu) 政務電文中“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異”的觀點，即使是放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今天，也已是極為(wei) “激進”和大膽的公開性政治言論，然在當時，朝野並不以為(wei) 忤逆，此何“頑固”、“反動”之有耶？其“立憲本義(yi) 在於(yu) 補救專(zhuan) 製之偏”，實際上已經明確指出了清廷政治之專(zhuan) 製特性與(yu) 變法改革之必要性。另以《德宗實錄》所載之“上諭”觀之，在當時清廷高層的政治考量與(yu) 變法意願中，已經開始重視“西學之本源”，而非僅(jin) 僅(jin) 學習(xi) “西藝之皮毛”。若觀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事，更可知當時人心之所向，在上居位者與(yu) 廣大士紳言變法與(yu) 立憲，已成風尚矣。

經曆過十年“文革”的中國大陸學者，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謂“思想解放”運動中，都會(hui) 有一種至少是“心照不宣”的對極“左”意識形態的反感甚至批判，然而在具體(ti) 的研究工作中，他們(men) 又不可能完全擺脫極“左”意識形態的束縛與(yu) 影響，這一點在李澤厚先生論述晚清政治與(yu) 學術的時候，即有明顯之體(ti) 現。

具體(ti) 而言，其一，以極“左”意識形態之荒唐悖理，新派浪漫文人們(men) 套用列寧主義(yi) 、斯大林主義(yi) 之階級鬥爭(zheng) 分析法與(yu) 第三國際之“五段論”曆史分期法來研究晚清思潮，顯然並不合適。其二，以晚清變局之錯綜複雜，與(yu) 中國曆史之自身特性有關(guan) ，新派浪漫文人們(men) 在對於(yu) 本國通史與(yu) 學術思想史並無堅實學業(ye) 基礎的前提下，若討論晚清變局，必然以“貼標簽”、“喊口號”、“鬧打倒”的“大批判”形式來製造新的思想混亂(luan) 。

就晚清政局之存亡治亂(luan) 而言，所謂真正的“頑固派”姑且不論，清廷上層人士在後期多有“不變法不足以救今”之觀念，即使在愛新覺羅家族之皇親(qin) 貴戚之中，持此種觀念者，亦不乏其人。當時多數人士所爭(zheng) 者，主要在變法之理念、措施與(yu) 步驟，而不在於(yu) 是否變法。然而，與(yu) 史事不符的是，李澤厚先生在評價(jia) 思想史人物時，有一個(ge) 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即“凡持論越激進者，其政治越正確”，按照這一原則，康、梁前期之思想激進，而後期之思想則不夠激進，這就意味著政治上的不夠正確，故有“改良派”後期之所謂“墮落”，然激進之論是否悖理而乖張，是否不切實際，是否會(hui) 激發破壞性極大的民粹政治浪潮，則不在李澤厚先生那種以浪漫文藝想像而代替嚴(yan) 謹學術研究的思維版圖之內(nei) 。

正所謂“其表在政、其裏在學”（語出《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勸學篇》），在晚清政局存亡治亂(luan) 的表象之下，是學術思想之暗流湧動，龔定庵先生身處道鹹之世，所發“從(cong) 君燒盡‘蟲魚學’，甘做東(dong) 京‘賣餅家’”一語，即已道出端倪。李澤厚先生論晚清思潮，首先是昧於(yu) 當時之政，其次是昧於(yu) 當時之學。他在昧於(yu) 史實與(yu) 學術的前提下，隻能大體(ti) 上套用極“左”翼曆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等人的理論思路與(yu) 寫(xie) 作套路，甚至遣詞、造句與(yu) 行文，都有幾分相似（由此可見侯外廬先生等人對李澤厚先生的巨大影響，此點即使是對於(yu) 前輩學術掌故不太熟悉的年輕學者亦能從(cong) 文本比較中看出），進而沉浸在極“左”意識形態對於(yu) 近現代中國曆史的單一敘事模式當中，而始終不能自拔。

陳壽《三國誌》卷二十三《裴潛傳(chuan) 》之裴鬆之注引《魏略》雲(yun) ：

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wei) “太官”，而謂《公羊》為(wei) “賣餅家”。

龔自珍《定庵集外未刻詩》載《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之六雲(yun) ：

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cong) 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dong) 京“賣餅家”。（就劉申受問《公羊》家言。）

陳寅恪《寒柳堂集》載《寒柳堂記夢未定稿》雲(yun) ：

範肯堂撰先祖墓誌銘，謂先祖喜康有為(wei) 之才，而不喜其學也。康南海挽先祖詩雲(yun) ：“公笑吾經學，公羊同賣餅”者，可證也。

張蔭麟《素癡集》載《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雲(yun) ：

“經學”之地位，與(yu) 哲學之在歐洲曆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hui) 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hui) 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

按：自清代道鹹之世以來，新派今文公羊家言的“異軍(jun) 突起”，既為(wei) 學術思想之一大事，又為(wei) 政治上之一大事。後人研究晚清學術之變，雖不可不重視“西力東(dong) 侵”與(yu) “西學東(dong) 漸”之影響，然亦當先從(cong) 中國學術自身之源流脈絡論起。素癡先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所言，可謂兼知中西也。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先生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經史之學尚未有深造，對於(yu) 清代學術思想史當然也未能深入了解和研究，故習(xi) 慣性地沿用極“左”意識形態的單一近代史敘述模式，而論清季民初學術思想之變革，其結果不僅(jin) 無異於(yu) “隔靴搔癢”，而且又延續了“五四”時代以來的思想混亂(luan) ，並貽誤新一代的青年學子。

《寒柳堂集》載《朱延豐(feng) 〈突厥通考〉序》一文雲(yun) ：

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wei) 改製疑古，流風所披，與(yu) 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連係。此稍習(xi) 國聞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較為(wei) 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

《寒柳堂集》載《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chuan) 〉書(shu) 後》一文雲(yun) ：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鹹豐(feng) 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ju) ，居京師。親(qin) 見圓明園幹宵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jun) 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極相傾(qing) 服，許為(wei) 孤忠閎識。先君亦從(cong) 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wei) 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hui) 孔子改製以言變法。其與(yu) 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yi) 烏(wu) 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wei) 然。據是可知餘(yu) 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按：以陳寅恪先生舊學根柢之深厚，加以家世因緣之故，能夠比較清晰地區分清季兩(liang) 種變法思想之派別，一為(wei) 康有為(wei) 等人“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hui) 孔子改製以言變法”，一為(wei) 郭嵩燾、張之洞、陳寶箴等人“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其論與(yu) 牽強附會(hui) 地套用列寧主義(yi) 、斯大林主義(yi) 之階級鬥爭(zheng) 分析法及第三國際之“五段論”曆史分期法以研究晚清思潮的李澤厚先生之論，可謂判若雲(yun) 泥也。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勸學篇》內(nei) 篇之《宗經第五》雲(yun) ：

群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師誤解。漢興(xing) 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yu) 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wei) 尤甚。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wei) 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yu) 波，實有不宜於(yu) 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喜也。

又雲(yun) ：

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shu) 、佛書(shu) 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雲(yun) ：

道鹹以來說經專(zhuan) 重微言，而大義(yi) 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弊無窮。

《翼教叢(cong) 編》卷一載朱一新《答康有為(wei) 第三書(shu) 》雲(yun) ：

竊恐詆訐古文之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於(yu) 疑聖，其效可睹也。

葉德輝《郋園論學書(shu) 劄》之《與(yu) 邵陽石醉六書(shu) 》雲(yun) ：

大抵《公羊》之學便於(yu) 空疏。……近世所謂微言大義(yi) 之說者，亦正蹈斯病。……家無藏書(shu) ，而欲使海內(nei) 學人同安於(yu) 固陋；生已盜名，而欲使天下後世共趨於(yu) 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既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ju) 國若狂，不可收拾。蟻孔潰河，溜穴傾(qing) 山，能毋懼歟！……援儒入墨，則將買(mai) 櫝而還珠。《公羊》之學，以之治經，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更啟人悖逆之萌。……其書(shu) 空言改製，有害於(yu) 道。

劉師培《左庵外集》卷五《論孔子無改製之事》雲(yun) ：

若如近儒之說，則是《六經》之中僅(jin) 取《春秋》，而《春秋》三傳(chuan) 僅(jin) 取《公羊》，凡《六經》之大義(yi) ，均視為(wei) 《公羊》之節目。昔公孫祿謂劉歆顛倒《五經》，今即近儒之學觀之，真可謂顛倒《五經》者矣。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冊(ce) 《中國史學名著》之《章實齋〈文史通義(yi) 〉》雲(yun) ：

到康有為(wei) 的《孔子改製考》、《新學偽(wei) 經考》，真是一派胡言。既非經學，亦非史學。既非心性義(yi) 理，又無當於(yu) 治平實跡。即論考據，亦是偽(wei) 襲考據之貌，無當考據之實。乾嘉以來之考據學，至此也複之掃地以盡。

按：當清之末季，即有人言當時公羊之學“便於(yu) 空疏”，況其後世之末流遷變乎？新會(hui) 梁氏自知自身之學風，有“粗率淺薄”、“淩亂(luan) 膚淺”之病，若“改之不勇”，恐將“生心害政”，殊不知繼之而起的“五四”時代“《新青年》派”文人如懷寧陳氏、績溪胡氏與(yu) 會(hui) 稽周氏等人之學術根柢，較之於(yu) 清季南海康氏與(yu) 新會(hui) 梁氏等人，則遠遠不如，若論“生心害政”，則必不可免也。李澤厚先生對於(yu) “《新青年》派”文人的極力推崇，源於(yu) 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的陌生，故隻能以新派“浪漫文藝青年”之口吻，對其盲目謳歌讚美，因隻見其一時掀起之“驚濤駭浪”，而看不到“《新青年》派”文人在學術上的空疏淺妄。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四十四上《亡友夏穗卿先生》雲(yun) ：

簡單說，我們(men) 當時認為(wei) ：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後要不得，所以專(zhuan) 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shu) ，隻好拿幾部教會(hui) 的譯書(shu) 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men) 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men) 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章雲(yun) ：

然啟超與(yu) 正統派因緣較深，時時不慊於(yu) 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同，有為(wei) 、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wei) 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ye) 不昌，而轉成為(wei) 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六章雲(yun) ：

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yu) 有罪焉。……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又雲(yun) ：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啟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為(wei) 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ye) 。識者謂啟超若能永遠絕意政治，且裁斂其學問欲，專(zhuan) 精於(yu) 一二點，則於(yu) 將來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貢獻，否則亦適成為(wei) 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而已。

《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九章雲(yun) ：

光、宣之交，隻能謂為(wei) 清學衰落期，並新思想啟蒙之名，亦未敢輕許也。

《清代學術概論》之“結語”雲(yun) ：

將現在學風與(yu) 前輩學風相比照，令吾曹可以發現自己種種缺點。知現代學問上籠統影響淩亂(luan) 膚淺等等惡現象，實我輩所造成。此等現象，非徹底改造，則學問永無獨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於(yu) 學問社會(hui) 以外。吾輩欲為(wei) 將來之學術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鑒前代得失以自策厲。

《嚴(yan) 複集》第三冊(ce) 之《與(yu) 熊純如書(shu) 》第三十封雲(yun) ：

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wei) 不少矣。而海內(nei) 所奉為(wei) 導師，以為(wei) 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zhong) 人視之，則以為(wei) 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wei) 禍魁。

按：也許是出於(yu) 一種審慎的自我學術反思態度，作為(wei) 晚清思潮極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shu) 中陳述其早年之讀書(shu) 治學曆程，自認為(wei) “粗率淺薄”、“奇怪而幼稚”，並未將光、宣之交新派人士標榜之“新學”輕許為(wei) 所謂“新思想啟蒙”，而且並不像後來的幾代浪漫文學青年那樣，擁有越來越強烈的“理論自信”。梁啟超先生的自我反省，與(yu) 清季民初的飽學老成之士們(men) 對於(yu) 康、梁、譚乃至“《新青年》派”文人群體(ti) 的學術批判，李澤厚先生恐怕要麽(me) 聞所未聞，要麽(me) 視而不見，隻是盲目推重從(cong) 晚清康、梁、譚到民初“《新青年》派”這一單一路徑的所謂“新思想啟蒙”，並秉承“凡持論越激進者，其政治越正確”的思想史人物評價(jia) 原則，其論顯然並不可取。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載《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雲(yun) ：

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如此激烈否定傳(chuan) 統、追求全盤西化，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也是極為(wei) 少見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ge) 運動就其實質說，至少在其發展初期，卻又隻是上一階段譚嗣同、嚴(yan) 複、梁啟超的曆史工作的繼續。譚嗣同對封建綱常的沉痛攻擊，嚴(yan) 複於(yu) 中西文化的尖銳對比，梁啟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學”（西方資本主義(yi) 文化）反“中學”（中國封建傳(chuan) 統文化）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與(yu) 他們(men) 並無根本的不同，甚至在形式主張上也相當接近或相似。

……當然，量變為(wei) 質。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要求和主張的徹底性與(yu) 全麵性，為(wei) 譚、嚴(yan) 、梁階段所不可比擬。它以與(yu) 傳(chuan) 統徹底決(jue) 裂的激烈新姿態和新方式，帶來了新的性質。而它之所以能在當時作為(wei) 一個(ge) “運動”而興(xing) 起，獲得廣泛的注意和傳(chuan) 播，則又是特定曆史環境的具體(ti) 產(chan) 物。

按：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十九世紀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研究》一文後，李澤厚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中論述譚、嚴(yan) 、梁時，又習(xi) 慣性地樹立了一個(ge) 簡便、粗暴與(yu) 極端的二元思想對立模型，即“西學”（西方資本主義(yi) 文化）與(yu) “中學”（中國封建傳(chuan) 統文化）之對立，蓋以為(wei) 譚、嚴(yan) 、梁三人主張前者，而繼起之“新文化運動”則主張前者更甚，在“啟蒙要求和主張”上也更為(wei) 激烈，更具“徹底性與(yu) 全麵性”，這正體(ti) 現了上文所述李澤厚先生慣有之思想史人物評價(jia) 方式：“凡持論越激進者，其政治越正確。”實際上，這種“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的激進政治言說，必然伴隨著一浪高過一浪的激進暴力革命，並且在十年“文革”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作為(wei) 一位批判“文革”甚至宣稱要“告別革命”的學者，李澤厚先生隻知其果，而不知其因，甚至盲目讚美其因，這就是一個(ge) 大批現代“啟蒙主義(yi) ”者同樣存在且難以解開的嚴(yan) 重思想症結。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載《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又雲(yun) ：

辛亥之後，盡管並沒有多少真實的進步，但曆史畢竟翻開了新頁。皇帝沒有了，“學而優(you) 則仕”的舊封建路途不再那麽(me) 正規，但政局一塌糊塗，思想異常混亂(luan) ，控製相對放鬆，意識形態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麵，舊的體(ti) 製、規範、觀念、風習(xi) 、信仰、道路……，都由於(yu) 皇權崩潰，開始或毀壞或動搖或日益腐爛；另方麵，正因為(wei) 此，強大的保守頑固勢力便不斷掀起尊孔讀經、宣揚複辟的浪潮，想牽引局麵恢複或倒退到“前清”時代去。對知識者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一代來說，國家和個(ge) 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別無可說。

上一代革命者的熱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圍繞在孫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從(cong) 心、效果不大的政治、軍(jun) 事鬥爭(zheng) 外，很大一批消沉下來。範愛農(nong) 、呂緯甫、魏連芟……是魯迅塑造的這種典型形象，具有很深刻的代表性。連魯迅本人也沉默幾乎十年，以讀佛經、拓碑刻、抄嵇康來排遣時日。正是在這萬(wan) 馬齊喑、悶得透不出氣來的黑暗王國裏，陳獨秀率先喊出了民主與(yu) 科學。

又雲(yun) ：

即要改變中國的麵貌，以前的變法、革命都不行，必須首先要“多數國民”產(chan) 生與(yu) “儒者三綱之說”的傳(chuan) 統觀念相決(jue) 裂，轉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的“最後覺悟之覺悟”，才有可能。從(cong) 而，主張徹底扔棄固有傳(chuan) 統、全盤輸入西方文化，便成為(wei) 新文化運動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稱之為(wei) “全盤性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所以，與(yu) 上一階段譚、嚴(yan) 、梁相比較，不但其反傳(chuan) 統文化的徹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時先進的知識者整個(ge) 興(xing) 奮的焦點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

又雲(yun) ：

以西方的個(ge) 人主義(yi) 來取代中國傳(chuan) 統的封建集體(ti) 主義(yi) ，就是陳獨秀一九一六年來開始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按：在李澤厚先生所謂“啟蒙”壓倒“救亡”的敘事模式中，顯然將“五四”時代“《新青年》派”的陳獨秀先生等人當作“啟蒙”運動中最為(wei) “思想先進、政治正確”的代表，又認為(wei) 曆史進程中後來的“救亡”運動壓倒了“啟蒙”運動，或者說偏離了陳獨秀先生等人的“思想先進、政治正確”。這樣一來，李澤厚先生便造就了一係列的理論漏洞，極度隔膜了曆史的實情。

李澤厚先生在將陳獨秀先生等人當作“啟蒙”運動中最為(wei) “思想先進、政治正確”之代表的同時，繼續習(xi) 慣性地樹立簡便、粗暴與(yu) 極端的二元思想對立模型，即“西方的個(ge) 人主義(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封建集體(ti) 主義(yi) ”之對立，這樣就承接了他前文敘述譚、嚴(yan) 、梁、嚴(yan) 四人時所說的“西學”（西方資本主義(yi) 文化）與(yu) “中學”（中國封建傳(chuan) 統文化）之對立模型。

將“西學”簡單籠統地定義(yi) 為(wei) “西方的個(ge) 人主義(yi) ”，將“中學”簡單籠統地定義(yi) 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封建集體(ti) 主義(yi) ”，並強調其截然的對立，李澤厚先生的這種態度與(yu) 其說是出於(yu) 偷懶，不如說是出於(yu) 無知。西方現代工商業(ye) 文明的要點，是以公司企業(ye) 的組織行為(wei) 開展現代化大生產(chan) 所需要的跨地區跨國分工協作乃至競爭(zheng) ；西方現代政治文明的要點，是各個(ge) 國家之間在地緣政治層麵上展開的博弈與(yu) 各個(ge) 國家內(nei) 部的各種社會(hui) 團體(ti) 、組織與(yu) 階層在權利訴求基礎上展開的博弈，而在西方中世紀，廣大民眾(zhong) 是在封建領主與(yu) 宗教教會(hui) 的統治下形成了各種共同體(ti) 。易言之，西學非不講集體(ti) ，中學非不講個(ge) 人，將“西學”與(yu) “中學”用“個(ge) 人主義(yi) ”與(yu) “封建集體(ti) 主義(yi) ”這種概念不明、內(nei) 涵不清的名詞來“貼標簽”，並作出對立性的區分和排他性的選擇，隻能意味著“無學”。

再以張之洞先生這樣的晚清改革派高官為(wei) 例，雖然被後來的李澤厚先生稱之為(wei) “反動派”，但他當年主張士子一半時間讀中國書(shu) ，一半時間讀外國書(shu) ，在學習(xi) 西方時，政治製度最為(wei) 重要，科技乃次之，而在西方的政治製度當中，最善者又為(wei) “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與(yu) “刑獄立法”，這就說明，南皮先生對於(yu) 西學的推崇，是取乎代議製民主與(yu) 法治建設之路徑，而“五四”時代的陳獨秀先生對於(yu) 西學，則是取乎必然導致暴民政治的法國雅各賓派與(yu) 俄國蘇維埃派之路徑，《新青年》雜誌封麵的中法兩(liang) 種文字刊名，即為(wei) 明證之一。雖然陳獨秀先生到了晚年，對此略有醒悟與(yu) 反思，但已覆水難收，他已經被自己及其“《新青年》派”同儕(chai) 們(men) 掀起的狂熱時代浪潮拋諸其後矣。

在清季民初，“先器識而後文藝”的士大夫類型的學者們(men) ，並沒有盲目拒斥西學，而是在深厚的舊學根柢上展開“中西會(hui) 通”，而陳獨秀先生一類浪漫文藝風格的文人們(men) ，雖有文藝才情，卻不通中西學術，他們(men) 基於(yu) 浪漫文藝想象而鼓吹的政治言說，必然在現實中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這種災難性的後果，李澤厚先生認為(wei) 是“救亡壓倒啟蒙”造成的，而無視“啟蒙者”自身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否定其果，而稱美其因，正體(ti) 現了他在邏輯上的不能自洽。

《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一百〇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一敘雲(yun) ：

《禦製數理精蘊》諸書(shu) ，妙契天元，精研化本，於(yu) 中西兩(liang) 法權衡歸一。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贈談階平序》雲(yun) ：

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為(wei) 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為(wei) 儒者。……然有願焉，則以為(wei) 歐邏巴之俗，能遵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為(wei) 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yu) 歐邏巴原不相遠也。其為(wei) 彼之所創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wu) 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億(yi) 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

按：就明清兩(liang) 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而言，有明季清初中朝士大夫與(yu) 西洋傳(chuan) 教士的密切學術交流，有清康熙朝《禦製數理精蘊》中的“中西兩(liang) 法權衡歸一”，有乾隆朝《四庫全書(shu) 》對於(yu) 若幹西洋科學著作的收錄，有三朝閣老阮元先生為(wei) 數十位西洋科學家作傳(chuan) ，有乾嘉大儒錢大昕先生之表彰西洋科學家而倡“儒者知數之學”，有李善蘭(lan) 、華蘅芳二位先生這樣“絕學合中西”的大數學家的出現，有清嘉道二朝龔自珍先生所言之“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有晚清郭嵩燾、陳寶箴、張之洞等諸位學者兼高官的“頌美西法”、言“西政之善”，有五大臣使團出洋考察各國憲政，有清光緒朝“上諭”中對於(yu) “西學之本源”的重視，有清季民初大量西洋科技的譯介與(yu) 傳(chuan) 播，“西學東(dong) 漸”與(yu) “中西會(hui) 通”實際上在數百年中從(cong) 未完全中斷，隻不過是在清季的洋務運動與(yu) 立憲運動中達到了一個(ge) 高峰，並在民國時代全麵展開。李澤厚先生幾乎無視數百年間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龐大內(nei) 容，反而重點推崇從(cong) 康、梁、譚、嚴(yan) 等人到“《新青年》派”的中西文化之論，並讚美他們(men) 以“西學”反“中學”的所謂“啟蒙運動”，甚至宣稱陳獨秀先生“率先喊出了民主與(yu) 科學”，這種缺乏基礎曆史知識的思想史論，基本上屬於(yu) 無稽之談。如果從(cong) 正常的學術思想史研究出發，人們(men) 並不能從(cong) 康、梁、譚、嚴(yan) 等人的著述中得到其以“西學”反“中學”這種籠統性的結論，至於(yu) “《新青年》派”的新派文人們(men) ，西學與(yu) 中學皆無深造，與(yu) 其說是以“西”反“中”，倒不如說是更接近於(yu) “蔑禮法而崇放達”之魏晉名士與(yu) “赤手搏龍蛇”之明季王學末流狂禪一派的現代極度誇張版本，陳寅恪先生所言“明清放浪才人”的比喻，可能更適合形容和評價(jia) 他們(men) 。

陳獨秀《獨秀文存》卷一《東(dong) 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雲(yun) ：

五方風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異。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種言，略分黃白，以地理言，略分東(dong) 西西洋。東(dong) 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係，若南北之不相並，水火之不相容也，請言其大者：……。

《獨秀文存》卷一《吾人最後之覺悟》雲(yun) ：

歐洲輸入之文化，與(yu) 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liang) 種文化相觸接相衝(chong) 突者，蓋十居八九。

按：陳獨秀先生言所謂中西文化之比較，乃一時之政論，而非真正之論史，或者說是以政論而為(wei) 史論，此即南海康氏此前“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的延續，此種類型之政論，在“五四”前後風靡一時，其時代背景，是“西力東(dong) 侵”、“西學東(dong) 漸”與(yu) 國難當頭；此種類型之政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再次風靡，其時代背景，則是“文革”結束、“思想解放”與(yu) 國門再開。若論其本質，則在於(yu) 發言出乎形勢之感召與(yu) 文學之想象，而非學理之分析。此種類型之政論，對於(yu) 百年來廢讀經史背景下的新派“浪漫文藝青年”而言，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與(yu) 煽動性，李澤厚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載《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又雲(yun) ：

五四時期啟蒙與(yu) 救亡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麵並沒有延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鬥爭(zheng) ，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麵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

……所有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ge) 體(ti) 尊嚴(yan) 、個(ge) 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國家獨立富強，人民吃飽穿暖，不再受外國侵略者的欺壓侮辱，這個(ge) 頭號主旋律總是那樣地刺激人心，縈繞人耳，使五四前後所謂“從(cong) 宇宙觀到人生觀，從(cong) 個(ge) 人理想到人類的未來”這種種啟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煩惱，使所謂“從(cong) 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hui) 改造問題；從(cong) 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改造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xing) 起，縈繞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hui) 思想”，都很快地被擱置在一旁，已經沒有閑暇沒有工夫來仔細思考、研究、討論它們(men) 了。五卅運動、北伐戰爭(zheng) ，然後是十年內(nei) 戰、抗日戰爭(zheng) ，好幾代知識青年紛紛投入這個(ge) 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愛國而革命這條道路上貢獻出自己，並且長期是處在軍(jun) 事鬥爭(zheng) 和戰爭(zheng) 形勢下。

按：自清季民初以來，各種派別的政治思潮興(xing) 起，往往都伴隨相應的政治實踐，或者說思想影響於(yu) 政治。在所謂“救亡的革命潮流”當中，無時不有所謂“啟蒙”思潮之參與(yu) ，並有著執著於(yu) 不同理念的各種團體(ti) 之間的激烈思想爭(zheng) 鬥甚至是武裝爭(zheng) 鬥，李澤厚先生將“啟蒙”與(yu) “救亡”做出概念形式上的嚴(yan) 格區分，顯然有違於(yu) 曆史的實情。

陳伯達《論新啟蒙運動》（載《新世紀》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一文雲(yun) ：

我們(men) 的新啟蒙運動，是當前文化上的救亡運動，也即是繼續戊戌以來啟蒙運動的事業(ye) 。我們(men) 的新啟蒙運動是五四以來更廣闊，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五四時代的口號，如“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的口號，仍為(wei) 我們(men) 的新啟蒙運動所接受，而同時需要新酒裝進舊瓶，特別是要多麵地具體(ti) 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運動相聯結。這些口號的接受，也就是我們(men) 和五四時代的人物合作的要點。

按：極“左”翼政治勢力在其所謂“救亡運動”中，對於(yu) “五四”時代“《新青年》派”陳、胡、魯等人的激進主張，有著更為(wei) 激進化的延續。實際上，在陳獨秀先生創辦《新青年》雜誌後，沒幾年其本人就有了更為(wei) 激進的“以俄為(wei) 師”的極“左”政治主張。所以說，曆史發展的真實進程，並非如李澤厚先生所言之“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新青年》派”的所謂“啟蒙”一直是在“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加厲”的狀態下得到延續發展，並在“十年”的“文革”當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李澤厚先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即嚴(yan) 厲批判激進革命所帶來的種種嚴(yan) 重後果，後來甚至宣稱要“告別革命”，然而又熱情謳歌其“始作俑者”，也就是掀起了“文學革命”與(yu) “史學革命”的“《新青年》派”浮薄文人群體(ti) ，殊不知種種後果的一個(ge) 重要來源，即在於(yu) 陳獨秀先生等人早年的激進思維與(yu) “以俄為(wei) 師”的極“左”政治主張。這種邏輯上不能自洽的行為(wei) ，說明李澤厚先生未能完全擺脫極“左”派係政治宣傳(chuan) 中的單一近代史敘事模式，並沒有真正進入曆史學與(yu) 政治學研究的學理分析層麵，而是始終沉浸在一種被“五四”時代“《新青年》派”浮薄文人群體(ti) 所激發的浪漫文藝激情當中。

《康有為(wei) 全集》第十集載《以孔教為(wei) 國教配天議》一文雲(yun) ：

新學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維治教之本原，以歐美一日之強也，則溺惑之；以中國今茲(zi) 之弱也，則鄙夷之。溺惑之甚，則於(yu) 歐美弊俗秕政，歐人所棄餘(yu) 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極，則雖中國至德要道，數千年所尊信者，蹂躪之惟恐少有存也。於(yu) 是有疑孔教為(wei) 古舊不切於(yu) 今者，有以為(wei) 迂而不可行者。籲！何其謬也。夫倫(lun) 行或有與(yu) 時輕重之小異，道德豈有新舊、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新學者，竟囂囂然昌言曰：方今當以新道德易就道德也。嗟夫！仁義(yi) 禮智，忠信廉恥，根於(yu) 天性，協於(yu) 人為(wei) ，豈有新舊哉？

《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六章又雲(yun) ：

有為(wei) 雖著此書(shu) ，然秘不以示人，亦從(cong) 不以此義(yi) 教學者，謂今方為(wei) “據亂(luan) ”之世，隻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yu) 洪水猛獸(shou) 。

按：南海康氏，即李澤厚先生所批評的因“思想不夠激進”而“政治不夠正確”者。以今觀之，康有為(wei) 先生之言學論政，雖有大疵，然未必全然不知儒者慎言之理，其舊學之功底，以及對於(yu) 西方政治學理論、政治製度與(yu) 政治思想史之了解把握程度，均遠超“五四”時代“《新青年》派”文人之上，更不用說像李澤厚先生這一類“五四”之後成長起來的“浪漫文藝青年”了。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載《曆史之重要》一文雲(yun) ：

今日有為(wei) 學之弊，不可盲從(cong) 者二端，不可不論。夫講西洋科學，尚有一定之軌範，決(jue) 不能故為(wei) 荒謬之說。其足以亂(luan) 中國者，乃在講哲學講史學，而恣為(wei) 新奇之議論。在昔道家，本君人南麵之術，善用其術，則可致治。漢人之重黃老，其效可見矣。一變而為(wei) 晉人之清談，即好為(wei) 新奇之議論，於(yu) 是社會(hui) 遂有不安之狀。然劉伶之徒，反對禮教，尚是少數。今之哲學，與(yu) 清談何異。講哲學者，又何其多也。清談簡略，哲學詳密，此其貽害，且什百於(yu) 清談。古人有言，“智欲圓而行欲方。”今哲學家之思想打破一切，是為(wei) 智圓而行亦圓，徇己逐物，宜其愈講而愈亂(luan) 矣。餘(yu) 以為(wei) 欲導中國入於(yu) 正軌，要自今日講平易之道始，三十年後，庶幾能收其效。否則推波助瀾，載胥及溺而已。

又雲(yun) ：

今乃有空談之哲學、疑古之史學，皆魔道也。必須掃除此種魔道，而後可與(yu) 言學。

按：太炎先生所斥之言“空談之哲學”者，適之先生等人也；所斥之言“疑古之史學”者，適之、銘堅與(yu) 德潛先生等人也。而當時足以亂(luan) 中國者，正為(wei) 被“五四”之後浪漫文藝青年們(men) 視為(wei) “啟蒙思想”的“空談之哲學”與(yu) “疑古之史學”。至於(yu) 太炎先生矚望“導中國入於(yu) 正軌”之“平易之道”，今日能言之者，依舊鮮見，此誠可為(wei) 長歎息者也！

《杜亞(ya) 泉文存》載《何謂新思想》一文雲(yun) ：

蓋今日之揭櫫新思想者，大率主張推倒一切舊習(xi) 慣，而附之以改造思想、改造生活之門麵語，其對於(yu) 新思想之解答，誠不過如是也。然依此解答，則“思想”二字，實不能成立。……彼等所揭櫫之新思想，實非思想而為(wei) 態度。彼等對於(yu) 向來之生活與(yu) 智識既抱有不滿足不愉快之感情，因而發生推倒一切舊習(xi) 慣之意誌，惟其意誌尚未表示於(yu) 行為(wei) ，僅(jin) 由其所懷抱之感情表示為(wei) 一種之態度，故謂之為(wei) 思想，實不若謂之為(wei) 態度之確當也。

又雲(yun) ：

新思想依據於(yu) 理性，而彼則依據於(yu) 感性；新思想於(yu) 事物或觀念間，附以從(cong) 前未有之關(guan) 係，而彼則於(yu) 事物或觀念間，破其從(cong) 前所有之關(guan) 係。彼之主張，絕不能達其目的，蓋舊習(xi) 慣之破壞，乃新思想成立後自然之結果。新屋既築，舊屋自疲，新衣既製，舊衣自棄。今不務築新屋，製新衣，而惟卷人之茅茨而焚之，剝人之藍縷而裂之，曰：是即予之所謂新屋也，是即予之所謂新衣也，則人安有不起與(yu) 之反抗者？……故以非新非思想而揭櫫為(wei) 思想者，實際上為(wei) 阻遏新思想之最有力者也。吾以為(wei) 今日之主張推倒一切舊習(xi) 慣者，實因其心意中並未發生新思想之故。

按：當年杜亞(ya) 泉先生在主持商務印書(shu) 館與(yu) 《東(dong) 方雜誌》的若幹編輯工作時，積極譯介西學、廣泛傳(chuan) 播新知，尤其重視近現代西方數、理、化、地、生等各門自然科學知識在中國之普及，他在與(yu) 陳獨秀先生等人的辯論中，明確指出其“新文化”的主張，不過是一種“推倒一切舊習(xi) 慣”的“態度”，而並非真正的新思想。而且在杜亞(ya) 泉先生看來，“《新青年》派”文人們(men) 的這種“非新非思想”的激進反傳(chuan) 統“態度”，反而構成了新思想產(chan) 生的巨大阻力。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載《學衡》雜誌第一期）一文雲(yun) ：

其言教育、哲理、文學、美術，號為(wei) “新文化運動”者，甫一啟齒，而弊端叢(cong) 生，惡果立現，為(wei) 有識者所詬病。……所謂提倡“新文化”者，猶以工於(yu) 自飾，巧於(yu) 語言奔走，頗為(wei) 幼稚與(yu) 流俗之人所趨從(cong) 。故特揭其假麵，窺其真相。縷舉(ju) 而條析之，非餘(yu) 好為(wei) 苛論。實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二曰彼等非創造家乃模仿家也。……三曰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近年以來，蒙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國政治外交之險惡，社會(hui) 之腐暗，教育之墮敗，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視。……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界雖略呈活潑氣象，而教育根本已斫喪(sang) 不少。……故今日學生，或為(wei) 政客利用，或啟無敵之釁，神聖學校，幾為(wei) 萬(wan) 惡之府矣。然則當世所謂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群眾(zhong) 心理，人性弱點，與(yu) 幼稚智識之淺薄，情感之強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瀉水，以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而已。”……彼等據教育要津，一言之出，舉(ju) 國響應，乃不顧是非利害，不計將來之效果，信口誑言，以全國天真爛漫之少年，為(wei) 其試驗品，為(wei) 其功利名譽之代價(jia) ，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為(wei) “應時勢之需要”一語……惟言說之士，以其主義(yi) 禍人，無法律以繩之，隻有輿論與(yu) 良心問題而已。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載《學衡》雜誌第四期）一文雲(yun) ：

近年國內(nei) 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wei) 詭激，專(zhuan) 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yu) 古今東(dong) 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曆史之實跡，典章製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yu) 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

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wei) 糟粕為(wei) 毒鳩者，舉(ju) 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ti) 。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ti) 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chuan) 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wei) 惟一之泰山北鬥，不暇審辨，無從(cong) 抉擇，盡成盲從(cong) ，實大可衰矣。

惟若吾國上下，果能認真研究西洋學問，則西學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謬誤偏淺，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慮者，今中國適當存亡絕續之交，憂患危疑之際，苟一國之人皆醉心於(yu) 大同之幻夢，不更為(wei) 保國保種之計，沉溺於(yu) 淫汙之小說，棄德慧智術於(yu) 不顧。

又國粹喪(sang) 失，則異世之後不能還複；文章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凡百改革建設皆不能收效。譬猶久病之人，專(zhuan) 信庸醫，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有菽粟，更有參餌。父母兄弟苟愛此人，焉能坐視不救？

此其關(guan) 係甚大，非僅(jin) 一人之私好、學理之空談。故吾今欲指駁新文化運動之缺失謬誤，以求改良補救之方。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又雲(yun) ：

所謂新者，多係舊者改頭換麵，重出再見。常人以為(wei) 新，識者不以為(wei) 新也。俗語雲(yun) :“少見多怪。”故凡論學應辨是非精粗，論人應辨善惡短長，論事應辨利害得失，以此類推，而不應拘泥於(yu) 新舊。

舊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則尤不可。且夫新舊乃對待之稱，昨以為(wei) 新，今日則舊。舊有之物，增之損之，修之琢之，改之補之，乃成新器。舉(ju) 凡典章文物、理論學術，均就已有者，層層改變遞嬗而為(wei) 新，未有無因而至者，故若不知舊物則決(jue) 不能言新。

凡論學論事，當究其終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過去以測未來。人能記憶既往而利用之，禽獸(shou) 則不能。故人有曆史，而禽獸(shou) 無曆史。禽獸(shou) 不知有新，亦不知有舊也。更以學問言之，物質科學以積累而成，故其發達也，循直線以進，愈久愈詳，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學如曆史、政治、文章、美術等，則或係於(yu) 社會(hui) 之實境，或由於(yu) 個(ge) 人之天才。其發達也，無一定之軌轍。故後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因之若論人事之學，則尤當分別研究，不能以新奪理也。

總之，學問之道，應博極群書(shu) ，並覽古今，夫然後始能通底徹悟。比較異同，如隻見一端，何從(cong) 辯正。勢必以己意為(wei) 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僅(jin) 新稱，遂不免黨(dang) 同伐異之見。則其所謂新者，何足重哉，而況又未必新耶？

語雲(yun) ：“城中好高鬢，四方高一尺。”當群俗喜新之時，雖非新者亦趨時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偽(wei) 之辨焉。今新文化運動其於(yu) 西洋之文明之學問，殊未深究，但取一時一家之說，以相號召。故既不免舛誤迷離，而尤不足當新之名也。

按：民初留美歸來之梅光迪與(yu) 吳宓二位先生，在當年即已深刻揭露了“《新青年》派”浮薄文人群體(ti) 所謂“新思想”之偽(wei) 麵，時至今日，其言尤未過時！在梅光迪與(yu) 吳宓二位先生看來，“《新青年》派”文人所鼓噪之“西學”，反而構成了國人引進與(yu) 吸收西洋學術的巨大阻力。值得深思的是，“《學衡》派”學者當年這些清醒而理性的聲音，反而淹沒在時代的“怒濤震海”之中，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才逐漸有少數有識之士留意關(guan) 注他們(men) 。

林毓生《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yu) 後果》載《質疑三則》一文雲(yun) ：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對啟蒙的理解是非常狹隘的。他們(men) 幾乎是完全認為(wei) 法國式的啟蒙運動就是啟蒙運動，根本對於(yu) 蘇格蘭(lan) 啟蒙運動無所顧及或無所了解。

按：海外學者林毓生先生對於(yu) “啟蒙”與(yu) “啟蒙主義(yi) ”的概念，是抱著同情甚至是支持的態度。在此前提下，林毓生先生雖然不是研究中國傳(chuan) 統學問方麵的專(zhuan) 家，然其在西洋追隨名師所受之學術訓練，亦足以使其得到“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對“啟蒙”的理解“非常狹隘”這一觀點。當然，這裏所說的“知識分子”，如果是專(zhuan) 指“《新青年》派”一類的激進文人們(men) ，那麽(me) 林毓生先生的觀點也就更接近於(yu) 準確。同時，林毓生先生的觀點也暴露了一個(ge) 問題，那就是如果從(cong) 正麵與(yu) 積極的意義(yi) 上去理解“啟蒙”與(yu) “啟蒙主義(yi) ”的概念，那麽(me) 他把“《新青年》派”文人當作“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主要成分，也就意味著無視了當年許多倡導變革而又保持著清醒理性的頭腦並且學植深厚的知識分子。

周德偉(wei) 《落筆驚風雨》第十二章雲(yun) ：

五四運動後號稱覺醒時代，實則自陳獨秀、吳虞、吳稚暉倡為(wei) 打倒孔家店說後，過去的文化遺產(chan) ，已盡失其信用。……胡適之當時被崇為(wei) 思想家，實則彼毫無獨立之思想，僅(jin) 為(wei) 乾嘉時代考證諸子之續。如此何能滿足知識青年一貫解釋事象之欲望，而青年心靈又如一張白紙，一無所有。如是四千年之文化遺產(chan) 喪(sang) 失無餘(yu) ，如是唯物主義(yi) 及曆史辯證法乘虛而入，掌握了青年之心靈。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冊(ce) 《中國史學名著》之《章實齋〈文史通義(yi) 〉》雲(yun) ：

民初以來之學術界，則大抵沿襲晚清，以今文學家末流氣焰，而借乾嘉時代之考據訓詁為(wei) 掩護。其距離儒學大統更遠，而猖狂妄言則較康氏更甚。

按：以賓四先生舊學功底之深厚，而能一眼望穿“猖狂妄言則較康氏更甚”的適之先生等人之不良學風。子若先生因其早慧之原因，又與(yu) 其在西洋曾追隨名師接受學術訓練有關(guan) ，故對於(yu) “五四”之後的“青年心靈”之轉變曆程，有著極精辟極準確的見解，同時亦能看出適之先生“毫無獨立之思想”，隻是子若先生之舊學功底尚不及賓四先生，故未能洞悉適之先生等人“借乾嘉時代之考據訓詁為(wei) 掩護”而“猖狂妄言”的本質。

範曄《後漢書(shu) 》卷七十九上《儒林列傳(chuan) 》雲(yun) ：

本初元年，梁太後詔曰：“大將軍(jun)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yu) 鄉(xiang) 射月一饗會(hui) 之，以此為(wei) 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wan) 餘(yu) 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陳壽《三國誌》卷十四《魏書(shu) 》十四《董昭傳(chuan) 》雲(yun) ：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wei) 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luan) 治，敗俗傷(shang) 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wei) 本，專(zhuan) 更以交遊為(wei) 業(ye) ；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wei) 首，乃以趨勢遊利為(wei) 先。合黨(dang) 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wei) 罰戮，用黨(dang) 譽為(wei) 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wei) 作瑕釁。……”

幹寶《晉紀總論》雲(yun) ：

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xiang) 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wei) 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wei) 辯，而賤名儉(jian) ；行身者以放濁為(wei) 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wei) 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wei) 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鹹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nei) 。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雲(yun) ：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每嚐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ti) ，標舉(ju) 興(xing) 會(hui) ，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yu) 持操，果於(yu) 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誌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

《晉書(shu) 》卷四十三《王衍傳(chuan) 》雲(yun) ：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wei) ：“天地萬(wan) 物皆以無為(wei) 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wan) 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wei) 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wei) 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qing) 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wei) 事。每捉玉柄麈尾，與(yu) 手同色。義(yi) 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ju) 登朝，皆以為(wei) 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wei) 太傅軍(jun) 司。及越薨，眾(zhong) 共推為(wei) 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yu) 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ju) 軍(jun) 為(wei) 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yu) 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wei) 陳禍敗之由，雲(yun) 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yu) 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yu) 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dang) 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嚐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wei) 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晉書(shu) 》卷九十一《儒林列傳(chuan) 》雲(yun) ：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yu) 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裏之典經，習(xi) 正始之餘(yu) 論，指禮法為(wei) 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wei) 長歎息者矣。

姚思廉《陳書(shu) 》卷六《陳後主本紀》雲(yun) ：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yi) 之本，偏尚淫麗(li) 之文，徒長澆偽(wei) 之風，無救亂(luan) 亡之禍矣。”

《隋書(shu) 》卷六十六《李諤傳(chuan) 》雲(yun) ：

諤又以屬文之家，體(ti) 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yu) 是上書(shu) 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wei) 訓民之本，《詩》《書(shu) 》《禮》《易》為(wei) 道義(yi) 之門。故能家複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yu) 此。其有上書(shu) 獻賦，製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yi) 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cong) 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複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zheng)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yun) 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zi) 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yu) 是閭裏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複關(guan) 心，何嚐入耳。以傲誕為(wei) 清虛，以緣情為(wei) 勳績，指儒素為(wei) 古拙，用詞賦為(wei) 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luan) ，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wei) 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xing) ，屏黜輕浮，遏止華偽(wei) ，自非懷經抱質，誌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

《隋書(shu) 》卷七十六《文學傳(chuan) 序》雲(yun) ：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zheng) 馳新巧。簡文、湘東(dong) ，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魏徵《群書(shu) 治要序》雲(yun) ：

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群有，競采浮豔之詞，爭(zheng) 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雖辯周萬(wan) 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

吳兢《貞觀政要》卷六雲(yun) ：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至如梁武帝父子，誌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qin) 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cong) ，終日談論苦空，未嚐以軍(jun) 國典章為(wei) 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shu) 郎已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yu) 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江陵，為(wei) 萬(wan) 紐於(yu) 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衣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縶。庾信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雲(yun) ：‘宰衡以幹戈為(wei) 兒(er) 戲，縉紳以清談為(wei) 廟略。’此事亦足為(wei) 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wei) 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三之“貢舉(ju) ”條雲(yun) ：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為(wei) 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文辭俊雅，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wei) 下等，舉(ju) 朝不知所以。及奏聞，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ti) 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懼之，恐後生仿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為(wei) 長安尉，坐贓罪解官，而王公瑾亦無所成。

杜佑《通典》卷十七《選舉(ju) 五》雲(yun) ：

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製，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能，以請讬奔馳為(wei) 務，上疏曰：

“……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衹重門資，獎為(wei) 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yi) 。梁、陳之間，特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wei) 重，未嚐以修身為(wei) 務。降及隋室，餘(yu) 風尚存，開皇中李諤奏於(yu) 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六《符讀書(shu) 城南詩》雲(yun) ：

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yi) ，況望多名譽。

《舊唐書(shu) 》卷一百九十上《文苑傳(chuan) 上》雲(yun) ：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jian) 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yu) 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yu) 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jian) 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yu) 得令終為(wei) 幸。”果如其言。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十五《論風俗劄子》雲(yun) ：

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為(wei) 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xi) 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chuan) 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wei) 戰國之書(shu) ；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wei) 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chuan) 》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yi) 。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ju) 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眾(zhong) 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

彼老莊棄仁義(yi) 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為(wei) 憂，存亡不以為(wei) 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yu) 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ju) 者以此為(wei) 賢，仕官者以此為(wei) 業(ye) ，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xing) ，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yu) 選士之際用此為(wei) 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複見於(yu) 今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雲(yun) ：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wei) 淫冶謳歌之曲，傳(chuan) 播四方。嚐有《鶴衝(chong) 天》詞雲(yun)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lin) 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黃榦《勉齋集》卷三十六《朝奉大夫華文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雲(yun) ：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chuan) 注誦習(xi) 之煩，以為(wei) 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wei) ，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ce) 僻固陋，自以為(wei) 悟。

《宋史》卷三百四十《劉摯傳(chuan) 》雲(yun) ：

摯嗜書(shu) ，自幼至老，未嚐釋卷。家藏書(shu) 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wei) 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wei) 先，一號為(wei) 文人，無足觀矣。”

《元史》卷八十一《選舉(ju) 誌一》雲(yun) ：

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shu) 省臣奏：“……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zhuan) 尚詞賦，故士習(xi) 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yi) 皆不用，專(zhuan) 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wei) 育材之地，議科舉(ju) 為(wei) 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誌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ju) 人宜以德行為(wei) 首，試藝則以經術為(wei) 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與(yu) 友人論學書(shu) 》雲(yun) ：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wei) 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wei) 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cong) 事於(yu) 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亭林文集》卷三《與(yu) 友人論門人書(shu) 》雲(yun) ：

今之為(wei) 祿利者，其無藉於(yu) 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xi) ，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為(wei) 何語。蓋舉(ju) 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yu) 學也，傳(chuan) 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為(wei) 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ye) 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shu) ，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yu) 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為(wei) 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yu) 語錄之刻，堆幾積案，殆於(yu) “瓦釜雷鳴”，而叩之以二《南》《雅》《頌》之義(yi) ，不能說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之“夫子之言性與(yu) 天道”條雲(yun) ：

劉、石亂(luan) 華，本於(yu) 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yu) 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xi) 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ju) 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肱股惰而萬(wan) 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luan) ，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日知錄》卷十三之“正始”條雲(yun) ：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jun) 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yu) 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wei) 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shu) 》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複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yu) 時，莫不崇敬，以為(wei) 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shu) 》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鹹、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yu) 風。”王微《與(yu) 何偃書(shu) 》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shu) 》言，袁粲言於(yu) 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wei) 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shu) ·儒林傳(chuan) 序》雲(yun) ：“擯闕裏之典經、習(xi) 正始之餘(yu) 論，指禮法為(wei) 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yu) 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wei) 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為(wei) 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yu) 上，教淪於(yu) 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日知錄》卷十八之“《朱子晚年定論》”條雲(yun) ：

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nei) 。嘉靖以後，從(cong) 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yu) 人間。而王尚書(shu) 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xiang) ，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wei) 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chuan) 而為(wei) 顏山農(nong) ，再傳(chuan) 而為(wei) 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chuan) 而為(wei) 何心隱，再傳(chuan) 而為(wei) 李卓吾、陶石簣。昔範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yu) 桀紂，“以為(wei) 一世之患輕，曆代之害重；自喪(sang) 之惡小，迷眾(zhong) 之罪大。”

又雲(yun) ：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yu) 百有餘(yu) 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yu) 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luan) 。”撥亂(luan) 世反之正，豈不在於(yu) 後賢乎！

《日知錄》卷十九之“文人之多”條雲(yun) ：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wei) 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shu) 城南詩》曰：……。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wei) 先，一號為(wei) 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yu) 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yun) 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為(wei) 不平矣。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yu) 學者言，未嚐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yu) 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日知錄》卷二十六之“《通鑒》不載文人”條雲(yun) ：

李因篤語予：“《通鑒》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wei) 人，太史公讚之，謂與(yu) 日月爭(zheng) 光，而不得書(shu) 於(yu) 《通鑒》。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wei) 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yu) 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shu) 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wei) 翰林學士，文宗於(yu) 麟德殿召對，因麵授禦史中丞。翼日製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wei) 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嚐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wei) 中丞。’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全祖望《鮚埼亭集》內(nei) 編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雲(yun) ：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wei) 根柢，束書(shu) 而從(cong) 事於(yu) 遊談。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shu) 院記》雲(yun) ：

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wei) 極弊，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shu) 不觀，其稍平者則為(wei) 學究，皆無根之徒耳！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愛鼎堂遺集〉序》雲(yun) ：

有明末造，社論沸騰，凡屬縉紳，幾於(yu) 人人有集。類以龐雜詭僻之文，轉相標榜。末學膚受，俯拾殘剩，亦遂可依附取名。莫不謂枚、馬複生，賈、董再出，韓、歐而下弗屑也。迄今一二百年，或覆醬瓿，或化塵埃。

錢大昕《十駕齋養(yang) 新錄》卷十八之“清談”條雲(yun) ：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為(wei) 淺近，而馳心於(yu) 空虛窈遠之地，與(yu) 晉人清談奚以異哉！

《十駕齋養(yang) 新錄》卷十八之“文人浮薄”條雲(yun) ：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為(wei) 矣。而市井無賴，別有說書(shu) 一家，演義(yi) 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為(wei) 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與(yu) 晦之論〈爾雅〉書(shu) 》雲(yun) ：

嚐病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目記誦為(wei) 俗生，訶多聞為(wei) 喪(sang) 誌，其持論甚高，而實便於(yu) 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勸學篇》雲(yun) ：

一為(wei) 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

皮錫瑞《經學曆史》第四章《經學極盛時代》雲(yun) ：

範蔚宗論之曰：“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是漢儒風之衰，由於(yu) 經術不重。經術不重，而人才徒侈其眾(zhong) 多；實學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極盛。於(yu) 是遊談起太學，而黨(dang) 禍遍天下。人之雲(yun) 亡，邦國殄瘁，實自疏章句、尚浮華者啟之。觀漢之所以盛與(yu) 所以衰，皆由經學之盛衰為(wei) 之樞紐。然則，立學必先尊經；不尊經者，必多流弊。後世之立學者可以鑒矣。

陳寅恪《金明館叢(cong) 稿初編》載《書(shu) 〈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hui) 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雲(yun) ：

當東(dong) 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yi) ，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四章雲(yun) ：

故亭林論史，尤重風俗，其意備見於(yu) 《日知錄》卷十三。大意在重節義(yi) 而輕文章，於(yu) 東(dong) 漢特斥蔡邕，本此而主嚴(yan) 別流品，於(yu) 明末極詆李贄與(yu) 鍾惺。引獎厚重，倡耿介，貶鄉(xiang) 願，而歸極於(yu) 尚廉恥、立名教、振清議，故曰：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故晉之亂(luan) 歸罪於(yu) 林下，而明之亡溯源於(yu) 陽明。蓋天下之洽亂(luan) ，本之風俗，風俗之盛衰，由於(yu) 一二賢知之士。天下興(xing) 亡，匹夫固宜有責。亭林所唱行己之教，大體(ti) 如是。

按：中國傳(chuan) 統儒家士大夫之治學，是先器識而後文藝，而恥於(yu) 文人之浮薄，然而，就掀起了所謂“文學革命”與(yu) “史學革命”的“五四”時代“《新青年》派”浮薄文人群體(ti) 而言，則是狂禪恣肆、冥行擿埴、先文藝而少器識。以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不識經術、不通古今”的文人，何止是亭林先生所言“唐宋以下何其多也”的問題。筆者不避繁瑣地引用了多種文獻中的史料，正為(wei) 說明吾國曆代有識見的政治精英對於(yu) 文人浮薄的現象一直有著高度的警惕，並對此有著長期的抑製。然而，在辛亥革命的王綱解紐之後，文人浮薄的現象，就如火山迸裂、怒濤奔湧，通過懷寧陳氏與(yu) 績溪胡氏等人倡導的“文學革命”與(yu) “史學革命”，而有了前所未有之大規模爆發，有新派浮薄文人群體(ti) 之“棄道任術、自矜其得”，民粹政治隨之而大行於(yu) 世，生民遂不堪其苦也。今人理解“五四”時代“《新青年》派”之所謂“啟蒙”的關(guan) 鍵，即在於(yu) 其基於(yu) 文人浮薄的文學化政治思維。

阿曆克西·德·托克維爾《舊製度與(yu) 大革命》第三編第一章《到十八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wei) 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雲(yun) ：

長期以來，法蘭(lan) 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ge) 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cong) 來沒有展現像他們(men) 在十八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cong) 來沒有占據他們(men) 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

又雲(yun) ：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yu) 天性或社會(hui) 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辯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jun) 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wei) 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wei) 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zhong) 激情都喬(qiao) 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製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裏通常由政黨(dang) 領袖占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yu) 作家爭(zheng) 奪這個(ge) 地位。

又雲(yun) ：

逐漸地，民眾(zhong) 的想象拋棄了現實社會(hui) ，沉湎於(yu) 虛構社會(hui) 。

人們(men) 對現實狀況毫無興(xing) 趣，他們(men) 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men) 終於(yu) 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ge) 理想國裏了。

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第二章《革命的神話》雲(yun) ：

對傳(chuan) 統道德觀念的批判，在政治上的先鋒派與(yu) 文學上的先鋒派結盟的過程中充當了紐帶。

按：浮薄文人群體(ti) 影響於(yu) 政治的問題，並非吾國獨有之現象。“五四”以來之新派浮薄文人群體(ti) ，雖言必稱“西洋之善”，然並不能深知西學。西洋近世憲政轉型之成功，是與(yu) 其蔚為(wei) 大觀的政治學理論之發展相伴而行的，而在吾國近世憲政轉型之失敗的同時，則是新派浮薄文人群體(ti) 浪漫文藝評論風格的政治話語成為(wei) 主流。今日之國人，通過對於(yu) 西洋主流政治學理論的研讀，亦可幫助了解“五四”以來的新派浮薄文人群體(ti) 對於(yu) 吾國憲政進程的巨大破壞性影響。

《孟子·滕文公下》雲(yun) ：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yi) 也。吾為(wei) 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yu) 其心，害於(yu) 其事；作於(yu) 其事，害於(yu) 其政。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離婁上》雲(yun) ：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日知錄》卷二十九之“夷狄風俗”條雲(yun) ：

曆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shu) ，中國之不如夷狄者有之矣。……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錢穆《文化與(yu) 教育》載《東(dong) 西文化之再探討》一文雲(yun) ：

近百年來之中國人，遂以其急功近利之淺薄觀念，自促其傳(chuan) 統舊文化之崩潰，而終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精神淵源。直至於(yu) 今，前後幾逾一百年之稗販抄襲，非驢非馬，不中不西，輾轉反複，病痛百出。……自今以後，中國人殆將一洗已往功利積留，回頭重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之真價(jia) 值。亦必能同時認識西方文化之真精神。如此融會(hui) 調和，若以中國對印回文化往例言之，再曆三百年之時期，中國人必能勝任愉快，對此西鄰之新文化，充分接納消融，以完成其東(dong) 方文化之創展過程中所遇最艱巨之工作也。

錢穆《國史新論》載《再論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之士》一文雲(yun) ：

近代國人震於(yu) 西化，凡所蘄向，一如邯鄲之學步。而於(yu) 自己國家民族社會(hui) 傳(chuan) 統曆史傳(chuan) 統，不再細心研尋。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驢非馬，喪(sang) 失了自己，亦學不像他人。

按：自古以來，中國即有不如外國者，先賢對此亦未嚐全然不知，然若就“《新青年》派”文人胡適先生的所謂“我們(men) 百事不如人”之論而言，則如孟子所雲(yun) 之“自侮”、“自毀”與(yu) “自伐”也；若就“《新青年》派”文人們(men) 對於(yu) 外國文化的整體(ti) 認知傾(qing) 向而言，則如亭林先生所雲(yun) “舍其所長，效人之短”也，此必然導致賓四先生所雲(yun) 之“非驢非馬”、“邯鄲學步”的嚴(yan) 重後果，而李澤厚先生輕率地認定“五四”時代“《新青年》派”的“先進性”就在於(yu) 以“西學”反“中學”，其原因即在於(yu) 他與(yu) 當年的“《新青年》派”文人們(men) 共同擁有的特點，那就是於(yu) 中學西學皆無深造，卻妄以“啟蒙”大眾(zhong) 為(wei) 其一己之任。

《傳(chuan)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人通過理性的觀察分析可以發現，在清季民初以來“西學東(dong) 漸”的大背景之下，有一個(ge) 明顯的文化現象，即學者群體(ti) 中凡舊學之基礎精深者，於(yu) 西學則取其精深處；凡舊學之基礎淺薄者，於(yu) 西學則取其淺薄處。以懷寧陳氏、績溪胡氏、會(hui) 稽周氏為(wei) 代表的“《新青年》派”文人為(wei) 例，其明顯特點，即為(wei) 取西學之淺薄處。而步其後塵之新派文學青年，更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將“《新青年》派”文人的粗率淺薄與(yu) 空疏浮躁持續性地放大。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中，李澤厚先生一方麵熱情謳歌“五四”時代“《新青年》派”的“與(yu) 傳(chuan) 統徹底決(jue) 裂的激烈新姿態和新方式”，一方麵又語焉不詳地陳述所謂“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李澤厚先生一方麵沒有完全擺脫“《新青年》派”浪漫文藝腔調的“革命思維”，一方麵又居然宣稱要“告別革命”。同樣，李澤厚先生宣揚“西學”與(yu) “中學”的所謂截然對立之後，隨即又提出莫名其妙的所謂“西體(ti) 中用”說。李澤厚先生的這種一係列邏輯不能自洽的思想行為(wei) ，隻能說明他在麵向古今中西而展開理論思考時，完全立不住自己的“腳跟”。在中西體(ti) 用問題上陷入不能自拔的邏輯混亂(luan) ，是吾國一個(ge) 多世紀以來像李澤厚先生這一類喜歡“宏大敘事”的浪漫文藝評論家們(men) 的通病。

概括而言，李澤厚先生的一係列具體(ti) 的理論錯誤：

其一，是將康、梁、譚等人之外的清季改革維新派人士粗暴地斥為(wei) 頑固派與(yu) 反動派，同時對清廷上層的一係列在今天看來也很“激進”的政治改革言論與(yu) 各項改革措施毫無概念；

其二，是忽視數百年來中西文化與(yu) 科技交流的曆史，而且對民國初年各派各界人士建設現代國家與(yu) 引進西方學術的種種努力重視不足，甚至視而不見，反而過分突出了“五四”時代“《新青年》派”文人特別是陳獨秀先生的所謂“思想先進、政治正確”； 

其三，是不能辨析清季康、梁、譚等人在學術上的嚴(yan) 重問題，更意識不到在“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派”那裏，學術上的粗率淺薄與(yu) 空疏浮躁比康、梁、譚等人還要嚴(yan) 重很多，反而將“《新青年》派”推崇為(wei) “啟蒙”運動中最為(wei) “思想先進、政治正確”的代表；

其四，是將古今中西極為(wei) 複雜的文化與(yu) 政治問題，簡化為(wei) “貼標簽”、“喊口號”、“鬧打倒”的“大批判”風格，從(cong) 而全部納入“新”與(yu) “舊”、“先進”與(yu) “落後”、“進步”與(yu) “保守”、“革命”與(yu) “反動”、“西學”與(yu) “中學”之類簡便、粗暴、極端二元對立的理論敘述模式當中。至於(yu) 李澤厚先生所使用的這一粗暴理論敘述模式來自何方，當然也與(yu) 蘇俄不無關(guan) 聯。

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進步中學生”開始，李澤厚先生的思想底色，一直是俄化的馬克思主義(yi) ，也就是列寧主義(yi) 與(yu) 斯大林主義(yi) 。列寧主義(yi) 與(yu) 斯大林主義(yi) ，與(yu) 李澤厚先生本人“莊禪”式的文人浪漫才情，有著表麵上的奇妙結合，也有著內(nei) 在的衝(chong) 突張力，這就決(jue) 定了他的理論邏輯始終不能自洽，其晚年宣稱的“告別革命”，也必定成為(wei) 一句空言。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的新派文人，在“拿來”外國之“主義(yi) ”的時候，往往是先“郢書(shu) 燕說”、“生吞活剝”西歐、東(dong) 歐或北美一家一派之學說及其名詞概念，隨即“削足適履”、牽強附會(hui) 地給中國傳(chuan) 統貼上醒目的“標簽”（“封建”一詞，就是他們(men) 最常用的“標簽”之一），同時高呼“打倒”的口號，而不是通過熟悉傳(chuan) 統的語境、閱讀原典的文本與(yu) 考察鄉(xiang) 土之實貌來認知國情，並審慎地吸收和借鑒外來之學術。這樣一來，就注定了他們(men) 在麵對中西古今大的理論問題上，始終處在“教學者如扶醉漢，扶得東(dong) 來西又倒”的窘境。

諺曰：“不讀《三通》，是謂不通。”政治學理論、政治製度史與(yu) 政治思想史研究層麵的中西會(hui) 通，對於(yu) 李澤厚先生這一類“五四”之後成長起來的新派“浪漫文藝青年”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就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而言，“學不躐等”是老生常談的古訓，就西方近現代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與(yu) 人文社會(hui) 科學而言，“學不躐等”也是基本的教學與(yu) 研究規範，然而，對於(yu) 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派“浪漫文藝青年”而言，其讀中國之書(shu) ，並非是按照傳(chuan) 統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正規路徑，其讀西方之書(shu) ，同樣也是躁進躐等。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好立議論、高而不切的“野狐禪”風格，如果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文藝評論領域，其害尚小，但在現實當中，則是大批的新派“浪漫文藝青年”，茫然不知“先器識而後文藝”的古訓，反而以激情澎湃的浪漫文藝思維來言說並介入政治，其害則莫大焉！

《傳(chuan) 》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五四”時代“《新青年》派”文人們(men) 的一個(ge) 極大思想缺陷，即是在討論社會(hui) 與(yu) 政治問題時，以浪漫的文藝評論風格取代了嚴(yan) 肅的學理分析態度。十年“文革”結束後，以浪漫文藝評論為(wei) 基調的膚淺“啟蒙”思潮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又有了“卷土重來”的“風起雲(yun) 湧”之勢，李澤厚先生正是其中一位引領時代風尚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當時其所著《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其意圖即與(yu) 同道們(men) 一起重新祭起“啟蒙”的“大旗”。然而天下滔滔、從(cong) 風而靡、激情有餘(yu) 、學力不足，新時代的“啟蒙主義(yi) ”者們(men) 並不能對“五四”時代“《新青年》派”的所謂“啟蒙”有一個(ge) 深刻的反思，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他們(men) 的覆轍，至乎八十年代末期，以此種膚淺“啟蒙”思潮為(wei) 思想基礎而展開的政治運動，也就必然以慘痛的失敗而告終。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ye) 苦蒼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浪漫文藝評論為(wei) 基調的膚淺“啟蒙”思潮，自表麵而言，似乎在思想上又回到了“五四”時代，然而從(cong) 積極樂(le) 觀的展望角度來看，未必不可能是從(cong) 極“左”意識形態回歸到正常學術研究的一個(ge) 中間過渡狀態，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這種“啟蒙”思潮在學術上的淺薄浮躁，就否定其相對於(yu) 十年“文革”而言的思想解放意義(yi) ，但也不能因為(wei) 其在特定時代的積極意義(yi) ，就看不到其在學術上的淺薄浮躁。即使是一種如人所願的中間過渡狀態，這種“啟蒙”思潮也不會(hui) 因為(wei) 李澤厚先生的仙逝而很快結束，極“左”意識形態的“後遺症”還會(hui) 延續很長的時間，因為(wei) 即使是很多看到了極“左”政治浪潮惡果的善良人士，實際上也很難很快完全擺脫極“左”意識形態的不良影響，遑論眾(zhong) 多依舊堅持極“左”意識形態的人們(men) ，學界普遍性地回歸到正常學術研究的狀態，還需要一個(ge) 艱難、痛苦而且漫長的過程。即使是李澤厚先生本人，當年也曾敏銳地意識到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吾國學界會(hui) 有一個(ge) 從(cong) “思想”到“學問”的轉變，並發出了“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感想與(yu) 預言，隻是恐怕還沒有意識到，他本人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巨大時代影響力，即是這種轉變的諸多阻力中之一種。

古人有雲(yun) ：“滅人之國、先去其史”，又雲(yun) ：“其表在政，其裏在學。”筆者認為(wei) ，檢討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以浪漫文藝評論為(wei) 基調的膚淺“啟蒙”思潮，是今後民族文化複興(xing) 的一個(ge) 重要前提，國人如果不能從(cong) 這種膚淺“啟蒙”思潮中走出來，所謂的民族文化複興(xing) 與(yu) 政治體(ti) 製改革，就隻能是幻想與(yu) 空話。作為(wei)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膚淺“啟蒙”思潮中引領風尚的代表性人物，李澤厚先生當年的一些具體(ti) 思想觀點，如果僅(jin) 僅(jin) 從(cong) 嚴(yan) 格純粹的學術角度來考量，甚至是不太值得批評的，然而，如果著眼於(yu) 他和他的同道們(men) 的巨大時代影響力，那就是不得不認真嚴(yan) 肅麵對的重大理論問題了。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對於(yu) 李澤厚先生若幹思想觀點的反駁，也是出於(yu) 對長輩知識分子的敬意，特別是對其濟世情懷、探索精神與(yu) 文藝才情的肯定，同時筆者的這篇文章，也是對於(yu)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個(ge) 特別難忘的歲月和當時若幹風雲(yun) 人物的一種紀念。

西曆二〇二一至二〇二三年作於(yu)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