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蘇學的道統競爭(zheng) 及其困境——以淳熙四年孔廟禮議為(wei) 中心的觀察

作者：郭畑（重慶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

來源：《中華文化論壇》2024年第3期

摘要：蘇軾具有強烈的承道自信和傳(chuan) 道意識，蘇學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視為(wei) 儒學正統。蘇學雖然在北宋後期遭到新黨(dang) 集團的嚴(yan) 重打擊，但最終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強勢反彈，並在宋孝宗時期達到極盛。在淳熙四年的孔廟禮議中，蘇軾距離孔廟享祀隻有一步之遙，這是蘇學在極盛時期進行正統確認的一次製度嚐試，也是蘇軾進入孔廟享祀最為(wei) 有利的曆史時機，但其結果卻最終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既不是緣於(yu) 皇權的阻撓，也不是因為(wei) 理學陣營的反對，最為(wei) 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蘇軾思想與(yu) 當時整體(ti) 思想氛圍之間所存在的扞格。蘇軾進入孔廟的失敗，是蘇學難以在宋代爭(zheng) 得儒學正統的一個(ge) 縮影。

關(guan) 鍵詞： 蘇軾  蘇學  孔廟  道統  南宋

中華道統思想源遠流長，中唐韓愈大力重倡儒家道統論，“入宋以後，儒家道統說得到了繼承和發揚，盡管對儒家道統的承繼看法或有不同，但維護這個(ge) 道統卻成為(wei) 新儒們(men) 所共同關(guan) 心的問題”[1]。在“宋代知識分子崇尚‘統序’的文化思潮”中，儒家道統論是“關(guan) 於(yu) ‘統’的大論戰”中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一種[2]，也是“宋代儒學的基本預設之一”[3]。在理學、蘇氏蜀學、王安石新學這幾個(ge) 宋代主要學派的道統建構和競爭(zheng) 中，學界關(guan) 注最多的無疑是理學，而蘇學則通常被認為(wei) 是在道統建構上最為(wei) 消極的一派。其實，蘇軾、蘇轍的承道意識也相當強烈，並且，在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和理宗端平二年（1235）的兩(liang) 次孔廟祀典禮議中，蘇軾也都是孔廟享祀增選名單的討論對象，盡管最終未能入選。關(guan) 於(yu) 淳熙四年的孔廟禮議和蘇學之盛，張健先生曾作出過相當精彩的分析，但其將蘇軾未能從(cong) 祀配享的原因主要歸結於(yu) “遭到理學集團的阻撓”，或許值得商榷[4]。本文試圖以淳熙四年孔廟禮議為(wei) 中心，探討蘇學在儒學道統競爭(zheng) 上的思想困境。

一、趙宋南渡與(yu) 蘇學之盛

宋代學者大多都有強烈的承道意識和自信，不僅(jin) 王安石門徒“尊之與(yu) 孔子等”[5]，二程自信“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6]，蘇軾、蘇轍也相去不遠。蘇軾記歐陽修曾對他說：“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我所謂文，必與(yu) 道俱。”[7]蘇轍自傳(chuan) 則說：“《詩》《春秋傳(chuan) 》《老子解》《古史》四書(shu) 皆成。嚐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8]二蘇自待之重並不在王安石和理學家之下。

北宋後期，蘇學的發展受到了政治局勢的嚴(yan) 重影響。宋哲宗親(qin) 政紹述後，新黨(dang) 便開始在政治上反撲元祐黨(dang) 人，宋徽宗崇寧以後更進一步在政治上實施嚴(yan) 格的元祐黨(dang) 禁。蘇軾、蘇轍都名列元祐黨(dang) 籍之中，蘇門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概莫能外，並且，蘇轍在“曾任執政官”之列，蘇軾則位於(yu) “曾任待製以上官”的榜首，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則占據“餘(yu) 官”的前麵四席，蘇門被打擊的程度遠遠超過程頤及其門人[9]。徽宗時期的元祐黨(dang) 禁尚不止於(yu) 政治迫害，而且還厲禁元祐學術。

崇寧元年（1102）十二月二十七日詔雲(yun) ：“諸邪說詖行、非先聖之書(shu) 並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10]這尚且隻是禁其傳(chuan) 習(xi) ，到次年四月丁巳，則“詔焚毀蘇軾《東(dong) 坡集》並《後集》印板”，乙亥更詔“三蘇、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及馬（涓）文集、範祖禹《唐鑒》、範鎮《東(dong) 齋記事》、劉攽《道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11]，進一步擴大了禁書(shu) 的範圍。十一月庚辰，再次強調“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chuan) 授者，委監司舉(ju) 察，必罰無赦”[12]。這種禁錮一直到宣和後期都還沒有鬆動的跡象，宣和五年（1123）七月甲子，“中書(shu) 省言福建路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今後舉(ju) 人傳(chuan) 習(xi) 元祐學術者，以違製論”[13]，次年十月庚午，又詔“有收藏習(xi) 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14]。從(cong) 這些禁書(shu) 毀板的詔令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徽宗時期的文字禁錮重點是打擊司馬光和蘇軾。

不僅(jin) 如此，政和時期甚至還開始禁習(xi) 詩賦，這無疑是主要針對蘇學。詩賦科的存廢是新舊黨(dang) 爭(zheng) 的一個(ge) 焦點問題。熙寧三年，“（宋神宗）親(qin) 試進士，始專(zhuan) 以策，定著限以千字”[15]，開始在殿試中罷試詩賦。隨後朝中展開了是否徹底罷廢詩賦科的討論，而蘇軾則在次年正月上了一封很長的持反對意見的議狀[16]，他是當時少有的明確反對罷廢詩賦的官員之一。蘇軾的反對並未見效，王安石二月丁巳即代表中書(shu) 奏改科舉(ju) ，希望“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yi) ”，神宗從(cong) 之[17]。但神宗死後，哲宗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時為(wei) 侍禦史的劉摯即“乞試法複詩賦，與(yu) 經義(yi) 兼用之”[18]。元祐四年又從(cong) 禮部議，“立經義(yi) 、詩賦兩(liang) 科，罷試律義(yi) ”[19]。而哲宗親(qin) 政不久的紹聖元年（1094）五月四日，又重詔“進士罷詩賦，專(zhuan) 治經術”[20]。有了這一曲折，“詩賦”很大程度上便成了“元祐學術”的一個(ge) 重要象征。徽宗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十五日，便有臣僚請求禁絕傳(chuan) 習(xi) 詩賦，以免流為(wei) “元祐之學”，於(yu) 是詔榜朝堂，委禦史台彈劾[21]，後來便“著於(yu) 令，‘士庶傳(chuan) 習(xi) 詩賦者杖一百’”[22]。

不過，新黨(dang) 對於(yu) 蘇學的打壓最終隨著北宋的滅亡而崩解。趙宋南渡後，在“元祐”成為(wei) 政治正確的大背景下，蘇學和程學都迎來了翻身的機會(hui) ，而蘇學無疑比程學要成功得多，在高宗、孝宗時期甚至形成了一股強烈的“崇蘇熱”[23]。由於(yu) 蘇學和詩賦本為(wei) 元祐學術大宗，其在北宋後期被迫害的程度又最為(wei) 嚴(yan) 重，所以一旦解禁平反，其複興(xing) 也最為(wei) 蓬勃。在南宋分科取士的製度之下，蘇學幾乎可以獨占詩賦一科，陸遊即曾說：“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cong) 之，而蜀士尤甚。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24]不僅(jin) 如此，蘇學在經義(yi) 科中同樣也可以爭(zheng) 得不少地位，連朱熹在《學校貢舉(ju) 私議》中也肯定蘇軾《詩》《書(shu) 》《論語》《中庸》之說可采[25]。在一些士人看來，蘇學即是儒學正統所在，如北宋末胡順陟就認為(wei) “本朝大儒無過於(yu) 歐陽修、蘇洵與(yu) 其子軾”[26]，後來南宋前期的王炎也說：“昔者歐陽子以古學先天下，而南豐(feng) 之曾、眉山之蘇在其門，天下皆曰歐陽子即韓子也；蘇子以文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張、淮海之秦、濟北之晁在其門，天下又皆曰蘇子即歐陽子也。”[27]

不僅(jin) 如此，蘇學在政治上也越來越占據優(you) 勢。宋高宗、宋孝宗都相當尊崇蘇軾，這兩(liang) 位皇帝可謂是南宋前期“崇蘇熱”最有力的推動者。宋高宗在南渡不久的建炎四年（1130），即曾從(cong) 蘇轍之子蘇遲處宣取蘇軾書(shu) ，還對臣僚說：“軾書(shu) 無非正論，言皆有益。”[28]據說他“極愛蘇公文詞，力購全集，刻之禁中”[29]。或許是受到宋高宗的影響，宋孝宗也“雅敬文忠，居常但稱子瞻，或稱東(dong) 坡”[30]，還於(yu) 乾道九年（1173）閏正月望日禦製了一篇蘇軾文集的《序讚》賜贈蘇軾曾孫蘇嶠。他在《序》中自述說：“（蘇）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為(wei) 矜式。”[31]孝宗先於(yu) 乾道六年九月壬辰“賜蘇軾諡曰文忠”，又於(yu) 乾道九年二月丁亥“特贈蘇軾為(wei) 太師”[32]，其製詞盛讚當時蘇學之流行雲(yun) ：“人傳(chuan) 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shu) 。”[33]這就幾乎在政治正確的“元祐之學”與(yu) 蘇學之間劃上了等號。在南宋“一色元祐”的用人方針下，朝廷褒錄、任用的蘇氏親(qin) 屬、後學相當多，不少人都在高宗、孝宗時期進入了權力中樞，蘇學影響也因而遍及朝野。

在此背景下，蘇學於(yu) 宋孝宗時期達到了極盛，魏了翁即說蘇學“大顯於(yu) 阜陵褒崇之日”[34]，趙彥衛也曾回顧說：“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紹熙尚程氏，曰洛學。”[35]南宋前期這股從(cong) 上到下的“崇蘇熱”，使得蘇軾及與(yu) 之有關(guan) 的歐陽修、司馬光的地位也都一路走高，蘇軾甚至一度在孝宗的支持下離孔廟配享、從(cong) 祀隻有一步之遙。

二、淳熙四年的孔廟禮議

淳熙四年的孔廟禮議，《宋史·李燾傳(chuan) 》有簡單記載：“（淳熙）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liang) 學釋奠：從(cong) 祀孔子，當升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cong) 祀武成王，當黜李勣。眾(zhong) 議不葉，止黜王雱而已。”[36]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元豐(feng) 至嘉定宣聖配享議》記載最詳，雲(yun) ：

淳熙三年（1176）冬，趙叔達粹中為(wei) 吏部侍郎，論王安石奸邪，乞削去從(cong) 祀。上謂輔臣言安石前後毀譽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時李仁父（燾）為(wei) 禮部侍郎，上與(yu) 共議，欲升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而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軾而並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軾於(yu) 堂，仁父上章稱讚。且言若親(qin) 酌獻，則暫遷其坐於(yu) 他所。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議之。密院王季海（淮）依違其詞。趙溫叔（雄）言仲淹自以功業(ye) 名當時，修亦有微玷，不若止用光、軾。而三省龔實之（茂良）、李秀叔（彥穎）皆以為(wei) 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臨(lin) 川伯雱畫像而已（四年七月癸醜(chou) 降旨——原注）。[37]

其《道命錄》卷八也有記載，但細節頗有出入，雲(yun) ：

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於(yu) 從(cong) 祀，詔禮官、學官與(yu) 給舍議。李文簡（燾）時為(wei) 禮部侍郎，上諭以範、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cong) 祀，李公以為(wei) 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範、歐而升司馬、蘇於(yu) 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為(wei) 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lin) 川伯雱畫像而已。[38]

葉寘《愛日齋叢(cong) 抄》則錄有兩(liang) 段李燾奏議的文字，雲(yun) ：

李仁甫侍郎，淳熙間因阜陵論先儒從(cong) 祀當升黜去取，遂奏言：範仲淹佐仁宗謹庠序之教，始遍郡國立學，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歐陽修倡起古文，攘斥異端，視唐韓愈無愧，嘉祐、治平之間，人才特盛，修所長育成就，為(wei) 力居多。而司馬光及蘇軾風節彌高，其學術專(zhuan) 務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流離顛沛，之死靡憾，蓋似孟子。當安石萌芽，唯光、軾能逆折之，見於(yu) 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軾著《書(shu) 傳(chuan) 》，與(yu) 安石辯者，凡十八九條，尤為(wei) 切近深遠，其用功不在決(jue) 洪水、辟楊墨下，使其言早聽用，寧有靖康之禍？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軾，斯為(wei) 允當，並及仲淹、修，亦無不可。

又言：昨蒙聖諭，欲升光、軾配享於(yu) 堂，輒以陳瓘斥王安石逆像獻否，聖諭謂若親(qin) 酌獻，則暫遷其坐於(yu) 他所，君臣之分，終有未安，光、軾必不敢當。此理隻用世次先後，使繼韓愈，亦無降抑。[39]

綜合諸處記載，可見掀開此次禮議序幕的應該是趙粹中。

趙粹中於(yu) 淳熙三年冬請罷王安石從(cong) 祀未果，接著又於(yu) 次年初請罷王雱，而代以本朝先儒。其時孝宗將於(yu) 二月乙亥幸太學、謁先聖[40]，孝宗於(yu) 是詔禮官、學官與(yu) 給舍議。孝宗同意罷去王雱，他心目中的人選則是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這明顯有他振作朝政的意圖在。由此，時為(wei) 禮部侍郎的李燾奉此意旨而奏疏，但從(cong) 《叢(cong) 抄》所錄前段文字內(nei) 容來看，李燾力主的實際上是司馬光和蘇軾，但也同意範仲淹和歐陽修從(cong) 祀，他又建議將王安石父子一並罷去。《雜記》說他“乞取光、軾而並去安石父子”，並不全是，但較為(wei) 符合李燾本來的想法。孝宗接著更欲以司馬光和蘇軾配享，這在此前已有王安石配享的先例可循，他並主動提出了幸學時解決(jue) 禮儀(yi) 問題的對策。但由《叢(cong) 抄》所錄後段文字可見，李燾是出於(yu) 君臣之分而表示反對的。《雜記》說他“上章稱讚”，應該是不可靠的。《雜記》說“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議之”，其疏未必就是李燾之疏，其時應該還有其他官員參與(yu) 議論，隻是今已不見。不過，禮議進展到這個(ge) 環節，出現了極大的意見分歧。簽書(shu) 樞密院事趙雄主張放棄範仲淹和歐陽修，而以司馬光和蘇軾配享。但參知政事龔茂良和李彥穎卻表示反對（其時宰相空缺，龔茂良為(wei) 首參），而同知樞密院事王淮則不明確表態。此事一直拖到七月，終於(yu) 罷去了王雱，但司馬光和蘇軾配享從(cong) 祀一事卻不了了之。

在這次禮議過程中，孝宗可謂是最為(wei) 有力的推動者。他先主動提出以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從(cong) 祀，又進一步主動將司馬光、蘇軾由從(cong) 祀升格為(wei) 配享，而且主動提出解決(jue) 禮儀(yi) 問題的對策。雖然有些不同意見，但基本上附和孝宗並積極推動其事的則是李燾和趙雄。李燾和趙雄分別是蜀中眉州、資州人，他們(men) 推崇蘇軾自在情理之中，趙雄還於(yu) 淳熙三年上劄為(wei) 蘇轍請諡，而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其推崇司馬光也很容易理解。持反對意見的龔茂良、李彥穎和不表態的王淮則都不是蜀人，三人雖然都沒有明確的學派傾(qing) 向，但他們(men) 和理學家確實也都有所交集。王淮和朱熹在乾道四年即已初識，其後一直保持著較為(wei) 融洽的交往，直到淳熙九年因朱熹彈劾唐仲友案交惡方才斷絕往來[41]，而且浙江是南宋理學傳(chuan) 播的一個(ge) 主要區域，他應該大概知道理學一派的道統觀。

龔茂良在禮議前不久的淳熙三年六月舉(ju) 薦過朱熹，《宋史全文》載：

甲午，龔茂良奏：“近奉詔旨，欲獎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上問：“曾為(wei) 何官？”李彥穎奏：“聞曾曆州縣官一任，後以密院編修、武學博士召，皆不起。近歲陛下特與(yu) 改官，見任宮觀。”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與(yu) 除一官。”於(yu) 是詔除秘書(shu) 郎。……（朱熹）力辭。會(hui)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命主管衝(chong) 祐觀。上謂執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龔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掞之雖死，欲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秘閣。”[42]

可見李彥穎也附和其事，而且孝宗因為(wei) 朱熹還想到了魏掞之。李彥穎僅(jin) 說曾聞朱熹之事，而他與(yu) 張栻的關(guan) 係則要更直接一些。《宋史·李彥穎傳(chuan) 》載其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時，“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wei) 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shu) 》曰：“有言逆於(yu) 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43]張栻乾道六年十二月兼侍講，次年六月即罷，胡宗楙《張宣公年譜》係講《葛覃》事於(yu) 乾道七年二月[44]。張栻自己將講《葛覃》一事記錄在《經筵講義(yi) 》中[45]，但並未記錄此中曲折，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李彥穎曾為(wei) 他在孝宗麵前圓場。後來朱熹、楊萬(wan) 裏分別為(wei) 他所作的神道碑和傳(chuan) 記雖也都記述了講《葛覃》一事，但也均未提及李彥穎為(wei) 張栻開脫的情節[46]。又，據《宋史》龔、李本傳(chuan) ，二人都曾在隆興(xing) 北伐的時候站在張浚一邊，而張浚在被秦檜排擠出政治權力中心後，“專(zhuan) 精道學，黽勉身修”[47]，最終傾(qing) 向於(yu) 程學，並讓其子張栻從(cong) 學胡宏，最終成為(wei) 湖湘學派巨擘。以張氏父子在當時的影響，龔、李二人應該也對理學的道統觀有所了解。

不過，盡管王淮、龔茂良、李彥穎與(yu) 理學家都有關(guan) 係可尋，但諸人並不讚同乃至反對司馬光、蘇軾配享或從(cong) 祀，卻並非都是站在理學的立場。龔茂良雖然舉(ju) 薦過朱熹，但他和李燾的關(guan) 係也比較密切，而且他和李燾之子李塾的關(guan) 係更是頗為(wei) 深厚。王德毅先生《李燾父子年譜》於(yu) 淳熙五年六月龔茂良卒後說：“茂良知（李）塾最深，相期以學，聞其卒，甚哀悼之。”[48]又，《宋元學案補遺》據李彥穎維護張栻一事而將其列為(wei) 張栻同調[49]，則未免失之太寬。諸人不置可否乃至明確反對的立場，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司馬光和蘇軾進入孔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為(wei) 從(cong) 淳熙四年前後的權力中樞格局演變來看，兩(liang) 府的人事調整對蘇學其實極為(wei) 有利。

淳熙二年九月，葉衡罷右相，沈複罷同知樞密院事，兩(liang) 府隻剩下參知政事龔茂良、剛從(cong) 簽書(shu) 樞密院事轉參知政事的李彥穎、簽書(shu) 樞密院事王淮。淳熙三年八月，王淮除同知樞密院事，趙雄方簽書(shu) 樞密院事。這正是此次禮議時的中樞格局，其中隻有地位最低的趙雄極力支持孝宗的意圖。但是，隨後的人事調整卻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淳熙四年六月，龔茂良罷參政而代以王淮，趙雄則在十一月庚子除同知樞密院事。隨後淳熙五年正月，即從(cong) 侍禦史謝廓然言而禁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50]，其後的三月，史浩拜右相，李彥穎隨即罷參政而代以趙雄，王淮則知樞密院事，四月丙寅除範成大參知政事，六月乙酉錢良臣簽書(shu) 樞密院事，甲戌又罷範成大，十一月罷史浩右相而代以趙雄，王淮則除樞密使，乙亥錢良臣參知政事。在此權力格局下，當初極力支持的趙雄和“依違其詞”的王淮分別統領兩(liang) 府，而持反對意見的龔茂良在禮議尚未結束的淳熙四年六月即被罷去了參政（七月方除去王雱畫像），而李彥穎也在次年三月被罷。這一基本格局直到淳熙八年八月罷趙雄右相而代以王淮方才出現變動，而在此期間，請禁程學、新學的謝廓然在七年五月簽書(shu) 樞密院事，次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兼權參知政事，一路高升[51]。然而，在這種對蘇學極為(wei) 有利的權力格局下，司馬光、蘇軾進入孔廟一事卻僅(jin) 以罷祀王雱而不了了之。

三、端平二年的孔廟禮議

理學在乾道、淳熙時期表現出了強勁的上升勢頭，而蘇學卻未能抓住淳熙時期的有利時機實現蘇軾進入孔廟的目標，實際上也就未能借此機會(hui) 確立自己的儒學正統地位，而接著便是“紹熙尚程氏，曰洛學”了。不過，哪怕直到慶元黨(dang) 禁之後的很長時間，蘇學仍然有著廣泛而強烈的影響，但理學的勢頭已經難以阻遏。嘉定四年（1211），李道傳(chuan) 奏請解除學禁之詔，頒朱熹《四書(shu) 集注》於(yu) 太學，討論以二程等理學諸儒從(cong) 祀，但全都由於(yu) “會(hui) 西府有不樂(le) 道學者”等原因而沒有成功。次年，國子祭酒劉爚“又乞以晦庵《語》《孟》集注立於(yu) 學官，從(cong) 之”[52]。

理宗時期，在皇帝偏好、權臣利用、清流議論、思想流播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理學的政治和思想地位不斷提升，並最終在與(yu) 蘇學的道統競爭(zheng) 中勝出。理宗即位後的寶慶三年（1227）正月己巳，便立即追封朱熹為(wei) 信國公。三月庚戌朔，朱熹季子朱在進對時，向理宗建議改革孔廟附祭人選，《道命錄》載其言雲(yun) ：“國家有程頤、程顥，又有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chuan) 之緒，若使之從(cong) 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據說理宗“嘉納之”[53]，隻是並未施行。紹定末年，增加理學大儒從(cong) 祀孔廟的議論再次出現，《宋史·朱熹傳(chuan) 》載：“理宗紹定末，秘書(shu) 郎李心傳(chuan) 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yu) 從(cong) 祀，不報。”[54]

及至端平二年（1235），增加本朝大儒從(cong) 祀孔廟終於(yu) 進入朝廷的正式討論程序。《宋史全文》載其年正月甲寅：“禮部尚書(shu) 兼侍講李埴奏：‘胡瑗、孫明複、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卓然為(wei) 學者所宗，宜在從(cong) 祀之列。乞令經筵、秘書(shu) 省、國子監參酌熟議’又奏：‘乞將子思並與(yu) 升祀，列在十哲之間’從(cong) 之。”[55]《宋史·理宗紀》亦述此事而更略，且無“從(cong) 之”的記載[56]。後世關(guan) 於(yu) 此次禮議的誤會(hui) 不少，其具體(ti) 過程也難以知悉。《全文》所謂“從(cong) 之”，當指從(cong) 李埴“乞令經筵、秘書(shu) 省、國子監參酌熟議”之請，並非從(cong) 其增選之議，《續資治通鑒》雲(yun) 從(cong) 李埴之議[57]，當誤，不然就不會(hui) 有其後淳祐元年詔周、張、二程從(cong) 祀一事了。《宋元學案·嶽麓諸儒學案·文肅李悅齋先生埴》又雲(yun) ：“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cong) 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又，清人王梓材已經指出李埴於(yu) 嘉熙二年（1238）先卒，其請當係端平元年而非淳祐元年，所以端平二年春正月才詔議胡瑗等十位趙宋本朝大儒從(cong) 祀[58]。不過，《學案》所記李埴之請也與(yu) 《宋史全文》和《宋史》差別頗大。

王德毅先生《李燾父子年譜》端平二年條述及李埴此奏時引了一段《徐文清公（僑(qiao) ）家傳(chuan) 》的記載[59]，對我們(men) 了解此次禮議的一些細節頗有幫助。徐僑(qiao) 是呂祖謙和朱熹的門人，《家傳(chuan) 》載其端平元年“禦筆兼侍講”。“一日講畢”後，理宗主動對徐僑(qiao) 說及“二程氏理學之純”，二人由是展開了一場關(guan) 於(yu) 理學的對話，其間徐僑(qiao) 奏雲(yun) ：“二程氏宜從(cong) 祀於(yu) 夫子廟庭。王安石學術頗僻，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害政壞法，卒基靖康之禍，願廢勿祀。”理宗“欣然開納”“且謂李埴亦請並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徐僑(qiao) 說：“邵雍氏之學，推數以明理，未及諸先生之純。願亟俞李埴之請，先以五人列諸從(cong) 祀。”其後徐僑(qiao) 又請以子思升十哲，理宗“稱善”。對話結束時，理宗又命徐僑(qiao) “與(yu) 李埴議之”。徐僑(qiao) 其後“以上旨語李公（埴），李公以子思陪祀已定，請且以我朝諸儒先從(cong) 享”[60]。《宋史·鄭清之傳(chuan) 》：“端平元年，上既親(qin) 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wei) 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yu) 之、李埴、徐僑(qiao) 、趙汝談、尤焴、遊似、洪谘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61]徐僑(qiao) 、李埴之入朝和討論即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據此，則《宋元學案》所述的李埴罷王安石而代以理學諸儒的奏請似當屬之徐僑(qiao) ，而其所謂“三人”實為(wei) 周、張、二程、朱熹“五人”之誤，並遺漏了朱熹。又所謂“詔可”，是誤將淳祐元年允五人從(cong) 祀之詔移植於(yu) 此，《宋史·徐僑(qiao) 傳(chuan) 》雲(yun) ：“請從(cong) 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62]《宋史·理宗紀》在述錄以五人從(cong) 祀之詔後，接著記載說：“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wei) 萬(wan) 世罪人，豈宜從(cong) 祀孔子廟庭，黜之。”[63]這個(ge) 理由也是源於(yu) 徐僑(qiao) 。又據《家傳(chuan) 》，則“又奏”升子思十哲的建議同樣源自徐僑(qiao) 。

據《全文》和《宋史》，李埴提出的十人增入名單是胡瑗、孫複、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這個(ge) 名單明顯可以分為(wei) 理學家和歐、蘇、司馬兩(liang) 組。邵雍和周、張、二程乃所謂理學“北宋五子”，也都是《家傳(chuan) 》稱理宗說李埴建議的人選範圍，但是李埴和徐僑(qiao) 都建議的朱熹卻並不在這份十人名單之中。胡瑗和孫複的入選，應該也是出於(yu) 理學淵源的考慮。弟子曾問“本朝道學之盛”，朱熹說：“亦有其漸。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dong) 有孫明複，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64]而蘇軾對所謂“慶曆三先生”卻不太崇重，他在熙寧四年正月反對科舉(ju) 改革罷廢詩賦的議狀中即曾說：“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yi) ，使楊億(yi) 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複、石介，使孫複、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yu) 政事之間乎？”[65]而歐陽修、司馬光、蘇軾三人，則是李埴父李燾在淳熙四年就曾努力推動過的，李埴仍然未放棄其父的思想，但是他的主張已經明顯更加傾(qing) 向於(yu) 理學了。李埴自淳熙五年八月即已開始從(cong) 張栻受學[66]，端平時已受理學浸染極深。《家傳(chuan) 》甚至稱理宗說李埴建議的人選實為(wei) 周、邵、張、程和朱熹，本是一份清一色的理學家名單，而這與(yu) 十人名單相差頗大。今已不知理宗所說乃是李埴原請，其後上奏時增入了歐、蘇、司馬等人，還是理宗誤記抑或有意篩選了李埴的奏請。但不管哪種情況，足可見理學的勢頭在其時已經蓋過了蘇學，但尚不足以全麵壓製蘇學，不然蘇軾等人就不會(hui) 出現在這份十人名單中。此事在“令經筵、秘書(shu) 省、國子監參酌熟議”後就沒了下文，應該是這份調和兩(liang) 派的名單引起了巨大的意見分歧，遂致流產(chan) 。

然而，僅(jin) 僅(jin) 幾年之後的淳祐元年（1241）正月甲辰，理宗便禦筆詔周、張、二程和朱熹孔廟從(cong) 祀，並罷祀王安石[67]，理學一派的道統地位正式得到朝廷的製度化肯定，而蘇軾享祀一事卻再也無人提起。蘇學在儒學道統上的競爭(zheng) ，最終還是沒能戰勝理學。

四、蘇學的困境

宋孝宗相當尊崇蘇軾，他也是淳熙四年孔廟禮議的主要推動者，龔茂良、李彥穎作為(wei) 其時權力中樞的核心成員，他們(men) 對這些情況必定是相當清楚的，但他們(men) 依然持反對的意見，其原因為(wei) 何呢？前引幾份資料都沒有記錄龔茂良、李彥穎反對的理由，龔、李二人也沒有留下可資考核的線索。王淮的情況要比龔、李二人清楚一些，通過王淮或許也能多少揣度出龔、李的幾許理由，並幫助我們(men) 窺探蘇學在道統競爭(zheng) 上的困境所在。

孝宗乾道九年二月贈蘇軾太師的製詞就出自王淮之手，他後來又在朱唐事件中以“朱程學，唐蘇學”來為(wei) 唐仲友解圍[68]，他顯然也深知孝宗對蘇軾的偏好，但他在這次禮議中依然沒有積極支持孝宗的想法。實際上，王淮對蘇軾的看法在其製詞中就已經展現得頗為(wei) 明顯，他在開篇說：“朕承絕學於(yu) 百聖之後，探微言於(yu) 六籍之中。將興(xing) 起於(yu) 斯文，爰緬懷於(yu) 故老。雖儀(yi) 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為(wei) 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然而，在他隨後對蘇軾的描述中，著重點主要都集中在蘇軾的文章、政論和名節，其中隻有一句“知言自況於(yu) 孟軻”勉強算得上是對蘇軾學術的正麵評價(jia) [69]。這與(yu) 崇寧三年以王安石孔廟配享的詔書(shu) 通篇讚頌其“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孔子之道，得公而明”[70]，相去真是不可以道裏計，也與(yu) 其後理宗淳祐元年以周敦頤、張載、二程從(cong) 祀的詔書(shu) 稱其“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相去很遠[71]。

王淮這份製詞的基本精神應該還是源於(yu) 孝宗本人對蘇軾的認識。就在贈蘇軾太師的前一月閏正月，孝宗禦製的蘇軾文集《序讚》開篇即說：“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72]其後的序和讚全都圍繞著文章和氣節兩(liang) 個(ge) 主題展開，全篇竟無一語論及蘇軾之學術。孝宗大概在此次禮議之前對儒家道統論並無多少認識，他論蘇軾如此，他拒絕趙粹中罷祀王安石的建議，也是因為(wei) “安石前後毀譽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落腳點同樣在“文章”上。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的方麵，他都沒有涉及王安石與(yu) 儒道的關(guan) 係，他大概以為(wei) “文廟”即文統之廟而已。而從(cong) 《叢(cong) 抄》所錄李燾的文字來看，他也仍然是在延續孝宗、王淮的思路，隻不過或許由於(yu) 是孔廟禮議，所以李燾還是放棄了蘇軾之文章，而他論範仲淹、歐陽修則重其政事，論司馬光、蘇軾則重其批判王安石之功績，所謂“其用功不在決(jue) 洪水、辟楊墨下”，並將此與(yu) 歐陽修排辟異端一以貫之。總之，至少從(cong) 《叢(cong) 抄》所錄文字來看，他仍然完全沒有論及司馬光、蘇軾的傳(chuan) 道之功。此前元豐(feng) 七年孟子配享，荀子、揚雄、韓愈從(cong) 祀，主要倚仗的是排辟異端之功，但其後王安石父子進入孔廟，顯然已經主要是因其傳(chuan) 承和發明儒道之功了。朱熹說“配享隻當論傳(chuan) 道”[73]，應該已經是當時比較普遍的認識，而這正是司馬光和蘇軾的短板，或者說至少是當時其推崇者所忽略的而又至關(guan) 重要的一點。

此外，其時對蘇軾地位的推崇還有“孟子”這一兩(liang) 難的不利因素。孝宗禦製的蘇軾文集《序讚》即在開頭位置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王淮的製詞又說蘇軾“知言自況於(yu) 孟軻”，李燾也說司馬光和蘇軾排辟異端（指王安石新學）的功績和氣節“蓋似孟子”，總之都逃不開孟子。然而，司馬光和蘇軾卻恰好並不那麽(me) 尊崇孟子。司馬光著《疑孟》自是眾(zhong) 所周知，蘇軾對孟子要尊崇不少，他序歐陽修文集大力推崇孟子排辟異端之功，認為(wei) “以孟子配禹可也”[74]，其《孟子論》則說孟子之“道始於(yu) 至粗，而極於(yu) 至精”[75]。但是，蘇軾對孟子並不全然滿意，他在其《子思論》中指責孟、荀、揚人性論之爭(zheng) “起於(yu) 孟子”[76]，其《論語說》又“與(yu) 《孟子》辨者八”，後來邵博在其《邵氏聞見後錄》中搜羅了很多以往非孟、疑孟的言說，他將蘇軾《論語說》中“與(yu) 《孟子》辨”的八條全都羅列其中[77]。邵博《後錄》因以攻擊王安石而尊崇司馬光、蘇氏著稱，在南宋流傳(chuan) 頗廣，該書(shu) 將蘇軾列為(wei) 非孟、疑孟中的一員應也是廣為(wei) 人知的。其後餘(yu) 允文作《尊孟辨》，其選擇的辯駁對象和內(nei) 容便主要是以《後錄》為(wei) 基礎的，蘇軾《論語說》八條也在《續辨》之中[78]。

另一方麵，孟子的地位在經過北宋的升格運動之後，已經被絕大多數士人所接受，宋高宗甚至在建炎二年就禦書(shu) 了《孟子》[79]。同時，非孟者在南宋高宗朝又屢遭打擊，以至一度重新泛起的非孟、疑孟思潮終趨消歇。紹興(xing) 六年十二月，陳公輔請禁程學，張浚代筆批旨有雲(yun) ：“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wei) 師，……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80]這一“聖訓”對南宋孟子地位的穩固和繼續提升影響頗大[81]。紹興(xing) 十三年（1143）五月，“辛未，詔左從(cong) 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厚嚐著書(shu) ，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駕部員外郎王言恭言於(yu) 朝，詔建州毀板，其已傳(chuan) 播者皆焚之。”[82]可見鄭厚因非孟而斷送了仕途，其書(shu) 也被銷毀。此後，非孟、疑孟之語便很少再見諸文獻，後來葉適“非孟”也隻是否定孟子的道統地位而已，其激烈程度與(yu) 此前的非孟、疑孟思潮是大不相同的。在孟子地位已經無可逆轉的形勢下，蘇軾自身的地位還需要引用孟子來證明，而蘇軾又並不那麽(me) 尊崇孟子，司馬光則疑孟更甚，由此而欲升司馬光和蘇軾於(yu) 孟子之下配享孔子，說服力實在有些欠缺。

不僅(jin) 如此，淳熙四年二月孝宗親(qin) 臨(lin) 太學時，國子祭酒林光朝所講的乃是《中庸》，孝宗還對其進行了褒獎[83]。《宋會(hui) 要·崇儒》載，“（紹興(xing) 十年）五月十六日，（高宗）禦書(shu) 《中庸》篇賜秦檜，乞刊石分賜墨本。從(cong) 之”[84]。可見《中庸》在南宋依然得到從(cong) 上而下的推崇。然而，蘇軾沿襲歐陽修，對《中庸》並不完全肯定。蘇軾雖有《中庸論》上中下三篇，但他卻在開篇就說：“《中庸》者，孔氏之遺書(shu) 而不完者也。”[85]這也與(yu) 南宋的思想趨勢不符。

結語

淳熙四年的孔廟禮議，是蘇學在極盛時期進行正統確認的一次製度嚐試，也是蘇軾進入孔廟享祀最為(wei) 有利的曆史時機。此時的蘇學不僅(jin) 在文學和思想上有著遍及朝野的影響，而且具備相當有利的政治條件：既有孝宗皇帝積極支持，也有趙雄、李燾等核心大臣的大力推動。然而，在這樣的有利時機下，蘇軾依然沒有能夠獲得全票支持，此次禮議最終僅(jin) 以罷祀王雱收場。並且，此後幾年的權力格局對於(yu) 蘇學本來更為(wei) 有利，但是增選蘇軾之議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其間的原因，顯然不是緣於(yu) 政治權力的阻礙，也不太能夠看到理學陣營在此次禮議中發出反對的聲音，最為(wei) 主要的原因應該還是蘇軾思想與(yu) 當時整體(ti) 思想氛圍之間所存在的扞格。蘇軾進入孔廟的失敗，實際上也是蘇學難以在南宋爭(zheng) 得儒學正統的一個(ge) 縮影，理學取代蘇學的思想影響幾乎是宋代思想演進的必然結果。

注釋
 
[1]劉複生：《北宋中期儒學複興運動（增訂本）》第一章《北宋儒學複興運動的產生及其特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第27頁。
 
[2]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58頁。
 
[3]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9頁。
 
[4]張健：《從祀配享之議：南宋政治與思想視野下的蘇學地位》《北京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5]陳淵：《默堂集》卷一二《十二月上殿劄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9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71頁。
 
[6]程頤：《明道先生墓表》《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2004年，第640頁。
 
[7]《蘇軾文集》卷六三《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潁州）》，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1956頁。
 
[8]蘇轍：《欒城後集》卷一三《潁濱遺老傳下》，見氏撰：《蘇轍集》，陳宏天、高秀芳點校，中華書局，1990年，第1040頁。
 
[9]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二《徽宗皇帝·禁元祐黨人》下，李之亮校點，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53—2057頁。
 
[10]徐鬆輯：《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禁約一》，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07頁；《宋史》卷一九《徽宗紀一》，中華書局，1977年，第366頁。
 
[11]《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一《徽宗皇帝·禁元祐黨人上》，第2033、2034頁。
 
[12]《宋史》卷一九《徽宗紀一》，第368頁。
 
[13]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卷一八，中華書局，2013年，第530頁。
 
[14]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第414頁。
 
[15]《宋史》卷一五五《選舉誌一》，第3619頁。
 
[16]《蘇軾文集》卷二五《議學校貢舉狀》，第723—726頁。
 
[1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〇，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條，中華書局，2004年，第5334頁。
 
[1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條，第8859頁。
 
[19]《宋史》卷一五五《選舉誌一》，第3620頁。
 
[20]徐鬆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三·貢舉雜錄一》，第5314頁。
 
[21]徐鬆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四·貢舉雜錄二》，第5320頁；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六《詩道否泰》，張茂鵬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第292—293頁。
 
[22]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七《譏誚門》，周本淳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236頁。
 
[23]沈鬆勤：《南宋文人與黨爭》，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9—362頁。
 
[24]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李建雄、劉德權點校，中華書局，1979年，第100頁。
 
[2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學校貢舉私議》，見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60頁。
 
[26]汪藻著，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錄箋注》卷一〇，靖康元年八月七日，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07頁。
 
[27]王炎：《雙溪類稿》卷一九《見程司業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5冊，第638—639頁。
 
[28]徐鬆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書、藏書》，第2827頁。
 
[29]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三筆》卷三，鬱震宏、李保陽點校，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226頁。
 
[30]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八《蘇文忠贈官》，徐規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第163頁。
 
[31] 《禦製文集序》，見蘇軾撰，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頁。
 
[32]《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第649、655頁。
 
[33]《蘇文忠公贈太師製》，見蘇軾撰，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第1頁。
 
[34]魏了翁：《鶴山集》卷六四《題朱文公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3冊，第61頁。
 
[35]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傅根清點校，中華書局，1996年，第135頁。
 
[36]《宋史》卷三八八《李燾傳》，第11917頁。
 
[37]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四《元豐至嘉定宣聖配享議》，第569頁。
 
[38]李心傳：《道命錄》卷八，朱軍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5頁。
 
[39]葉寘：《愛日齋叢抄》卷二，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2010年，第45頁。
 
[40]《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第663頁。
 
[41]顧宏義：《朱熹與王淮交遊考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42]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六上《宋孝宗五》，汪聖鐸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2175—2176頁。
 
[43]《宋史》卷三八六《李彥穎傳》，第11865頁。
 
[44]胡宗楙：《張宣公年譜》卷上，於浩輯：《宋明理學家年譜》第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352—357頁。
 
[45]張栻：《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八《經筵講義》，見《張栻集》，楊世文點校，中華書局，2015年，第865—869頁。
 
[4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九《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見《朱子全書》（修訂本），第4135頁；楊萬裏撰，辛更儒箋校：《楊萬裏集箋校》卷一一五《張左司傳》，中華書局，2007年，第4437頁。
 
[4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下》，見《朱子全書》（修訂本），第4400頁。
 
[48]王德毅：《李燾父子年譜》，吳洪澤、尹波主編，李文澤、刁忠民主審：《宋人年譜叢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310頁。
 
[49]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卷五〇《南軒學案補遺·南軒同調·忠文李先生彥穎》，沈芝盈、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2012年，第2963頁。
 
[50]《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第667頁。
 
[51]《宋史》卷二一三《宰輔表四》，第5580—5583頁。其中部分係月之誤已據王瑞來先生《宋史宰輔表考證》校改。參見王瑞來：《宋史宰輔表考證》，中華書局，2012年，第78—79頁。
 
[52]李心傳：《道命錄》卷八，第94—95頁。
 
[53]李心傳：《道命錄》卷一〇，第114—115頁。
 
[54]《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第12769頁。
 
[55]《宋史全文》卷三二《宋理宗二》，第2696頁。
 
[56]《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第807頁。
 
[57]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八，中華書局，1957年，第4570頁。
 
[58]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七一《嶽麓諸儒學案》，陳金生、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2391頁。
 
[59]王德毅：《李燾父子年譜》，見《宋人年譜叢刊》，第5443—5444頁。
 
[60]徐僑：《毅齋詩集別錄》所附《宋待製徐文清公家傳》，見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70冊，線裝書局，2004年，第614—615頁。
 
[61]《宋史》卷四一四《鄭清之傳》，第12420頁。
 
[62]《宋史》卷四二二《徐僑傳》，第12614頁。
 
[63]《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第822頁；又見《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三》，第2743頁。
 
[6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二九，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94年，第3089—3090頁。
 
[65]《蘇軾文集》卷二五《議學校貢舉狀》，第724頁。
 
[66]王德毅：《李燾父子年譜》，見《宋人年譜叢刊》，第5310頁。
 
[67]《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第821—822頁；《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三》，第2743頁。
 
[68]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洛學》，沈錫麟、馮惠民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第48頁。
 
[69]《蘇文忠公贈太師製》，見蘇軾撰，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第1頁。
 
[70]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一五六《故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廷詔》，中華書局，1962年，第584頁。
 
[71]《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第821頁。
 
[72]《禦製文集序》，見蘇軾撰，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第1—2頁，引文在第1頁。
 
[7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〇，第2294頁。
 
[74]《蘇軾文集》卷一〇《六一居士集敘》，第316頁。
 
[75]《蘇軾文集》卷三《孟子論》，第97頁。
 
[76]《蘇軾文集》卷三《子思論》，第95頁。
 
[77]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一、卷一二，劉德權、李劍雄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第86—92頁，引文在第92頁。
 
[78]餘允文：《尊孟續辨》卷下，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49—56頁。
 
[79]徐鬆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六·禦書》，第2869頁。
 
[80]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〇七，胡坤點校，紹興六年十二月己未條，中華書局，2013年，第2019—2020頁，引文在第2020頁；又見《道命錄》卷3，第25—27頁，引文在第26頁。
 
[81]趙宇：《儒家“亞聖”名號變遷考——關於宋元政治與理學道統論之互動研究》《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82]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四九，紹興十三年五月辛未，第2812頁。
 
[83]《宋史全文》卷二六上《宋孝宗五》，第2185頁；《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第663頁。
 
[84]徐鬆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六·禦書》，第2871頁。
 
[85]《蘇軾文集》卷二《中庸論上》，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