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井地”非三代井田，而是為(wei) 滕國設計的土地製度——一個(ge) 誤讀的仁政理想

作者：梁濤

來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5期

摘要：《孟子》一書(shu) 所言“井地”並非如趙岐、朱熹以來所理解的“古井田之法”，而是為(wei) 滕國設計的土地製度。“井地”為(wei) 動賓詞組，井是動詞，指劃分田界，形成方形或長方形的麵積，地指土地。“井地”意同於(yu) “井衍沃”“井牧其田野”，指給土地劃分田界；“井地”也可以做名詞，指劃分田界後的土地。從(cong) “請野九一而助”可知，孟子的“井地”針對的主要是野，具體(ti) 方案是八家共同占有一井土地，一井為(wei) 九百畝(mu) ，每家各占一百畝(mu) 為(wei) 私田，另有一百畝(mu) 為(wei) 公田，八家共同耕種公田，提供勞役地租，私田的收成歸農(nong) 夫所有，公田的收成則歸君子、士人所有，以實現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yang) 君子”的理想。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戰國授田製，但由於(yu) 堅守“恒產(chan) ”“取於(yu) 民有製”“謹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則，其製度設計與(yu) 戰國諸侯的土地製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製，而是為(wei) 滕國設計的土地製度，可以對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認識和理解。

關(guan) 鍵詞： 孟子  井地  授田製  仁政

作者簡介：梁濤，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思想史、儒學思想史、經學思想史、出土簡帛等。

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又一位代表人物，他將孔子的仁發展為(wei) 仁政，完成了一次思想的飛躍。說到孟子仁政，就不能不提到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的井田製，由於(yu) 孟子仁政的核心是“製民之產(chan) ”，而《孟子》一書(shu) 又提到“井地”，故後世注家、學者便認為(wei) 古代存在著一種井田製，孟子所論反映的正是這一製度。又由於(yu) 儒家視三代為(wei) 理想社會(hui) ，這樣井田製便具有了特殊的光環，成為(wei) 古代聖王的理想之製。所以每當社會(hui) 出現危機，民生凋敝，儒生就會(hui) 把眼光投向孟子的井田製，從(cong) 中尋找救世之策，形成西漢的“限田說”、王莽的“王田製”、西晉的“占田製”和北魏隋唐的“均田製”等不同方案，“並在宋、明、清等王朝還不斷有人企圖小規模的試行，足見其影響之深遠”。[1]20世紀20年代，胡適等學者對古代存在井田製提出質疑，引發“井田製有無”的討論[2]，此後肯定派與(yu) 否定派爭(zheng) 論不休，一直延續至今，成為(wei) 學術史上一大公案。但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多數學者都不懷疑孟子曾提到過古代的井田製，隻不過前者認為(wei) 孟子所說反映了一定的曆史事實，是研究古代井田製的重要材料，後者則認為(wei) 孟子的井田是一種托古改製，理想的成分多於(yu) 史事的投射，曆史上不曾實行過孟子式的井田製。另有學者注意到，孟子隻談到“井地”，沒有論及井田，井地是孟子為(wei) 滕國設計的土地分配方案[3]，但其與(yu) 孟子的仁政理想是什麽(me) 關(guan) 係，仍是個(ge) 需要探討的問題。既然井田的觀念最早見於(yu) 《孟子》，後世關(guan) 於(yu) 井田的討論也主要是因為(wei) 孟子而起，那麽(me) 要破解井田之謎，就要回到《孟子》，看看孟子是如何論述所謂“井田”的。

一、井田：一個(ge) 誤讀的仁政方案

孟子遊說諸侯，宣講仁政，勸各諸侯國統治者“製民之產(chan) ”，使民眾(zhong) 擁有“恒產(chan) ”。但孟子的仁政思想是逐步發展、完善起來的，由於(yu) 遊說對象不同，言說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不一定都涉及土地製度問題。孟子在宋國時，遇到還是王子的滕文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深深打動了滕王子。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繼位，於(yu) 是拜孟子為(wei) 師，協助自己推行仁政，後世所認為(wei) 的孟子井田，就是出現在這一時期。《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問為(wei) 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問如何治理國家。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恒產(chan) ”說，認為(wei) 首先要解決(jue) 民眾(zhong) 的土地財產(chan) 問題，其雲(yun) ：

民之為(wei) 道也，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已。及陷於(yu) 罪，然後從(cong)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wei) 也？（《孟子·滕文公上》）

不過孟子雖然主張應給予民眾(zhong) “恒產(chan) ”，但並沒有提出具體(ti) 方案，而是轉而談到賦稅問題，主張“取於(yu) 民有製”，向百姓征收賦稅要有一定的製度，征稅的標準應該是十分之一，根據是夏、商、周都征收什一稅。孟子說：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mu)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yu) 助，莫不善於(yu) 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為(wei) 常。樂(le) 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wei)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wei) 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yang)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wei) 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雲(yun)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wei) 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滕文公上》）

夏朝以五十畝(mu) 為(wei) 單位采用貢法，商朝以七十畝(mu) 為(wei) 單位采用助法，周朝以一百畝(mu) 為(wei) 單位采用徹法，其稅率都是十分之一。三種稅法之中最好的是助法，最不好的是貢法。貢法是實物稅，比較若幹年的收成，取平均數作為(wei) 定額。豐(feng) 年，多收不為(wei) 過，荒年，糧食不夠吃，卻都按定額征取，所以是不好的稅法。助法是勞役稅，又稱藉法，藉通借，指借民力耕種公田。故助法一般要有公田，與(yu) 農(nong) 夫占有的私田相對。這樣荒年雖然收成減少，但不會(hui) 按定額征收，避免了貢法傷(shang) 民的情況，是一種較好的製度。徹法也是實物稅，但是按比例征收，而不是像貢法按定額征收。東(dong) 漢趙岐注：“耕百畝(mu) 者，徹取十畝(mu) 以為(wei) 賦。”[4]農(nong) 夫耕種一百畝(mu) 土地，抽取其中十畝(mu) 的收成作為(wei) 賦稅。“徹”為(wei) 徹取、抽取之意。不過由於(yu) 孟子又說到“雖周亦助也”，認為(wei) 周朝也行助法，結果使學者誤以為(wei) 徹也包括助法。朱熹注“徹，通也，均也”，認為(wei) 徹是並行貢法和助法，“鄉(xiang) 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5]當代學者也多采取這種說法，認為(wei) 徹法是貢、助兼行的“雙軌製”。[6]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孟子所謂“雖周亦助也”，是說周人在徹法之外，同時兼行助法。徹法就是徹法，並不包括助法。隻不過孟子認為(wei) 助是較好的稅法，而助法需要有公田，故引《詩》說明周朝也行助法，但並不是說徹法包括助法。搞清了徹法與(yu) 助法的關(guan) 係，再來看孟子所謂的“井田”就容易理解了。

孟子說明“取於(yu) 民有製”後，接著提出“設為(wei) 庠、序、學、校以教之”“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lun) 也”（《孟子·滕文公上》），將教化作為(wei) 仁政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這對理解孟子的井田同樣非常重要。最後孟子引《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鼓勵文公以文王為(wei) 榜樣，努力行仁政，“亦以新子之國”。受到孟子的激勵，不久文公又派人來詢問。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一書(shu) 並沒有提到“井田”，隻在本章兩(liang) 次說到“井地”，但後世注家卻釋“井地”為(wei) “井田”，由此引出所謂井田的問題來。如趙岐注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wei) 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7]朱熹亦說：“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wei) 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8]這些說法均為(wei) 猜測之詞，是不能成立的。前文孟子隻談到夏商周三代的稅法，並沒有涉及井田的問題，文公何以會(hui) 想到要問“古井田之法”呢？如果說稅法是土地製度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由稅法必然要問及土地製度，也是講不通的。因為(wei) 孟子所說的三代稅法各不相同，夏朝實行貢法，商朝實行助法，周朝則兼行徹法與(yu) 助法，三代並不存在統一的稅法，因而也不存在統一的土地製度，文公若問的是“古井田之法”，那麽(me) 他問的是夏、商、周哪個(ge) 朝代的呢？根據孟子的看法，助法最好，貢法最差，徹法處於(yu) 助法、貢法之間，為(wei) 次一等的稅法，兼行徹法、助法應略同於(yu) 或優(you) 於(yu) 徹法。從(cong) 稅法上看，則“古井田之法”應該是指商代劃分公田、私田而實行助法的土地製度。但從(cong) 下文來看，孟子恰恰主張兼行助法和徹法，所以釋“井地”為(wei) 三代的“井田”是不成立的，文公的“井地”之問並非指“古井田之法”。

按，“井地”應是一個(ge) 動賓詞組，井是動詞，指劃分田界，形成方形或長方形的麵積，地指土地。由於(yu) 平原地區土地廣袤，一塊塊帶有田界的方形或長方形的土地彼此相連，便形成井字形狀。[9]井的這種用法在典籍中常見，如《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五年》：“掩書(shu) 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楚司馬掩登記土、田上的收獲，其中“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等均是動賓結構，“度”“鳩”“辨”等是動詞。“井衍沃”亦應如此，“井”是劃分田界，“衍沃”是平坦肥沃之地，“井衍沃”即在衍沃之地劃分田界，形成井字形。又如《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這裏的“井”“牧”均是動詞，井是劃分田界，牧是治理，“井牧其田野”即劃分、治理田野。“井地”的用法應該與(yu) “井衍沃”“井牧其田野”相同，指給土地劃分田界，以便授予農(nong) 民土地。前文孟子既已向文公陳述了恒產(chan) 的必要性，由於(yu) 當時土地所有權在國家手裏，農(nong) 民有無恒產(chan) ，主要取決(jue) 於(yu) 國君的態度，故孟子隻是提出恒產(chan) ，沒有進一步論及如何分配土地的問題。現在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表示他想規劃、分配土地，給農(nong) 民以恒產(chan) ，推行孟子的仁政理想，所以孟子馬上激動地說：“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相反，如果文公是問“古井田之法”，孟子的反應就難以理解了，前文孟子既未提到井田，也沒有將其與(yu) 仁政聯係在一起，何以會(hui) 認為(wei) 文公要行仁政呢？“井地”是劃分田界，授予農(nong) 夫土地，而孟子推行仁政首先就是要“製民之產(chan) ”，故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就是“井地”，二者內(nei) 涵是一致的，都是劃分田界，授予農(nong) 民土地。“經界”，趙岐釋為(wei) 疆界，認為(wei) “經”與(yu) “界”同義(yi) 。朱熹則釋為(wei) 治理田界，認為(wei) “經”是動詞。“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10]朱說是。“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一句，“經界”隻能是動賓結構，否則缺謂語。其實趙岐也是這樣理解的，他注此句：“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均井田。”[11]趙岐把“經”釋為(wei) “界”，結果發現少一動詞，於(yu) 是加一“正”字，做“正其經界”。隻是趙岐沒有現代人的語法觀念，對此缺乏自覺而已。當然，經界也可以做名詞，因為(wei) 治理後的田界亦可稱經界。井地亦如此，劃分田界後的土地也可稱井地。由於(yu) 這個(ge) 原因，井成為(wei) 表示土地麵積的概念，一井為(wei) 九百畝(mu) 。“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一句中，經界、井地即用作名詞，已由動賓短語轉化為(wei) 動賓式複合詞，但經界、井地的內(nei) 涵仍存在聯係，即經界指土地的界限，井地指界限內(nei) 的土地。孟子認為(wei) ，劃分的田界不公正，分配的土地就不平均，農(nong) 夫所收的穀物與(yu) 君子的俸祿就不公平。“穀祿”的對象有所不同，穀側(ce) 重農(nong) 夫，祿針對的是君子。經界關(guan) 涉分配公平與(yu) 否，故暴君汙吏必然會(hui) 破壞經界。相反，“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分田”是分給農(nong) 夫田，“製祿”是頒給君子祿，二者是聯係在一起的。從(cong) “分田”一詞看，井地顯然就是指劃分田界、分配土地，這也是孟子仁政的核心內(nei) 容。孟子強調了經界的重要性後，接著談到如何在滕國分配土地，由此可知井地與(yu) 所謂古代井田根本沒有關(guan) 係：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wei) 君子焉，將為(wei) 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yang) 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mu) ，餘(yu) 夫二十五畝(mu) 。死徙無出鄉(xiang) ，鄉(xiang)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qin) 睦。方裏而井，井九百畝(mu) ，其中為(wei)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mu) ，同養(yang)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yu) 子矣。（《孟子·滕文公上》）

文公若是問“古井田之法”，孟子自當直接告知。然而孟子先是讚歎文公要行仁政，接著強調經界的重要性，現在又說“夫滕，壤地褊小”，而偏偏不談及古代井田的情況，這不是很奇怪嗎？可見，文公根本不是問“古井田之法”，而是問如何規劃、分配滕國的土地，實現孟子的恒產(chan) 理想。在孟子遊說的諸侯中，滕文公是唯一被孟子打動並願意踐行其仁政主張的君主，而孟子前文提出的“恒產(chan) ”“取於(yu) 民有製”“明人倫(lun) ”的仁政三原則中，核心就是“恒產(chan) ”，受到孟子激勵的文公打算規劃、分配土地，將老師的教誨付諸實踐，不是很正常嗎？以往學者論及井田，隻注意上文“方裏而井，井九百畝(mu) ”一段，認為(wei) 孟子是描述古代井田製，或認為(wei) 孟子是在托古改製，卻忽略了孟子根本不是討論古代的井田製，而是為(wei) 滕國製定土地分配方案。如果摒棄成見，仔細閱讀上文，孟子到底是說“古井田之法”，還是滕國“井地”之法，是不難搞清楚的。在上文中，孟子首先分析了滕國的國情，指出滕國土地狹小。孟子曾說，“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裏也”（《孟子·滕文公上》），滕國方圓僅(jin) 五十裏，是魯國的附庸國，因此文公可規劃、分配的土地有限，而且不可能包括已耕種的田地，隻能是野外尚未開墾的土地。文公所問“井地”的地，學者直接釋為(wei) 田，恐怕未必準確。《孟子》一書(shu) 中“地”字出現54次，一般是指土地，如“地方百裏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海內(nei) 之地，方千裏者九，齊集有其一”（《孟子·梁惠王上》），“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等，這裏的地都不限於(yu) 田地，主要指土地或疆域。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用法，如“若無罪而就死地”（《孟子·梁惠王上》），“天時不如地利”（《孟子·公孫醜(chou) 下》），“天地”（《孟子·公孫醜(chou) 下》）等。以上用法占了52次，隻有兩(liang) 例似指田地，一例是“今夫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但這裏的“地”實際指土壤，即下文所說“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另外一例即前文孟子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yu) 助。”這可能是因為(wei) 土地經過開墾後就成為(wei) 田地，故加一“治”字，作“治地”。相反，《孟子》一書(shu) 中“田”字出現33次，除用作田獵之外，均指田地，如“百畝(mu) 之田，勿奪其時”（《孟子·梁惠王上》），“竭力耕田”（《孟子·萬(wan) 章上》），“易其田疇”（《孟子·盡心上》），“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孟子·盡心下》）。還有兩(liang) 例“田野”連用，“田野不辟，貨財不聚”（《孟子·離婁上》），“土地辟，田野治”（《孟子·告子下》），但這裏的“田野”是偏義(yi) 詞，主要指野，因為(wei) 野開辟後可以成為(wei) 田，故稱田野。從(cong) 《孟子》田、地的不同用法來看，“井地”的地不是指田，而是指未開墾的土地，具體(ti) 講應該是處於(yu) 滕國鄉(xiang) 野的土地。[12]文公知道滕國不像其他國家，有大片土地可供分配，故主要是問如何規劃、分配鄉(xiang) 野的土地，而孟子的回答也主要側(ce) 重於(yu) 野。

接著，孟子說到君子與(yu) 野人的問題。“將為(wei) 君子焉，將為(wei) 野人焉”“將”，副詞，應當之意。“為(wei) ”，有也。滕國雖然狹小，應當有君子，應當有小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yang) 君子。”以往學者囿於(yu) “古井田之法”的成見，往往釋君子為(wei) 居於(yu) 國中、需要承擔軍(jun) 事義(yi) 務的國人，野人為(wei) 居於(yu) 野外、不承擔軍(jun) 事義(yi) 務的人，未扣住具體(ti) 語境，不夠準確。其實這裏的君子、野人分別指勞心與(yu) 勞力者，孟子在滕國時，曾與(yu) 農(nong) 家許行的門徒陳相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yu) 人”展開辯論，認為(wei) “治於(yu)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yu) 人，天下之通義(yi) 也”（《孟子·滕文公上》）。君子即勞心者，他們(men) 伴隨體(ti) 力勞動與(yu) 腦力勞動的分工而出現，不事耕作，主要負責對民眾(zhong) 的教化與(yu) 治理，孟子主要用其指代具有儒家理想的士人階層。對於(yu) 這種君子的社會(hui) 價(jia) 值與(yu) 作用，孟子曾做過積極辯護（見《孟子·盡心上》）。所以，孟子這裏所謂的君子，主要指參與(yu) 政治、從(cong) 事教化的士人。他們(men) 雖“不耕而食”，但就社會(hui) 分工而言，顯然又是合理的，對於(yu) 國家治理與(yu) 人倫(lun) 教化有重要貢獻。至於(yu) 野人，自然是指體(ti) 力勞動者，尤其是指居於(yu) 野的體(ti) 力勞動者。古代有國、野之分，國指國都與(yu) 四郊，野指四郊之外的農(nong) 業(ye) 區。《國語·齊語》韋昭注曰：“國，郊以內(nei) 也。”[13]“說明郊與(yu) 國的關(guan) 係原本密不可分，凡指國也應包括郊區在內(nei) 。”[14]到了戰國時，國、野的對立雖然有所弱化，但依然存在，《荀子·強國》雲(yun) ：“入境，觀其風俗……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入境”，雖然已進入一個(ge) 國家，但仍然還在鄉(xiang) 野，“入國”才算進入都城。就居民而言，戰國時居住於(yu) 國的主要包括政府官吏、官私手工業(ye) 者、行商坐賈、士人以及郊區農(nong) 民等，野則包括郊區以外的耕作者。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孟子·萬(wan) 章下》）君子、野人是孟子分配土地的對象，而土地主要在鄉(xiang) 野，這在孟子設計的方案中看得非常清楚。

最後，孟子提出“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的具體(ti) 方案，以往學者囿於(yu) 成見，認為(wei) 孟子是談“古井田之法”，而夏商周三代的稅率均為(wei) 十分之一，故對孟子的方案出現兩(liang) 種稅率頗感疑惑，於(yu) 是折中調和，試圖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都無法自圓其說。其實孟子根本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針對滕國提出自己的仁政方案。“國中什一使自賦”，是讓國中的工商業(ye) 者交十分之一的稅。對於(yu) 郊區的土地實行徹法，同樣是什一稅。由於(yu) 郊區的土地已經分配出去，不可能再重新分配，故孟子用“什一使自賦”一句帶過，而將關(guan) 注的重點放在了野，“請野九一而助”才是孟子方案的重點，下麵的文字都是圍繞這一句展開的。其中“方裏而井，井九百畝(mu) ，其中為(wei)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mu) ，同養(yang) 公田”一段，是對“野九一而助”的具體(ti) 說明，由此可知孟子的方案是八家共同占有一井土地，一井為(wei) 九百畝(mu) ，每家各占一百畝(mu) 為(wei) 私田，另有一百畝(mu) 為(wei) 公田，八家共同耕種公田，提供勞役地租，私田的收成歸農(nong) 夫所有。那麽(me) 公田的收成歸誰所有呢？由於(yu) 戰國實行授田製，從(cong) 理論上講，當然應該歸國家所有，不過孟子對此似還有更具體(ti) 的考慮，這就是他所說的：“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mu) ，餘(yu) 夫二十五畝(mu) 。”“卿以下”指大夫和士，他們(men) 受圭田五十畝(mu) ，餘(yu) 夫指一家之中成年勞動力之外其餘(yu) 可以從(cong) 事勞動的人，他們(men) 也可以受圭田二十五畝(mu) ，按一個(ge) 大夫或士家中有兩(liang) 名餘(yu) 夫計算，大夫或士受田五十畝(mu) ，加上兩(liang) 名餘(yu) 夫的田五十畝(mu) ，正好受圭田一百畝(mu) 。可見孟子的公田實際是用作大夫、士及其餘(yu) 夫的圭田，圭田是供大夫、士祭祀用的田地。《禮記·王製》說：“夫圭田不征。”說明國家對於(yu) 圭田不征稅，其收成歸大夫、士所有，用於(yu) 祭祀。《王製》又說：“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引《禮》也說：“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孟子·滕文公下》）可見當時很多士已沒有圭田，無法舉(ju) 行祭祀，隻能薦新，即用時鮮的食品祭獻。孟子設計的公田顯然是為(wei) 了解決(jue) 士人、君子的土地問題，所以孟子要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農(nong) 夫耕種完公田，然後才可以耕種自己的私田，以此區別君子與(yu) 野人。另外，孟子要求農(nong) 夫“死徙無出鄉(xiang) ，鄉(xiang) 田同井”，在君子的治理、教化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qin) 睦”。這與(yu) 孟子在滕國執意推行三年之喪(sang) 一樣，都是出於(yu) 倫(lun) 理的考慮，是孟子推行儒家教化的一種嚐試。

根據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孟子針對國、野實際提出了兩(liang) 種不同方案，由於(yu) 國是官吏、工商業(ye) 者、士人的居住地，郊區的土地也已分配出去，如果重新分配，必然會(hui) 引起矛盾，故孟子隻是提出“國中什一使自賦”，沒有涉及土地分配的問題。對於(yu) 滕國沒有“恒產(chan) ”的農(nong) 夫，隻能靠野外沒有開墾的土地來解決(jue) 了，孟子“請野九一而助”正是針對此提出的。[15]表麵上看，“九一而助”與(yu) “什一使自賦”似乎隻是兩(liang) 種不同的稅法，但實際有根本的不同。要做到“九一而助”，必須要對土地進行規劃和分配，將一井土地分給八家，每家百畝(mu) ，另有一百畝(mu) 公田，具有強烈的設計色彩，隻有在未開墾的土地才可能實行。孟子的設計有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有公田，二是實行助法。設置公田，如孟子所言，主要是為(wei) 了區別君子與(yu) 野人，使野人養(yang) 君子、君子治野人在土地製度上得以實現。孟子的君子主要是指以儒者為(wei) 代表的士人階層，隨著士人人數的增加，人們(men) 對“不耕而食”的士人多有質疑，孟子從(cong)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yu) 人”的立場出發，肯定士人對於(yu) 治理、教化的作用，故為(wei) 他們(men) 設計了專(zhuan) 門的公田，以實現“治人者食於(yu) 人”的“天下之通義(yi) ”（《孟子·滕文公上》）。有公田必然有助法，孟子對助法情有獨鍾，稱“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nong) ，皆悅而願耕於(yu) 其野矣”（《孟子·公孫醜(chou) 上》），並說“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下》）。從(cong) 經濟的發展來看，從(cong) 勞役地租到實物地租、再到貨幣地租是一般規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已普遍采用實物地租的形式，孟子卻主張實行勞役地租的助法，從(cong) 經濟學的角度看，顯然是違背經濟規律的。[16]但孟子提倡助法主要不是出於(yu) 經濟的考慮，而是出於(yu) 倫(lun) 理、教化的目的，在孟子的仁政藍圖中，庠序、學校之教是一個(ge) 重要的內(nei) 容，這必然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士人、君子，這些士人、君子也需要有一定的土地財產(chan) ，而實行助法，讓農(nong) 夫耕作公田，可以拉近農(nong) 夫與(yu) 士人情感上的距離，一方麵君子可以安心教化、治理野人，另一方麵野人也有義(yi) 務奉養(yang) 君子，實現了孟子所說的“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yang) 君子”。可見，孟子雖然主張“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孟子·梁惠王上》），但在製度設計上，還是充分考慮到士人利益的。關(guan) 於(yu) 助法的稅率，由於(yu) 八家共耕一百畝(mu) 公田，則每家各耕12.5畝(mu) ，加上私田為(wei) 112.5畝(mu) ，則稅率為(wei) 12.5÷112.5=0.11，略高於(yu) 徹法的十分之一（0.1）。孟子這樣設計，主要是立足儒家立場、推行人倫(lun) 教化的一種嚐試，其具有一定的複古傾(qing) 向，但絕不是什麽(me) “古井田之法”。[17]

二、井田乃戰國授田製，而非夏商周三代的土地製度

夏商周三代是否存在“古井田之法”呢？以往學者認為(wei) 三代存在井田主要是根據《孟子》，由於(yu) 孟子提到井田——實際隻說到井地，又說到公田、私田，故主要是根據這兩(liang) 項論證井田的存在。既然孟子根本沒有談論“古井田之法”，而隻是提出了滕國土地分配的方案，那麽(me) 曆史上關(guan) 於(yu) 孟子提出古代井田製的說法就失去了立論的根據，圍繞井田製的種種觀點與(yu) 看法，就需要重新審視和檢討。認為(wei) 古代存在井田，一個(ge) 重要根據是古代土地往往劃為(wei) 井字，郭沫若說“殷、周兩(liang) 代曾經實行過井田製”“田字本身便是一個(ge) 證據”“古代必然有過豆腐幹式的田製，才能夠產(chan) 生得出這樣四方四正，規整劃分的田字”。[18]甲骨文中田字寫(xie) 作“田”等形，金文字形大致相同。《說文》雲(yun) ：“樹穀曰田。象四囗。十，阡陌之製也。”段注：“此說象形之指，謂囗與(yu) 十合之，所以象阡陌之一縱一橫也。”郭沫若根據田字像阡陌縱橫之井形，便斷言“井田製是斷然存在過的”，後成為(wei) 論證井田製最常見的方法，然而卻是大有問題的。郭沫若說的是井田製，但決(jue) 定土地製度的不是農(nong) 田的形製，而是土地占有關(guan) 係以及產(chan) 品分配形式，也就是人們(men) 所說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古代先民生活於(yu) 黃河衝(chong) 積平原及河穀盆地，這裏土質肥沃，雨水充沛，常有水患，於(yu) 是先民因地勢做溝洫以疏導之，同時標識田界、開辟道路，久而久之，便在平坦廣闊的土地上形成一道道阡陌、溝洫縱橫的井字形。但這些井字形土地的占有關(guan) 係與(yu) 產(chan) 品分配形式與(yu) 孟子描述的土地製度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不能稱為(wei) 井田。以往學者由於(yu) 相信孟子提到過古代的井田，於(yu) 是按圖索驥，試圖證明井田的存在。但根據前麵的分析，孟子根本沒有提到古代的井田，而是針對滕國的情況而提出的土地分配方案，這樣想從(cong) 孟子所言井地以證明古代存在井田的做法，便失去了根據。相反，判斷三代的土地製度能否稱為(wei) 井田，應當以孟子描述的土地製度為(wei) 標準。畢竟，曆史上長期爭(zheng) 論不休的井田問題是由孟子引起的。

有學者提出三代雖然不存在井田製，但存在著井田，井田與(yu) 井田製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概念。“井田是疆理土地為(wei) 井字形方塊田的耕作方法。井田製是將土地劃分為(wei) 小塊授予農(nong) 夫獨立耕作的分配土地占有權的製度。不能混淆兩(liang) 類不同性質的概念，以井田的存在論證井田製的起源。”[19]區分井田與(yu) 井田製當然有一定的意義(yi) ，但認為(wei) 三代存在井田仍值得商榷。因為(wei) 三代有沒有井田，隻能以當時人們(men) 的稱謂為(wei) 準，若三代雖然存在井字形的土地，但當時人們(men) 並不稱其為(wei) 井田，而隻是稱為(wei) 田或其他名稱，就不能認為(wei) 已經出現了井田。就像今天一些農(nong) 村的土地依然由田坎、道路劃分為(wei) 井字形，但人們(men) 並不因此就稱其為(wei) 井田，更不會(hui) 將其與(yu) 古代井田聯係在一起。從(cong) 文獻材料來看，整個(ge) 三代尚沒有出現井田的用法，也沒有用井字表示土地單位。郭沫若說：“西周的金文裏麵有好些賜田和以田地賠償(chang) 或交易的紀錄，而都是以‘田’為(wei) 單位。”[20]這正好說明西周的土地單位是田而不是井，盡管田字取阡陌縱橫之形。還有學者從(cong) 公田、私田論證井田的存在，孟子設計的井田中有公田、私田之分，又引用《詩·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yu) 是認為(wei) 這說明周代也存在井田，孟子所論正是周代井田。其實孟子引《詩》隻是想說明周代實行助法，並不表示他想將周代的土地製度照搬到滕國。孟子生活的戰國，不論是生產(chan) 力水平還是生產(chan) 關(guan) 係，都與(yu) 西周有根本的不同，其設計的公田、私田自然也不會(hui) 與(yu) 西周相同。正如不能因為(wei) 有井字形土地便稱其為(wei) 井田一樣，也不能簡單將曆史上的公田、私田歸為(wei) 井田。

從(cong) 古代土地製度的發展來看，井田製乃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chan) 物，其背景是戰國時期的國家授田製，當時各諸侯國出於(yu) 富國強兵、對外兼並的需要，將土地授予小生產(chan) 者，以此刺激生產(chan) ，增加賦稅，這種做法在先秦兩(liang) 漢文獻尤其是《周禮》中多有反映，孟子遊說諸侯，勸其製民之產(chan) ，也是以國家授田為(wei) 背景的，隻不過孟子立足民本，提倡仁政，他設計的田製更多體(ti) 現了儒家“富之”“教之”的理想，與(yu) 戰國諸侯單純為(wei) 發展生產(chan) 、對外擴張的田製有所不同。由於(yu) 這一時期，一是“井”已成為(wei) 土地麵積單位，一井為(wei) 九百畝(mu) ，並且以井為(wei) 單位來規劃、組織生產(chan) ，如“九夫為(wei) 井”（《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鄉(xiang) 田同井”（《孟子·滕文公上》）等。二是出現“井田”的用法，如“斷方井田之數”（《管子·侈靡》）等，並出現了《孟子》與(yu) 《周禮》所記的兩(liang) 種井田模式，盡管《孟子》《周禮》都沒有使用井田一詞，但它們(men) 規劃田地都是以井為(wei) 單位的，因此嚴(yan) 格說來隻有到戰國時才出現了井田。其中，《周禮》所記較多反映了當時各國的授田情況，而孟子所言主要體(ti) 現了他的仁政理想，且僅(jin) 僅(jin) 推行於(yu) 滕國。[21]二者雖有不同，但都產(chan) 生於(yu) 戰國，是戰國授田製下的產(chan) 物。然而由於(yu) 後人的誤讀，以為(wei) 孟子是講“古井田之法”，將本屬於(yu) 戰國的井田製錯置於(yu) 三代，並試圖將《周禮》與(yu) 《孟子》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田製係統強行統合在一起，結果治絲(si) 益棼，引起無謂的爭(zheng) 論。既然孟子並沒有談到“古井田之法”，就不應根據孟子將三代土地製度稱為(wei) 井田製，而隻能將井田放在戰國授田製下進行重新考察。唯有如此，才可以對爭(zheng) 論了兩(liang) 千年的井田問題做出徹底的澄清和解決(jue) 。

戰國授田製的出現，既與(yu) 生產(chan) 力的突破、諸侯兼並的社會(hui) 現實有關(guan) ，也是古代土地製度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我們(men) 知道，人類社會(hui) 是在父權家族階段進入階級社會(hui) 的，父權家族由父家長以及若幹代子女構成，並包括一定數量的非自由人，成年子女雖然可以結婚組成家庭，稱為(wei) 室，但他們(men) 沒有經濟獨立權，父家長利用對家族經濟活動的管理壟斷了家族的財產(chan) ，出現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種私有製——父家長私有製，但不同於(yu) 個(ge) 體(ti) 私有製，它不僅(jin) 沒有瓦解父權家族，反而強化了父家長的統治，早期氏族公社的公有製遭到破壞。因此，父權家族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在社會(hui) 生活的一切製度上、在人與(yu) 地和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上的革命。由於(yu) 生產(chan) 力水平低下，父權家族階段，人們(men) 隻能采取共同耕作的形式，生產(chan) 由父家長主持，糧食則分配到各室，室沒有成為(wei) 獨立的生產(chan) 單位，如徐中舒先生所說：“古代的原始農(nong) 業(ye) ，都是在氏族或父係家長製下共同協力進行的，一夫一妻製的小家庭力量太薄弱了，不足以單獨地征服自然，與(yu) 自然災害作鬥爭(zheng) 。”[22]家族成員依血緣關(guan) 係而居，共同勞作，這樣就形成家長製家庭公社，公社必然占有大塊的田地，這些田地如果在平原地區的話，出於(yu) 灌溉或標識田界的需要，可能會(hui) 劃分為(wei) 井字形，但這些田地並不能稱為(wei) 井田。從(cong) 土地占有關(guan) 係看，家庭公社的土地屬父家長所有，產(chan) 品則由父家長分配，具有隨意性，沒有形成穩定的製度，與(yu) 孟子描述的井田製有很大的不同。

夏商周三代進入了王朝國家階段，這種國家建立在某個(ge) 部族對其他部族的征服之上，征服者部族的首領成為(wei) 握有生殺大權的統治者，而多數被征服部落或氏族則成為(wei) 被統治者，需要向征服部族提供賦稅勞役。但不論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其社會(hui) 基本單位都是家族或宗族。“在早期國家階段，血緣關(guan) 係往往不僅(jin) 沒有被已經出現的地緣關(guan) 係和地域組織所取代，而且還在人們(men) 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繼續發揮作用。無論是商的內(nei) 服和外服，還是周的國中和野中，當時最基本的社會(hui) 細胞仍是家族甚或氏族，剝削關(guan) 係出現在兩(liang) 類族團之間，統治者根本無法突破狹隘的血緣界線直接針對單個(ge) 的人實施奴役，而隻能針對集體(ti) ，指定某族專(zhuan) 服某役，並以被統治各族的族長作為(wei) 實施剝削的代理人。”[23]所以早期國家的土地所有製具有十分明顯的二重性：一方麵是國有或王有，另一方麵則是宗族或部落所有。王有或國有尚不足以完全取代族有或部落所有，相反，國家向被統治部落征收賦稅，要靠其族長的配合才可以實現。從(cong) 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來看，三代是青銅時代的耒耜農(nong) 業(ye) ，雖然商代已出現青銅，但主要用來鑄造祭器，很少用作農(nong) 具，當時的生產(chan) 工具主要是耒耜。受農(nong) 具的限製，耕種一塊土地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故當時多采取集體(ti) 勞動的形式。卜辭有“王大令眾(zhong) 人曰田”的記載，從(cong) “眾(zhong) 人”一詞看，殷人采取的是集體(ti) 勞動，“眾(zhong) 人”的身份，學者一般認為(wei) 是與(yu) 王同族之人，[24]卜辭所記的田，顯然不同於(yu) 孟子所說的井田。

周革殷命之後，早期國家的二重土地所有製依然存在，並得到進一步發展。一方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周天子名義(yi) 上是天下土地的所有者，王有製得到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麵，周天子又通過分封的形式將土地賜給諸侯，諸侯又賜給大夫，形成多層次的土地占有，天子、諸侯對人口、土地的控製能力有限。由於(yu) 生產(chan) 力水平低下，西周耕種的田有菑、新、佘三種，實行“三年一換土易居”的休耕、輪耕製，這就是《爾雅·釋地》所說：“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佘。”[25]這種田製後人稱為(wei) 爰田製（即換耕製），與(yu) 孟子所說的田製顯然有所不同。西周田製有公田、私田之分，《詩·小雅·大田》：“有渰萋萋，興(xing) 雲(yun) 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曾引此詩說明“惟助為(wei) 有公田”，故公田實行助法，需借民力耕種。又說“助者藉也”，故公田亦稱藉田。《詩·小雅·大田》說“曾孫來止”，據鄭箋，曾孫指成王，周王對祖先和神靈習(xi) 慣自稱曾孫。成王親(qin) 自視察、督促耕種，故公田為(wei) 天子之田。私田與(yu) 公田相對，應為(wei) “我”即《詩》作者的田。朱熹注：“此詩為(wei) 農(nong) 夫之辭。”[26]不確。西周社會(hui) 的基本單位是宗族，族長代表宗族占有土地，故“我”非一般的農(nong) 夫，而是族長，私田為(wei) 屬於(yu) 宗族或族長的土地。不論是公田還是私田，麵積一般都比較大，非孟子所說的百畝(mu) 。令鼎有文：“王大藉農(nong) 於(yu) 諆（其）田……王歸自諆田。”令鼎是康王時器，其銘文記載康王行藉田禮，借民力耕種公田（藉田）。從(cong) “大藉（借）農(nong) ”來看，康王公田的麵積應該不小。據《國語·周語上》，“宣王即位，不藉千畝(mu) ”，則天子的公田有千畝(mu) 之多。又《詩·周頌·噫嘻》說：“駿發爾私，終三十裏。”“私”指私田，可見屬於(yu) 宗族或族長的私田麵積也不小。由於(yu) 公田、私田的麵積廣大，加之生產(chan) 力水平低下，故周人隻能采取集體(ti) 耕作的形式，形成“千耦其耘”（《詩·周頌·載芟》）、“十千維耦”（《詩·周頌·噫嘻》）的大規模耕作場景。雖然這裏的“千”“十千”隻是蓋言其多，未必實指，但詩人所描述的一千對乃至一萬(wan) 對農(nong) 夫共同耕作的田製，與(yu) 孟子所言井田無疑具有天壤之別。這些農(nong) 夫也不是個(ge) 體(ti) 生產(chan) 者，而是來自不同的宗族，在族長的帶領下進行集體(ti) 生產(chan) ，耕種屬於(yu) 本宗族的私田以及天子的公田。所以周代雖然有公田、私田，但與(yu) 孟子所說的公田、私田不同，二者屬於(yu) 不同的田製。如學者所說，孟子井田是以個(ge) 體(ti) 勞動普遍化為(wei) 條件的，“隻有個(ge) 體(ti) 勞動已經成為(wei) 可能，才會(hui) 出現‘八家各私百畝(mu) ’的事實，反之，在個(ge) 體(ti) 勞動尚不存在的情況下，無論把私田說成是農(nong) 奴的份地，抑或說成是公社社員的份地，都會(hui) 顯得毫無意義(yi) 。”[27]

戰國時期，由於(yu) 鐵器、牛耕的普及，個(ge) 體(ti) 農(nong) 民可以完成農(nong) 作的全過程，五口之家便是一個(ge) 獨立的生產(chan) 單位，不再需要“千耦其耘”的大規模集體(ti) 勞作。這時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批新興(xing) 卿族，如完成分晉大業(ye) 的韓、趙、魏等，他們(men) 不再像春秋的國君那樣將土地分封給卿大夫貴族，而是直接分配給農(nong) 民耕種，國家、宗族二重土地所有製轉變為(wei) 國家所有製，農(nong) 民由隸屬於(yu) 宗族轉而隸屬於(yu) 國家。由於(yu) 能夠為(wei) 君主、國家直接提供賦稅和兵源的主要是這一階層，因此通過授田的形式，將農(nong) 夫固著於(yu) 土地之上，課之以稅，征之以兵，充分開發土地，保證稅源和兵源，便成為(wei) 各國變法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戰國授田製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chan) 生的，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土地國有。國君具有土地的所有權，有大量土地可供支配，農(nong) 夫分得的隻是土地的使用權，一般不能買(mai) 賣。第二，計戶（人）授田。由於(yu) 戰國是以一夫一妻為(wei) 核心的個(ge) 體(ti) 小家庭為(wei) 主，故以戶為(wei) 單位進行授田，在依然流行大家族的地區，則計人授田。與(yu) 當時生產(chan) 力水平相適應，授田份額為(wei) 一夫或一戶百畝(mu) ，以便充分挖掘勞動者的生產(chan) 能力，創造更多的財富。第三，完整田界。為(wei) 了使授田製能順利進行，政府通過阡陌、封疆建立起完整的田界，將土地劃分為(wei) 百畝(mu) 的方形或長方形，一塊塊百畝(mu) 的土地彼此相連，便形成井字形。井不僅(jin) 指土地麵積，也可以表示行政區劃，“九夫為(wei) 井，四井為(wei) 邑”（《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第四，嚴(yan) 密戶籍。為(wei) 了便於(yu) 授田和征收賦稅徭役，政府對人口進行統計，建立起嚴(yan) 密的戶籍製度，用行政強製手段控製勞動者，禁止人口隨意遷徙。農(nong) 夫被編入戶籍、領取土地後，納稅服役於(yu) 政府，成為(wei) 國家的編戶齊民。第五，國家剝削。國家對授田農(nong) 民征收沉重的賦稅，“大體(ti) 分為(wei) 租、賦、役三部分，一般來說，租依田征收，賦、役依人（或戶）征收，其中賦一般重於(yu) 租，役又重於(yu) 租賦。國家收入又以各種形式在剝削者中間進行二次分配，其中有的部分是官吏俸祿”。[28]不難看出，孟子為(wei) 滕國設計的田製，在土地國有、計戶授田、完整田界等方麵，與(yu) 戰國授田製是一致的，說明孟子的井田其實也是戰國授田製下的產(chan) 物。但孟子從(cong) 仁政、王道理想出發，對授田製下農(nong) 民遭受的沉重剝削以及國家權力對宗法倫(lun) 理的破壞，則深惡痛絕，根本不能接受。孟子說：“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盡心下》）故孟子設計的田製，增加了公田、助法——主要為(wei) 了倫(lun) 理教化，以及“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主要體(ti) 現“薄稅斂”（《孟子·梁惠王上》）的內(nei) 容。如果說主要由法家推行的授田製是為(wei) 了“盡地力之教”，對外兼並、擴張的話，那麽(me) 孟子的井田在“製民之產(chan) ”之外，還有“謹庠序之教”（《孟子·梁惠王上》）的更高追求，體(ti) 現了儒家與(yu) 法家不同的政治理念。所以孟子雖然也主張“死徙無出鄉(xiang) ，鄉(xiang) 田同井”，但主要是為(wei) 了維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宗法倫(lun) 理，與(yu) 法家為(wei) 獲取賦稅、勞役而對農(nong) 民采取超經濟強製有根本的不同。後人談論井田主要根據《孟子》與(yu) 《周禮》，由於(yu) 二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實際是提出了兩(liang) 種不同的井田。《周禮》由於(yu) 吸收了法家思想，其設計的土地製度與(yu) 戰國授田製較為(wei) 接近，而孟子從(cong) 仁政理想出發，其倡導的井田則與(yu) 諸侯的授田存在較大的差異。二者雖有不同，但都是戰國授田製下的產(chan) 物，若放在戰國時代背景下進行討論，不難對二者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評價(jia)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後世經學家卻誤以為(wei) 孟子是講“古井田之法”，是陳述三代的理想之製，於(yu) 是井田被視為(wei) 古代先王的大經大法，具有了崇高的地位，試圖從(cong) 中尋找改革弊政的方案，經學史上圍繞井田的爭(zheng) 論實際建立在對經典的誤讀之上。近代學者雖然具有了曆史觀念，認為(wei) 孟子所說的井田未必實行於(yu) 三代，澄清了以往經學家的一些錯誤，卻跳不出趙岐、朱熹以來的誤讀，一些學者雖然注意到“井地”與(yu) 井田的不同，但沒有將其放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下進行探討，因而無法對井地的具體(ti) 內(nei) 涵、體(ti) 現了什麽(me) 樣的經濟思想做出全麵的分析和解讀，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情。

三、井田與(yu) 孟子的仁政理想

根據以上分析，孟子所說的井田並非三代的土地製度，而是在戰國授田製下針對滕國的土地製度設計，是實現其仁政理想的具體(ti) 方案。孟子通過總結三代“廢興(xing) 存亡”的曆史經驗教訓向統治者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xing) 存亡者亦然。”（《孟子·離婁上》）孟子一生像孔子一樣，周遊列國，遊說魏、齊等國君主，希望他們(men) 能效法堯、舜以及三代之王，“製民之產(chan) ”，施行仁政，結束戰亂(luan) ，使人民過上安定、富裕的生活。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wei)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治理國家，不僅(jin) 要有“善”，而且還要有“法”，要有相應的製度，孟子的仁政就是這種製度和法。孟子的仁政包括恒產(chan) 、什一稅、“謹庠序之教”三原則，井田則是孟子在滕國落實仁政三原則的具體(ti) 製度設計。明乎此，圍繞孟子井田製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就能夠得以澄清了。有學者注意到，孟子隻在滕國談論過古代井田製，在其他國家則不論及這一問題，而是極力勸說國君製民之產(chan) ，於(yu) 是認為(wei) 《孟子》中實際存在兩(liang) 種井田製：一種是孟子所敘述的古代井田製，也稱“井地製”；一種是孟子主張在戰國實行的作為(wei) 其仁政核心的“恒產(chan) 製”，可稱為(wei) “新井田製”。前者是孟子對古代製度的追憶，但僅(jin) 記其“大略”；後者是孟子保護土地私有權的製度設計，因為(wei) 是個(ge) 人的主張，所以講得比較詳盡。[29]這種看法沒有跳出“古井田之法”的成見，誤把孟子在不同場合的論述看作是舊與(yu) 新兩(liang) 種井田製，是不能成立的。

如前所述，孟子的仁政包括恒產(chan) 等三原則，而井田則是落實恒產(chan) 等原則的製度設計。恒產(chan) 指固定的土地財產(chan) ，包括固定的占有權和固定的數額，數額就是孟子反複陳述的“百畝(mu) 之田”“五畝(mu) 之宅”。在滕國時，由於(yu) 文公想將孟子的主張付諸實踐，孟子需要考慮土地的分配問題，故設計出井地的方案。孟子的井地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如設置公田、實行助法等，更多是出於(yu) 對倫(lun) 理、教化的考慮。後來到了魏國、齊國，由於(yu) 梁惠王、齊宣王根本無意實行孟子的主張，孟子隻能向諸侯宣講恒產(chan) 說，勸其製民之產(chan) ，而沒有機會(hui) 談論土地製度問題，故不再談論“井地”——規劃、分配土地了。孟子離開滕國來到魏國後，曾與(yu) 惠王談論過恒產(chan) 的問題。惠王抱怨說：“寡人之於(yu) 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nei) 凶，則移其民於(yu) 河東(dong) ，移其粟於(yu) 河內(nei) 。河東(dong)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雖然譏諷惠王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並沒有批評其不行恒產(chan) ，而是強調“不違農(nong) 時”“勿奪其時”。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wei) ，隨著戰國授田製的推行，向農(nong) 夫授百畝(mu) 之田已成為(wei) 魏國的國策。魏文侯執政時，任用李悝為(wei) 相，“李悝為(wei)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規定“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mu) ”，即一個(ge) 五口之家，耕田百畝(mu) ，“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書(shu) ·食貨誌》）。梁惠王雖然誌大才疏，治國無方，但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上還是頗為(wei) 用心的。上文惠王稱“河內(nei) 凶，則移其民於(yu) 河東(dong) ，移其粟於(yu) 河內(nei) ”，說明魏國幅員遼闊，有大片的土地可供開墾，文侯時確立的一夫“治田百畝(mu) ”的政策一直延續下來。《商君書(shu) ·徠民》說三晉“土狹而民眾(zhong) ”，主張采取優(you) 惠政策，招徠三晉民眾(zhong) 來秦國開墾荒地，可能隻是相對而言，不具有代表性。從(cong) 相關(guan) 材料來看，魏國是向農(nong) 夫授予百畝(mu) 田地的。惠王雖然在發展生產(chan) 上盡心盡力，但他製民之產(chan) 是為(wei) 了對外擴張、兼並，而不是行仁政，不是為(wei) 了讓民眾(zhong) 過上富足、安定的生活，所以孟子不是指責惠王沒有製民之產(chan) ，而是批評其不斷對外開戰，使民眾(zhong) 飽嚐戰爭(zheng) 之苦，而且“違農(nong) 時”“奪其時”，嚴(yan) 重影響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

孟子離開魏國後，來到了齊國，時齊宣王執政。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齊國時，曾批評宣王製民之產(chan)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le)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yu)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yi) 哉？”（《孟子·梁惠王上》）按照孟子的說法，製民之產(chan) 就是要使農(nong) 夫有百畝(mu) 之田、五畝(mu) 之宅，如此方可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齊國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這是否意味著齊國沒有給農(nong) 夫授田百畝(mu) 的政策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授田百畝(mu) 是戰國時各國的普遍做法，唯有此才可能充分挖掘勞動潛力，發展生產(chan) ，富國強兵，在列國競爭(zheng) 中立於(yu) 不敗之地，齊國自然也不能例外。由齊國稷下先生編訂的《管子》一書(shu) 中，多有一夫百畝(mu) 的記載。“一農(nong) 之量，壤百畝(mu) 也。”（《管子·臣乘馬》）“地量百畝(mu) ，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權數》）長期生活於(yu) 齊國的荀子也說：“家五畝(mu) 宅，百畝(mu) 田，務其業(ye) 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匹夫者，以自能為(wei) 能者也。……百畝(mu) 一守，事業(ye) 窮，無所移之也。”（《荀子·王霸》）所以齊國統治者不可能不懂得授田百畝(mu) 的道理，孟子批評的應該是實際執行的情況，而齊國之所以沒有授予農(nong) 民足夠的土地，可能與(yu) 國君獨占、壟斷了大量土地有關(guan) 。這在《孟子》中也有反映：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裏，民猶以為(wei) 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裏，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yu) 民同之，民以為(wei) 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yu) 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guan) 之內(nei) 有囿方四十裏，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裏為(wei) 阱於(yu) 國中，民以為(wei) 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

囿是國君畜養(yang) 禽獸(shou) 的園林，一般麵積較大，而且禁止民眾(zhong) 入內(nei) ，這樣就占去了大量土地。從(cong) 孟子稱“始至於(yu) 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來看，齊國境內(nei) 有大量園囿之類的禁地，境是國境，國境之內(nei) 的土地主要是野。“郊關(guan) 之內(nei) ”才是國，這裏“有囿方四十裏”，同樣占去了大量土地。可見戰國社會(hui) 矛盾主要體(ti) 現為(wei) 國家土地所有製下的國家壟斷與(yu) 農(nong) 夫受田不足，而不是土地私有製下的貧富分化。在國家土地所有製下，授田能否順利推行，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國君的意誌，國君若貪圖個(ge) 人享樂(le) ，占有大量園囿，就會(hui) 影響到對農(nong) 民的授田。所以齊國雖然具有大量土地，但不一定都授予農(nong) 民，國君可以根據需要，或留作自己的園囿，或由政府直接經營，或獎勵軍(jun) 功，這樣就會(hui) 使一部分農(nong) 夫授田不足，“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由於(yu) 國君掌握著土地資源，恒產(chan) 能否實現取決(jue) 於(yu) 國君的意誌，所以孟子隻能把仁政的希望寄托於(yu) 國君的“不忍人之心”上。孟子將仁政寄托在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上，似天真、不切實際，如後人所批評的，是“迂遠而闊於(yu) 事情”。但是在國君掌握土地所有權、決(jue) 定土地授予的戰國國家土地所有製下，這乃是一種無奈之舉(ju) ，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或許孟子也不相信宣王真能發不忍人之心，隻不過他秉持“民為(wei) 貴”的價(jia) 值理念，作為(wei) 一名士人不能不為(wei) 民眾(zhong) 呼籲，向君王進諫。對於(yu) 孟子來說，性善隻是實行仁政的可能條件，“民為(wei) 貴”才是他要求“製民之產(chan) ”、提出恒產(chan) 方案的真正原因。

注釋
 
[1]胡寄窗：《關於井田製的若幹問題的探討》《學術研究》1981年第4期。
 
[2]朱執信、胡漢民、廖仲愷、胡適等：《井田製有無之研究》，上海：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
 
[3]齊思和：《孟子井田說辨》《中國史探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1-348頁。賴建誠：《井田辨：諸說辯駁》，台北：學生書局，2012年，第13-24頁。
 
[4]（漢）趙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義》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34頁。
 
[5]（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4頁。
 
[6]金景芳：《井田製的發生和發展》《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7]（漢）趙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義》上，第348頁。
 
[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56頁。
 
[8]袁林說：“所謂‘井地’，就是按‘井’的形狀或形式劃分土地。……‘井’字在這裏的實際含義就是方塊，‘井地’就是按方塊形狀來劃分土地。”（《兩周土地製度新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40頁）
 
[10]（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56頁。
 
[11]（漢）趙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義》上，第348頁。
 
[12]值得注意的是，《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掩“書土、田”以“量入修賦”，即統計各種土地上的收獲以製定賦稅之法。楊伯峻說：“書土、田是總綱，下分九種言之，則土與田是二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07頁]可見“田”不同於“土”，與孟子區分“地”“田”是一致的。
 
[13]（春秋）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19頁。
 
[14]趙世超：《周代國野製度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頁。
 
[15]銀雀山竹書《田法》：“五十家而為裏，十裏而為州，十鄉〈州〉而為州〈鄉〉。州、鄉以地次受（授）田於野。”（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竹書雖是漢簡，但其內容也反映了戰國的情況，從“受（授）田於野”一句，可知戰國授田主要是在野進行的。
 
[16]周國林：《關於孟子“助法”思想的評價》《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
 
[17]李則鳴說：“孟軻所設計的井田方案，不論是公田、私田，還是五畝之宅，都是一次性分配，永久占用，顯然是以鐵耕時代‘深耕易耨’的精耕農業為背景設計出來的，這正是孟軻所處時代的明顯烙印。”[《孟軻井田說及其相關諸問題探源》《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5期]
 
[18]郭沫若：《十批判書》《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26頁。郭沫若關於井田的觀點前後有變化，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郭沫若認為“周代自始至終並無井田製的施行”。但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書》中，他又明確肯定井田製的存在。韓國磐指出：“郭沫若所否定的是孟子所述的井田製，而肯定的卻是《周禮》所載的井田製，這兩種井田製名同而內容不同。”[韓國磐：《井田製的否定及其再肯定》《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19]史建群：《井田與井田製度》《農業考古》1989年第1期。
 
[20]郭沫若：《十批判書》《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第26頁。
 
[21]袁林說：“相對於戰國授田製來說，《周禮》係統與其基本統一，而《孟子》係統則和它存在著矛盾。”（《兩周土地製度新論》，第269頁）
 
[22]徐中舒：《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對中國古代村社共同體的初步研究》《思想戰線》1978年第2期。
 
[23]趙世超：《指定服役製度略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24]張永山：《論商代的眾人》，胡厚宣等：《甲骨探史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129-264頁。
 
[25]關於菑、新、佘，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可參見袁林的綜述概括（《兩周土地製度新論》，第130-131頁）。
 
[26]（宋）朱熹：《詩集傳》，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編：《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8頁。
 
[27]趙世超、李曦：《西周不存在井田製》《人文雜誌》1989年第5期。
 
[28]袁林：《兩周土地製度新論》，第235頁。
 
[29]屈英劍：《論〈孟子〉裏兩類不同性質的井田製》《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