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的“民主”與(yu) 民本

作者：梁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十一日丙戌

          耶穌2023年9月25日

論及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學者們(men) 往往喜歡用“民本”來概括。翻開書(shu) 籍、雜誌，不難發現如下論述：“‘民本’問題是中國政治學理論的‘元問題’，是中國早期國家機器草創時要考慮的頭等大事。”另有一些學者則對民本提出質疑，劉澤華先生提出“陰陽組合結構”，認為(wei) 在君本與(yu) 民本這對陰陽組合命題中，君本與(yu) 民本互相依存，談到君本一定要說民本；同樣，談到民本也離不開君本，但君本的主體(ti) 位置是不能變動的。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的母題並非民本，而是作為(wei) 三代意識形態的“民主”說，即“天惟時求民主”（《尚書(shu) ·多方》）。隻不過，此“民主”說包含了做民之主和為(wei) 民做主兩(liang) 個(ge) 方麵，二者互相聯係又各有側(ce) 重，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後者強調保民、養(yang) 民；前者主要是君本，後者則蘊含著民本，後世的民本說實際是從(cong) “民主”說中分化出來的。

■清華簡中反映夏代曆史文化的周初文獻《厚父》資料圖片

“民主”一詞在現有文獻中雖出現於(yu) 周初，但其反映的觀念則淵源甚早，應該是隨中央王權的出現而出現的。我們(men) 知道，夏代以前中國是邦國聯盟時代，堯舜乃天下的盟主，其對邦國的支配能力有限，還不是真正意義(yi) 上的“民主”。到了夏商周才出現統一的中央王權，三代之王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天下共主，對邦國國君具有調遣、支配甚至生殺予奪的權力，隻不過後者內(nei) 部尚沒有建立起與(yu) 王的直接隸屬關(guan) 係，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已。據《大戴禮記·五帝德》，孔子曾稱禹“為(wei) 神主，為(wei) 民父母”。“神主”，即眾(zhong) 神賴以得享祭祀者，代表神權或巫的力量；“為(wei) 民父母”則表示教民、養(yang) 民的職責和義(yi) 務，代表了治權或君的統治。合而言之，大禹既具有神權，又掌握治權，是溝通天地、供養(yang) 萬(wan) 民的統治者，也就是“民主”。

清華簡《厚父》公布後，其思想主旨引起熱烈討論。有學者認為(wei) 《厚父》主要反映了古代的民本說，並將民本的產(chan) 生推到夏商時期。另有學者認為(wei) ，《厚父》與(yu) 《尚書(shu) 》及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其對民的認識與(yu) ‘虞夏書(shu) ’及‘周書(shu) ’中反複強調的‘保民’思想有重要差異”。其實，《厚父》反映的並非“民本”說，而是“民主”說。《厚父》記載某王與(yu) 夏人後裔厚父的對話。學者認為(wei) ，這位王即周武王。關(guan) 於(yu) 厚父，有學者推測可能是杞國國君。蓋周人得天命、成為(wei) “民主”後，封夏人後裔於(yu) 杞，封殷人後裔於(yu) 宋，同時在政治上采取兼容、開放的態度，積極總結、借鑒夏人、殷人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經驗。武王問：夏禹平治洪水，建立夏朝，但夏之後王失國，是否因為(wei) 其違背了先王的傳(chuan) 統？如果能夠一直恪守先王的教訓，是否就會(hui) 永享天命？對此，厚父回答說：古天降下民，設萬(wan) 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亂(luan) 下民。之（注：至）慝王乃遏佚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顛覆厥德，沉湎於(yu) 非彝，天乃弗若（注：赦），乃墜厥命，亡厥邦。

厚父認為(wei) ，天設立君、師是幫助其治理下民的，治理的手段首先是刑罰。天亡夏邦，是由於(yu) 夏桀之流的“慝王”，違背了上帝的命令，放棄了先哲王孔甲的典刑，沉湎於(yu) “非彝”，也即不合禮法之事，結果天不予寬赦。故夏之失國，不在於(yu) 失德，而在於(yu) 失刑。這是典型的治民、教民說，反映的是夏人、殷人的思想，與(yu) 周人的思想有所不同。

周人的政治思想雖然也是“民主”，但在對待民的態度上與(yu) 夏人、殷人存在一定的分歧。厚父認為(wei) 治民必須要用刑法，殷人認為(wei) “從(cong) 民所欲，則致國亂(luan) ”（《尚書(shu) ·洪範》孔穎達疏），周人則提出“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這是對民之態度的一大轉變。如果說夏、殷的“民主”強調的是教民、治民，周人的“民主”則更重視保民、養(yang) 民。不過，周人雖然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主張，以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樣熠熠生輝的思想命題，但是這些具有鮮明民本色彩的主張和命題，仍是從(cong) 屬於(yu) “民主”說，是後者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我們(men) 可以說，周人具有了民本的萌芽和觀念，但還不具有完整獨立的民本學說。周人的政治理念依然是“民主”，而“民主”從(cong) 根本上講是君本，周人民本的價(jia) 值理念與(yu) 君本的實際追求混雜在一起，共同構成“民主”說的基本內(nei) 容。

到了春秋時期，隨著國人地位的提高，及其在政治領域發揮一定的作用和影響，民本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左傳(chuan) ·桓公六年》記載：隨大夫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yu) 神”。“夫民，神之主也”是“夫君，神之主”的反命題。由於(yu) 古代政治的合法性來自天命、神權，故“夫君，神之主”是以天命、神權的形式肯定了君本。而季梁“夫民，神之主”的命題則扭轉了傳(chuan) 統的認識，認為(wei) 民才是真正的主祭祀者，不是國君提供的祭品，而是民眾(zhong) 的福祉、德行，才能得到神的降福，這顯然已具有民本的性質了。又據《左傳(chuan)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準備遷都，占卜結果出現“利於(yu) 民而不利於(yu) 君”的情況，邾文公稱：“苟利於(yu)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yu) 焉。”當國君的利益與(yu) 民眾(zhong) 的利益發生衝(chong) 突時，邾文公依然選擇了後者，認為(wei) 國君的利益是從(cong) 屬於(yu) 民眾(zhong) 利益的，民眾(zhong) 既然得利，君主自然也有利，這當然是一種民本思想。邾文公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思想，顯然與(yu)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的信念有關(guan) ，是對周人保民、養(yang) 民說的進一步繼承和發展。

不過，春秋時期，雖然民本思想得到一定發展，但在現實中依然是以君為(wei) 本，故當時更多的思想家試圖將民本與(yu) 君本相協調、統一。《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記師曠對晉悼公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師曠認為(wei) ，“天生民而立之君”，職責是“司牧之”，不同於(yu) 邾文公的“以利之”，所強調的是教民、治民，而不是保民、養(yang) 民，主要繼承的是《厚父》的思想。不過，師曠生活在民本思想得到發展的春秋時代，不能不考慮約束君權的問題，這樣他又試圖立足於(yu) 民本來限製君本，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yu) 民上，以從(cong)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由於(yu) 天寵愛民眾(zhong) ，所以就不會(hui) 允許國君一人肆虐於(yu) 民眾(zhong) 之上，放縱其淫欲。這不同於(yu) 師曠前文的君本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本色彩，所突出的是保民、養(yang) 民，而不是教民、治民。

在同一段話中，師曠將“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和“天之愛民甚矣”兩(liang) 個(ge) 分別具有君本、民本傾(qing) 向的命題聯係在一起，反映了其思想調和、折中的特點。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wei) 民本孕育於(yu) “民主”說之中，是從(cong) 後者發展出來的，故往往與(yu) 君本糾纏在一起。很多人是在治道而不是政道上談論民本，是在君本的前提下倡導民本，民本無法上升為(wei) 國家最高的價(jia) 值、政治原則，即使有一些閃光的民本思想和舉(ju) 措，也無法突破現實中的以君為(wei) 本。這樣實際上是二本，政道上是君本，治道上是民本，而無法真正做到一本——以民為(wei) 本。要想突破“民主”的束縛，真正做到以民為(wei) 本，就需要從(cong) 權力私有走向權力公有，從(cong) “君權神授”走向“君權民授”。戰國時的儒者在某種程度上已認識到這一點，《禮記·禮運》雲(yun)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天下為(wei) 公”，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指權力公有。而要實現權力公有，就需要“選賢與(yu) 能”，把最有才能的人選拔出來，替民眾(zhong) 管理天下，此乃理想之大同之世。大同社會(hui) 雖有君、有民，但其關(guan) 係不同於(yu) 權力私有的小康之世。

《禮運》之後，孟子以堯舜禪讓為(wei) 例，說明天下非天子的私有物，而是屬於(yu) 天下民眾(zhong) 的。舜之得天下可以說是：“天與(yu) 之，人與(yu) 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yu) 人。”（《孟子·萬(wan) 章上》）舜的天子之位既來自天，也是民眾(zhong) 的授予。在孟子這裏，天是形式，民眾(zhong) 的意誌、意願才是最高目的。孟子認為(wei)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yu) 人”，而應經過天與(yu) 民眾(zhong) 的認可，“這種區分的內(nei) 在含義(yi) ，在於(yu) 肯定天下非天子個(ge) 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之人或天下之民的天下”。故在孟子看來，天子不過是受“天”與(yu) “民”委托的管理者，隻具有管理、行政權，而不具有對天下的所有權。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孟子提出了“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盡心下》）的著名民本宣言。

綜上所論，三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乃“民主”說，包含了做民之主和為(wei) 民做主兩(liang) 個(ge) 方麵，並呈現出從(cong) 強調教民、治民到重視保民、養(yang) 民的變化。春秋以降，“民主”思想的發展演變實際存在三條思想線索：一是突出古代“民主”說中蘊含的民本思想，由“民主”而民本，以春秋時期的邾文公、戰國時期的《禮運》、孟子為(wei) 代表，並經明末清初黃宗羲，下接近代的民主（Democracy），構成了“民主”—民本—民主的思想線索。第二條線索是將“民主”說中的君本、民本相融合，既肯定君主治民、教民的合理性，又要求其保民、養(yang) 民，照顧到民眾(zhong) 的利益。這條路線以春秋的師曠、戰國的荀子為(wei) 代表，秦漢以後更是大行天下，成為(wei) 兩(liang) 千年帝製的主導思想。第三條線索則是繼承“民主”說中的君本說，發展為(wei) 尊君卑臣、崇君弱民的思想，在法家思想以及後世的政治實踐中得到充分體(ti) 現。以上三種思想都源自古代“民主”說，是從(cong) 後者發展分化出來的，“民主”說才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母題，搞清“民主”說的具體(ti) 內(nei) 涵和發展演變，才能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做出全麵、準確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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