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呂祖謙的曆史哲學頗有研究,但未曾詳論人心在天道、曆史之間的溝通作用,作者將呂祖謙哲學命名為(wei) “心史”哲學,聚焦心的麵向,還原了呂祖謙哲學的“史-心-天”基礎結構。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ui) 成立之初,當年的中國代表張彭春就曾借用儒家文化發聲,促使儒家的仁的理念被寫(xie) 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以史料為(wei) 基礎,配以儒學義(yi) 理解讀,能從(cong) 第一條中抽繹出文化相容人權觀。二者由此具有共同的曆史來源和儒學底蘊,背後的理論依據則是具體(ti) 問題導向論和解題策略擇優(you) 論。
《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二十卷,晉範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宋邢昺等奉詔訂正,令太學傳(chuan) 授。《穀梁》主於(yu) 說經,多得精義(yi) 。魏晉以來,尹更始、唐固等說者共若幹家,甯據經詰傳(chuan) ,較之何休之注《公羊》,不啻數倍過之。士勛此書(shu) 頗能疏通範氏之旨。
“儒”和“儒學”的溯源問題,關(guan) 係到如何界定中國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脈。熊十力《原儒》一書(shu) 在探尋儒學的本源時,闡述了他對“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等時代問題的省思。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學為(wei) 正統,又嚐試融通儒學(經學)與(yu) 諸子學,從(cong) 而建構一種具備現代性的新學統,由此開出科學、民主、平等等價(jia) 值觀念。
明清時期儒家先賢奉祀逐漸得到中央朝廷的重視,陸續設置五經博士和奉祀生承擔先賢奉祀職責。此前主要集中於(yu) 山東(dong) 的先賢奉祀,隨著清初奉祀生的大量增置而擴展到山東(dong) 以外的區域。以江南為(wei) 代表的這類家族呈現出與(yu) 以衍聖公府為(wei) 核心的山東(dong) 有差的奉祀結構,也造成了背靠衍聖公府的奉祀族裔和地方族支之間多元的競合關(guan) 係。
德刑之爭(zheng) 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治理中的一個(ge) 重要課題。從(cong) 孔子到董仲舒,諸多學者都對“親(qin) 親(qin) 相隱”案有過分析論述。這一案件不僅(jin) 僅(jin) 是道治或法治問題,更是權力視域下的話語之爭(zheng) 。主張法治的法家大多是在為(wei) 所謂公權力辯護,而主張德治的儒家則在有意無意中保護了某種私權。
宋代理學家張九成探討了德福關(guan) 係的多種路徑:首先,承認天命外在,斬斷主客聯係,從(cong) 主體(ti) 精神境界上挺立德性價(jia) 值;其次,以德福統一為(wei) 正理,用僥(jiao) 幸解釋歧出的偶然事件;最後,以氣論為(wei) 基礎,從(cong) 天地視域重新審視德福關(guan) 係。
傳(chuan) 統儒家孝道以親(qin) 生子這一自然事實作為(wei) 存在論基礎,如此,親(qin) 子一體(ti) 不僅(jin) 在發生學上解釋了一個(ge) 人之所由來,更在價(jia) 值上規定了一個(ge) 人之所應是。這也意味著人子的道德自我是先天受限的、殘缺的,從(cong) 而在實踐層麵可能造成“從(cong) 父”與(yu) “從(cong) 義(yi) ”之間的緊張。
鄭玄的經學構建不僅(jin) 是重新解釋經典,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經學的根本性變革。兩(liang) 漢經學以《春秋》為(wei) 基本綱領,而鄭玄以周禮為(wei) 基礎遍解群經,經學成為(wei) 禮學。經學的內(nei) 涵,從(cong) 孔子為(wei) 後王所製的價(jia) 值體(ti) 係,轉向聖王製作、孔子整理的禮製規範。對經學的整體(ti) 性理解,也從(cong) “空言”轉向已經實行的“行跡”。五經的性質,從(cong) 兩(liang) 漢經師所注重的微言大義(yi) 、家法···
“信關(guan) ”所透顯的工夫與(yu) 信仰雙重內(nei) 涵,揭示了儒者以能信的主體(ti) 生命融貫本體(ti) 工夫、生生信仰與(yu) 存在境界的獨特理路,深化了中晚明的三教合一論。這不但可以回應羅汝芳之學由於(yu) 缺乏工夫軌格而引發的爭(zheng) 議,進而完善心學傳(chuan) 統中信、悟本體(ti) 的理論與(yu) 工夫實踐;而且能呈現出儒家信仰區別於(yu) 佛、耶諸教,由主體(ti) 性通向神聖性、由道德實踐展開宗教精神···
“中”的起源與(yu) 先秦時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關(guan) 。西周春秋時期“華夏”族群的融合與(yu) 發展,為(wei) 戰國晚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產(chan) 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本內(nei) 涵即包括以“華夏”文化為(wei) 共同文化標準,以“禹跡”“九州”為(wei) 共同活動地域,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
張載認為(wei) 內(nei) 在感應論以「靜中之動」的動力模式為(wei) 特征,且十分強調「至靜」的境界在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性。「神」和「地氣」為(wei) 至靜的太虛能夠產(chan) 生內(nei) 在感應活動提供了動力。相較之下,程頤明確反對「靜中之動」的模式,他通過揭示天理在兩(liang) 端的互動中持續向內(nei) 感發,闡明了天理擁有不竭內(nei) 在動力的可能性。
新時代,儒家文化國際傳(chuan) 播處在古今中外多學科、多視野、多語境的交匯處,在傳(chuan) 播理念、話語構建、傳(chuan) 播模式等方麵麵臨(lin) 新的需求與(yu) 挑戰。儒家文化國際傳(chuan) 播應建立在對自身文化的自覺自信及對人類文化多元一體(ti) 的理解之上,通過傳(chuan) 播理念的共情轉向、話語構建的融合轉向、傳(chuan) 播模式的生活轉向,積極打造現代化、融合式的國際傳(chuan) 播生態,開拓更紮···
孔子廟與(yu) 教學製度的合一奠基於(yu) 唐初,起轉承合,興(xing) 衰榮辱基本上與(yu) 大事件“安史之亂(luan) ”相始終,所不同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時段,而相悖的是內(nei) 核;換言之,晚唐墮敗後的國家製度,尤其是祭祀與(yu) 教學製度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廟學獨立任重,秀出傳(chuan) 統教育之外。
蒙培元先生的儒學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與(yu) 理性的混合體(ti) ,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yu) 西方傳(chuan) 統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夠真正將中國哲學的理性思想與(yu) 西方哲學的理性思想區別開來。
“相對於(yu) 當代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的創新和發展的主題而言,比較哲學與(yu) 比較文化的研究隻是一種學術助緣與(yu) 手段。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比較哲學與(yu) 比較文化研究將是一個(ge) 需要有眾(zhong) 多學人長期耕耘的廣闊的學術領域”,在“比較哲學翻譯與(yu) 研究”叢(cong) 書(shu) 總序中,叢(cong) 書(shu) 主編如是指出了比較哲學與(yu) 比較文化研究在學術史中的地位變化。
康有為(wei) 的著作和活動,宗教意義(yi) 明顯。他把儒學從(cong) 王道學改造為(wei) 神學,變“敬天法祖”為(wei) “敬天貶祖、尊孔”,取消“奉元”以孔誕紀元。在宗教體(ti) 製方麵,先就籌謀改變國家宗教,另立性質為(wei) 製度性宗教的孔教,相關(guan) 著作遭毀版;參與(yu) 戊戌變法即爭(zheng) 取皇帝支持推行宗教改革,未得響應;辛亥革命後成立孔教會(hui) ,未有成效。
孟子的“四端”敘事在儒門心學敘事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四端”敘事不僅(jin) 是儒家心性學的理論基礎,更是儒家王道實踐的理論奠基。跳出儒門共同體(ti) 審視“四端”敘事會(hui) 發覺其看似連貫的邏輯中存在著某種跳躍與(yu) 斷裂。這與(yu) 敘事言說者的個(ge) 體(ti) 身位以及社會(hui) 曆史文化場域有關(guan) 。“四端”敘事的斷裂性在於(yu) 將體(ti) 驗、體(ti) 證、見證、論證四者不加分析地關(guan) 聯在一起,···
《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序辭是《春秋》書(shu) 法之一,有微言大義(yi) 。董仲舒是西漢公羊學的大師,在解釋《春秋》《公羊傳(chuan) 》時,一方麵明確地概括出“序辭”的觀念,且把序辭作為(wei) 《春秋》正名的重要內(nei) 容;另一方麵,在繼承《公羊傳(chuan) 》的基礎上推見至隱,曲折幽深地闡釋序辭的微言大義(yi) ;再一方麵,通過《春秋》序辭的書(shu) 法而創造性地建構出天人之道,所謂···
在抽象的人性論上,荀子主張人既有性惡的一麵,也有心善的一麵。但是回到國家治理上,他又極力強調聖人的心善,突出凡人的性惡,其性惡心善說沒有貫徹到底。荀子人性論存在曆時性的發展,性惡心善說主要是《性惡》篇的觀點,而不適用於(yu) 《荀子》其他各篇。荀子並未提出性樸論,而是主張樸—偽(wei) 論,樸—偽(wei) 論是《禮論》篇的人性論主張,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