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學是宋學的主流,程朱理學又是宋代儒學的主流。作為(wei) 宋代新儒學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學及其王道論不僅(jin) 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hui) 後期政治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也成為(wei) 儒家王道思想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理論形態。
王夫之在此問題上更認同天文曆法之士的說法,強調對天象觀測的合理性,這實際上為(wei) 理學框架下實證的天文科學研究之合理性保留了餘(yu) 地,揭示了儒家思想並不與(yu) 自然科學研究相抵牾。經過對張載、朱熹二者思想的批判性繼承,王夫之的“渾天說”已經成為(wei) 了關(guan) 於(yu) 天道運化的學說。
要實現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第二個(ge) 結合”),自然應當從(cong) 經典入手,對經典中的“天下為(wei) 公、講信修睦、民為(wei) 邦本、為(wei) 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等觀念,進行深入闡釋和現代發揚,從(cong) 而使馬克思主義(yi) 更加中國化,也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更加現代化。
孔顏之樂(le) 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祿,故能收拾人心。從(cong) 三個(ge) 方麵影響了士人的行為(wei) :第一,給予士人生命的意義(yi) 。第二,給予士人人生的前進動力。第三,給予士人學術的方向。這一思想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無論是樂(le) 廣的“名教中自有樂(le) 地”還是範仲淹的“瓢思顏子心還樂(le) ”皆是對這一思想的繼承,並深深地影響了當時及後來的士人。宋明理學的···
“中國詮釋學”建立在中國文化獨特而自成體(ti) 係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國性”,見之於(yu) 經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願景,不能簡單視為(wei) “(西方)詮釋學在中國”。中國詮釋學至少有“實踐詮釋學”“生命詮釋學”“政治詮釋學”三種類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實學”。
雖然圖書(shu) 學的觀點、論據和符號的推演、論證存有不合理因素,其解釋未必符合《周易》文本的意義(yi) ,但它是經學解釋方法的創新。從(cong) 符號學角度理解圖書(shu) 之學乃至中國古代文化,突顯中國易學和中華文化的內(nei) 涵,有益於(yu) 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鑒,推動世界符號學的發展。
邵雍體(ti) 用思想中還有“因用生體(ti) ”的一麵,這種朝向思辨之維轉型的麵向才構成邵雍體(ti) 用論的真正創見。就後者而言,邵雍體(ti) 用論既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的形體(ti) 體(ti) 用論,也與(yu) 佛學、理學的性體(ti) 體(ti) 用論有所區別,它以先天心法為(wei) 用、後天形跡為(wei) 體(ti) ,是一種以“用”為(wei) 本原的藏顯義(yi) 的“用體(ti) 論”。這是邵雍體(ti) 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學形成中的過渡形態與(yu) 重要環節。
以喪(sang) 祭禮為(wei) 重點的儒教禮儀(yi) 是韓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西方工業(ye) 化浪潮的衝(chong) 擊熏染下,韓國儒教喪(sang) 祭禮開啟了內(nei) 容與(yu) 形式上的革變,主要體(ti) 現於(yu) 祭祀對象的縮減、行祭時間的轉替及禮儀(yi) 空間的變動,以此來適應城市化進程與(yu) 城鄉(xiang) 社會(hui) 結構的變遷。雖然儒教喪(sang) 祭禮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形變,但其本質特性依然維持其中,並對其他宗教禮儀(yi) 產(chan) 生了···
“生成”說更傾(qing) 向於(yu) 存在一個(ge) 本源作為(wei) 宇宙之開端,宇宙、社會(hui) 人生、均由此本源而生,故其理論之核心在於(yu) 追尋那個(ge) “什麽(me) ”即講清楚宇宙是什麽(me) 、它的本源是什麽(me) 、社會(hui) 秩序的根本是什麽(me) 等問題。而“生生”說之重心不在於(yu) 追尋“什麽(me) ”,而是更注重“怎麽(me) ”,其關(guan) 注的重心不在於(yu) 講清楚那個(ge) 本源是什麽(me) ,而是直麵運動與(yu) 事情本身,讓人真正地融入到這個(ge) 世···
借鑒克拉克的學術權力理論,選取15家大學儒學組織,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於(yu) 學科與(yu) 學科組織的發展需要資源這一事實,以學科資源定義(yi) 權力和權力主體(ti) ,界定掌握學科資源的政府、院校、教師、社會(hui) 四類權力主體(ti) ,揭示影響大學儒學組織發展的基礎邏輯。結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師之間呈現明顯的權力等級結構,儒學組織所擁有的學科資源與(yu) 其···
許慎是東(dong) 漢經學一統大勢中的關(guan) 鍵人物。作為(wei) 東(dong) 漢經學的坐標,《白虎通》是來自廟堂的經學一統,代表了以今文經學為(wei) 主體(ti) 的通學形態,體(ti) 現為(wei) 聲訓正名、經說裁斷、天人統係三個(ge) 層麵的經學工作。《說文解字》繼之而作,與(yu) 《白虎通》全麵呼應,代表了許慎經學的完備形態。它自形訓以經學正名、據漢字以裁斷經說,通過漢字係統構建天地人秩序···
由於(yu) 孔子弟子各有所記,在戰國時期形成了多種“孔子語錄”匯編本,其中多數在流傳(chuan) 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禮記》等儒家文獻中。《論語》的早期傳(chuan) 本源於(yu) “孔子語錄”匯編本,並在漢代武、昭、宣時期逐漸經典化,形成多種抄本。漢代後期,張禹所傳(chuan) “張侯《論》”逐漸淘汰其他抄本,成為(wei) 今本《論語》的主要源頭。
《孟子》關(guan) 於(yu) 舜孝的敘事所包含的哲學問題比較豐(feng) 富,涉及親(qin) 情、正義(yi) 和超越三原則的考量。孟子肯定了親(qin) 情原則的價(jia) 值並對此有著自己的堅守。在親(qin) 情和公義(yi) 兩(liang) 難問題上,孟子認為(wei) 公義(yi) 的原則對親(qin) 情之愛的限製是有限的。在孟子心目中,政治義(yi) 務是有界限和限製的,自我“終身欣然”的價(jia) 值高於(yu) 政治義(yi) 務的價(jia) 值。孟子承認人承載天命,具有超越政治性···
在“藏禮於(yu) 器”思想影響下,“器物”成為(wei) “禮製”的指示器和強化劑,二者呈現出一種雙向互構的關(guan) 係:一方麵,器物是禮製的物化形態,器物的設計與(yu) 使用要遵循禮製規定,禮製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態得以顯現,另一方麵,器物反作用於(yu) 禮製,對禮製具有強化作用,發揮著重要的“無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無為(wei) 而治”是儒道兩(liang) 家共同的社會(hui) 治理目標,具有相近的社會(hui) 治理價(jia) 值追求,其特點是強調統治者減少行政幹預,最終實現“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兩(liang) 者的區別在於(yu) ,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會(hui) ,實現“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終達到“無為(wei) 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僅(jin) 強調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範,推行“···
從(cong) 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盡管《唐虞之道》對禪讓進行了較為(wei) 係統的理論構建,但因為(wei) 是對堯舜傳(chuan) 說的哲學解讀,這使得對政治的哲學思考與(yu) 對曆史的政治敘事結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問題需要厘清。如禪讓是否可以包含傳(chuan) 子,製度維度的“位”和美德維度的“德”之間是什麽(me) 關(guan) 係;禪讓和內(nei) 聖外王是什麽(me) 關(guan) 係;血緣原則的“親(qin) ”和德行原則的“賢”之間是什···
熱門電影《第二十條》中,“我們(men) 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法律的權威來自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等台詞,折射出中華法治文化中的人本主義(yi) 精神,引起觀眾(zhong) 情感共鳴。回顧曆史,古代中國如何兼顧“天理、國法、人情”綜合治理國家?公法內(nei) 容為(wei) 主導的中華法係何以體(ti) 現人本主義(yi) 精神?
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來評判一切的道德主義(yi) ,實則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內(nei) 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義(yi) 路向,以之為(wei) 儒家的弊病,但這些批判不過是現代觀念(尤其自由主義(yi) )的產(chan) 物,而為(wei) 儒家辯護者也因此被“觀念綁架”,不敢承認儒家的這種優(you) 良特質。
朱子對「人心道心」的詮釋采用《中庸》「未發已發」的模式,意味著未發已發問題是朱子人心道心說必須要麵對的問題。一般認為(wei) ,朱子的人心道心均屬已發,但這種理解因未發之心的缺席會(hui) 導致「大本」不立的嚴(yan) 重後果。實際上,朱子對道心的理解沒有局限在已發的階段,道心兼具未發已發,而人心隻屬於(yu) 已發。由此,朱子自中和新說確立的心論···
“文明對話還是衝(chong) 突,是世界正在麵臨(lin) 的重大選擇。這不僅(jin) 是文化間的選擇,更是關(guan) 乎人類存續的選擇。”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