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裁斷與(yu) 統係：東(dong) 漢經學一統大勢中的許慎經學

作者：孟琢（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國文字整理與(yu) 規範研究中心）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3年第6期

摘要：許慎是東(dong) 漢經學一統大勢中的關(guan) 鍵人物。作為(wei) 東(dong) 漢經學的坐標，《白虎通》是來自廟堂的經學一統，代表了以今文經學為(wei) 主體(ti) 的通學形態，體(ti) 現為(wei) 聲訓正名、經說裁斷、天人統係三個(ge) 層麵的經學工作。《五經異義(yi) 》承續了《白虎通》的一統方向，裁定經說、融通今古，代表了來自儒林的、基於(yu) 古文經學的經學一統。《說文解字》繼之而作，與(yu) 《白虎通》全麵呼應，代表了許慎經學的完備形態。它自形訓以經學正名、據漢字以裁斷經說，通過漢字係統構建天地人秩序，體(ti) 現出許慎融通小學、經學的宏闊格局。

如何重建經學的統一性，這是東(dong) 漢經學麵對的根本問題。西漢宣、元以降，隨著博士章句與(yu) 經今古文之爭(zheng) 的興(xing) 起，各家經說異端蜂出，出現了分裂、混亂(luan) 與(yu) 紛爭(zheng) 的經學局麵。針對這一危機，劉歆秉承劉向之通學格局，以曠世之才建立貫通天人古今的經學體(ti) 係，試圖重新實現經學一統。隨著王莽的迅速垮台，劉歆的經學殿堂亦灰飛煙滅。盡管如此，其經學仍深刻影響了東(dong) 漢經學的整體(ti) 方向。東(dong) 漢王朝提倡通經之學，大力推行統一經學的文化政策，形成了尚通務博的廟堂學風。東(dong) 漢學者刪減章句、提倡通學，不斷突破博士家法的壟斷，湧現出一大批貫通群經、兼賅今古的博學之士，為(wei) 經學一統奠定了學術基礎。根據傳(chuan) 統的經學史敘事，鄭玄完成了經學一統，具有截斷眾(zhong) 流的曆史地位。事實上，鄭玄與(yu) 東(dong) 漢經學淵源甚深，他是經學一統的延續者與(yu) 集成者，而不是由分裂到統一的扭轉者。在鄭玄之前，無論賈逵、馬融還是許慎、何休，都可以納入經學一統的整體(ti) 脈絡。

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曆史脈絡中，許慎是一個(ge) 至為(wei) 關(guan) 鍵的人物。清代以來，學者對許慎經學進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麵，清人對《五經異義(yi) 》（後簡稱《異義(yi) 》）輯佚、疏證，以陳壽祺《五經異義(yi) 疏證》最為(wei) 卓著。在此基礎上，今人探討了《異義(yi) 》的學術特點、經學流別與(yu) 政治內(nei) 涵。另一方麵，清人從(cong) 小學角度發掘《說文解字》（後簡稱《說文》）與(yu) 五經的釋義(yi) 關(guan) 聯，集中考察《說文》“引經”中的經學派別與(yu) 字用現象，約有四十餘(yu) 家著作傳(chuan) 世。在現代學術史上，馬宗霍、黃永武等學者全麵推進了《說文》“引經”之學，將其與(yu) 《說文》編纂規律相結合。盡管前人取得了豐(feng) 碩成果，許慎經學的研究仍有充分的拓展空間：首先，對《異義(yi) 》的探討側(ce) 重於(yu) 經今古文之爭(zheng) ，相對忽略了它與(yu) 《白虎通》在重建經學一統上的學術共性。其次，《說文》經學研究集中在“書(shu) 證”與(yu) “引經”層麵，對《說文》經學整體(ti) 理路的把握有所不足。最後，在現代學科體(ti) 係中，《異義(yi) 》與(yu) 《說文》分屬於(yu) 不同學科領域，研究者對二者之間的經學關(guan) 聯也缺乏融會(hui) 貫通式的闡發。正因如此，本文旨在東(dong) 漢經學的一統趨勢中，以《白虎通》為(wei) 曆史坐標，對《異義(yi) 》與(yu) 《說文》進行貫通考察，由此深入把握許慎經學的理路、特質與(yu) 曆史意義(yi) ，推動兩(liang) 漢經學史研究的新發展。

一、經學的坐標：《白虎通》與(yu) 許慎經學

探討許慎的經學，要從(cong) 《異義(yi) 》與(yu) 《白虎通》的經學淵源說起。無論學派差異還是追求經學一統的共性，《白虎通》都是理解許慎經學的關(guan) 鍵坐標。關(guan) 於(yu) 白虎觀會(hui) 議的目的以及《白虎通》的性質，學者立足經今古文之爭(zheng) 的角度，多數認為(wei) 《白虎通》是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少數認為(wei) 它傾(qing) 向於(yu) 古文經學，也有人認為(wei) 它是今古文經學的會(hui) 通之作【1】。其中郜積意的觀點值得重視，他認為(wei) 今古文之爭(zheng) 並非白虎觀會(hui) 議的主要議題，而是通過引入古文經說“為(wei) 師法間的分歧提供一種來自章句之外的解決(jue) 途徑，它展示著東(dong) 漢經學欲尋求突破章句之弊的調整姿態”【2】。我們(men) 認為(wei) ，《白虎通》不是今古文之爭(zheng) 的產(chan) 物，而是東(dong) 漢王朝敉平師法章句帶來的經學分裂，自通學以重建經學一統的中心環節。章句本為(wei) 注經之體(ti) 例，根據錢穆、戴君仁、林慶彰等學者的研究，漢儒想要立為(wei) 博士，必須建立起獨立的學說體(ti) 係來應對論難，由此發展出日益繁瑣的章句之學，極大地強化了博士經學門戶。西漢後期以來，繁瑣章句與(yu) 經說異義(yi) 導致了經學的分裂危機，想要重建經學一統，必須刪減章句、裁斷異義(yi) ，突破博士門戶以提倡通學，這是東(dong) 漢經學政策的基本導向。光武帝招攬博學之士，於(yu) 中元元年（56）下詔刪減章句；漢明帝永平元年（58），樊儵再度建議刪減章句，“以讖記正五經異說”【3】。樊鯈為(wei) 《公羊》學者，可見今文經學亦采取了刪減章句的態度，與(yu) 古文經學的一貫立場相合。建初四年（79），章帝召開白虎觀會(hui) 議，即承光武、明帝之經學政策而來。《使諸儒共正經義(yi) 詔》曰：

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wei) 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wei) 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複置顏氏、嚴(yan) 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shu)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業(ye) ，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yi) ，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後漢書(shu) ·章帝紀》）【4】

這份詔書(shu) 具有三重內(nei) 涵：首先，章帝回顧了武帝、宣帝以來博士製度的沿革，強調“尊廣道藝”的經學政策。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不僅(jin) 鼓勵專(zhuan) 經之學的獨立發展，更在整體(ti) 上建立起囊括群經的通學格局。宣帝增立博士，對各家師法兼收並蓄，亦遵循這一原則。到了劉歆爭(zheng) 立古文經學，也采取“增而不廢”的經學態度，故哀帝認為(wei) 其“欲廣道術”而不是“非毀先帝所立”【5】。這種“扶進微學，尊廣道藝”的政策方向，體(ti) 現出兩(liang) 漢博士製度內(nei) 在的通學精神，與(yu) 西漢後期的博士門戶形成了鮮明差異。以今律古，這就像隻有充分增設一級學科，才能更好地建設“綜合性大學”一樣。白虎觀會(hui) 議的參加者以今文為(wei) 主，兼及古文。如丁鴻、桓鬱為(wei) 今文《尚書(shu) 》學，魯恭、魏應為(wei) 魯《詩》學，楊終、李育、樓望為(wei) 《公羊》學，賈逵、班固為(wei) 古文經學而兼通群經，正是這種通學格局的體(ti) 現。其次，博士門戶與(yu) 繁瑣章句互為(wei) 表裏，想要突破門戶、鼓勵通學，必須對章句之學進行刪削、改造，這也是光武帝、明帝以來一貫的經學政策。參加白虎觀會(hui) 議的學者，無論今文、古文，皆有自覺的“反章句”意識。作為(wei) 會(hui) 議的倡議者，楊終對章句的態度尤為(wei) 激烈。“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ye) ，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ti) 。宜如石渠故事，永為(wei) 後世則。”【6】重建經學“大體(ti) ”是白虎觀會(hui) 議的主要動機，大體(ti) 、大義(yi) 與(yu) 章句的對立，更是通學與(yu) 專(zhuan) 經的基本區別。楊終為(wei) 今文學者，因事係獄，班固、賈逵以其“深曉《春秋》，學多異聞”上表請之，出獄後即參加白虎觀會(hui) 議，尤可見今古文經學在“減省章句”上的聯合之勢。最後，博士門戶導致經說歧異，想要統一經學必須要對其加以裁定，這是“使諸儒共正經義(yi) ”的用意所在。在白虎觀會(hui) 議上，魏應承製提問，諸儒圍繞五經異同展開辯論，得出結論後由淳於(yu) 恭覆奏，再由章帝親(qin) 自定論，體(ti) 現出經說裁斷的權威性。

提倡通學、刪減章句、裁斷經說，它們(men) 共同構成了白虎觀會(hui) 議統一經學的核心主題。自通學而言，《白虎通》廣引群經，包括《詩》類69條、《尚書(shu) 》及傳(chuan) 84條、《禮》類174條、《易》類23條、《春秋》經傳(chuan) 108條、《論語》63條、《孝經》9條、《爾雅》2條，各類緯書(shu) 33條【7】。這種廣引經緯、不拘一家的格局，體(ti) 現出典型的通學氣象。在此基礎上，它主要進行了三方麵的工作——正名、裁斷與(yu) 統係。

首先，《白虎通》以聲訓為(wei) 主要方式，對以禮樂(le) 製度為(wei) 主體(ti) 的政治概念進行正名說解。先秦以來的正名思想對中國訓詁學影響深遠，作為(wei) 一種訓詁方法，聲訓對名實關(guan) 係的解釋不僅(jin) 揭示語言意義(yi) 上的命名理據，更在義(yi) 理層麵展現名實結合的必然性，由此建構博大縝密的“名”的秩序。在兩(liang) 漢經學中，董仲舒將正名與(yu) 天道、大義(yi) 融會(hui) 貫通，認為(wei) 這是《春秋》學的重要方法。“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wei) 名號之大義(yi) 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8】通過這一係列闡釋，正名成為(wei) 建構經學秩序的起點。《春秋繁露》以“民之所往”解釋“王”道，以“不失其群”解釋“君”道，以“事”解“士”，以“瞑”解“民”，都是典型的義(yi) 理聲訓。《白虎通》是兩(liang) 漢聲訓的集大成者，全麵吸收了西漢以來的義(yi) 理聲訓，並根據陰陽五行體(ti) 係對其加以遴選、改造。“《白虎通》一書(shu) 有聲訓363條，涉及典章製度、社會(hui) 生活、倫(lun) 理道德等各個(ge) 方麵。這些聲訓大部分不符合音近義(yi) 通的規律，而是以聲音為(wei) 手段闡述義(yi) 理，即義(yi) 理聲訓。”【9】聲訓是《白虎通》說解經義(yi) 的起點，以此實現了係統性的經學正名。

其次，《白虎通》對各家經說異義(yi) 加以裁斷，以今文經說為(wei) 主，兼采古文。自石渠會(hui) 議以來，經說歧異成為(wei) 兩(liang) 漢經學統一的嚴(yan) 重障礙。根據《異義(yi) 》記載，《白虎通》中“天子爵稱”“社稷名實”“天子三公”“諸侯繼世”“聖人無父”“四時之天”“天子親(qin) 迎”“天子駕數”“五髒”“九族”等命題，在今古文經學之間以及今文經學內(nei) 部都有不同觀點。這些差異在《白虎通》中並未體(ti) 現，這正是經學裁斷的結果。根據《白虎通》的體(ti) 例，首先對不同的經學命題進行設問，然後聲訓正名、給出定解，繼而廣引群經以為(wei) 證明。由於(yu) 章帝親(qin) 自裁斷，這讓《白虎通》具有了高度的權威性，它既不羅列各家經說，更不泥於(yu) 某家之論，而是采取“定則定矣”的編寫(xie) 模式，體(ti) 現出統一異義(yi) 的經學氣魄。此外，《白虎通》中多引緯書(shu) 為(wei) 證，亦反映出“以讖記正五經異說”的時代風氣。

最後，在正名與(yu) 裁斷的過程中，《白虎通》建構起龐大的天人體(ti) 係，將董仲舒以來的天人之道發揮至極。在兩(liang) 漢經學史上，董仲舒把對大道的探求拓展到天人古今的宏闊視域，隻有建立起貫通天人、囊括古今的經學秩序，才算徹底把握了“道”之所在。自此以來，“漢道”的關(guan) 鍵在於(yu) 天人秩序，無論是“承天序、惟稽古”的國家意識形態，還是從(cong) 劉向、劉歆到許慎、鄭玄的兩(liang) 漢通學，都與(yu) 這一經學模式密不可分。《白虎通》亦不例外，諸儒依據陰陽五行之理，參之以讖緯之義(yi) ，將天幹、地支、律呂、四季、五方、五聲、五帝、五神、五精、十二月、八音、五性、五髒、五色、五候、五府、六情、五諫、五瑞、五祀、五臭、五經等類比統合，展現出集大成式的天人秩序。正如任繼愈所言：“經學是一個(ge) 時代思潮。如果說董仲舒是這個(ge) 思潮的起點，《白虎通》則是這個(ge) 思潮的頂峰。”【10】基於(yu) 陰陽五行的天人之道始終位於(yu) 兩(liang) 漢思想的中心地帶，這是《白虎通》構建經學一統的根本理路。

正名、裁斷與(yu) 統係三個(ge) 層麵緊密相扣，匯聚為(wei) 《白虎通》提倡通學、重建一統的經學方向，這是章帝推行的經學統一運動的中心環節。白虎觀會(hui) 議之後，章帝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shu)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亦予以重用，這是對“扶進微學，尊廣道藝”的進一步落實。元和年間，章帝欲統一禮樂(le) 製度，命曹褒統領其事，“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yu) 庶人冠婚吉凶終始製度”【11】。惜天不假年，章帝不久去世，這一構想未能實現。從(cong) 光武、明帝的提倡通學，到章帝開啟的經學統一運動，東(dong) 漢王朝的經學政策連貫不息，奠定了經學一統的整體(ti) 方向。與(yu) 此同時，這種“經學大會(hui) ”的模式很難達到預期，《白虎通》統一經學的努力並未實現。究其原因，約有三端：其一，《白虎通》雖然建立起龐大的經學體(ti) 係，但成書(shu) 倉(cang) 促，多有混亂(luan) 雜糅之處，難免會(hui) 引發新的爭(zheng) 論。其二，經學的統一不僅(jin) 依靠權威裁斷，更需要深入有效的學術論證。作為(wei) 章帝親(qin) 裁的產(chan) 物，《白虎通》忽略了具體(ti) 的經學論辯，對各家觀點不加引述便直接給出標準經說。在東(dong) 漢民間經學特別是古文經學興(xing) 盛的背景下，來自廟堂的強勢裁斷未必能獲得充分的學術認同。其三，在經學史上，經學一統的重建往往伴隨著核心經典的轉移與(yu) 闡釋，為(wei) 重建經學秩序提供新的依據；劉歆轉向《周易》中心，鄭玄轉向《周禮》中心，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白虎通》缺乏這樣一個(ge) 深刻的過程，也就難以實現對經學異義(yi) 的徹底整合。在白虎觀會(hui) 議之後，東(dong) 漢經學依舊聚訟紛紜。可以說，這是一次“夭折”了的經學統一，它自上而下地推動了東(dong) 漢的通學風氣，但並未實現經學一統的曆史任務。

盡管如此，《白虎通》對許慎經學的影響仍然至為(wei) 深遠。無論《異義(yi) 》中的經學裁斷，還是《說文》中的形訓正名、以字正經，亦或是許慎建構貫通天地人的經學秩序，都有《白虎通》揮之不去的影子。許慎經學固然有以民間古文經學挑戰廟堂今文經學的一麵，但他對重建經學一統的孜孜追求，更與(yu) 後者形成了深刻的曆史共性。

二、一統的雄心：《五經異義(yi) 》的經學特點

《異義(yi) 》為(wei) 許慎早年所作，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經學著作。《異義(yi) 》與(yu) 《白虎通》一脈相承，白虎觀會(hui) 議舉(ju) 辦於(yu) 章帝建初四年（79），《異義(yi) 》的成書(shu) 時間說法不一，如陶方琦認為(wei) 它作於(yu) 建初四年【12】，高明認為(wei) 它作於(yu) 建初四年至建初八年（83）之間【13】，諸可寶認為(wei) 它作於(yu) 章帝章和二年（88）【14】，張震澤認為(wei) 它作於(yu) 安帝永初五年（111）【15】，程元敏認為(wei) 它作於(yu) 安帝建光元年（121）【16】。無論如何，二者相隔至多不過四十餘(yu) 年。作為(wei) 東(dong) 漢經學的中心事件，白虎觀會(hui) 議具有重大的學術影響。這場大會(hui) 匯聚了賈逵、李育、班固等第一流的經學大師，並由天子親(qin) 自裁定，在中國曆史上都難以找到類似規模的經學活動。會(hui) 議召開不久，許慎即從(cong) 賈逵求學，作為(wei) 一個(ge) 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很難不受到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事件的影響。根據《隋書(shu) ·經籍誌》的分類，漢代經學有兩(liang) 種基本類型——五經總義(yi) 與(yu) 分經注解，《白虎通》與(yu) 《異義(yi) 》皆為(wei) 前者。許慎受學於(yu) 賈逵，為(wei) 馬融所推重，賈、馬二人皆遍注群經，許慎則選擇撰寫(xie) 五經總義(yi) 而未有經注之作，足見《白虎通》對其影響之深。令人深思的是，麵對《白虎通》的廟堂權威，許慎並沒有太多地追隨與(yu) 迎合。《異義(yi) 》既是對《白虎通》的經學挑戰，更是基於(yu) 古文經學的、重建經學一統的新嚐試。

自挑戰而言，《異義(yi) 》的體(ti) 例、內(nei) 容和《白虎通》皆有不同，具有鮮明的民間古文經學特點。例如：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wei) 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鬥極。”《鉤命決(jue) 》曰：“天子，爵稱也。”（《白虎通》）【17】

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xing) 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yu) 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雲(yun) ：“施於(yu) 夷狄稱天子，施於(yu) 諸夏稱天王，施於(yu) 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cong) 古《周禮》義(yi) 。（《異義(yi) 》）【18】

在體(ti) 例上，《白虎通》由章帝親(qin) 裁，采取了“定則定矣”的編寫(xie) 方式，不加引述而直接裁斷。許慎其時尚未出仕，屬於(yu) 民間學者，故不徑加裁定，而是先援引今古文經學的各家之說，再以“謹案”斷以己意。在不同的編纂方式中，體(ti) 現出廟堂學術與(yu) 民間學術的微妙差異。在內(nei) 容上，《白虎通》取今文之說，多引緯書(shu) 為(wei) 證，具有“以讖緯定經義(yi) ”的特點；《異義(yi) 》取古文之說，博引經典為(wei) 證，展現出群經互證的通學格局。關(guan) 於(yu) 這些差異，學者多認為(wei) 是今古文之爭(zheng) 的表現。程元敏指出：“（《異義(yi) 》）分別今文說、古文說，而案斷多取古文說，是顯然與(yu) 《白虎通》——官書(shu) 讎立。上距班孟堅撰集《白虎通義(yi) 》四十有一年矣。遂揭開又一次今古文爭(zheng) 之序幕。”【19】這樣的觀點是頗具代表性的。

我們(men) 認為(wei) ，《異義(yi) 》與(yu) 《白虎通》具有鮮明差異，但差異是否等於(yu) 鬥爭(zheng) ，這本身是一個(ge) 值得反思的問題。在辨析差異的同時，更要看到二者之間的經學共性——它們(men) 都是對經說歧異的裁斷，指向了經學一統的總目標。《異義(yi) 》雖以古文經說為(wei) 主，但對今文經學人並無敵對之意，而是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評議、征引與(yu) 調和，體(ti) 現出廣闊的通學氣象。具體(ti) 表現在三個(ge) 方麵：首先，《異義(yi) 》的經學裁斷並未依從(cong) 某一經學流派，而是兼收並蓄、擇善而取，這本身就是對經學門戶的突破。在《異義(yi) 》中，許慎征引了《易》孟、京說、古《尚書(shu) 》說、今《尚書(shu) 》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等，足見其經學博洽。其次，《異義(yi) 》雖以古文為(wei) 主，亦多有取用今文經學之處。如“子不得爵命父母”“卿大夫不得世位”“年六十歸兵”“九族不得但施於(yu) 同姓”“天子駕六”等命題，《白虎通》為(wei) 今文說，《異義(yi) 》兼引今古文而以今文為(wei) 是，更見其不拘門戶。最後，許慎基於(yu) 通學立場，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一種“曆史主義(yi) ”式的調和，將經說差異納入三代異製的曆史縱深。以諸侯朝聘為(wei) 例，《異義(yi) 》：“《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hui) ，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製，《左氏》說周禮。《傳(chuan) 》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20】《公羊》《左傳(chuan) 》對朝聘製度說各不同，許慎並未嚴(yan) 斷是非、去此取彼，而是將其分疏為(wei) 虞、夏、周三代之製。這種將今古文經說納入先王之道的曆史縱深，以“多元的聖人之法”調和經學矛盾的思路，在《異義(yi) 》之中並非孤例，對鄭玄經學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21】。

《白虎通》與(yu) 《異義(yi) 》互有異同，在東(dong) 漢經學一統的曆史趨勢中，我們(men) 可以更為(wei) 深入地理解二者的經學差異。前者是來自廟堂的、基於(yu) 今文立場的經學一統，後者是來自儒林的、基於(yu) 古文立場的經學一統。即使二者隱然有相爭(zheng) 之意，所爭(zheng) 亦不在經本經說、博士利祿，而在孰能再度實現經學一統。《異義(yi) 》與(yu) 《白虎通》在裁斷經說、融通今古的經學方向上高度一致，體(ti) 現出東(dong) 漢經學一統大勢中今古文經學充滿張力的共鳴。那些認為(wei) 許慎對今文經學“憤世嫉俗”、具有難以調和的“鬥爭(zheng) 精神”的觀點，恐怕難以涵蓋許慎經學的全貌。跳出對立式的學術思維，我們(men) 看到，許慎的學術氣魄不在於(yu) 對今文經學的全麵抗衡，而在以士人之身擔當經學一統的文化使命。之所以說《異義(yi) 》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經學著作，道理正在於(yu) 此。深言之，這一雄心壯誌可以上溯至孔子。《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22】又引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3】《春秋》為(wei) 孔子素王之道，東(dong) 漢後期民間經學的勃興(xing) ，深刻繼承了孔子這一精神。無論許慎裁斷經學，還是何休構建“張三世”“存三統”的曆史哲學，抑或是鄭玄以《周禮》建立王道理想，都在民間經學中寄寓了“平天下”的崇高理想。東(dong) 漢後期經學的“素王”意識，在中國經學史上具有根本性的影響。

當然，《異義(yi) 》也有其內(nei) 在缺陷，就像《白虎通》統一經學的努力最終“夭折”一樣，《異義(yi) 》也不是一部成功的定論之作。許慎與(yu) 《白虎通》不同，鄭玄亦與(yu) 許慎不同——無論是今文還是古文立場，這種“經說裁斷”的方式都難以敉平聚訟，反而會(hui) 引發進一步的異說紛紜。究其原因，在於(yu) 它缺乏一種堅實的學術依據，來建立起完整、深刻而統一的經學體(ti) 係。正如陳澧所言：“許叔重《異義(yi) 》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24】那麽(me) ，許慎能否克服這一缺陷，在兩(liang) 漢經學的一統之道上更進一步呢？這是我們(men) 接下來需要回答的問題。

三、文字與(yu) 經學：《說文解字》的經學內(nei) 涵

對許慎經學的探求，最終指向了對《說文》經學內(nei) 涵的理解。《說文》雖為(wei) 小學專(zhuan) 書(shu) ，但小學與(yu) 經學之間本來就有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許慎世稱“五經無雙”，《說文》全麵吸收了兩(liang) 漢經學中的用字、訓詁與(yu) 經說，具有廣闊的經學視域。《說文敘》強調“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25】，認為(wei) 文字具有基礎性的經學意義(yi) ，是經典解釋與(yu) 王道秩序的雙重基點。在《異義(yi) 》之後，許慎窮盡畢生精力創製《說文》，這恐怕不是語言學意義(yi) 上的“編字典”那麽(me) 簡單。《異義(yi) 》與(yu) 《說文》的精神傳(chuan) 承何在？《說文》如何體(ti) 現許慎經學的雄心壯誌？這都是必須深思的問題。我們(men) 認為(wei) ，許慎由經學走向小學，其核心用意正是要以漢字為(wei) 基礎進一步實現經學的統一性。這表現為(wei) 三個(ge) 層麵：

首先，貫通群經是經學一統的學術前提，《說文》繼承了《異義(yi) 》以古文本位而兼取今文的經學立場，展現出博洽群經、囊括今古的通學格局。許慎少時“博學經籍”，兼通今古文學，其後受學於(yu) 賈逵，全麵繼承古文之學。《說文敘》：“其稱《易》孟氏、《書(shu) 》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25】諸家皆為(wei) 古文，唯有孟氏《易》的經學歸屬頗有爭(zheng) 議。如劉師培認為(wei) “孟氏”為(wei) “費氏”之誤，王國維認為(wei) 此為(wei) 許慎“牽率書(shu) 之”，馬宗霍、楊樹達以孟《易》為(wei) 古文，其說皆不足取信【26】。葉國良指出，孟氏《易》當為(wei) 今文，許慎之所以不取古文費氏《易》，是因為(wei) 費氏僅(jin) 僅(jin) 根據《彖》《象》《係辭》等解說經文大意，缺乏對《周易》的訓詁說解，無法滿足《說文》“引經解字”的需求【27】，這一解釋更為(wei) 可信。孟氏《易》確為(wei) 今文，足見許慎之通學氣象。此外，《說文》引通人說中亦可見其立場。許慎博采通人凡32家，其中漢人29家，征引最多者為(wei) 司馬相如（11例）、揚雄（13例）、杜林（17例）、賈逵（17例）4人。司馬相如為(wei) 小學家，揚雄為(wei) 今文經學及小學家，杜林為(wei) 古文經學及小學家，賈逵為(wei) 古文經學，兼通今文。在四人之外，尚有小學2人（爰禮、王育），古文經學5人（桑欽、劉歆、班固、衛宏、徐巡），今文經學5人（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歐陽喬(qiao) 【28】、劉向），學派不明者13人（淮南王、宋弘、傅毅、張林、譚長、官溥、尹彤、黃顥、莊都、張徹、周盛、寧嚴(yan) 、逯安）。我們(men) 看到，許慎“博問通人”的範圍極廣，包括了一批未見於(yu) 史籍的漢代學者。自征引比重而言，以小學與(yu) 古文經學為(wei) 宗，多引司馬相如、揚雄、賈逵、杜林之說；自征引人數而言，古文與(yu) 今文不分軒輊，僅(jin) 多出2人而已。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劉向、揚雄為(wei) 今文經學，劉歆、班固、賈逵為(wei) 古文經學，與(yu) 此同時，他們(men) 還是兩(liang) 漢通學傳(chuan) 統中的核心人物，更可見《說文》的“通人觀”突破了今古文經學的畛域。

立足古文以建立通學，因通學而不拘於(yu) 今古文畛域，從(cong) 而對今文經學兼收並蓄，這是許慎經學的內(nei) 在邏輯。《說文》對今文經學的吸收，主要表現在經本、經說兩(liang) 個(ge) 層麵【29】。自經本而言，許慎根據形義(yi) 統一原則，收取今文用字以為(wei) 本字。在毛《詩》與(yu) 三家《詩》的對比中，《說文》或以三家《詩》為(wei) 正篆本字，不取毛《詩》；或以三家《詩》為(wei) 正篆本字，別收毛《詩》為(wei) 記錄其他詞義(yi) 之本字；或以三家《詩》為(wei) 正篆本字，以毛《詩》為(wei) 重文；或以三家《詩》為(wei) 引經中之本字。“許書(shu) 雖《詩》稱毛氏，而實亦兼采三家，其取舍之道，則以本字本義(yi) 為(wei) 依歸者也。”【30】自經說而言，兩(liang) 漢經學為(wei) 《說文》釋義(yi) 提供了堅實基礎。許慎不但吸收了毛亨、孔安國、鄭眾(zhong) 、賈逵等人的古文經注，也充分參考了《白虎通》、孟氏《易》、魯《詩》、韓《詩》、歐陽《尚書(shu)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今文《孝經》中的今文經說，展現出廣博的通學格局。

其次，《說文》以小篆字形為(wei) 依據，對九千多個(ge) 漢字進行形義(yi) 統一的形訓說解，其中包括大量的經典用字與(yu) 思想概念。與(yu) 《白虎通》義(yi) 理聲訓一樣，《說文》形訓也是一種體(ti) 係性的經學正名。在漢人眼中，“名”既指語言，亦指文字。《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shu) 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31】正因如此，探求漢語音義(yi) 理據的聲訓與(yu) 探求漢字形義(yi) 理據的形訓，都具有了正名的意味。許慎是漢代形訓的集成者與(yu) 規範者，《說文》形訓體(ti) 現出雙重之“正”——既以小篆正隸書(shu) 之名，亦以漢字正聲訓之名。

自前者而言，許慎據小篆說解字義(yi) ，有力批判了自隸書(shu) 妄說字義(yi) 的現象。以對“水”的說解為(wei) 例，《春秋元命苞》：“水之為(wei) 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liang) ‘人’交‘一’，以中出者為(wei) 水。一者數之始，兩(liang) 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32】緯書(shu) 根據隸書(shu) 說解字義(yi) ，把“水”的左右筆畫釋為(wei) 兩(liang) 個(ge) 相對的人形，二人交合，中間一豎是“中出者為(wei) 水”。《說文》根據小篆說解字義(yi) ，《水部》：“水，準也。北方之行，象眾(zhong) 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小篆之體(ti) 現出“水”的造字之意，它是“眾(zhong) 水並流”的象形，遠較緯書(shu) 之說可信。在此基礎上，許慎根據坎卦之象將“水”中間一筆釋為(wei) “微陽之氣”，更體(ti) 現出字理與(yu) 義(yi) 理的貫通。以小篆正隸書(shu) 之名，意味著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挑戰。《說文敘》：“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shu) 為(wei) 倉(cang) 頡時書(shu) ，雲(yun) 父子相傳(chuan) ，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曰長、人持十為(wei) 鬥、蟲者屈中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yu) 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習(xi) ，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嚐睹字例之條。”【33】此處“諸生”“俗儒”指今文博士之學，“通學”指尊尚博學的古文經學，許慎對今文經學的批駁最終指向了“通學”的宏闊境界。

自後者而言，《說文》以小篆形體(ti) 為(wei) 據，對兩(liang) 漢聲訓進行了吸收與(yu) 改造。聲訓是經學正名的重要方法，《說文》中亦有大量聲訓，共計882例。值得注意的是，《說文》聲訓對音義(yi) 關(guan) 係的闡明，以漢字形義(yi) 為(wei) 最終衡量標準。以“君”為(wei) 例，或訓為(wei) “群”，或訓為(wei) “原（源）”，或訓為(wei) “元”，或訓為(wei) “權”，或訓為(wei) “溫”，其中以“君，群也”最具代表性，《荀子》《逸周書(shu) 》《呂氏春秋》《春秋繁露》《韓詩外傳(chuan) 》《白虎通》皆從(cong) 其說，認為(wei) “君”的名義(yi) 在於(yu) 群聚萬(wan) 民。許慎獨樹一幟，聲訓為(wei) “尊”。《口部》：“君，尊也。從(cong) 尹。發號，故從(cong) 口。”這一訓釋與(yu) 漢字字意密不可分：“君”是由尹、口組成的會(hui) 意字，“尹”為(wei) 掌握政權之尊者，“口”為(wei) 發號施令之行為(wei) ，《說文》聲訓受到了字意的框定與(yu) 影響。這種自文字以裁斷聲訓的思路，涵蓋了《說文》小篆中象形、指事、會(hui) 意、形聲的不同類型。正如董婧宸所言：“《說文》聲訓有著極為(wei) 特殊的形訓特點——無論是對單個(ge) 詞的局部推源、係源，還是整體(ti) 性的音義(yi) 關(guan) 係的闡明，《說文》的聲訓都以文獻的本字本義(yi) 為(wei) 依據，具有闡明音義(yi) 來源、說解小篆構意的雙重作用。”【34】在經學視域中，從(cong) 《白虎通》的聲訓為(wei) 本到《說文》的形訓為(wei) 本，不僅(jin) 是訓詁方法的改變，更是正名機製的轉型。正名是經學世界的根基，這意味《說文》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白虎通》代表的今文經學的名實秩序。這種帶有“革命性”的正名轉型，延續了《異義(yi) 》的經學理想——無論是對今文經學的挑戰，還是對經學秩序的重構，《說文》也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通過《說文》形訓，許慎構建起“本字—本義(yi) ”的說解體(ti) 係。由於(yu) 《說文》與(yu) 經學的緊密關(guan) 聯，這一體(ti) 係也是“漢字—經義(yi) ”的整體(ti) 秩序。五經文獻多有假借，字詞關(guan) 係複雜多變，《說文》則建立起形義(yi) 之間的密合關(guan) 係，讓經典詞義(yi) 必得其本字。如《書(shu) ·盤庚》：“弔由靈。”《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弔者，《釋詁》雲(yun) ：‘至也。’《說文》作，解同。”【35】“弔”有“至”義(yi) ，故《說文》以從(cong) 辵之“”為(wei) 本字，類似現象極為(wei) 常見。形義(yi) 統一是《說文》釋義(yi) 的第一原則，其中蘊含著“以字正經”的經學理路。通過係統性的形訓說解，許慎將兩(liang) 漢經注、經說納入了以漢字為(wei) 樞紐的體(ti) 係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說文》中的一些形訓也由此具備了經學裁斷的特點。以“社、稷”為(wei) 例，今文經學以“社”為(wei) 土神，以“稷”為(wei) 五穀之長而為(wei) 穀神；古文經學以“社”為(wei) 共工之子句龍，為(wei) 上公；“稷”為(wei) 列山氏之子，周棄亦曾為(wei) 之。《異義(yi) 》從(cong) 古文，《說文》從(cong) 今文，並引《春秋傳(chuan) 》以兼存其說。《示部》：“社，地主也。從(cong) 示土。《春秋傳(chuan) 》曰：共工之子句龍為(wei) 社神。”《禾部》：“稷，也，五穀之長。從(cong) 禾畟聲。”《說文》之說是形義(yi) 統一原則的產(chan) 物，社字從(cong) 土，故為(wei) 土神，稷字從(cong) 禾，故為(wei) 穀神，體(ti) 現出據形裁斷的特點。對於(yu) 許慎經說的前後差異，段玉裁認為(wei) 《異義(yi) 》早出，《說文》當為(wei) “晚年定論”【36】。我們(men) 認為(wei) ，《說文》之所以能成為(wei) “定論”，不僅(jin) 在於(yu) 成書(shu) 早晚，更在學術理路之不同。前文指出，《異義(yi) 》缺乏一種堅實的、體(ti) 係性的學術依據，《說文》則以漢字的形義(yi) 統一為(wei) 基礎，突破了《異義(yi) 》裁斷經說的方式，建立起“以字正經”的新理路。作為(wei) 人文世界的源頭，無論漢字的本源性、表意性還是體(ti) 係性，都為(wei) 許慎會(hui) 通形義(yi) 、整齊經說，從(cong) 而建立貫通天地人的一統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撐。

最後，就像《白虎通》建構龐大的天人統係一樣，在《說文》小篆的形義(yi) 體(ti) 係中，也蘊含著貫通天人、囊括萬(wan) 類的經學秩序。這一秩序深受《周易》象數之影響。前文談到《說文》取孟氏《易》的問題，我們(men) 認為(wei) ，除了滿足許慎“引經解字”的需求之外，孟氏《易》更為(wei) 《說文》提供了根本性的思想參照。孟氏《易》的基本精神在於(yu) 通過卦爻與(yu) 曆法的結合，重新融通天人之義(yi) 。這種將陰陽、卦象、爻變、律曆、蓍數、占卜融匯一爐的《易》理建構，深刻回應了兩(liang) 漢經學建構天人一統的大方向。從(cong) 孟喜、京房以《易》卦統攝律曆，到劉歆自《周易》建構天人古今秩序，形成了經學一統的《易》學脈絡。這一脈絡對許慎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為(wei) 立足漢字建立天地人秩序提供了學理基礎。可以說，這是《說文》取孟氏《易》的根本原因。

在《說文》中，許慎以部首統攝眾(zhong) 多漢字，其中基礎性的獨體(ti) 部首——“文”，主要是由象形字組成的，具有與(yu) 《易》象高度相似的人文符號特點。“象”是《周易》哲學的根本範疇，聖人在眾(zhong) 多物象中提取卦爻符號，代表天地萬(wan) 物中的基本現象。這是萬(wan) 物生成的本源性環節，它不斷“引而伸之”，以重卦的方式代表世間萬(wan) 類，成為(wei) 了把握宇宙規律的樞紐。正如馮(feng) 友蘭(lan) 所言：“《易》之為(wei) 書(shu) ，即所以將宇宙諸事物及其發展變化之公例，以簡明之象征，摹擬之，代表之，以便人之取法。《易》之一書(shu) ，即宇宙全體(ti) 之一縮影也。”【37】在許慎看來，文字的創製規律與(yu) 《易》卦如出一轍。“文者，物象之本”，造字是從(cong) 物象中提取字象的過程。《說文敘》說：“仰則觀象於(yu) 天，俯則觀法於(yu) 地，視鳥獸(shou) 之文，與(yu)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yu) 是始作《易》八卦。”【38】這既是畫卦取象之法，也是漢字取象的基本機製。《說文》部首與(yu) 《易》象的符號共性，讓它們(men) 具有了意象性、本源性、統攝性的特點，不僅(jin) 展現出小篆構形係統的客觀規律，更成為(wei) 建構貫通天地人的經學秩序的樞紐。在《說文》部首結構中，以“一、上、示”為(wei) 首，代表天道；以“人、、匕、從(cong) 、比”為(wei) 中，代表人道；以“二、土、垚、堇、裏”為(wei) 殿，代表地道，展現出天地人的整體(ti) 框架。《說文》部首“始一終亥”，一為(wei) 天地萬(wan) 物之始，亥為(wei) 天幹地支之終，“亥而生子，複從(cong) 一起”，其中蘊含著麵向未來的生生不息。這種生成循環的內(nei) 在規律，亦與(yu) 《周易》始“乾元”而終“未濟”的生生之道相合。《說文》共有540部，540是9×6×10的結果。九為(wei) 陽數之極，六為(wei) 陰數之極，十為(wei) 全數。部首不僅(jin) 有“象”的內(nei) 涵，更體(ti) 現出“數”的意義(yi) ，呈現出包羅萬(wan) 象、秩序井然的世界圖景。可以說，《說文》對經學一統的新嚐試，最終體(ti) 現在許慎對漢字部首體(ti) 係的整理與(yu) 建構之中。

總之，《說文》以小學的方式，對東(dong) 漢經學重建一統的根本問題進行回應。如果說《異義(yi) 》的經說裁斷缺乏“宗主”的話，在《說文》中，漢字就是許慎經學的新的“宗主”。許慎突破了《異義(yi) 》的經學模式，通過係統性的形訓正名開啟了“以字正經”的新路徑，展現出基於(yu) 文字係統的天地人秩序。在這一意義(yi) 上，《說文》代表了許慎經學的完備形態。

結論：許慎的經學史定位

立足東(dong) 漢經學的一統大勢，我們(men) 對許慎經學進行了貫通考察，展現出《異義(yi) 》與(yu) 《說文》以經學正名、經說裁斷、天人統係為(wei) 基本框架的經學世界。可以說，許慎經學體(ti) 現出小學與(yu) 經學的統一性，對它的深入理解，也意味著對小學與(yu) 經學既有研究模式的突破。

自小學而言，《說文》與(yu) 《異義(yi) 》長期被劃入不同的學科領域，學界對許慎經學的關(guan) 注集中於(yu) 後者。《異義(yi) 》並非完璧，有限的輯佚材料無法展現許慎經學的全貌。與(yu) 此同時，《說文》是字書(shu) 而非經注，其經學內(nei) 涵是一種“間接性”的展現，學界主要從(cong) 語言文字角度探討《說文》與(yu) 五經的釋義(yi) 關(guan) 聯，相關(guan) 經學研究聚焦於(yu) “引經”體(ti) 例，對《說文》經學的整體(ti) 理路缺乏深入理解。《異義(yi) 》與(yu) 《說文》的不同待遇，折射出現代學科劃分給經學研究帶來的影響與(yu) 困境。當經學大廈被拆解為(wei) 不同類型學術質料，再按照現代學術的設計圖重新組構時，不僅(jin) 導致了文獻歸屬上的限製，也帶來了文獻內(nei) 涵的遮蔽。隨著《說文》徹底的“語言文字學化”，許慎經學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滯狀態。想要改變這一現狀，必須突破學科畛域的限製，將許慎之學作為(wei) 一個(ge) 前後連貫的整體(ti) ，納入兩(liang) 漢“經學—小學”的緊密關(guan) 聯中進行綜合考察。《異義(yi) 》與(yu) 《說文》構成了許慎完整的學術世界，在經學與(yu) 小學的聯動中，它們(men) 指向了經學一統的總體(ti) 方向。

自經學而言，許慎曆來被視為(wei) 經今古文之爭(zheng) 的代表人物，“《說文解字》的編成，正顯示古文經學有堅實的基礎，有力量排斥今文經學”【39】。這種觀點揭示了許慎與(yu) 今文經學的差異性，但由於(yu) 過於(yu) 強調二者的對立，也相對忽略了他博洽群經、兼收並蓄的通學格局。在兩(liang) 漢經學一統的新視域中，我們(men) 看到了許慎與(yu) 今文經學的基本共性。《白虎通》是來自廟堂的經學一統，在貫通群經的基礎上，通過正名、裁斷與(yu) 統係三個(ge) 層麵的工作來統一經學。無論是它開啟的經學方向，還是提供的經學框架，都對許慎乃至東(dong) 漢經學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在《白虎通》之後，許慎立足民間古文經學，繼續回應如何重建經學一統的問題，彰顯出“丘竊取之”的自信與(yu) 擔當。《異義(yi) 》以古文為(wei) 主進行經說裁斷，這是與(yu) 《白虎通》的直接對話；《說文》在小學字書(shu) 中展現形訓正名、以字正經、建構體(ti) 係的經學內(nei) 涵，更是對《白虎通》的全麵呼應。小學與(yu) 經學本就密不可分，《說文》則徹底實現了二者的統合。當然，許慎經學也有不足之處——《異義(yi) 》導致了進一步的經學聚訟；《說文》僅(jin) 憑漢字難以裁定兩(liang) 漢經說中的複雜現象，天子是六駕還是四駕，聖人是有父還是無父，這些問題都不是漢字所能解決(jue) 的；在整體(ti) 上，漢字秩序亦難免與(yu) 經學秩序相隔一間。某種意義(yi) 上，鄭玄經學正是對許慎經學的繼承與(yu) 揚棄。他吸收了許慎經學的小學根基與(yu) 古文本位，不僅(jin) 有《六藝論》《駁五經異義(yi) 》這樣的五經總義(yi) 之作，更以《周禮》為(wei) 中心遍注群經，完成了核心經典的轉移與(yu) 再闡釋。“以禮統經”和“以字正經”相比，具有更強的經學統攝力。盡管許鄭之學多有不同，但在提倡通學、立足民間、重歸一統的總體(ti) 方向上又高度一致。可以說，許慎不愧為(wei) 東(dong) 漢以士人身份統一經學的前驅。在東(dong) 漢經學的一統大勢中，展現出一條揚棄了經今古文之爭(zheng) 的、具有深刻共性的經學史脈絡。在這一脈絡中，許慎上承賈逵，下啟鄭玄，他不僅(jin) 是篤守古文經學的大儒，更是兩(liang) 漢經學由分裂到一統、由廟堂到民間的曆史趨勢中的核心人物。

注釋
 
1相關綜述參見劉青鬆：《〈白虎通〉義理聲訓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5頁。
 
2郜積意：《宣、章二帝與兩漢章句學的興衰》，《漢學研究》2007年第1期。
 
3範曄：《後漢書》卷32，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22頁。
 
4範曄：《後漢書》卷3，第137-138頁。
 
5班固：《漢書》卷36，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72頁。
 
6範曄：《後漢書》卷48，第1599頁。
 
7 參見張廣保：《〈白虎通義〉製度化經學的主體思想》，薑廣輝主編：《經學今詮三編》，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1頁。
 
8 董仲舒撰，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卷10，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85、293頁。
 
9 劉青鬆：《〈白虎通〉義理聲訓研究》，第3頁。
 
10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2頁。
 
11 範曄：《後漢書》卷35，第1203頁。
 
12 陶方琦：《許君年表考》，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38頁。
 
13 高明：《許慎生平行跡考》，《高明文輯》，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第509頁。
 
14 諸可寶：《許君疑年錄》，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第963-964頁。
 
15 張震澤：《許慎年譜》，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92頁。
 
16 程元敏：《漢經學史》，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94頁。
 
17 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卷1，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2頁。
 
18 許慎撰，陳壽祺疏證：《五經異義疏證》卷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98頁。
 
19 程元敏：《漢經學史》，第394頁。
 
20 許慎撰，陳壽祺疏證：《五經異義疏證》卷中，第164頁。
 
21 關於鄭玄經學中“聖人之法的多元化”，參見陳壁生：《經史之間的鄭玄》，《哲學研究》2020年第1期。
 
2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8，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5頁。
 
2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6，第272頁。
 
24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4頁。
 
25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5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17,317頁。本文所引《說文》訓釋，皆取此本。
 
26 相關駁論參見黃永武：《許慎之經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2年，第18-22頁。
 
27 葉國良：《論許慎經學的幾個問題》，《中國經學》第8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28 據《段注》之說，歐陽喬即歐陽高，為今文歐陽《尚書》。
 
29 參見孟琢、尹夢：《〈說文解字〉取今文經學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30 黃永武：《許慎之經學》，第357頁。
 
31 劉寶楠：《論語正義》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20-521頁。
 
32 趙在翰輯：《七緯（附論語讖）》卷24，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13頁。
 
33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5上，第317頁。
 
34 董婧宸：《〈說文解字〉聲訓與〈說文〉六書的形體分析--論〈說文解字〉聲訓的形訓特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說文》聲訓的數量統計亦參考此文。
 
35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40頁。
 
36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7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2頁。
 
3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96頁。
 
38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5上，第316頁。
 
39 範文瀾：《中國通史》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