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是錢穆關(guan) 於(yu) 秩序論述的重要反思性論題。他在三個(ge) 層麵提出對帝國的異議。三者相互交織,貫穿著以大一統反對帝國、以和合性取代支配性的邏輯,構成了較為(wei) 係統的反帝國論說,為(wei) 當下超越帝國迷思提供了有益參照。
錢穆先生在《學龠》一書(shu) 的《談當前學風之弊》裏麵,提出了“時代人物”與(yu) “學術人物”,或者說“時代人物”與(yu) “傳(chuan) 統人物”的區分。有些人物隻是在時代當中叱吒風雲(yun) ,一待風氣潮流變化,就隨之銷聲匿跡,而有些人物可以稱得上或者說最後成為(wei) 傳(chuan) 統性、學術性人物,當時或許不顯,卻會(hui) 對曆史產(chan) 生持續的積極影響。
本書(shu) 在對錢穆論著進行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圍繞大一統、政教關(guan) 係和曆史政治學進行了深入探討,指出“複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為(wei) 現代立國的實踐立足點,應當在共和立國的大方向上來看待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性、中華文明與(yu) 外來文明的關(guan) 係,在大一統現代升級的視野中來理解晚清以來的變革、戰爭(zheng) 與(yu) 治理。可以說,治體(ti) 新論是在開放吸收中西傳(chuan) 統啟示的脈···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一部有係統性憲製籌劃的立國文獻。他所調動的資源除了思想史和製度史以外,還包括曆代政治經驗。學校建製對政治實行全麵領導,但在治理意義(yi) 上又與(yu) 後者構成一種二元體(ti) 係,最終形成了以學領政的政教或政學一元而治理二元模式。黃宗羲實現了秩序理念上政治方案的替換以及憲製性調整,而參與(yu) 型公天下在實踐中發生···
針對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和國家認同論,能否提出基於(yu) 中華文明的係統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時代愈發顯示出切要性。錢穆從(cong) 宗教學切入中外文明比較,特別注重闡發與(yu) 心教相為(wei) 表裏的禮教論,將其置於(yu) 文明類型說的立國政教視野中加以鑒別,預示出亨廷頓命題的一個(ge) 替代性思路。
作為(wei) 百年中國政治思想史書(shu) 寫(xie) 的開端,這本著作難免是孤獨的。鑒於(yu) 對現代性精神中罪惡災難的警醒,它沒有將權利觀念、鬥爭(zheng) 哲學和國家主義(yi) 奉為(wei) 圭臬法則,而是在文明根源上試圖為(wei) 諸神之爭(zheng) 泊定天人性命的仁義(yi) 原點,真可謂“何妨舉(ju) 世嫌迂闊”!
蘇軾對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評,顯示出來自治體(ti) 論傳(chuan) 統的思維啟示,這一點從(cong) 他對賈誼、陸贄之學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證。任法與(yu) 任人的治體(ti) 類型辨析,對應著蘇軾關(guan) 於(yu) 三代、漢唐與(yu) 宋代曆史政治的解讀,蘊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則、政治主體(ti) 養(yang) 成、職官法度及治理績效所構成的治體(ti) 邏輯。
他在前人思想的延長線上繼續誠摯地思考:除了在物質上的近代化以外,近代中國知識人能否引領知識與(yu) 觀念的革新?在傳(chuan) 統和現代之外,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屬,並開拓新的公共領域?
近代以來,中國傳(chuan) 統政製被納入專(zhuan) 製政體(ti) 的範疇類型之中,經受了偏於(yu) 消極的評論。而作為(wei) 政書(shu) 範例的《通典》顯示,中國傳(chuan) 統強調政製的古今兼容性和係統融合性,同時又與(yu) 立國原理相配適,製度演進離不開這三方麵的配合與(yu) 製約。
中國政治製度圍繞大一統秩序形成了係統與(yu) 古今兩(liang) 個(ge) 維度上的通貫性,我們(men) 應從(cong) 憲製體(ti) 係中審視其得失利弊,注重治體(ti) 論對於(yu) 政治主體(ti) 、政治原則和製度方略三者關(guan) 係的均衡安排。錢穆由此對西方社會(hui) 科學理論的權力、製度、組織和理性化等要素展開了深刻反思,顯示出傳(chuan) 統轉型中基礎原理層麵的替代性路向。
錢穆強調“一統”和“多統”是中西政治傳(chuan) 統的基本差異,主張在通史基礎上透過曆史政治傳(chuan) 統的實踐性闡釋來揭示大一統的係統涵義(yi) 。錢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漢以前與(yu) 之後兩(liang) 大時期曆史代表了大一統的兩(liang) 個(ge) 形態,各自包含國家形態與(yu) 政教機製兩(liang) 個(ge) 層麵。文化地理、經濟生活方式透過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國族認同表現出強韌的傳(chuan) 統延續性,而政製文教在因承···
時代人物與(yu) 傳(chuan) 統人物是錢穆在品評現代學人時提出的一個(ge) 基本區分,意在強調曆史人物的時代貢獻需要放在更為(wei) 長遠的立國傳(chuan) 統中加以衡定。受此啟發,我們(men) 對於(yu) 錢穆的理解,應該兼顧傳(chuan) 統性與(yu) 時代性兩(liang) 麵。隻有建立起錢穆思考與(yu) 時代問題的有機聯係,我們(men) 才能領會(hui) 其思想的先知性啟示。
為(wei) 了克服政治衰變中的民心失範,優(you) 良政治的出路在於(yu) 構建起一個(ge) 包括政治原則、製度方略和政治主體(ti) 三要素的治體(ti) 。立國思想家強調政治家相對於(yu) 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對於(yu) 治民事、經製紀綱(禮治)相對於(yu) 刑罰威權、更化相對於(yu) 變法的一係列優(you) 先性。這代表了對於(yu) 政治事務的一種規範性理解,它伴隨曆代立國實踐不斷得到檢驗與(yu) 重構,形成···
《曆代得失》講演政製史,理論表達較為(wei) 節製,但應對製度崇拜的意圖不難辨識。現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華,卻不必也不能與(yu) 自身傳(chuan) 統一刀兩(liang) 斷。積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製傳(chuan) 統,對於(yu) 現實當下的影響往往遠大於(yu) 今人估量。適合現代中國的政製形態,不會(hui) 從(cong) 天而降,而是要真能紮根於(yu) 這片大地。
孔子則講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次第,修齊治平,才是大學。讀萬(wan) 卷書(shu) ,行萬(wan) 裏路,把學問紮根在中國大地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政治學是經世致用的大學問,通人通儒的“通”就在調動一切知識資源來追求共同體(ti) 的公共福祉。希望大家在人大有更深的體(ti) 會(hui) 。
新文化運動代表的舊啟蒙主義(yi) ,激勵並啟發了現代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大轉型。眾(zhong) 所周知,梁啟超是這一大轉型的中心人物,深刻影響了晚清以來的思想界和知識界。我們(men) 關(guan) 注的問題是,梁啟超與(yu) 曆史政治學之間存在什麽(me) 樣的相關(guan) 性?對於(yu) 這一問題的領會(hui) ,也蘊涵了對於(yu) 曆史政治學這一學術構想的自我理解。
現代儒者錢穆著眼於(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悠久智慧與(yu) 文化體(ti) 係的根本原理,力圖在啟蒙革命主義(yi) 之外闡發對於(yu) 道統和治統的別樣詮解。道統作為(wei) 立國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識,本身蘊涵了中國文明基於(yu) 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構設,進而與(yu) 治統形成了相維和相製兩(liang) 種基本關(guan) 係。在思考現代共和立國問題時,錢穆超越了梁啟超論題將道統與(yu) 君主專(zhuan) 製牢固綁定的政···
《明夷待訪錄》將宋學變革思維發揮得淋漓盡致,它的非曆史論理氣質使得治體(ti) 構想能夠截斷眾(zhong) 流,別開天地。這一別開天地,建立在抽掉現實立國傳(chuan) 統本末的基礎上,在轉向未來的時刻倚靠的是一個(ge) 虛無化的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經學典範。
學者追溯經製事功學的興(xing) 起,多注目薛季宣及其弟子陳傅良。同時期的另一個(ge) 浙東(dong) 大儒呂祖謙,學術以博雅通達著稱。實際上,討論經製事功學與(yu) 治體(ti) 論的近世勃興(xing) ,呂東(dong) 萊在其中扮演著薛季宣以外的另一個(ge) 源起性角色,在作為(wei) 立國思想家的浙東(dong) 儒者群中無疑是一個(ge) 影響更為(wei) 重大的中心人物。
現代立國之道有賴於(yu) 對傳(chuan) 統憲製要素的激活和擴展。與(yu) 既有社會(hui) 之民情、道德、禮俗相悖、乃至敵對的憲製模式,不會(hui) 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會(hui) 造成整體(ti) 社會(hui) 的紊亂(luan) 動蕩。在深受諸種現代意識形態紛擾的轉型中國,具有縱深視野地透視治體(ti) 代興(xing) ,深入提煉我們(men) 的憲製傳(chuan) 統,將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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