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政治學的雙重源頭與(yu) 二次啟航：從(cong) 梁啟超轉向到錢穆論衡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2輯（總第四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十五日辛巳

          耶穌2019年12月10日

在政治實踐的當前經驗與(yu) 曆史傳(chuan) 統之間發掘有效關(guan) 聯，無疑是近年來思想界最具緊迫感和挑戰性的一大主題。因應於(yu) 此，我們(men) 提出“曆史政治學”的學術路徑，希望推動並形成更為(wei) 積極的智識貢獻。在筆者看來，曆史政治學有待發展明晰而辯證的理論自覺和方法論探索，有待豐(feng) 富深厚的具體(ti) 研究予以支撐。同時，我們(men) 也應當了解，這一學術路徑並非無源之水，橫空出世。正如作為(wei) 現代性思考的曆史社會(hui) 學將韋伯、馬克思、塗爾幹視為(wei) 奠基人，凝視中國現代轉型的曆史政治學需要在此處致敬萬(wan) 神殿。除了來自古典文明傳(chuan) 統的教誨，在現代學術思想曆程中，我們(men) 需要辨識先行者的指引，從(cong) 其中的曲折得失中汲取養(yang) 分。這與(yu) “鑒往知來”的曆史政治古訓也是相契合的吧！

一、雙重源頭中的梁任公：“新思想界之陳涉”與(yu) “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

筆者曾提出“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來概括晚近四十年來的學術發展，並建議

從(cong) “文明傳(chuan) 統—時代精神—權力架構”的三維互動中來審視政治學的精神處境[1]。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在再次出發的現代導向下重溫移植西學的舊夢，以此凝聚時代精神、塑造權力架構。對於(yu)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的輕忽或否棄，是其自二十世紀初葉新文化運動一脈相承的精神基調。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創造的共和語境，是這一啟蒙的新底色。

新文化運動代表的舊啟蒙主義(yi) ，激勵並啟發了現代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大轉型。眾(zhong) 所周知，梁啟超是這一大轉型的中心人物，深刻影響了晚清以來的思想界和知識界。我們(men) 關(guan) 注的問題是，梁啟超與(yu) 曆史政治學之間存在什麽(me) 樣的相關(guan) 性？對於(yu) 這一問題的領會(hui) ，也蘊涵了對於(yu) 曆史政治學這一學術構想的自我理解。

梁啟超作為(wei) 現代轉型中百科全書(shu) 式的、極具變化氣質的思想家、學者，既是舊啟蒙主義(yi) 政治學的關(guan) 鍵推手，也可視為(wei) 曆史政治學的現代源頭之一。甚而，其個(ge) 人學思的歸宿，毋寧說是將前者逐漸涵化於(yu) 後者之中。啟蒙主義(yi) 的重要先驅，這一麵向可以說為(wei) 世人熟知。任公這方麵的成就，早已融入了後世浩蕩奪目的新文化洪流之中。而任公在曆史政治學路徑上的遺產(chan) 和啟示，則低調不顯，盡管這一調性更能印證任公本人的晚期心跡。這兩(liang) 個(ge) 麵向，在梁啟超這裏，既對應著其前期、中期、後期演進（大致以戊戌變法、東(dong) 渡日本、辛亥革命為(wei) 界，歐遊歸來為(wei) 晚年轉向標識）之偏重不同，也呈現出他學思形態的某種結構性衝(chong) 突與(yu) 含混。

從(cong) 現代學科視角來看，梁啟超是傳(chuan) 統博雅通人型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的早期典型人物，以任何一個(ge) 學科門類將其分割界定都難免遮蔽其學思的全體(ti) 規模。對於(yu) 他的學術或思想譜係編排，很大程度上是出於(yu) 我們(men) 當下對於(yu) 智識生產(chan) 議程的反思和展望之需。梁啟超的史學貢獻，無論是其自身認同，還是外界觀察，都更易為(wei) 人承認。而梁啟超與(yu) 政治學的關(guan) 聯，相對較少被探討。近來，有學者從(cong) 法學的學科視角，將梁啟超視為(wei) 現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這一視角頗具啟發，盡管其視野和基調值得商榷[2]。

從(cong) 廣義(yi) 的法政學科來看，梁啟超自晚清以來綜合匯聚西學、東(dong) 學和中學資源，圍繞社會(hui) 政治變革提出了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政法論述，其間也積累形成了十分廣袤深厚的學理性學術成就。換言之，他的政法論述，一方麵顯示出鮮明的時代實踐性格，經世求致用，另一方麵也展現出自覺的道問學品質，尋覓堅實可靠的理性根基。自1896年的《變法通議》開始，梁啟超圍繞專(zhuan) 製政治、國體(ti) 政體(ti) 、國會(hui) 內(nei) 閣、法理學發達史、中國曆史研究法、政治思想史形成的論理撰述，使他躋身於(yu) 現代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之列，應該不會(hui) 有太大的爭(zheng) 議。

當然，這裏的核心問題是，曆史政治學並不是曆史學與(yu) 政治學的簡單相加，這裏並非要尋覓在兩(liang) 個(ge) 領域分別有撰述的“兩(liang) 棲”達人。梁任公在現代中國曆史學和政治學領域的開山地位，隻是我們(men) 探討其學思啟示的基本條件。關(guan) 於(yu) 任公的新史學貢獻，學界已周知。這裏以政治學為(wei) 本位來觀察之，也符合曆史政治學的主旨關(guan) 懷，即曆史維度在政治學中的潛在價(jia) 值。

這方麵，近年來的一些學術爭(zheng) 論頗能折射出問題的核心要義(yi) 。爭(zheng) 論之一是梁啟超與(yu) 政體(ti) 論的引入問題。王紹光教授反思中國政治學中的政體(ti) 中心主義(yi) （政體(ti) 決(jue) 定論），指出梁啟超是引介推廣西方政體(ti) 學說的第一人，然而在經曆實踐反思之後，任公對政體(ti) 論進行反思，逐漸歸向王教授指出的政道思維，強調政治分析關(guan) 注政體(ti) 論之外的複雜因素[3]。批評者如程燎原教授則認為(wei) 政體(ti) 論始終是梁啟超政治學的主要思維路線[4]。另一個(ge) 爭(zheng) 論是梁啟超與(yu) 中國政治專(zhuan) 製論的形成。曆史學者在反思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專(zhuan) 製論說時大多承認梁啟超的關(guan) 鍵塑造力，一些人認為(wei) 任公是被動接受西方政治理論，異議者則認為(wei) 任公乃是結合中國曆史來解決(jue) 中國問題，並非被動依附西方概念[5]。

這兩(liang) 個(ge) 在法政與(yu) 史學領域分別進行的爭(zheng) 論，恰好為(wei) 我們(men) 揭示出梁啟超與(yu) 現代中國政治學之間的多重指向。從(cong) 政治學成立的學科自覺來看，梁啟超如何處理西方政治學資源與(yu) 中國經驗（曆史與(yu) 現實）的關(guan) 係是最為(wei) 核心的問題，也孕育了曆史政治學的最初淵源。可以說，梁啟超的處理展現出兩(liang) 個(ge) 基本麵向。

一個(ge) 麵向是在現代文明驅動力的召喚下依據西方政治學建立學科基礎，將此視作普適性真理，以此編排並評價(jia) 中國經驗事實。這個(ge) 麵向從(cong) 屬於(yu) 梁啟超的思想文化啟蒙誌業(ye) 。他特別強調現代西方文明在國家競爭(zheng) 中的絕對優(you) 勢和先進性，呼籲推動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政治學的知識門類建構，就是要服務於(yu) 這一現代性的啟蒙規劃，擔任智識精神意義(yi) 上新的大立法者。國家、國民、社會(hui) 、群、政體(ti) 、國體(ti) 、國會(hui) 、責任內(nei) 閣、政黨(dang) 、專(zhuan) 製、立憲、法治等等論述，作為(wei) 中國人完全缺乏經驗和了解的新事物被輸入移植，需要學習(xi) 並實踐，以此救國救民。傳(chuan) 統中國的文明經驗、政治曆史與(yu) 西方現代世界代表的人類普遍前途，存在根本不同和遙遠距離，梁啟超對此反覆明言[6]。

這樣的啟蒙工作，也就是梁啟超自稱的“新思想界之陳涉”，造舊世界的反，重新建立新天地。由此建立起來的現代中國政治學，必須以西方現代性的政治構造為(wei) 骨骼為(wei) 靈魂，中國的文明政治經驗多是用作反麵例證。國家、政體(ti) 、立憲是現代政治學理的金科玉律，而中國政治傳(chuan) 統被指控為(wei) 沒有國家、不知政體(ti) 、法治不彰。在晚清民初出現的一些極端論調，如中國無國，中國無史，中國無人，都是這一思維下產(chan) 生的虛無判斷。新史學的號召開啟現代曆史學，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材料和方法之翻新，要義(yi) 在於(yu) 理解和評價(jia) 精神的轉換。中國政治的專(zhuan) 製論說，在現代政治學和曆史學中於(yu) 是成為(wei) 最具影響力的一個(ge) 命題。

另一個(ge) 麵向出於(yu) 對前者的審慎反思，逐漸轉變了對於(yu) 西方金科玉律的教條化、神聖化信仰，更為(wei) 客觀地審視西方學理的適用性，更為(wei) 辯證地運用中國經驗事實。如果說第一麵向表達了初步接觸西方現代時刻的粗莽囫圇，缺乏審慎地被動接受，著力突顯了西方現代信條的“經”義(yi) ，第二麵向則走向穩健成熟，趨向於(yu) “經”與(yu) 史參證，曆史學意義(yi) 上要端正尊嚴(yan) 。這也給予政治學思考恰當的尺度地位，鼓勵理性清明而非盲目信從(cong) 。

一個(ge) 顯例是梁啟超專(zhuan) 製論說的演變。《中國專(zhuan) 製政治進化史論》（1902年）主要依據孟德斯鳩的政體(ti) 理論，結合中國曆史自身特點，對於(yu) 中國專(zhuan) 製政治進行了具體(ti) 批判[7]。到了清廷立憲階段，1906年的《開明專(zhuan) 製論》對於(yu) 專(zhuan) 製概念及其分類原則的適用性則投以質疑[8]。這一篇文獻雖有推動立憲、遏製革命的實踐意圖，在政治學理上卻也展示出值得關(guan) 注的積極轉向。它在篇章結構上從(cong) 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的原理闡釋開始，推進到學說、前例、時地分析、形態分析，以政治建議作結。其突出特征是試圖突破既有的西方概念和理論，從(cong) 理論究原和經驗實證兩(liang) 個(ge) 進路提出符合實踐情況的論說。前者如釋“製”、釋“專(zhuan) 製”、釋“開明專(zhuan) 製”、闡述開明專(zhuan) 製的學說，指出國家立製精神相對於(yu) 政體(ti) 形式的根本規定性。後者如對於(yu) 中外曆史上開明專(zhuan) 製前例的整理、對於(yu) 適用開明專(zhuan) 製之國家與(yu) 時代的曆史——理論歸納、對於(yu) 變相之開明專(zhuan) 製的分析。在判斷上，不再依據專(zhuan) 製概念對中國傳(chuan) 統進行批判，而是使這一概念更為(wei) 精致化、相對化、曆史化，政體(ti) 評價(jia) 的標準也從(cong) 形式轉向實踐適當（“毋惟優(you) 是求，而惟適是求”）[9]。任公指出中國政治傳(chuan) 統有專(zhuan) 無製，專(zhuan) 製之稱有名無實，非嚴(yan) 格意義(yi) 的專(zhuan) 製形態，甚或可稱為(wei) “放任”。開明專(zhuan) 製即著眼於(yu) 公共利益的專(zhuan) 斷統治，他更符合中國實情，在學說與(yu) 曆史上有豐(feng) 富例證。儒家屬於(yu) 人民公利本位的開明專(zhuan) 製論，法家屬於(yu) 國家公利本位的開明專(zhuan) 製論。開明專(zhuan) 製是向立憲政治過渡的準備階段。

梁任公在《開明專(zhuan) 製論》中有一個(ge) 判斷透露其學思轉變。他指出十八世紀與(yu) 十九世紀的學界趨勢不同，前者偏於(yu) 主觀研究，後者群趨客觀研究。主觀研究認為(wei) 真理存於(yu) 吾心，客觀研究認為(wei) 真理存於(yu) 事物自身。前者重主體(ti) 意誌自由、自然法，後者重視事物的客觀結構與(yu) 曆史實踐。盧梭民約論即前者典型，付諸於(yu) 實踐難以奏效。任公指出，政治學必須首先尊重研究對象的客觀實情，不能以外在的理論去割裂現實，“客觀的研究何？即曆史的研究是也。而言政法學者，皆築其理論於(yu) 曆史的土台之上，此其所以異於(yu) 十八世紀也”[10]。政法學理論應該以曆史為(wei) 根基，才會(hui) 構成與(yu) 實踐真正相關(guan) 的學術創生點，這正是梁啟超政治學從(cong) 教條接受西方走向良性反思的主要驅動力。

《先秦政治思想史》提供了另一例證。任公一戰後歐遊歸國，思想更為(wei) 沉穩周全，對於(yu) 中西文明政治趨向持平衡量。該著成於(yu) 1922年，《自序》和“序論”三章中的信息尤為(wei) 豐(feng) 富[11]。“自序”回憶自己二十年前開始治中國政治思想，最後由政壇返回學林，“還治所業(ye) ，乃益感歎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氣象為(wei) 不可及也…倘足以藥現代時敝於(yu) 萬(wan) 一，斯則啟超所以報先哲之恩我也已”[12]。最根本的改變，在於(yu) 對中華文明的評價(jia) 趨向積極，認為(wei) 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為(wei) 中心”，在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上相比其他文明擅長的宗教、形而上學和科學，顯示其特殊和優(you) 勢[13]。

任公指出，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學術繁盛，在政治思想上以世界主義(yi) 、平民或曰民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三大特色。西方文明，以國家主義(yi) 為(wei) 特質，現代世界尤其如此，而中國的政治視野以天下為(wei) 終極視野，國家僅(jin) 為(wei) 群體(ti) 生活一階段，因此組織國家的能力相對不足。然而在兩(liang) 千年曆史中，“所得優(you) 足償(chang) 所失而有餘(yu) ”，大一統政治成就了國家天下的日益擴大[14]。在國家主義(yi) 當陽稱尊的現代世界，中國遭受衝(chong) 擊挫折，創巨痛深。然而現代社會(hui) 如果隻是局限於(yu) 國家主義(yi) ，杌隉不安之象會(hui) 更加嚴(yan) 峻。如何評價(jia) 中國的世界主義(yi) 傳(chuan) 統，在任公看來，至少不是簡單以國家主義(yi) 否定其合理性，而是需要更為(wei) 開放長遠的世界視野。

任公痛陳，國族妒惡並非良善生活品質，階級鬥爭(zheng) 也不是“性質上可崇敬之事業(ye) ”，中國以人類平等觀念，久已成為(wei) 公共信條[15]。任公雖然仍稱中國為(wei) 數千年專(zhuan) 製政體(ti) ，卻又指出，按諸實際，民本主義(yi) 是政治大理想大原則，階級製度相比歐美早已被廢棄，一般人民的自由權也遠過於(yu) 法國大革命前的歐洲人。“我國民惟數千年生活於(yu) 此種比較的自由空氣之中，故雖在亂(luan) 離時，而其個(ge) 性之自動的發展，尚不致大受戕賊。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蓋此之由”[16]。往昔任公所盛讚的國家、平等與(yu) 自由，在這裏都經由價(jia) 值與(yu) 事實上的曆史比較考察，落實為(wei) 合乎實踐經驗的判斷。任公所持的思維方法，主張在理論價(jia) 值上如其所是，在方法考察上客觀比較。如林肯三原則所謂，民有和民享的公共道理，中國已有踐行，民治方法則依據國情——即所謂“因地理及其他關(guan) 係所產(chan) 生之社會(hui) 組織”來判斷是非[17]。中國文明產(chan) 生於(yu) 大平原，民族器度偉(wei) 大，廣納眾(zhong) 流，國民思想極富於(yu) 彈力，善於(yu) 和齊斟酌。中國政治理想是透過君主統治實行民本精神，即使屢遭專(zhuan) 製摧殘，精神不能磨滅。這也是建立中華民國亞(ya) 洲第一共和的傳(chuan) 統基因[18]。

任公此序清晰表達了對所謂絕對真理、絕對價(jia) 值的質疑，認為(wei) 理論上是一番模樣，由理論演進為(wei) 製度，是非得失則不易判斷。西方現代世界在啟蒙鼓動下不斷實驗各種主義(yi) ，主義(yi) 興(xing) 盛往往伴隨極大流弊，製度實驗如走馬換燈難以安頓，一次世界大戰使人深陷懷疑惱悶之淵[19]。任公的現代理解，在晚期階段更強調曆史傳(chuan) 統的力量。“蓋現代社會(hui) ，本由多世遺傳(chuan) 共業(ye) 所構成”，思想與(yu) 製度是共業(ye) 積累中兩(liang) 大項，思想傳(chuan) 統尤其是曆史權威，透過國民意識影響現代實踐。現代的政治事業(ye) 與(yu) 理解，必須洞見製度背後的思想與(yu) 文化共業(ye) 。新文化運動號召改造思想，梁任公提醒時人，改造是為(wei) 了建設，建設絕不等於(yu) 全盤移植，“最少亦要從(cong) 本社會(hui) 遺傳(chuan) 共業(ye) 上為(wei) 自然的浚發與(yu) 合理的箴砭洗煉”[20]。任公開啟推動的啟蒙主義(yi) 為(wei) 新文化運動發先聲，至此任公對啟蒙主義(yi) 的激烈反傳(chuan) 統提出異議，質疑依據所謂普世真理全盤否定本國傳(chuan) 統，呼籲實踐與(yu) 智識上的雙重審慎。就政治學而言，從(cong) 價(jia) 值、理論到方法，從(cong) 意識、思想到製度、行為(wei) ，對於(yu) 所謂現代啟蒙要克服其教條化、絕對化和神聖化，從(cong) 而形成麵對中國實踐經驗的實事求是精神。

梁啟超一生思想多變，曆經維新變法、立憲、革命、自由主義(yi) 、共和主義(yi) 、國家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多重轉變。“為(wei) 我國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這樣的使命感不知激勵了多少現代知識人！[21]這種善變的動力一方麵來自於(yu) 現代世界各種意識形態的不斷衝(chong) 擊和挑戰，另一方麵來自於(yu) 他對於(yu) 複雜實踐經驗的多麵深化體(ti) 察。後者在學理上即以其曆史意識為(wei) 透鏡，為(wei) 啟蒙主義(yi) 政治學提供了理論真理的驗證材料，也為(wei) 反思啟蒙主義(yi) 提供史學意義(yi) 上的實踐依據，鼓勵去修正啟蒙主義(yi) 信條。這一曆史意識不限於(yu) 史料學的曆史維度，而是上升到曆史理解和反思的方法論、認識論層次，打開了政治思維的廣闊空間，促進了文明自覺意義(yi) 上的智識和精神反省。啟蒙主義(yi) 政治學為(wei) 接引接納現代國家學、建立學科體(ti) 係形式做出了貢獻，深化曆史意識的政治學則為(wei) 反省前者、開放思維、促成學術的文明自信奠定了基礎。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梁啟超不僅(jin) 是現代中國政治學的奠基人，也是曆史政治學的現代源頭之一。

二、錢穆視野中的梁啟超轉向及其學術得失

錢穆在1986年《晚學盲言》“道義(yi) 與(yu) 功利”一篇論中國社會(hui) 的士精神，盛讚宋代士人用行舍藏，各適其時，深得陰陽流通之道。隨後筆鋒陡然下墜至晚清，圍繞梁任公提出一番評價(jia) 。“惟如最近世之新會(hui) 梁啟超，不幸而幼年即從(cong) 師於(yu) 康有為(wei) ，名滿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實迭有契悟。”[22]所謂“晚年契悟”，除了在野為(wei) 師、步武曾國藩，在国际1946伟德上，一是創辦《國風報》，遠勝於(yu) 早先之新民說，一是提倡中國崇尚禮治之說，一是歐遊之後對於(yu) 早年醉心歐化的反省。“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從(cong) 師康氏”，“近百年來之新風氣新潮流，災禍未知所終極者，則梁氏之影響實更大更廣於(yu) 康氏，此誠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歎之事”[23]。

這類對於(yu) 梁啟超轉向及其學術啟示的評價(jia) ，特別突顯了其中的政治學意蘊。在錢穆學思生涯的最後階段，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有多次集中表述。

1983年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提出《略論中國政治學》，“民國以來，猶有通舊學者，當以梁任公為(wei) 殿。任公著《中國六大政治家》一書(shu) ，惟王安石可入儒林，張居正已非其比，其他四人皆非儒。然安得謂凡主變法即屬大政治家。抑且全部中國政治史，其變多矣，變而不覺其變，斯為(wei) 善變。新莽與(yu) 王安石皆非善變，史跡昭然。以如此胸襟，如此見識求變，亦淺之乎其言政矣。任公師康有為(wei) 主張變法，而曰求速求全。清德宗倘能加以任用，則亦必為(wei) 新莽王安石之繼矣”。對於(yu) 民國政治學能通傳(chuan) 統者，首推梁啟超，並指出其早年激進變革的思想之偏頗。

“其後任公議論漸趨中正通達，創為(wei) 《國風報》，知一國有一國之風。則中國之為(wei) 政，又豈能盡效英美。其所見識，已超同時提倡新文化運動者之上。又曾親(qin) 預討袁之役，終為(wei) 於(yu) 政治史上有貢獻。其後又能退身仕途，一意為(wei) 學，惜其不壽，否則論史論政，並世無出其右，其為(wei) 學終當有得於(yu) 儒學之傳(chuan) 統矣。要之，晚清若康有為(wei) ，若章太炎，若梁任公，皆一代傑出人物，惜其涉身政治太早，又以領導政治最高理論自任，而未得優(you) 遊潛心完成其學。”[24]

創辦《國風報》在1910年，可算梁啟超思想中期，遠非晚年，是理解後期轉向的一條伏線。錢穆這裏是以任公晚年轉向來批評新文化運動的醉心西化、否定傳(chuan) 統。曆史學與(yu) 政治學在錢穆看來是傳(chuan) 統學術的兩(liang) 大核心，他指出任公與(yu) 康、章一樣，“以領導政治最高理論自任”，對其轉變後在這兩(liang) 個(ge) 領域的可能造詣，表達出極高期望（“論史論政，並世無出其右”）。反思西方現代文明弊病、尊重國風、正視禮治，這些創見與(yu) “政治最高理論”的結合，會(hui) 為(wei) 現代政治學開辟出什麽(me) 樣的新境界呢？

1986年錢穆最後一次登堂授課，回顧自己的學思曆程，同樣還是從(cong) 梁啟超對於(yu) 王安石的現代大翻案講起，批評求變求新的時代風潮過於(yu) 偏至，引申出對於(yu) 現代中國學術和政治的憂思。他數次述及自己對於(yu) 專(zhuan) 製論說、政黨(dang) 政治的終生異議，欲從(cong) 曆史學術的真確闡釋中汲取對於(yu) 現代中國道路的反思資源[25]。蒼茫悲憫之情懷，如暮鼓又起晨鍾，繞梁難息。

1988年收於(yu) 《學龠》中的《談當前學風之弊》，堪稱錢穆的晚年定論之一。其間也可見錢穆在梁啟超評價(jia) 問題上的斟酌難定、欲抑又揚。錢穆在評價(jia) 康有為(wei) 、嚴(yan) 複、章太炎、胡適這類人物時，區分了學術人物與(yu) 時代人物，前者能夠產(chan) 生悠久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後者僅(jin) 限於(yu) 時代風潮的影響。梁啟超一方麵受康有為(wei) 等時代風氣限製，躋身時代人物，塑造社會(hui) 輿論，另一麵，其學術見解隨年俱進，隨時發揮，自有新境界，實多有遠出康氏之上者。梁氏與(yu) 新文化運動的關(guan) 係，錢穆還曾概括為(wei) “依違其間，其堅持固執之力不強”，終歸於(yu) 發揚舊學[26]。國風說、禮治論、反思西方現代文明，足以使其成為(wei) 中國現代傳(chuan) 統的學術人物，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時代人物！錢穆先生反複稱道梁任公的這些晚年創見，同時惋惜其囿於(yu) 尊師傳(chuan) 統，年壽不享，創見終不能充分暢發[27]。

錢穆自陳早年受梁啟超啟發極大。除了學者多有提及的《中國不亡論》（《中國前途之希望與(yu) 國民責任》）之意識刺激，錢穆曾回憶，對於(yu) 梁啟超清末民初的論述曾極為(wei) 關(guan) 注，並以不能親(qin) 見親(qin) 炙為(wei) 終身遺憾。錢穆拈出的梁啟超之轉向（歸為(wei) “晚年契悟”），與(yu) 本文關(guan) 注的曆史政治學之現代源起尤為(wei) 切題。我們(men) 可以對照梁啟超的啟蒙主義(yi) 論說與(yu) 曆史政治學線索兩(liang) 方麵來了解錢穆對其學術得失的回應。

梁啟超的啟蒙主義(yi) 政治學依據舶來的西學公例對中國政治的曆史和現實進行解讀評判。錢穆在這方麵的回應有很多。比如前文提及的王安石與(yu) 宋代政治之評價(jia) 。錢穆對王荊公甚表崇敬，也自陳梁任公的《王荊公》曾長期影響他，“不知經曆了多少年，繞了一大圈，才能跳出他範圍”，經曆深刻反思才從(cong) 其間的求變求新思維中抽身出來，促使自己更為(wei) 合乎曆史實情地、審慎全麵地去了解曆史與(yu) 政治[28]。這一點此處不能暢論。

梁啟超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影響最大的還是政治傳(chuan) 統專(zhuan) 製論。眾(zhong) 所周知，錢穆對此反駁不遺餘(yu) 力，最具代表性。1932年錢穆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政治製度史”選修課，遭曆史係以民國不必研究專(zhuan) 製為(wei) 由阻攔，曆史係學生無一選課，聽課者全為(wei) 政治學係學生。其他細節這裏不能縷舉(ju) [29]。我們(men) 可以重點領會(hui) 梁、錢二人學思關(guan) 切視角的差異。

錢穆在《中國曆史上的政治》（1951年）提出，中國政治重“一統”為(wei) 精神，西洋尊“多統”為(wei) 常態為(wei) 本質。他概括，“中國人受其幾千年來的曆史熏陶，愛講‘傳(chuan) 統’，西方人則根本不知有所謂傳(chuan) 統。無論就時間講，或空間講，他們(men) 都是頭緒紛繁，誰也不肯承認接受了誰的傳(chuan) 統。也有人說，中國今天，就吃虧(kui) 在這‘一統’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頭’上。這話對不對，我們(men) 暫可不論。但我們(men) 先要問，專(zhuan) 就政治講，究竟應該一統的呢？還是多頭的呢？這在理論上，是一個(ge) 政治係統的問題，是一個(ge) 政治機構的問題”[30]。錢穆富有洞見地指出“一統”或“多統”是一個(ge) 理論意義(yi) 上的係統性問題，而不是急於(yu) 或陷於(yu) 做出價(jia) 值評價(jia) 。

所謂“也有人說，中國今天，就吃虧(kui) 在這‘一統’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頭’上”，這類論調自晚清以來逐漸流行，尤以梁任公於(yu) 1902年開始連載於(yu) 《新民叢(cong) 報》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為(wei) 代表[31]。梁啟超在建立現代新學術的立場上，提出對於(yu) 學術思想傳(chuan) 統的係統整理和評價(jia) 。四千年傳(chuan) 統有偉(wei) 大源泉、全盛繁榮，也有大不幸，即秦漢之交的儒學統一，所謂“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32]。政治一統支配了學術統一，導致缺乏競爭(zheng) 進化，國家走向僵化凝滯。西方文明是經過學術自由競爭(zheng) 形成自力的統一，不同於(yu) 中國出自政治權力的“他力”統一。這是秦漢之際專(zhuan) 製政體(ti) 控製人心的勢出必然。政治一統束縛學術思想自由，導致學術一統，最終導致國運頹廢。

錢穆提出來的“一統”與(yu) “多統”之辨，直指中西政治主導形態的不同。與(yu) 梁啟超一統批判的對比顯示出，這個(ge) 問題包含政治上的兩(liang) 個(ge) 不同層麵，國家政治統一與(yu) 君主製政體(ti) （君主專(zhuan) 製）。梁啟超將問題主要歸向政體(ti) 論域，國家政治一統化約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學術一統一尊也被理解為(wei) 專(zhuan) 製意識形態，二者都妨害進化所需要的自由競爭(zheng) [33]。錢穆則顯示出不同的思維視野。“試問偌大一民族，隻有些低級迷信，更無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渙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曆史文化之大目標而前進，又綿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輟？豈果是中國曆代皇帝專(zhuan) 製，能使其達於(yu) 此境？隻細讀中國史，便知其絕非如此”[34]。這一詰問將視野提升至國家民族的凝成即立國層麵，係統考察作為(wei) 國家精神根基的政教政學關(guan) 係、社會(hui) —政治治理模式與(yu) 核心群體(ti) 構成，較之政體(ti) 論視域更為(wei) 寬廣遼遠，避免將其化約為(wei) 一個(ge) 專(zhuan) 製論問題。

在曆史政治學方麵，錢穆反複稱道的梁啟超之國風說、禮治論，都顯示出曆史傳(chuan) 統思維在政治理解上對於(yu) 西方現代政治學的反思潛能。

《說國風》（1910）開篇明義(yi) ，“蓋既積民以成國，則國內(nei) 之民之品性、趨向、好尚、習(xi) 慣必畫然有以異於(yu) 他國，若此者謂之“國風”，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xing) 替所攸係也。故季劄觀《風》，以推知各國存亡之數短長之運，未或有忒，而中外古今之言治本者，亦罔不致謹於(yu) 是”[35]。並世犖犖數名國，各有其國風。每個(ge) 國家的發展特性，要從(cong) 國民品性、趨好和習(xi) 慣中去探索深層要素。

“我國積數千年之曆史以有今日，而結集此最多數之國民以享有此最形勝之國土，則我先王先民之遺風，其所以詒謀我者，當必有在。而今也我國國風，其有足以誇耀於(yu) 天下者否耶？以視英、德、法、美、俄、日則何如？以視西、葡、土、猶太、高麗(li) 則又何如？嗟乎！國於(yu) 天地，必有與(yu) 立。我國人安可不瞿焉以驚蹶焉以興(xing) 也。”國風是曆史傳(chuan) 統的產(chan) 物，也會(hui) 在現實實踐中呈現力量。探索這一維度，是現代世界範圍內(nei) 比較政治意義(yi) 上的國家學主題。

有鑒於(yu) 此，片麵接受西方政治學的教誨，奉之為(wei) 普遍準則，將會(hui) 導致學術與(yu) 政治上雙重的實踐危機。“泰西政學浸潤輸將，而祖述之者，大率一知半解，莫能究其本源，徒以其所表見於(yu) 外者，多與(yu) 我不類，則盡鄙棄吾之所固有，以為(wei) 不足齒錄，而數千年來所賴以立國之道，遂不複能維係人心，舉(ju) 國倀(chang) 倀(chang) 然以彷徨於(yu) 歧路間，其險象固已不可思議矣。”曆史傳(chuan) 統形成的立國之道，就在這種偏頗的智識精神中逐漸失效，這是梁任公在有清覆亡前夕就深憂的困境。這種依據國風思考國命的理路，此後在梁啟超的政學中逐漸成為(wei) 其晚期的主導思想取向。如1912年辛亥革命後寫(xie) 就的《中國立國大方針》，對於(yu) 新生共和國的立國建議（“保育”）就清晰體(ti) 現出此種命意[36]。這一憂思，也是啟發錢穆等後繼思想家注重以曆史為(wei) 本位思考政治的現代啟示。

一旦打開經驗事實的鮮活資源，對西方政治學形成有距離的反思，啟蒙主義(yi) 的學術判斷和論證就會(hui) 逐漸得到糾治。錢穆對梁啟超晚年強調禮治，就應該從(cong) 這個(ge) 方麵得到觀察。

梁啟超的法治論說也經曆了一番演變[37]。早期他就是依據民主、三權分立等現代立憲模式來界說法治。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管子傳(chuan) 》以法家為(wei) 國家主義(yi) 的法治，管子為(wei) 法治主義(yi) 之正宗，儒家為(wei) 禮治為(wei) 主、法治為(wei) 輔，而歸結為(wei) 人治。晚年《先秦政治思想史》表麵上延續前期論斷，內(nei) 裏探索一種化合中西的富於(yu) 創造性的詮釋，以仁義(yi) 與(yu) 人權、保育與(yu) 民權相融合，相對調整了之前抑儒揚法的基調。錢穆對於(yu) 梁任公晚年的這一變化非常推崇，認為(wei) 真正把握到了中華傳(chuan) 統文明的政治精義(yi) 。禮治與(yu) 法治的新詮釋，在錢穆思想中是一個(ge) 不斷出現的重要主題。此處無法申論。概要來說，呈現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演進：一方麵，在二者對比的角度上，對禮治提出新的闡發和詮釋，推崇禮治而批評西方所謂“法治”，可稱為(wei) 保守主義(yi) 的特殊立場；另一方麵，將法治視作一個(ge) 兼容性的、通約性的概念範疇，把禮治納入其中來做出新詮[38]。

第一方麵例證甚多，這裏舉(ju) 《略論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1987年）為(wei) 例[39]。錢穆引用梁啟超禮治說，褒揚以仁道平天下的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並在人類大生命以群為(wei) 體(ti) 的意義(yi) 上定位“禮”。他認為(wei) 通財共產(chan) 是中國社會(hui) 政治的禮治特點，禮符合人類性情道義(yi) ，是真正可以長期維係的傳(chuan) 統之根基，而梁任公所指的法治隨多數人意見浮動，難以成統（法統之說難立）。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要接續真正的中國文明傳(chuan) 統。這是極具錢穆個(ge) 人闡釋特色的觀點。後一方麵以1940年代前期的《政學私言》為(wei) 例。筆者曾指出錢穆的法治新詮展現出三個(ge) 層麵，即普遍性的規則係統和製度、立國憲製、政體(ti) 官製安排[40]。中西由於(yu) 文化係統的不同，對法治的定位和發展各有特色，中國的禮治實則對應西方法治。中國政治實踐傳(chuan) 統其實是尚法治，以法為(wei) 治，這與(yu) 儒家學說在思想主張上崇德禮、輕政刑應有所區分。相比梁任公，錢穆先生更側(ce) 重結合中國曆代政治演進的實踐特質來理解這個(ge) 問題，努力揭示“以法為(wei) 治”這一被現代啟蒙話語遮蔽了的傳(chuan) 統進程[41]。

對於(yu) 梁任公極為(wei) 推重的錢穆，可以說以自己的方式發皇了梁啟超晚年學思的轉向，進而構成曆史政治學的另一個(ge) 現代源頭。後世錢穆與(yu) 張君勱、徐複觀等港台新儒家的政學分歧，比如為(wei) 人熟知的後兩(liang) 者對於(yu) 錢穆政治傳(chuan) 統論點的酷烈抨擊，在這個(ge) 學術交替環節已經埋下引線[42]。港台新儒家秉持文化保守主義(yi) 立場更多地承襲了梁啟超啟蒙主義(yi) 政治學的一麵，新文化運動先賢更是推波助瀾。

錢穆對於(yu) 梁啟超的期望，與(yu) 他對孫中山五權憲法學說積極肯定政治傳(chuan) 統遺產(chan) 的評價(jia) 相貫通，“果使任公健康，活到七十、八十，不知其學問思想又將達何境界？又恨其雖曾獲與(yu) 孫中山先生晤麵，而限於(yu) 師承學統不同，與(yu) 中山先生終有扞格，不獲暢有融通。苟其幼年時，早獲良師，使其學有正傳(chuan) ，則孫、梁二人之相見，對中華民族前途豈不大有希冀？”[43]他對梁啟超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提出的《國學入門書(shu) 要目及其讀法》甚為(wei) 推崇，認為(wei) 代表梁氏晚年成熟見解，遠高於(yu) 張之洞、康有為(wei) 、胡適等人的推薦書(shu) 目。特別是梁啟超對於(yu) 史部典籍的強調，在錢穆看來，是在為(wei) 國民大眾(zhong) 奠定智識根基，“從(cong) 此認識了解中國文化的大義(yi) 和理想，而可能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社會(hui) 各方麵都有其效益與(yu) 影響”[44]。曆史政治學的政治功能，正是從(cong) 學思上著眼於(yu) 共和立國的開國規模，這是其現代文明使命。

三、曆史政治學的文明自覺與(yu) 二次啟航

筆者曾提出，在二十世紀的學術傳(chuan) 統中，錢穆不僅(jin) 是舉(ju) 世公認的史學大師，還是原創性極強的政治學家、政治思想家[45]。他在後一方麵的原創性與(yu) 爭(zheng) 議性，就是來自曆史政治學的發源和自覺。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的《略論中國政治學》從(cong) 文化係統的視野審視政治學的學科特質。“中國學問，最重在政治，而獨不有政治學一名，是誠大值研尋之一問題矣！”[46]錢穆始終強調，中國學思重視和合會(hui) 通，西方突顯分殊自勝。中國文化傳(chuan) 統既重視政治學內(nei) 容與(yu) 其它學問的會(hui) 通，也重視學問思想與(yu) 實踐經驗的轉換，可以說，在重會(hui) 通的文化係統中形成了強烈的實踐取向。“西方政教分，政學亦分。其為(wei) 學又主分，乃有政治學一專(zhuan) 門，其實際政治則尚術不尚學。中國則學而優(you) 則仕，仕而優(you) 則學，必政學相通。尚術則為(wei) 人所不齒”[47]。錢穆認為(wei) ，經史之學就是中國政治學。經學是最為(wei) 古老的政學資源，秦漢之後，以司馬遷《史記》為(wei) 標識由經繹史。經、史二者都是以實際政治為(wei) 本衍生政治思想、政治理論、政治智慧。在他看來，史學和政治學是傳(chuan) 統學術中最為(wei) 重要的中心內(nei) 容。這也是我們(men) 當下提倡曆史政治學、進行社會(hui) 科學轉換的傳(chuan) 統根基。

錢穆批評啟蒙主義(yi) 盲目移植異域話語、不明政治事理，“今人則不讀儒書(shu) ，於(yu) 傳(chuan) 統政治惟有借用西方術語，一言蔽之曰‘君主專(zhuan) 製’。以廣土眾(zhong) 民之中國，而君主一人得專(zhuan) 製其上，亦當有妙法精義(yi) 宜加闡說。一筆鉤消，明白痛快，而又得多數之同情，但豈得亦謂之政治學”[48]。曆史政治學對於(yu) 世界各個(ge) 地區的治理經驗傳(chuan) 統應有實事求是的自覺意識，在引介吸取異域智慧時不能本末倒置。“繼自今，吾國家吾民族四五千年來相傳(chuan) 之治平大道，政治大規模，惟有學步西方，作東(dong) 施之效顰，其他尚複何言。中山先生已早有知難行易之歎，又謂中國乃一次殖民地，更次於(yu) 殖民地，亦可謂言之沉痛矣”。次殖民地是指在精神智識上的無根狀態，以啟蒙西化為(wei) 認祖歸宗。“如是之國家，如是之民族，為(wei) 之立心立命者，乃在國外，不在國內(nei) ，而猶必主張國家之獨立，此非一次殖民地而何。誠可悲之尤矣”[49]。

在啟蒙西化浪潮中，一味求新求變，蔑視自身傳(chuan) 統，實難在現實中完成立國之業(ye) 。“顧當知古今中外，絕無一種十全十美有利無病之政製，惟其如此，故任何一種政製，皆有賴於(yu) 當時人之努力改進。亦惟其如此，故任何一國家，苟非萬(wan) 不獲已，亦絕無將其已往傳(chuan) 統政製，一筆抹殺，一刀斬割，而專(zhuan) 向他國模擬抄襲，而謂可使新政製得以達於(yu) 深根寧極、長治久安之理。為(wei) 此想者，非愚即惰。中國傳(chuan) 統政製，雖為(wei) 今日國人所詬詈，然要為(wei) 中國之傳(chuan) 統政製，有其在全部文化中之地位，無形中仍足以支配當前之中國”[50]。政製上求全變速變的激進心智，最易導致文化上的激進主義(yi) 、虛無主義(yi) ，形成對於(yu) 曆史、傳(chuan) 統、教化的嚴(yan) 重偏見。在政治學思維中，求新求變，導向立國模式上的抄襲模仿，尊奉異域先例成法為(wei) 普遍標準，以自身傳(chuan) 統為(wei) 例外、陳跡。錢穆在《國史大綱》批評辛亥革命後的政治理論，以國會(hui) 、政黨(dang) 政治為(wei) 民主共和的標準模式，“然此等皆抄襲歐美成法，於(yu) 國內(nei) 實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實運用”[51]。梁任公辛亥前後在政學上以國會(hui) 、內(nei) 閣、政黨(dang) 製度為(wei) 立憲重心，以錢穆對此期政論的熟稔，這個(ge) 判斷當出自對啟蒙主義(yi) 政治學的真切反思。

錢穆當然不是封閉固守的保守派，他主張以中國傳(chuan) 統為(wei) 本，來吸收現代世界的新元素，而非西體(ti) 中用。“必然仍將要采用世界新潮流，配合自己舊傳(chuan) 統，來創成中國自己的一套政治和其理論，才能救中國。這是絕對無疑的。決(jue) 非是美國的政治和其理論能夠救中國，也決(jue) 非蘇俄的政治和其理論能夠救中國”。經過百年啟蒙曲折，國人應該能夠認識到這個(ge) 判斷的理智清明。“中國要求‘民族’和‘國家’之獨立，則必須先求‘思想’和‘政治’之獨立，這又是決(jue) 然無疑的。…我們(men) 定要能采取各國之長，配合自己國家實情，創造出一個(ge) 適合於(yu) 中國自己理論的政治”[52]。以實踐的適宜性為(wei) 根本，各歸其位，又相互借鑒，而非抽象原理價(jia) 值上的優(you) 劣設定，是曆史政治學的論衡標識。

錢穆論中國政治學，其意旨在反省分科式政治學之外，尚有一更為(wei) 廣義(yi) 的、源自中國文化係統的大政治學追求。中國曆史傳(chuan) 統上之所以能夠形成廣土眾(zhong) 民的超大規模社會(hui) 與(yu) 政治體(ti) ，經曆多變，仍傳(chuan) 承數千年而不散。這是具有世界性價(jia) 值的政治學課題，對於(yu) 人類大群組織擴展的啟示需要認真梳理和提煉。錢穆將中國文明機理的精髓定位在大群組織的形成和拓展，是極具政治學遠見與(yu) 洞見的，與(yu) 西方現代圍繞個(ge) 體(ti) 主體(ti) 性設定議程顯示出根本取向的差別。探究此義(yi) 理，總結其政治經驗，是中國政治學麵對傳(chuan) 統、麵對現實所應有的方向。發揚其義(yi) 理，更新其內(nei) 涵，推廣其教誨，是中國政治學麵對人類政治世界所應抱有的誌趣（“平天下”）。

正是在充分正視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錢穆麵對西化啟蒙的政治學話語，才能保持其獨立思考的尊嚴(yan) 與(yu) 清明。在舉(ju) 世邯鄲學步之際，錢穆的曆史政治學顯示出更加接近曆史真相的原創性，表達出更具文明自覺和辯護性質的政治學原理意識。這一點，試比較任公與(yu) 賓四的同名著作《中國曆史研究法》，可以窺見其間異同與(yu) 潛在呼應。此處無法展開詳論。

在基本原理層麵，錢穆提出一係列原創概念，包括“政民一體(ti) ”與(yu) “政民對立”、“信托政權”與(yu) “契約政權”、“自然單一國家”與(yu) “人文複式國家”、“權力—工具型國家”與(yu) “道義(yi) —文化型國家”、“尚理政治”與(yu) “尚力政治”、“外傾(qing) 型”與(yu) “內(nei) 傾(qing) 型”政治意識、職分論與(yu) 主權論、“學人政治（學治）”、“士人政府”，啟人深思[53]。

在論題開拓上，錢穆由曆史政治傳(chuan) 統出發，揭示出憲製體(ti) 係的係列主題。它們(men) 包括，“一統”與(yu) “多統”，政教、政學關(guan) 係，法治與(yu) 禮治的製度化，郡縣與(yu) 封建，考試與(yu) 監察、政治家與(yu) 政治風度，首都論及中央地方關(guan) 係（省製問題），地方自治等等[54]。選舉(ju) 、國會(hui) 、政黨(dang) 、群眾(zhong) 、分權製衡等主題，是在曆史政治的傳(chuan) 統根基上，調適斟酌，以憲製更新為(wei) 前提加以分析處理。

在《國史新論》“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末尾，錢穆反思：“若論政治本質，在近代中國，始終是一張空白，待向外國去套板印刷。始終是用外國的理論，來打破自己的現實。現實重重破壞，而外國理論則始終安放不妥帖。”他主張，“欲完成建國大業(ye) ，端在自本自根，汲出政治新理論，發揮政治新精神，使政局有安謐之象，而後凡百改進有所措手。”[55]

他強調“自本自根”、“深根寧極”對於(yu) 政治心智的根本地位，傳(chuan) 統感也許是他對於(yu) 現代政治心智最足回味的饋贈。他在現代語境下先驅性地推進了比較憲製意義(yi) 上的傳(chuan) 統再詮釋，接續近世以降的經製事功學學脈，同時汲取現代政法新觀念[56]。錢穆的曆史政治學，可以看作是社會(hui) 科學方法與(yu) 文明道義(yi) 論相結合的早期典範。較之作為(wei) 啟蒙主義(yi) 政治學胤子的現代港台新儒家，他對於(yu) 政治傳(chuan) 統展現出更多肯認，也更為(wei) 係統性地推進和升華了梁任公晚年的曆史政治學轉向。

綜合來看，錢穆與(yu) 梁啟超共同構成了曆史政治學的雙重源頭。梁啟超的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引進新知，推進革新，在建立現代政治學的學術架構和知識形式上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晚年轉向則為(wei) 曆史政治學的出現預備了條件，見證了西學中國化的初期糾纏與(yu) 張力。錢穆繼承並發揚梁任公的晚期學緒，充分重視曆史經驗傳(chuan) 統的自在價(jia) 值，初步提出了一係列原創性的政治學原理、論題與(yu) 論說。其學思為(wei) 我們(men) 進一步推動曆史政治學提供了一個(ge) 早期典範。他們(men) 與(yu) 中國政治學傳(chuan) 統之間的深層關(guan) 聯，值得我們(men) 進一步勘驗。

沒有梁啟超的盜火移種、篳路藍縷，不會(hui) 有理性反思後的實事求是，這恐怕是後發現代國家在智識建構上不得不經曆的曲折路徑和辯證法。換言之，梁啟超作為(wei) 曆史政治學的現代源頭之一，不僅(jin) 僅(jin) 具有發生學意義(yi) 上的價(jia) 值，在認識論、方法論、本體(ti) 論上也會(hui) 有持久功能。對於(yu) 西學的引入和汲取，仍將是一個(ge) 長期過程。簡單移植和模仿已經路盡途窮，以中國政治經驗檢驗和調適西學、或發掘某種西學的本土性資源，這類將曆史傳(chuan) 統做工具化、通道化處理的路徑，還會(hui) 長期存在。它們(men) 與(yu) 錢穆式曆史政治學之間的對話未嚐不是有益的，在知識建構和整合上可以維係刺激性活力，也是文明競爭(zheng) 下不可避免的智識格局折射。曆史政治學致敬的傳(chuan) 統，並不是一成不變、原教旨主義(yi) 的實體(ti) ，而是充滿了豐(feng) 富張力和活力的經驗智慧複合體(ti) 。以固有文明為(wei) 本與(yu) 吸收外來有益因素，是我們(men) 文明更新的邏輯兩(liang) 麵，中國的曆史政治學也可均衡運用二者。

當前我們(men) 提倡曆史政治學，要對現代學術傳(chuan) 統中的既往成就進行積極梳理和提煉，發掘更為(wei) 豐(feng) 富的先行者資源。需要重溫宋育仁（1857-1931）、章太炎（1869-1936）、孟森（1869-1937）、汪榮寶（1878-1933）、柳詒征（1880-1956）、呂思勉（1884-1957）、陳寅恪（1890-1969）、蒙文通（1894-1968）、劉鹹炘（1896-1932）、張舜徽（1911-1992），他們(men) 是古老文明現代轉型的深刻觀察者，曆史政治學需要不斷向他們(men) 致敬。

在學科意義(yi) 上，曆史政治學的正式出場，對於(yu) 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的玄虛化、煩瑣化和意識形態束縛是一劑清醒的解藥，對於(yu) 中國政治研究能夠提供富有活力的傳(chuan) 統感，對於(yu) 比較政治研究則可強化其文明論的維度，在世界政治研究中也是具有可拓展性的學術路徑。

在社會(hui) 主義(yi) 共和國的改革深化語境下，曆史政治學需要在七十年立國曆程、百多年現代轉型與(yu) 五千年曆史文明之間建立起延續與(yu) 變革的辯證敘事，闡發治理智慧的中國命題與(yu) 世界啟示。這是重建傳(chuan) 統感的時代主題。錢穆先生念茲(zi) 在茲(zi) 的“可大可久”立國之道，在新主題下需要得到實踐印證，更需要在學思路徑上得到有力論證。百年來，我們(men) 對中國以外世界的認知在不斷深化，這一深化不應以中華文明的意義(yi) 和實在坍塌為(wei) 代價(jia) 。楊光斌教授比較現代資本主義(yi) 文明反思下的曆史社會(hui) 學與(yu) 當下語境的曆史政治學，認為(wei) 後者不僅(jin) 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價(jia) 值，更賦有本體(ti) 論維度[57]。本體(ti) 論所謂，是中華文明的自覺和自信所係，要在更為(wei) 廣大深入的現代世界競爭(zheng) 中提供文明意義(yi) 上的辯護和檢證。還中國以中國，還羅馬以羅馬，還美、法、俄以美、法、俄，是曆史政治學的題中之義(yi) ；致敬三代，鑒取羅馬，平治新天下，應成為(wei) 曆史政治學的大同誌向。

注釋：

[1]任鋒：《新啟蒙主義(yi) 政治學及其異議者》，《學海》，2015年第5期。

[2]喻中：《梁啟超與(yu) 中國現代法學的興(xing) 起》，《政法論壇》，2016年第4期。

[3]王紹光：《政體(ti) 與(yu) 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收入氏著：《中國政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4]程燎原：《梁啟超的“政體(ti) 思維”是怎樣被誤解的——評王紹光的《政體(ti) 與(yu) 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異同》》，《政法論壇》，2014年第2期。

[5]參見侯旭東(dong) ：《中國古代專(zhuan) 製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張昭軍(jun) ：《“中國式專(zhuan) 製”抑或“中國式民主”——近代學人梁啟超、錢穆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

[6]參見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yu) “新史學”》，《近代中國的史家與(yu) 史學》，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7]參見梁啟超：《中國專(zhuan) 製政治進化史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shu) 局，1989年。

[8]參見梁啟超：《開明專(zhuan) 製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9]同上，第34頁。

[10]同上，第36-37頁。

[11]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華書(shu) 局，2016年。

[12]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華書(shu) 局，2016年，第2頁。

[13]同上注，第3頁。

[14]同上注，第5頁。

[15]同上注，第6頁。

[16]同上注。

[17]同上注，第7頁。

[18]同上注。

[19]同上注，第8頁。

[20]同上注，第8-9頁。

[2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第三冊(ce) 。

[22]錢穆：《晚學盲言》，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0年，第513頁。

[23]同上，第514頁。

[24]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3頁。

[25]錢穆：《今年我的最後一課》，收入氏著：《世界局勢與(yu) 中國文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四十三冊(ce) ，聯經出版事業(ye) 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03-418頁。

[26]錢穆：《談閩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二十三冊(ce) ，第226頁。

[27]錢穆：《談當前學風之弊》，《學龠》，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2、207、208、205頁各處。

[28]參見錢穆：《今年我的最後一課》；《談閩學》，第230頁。

[29]參見陳勇：《錢穆與(yu) 中國政治製度史研究——以“傳(chuan) 統政治非專(zhuan) 製論”為(wei) 考察中心》，收入氏著：《錢穆與(yu)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九州出版社，2017年。

[30]錢穆：《中國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4-7頁。

[31]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另參見張勇：《梁啟超與(yu) 晚清“今文學”運動：以梁著清學史三種為(wei) 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3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51頁。

[33]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71頁。

[34]錢穆：《國史新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30頁。

[35]梁啟超:《說國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

[3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37]參見俞榮根：《論梁啟超的法治思想——兼論梁氏對傳(chuan) 統法文化的轉化創新》，《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

[38]參見任鋒：《錢穆的法治新詮及其啟示：以《政學私言》為(wei) 中心》，《西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39]錢穆：《略論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國史新論》，第71-81頁。

[40]任鋒：《錢穆的法治新詮及其啟示：以《政學私言》為(wei) 中心》。

[41]參見任鋒：《“以法為(wei) 治”與(yu) 近世儒家的治道傳(chuan) 統》，《文史哲》2017年第4期；《錢穆的“明夷待訪錄”》，《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4期。

[42]參見姚中秋：《再思張君勱、錢穆之爭(zheng) :文明與(yu) 憲製之辯》，《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43]錢穆：《談當前學風之弊》，《學龠》，第208頁。

[44]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shu) 》，《學龠》，第139、142等頁。

[45]任鋒：《立國之道的新和舊：錢穆與(yu) 中國政治學的自覺》，《中國政治學》，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一輯。

[46]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89頁。

[47]同上注，第194頁。

[48]同上注，第192頁。

[49]同上注，第194頁。

[50]錢穆：《政學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51]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6年，第910頁。

[52]錢穆：《中國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6頁。

[53]參見任鋒：《錢穆的“明夷待訪錄”》，《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4期。

[54]參見任鋒：《君道再還：錢穆憲製思維中的元首論》，《開放時代》，2019年第2期。

[55]錢穆：《國史新論》，第120頁。

[56]參見任鋒：《錢穆的“明夷待訪錄”》，《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4期。

[57]楊光斌：《什麽(me) 是曆史政治學？》，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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