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國傳(chuan) 統中的禮法與(yu) 立事：以蘇軾治體(ti) 論為(wei) 中心

作者：任鋒 沈蜜

來源：《天府新論》2022年第2期

摘要：蘇軾對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評，顯示出來自治體(ti) 論傳(chuan) 統的思維啟示，這一點從(cong) 他對賈誼、陸贄之學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證。任法與(yu) 任人的治體(ti) 類型辨析，對應著蘇軾關(guan) 於(yu) 三代、漢唐與(yu) 宋代曆史政治的解讀，蘊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則、政治主體(ti) 養(yang) 成、職官法度及治理績效所構成的治體(ti) 邏輯。蘇軾強調在多重立國傳(chuan) 統中形成時政立場，對於(yu) 立國之初政權建構的前提性肯認折射出禮法政治心智的成熟，以“規摹”先定為(wei) 導向的立事論展現出治體(ti) 的實踐行動維度。追求富強的新政如何避免政治社會(hui) 的結構性震蕩、尊重立國成憲、優(you) 先政治主體(ti) 養(yang) 成而非大規模變法，是作為(wei) 立國思想家的蘇軾超越黨(dang) 爭(zheng) 時潮的政論特質。這既指向重審中國政治思想傳(chuan) 統的關(guan) 鍵線索，也為(wei) 理解國家治理傳(chuan) 統提供了豐(feng) 富資訊。

關(guan) 鍵詞：蘇軾；治體(ti) ；任人；任法；立國；立事

作者簡介：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沈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博士研究生。

蘇軾（1036—1101）是北宋中後期士大夫群體(ti) 的代表人物，後世多推崇其文學風流，對其国际1946伟德關(guan) 注不足，認識尚待深入【1】。筆者曾以蘇軾與(yu) 司馬光為(wei) 例，透過與(yu) 王安石政治思想的比較，嚐試勾勒出傳(chuan) 統立國思維的基本特質。本文在進一步解讀蘇軾思想的基礎上，深入探討其政治思維及其治體(ti) 論蘊涵，希望推進學界的相關(guan) 認知。

一、治人與(yu) 治法：以批評任法為(wei) 標誌的治體(ti) 論反思

要了解思想家的貢獻，我們(men) 應當首先把握思想家對其所處時代的關(guan) 鍵認知和評判，警惕依據後世時代意見而形成的“抽離”。蘇軾生活在北宋中後期，對宋代百年來的政治演進特質形成了一個(ge) 重要判斷，指出了當時以任法為(wei) 取向的政治風尚。我們(men) 先來了解這個(ge) 判斷，再剖解其背後的觀察視野和思維架構。

《應製舉(ju) 上兩(liang) 製書(shu) 》（1061）概括舉(ju) 出當時政治的兩(liang) 大弊病，第一個(ge) 就是“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具體(ti) 表現為(wei) “今自一命以上至於(yu) 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wei) 稱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wei) 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luan) 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這段描述生動刻畫了當時政壇盛行的流俗風氣，政治主體(ti) 優(you) 先認定的是任法下的循規蹈矩，而非“自由”。“奉法循令”似乎是法治範例，貌似建立起了一套整齊有序、自動運行的法治秩序。而蘇軾認為(wei)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行動主體(ti) 隻是“備位”，逐漸喪(sang) 失了能動精神，易於(yu) 把治理效果不彰歸咎於(yu) 法度。“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2】《策別課百官》 （之二）聚焦宋代官製重資格，指出“為(wei) 近之患，正在於(yu) 任法太過。是以為(wei) 一定之製，使天下可以歲且必得，甚可惜也”，不利於(yu) 挑選出真正的人才。【2 】蘇軾在《省試策問》三首中對“宰相不當以選舉(ju) 為(wei) 嫌”批評道，“今自宰相不得專(zhuan) 選舉(ju) ，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2】政事都付之定法，不重視政治主體(ti) （治人）的積極作用，這是任法治理模式的最大弊端。

現代中國以法治為(wei) 政治秩序的要義(yi) 之一，時人也樂(le) 於(yu) 回溯傳(chuan) 統思想汲取法治資源，蘇軾的諸多論法之作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得到了不少關(guan) 注【3】。雖然古今在法治建構上存在不少重要差異，但是這一麵向的確值得我們(men) 進一步探究其間的深刻關(guan) 聯。

宋代以降的近世政治凸顯出注重法度的取向特征，這一點筆者曾有闡發。我們(men) 可以看到，南宋浙東(dong) 學者陳亮、葉適，以及張端義(yi) 、呂中等人對此均有明確論述【4】。明代的陳邦瞻縱論宇宙風氣演進，也指出宋代治體(ti) 不同於(yu) 三代和漢唐的以法度為(wei) 治的特征。【5】就北宋來看，關(guan) 於(yu) 當世立國任法、以法為(wei) 治，這個(ge) 判斷可以說在蘇軾政論中已經比較清晰了。值得注意的是，蘇軾怎樣觀察和理解這一特點，他的觀察視野和思維架構又是什麽(me) ?

可以看到，當蘇軾在指陳宋代任法政治特質的時候，他往往將任法與(yu) 任人並舉(ju) ，並且將後者視為(wei) 克服前者弊端的有效資源。換言之，人與(yu) 法、治人與(yu) 治法的關(guan) 係，是他在評析宋代政治以及曆史政治現象的一個(ge) 基本著眼點。筆者曾指出，治體(ti) 論是中國政治思維傳(chuan) 統和實踐傳(chuan) 統的一條主線，著眼於(yu) 治人、治法與(yu) 治道三類秩序要素之間的辯證整合關(guan) 係，關(guan) 注政治主體(ti) 、製度方略與(yu) 政治原理的憲製構成方式。蘇軾正是在這條演進線的脈絡中展開了他的政治思考【6】。

在應製舉(ju) 所作二十五篇《進策》的《策略三》中，蘇軾指出，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luan) 也”，而時政的根本弊病在於(yu) 任人有失【2】。在《私試策問》三首中，蘇軾把“人與(yu) 法並用”作為(wei) 首問，強調任人與(yu) 任法的關(guan) 係。他概括道，它們(men) 代表了曆史政治中的兩(liang) 個(ge) 治理類型。

從(cong) 治體(ti) 論的視野來看，任人和任法分別是以治人與(yu) 治法作為(wei) 政治上優(you) 先或主導方法的途徑。任人即突出政治主體(ti) 的中心運用，這會(hui) 導致“法簡而人重”，其弊端是“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有政治能量的人物善於(yu) 利用人脈結黨(dang) 營私，政治權威有可能轉移到君主之外；而任法即突出政治製度法度的絕對地位，會(hui) 導致“法繁而人輕”，其弊端是人們(men) 輕視主體(ti) 的能動性，賢愚區分失去意義(yi) 和重要性。治人和治法是政治的兩(liang) 個(ge) 基本要素，偏重其中一方就會(hui) 形成某種偏執政治的弊端，蘇軾認為(wei) 這是“古今之通患”【2】。也就是說，這並非宋代特有的問題，而是在長期曆史演進中逐漸形成的普遍現象，我們(men) 應當基於(yu) 觀察和比較去辨析這兩(liang) 類治體(ti) 模式的長短。

這篇策問再次舉(ju) 出選任製度的例子，批評選舉(ju) 官員的過程並沒有充分發揮六卿之長的能動性，“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7對於(yu) 實踐者來說，“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怎樣才能維持好治人與(yu) 治法的平衡關(guan) 係，以及是否存在治人與(yu) 治法輕重得當的某種混合治體(ti) ，來避免各自偏執的弊端呢?

蘇軾透過對曆史和現實政治的剖析，闡發了對於(yu) 人和法、治人與(yu) 治法、任人與(yu) 任法的看法，並由此形成實踐政論中的具體(ti) 指向。

先來看經學和史論。《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解釋《周官》篇的“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nei) 有百揆、四嶽，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wan) 國鹹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提出了人法關(guan) 係演變的曆史三階層說。堯舜是第一階層，實行官天下，政權屬於(yu) 公共，因此沒有患失之憂，人們(men) 充分發揚自主自由精神，涵括政治體(ti) 製和法律的法度也就簡要，官少而事省，屬於(yu) 任人而不任法的類型；夏商代表的第二階層是家天下，政治上的私意計量唯恐失掉政權，因此對政治主體(ti) 不能予以充分的信任，人和法“相持而行”，法度開始繁雜，官多而事冗；後世政治道德更加衰落，政治境界越發低下，對於(yu) 政治主體(ti) 缺乏信任，完全走向任法，官員不能任事，互相推諉責任，因此法度更加繁苛混亂(luan) ，官越多而事難成。【7】

這個(ge) 人法關(guan) 係的三階層說，在政治公私性、政治主體(ti) 信任、法度繁簡、職官數量和政事績效之間建立了因果邏輯鏈條。在任人的治體(ti) 類型一端，天下為(wei) 公，政治主體(ti) 信任度高，法度就相應簡明，職官數量相對少而政事績效高；反之，天下為(wei) 私，就走向任法治體(ti) ，官員數量多，而政事績效低落。任人是最佳治體(ti) ，人法相持的混合治體(ti) 是次佳，任法是不好的劣質治體(ti) 。人法關(guan) 係三階層的曆史觀背後，是天下公私二分對應任人、任法的二元類型觀。換言之，人法關(guan) 係的治體(ti) 類型區分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天下為(wei) 公與(yu) 否的治道原則。公或私是治道層麵的重要原理，治人指向對於(yu) 政治主體(ti) 的信任與(yu) 主體(ti) 自由等政治能動力，治法包括政治製度如職官製度、其他製度和法律事務，這三者是治體(ti) 論的基本要素。而最終政治運作的效果，體(ti) 現在“事”的省、冗、舉(ju) 否，是治體(ti) 實踐的效能表現。蘇軾基於(yu) 此，慨歎“人主知此，則治矣”【7】!

另外，三代以降，在家天下這個(ge) 治道原則主導下的世界，治人和治法的關(guan) 係導向任法這個(ge) 趨向看來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潛含著，如果政治體(ti) 能夠更多體(ti) 現公天下的治道精神，任法政治就可以得到任人政治的某種調劑和製衡。 在家天下不能完全廢除的時代， 人法相持而行是可能的， 某種混合治體(ti) 是可欲的。

文集卷一百五收錄的《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對這段話的解釋強調天下事務和職官從(cong) 簡要發展到詳冗，並非聖人有意於(yu) 其間謀劃，而是基於(yu) 客觀理勢（理之必然）。聖人能做的，是依據世變加以節文。蘇軾重申理想政治的標準在於(yu) 德，不在於(yu) 職官多少。“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yu) 擇人而佚於(yu) 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7】

在《周官》篇“學古入官，議事以製，政乃不迷”部分，蘇軾聚焦法律進一步指出，先王世界人法並任，而任人為(wei) 多，因此法律僅(jin) 設大法，具體(ti) 裁決(jue) 的輕重交付給政治主體(ti) ，“臨(lin) 事而議，以製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7】。這也是禮法傳(chuan) 統在政治思維上主張任人而以法為(wei) 輔的基本思路。蘇軾認為(wei) ，在唐以前刑法事務中仍能做到人法兼行，因為(wei) 律令的有限性不能完全跟上人類行為(wei) 的無窮演變，要做到“以有限治無窮”，必須同時發揮政治和司法主體(ti) 的能動性。蘇軾批評當世，科條律文已有數萬(wan) ，仍不足於(yu) 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yu) 此哉!”【7】

在《論養(yang) 士》中，蘇軾認為(wei) 秦始皇任法而不任人，相信民眾(zhong) 可以“恃法而治”，不重視官吏才能，認為(wei) 隻要使其守法就行。這種政治方式不能有效處理政治社會(hui) 中的人才，終於(yu) 導致被壓製和邊緣化的士人群體(ti) 湧入伐秦大軍(jun) ，實屬缺乏政治智慧和理性【8】。

這裏也可見，蘇軾的人法三階層論在曆史適用上並不嚴(yan) 格，人法兼行不限於(yu) 上麵指出的夏商之世，任法狀態在刑法領域更多指向唐宋之後。這個(ge) 三階層論，更多的理論意義(yi) 可能在適用於(yu) 區分、比較和批判的治體(ti) 類型學上，其曆史分期尺度是比較靈活而富有彈性的。

二、接續實用導向的治體(ti) 論傳(chuan) 統

回到蘇軾的宋代政論，他大力批評宋代政治落入任法形態，這就需要辯證認知任人與(yu) 任法的關(guan) 係，在治體(ti) 論的架構中確定對治時代弊病的方法。

前文所揭《策略三》批評世人對於(yu) 任法政治的迷思，揭示出這種心智的曆史根源，“昔者漢興(xing) ，因秦以為(wei) 治，刑法峻急，禮義(yi) 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谘嗟歎息，以立法更製為(wei) 事”。賈誼、董仲舒變更漢代法度，這屬於(yu) 因仍秦代任法局麵的對應措施。蘇軾認為(wei) ，“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wei) 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子，皆欲有所變改，以惑亂(luan) 世主。臣竊以為(wei) 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於(yu) 任人，而非法製之罪也”【8】。

漢儒“立法更製”，是否代表了治天下的中心內(nei) 容呢?

筆者曾指出，賈誼是治體(ti) 論傳(chuan) 統在秦漢之際發端的關(guan) 鍵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蘇軾自早年起就對賈誼高度評價(jia) 。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說：“公之於(yu) 文，得之於(yu) 天，少與(yu) 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論古今治亂(luan) ，不為(wei) 空言。”【9】蘇軾推崇賈誼，曾說“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yu) 矣!”【8】賈誼早發於(yu) 科舉(ju) 之前，學有實用，“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jue) 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yu) 聖人，而皆泛濫於(yu) 辭章，不適於(yu) 用。臣嚐以為(wei) 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ju) 之累，故言有浮於(yu) 其意，而意有不盡於(yu) 其言”【8】。東(dong) 坡晚年仍說，“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chuan) 於(yu) 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8】。這是蘇軾熟稔治體(ti) 論的一個(ge) 重要條件。我們(men) 讀他的應製舉(ju) 策論，能感受到與(yu) 賈誼《陳政事疏》十分接近的論述風格。

《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卷十八《畢命》論到康王慎重處理殷民，蘇軾引用賈誼的《過秦論》予以印證，並加以評述，“古之知治體(ti) 者，其論安危蓋如此”【8】。可見，蘇軾熟知賈誼的治體(ti) 表述，並將治體(ti) 論上溯到《尚書(shu) 》這樣的元典。在蘇軾的視野中，賈誼的治體(ti) 論雖然包含了立法更製，但絕不僅(jin) 限於(yu) 此。他認識到賈誼之學以儒為(wei) 主，並吸收了法家和黃老。賈誼吸取法家學說，被蘇軾認為(wei) 不純，“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wei) 之，餘(yu) 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眾(zhong) 人乎!”【8】立法更製當然不是法家專(zhuan) 利，蘇軾論法也不限於(yu) 法家的法、術、勢。蘇軾多處評論賈誼，尤其是後者的出處進退的不成熟之處。至於(yu) 政治思想，他認為(wei) “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yu) 時”【8】。

具體(ti) 說來，賈誼的貢獻在於(yu) ，“孝文之所以為(wei) 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wei) 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禦諸侯有術，而至於(yu) 興(xing) 禮樂(le) 、係單於(yu) ，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8】。賈誼《新書(shu) ·階級》篇批評秦政以刑法待遇大臣，提出應該激活周禮中的敬禮體(ti) 貌精神，認識到尊尊原則與(yu) 賢賢禮治不可分離，著眼於(yu) 提升政治主體(ti) 素養(yang) 、培育敦厚的政治社會(hui) 風俗。賈誼強調治體(ti) 、主張確立經製，這些舉(ju) 措的確不限於(yu) 立法更製，而是涵括了治道政治原則與(yu) 治人政治主體(ti) 的廣闊深遠層麵。蘇軾在《思治論》裏著重批評了宋代政治反複措意於(yu) “變政易令”，以及後來批評王安石變法急於(yu) 將時政歸咎於(yu) 法製問題，他指出時人的政治心智似乎難以擺脫任法思維的束縛。蘇軾之所以能從(cong) 任人角度對此提出批評，開示出一個(ge) 統攝治法、治人、治道之辯證關(guan) 係的思路，可以說是基於(yu) 賈誼代表之治體(ti) 論傳(chuan) 統的啟迪。

元祐二年（1087），蘇軾為(wei) 防止時政矯枉過正，在擬定學士院館職策題時，引入了對宋代曆朝治體(ti) 的討論：“欲法仁祖之忠厚，則患百官有司不舉(ju) 其職，而或至於(yu) 偷；欲法神考之勵精，則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yu) 刻。”【10】這個(ge) 剖析，就是綜合衡量比較仁宗、神宗兩(liang) 個(ge) 典型時代的治道取向（“忠厚” “勵精”）與(yu) 治法運作（百官有司、監司守令）、治人精神（“偷” “刻”）之間的關(guan) 係。蘇軾的這個(ge) 擬題引發了不小的政治爭(zheng) 議，“是日乙亥，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岩叟論蘇軾劄子，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軾非者，太皇太後不聽，因曰：‘軾與(yu) 堯俞、岩叟、光庭皆逐。’執政爭(zheng) 以為(wei) 不可。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本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ti) 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yu) 檢會(hui) 。劄子與(yu) 學士院共知，令蘇軾、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從(cong) 右仆射呂公著之議也。”【10】

這裏提到的呂公著，就曾經與(yu) 君主“極論治體(ti) ”。元豐(feng) 元年（1078），呂公著建議神宗以知人、安民為(wei) 治體(ti) 之要，並重視納諫。“是日，侍讀呂公著讀《後漢書(shu) 》畢，上留公著極論治體(ti) ，至三皇無為(wei) 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 ‘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 ‘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wei) 難，此所以為(wei) 堯、舜也。’……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ye) 者，以其能屈己從(cong) 諫耳。’上臨(lin) 禦日久，群臣畏上威嚴(yan) ，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10】無為(wei) 、虛寂、知人安民和納諫，被作為(wei) “極論治體(ti) ”的對象。

在蘇軾館職策風波中，詔書(shu) 說政府考試傳(chuan) 統並不評議祖宗治體(ti) ，以此息事寧人，一方麵透露出日益激烈的黨(dang) 爭(zheng) 裹挾了難測的政治風險，另一方麵也說明政治精英群體(ti) 對治體(ti) 的思考在此之外並不少見。

三、多重立國傳(chuan) 統中的治體(ti) 辨析

治體(ti) 論辨析的一個(ge) 重要維度是多重立國傳(chuan) 統的比較，也就是在堯舜、三代、漢唐、宋朝曆代之間的多重縱向比較。蘇軾年輕時曾自敘，“自七八歲知讀書(shu) ，及壯大，不能曉習(xi) 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yu) 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11】。治體(ti) 辨析在蘇軾《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的館職策問中就有典型表達【11】。策問一開頭，就舉(ju) 出“親(qin) 親(qin) 而尊尊，舉(ju) 賢而上功”，論述三代以來治體(ti) 。周代的齊魯分別側(ce) 重親(qin) 親(qin) 尊尊和舉(ju) 賢事功，享國久遠，而不免有走向衰弱和爭(zheng) 奪的後期政治弊端。漢代文帝寬仁，不至於(yu) 怠廢，宣帝綜核名實，不至於(yu) 督責過甚。宋代哲宗之前的六位君主“為(wei) 治不同，同歸於(yu) 仁”，仁宗和神宗分別代表了忠厚、勵精的治道取向。透過三代、漢、宋這三重立國傳(chuan) 統的治體(ti) 比較，如何實現“忠厚而不偷，勵精而不刻”，實現理想治體(ti) 類型的折衷調和是蘇軾提出的時政大問題。

從(cong) 宋之前的立國傳(chuan) 統吸取其治體(ti) 經驗，以及在宋代立國傳(chuan) 統內(nei) 部鑒別長短，這是蘇軾曆史政治運思的重要麵向，目的在於(yu) 構建實踐中的優(you) 良治體(ti) 。

三代是立國傳(chuan) 統的典範，三代之法是治體(ti) 辨析中的高級法。天下為(wei) 公、任人，法度簡明而事務績效高是三代立國之長。蘇軾在《三法求民情賦》中積極評價(jia) 《周官·司刺》的司法審慎，指出“法一濫舉(ju) ，則治道汩而不綱”，“君示天下公，法與(yu) 天下共”。秦朝嚴(yan) 刑峻法，很快走向崩潰。漢唐的約法三章、三覆其刑，部分恢複了三代慎刑傳(chuan) 統，“然其猶夷族之令而斷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11】，先王文明是一個(ge) 不易企及的標杆。

蘇軾認為(wei) ，漢、唐立國，各自繼承了秦、隋舊製，但是治亂(luan) 安危都遠勝於(yu) 前朝。這說明長治久安自有其不限於(yu) 變製變法的奧妙。儒家認為(wei) ，善人為(wei) 邦百年，方能勝殘去殺。而有一種思路急於(yu) 獲取功效，把政治重心放在法製上（“急於(yu) 有功，而歸咎於(yu) 法製” “事變”）【12】。

多重立國傳(chuan) 統顯示出，法度政治隻是立國治體(ti) 的一個(ge) 部分。漢唐兩(liang) 代治體(ti) 中，有超越任法之處。如選舉(ju) 得人，與(yu) 周文、武兩(liang) 王相近，漢代“盛於(yu) 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wei) 疑，士大夫不以為(wei) 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12】，社會(hui) 風俗和輿論觀念厚重正大，這是政治主體(ti) 得以自由施展的一個(ge) 重要條件。唐代崔祐甫任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qin) 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貞觀”，同期“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12】。漢唐政治中政治主體(ti) 的養(yang) 成和施展，是宋代政治強化治人的重要借鑒資源。

蘇軾在知徐州時處理治盜、修軍(jun) 政問題，援引漢相王嘉的話，希望提高地方官員的地位和權威，改變“守臣權太輕” “威權素奪”的局麵，“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在重點治理地區，“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並配備以賜緡錢、釀酒福利等激勵政策。這是著眼於(yu) 政治主體(ti) 的權望和法權謀略的建議。而更重要的方麵，蘇軾認為(wei) 是針對文詞取士的局限“特為(wei) 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按照經術和詩賦取士，吳、楚、閩、蜀地區有優(you) 勢，而在京東(dong) 、京西、河北、河東(dong) 和陝西五路，士人沉鷙果勇，更長於(yu) 任事，應該在科舉(ju) 以外拓寬選舉(ju) 治人的門道，“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12】。蘇軾特別援引了漢唐兩(liang) 代的得士製度，強調任人的重要性。“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ti) ，而鯢鰍為(wei) 之製。”【12】

這個(ge) 思路不限於(yu) 針對既有權力法度格局的損益修補，而是著眼於(yu) 具有拓寬統治基礎意義(yi) 的政治吸納、得士用人。蘇軾在史論和政論中多次強調士治的政治意義(yi) ，從(cong) 任人的角度凸顯其治體(ti) 價(jia) 值。《論養(yang) 士》指出春秋戰國禮賢下士之風盛行，從(cong) 原來封建等級結構遊離出來的士人對於(yu) 國家民眾(zhong) 而言未必是一個(ge) 積極因素，而蘇軾指出需要從(cong) 政治吸納的角度理解這個(ge) 問題。“國之有奸，猶鳥獸(shou) 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之，則無是道也。”【12】如何對待社會(hui) 中的傑出人士（“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蘇軾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共天下的公共性問題，“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yu) 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yu) 一。三代以上，出於(yu) 學；戰國至秦，出於(yu) 客；漢以後，出於(yu) 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yu) 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yu) 科舉(ju) 。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12】。

蘇軾從(cong) 社會(hui) 結構來剖解，認為(wei) 戰國君主以養(yang) 客方式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即使同樣待民殘酷，卻不至於(yu) 像秦一樣速亡。秦政任法而不任人，關(guan) 鍵在於(yu) 以私對待天下，沒有正視士治、士職問題，不能做到真正的共天下。治人和任人，其實直接關(guan) 係到政權的公共性問題。蘇軾認為(wei) 漢代雖然承秦舊製，但在任人問題上其實“少寬之”，養(yang) 客禮賢做得比秦好，也更有公道精神。

在策問《五路之士》中，蘇軾再次論及宋代山東(dong) 、山西等五路之士的人才問題，提醒思考相應教養(yang) 課試的方法【12】。這與(yu) 《徐州上皇帝書(shu) 》一樣，在宋代崇文抑武、強化科舉(ju) 的立國文治模式下，試圖依據公共性原則在科舉(ju) 以外切實夯實政權的統治基礎，可以說體(ti) 現出經由士治“共天下”的時代追求。

由於(yu) 與(yu) 政治主體(ti) 密切關(guan) 聯，取士、科舉(ju) 、學校等問題能夠集中反映蘇軾對於(yu) 治人與(yu) 治法關(guan) 係的思考。著名的《議學校貢舉(ju) 狀》就圍繞熙寧變法的政策，強調新政不能停留在法度層麵，製度上主張因循舊製即可。蘇軾的著眼點就是取士不能隻依賴科舉(ju) 和學校製度的自身內(nei) 在調整，“使三代聖人複生於(yu) 今，其選舉(ju) 養(yang) 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12】 政府獲得人才，需要知人並責實，從(cong) 政事中求取人才更為(wei) 著實（“施之有政，能否自彰”）【12】。後來元豐(feng) 元年（1078）的徐州上書(shu) ，就是這一思路的具體(ti) 展現，主張吸取漢唐法度的長處，重在從(cong) 實政中選拔人才【12】。

任人不僅(jin) 是對人才的重視和磨煉，也蘊涵著治法意義(yi) 上製度性的用意。人才的任用，應當超越政府體(ti) 係內(nei) 外輕重的區分。漢代公卿，免不了出為(wei) 邊吏，以責求其治效。這是曆試人才、考核事功的好方法13。“古者任人，無內(nei) 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曆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nei) 外之勢也。”【13】蘇軾批評唐代立國在這一點上重內(nei) 輕外，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wei) 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安祿山之亂(luan) ，河北郡縣基本缺乏抵抗，蘇軾指出這是任人上的重內(nei) 輕外之弊端。政治主體(ti) 治人上的調度，實際上涵攝了治法上製度方略的內(nei) 外輕重平衡。

三代立國傳(chuan) 統的要義(yi) 在於(yu) ， “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13】。取天下與(yu) 守天下、打天下與(yu) 治天下，並不是截然二分，這是三代立國優(you) 勝於(yu) 秦漢後世的地方。賈誼批評秦不明白攻守形勢變化，蘇軾特別拎出這一點，認為(wei) 人們(men) 往往據此誤以為(wei) 攻守是兩(liang) 個(ge) 道理。蘇軾強調，三代立國代表了“儒者之極功”，陸賈和叔孫通區分進取和守成，是“儒術之粗”【13】。如果能夠把共天下的公共原理貫徹在家天下格局中，以任人來糾偏任法，是可以提升治理績效水平的。這提醒我們(men) ，不能把政權獲得與(yu) 政權治理的區分固化、強化，更要上通三代立國傳(chuan) 統來領會(hui) 兩(liang) 者在公天下精神下的貫通和持續發展。立國傳(chuan) 統在實踐曆程初始形成的國本，從(cong) 治體(ti) 的治道原理來看自有其義(yi) 理之本的價(jia) 值，實踐曆程的初始，與(yu) 立國義(yi) 理的原本，可以是相互涵攝的。

蘇軾反對任法，相對地更推重禮的優(you) 先價(jia) 值。他還是傾(qing) 向以刑法、嚴(yan) 刑酷法、唯製度主義(yi) 來理解任法，認為(wei) 這代表了對於(yu) 治國理政的一種非常狹隘且教條的看法。禮，或者以禮統法形成的禮法，注重的是忠厚仁義(yi) 與(yu) 公道直行。是把人民當作君子長者來對待，抑或當作小人罪徒來對待，究竟是仁義(yi) 優(you) 先，還是利字當頭，這是三代與(yu) 任法劣質治體(ti) 在立國精神上的基本區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yu) 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13】基於(yu) 忠厚仁義(yi) ，為(wei) 政者可以根據變化了的時代情境製作合宜的禮法。三代與(yu) 後世的有為(wei) 立國者，在這一點上相通，因此禮的形式不必拘泥一時。禮的根本，就在於(yu) 尊重人情風俗，予以節製和規範，“執其無定以為(wei) 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wei) 禮”【13】。蘇軾強調，禮的創製性是開放的，不能將其神秘化或教條化。在以平民化為(wei) 特質的近世社會(hui) 政治結構中，蘇軾對於(yu) 禮之開放創製性的遠見是頗具解放精神的，與(yu) 其任人主張背後的公共精神相一致，這需要我們(men) 結合近世趨勢深刻領會(hui) 。

另外一點，就是禮法注重政治主體(ti) 依據政治原理對紀綱法度進行不斷損益。君主任法，往往是假定法度固化確定，臣民隻要服從(cong) 遵循即可。這是對治國唯製度主義(yi) 的迷思。禮法政治的特點是基本原理和根本製度有相對確定性，而具體(ti) 內(nei) 容正是需要共治的政治主體(ti) 因應不斷變化的情境和形勢加以斟酌損益，因此才需要強調治人的重要性，強調任人的創製精神。在這一方麵，禮法又是緊密依存於(yu) 一個(ge) 具體(ti) 的立國傳(chuan) 統，有其國本，有其保守遵循，有其適當的維新損益。

因此，蘇軾在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時期的政論，既顯示出對宋代立國傳(chuan) 統在太祖時期形成國本基礎的強調，也表達出對仁宗時期忠厚立國精神和共治型治體(ti) 模式的推重，對於(yu) 這兩(liang) 個(ge) 時期的不足和弊政也多有批評。比如批評祖宗家法中對宗室出仕和禁軍(jun) 以外軍(jun) 事力量的猜忌，批評嘉祐年間取士任官太過寬鬆，違背祖宗家法本意【14】。從(cong) 太祖時期到仁宗時期形成的立國傳(chuan) 統模式，需要得到更為(wei) 充分的理解和辨析，這是蘇軾之所以審慎對待新政變法的基本立場，而這個(ge) 模式也可以放在與(yu) 三代和漢唐立國治體(ti) 的比照下加以優(you) 化。

總體(ti) 上，蘇軾論述多重立國傳(chuan) 統，往往是立足現實政治實踐的需要，靈活地、開放地從(cong) 三代、漢唐、宋朝曆代善政良法中汲取資源。他注重時代時運演變中事物客觀理勢的變化，如風俗和人心的積累演化對於(yu) 治法的約束、任人對於(yu) 治法輕重內(nei) 外的平衡。他不是一味地反對製度變革（變法），而是在一個(ge) 風俗、實政和製度的綜合秩序體(ti) 係中來思考政策和製度的運作。

四、立事：作為(wei) 實踐行動規摹的治體(ti)

我們(men) 再以蘇軾的幾篇代表性政論來深入了解其治體(ti) 論思維。

仁宗嘉祐年間，蘇軾應製舉(ju) 有二十五篇策論，其中“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yu) 終，庶幾有益於(yu) 當世”。“策略”五篇的定位，按照蘇軾在“策別”篇首所說，“為(wei) 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向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為(wei) 治之大要也”，屬於(yu) 治體(ti) 政要15。二十五篇的剩餘(yu) 部分，具體(ti) 論述了百官、萬(wan) 民、財貨、軍(jun) 事和戰略主動權問題。

《策略一》指出，國家將近百年沒有大兵革，但是“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15】。這個(ge) 判斷與(yu) 賈誼對於(yu) 漢文帝時局的憂惕十分相似。而蘇軾對時局病症關(guan) 鍵的判斷，是“嚐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yu) 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yu) 亡而不自知也”【15】。東(dong) 坡曾在《易傳(chuan) 》解“蠱”時，指出“天下久安無為(wei) 而弊生之”，或“以天下為(wei) 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都屬於(yu) “蠱”的情況。“器欲常用，體(ti) 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治生安，安生樂(le) ，樂(le) 生偷，而衰亂(luan) 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15】聯係到蘇軾評價(jia) 仁宗治體(ti) 時，提到“欲法仁祖之忠厚，則患百官有司不舉(ju) 其職，而或至於(yu) 偷”，策略的救弊意圖更加清楚。“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yu) 偷。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為(wei) 事，則畏其偷也。”【15】蘇軾號召君主法天之德行，“動而不息”，赫然奮振，這是要激勵最上層政治主體(ti) 的決(jue) 斷意誌。

《策略二》指出，當時政局困於(yu) 外敵主導的形勢之中，內(nei) 外進退失據。如果立國根本不穩固，政局被外敵牽著鼻子走，是不可能實現天下之治的。“蓋古之為(wei) 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15】在整體(ti) 政局上，要做到“內(nei) 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15】。具體(ti) 而言，在內(nei) 部要做到中書(shu) 之務清，真正確保宰相負責治要，關(guan) 切禮樂(le) 刑政之源。而為(wei) 了改變對待西夏和遼“過重”的外部牽製形勢，在對外事務上取法《周禮·行人》、賈誼治匈奴的屬國之策，特別設立相應的交涉職官，重任厚責，確保其權能、經費和自主空間，能夠收羅人才，研究政策謀略，由天子和宰相依據其總體(ti) 功效決(jue) 定黜陟。對外交涉的職官和機構確立專(zhuan) 責，統屬於(yu) 天子和宰相，但不至於(yu) 動搖內(nei) 政根本。這篇策略注重的是治體(ti) 論中關(guan) 於(yu) 政府治法的內(nei) 外關(guan) 係。內(nei) 與(yu) 外，既指中央和四方區域的關(guan) 係，也涵蓋“夷夏”關(guan) 係。內(nei) 外要相維相濟，內(nei) 是根本，不能錯亂(luan) 倒置，以外製內(nei) 。

《策略三》在立法和任人兩(liang) 者之間，強調天下不治的根本在於(yu) 任人有缺，而非法製有問題。“夫法之於(yu) 人，猶五聲六律之於(yu) 樂(le) 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le) 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yu) 人，苟不至於(yu) 害人，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15】任人的關(guan) 鍵在於(yu) 君主對政治主體(ti) 的充分信任。蘇軾特別指出，慶曆新政失敗的緣由，正在急於(yu) 求治，一旦遇到波折阻力，君臣間的信任難以維持，導致統治集團苟且因循。“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政治主體(ti) 之間的信任建立不起來，天下不可治。【15】

《策略四》以治水譬喻治天下，不僅(jin) 要引導水流奔湧，還要在其漲退之際疏故納新，使其不至於(yu) 腐敗。天下不平的時候，英雄豪傑之士人人盡其才，“喜事”而勇於(yu) 進取作為(wei) 。不過數十年，政治安定，人心怠惰，喪(sang) 失進取精神，這也是紀綱逐漸腐化的原因。在這個(ge) 時候，要善用方法，“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yu) 為(wei) 善，是故能安而不衰……如使天下皆欲不為(wei) 而得，則天子誰與(yu) 共天下哉?”共天下，必然要求政治主體(ti) 勇於(yu) 進取、善於(yu) 立事。蘇軾特別批評了士人好言中庸之道的風氣，指出中庸不是鄉(xiang) 願、隨波逐流、庸庸碌碌，而是要以善治為(wei) 理想，發揚狂狷精神，“盡萬(wan) 物之理而不過”，這也是《尚書(shu) 》“洪範”的皇極宗旨。【16】

《策略五》再次強調，天子如果要不失天下，應認識到深結天下人心比權位權勢更重要。天子與(yu) 天下，如同良工和器物，兩(liang) 者如果不相習(xi) ，勢必疏遠，天下難治。天子養(yang) 安無事，養(yang) 尊自高，務為(wei) 深嚴(yan) ，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偶人”，這就是危難之機。蘇軾再度以各代立國之初的國本為(wei) 例，指出創業(ye) 政治家、立國政治家能夠緊密團結並激勵統治集團。“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wei) 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cong) 容中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禦天下之大權也。”【16】蘇軾建議天子與(yu) 將相大臣、太守刺史、侍讀侍講、上書(shu) 吏民等各方麵群體(ti) 積極溝通，保持上下情通，充分激勵政治社會(hui) 的主體(ti) 精神。

五篇《策略》顯示出，蘇軾認為(wei) 治體(ti) 的要義(yi) 首先在於(yu) 政治主體(ti) 取法天道剛健進取的有為(wei) 精神，避免治安日久而流於(yu) 偷惰。進取而有所作為(wei) 、善於(yu) 立事應當成為(wei) 仁宗晚期特定局勢下的政治主導精神和原則。在這個(ge) 治道的指導下，君主的政治意誌、君臣之間的政治信任和忠誠、士人民眾(zhong) 的狂狷有為(wei) 是蘇軾強調的任人重心，同時也從(cong) 治法上就外敵牽製下的政局提出了製度整頓和設置對外交涉之專(zhuan) 門機構的主張。宋代立國之初的國本故事在立國傳(chuan) 統的意義(yi) 上得到回溯，被視為(wei) 克服承平易偷之時弊的治體(ti) 資源。

稍後，蘇軾在陝西鳳翔判官任上所作的《思治論》（1063）更為(wei) 清晰而係統地揭示出了治體(ti) 論的立事實踐維度。蘇軾特別強調了成就事功的關(guan) 鍵在於(yu) 先要立事。人情常態，往往是一舉(ju) 無功就會(hui) 懷疑，轉而厭倦，最終放棄。忠義(yi) 慷慨的誌向和才術謀略的能力，必須放在一個(ge) 堅定穩健的實踐曆練過程中，始於(yu) 立事，才會(hui) 終於(yu) 功成。蘇軾概括五六十年間的時政發展特征，社會(hui) 輿論和政府變法聚焦豐(feng) 財、強兵和擇吏，成效並不理想的症結就在於(yu) “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16】。

一個(ge) 全局性的實踐行動規劃，應當是這樣：“先定其規摹，而後從(cong) 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眾(zhong) 人以為(wei) 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wei) 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16】這是從(cong) 政治主體(ti) 的行動視角來指示作為(wei) 實踐道路的治道是如何形成的。所謂“規摹”先定，就是對政治發展理想和目標有清晰的認定，不應受到一時好惡與(yu) 各種意見的幹擾。而時政卻往往在王政、霸道、偷安、惰殆之中搖擺不定。蘇軾在治體(ti) 比較時喜用太公、周公分別依據尚賢和親(qin) 尊來治理齊魯的案例，認為(wei) 兩(liang) 者雖各有執守，卻貴在專(zhuan) 一篤定（“其所施專(zhuan) 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治齊，在霸政傳(chuan) 統中致力，就容易為(wei) 功。“規摹”先定，然後“發之以勇，守之以專(zhuan) ，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yu) 其所規摹之內(nei) ，而無務出於(yu) 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zhuan) ，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16】。這是“先定其規摹而後從(cong) 事”，蘇軾著重從(cong) 實踐治術的角度加以強調，古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無論形勢和計劃如何，都應首先明確治體(ti) “規摹”。

在確定“規摹”時，應注意“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特別是在天下、士大夫與(yu) 政府之間形成共信共識【16】。宋人風氣好議論，信服政府不篤，私意紛紛，這不是有利於(yu) 成事的社會(hui) 條件。蘇軾在這裏強調，真正的從(cong) 眾(zhong) 是要判別社會(hui) 中“所不言而同然者”（可稱之為(wei) 默定共識），這特別容易與(yu) 眾(zhong) 多之口混淆。“古之人，常以從(cong) 眾(zhong) 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cong) 眾(zhong) 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cong) 者，非從(cong) 其口，而從(cong) 其所同然也。”【16】怎樣識別並凝聚、提煉一個(ge) 社會(hui) 的默定共識，因此就是確定“規摹”時應當特別注重的。

王安石變法時期，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shu) 》中集中論述了時政三大要點，就是結人心、厚風俗和存紀綱。這三個(ge) 要點，正是對應政治主體(ti) 、政治原理和製度方略的治體(ti) 論框架發出的，也可以看到從(cong) 實踐“規摹”來確立治體(ti) 謀劃的思路進一步延續。

蘇軾首先指出，君主的正當性來自天下歸往、凝聚人心，否則，失去人心，君主就會(hui) 亡天下。蘇軾接著指出，神宗變法，設置製置三司條例司、派遣特使糾察地方，樹立了謀利富強的國家政治取向。這對於(yu) 宋代長期穩定的政製架構、人心價(jia) 值結構形成了巨大震蕩。如果真要興(xing) 利除害，不如依靠既有的權力執政架構，確立“規摹”，堅定推行，而要避免另設名目、生事行跡過重，引發各種猜疑、憂懼。“智者所圖，貴於(yu) 無跡。……蓋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17】變法事務還沒有充分展開，人事和輿論紛擾已經洶湧難平，這不是推行新政的好辦法。至於(yu) 具體(ti) 變法政策，如水利興(xing) 田、推廣雇役、青苗法等，蘇軾擔憂其本來就並不適當，如果後世遇到君主多欲、大臣聚斂，就會(hui) 成為(wei) 搜刮民利、貪腐亡國的工具由頭。到那時，民不信服，君主就淪為(wei) 真正的獨夫了。

“厚風俗”論直指國家治安的政治原理，“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yu) 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yu) 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yu) 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yu) 短而亡”【17】。這是一個(ge) 被顧炎武在《日知錄》中高度推崇的立國論斷。道德風俗與(yu) 富強貧弱，是國家評價(jia) 的兩(liang) 個(ge) 不同維度，也是立國思想家在思忖國家實力與(yu) 命運時很容易感到糾結的兩(liang) 個(ge) 問題。蘇軾認為(wei) ，國家實現長治久安主要依據前者，而非後者。換言之，長治久安與(yu) 國家的強弱貧富，是兩(liang) 個(ge) 不盡相同、未必一致的價(jia) 值追求。要想實現國家長存，應當優(you) 先關(guan) 切道德風俗，“務崇道德而厚風俗”，而不是“急於(yu) 有功而貪富強”。蘇軾廣泛援引曆史經驗以證明這一點。尤其是引用仁宗祖宗家法，讚揚仁宗家法的寬大忠厚，大有利於(yu) 國家長遠存續。仁宗末年吏治因循的問題，不能用追求功利、大興(xing) 利藪來解決(jue) ，而應“以簡易為(wei) 法，以清淨為(wei) 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17】。

在“存紀綱”一節，蘇軾立足於(yu) 治法的內(nei) 外結構，強調了台諫製度作為(wei) 宋代政府紀綱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應當得到繼續發揚。宋代立國法度重內(nei) 輕外，蘇軾認為(wei) 應當防止內(nei) 部重權被君主以外的勢力如權臣把持。蘇軾稱讚了仁宗時期台諫對宰相係統的製衡，“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nei) 重之弊”【17】。在蘇軾看來，台諫代表了仁宗時期開始形成的天下公議公論，這是公共性原則在共治型治體(ti) 中的落實。政治應當體(ti) 現天下的公議公論，君主負責主持公論，大臣落實、踐行公論，而台諫就在前兩(liang) 者不能體(ti) 現公論時積極發難。即使台諫所言有偏差，也是在治法層麵發揮保障和震懾功能。尊重議政言論的自由空間，這是蘇軾推重的政治價(jia) 值，也是養(yang) 成忠誠政治主體(ti) 的製度條件。

綜合這幾篇政論來看，蘇軾警惕的是承平日久下的偷惰因循，他的出路主張首先是重視政治主體(ti) 的精神意誌、相互信任、積極進取，在確定“規摹”前提下的果勇、篤定和強毅，去探索確立積極有為(wei) 的政策和方法。在治法層麵，他主要傾(qing) 向於(yu) 繼承和維係立國傳(chuan) 統形成的穩定架構：麵臨(lin) 外敵嚴(yan) 峻的挑戰，要保證以內(nei) 禦外的格局不能顛倒，需要增設對外交涉的專(zhuan) 職機構以確保內(nei) 政穩定，不被外事牽著走；麵對變法路線，反對增設改變既定立國精神原則的非常機構，審慎對待功利汲取型的、存在潛在長遠缺陷的變法政策。無論是新政，還是變法，其成功之道都在於(yu) 能夠響應、激活和擴展立國傳(chuan) 統中的公共性（共天下、公論公議）、忠厚仁義(yi) 精神與(yu) 政治主體(ti) 的信任、團結和進取。宋代自立國之初形成的百年祖宗家法，在蘇軾看來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客觀理勢，變革政治家需要尊重這個(ge) 理勢。他相信，在維係既有製度架構的前提下，統治群體(ti) 透過主體(ti) 實踐的持久積極講求和審慎選擇，可以找到適當的新政道路。這條道路，不必然是大規模變法，甚至改變立國精神。

透過針對變法的洶洶物議，蘇軾看到了大變法改變的不僅(jin) 是法度和政策，更意味著宋代立國精神原理的改弦易轍，而這會(hui) 帶來政治主體(ti) 與(yu) 風氣的異化，這是他在“厚風俗”一節特別提醒神宗的地方。在社會(hui) 秩序深層上並未明言而同然的公論公意，其實指向百年來立國傳(chuan) 統透過治道、治法和治人積累形成的默定共識、價(jia) 值與(yu) 認知共識。存紀綱、結人心，都是呼籲正視這個(ge) 立國傳(chuan) 統客觀存在的政治勢能，相較於(yu) 國家財富和軍(jun) 事力量的積累，這不是可以輕忽的理勢。蘇軾本人在變法政潮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以其輿論影響力成為(wei) 公議公論和共治精神的某種人格化身，而且自覺地超越黨(dang) 爭(zheng) 興(xing) 替，堅守孤忠直行的“立朝大節”，這是其時命漲落的一個(ge) 重要原因【18】。

變法如果激起來自立國傳(chuan) 統的洶湧抵製，在實行中很難真正貫徹並取得預期效果，反倒會(hui) 步步加劇社會(hui) 政治結構中原本潛藏或弱化的對抗與(yu) 衝(chong) 突，撕裂共識，進而動搖國本。變法導致積久穩定的成憲紀綱被逐步破壞。即使以此為(wei) 代價(jia) 獲得富強，這種富強能不能持久，能不能確保成憲板蕩下的國家不會(hui) 成為(wei) 法度改革過程中利己投機者的獵物?蘇軾不是簡單地反對新政變法，他是在立國傳(chuan) 統的深遠脈絡中來理解國家的興(xing) 衰治亂(luan) ，這帶給他的政見一種超越一時一地的珍貴清醒，不苟同於(yu) 變法，也不將更化視為(wei) 教條。而王安石變法之後的北宋政治走向，也基本印證了蘇軾關(guan) 於(yu) 變法異化變質、進一步催化國家衰亡的憂惕遠見。

對於(yu) 蘇軾學術思想的認知，受理學主導範式和現代哲學範式的影響，往往不易把握其要義(yi) 。還原其在宋代政治和學術脈絡中的位置，明確蘇軾在立國傳(chuan) 統中的治體(ti) 思考，有利於(yu) 充分揭示出這一類人物的意義(yi) 。蘇軾成長於(yu) 宋學興(xing) 盛之際，當時国际1946伟德繁榮發展，且分化趨於(yu) 嚴(yan) 重。而圍繞王安石變法這一大政事的應對與(yu) 學思演變緊密纏繞在一起。蘇軾政學要義(yi) ，不在於(yu) 對大變法持異議，而在於(yu) 思考承平日久的國家如何審慎推行新政，在追求富強之際如何避免政治社會(hui) 的結構性震蕩或撕裂，在時代聚焦製度大變革的潮流外維係治道、治人和治法的通盤思考。在多重立國傳(chuan) 統中尊重立國成憲，在保障立國精神的前提下提升政治主體(ti) 素養(yang) ，審慎對待功利汲取型製度變革及其異化，是蘇軾作為(wei) 立國思想家的特質所在。這個(ge) 傳(chuan) 統在南宋的傳(chuan) 承尤其體(ti) 現在浙東(dong) 經製事功學之中，陳亮關(guan) 於(yu) 任人和任法的論述呈現出鮮明的蘇軾風格，與(yu) 理學的異趣折射出近世政治思維的多樣光譜【19】。明清之際的黃宗羲依據公私治道原則重構治法與(yu) 治人關(guan) 係、強調三代之法與(yu) 後世之法的二元對立，折射出蘇軾代表的治人優(you) 先思路走到了某個(ge) 極點，轉而對治法加以徹底整頓。依據公共性治道進行士治創製的解放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也代表了以治法為(wei) 中心的治體(ti) 邏輯上升到新的高度。蘇軾的立國治體(ti) 思維，對於(yu) 重新認知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現代國人，在變革富強論、製度中心主義(yi) 之外無疑提供了珍貴啟示，也引導我們(men) 重思傳(chuan) 統政治思維中的多重張力。

注釋
 
1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1789-1791頁，第2688頁，第2663頁，第2678-2679頁，第2667頁。
 
2如《刑賞忠厚之至論》（1057）、《禮以養人為本》（1061）、《乞醫療病囚狀》（1079）、《辨黃慶基彈劾劄子》（1093）、《奏狀乞改居喪婚娶條狀》（1093）、《三法求民情賦》（作年不詳）等。
 
3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二章。
 
4參見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2018年，第1180頁。
 
5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任鋒:《治體論的思想傳統與現代啟示》，《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5期；任鋒:《中國政學傳統中的治體論:基於曆史脈絡的考察》，《學海》2017年第5期。
 
6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67頁，第3756頁，第3756頁，第2633頁，第3758頁，第3758頁。
 
7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10頁，第2678頁，第1813頁，第2673頁，第1816頁，第3774頁，第2358頁，第2360頁，第2731頁。
 
8蘇轍:《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第1126頁。
 
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第9564 頁，第9571頁，第7050-7051頁。
 
10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1779頁，第2660頁，第1096頁。
 
11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58頁，第2663頁，第2663頁，第1404頁，第1404頁，第2610頁，第2610頁，第2664頁，第1375頁，第1377頁，第1403-1404頁。
 
12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49頁，第2651頁，第2538頁，第2538頁，第2533頁，第2545頁。
 
13參見《省試宗室策問》《策別厚貨財（二）》《轉對條上三事狀》，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64頁、第2710頁、第1453頁。
 
14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85頁，第2674頁，第2674頁，第3432頁，第3432頁，第2675頁，第2676頁，第2678頁，第2679頁。
 
15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2681頁，第2683頁，第2592頁，第2592-2593頁，第2594頁，1786頁，第2595頁。
 
16 蘇軾:《蘇東坡全集》，曾棗莊、舒大剛編，中華書局，2021年，第1382頁，第1387頁，第1389頁，第1390頁。
 
17參見朱剛:《蘇軾十講》，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
 
18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第三冊，巴蜀書社，2015年；蒙文通:《中國史學史》，《蒙文通全集》第二冊，巴蜀書社，2015年；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19 蕭公權先生認為，蘇軾政治思想不如蘇洵精彩，較近守舊，主要依據傳統儒家駁斥功利思想。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0頁。這並未把握蘇軾與宋代事功思想的重要關聯。盧國龍教授在《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學的批判與重建》中推重蘇軾“推闡理勢”的政治哲學，頗有洞見。參見盧國龍：《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學的批判與重建》，華夏出版社，2001年。另外，較為全麵深入的思想剖析，參見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