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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作者簡介:向世陵,男,西元一九五五年生,四川仁壽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副院長。社會(hui) 兼職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朱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哲學史》雜誌副主編。著有《宋代經學哲學研究·基本理論卷》《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係與(yu) 四係》《理學與(yu) 易學》《中國學術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cong) 書(shu) ·變》《善惡之上——胡宏·性學·理學》《儒家的天論》等。 |
陸九淵仁說的內(nei) 涵與(yu) 特質
作者:向世陵
來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56期
作者簡介:向世陵(1955-),男,四川仁壽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北京100872
內(nei) 容提要:仁說在陸九淵哲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為(wei) 心本論哲學注入了道德和情感的內(nei) 涵。仁與(yu) 心、理之間可以相互過渡,仁之道就是將愛親(qin) 敬兄推廣到普遍性的愛民。儒家講求仁義(yi) 、弘揚仁德值得稱道,但同時需要考慮手段和工具的問題。人能否被許之以仁,是看他能否“盡為(wei) ”仁。有仁心並不等於(yu) 自動有仁政,陸九淵仁說的一大特點,就是仁義(yi) 不是空言,而是實務,是要實實在在濟民利用。賑濟就應當立足於(yu) 仁愛之心,從(cong) 根本上考慮應對災荒的辦法。
關(guan) 鍵詞:仁/愛民/濟民利用/賑濟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點資助項目:13AZX011。
在宋代理學的理論架構中,“仁”的觀念和學說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從(cong) 二程到朱熹,這是很容易歸納出的結論。但在陸九淵哲學,“仁”之一詞,形式上並不如心、理等範疇重要。陸九淵哲學體(ti) 係的成形,也主要是靠心、理關(guan) 係的架構來支撐。但是,仁說仍有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為(wei) 心本論哲學注入了道德和情感的內(nei) 涵,為(wei) 國家治理和民生調養(yang) 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活力。陸九淵哲學正是因為(wei) 有了仁,才最終得以豐(feng) 富和完善起來。
陸九淵哲學以心為(wei) 本,又講心理同一。“仁”的地位如何,需要看它與(yu) 心與(yu) 理是何關(guan) 係。這在陸九淵,是仁即心即理,仁與(yu) 心、理之間,是可以過渡的範疇。如他說:
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qin) 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是,非知其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yi) 亦此理也;內(nei) 此理也,外亦此理也。[1]5
“此心此理”是陸九淵一個(ge) 慣用的說法。類似的表述,還有一心一理、同心同理,以致東(dong) 西南北海、上下千百世的聖人,都是“此心同此理同”[1]483。陸九淵規定心、理的普遍必然或超時空的性質,不是泛泛而論,而是具體(ti) 彰顯為(wei) 仁心的流淌。但在他這裏,仁、心、理的溝通,需要設定“宇宙內(nei) 事乃己分內(nei) 事”的前提。所以在《年譜》中,“此心同此理同”與(yu) “宇宙內(nei) 事”、“己分內(nei) 事”的問題被放歸到了一起[1]483。
何謂“己分內(nei) 事”,陸九淵沒有明說,但結合他的“仁即此心此理”的推導來看,“己分內(nei) 事”展開為(wei) 心知覺理、愛親(qin) 敬兄、怵惕惻隱、羞惡辭遜的整個(ge) 心之發用的過程,實際包含了認知、體(ti) 驗、本能的(即生於(yu) 仁心的)情感反應、道德判斷和意誌行為(wei) 等心理活動,理性和德性在這裏是結合在一起的,中心圍繞的是仁心之理。孔子當年講過“吾道一以貫之”,以此可見陸九淵的基本方法便是“一以貫之”,而內(nei) 核就是仁,或心或理。所以,從(cong) 實存狀態講,心是一心,理是一理,“至當歸一,精義(yi) 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1]4~5。
在孔子,其“一以貫之”的主語是道,可謂之“道一”;但這隻是就實存狀態而言,如果結合主體(ti) 的道德水準和修養(yang) 功夫,則會(hui) 出現正負價(jia) 值的二說,是即所謂“道二”。事實上,孟子以為(wei) 孔子就是如此,即他所敘述的“孔子曰:‘道二,仁與(yu) 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到底是仁還是不仁,孟子是從(cong) 他的民本思想出發去判斷的,即看此王侯是愛民還是暴民以及程度差異。例如,“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引入到陸九淵,可以說是“外亦此理”,即仁德放之於(yu) 國家社會(hui) 層麵的效果。但“外此理”的實施,是由“內(nei) 此理”即愛親(qin) 敬兄去推廣的,“此心此理”並沒有變化,“如是則為(wei) 仁,反是則為(wei) 不仁”,陸九淵將孔孟的“道一”與(yu) “道二”連通了起來[1]5。人的行為(wei) 能被評價(jia) 為(wei) 仁或是指斥為(wei) 不仁,關(guan) 鍵就在人能否通過對本有仁心的知覺、感悟或“自得”,將個(ge) 別性的愛親(qin) 敬兄推廣到普遍性的愛民,“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博愛民物是最終的目的。
可以說,一般性地講心講理,留意的主要是形上層麵的理論探討,一旦進入仁說,身親(qin) 踐履和實際的博愛關(guan) 懷就成為(wei) 了重要的考量。陸九淵自認為(wei) 是接續孟子,他將孟子言仁義(yi) 的安宅、正路與(yu) 他所言本心和實理相連接,認為(wei) 古人之“自得”正在於(yu) 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1]5如此要求實德實行,就不再隻是從(cong) 內(nei) 在性上說仁義(yi) ,而是突出了真實的利益關(guan) 懷。孟子也不止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的仁義(yi) 至上,更有一整套貴民愛民的仁政藍圖。
有可能是基於(yu) 此的思考,陸九淵將孔孟為(wei) 政以德的治國方針提出來進行討論,而討論的理由則是曆史事實和實際的效用。這集中體(ti) 現在他以大量反問和質疑為(wei) 特征而擬就的《策問》之中。如雲(yun) :
孔子自言“為(wei) 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理”,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wei)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為(wei) 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yu) 兩(liang) 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yu) 置郵而傳(chuan) 命。”湯德足以及禽獸(shou) ,而不行於(yu) 葛伯,必舉(ju) 兵征之。又東(dong) 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yu) 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元共,伐密須,伐獫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zheng) 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yu) 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之事,曰“仁義(yi) 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為(wei) 善而已矣”,曰“可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yu) 也”,其說儻(tang) 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略。[1]295~296
陸九淵的“策問”是隻有擬問而無對策,對策隻能結合他的上下文和別處議論來輔助分析。在此策問中,孔子有“為(wei) 政以德”的係列教導,其中以“季康子問政”最為(wei) 典型。《論語》記載:“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wei)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孔子作為(wei) “子欲善而民善矣”的善德示範效應的提倡者,應當是相信“德之流行,速於(yu) 置郵而傳(chuan) 命”的德行教化效果的。然而,問題在不論是孔子自己的實際執政行為(wei) ,還是當時各國諸侯治國的具體(ti) 操守,都沒有能提供正麵的支持事例,曆史留下來的反而是相反的情形。與(yu) 此相應,孟子強調“王何必曰利”而信奉“仁者無敵”,就是在商湯王、周文王的聖王治世環境下,也不一定都有實現的可能,到了戰國七強相互爭(zheng) 霸的時代,所謂“可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就更成為(wei) 了人們(men) 的笑柄。
那麽(me) ,孔孟期待為(wei) 仁勸善能夠達致北辰效應,期待“風動乎人”的效果,隻有在誅少正卯等強力手段為(wei) 先決(jue) 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如果不考慮手段和工具的問題,盡管有講求仁義(yi) 、弘揚仁心的善良願望,也是盼不來真實有用的收獲的。“仁”不能僅(jin) 是“載之空言”,更重要的在“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所以,實現仁就決(jue) 非易事,事實上,孔子從(cong) 未輕易許人以仁,並且留下了“子罕言仁”的千載謎團。如何解開這一謎團,講求發明本心的陸九淵,對此進行了非常認真的思索。他稱:
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wei) ,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wei) 道大,而非常人之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以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皆不足以與(yu) 於(yu) 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絕意於(yu) 仁,不當複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shu) 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xi) 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ju) 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為(wei) 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cong) 事於(yu) 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眾(zhong) ,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眾(zhong) ,故願與(yu) 諸生論之。[1]297
《論語》載諸生問仁不一,孔子回答亦多端。對於(yu) 後來理解有分歧的“子罕言利與(yu) 命與(yu) 仁”(《論語·子罕》),陸九淵采用了“利命仁”孔子均“罕言”的解釋,並進一步將“罕言”發揮為(wei) 孔子不許人以仁的現實評價(jia) ,即便對孔子的高徒或當世的賢者也是如此。但由此一來,連帶的問題也就出現了:
首先,對高徒和賢者不許以仁,意味仁道高大而非常人所能及,所以聖人教人要常常隱匿仁之大道,而隻言其不及於(yu) 仁的小者如“忠”或“清”等品行。但倘若此,則會(hui) 帶來極為(wei) 消極的社會(hui) 影響:連人品難得的孔孟高徒和列國賢大夫都不足許以仁,當今學者也就沒有必要再從(cong) 事於(yu) 仁了——因為(wei) 孔子已斷絕了成仁的可能。
其次,《論語》是所有為(wei) 學者從(cong) 童蒙時起便已誦習(xi) 之讀本,但學者每每讀到《論語》言仁之處,對可能引起的問題和矛盾,是置而不思不論,還是盡管有所思卻又不必弄清其究竟?
再次,當世科舉(ju) 出題,不時有涉及仁之論者,那這連孔子本人都不願闡揚的“仁”的大道,又如何能讓學者正麵去麵對和闡釋呢?豈不是自欺欺人!
最後,事實上諸生都從(cong) 事於(yu) 聖人之學,探討仁德、施行仁愛本來是儒家學問應有之義(yi) 。但謹守孔子“罕言之說”而力排言仁的學者卻又不少,應當如何來判斷這其中的是非曲直?
陸九淵提舉(ju) 出上述問題,並希望與(yu) 諸生討論清楚,其根本點就是“仁”到底是隱秘還是昭顯,是人皆具有還是曠古難求。自古以來對此問題眾(zhong) 說紛紜,聖人也沒有明確的解答,所以需要後人創造性的發明。陸九淵既然認為(wei) 其學是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他的解答也就可以“自得”地從(cong) 孟子出發去解釋孔子。他說:
仁,人心也,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比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wei) ,常人固不能盡為(wei) ,然亦有為(wei) 之者。聖人之所不為(wei) ,常人固不能皆不為(wei) ,然亦有不為(wei) 者。於(yu) 其為(wei) 聖人之所為(wei) 與(yu) 不為(wei) 聖人之所不為(wei) 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yu) 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yu) 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yu) 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誌於(yu) 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yu) 仁”。[1]264
孟子以仁為(wei) 人心,故盡心實質上是盡仁。孔子所以能說“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就在於(yu) 其心充實於(yu) 仁,所以一切行為(wei) 舉(ju) 止都不會(hui) 逾矩。孔門高徒,隻有顏淵、仲弓能被許之以仁,其餘(yu) 則是“不知其仁”。這二人能被許之以仁,按《論語》的記載,有一個(ge) 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孔子答其問仁時,都能以“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自勉。這在陸九淵,便是能“盡為(wei) ”仁之寫(xie) 照,所以可許之以仁。正是因為(wei) 如此,是否為(wei) “仁”的判斷,就在於(yu) 其為(wei) 還是不為(wei) 。常人非聖人,所以不能盡為(wei) ,但也不會(hui) 盡不為(wei) 。道理就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一心之靈即仁,絕不可能泯滅不存。
陸九淵所說,實際上可以有兩(liang) 方麵的討論。一是就“仁,人心也”來說,陸九淵的本心論也可謂之仁心論,仁既為(wei) 心,則人不可能無仁,惟在於(yu) 主觀是違乎仁還是進於(yu) 仁。所以,孔子的“依於(yu) 仁”一句說得很妙,“依”者,本來已有也。由此,“不知其仁”也就可以解釋,那就是未見他們(men) 有依於(yu) 仁而進於(yu) 仁的德行。既然孔門高徒都存在不能進於(yu) 仁的情形,常人之違乎仁甚至沒於(yu) 不仁也就不是個(ge) 別。不過,畢竟仁心本在,不可泯滅而終會(hui) 有所發現,關(guan) 鍵要抓住此發端而“能於(yu) 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所謂“能於(yu) 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實際包含覺察其所不能泯滅的仁心發現再加擴充之功的雙重任務,這有些類似於(yu) 湖湘學的見良心苗裔而擴充之方,胡宏曾雲(yun) :
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yang) 之,養(yang) 而充之,以至於(yu) 大,大而不已,與(yu) 天同矣。[2]33
由於(yu) 仁心不可泯滅,良心苗裔總會(hui) 在利欲的空隙中表現出來,當其發現便應及時體(ti) 驗操存,涵養(yang) 擴充,最終進達與(yu) 天地合一的境界。胡宏此說,旨在引導進入識仁之體(ti) 。陸九淵並不講仁之體(ti) 的問題,但他有心之體(ti) 之說,以為(wei) “心之體(ti) 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yu) 天同。為(wei) 學隻是理會(hui) 此”[1]444。由於(yu) 仁即此心,盡心亦即盡仁。所謂“與(yu) 天同”,一心之靈本源於(yu) 天地之中,故需要作自覺的道德踐履,以使天道在仁心的擴充中得以挺立起來。相應地,普遍性的博愛也就落實於(yu) 個(ge) 別性的不忍之中。
二是就被“許之以仁”的顏淵、仲弓來說,仲弓的價(jia) 值在陸九淵遠不及顏淵,“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ye) ,皆分付顏子了”,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yu) 爾有是夫”!然顏子早亡,“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ye) ,亦竟不複傳(chuan) 也”[1]397。顏淵究竟做過何種“事業(ye) ”,在經典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陸九淵強調孔、顏相傳(chuan) 在“事業(ye) ”,主要還是他自己的推測。但基於(yu) “事業(ye) ”推崇顏淵,突出了陸九淵的仁說在強化“事業(ye) ”的功用方麵的要求。事實上,陸九淵治學的一大特點,就是仁義(yi) 不是空言,而是實務,是要實實在在濟民利用。在他看來:
聖人備物製用,立成器以為(wei) 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於(yu) 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於(yu) 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wei) ,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wei) 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為(wei) 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為(wei) 君約與(yu) 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充府庫,約與(yu) 國,戰必克,此其為(wei) 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wei) 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wei) 之計,而徒以仁義(yi) 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wei) 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wei) 無用,仁義(yi) 為(wei) 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yu) 諸君論之。[1]290~291
儒家尊崇的先王,帶給人世的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利益,“凡聖人之所為(wei) ,無非以利天下也”,而且這是被當作“首政急務”來對待的。《周易》和《尚書(shu) 》對此都說得非常明白。可是,為(wei) 何到了孔孟這裏卻變成隻講義(yi) 而不講利呢?進一步,如果按孟子所說,為(wei) 君為(wei) 國謀利成了民賊,坐視國家土地荒蕪、府庫空竭甚至被鄰國侵陵而毫無動作,而且還像徐偃王、宋襄公一輩人一樣,以奉行仁義(yi) 來自我安慰,這豈非真應了“儒者為(wei) 無用,仁義(yi) 為(wei) 空言”的世上流言了嗎?關(guan) 鍵的問題,是仁義(yi) 要濟民之需、給民以利,還是隻表現為(wei) 空洞的道德說教。
陸九淵《策問》中圍繞仁義(yi) 和德政提出來商討的問題,並不意味對孔孟仁義(yi) 主張的正麵質疑,而是以民相生養(yang) 的物質需求為(wei) 例,說明究竟什麽(me) 才是真正的愛民養(yang) 民。從(cong) 伏羲氏到堯舜禹,聖人之所為(wei) 無疑都是利天下,但這利乃是他們(men) 愛民養(yang) 民的博愛仁心的落實。放在本來強調“民為(wei) 貴”的孟子,就是施行仁政的直接結果,可謂仁的最高表現①[3]157。但這一道理卻有一定的隱蔽性,如果不給予恰當的發明,孟子的仁義(yi) 說就會(hui) 被簡單魯莽地否定,世俗人士受利益蒙蔽亦不深究其實,仁義(yi) 為(wei) 空言、儒者為(wei) 無用的指斥就難以避免了。
陸九淵由此去詮解孟子,在於(yu) 他自己本有濃烈的愛民情懷。他以為(wei) :
《書(shu) 》曰:“德唯善政,政在養(yang) 民。”行仁政所以養(yang) 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wei) 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亦為(wei) 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wei)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yu) 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閑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士者皆欲立於(yu) 其朝,耕者皆欲耕於(yu) 其野,商賈皆欲藏於(yu) 其市,行旅皆欲出於(yu) 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yu) 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狥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1]274
愛民養(yang) 民是全部問題的中心,並構成為(wei) 陸九淵仁說的特質。在他這裏,孟子對善戰者、連諸侯者、辟草萊和任土地者等的否定,就不是從(cong) 富國強兵的效果,而是從(cong) 戰爭(zheng) 對生命的摧殘、開荒墾地對民生的壓榨等角度立論的。富民在原則上固然也是需要,但更需要考慮的,是富之得來的手段問題,如果無德而富,隻能徒增其罪惡,為(wei) 日後留下禍患。故凡是虐民的功業(ye) ,孟子都是反對的。他倡導的是修德行仁,施行仁政,同時也能做到兼顧政刑。陸九淵以為(wei) ,如果孟子得到任用,他的基於(yu) 仁政而又兼顧其他的治國之方,必將帶來和諧而繁榮的天下盛景。
當然,陸九淵以為(wei) 的“此理甚明”,事實上並不那麽(me) 明晰,“效可必至”仍然隻是一種善良願望。當時之君所以不聽孟子的遊說,在於(yu) 他們(men) 並不相信行仁義(yi) 可能帶來國富民強的實際效果。孟子不可能得用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果沒有利益的驅動,士者立於(yu) 朝,耕者耕於(yu) 野,商賈藏於(yu) 市,行旅出於(yu) 塗而天下和諧安定的景象,就難以真正成為(wei) 現實,這也為(wei) 上千年的曆史經驗所證實。陸九淵其實也是看到這一點的,所以他采用了孟子“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的說法。說到底,仁義(yi) 最終還是要實用來支撐。所以,孔子在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之後,緊接著要強調“遊於(yu) 藝”:“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xi) 者也。遊於(yu) 其間,固無害其誌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yu) 是而有可見矣。故曰‘遊於(yu) 藝’。”[1]265“藝”在根本上屬於(yu) 用的範疇,“六藝”就是六種用,習(xi) 藝也就是習(xi) 用,誌道、據德、依仁的誌向和追求,最後都要在習(xi) 藝之用上體(ti) 現出來。
也正因為(wei) 如此,人固有仁心,但更重要的還在於(yu) 能發而為(wei) 濟民之仁政,這即從(cong) 用的層麵予以落實。陸九淵說:“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xing) ,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興(xing) 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1]359所謂先王之政,包括飽食、逸居、濟險、禦暴以及授民時、平水土、降播種等一係列的措施,但有仁心並不等於(yu) 自動有仁政,所以孟子要弘揚擴充其仁心,就一定要告之以仁政。在承接孟子思想的陸九淵看來,南宋國家的情形已是一番衰頹的景象,所謂“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chu) 民力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1]174但盡管“良難”,施行仁政的“惟新之政”仍是可以推出的。陸九淵於(yu) 此有自己的信心和思考。
不過,仁政的實施通常是從(cong) 生產(chan) 層麵考慮,如果換到分配和消費的層麵,最重要的便是災荒年間的慈善賑濟。陸九淵科舉(ju) 考試的程文之一是《問賑濟》,他的基本觀點是“賑濟之策,前人之跡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1]366。立足於(yu) 本末關(guan) 係考量賑濟,先前執政者的善行固然也能疏解暫時的困難,但由於(yu) 隻從(cong) 末節上下功夫而丟(diu) 棄了本,一旦條件有變就走到窮途末路了。所以考慮末、用又不能離開根本。陸九淵舉(ju) 了北宋文彥博主政成都、趙忭主政越州的賑濟事例予以發明:
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jia) 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jia) 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異日米價(jia) 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chu) ,私囷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jia) 湧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jia) 。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jia) 糶之。於(yu) 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jia) 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
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囷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為(wei) 無義(yi) 。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1]366~367
文彥博(封潞國公)以官府和私家儲(chu) 糧為(wei) 後盾,不限量減價(jia) 賣糧,使糧價(jia) 迅速回落;趙忭(諡清獻)則在鄰州限米價(jia) 時放開米價(jia) ,致使各路米商競相到越賣糧,結果米價(jia) 下跌。對於(yu) 這受時人稱道的賑濟措施,陸九淵卻不以為(wei) 然。首先,他不認為(wei) 文、趙二人的賑災措施是自己的創造,他們(men) 采用的分別是唐代劉晏②、盧坦的賑濟辦法;其次,文、趙二人的賑災雖都收到了實際的效果,但這些措施本身卻有致命的缺陷,即前者若遇到官府無糧和私家無藏,後者若遇到商路不通和鄰州無米,都是無法應對的。當然,如果這二策都行不通,還有從(cong) 富裕戶取糧這一策備用,但其結果仍然存在變數:或者富裕戶本身無糧,或者富裕戶有糧卻囤積不售,剩下來就隻好以公家之勢強征其糧,這固然也符合大義(yi) ,可由此而引出的諸多利害關(guan) 係和後患則很難預料。
在陸九淵看來,上述解決(jue) 辦法都是從(cong) 末,即隻盯著缺糧本身去尋找辦法,因此需要變換一下思路,即要舍末而論其本,這便是立足於(yu) 仁愛之心,從(cong) 根本上考慮應對災荒的辦法。在這裏,他引了漢代倪寬征收租稅的事例:“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yu) 科斂之方略亦疏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為(wei) 最,則愛民之心孚孚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邇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1]367仁政之基點在愛民,執政者愛民,民則以真心回報之。按照《漢書(shu) 》的記載③,倪寬平日關(guan) 心民間疾苦,治民用人,中心都在仁愛,並造就了“吏民大信愛之”的良好互惠氛圍。對於(yu) 征收租稅,他根據收成豐(feng) 歉、不同地域和民戶貧弱等的差別,做到實時調劑和減免。結果,致使租稅征收完不成任務而業(ye) 績墊底,將被免職,當地民眾(zhong) 獲知此消息,深恐失去他們(men) 愛戴的主官,競相車拉肩扛來交租稅,人車絡繹不絕,結果一躍而成為(wei) 完成租稅任務最優(you) 者,以致武帝深感驚奇。盡管倪寬的故事本身不是治理荒政,但以仁心關(guan) 愛、感動富民出粟的經驗,也可用之於(yu) 賑濟。
陸九淵從(cong) 倪寬處吸取而來的基於(yu) 仁愛的治本主張,緣起於(yu) 科考,但在理論上的積極意義(yi) 應當充分肯定。當他後來實際麵對金溪、荊門等地的荒政時,他依然強調了基於(yu) 仁心的民本考量。對於(yu) 其時“郡縣能以民為(wei) 心者絕少”的現實,陸九淵頗感義(yi) 憤,斥責說:“甚哉!其不仁也。民為(wei) 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富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奸,猶可恕也;事掊斂以病民,是奚可哉!”[1]98仁即愛民,不仁就是害民,從(cong) 此心出發賑濟,就不能隻是空洞的呼喚,而是也應考慮賑濟的物質基礎,所以末的層麵也必須要恰當應對。後者表現在他提出的置平糴輔助社倉(cang) 、以平糴代社倉(cang) 之匱,出常平賑濟與(yu) 一定時間內(nei) 限製糧米流通等措施上。他希望救荒不僅(jin) 要考慮眼前,更要為(wei) 後日長久之計[1]108~109,207~209。簡單說,需要全麵考慮國與(yu) 民之取予、政之寬猛、社倉(cang) 與(yu) 平糴兼顧等措施,但中心仍隻有一個(ge) ,就是仁愛之心④。
陸九淵的荊門之政,在當時和後來都頗受人稱道。陸九淵去世後,當地父老李斂等有祭文雲(yun) :
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yu) 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屍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yu) 無窮也。[1]513
遺愛者,上古賢士身後被人所愛也。譬如當年孔子聞知子產(chan) 去世時,曾哭之曰:“古之遺愛也!”(《史記》卷四十二《鄭世家》,《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年》)裴駰《史記集解》引賈奎和杜預注解,說明愛就是“惠”,而“子產(chan) 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史記》卷四十二《鄭世家·集解》)。孔子多次稱讚子產(chan) ,在於(yu) 子產(chan) 正是“養(yang) 民也惠”的“惠人”。所以,《說文》釋“愛”為(wei) 惠,釋“惠”為(wei) 仁。子產(chan) 能被鄭人所愛戴,乃是他之治國能夠施惠於(yu) 鄭國民眾(zhong) ,在他的身上,體(ti) 現了上古聖人的仁愛之心。而這也正是李斂等父老對陸九淵的評價(jia) 。
陸九淵生時為(wei) 民所愛,離世為(wei) 民所思,當地百姓對陸九淵的愛是長存於(yu) 心,且願世代為(wei) 其祝禱。是否真是如此,可以由後來的實踐去驗證,但在理論上,也可以用陸九淵的東(dong) 西南北海、上下千百世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而能夠始終如一的尊敬來解釋。愛民事實上是陸九淵的“己分內(nei) 事”,“仁即此心此理也”。做好“己分內(nei) 事”而仁愛普施,真心實意地濟民利用,博愛天下,是陸九淵仁說最重要的內(nei) 容。
注釋:
①這裏可以參考與(yu) 孟子有淵源關(guan) 係的郭店竹簡的講法:“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聖王之王天下就是利天下而不自利,這是最高的仁。
②陸九淵著有《劉晏知取予論》的程文,對劉晏的理財主張有較充分的研究和評說。見《陸九淵集》卷三十,第353~355頁。
③見《漢書(shu) 》卷五十八《倪寬傳(chuan) 》:“寬既治民,勸農(nong) 業(ye) ,緩刑罰,理獄訟,卑體(ti) 下士,務在於(yu) 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yu) 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yu) 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jun) 發,左內(nei) 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④張立文先生對陸九淵論取予兩(liang) 得、社倉(cang) 與(yu) 平糴之關(guan) 係等有較詳細的闡釋。參見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中華書(shu) 局1992年版,第69~71頁。
原文參考文獻:
[1]陸九淵.陸九淵集[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
[2]胡宏.胡宏著作兩(liang) 種[M].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8.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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