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zheng) 與(yu) 和平：從(cong) 《春秋》經傳(chuan) 看儒家的正義(yi)

作者：向世陵

來源：《孔子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簡介：向世陵，男，1955年生，四川仁壽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儒家哲學和儒釋道關(guan) 係研究。北京100872

內(nei) 容提要：和平與(yu) 戰爭(zheng) 相對而言，儒家向來肯定正義(yi) 的戰爭(zheng) ，譴責通過戰爭(zheng) 去圖謀私利、搶奪地盤。“春秋無義(yi) 戰”但又有“彼善於(yu) 此”。和平的到來，需要仁德和國家實力的綜合作用。“春秋之道”有常有變，判定戰爭(zheng) 與(yu) 和平是否正義(yi) ，有維護君臣大義(yi) 、夷夏之辨和義(yi) 利之辨等多個(ge) 標準。理學家強調動機而貶斥苟且換來的和平，講和會(hui) 盟不能是屈辱投降，主張通過正義(yi) 戰爭(zheng) 維護君臣大義(yi) 和“中國”的禮義(yi) 。有國有家者一定要站穩正義(yi) 不謀利的立場，從(cong) 根本上杜絕亡國敗家慘禍的發生。熱愛和平並不意味就否定戰爭(zheng) ，正義(yi) 的原則在這裏起著最後的決(jue) 定作用。

關(guan) 鍵詞：和平/戰爭(zheng) /春秋/正義(yi)

和平是與(yu) 戰爭(zheng) 相對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寧的生活，故自古以來，人類社會(hui) 對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終抱有真誠的期待。但是，和平如何到來，它以什麽(me) 為(wei) 前提和條件，卻也是人們(men) 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在傳(chuan) 說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堯舜時代，其“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尚書(shu) ·堯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後，和平的得來卻是要靠革命即戰爭(zheng) 的手段去實現的。從(cong) 《周易》對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肯定和讚揚看，商周社會(hui) 長達數百年的和平是與(yu) 正義(yi) 的價(jia) 值判斷密切關(guan) 聯的。

孟子稱頌湯武的正義(yi) 戰爭(zheng) ，肯定商湯“十一征而無敵於(yu) 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渲染其情形是“民以為(wei) 將拯己於(yu)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梁惠王下》)正義(yi) 戰爭(zheng) 解決(jue) 了社會(hui) 不公，將民眾(zhong) 從(cong) 深重的苦難中解救了出來。借用《尚書(shu) ·武成》的說法，周武王伐紂克商後，“王來自商，至於(yu) 豐(feng) ，乃偃武修文，歸馬於(yu) 華山之陽，放牛於(yu)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最後則是“垂拱而天下治”，和平社會(hui) 因之到來。

孟子讚頌武王伐紂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盡心下》)，這與(yu) 他描繪王道政治，倡導以仁義(yi) 治天下的主張是相呼應的。因此，他堅決(jue) 反對不義(yi) 而爭(zheng) 利的戰爭(zheng) ，所謂“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yu) 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孟子·離婁上》)留在孟子腦海中的，正是離他不太遠的春秋諸侯爭(zheng) 霸，在那裏隨處可見爭(zheng) 地以戰、爭(zheng) 城以戰，所以孟子給予了否定的評價(jia) 。聲稱：“春秋無義(yi) 戰。彼善於(yu) 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孟子·盡心下》)春秋時期的戰爭(zheng) 沒有正義(yi) 性，隻是在不同戰爭(zheng) 相比較時，其中一些戰爭(zheng) 比另一些戰爭(zheng) 好一些(接近正義(yi) )罷了。孟子如此判斷的理由，是戰爭(zheng) 行為(wei) 的發生，應為(wei) 天子討伐和矯正諸侯的罪過，即所謂“上伐下”，而不是列國之間的互相侵奪，但後者卻正是春秋時期戰爭(zheng) 的特色，所以說“春秋無義(yi) 戰”。

不過，“春秋”之事是記載在《春秋》經文之中的。《春秋緯》載有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語，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曾專(zhuan) 門引證和闡發，對後人影響很大。孔子之言，意味一般地褒貶是非，還不如將其放到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事跡之中，針對具體(ti) 的人物事件進行評判，以揚善懲惡，使後來者能以此為(wei) 戒①。那麽(me) ，孔子於(yu) 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貶，對春秋時期的和平——止戰結盟行為(wei) ，就不應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應當具體(ti) 分析，其中的關(guan) 鍵，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義(yi) 原則。也正因為(wei) 如此，春秋列國之間的講和，在孔子及後來儒者的眼中，本身就成為(wei) 一個(ge) “事件”，其重點也就不在和平本身，而在和平如何到來，後者直接決(jue) 定了對此和平的是非認定。

一、“召陵之師”的“彼善於(yu) 此”

孟子講“春秋無義(yi) 戰”的“彼善於(yu) 此，則有之矣”，後來朱熹解釋是“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②。所謂“召陵之師”，《春秋·僖公四年》經文有“楚屈完來盟於(yu) 師，盟於(yu) 召陵”句，這是承前齊桓公率諸侯軍(jun) 隊侵蔡伐楚而來。《左傳(chuan) ·僖公四年》謂：

(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yu) 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yu) 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wei) ?先君之好是繼，與(yu) 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yu) 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zhong) 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wei) 城，漢水以為(wei) 池，雖眾(zhong) ，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桓公率諸侯軍(jun) 隊攻打楚國，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去交涉，諸侯軍(jun) 隊於(yu) 是暫駐召陵。由於(yu) 齊桓公願意和好的善意和屈完的遊說，齊桓公放棄了進攻，最後屈完代表楚王與(yu) 各諸侯訂立了停戰的盟約，帶來了和平。可能正因為(wei) 如此，孟子把“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與(yu)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shou) 而百姓寧”(《孟子·滕文公下》)的業(ye) 績相提並論，即它們(men) 都是指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寧的理想社會(hui) 的。

孔孟之後，儒家學者對召陵之盟通常持肯定的態度。的確，它不是通過戰爭(zheng) 而是通過雙方的協商實現了和平，故屬於(yu) “彼善於(yu) 此”的相對正義(yi) 的舉(ju) 動。具體(ti) 來看，齊及中原諸侯能實現與(yu) 楚國的和平，原因包括多個(ge) 方麵：首先，齊國作為(wei) 中原霸主自身的國力及其對中原諸侯的號召力，是楚國願意與(yu) 之會(hui) 盟結交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楚國軍(jun) 民的抵抗意誌和有利防守的地理條件，則是齊桓公不敢貿然進攻的現實考量；第三，屈完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但又以齊桓公須以仁德安撫諸侯(也包括楚)為(wei) 前提。

這些原因，一方麵，說明仁德在當時諸侯和大夫的心中，仍然具有製約不義(yi) 行為(wei) 的道德力量；但另一方麵可能更為(wei) 重要，這就是雙方的力量對比及各自對戰爭(zheng) 結果的合理預期。齊國及中原軍(jun) 隊並不具有戰勝楚國的絕對實力，所以在以“德”還是以“力”服人的權衡中，桓公最終選擇了以德服人，從(cong) 而導致了和平。那麽(me) ，和平的到來，是仁德和國家實力綜合作用的結果，正義(yi) 便體(ti) 現在這種承認各方權益的和平結盟之中。

由於(yu) 《春秋》被認為(wei) 是孔子“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③的親(qin) 手撰修，其中的每個(ge) 字都被認為(wei) 有“大義(yi) ”。如此的“筆法”，在宋元以後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必讀教本的胡安國《春秋傳(chuan) 》中，有專(zhuan) 門的闡釋：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於(yu) 師”，嘉服義(yi) 也；“盟於(yu) 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複”則辭；徼與(yu) “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yu) 之盟而不遂也。於(yu) 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yu) 斯為(wei) 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④

楚本為(wei) 蠻夷，後受周封為(wei) 子爵又僭稱王，故在此之前，《春秋》並未稱楚大夫名氏。此時卻直接稱名“屈完”，說明孔子肯定其休兵止戰的言行。按胡安國的解釋，孔子講“來盟於(yu) 師”，是嘉獎屈完和楚人主動結盟的和解願望；而“盟於(yu) 召陵”則是稱頌齊桓公不以兵強、而以仁德收服楚人的業(ye) 績。故進一步發揮說，齊楚能和解，既有屈完在維護楚國利益的基礎上，願意講和與(yu) 善於(yu) 言辭的緣故，更離不開桓公的仁義(yi) 之舉(ju) ，甚至以為(wei) 這差不多就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了，感歎它達到了春秋諸侯會(hui) 盟的最高境界。他並引揚雄之言說明，齊桓公所在的春秋時期天下大亂(luan) ，所以孔子及後儒特別讚美召陵結盟的正義(yi) 之舉(ju) 及其帶來的和平。

二、“常變”之議與(yu) “平者在下”

召陵之盟的和平值得讚揚，根本點在齊桓公的以德服人。但在同時，儒者評價(jia) 春秋戰爭(zheng) 與(yu) 和平事件是否屬於(yu) 正義(yi) 之舉(ju) ，貫穿有一個(ge) 基本原則，就是要維護君臣大義(yi) 。國與(yu) 國之間締結和平休戰的盟約，必須是國君本人到場或由被授權的大夫代表。在宋楚結盟中，一方是以齊桓公為(wei) 首的中原諸侯，另一方雖是大夫，但卻有楚國國君授權，屈完是代表楚成王與(yu) 各國諸侯締結盟約的，國君的地位和權力得到充分的尊重，這在禮壞樂(le) 崩的春秋時期，尤為(wei) 值得珍重。

然而，召陵之盟帶來了和平，但和平盟約的締結卻有不同的情況。對於(yu) 有違“天尊地卑”的君臣大義(yi) 原則，卻又促成了和平的事件，《春秋》及傳(chuan) 注是如何記載和評價(jia) 的呢?這裏以僖公四年宋國與(yu) 楚國的講和為(wei) 例來分析。

《春秋》經文：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chuan) 》曰：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yu) 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仆，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cong)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cong) 也。去我三十裏，唯命是聽。’”子反懼，與(yu) 之盟，而告王。退三十裏，宋及楚平。華元為(wei) 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在此次宋楚結盟前，楚軍(jun) 圍宋達九月之久，雙方都已到了極其疲乏難以為(wei) 繼的狀態，尤其是被圍的宋國，已經出現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駭人慘景。兩(liang) 國大夫私下會(hui) 麵，華元表述了宋國即便拚到最後一息，也不會(hui) 接受當年楚國脅迫絞國簽訂“城下之盟”那樣屈辱投降的盟約；但若楚國願意主動退兵，禮遇宋國，則宋國願意聽從(cong) 楚國的號令。子反害怕最後拚到魚死網破的前景，故與(yu) 華元訂立了盟約，然後才報告楚王。結果，楚國守約退兵三十裏，兩(liang) 國休兵止戰，兩(liang) 大夫坦誠相待而實現了和平。那麽(me) ，對此幾乎耗盡了人力物力的宋楚兩(liang) 國講和止戰，理應得到肯定和讚賞，但在漢以後卻引起了不小的爭(zheng) 議⑤。

其時責難宋楚講和的儒者，其基本觀點，一是司馬子反作為(wei) 楚國的使者，卻同情宋國人的苦難，私自與(yu) 宋講和，這是“內(nei) 專(zhuan) 政而外擅名”，如果這樣的“輕君”“不臣”都不譴責，“而春秋大之，奚由哉”?二是“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wei) 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複其君而與(yu) 敵平，是政在大夫也”⑥。作為(wei) 漢儒《春秋》學代表的董仲舒，則是從(cong) 他的“仁義(yi) 法”出發看待和評價(jia) 這一事件的。董仲舒以為(wei) ，立足於(yu)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為(wei) 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子反的立場因此具有正當性，並擴展了孟子“推恩”的仁德，強調“推恩者遠之為(wei) 大，為(wei) 仁者自然為(wei) 美”⑦。儒家仁愛的推行是出於(yu) 自然的情感，應當跨越國與(yu) 國、人與(yu) 人之間的界限，以普遍的人道關(guan) 愛即“遠”為(wei) 治理天下的優(you) 先選項。因此，對於(yu) 儒家的君臣大義(yi) ，就應當站在常變、經權互動的立場上，以仁德為(wei) 內(nei) 核去適時地協調仁與(yu) 禮的衝(chong) 突。他稱：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yu) 變，常用於(yu) 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禮者，庶於(yu) 仁，文質而成體(ti) 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yi) ，疑變故之大則，義(yi) 幾可諭矣。⑧

在董仲舒這裏，“春秋之道”固然要堅守，但君臣大義(yi) 的“道”本來有常有變，子反之事不當從(cong) 常，而應當從(cong) 變去看，這個(ge) “變”就在於(yu) 當時宋國人相食的慘象已違背了根本的人道；與(yu) 此同時，在仁德與(yu) 禮製之間，仁是內(nei) 核，是質；禮是文飾，是文。在“大失其仁”的情形下，“救其質”已成為(wei) 最為(wei) 緊迫的選項，顧不上“文”也就無可厚非。孔子講的“當仁不讓”原本不是指如此的情形，但用在這裏卻十分恰當，因為(wei) 它體(ti) 現了根本的人間正義(yi) 。所以，講說《春秋》，不能死搬“平定之常義(yi) ”，而必須根據如此之大的變故做出調整，把握儒家的權變原則。正義(yi) 必須是善的，或曰美德的位階高於(yu) 禮法，這應當是董仲舒做出如此判斷堅守的底線。那麽(me) ，宋楚之間的和平盡管有“輕君”“不臣”和“政在大夫”之嫌，但仍然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

董仲舒緊緊抓住仁愛的實質，以儒家的權變原則調節春秋之道，應當說是有遠見卓識的。這也體(ti) 現了他作為(wei) “大一統”國家的倡導者所擁有的胸懷和氣度。但千年以後的南宋，生活在破碎的半壁江山中的理學家們(men) ，維護華夏正統性的春秋禮法更成為(wei) 他們(men) 迫切的需要。在此情形下注疏《春秋》的胡安國，自然有著與(yu) 董仲舒不同的心境，他對宋楚間的講和也就有不同的評價(jia) 。認為(wei) 華元、子反本為(wei) 二國之卿，《春秋》卻稱之為(wei) “人”，顯然不承認“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的所謂大功，而是予以貶斥，因為(wei) 他們(men) 事先未報告其君知道，“非人臣之義(yi) 也”⑨。

胡安國有感於(yu) “君有聽於(yu) 臣，父有聽於(yu) 子，夫有聽於(yu) 婦，中國有聽於(yu) 夷狄”的衰微世道，強調“《春秋》賤欺詐，惡侵伐”，反對臣下專(zhuan) 權。“仲尼所為(wei) 懼，《春秋》所以作也”的緣由也正在這裏。“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lun) 紊矣”；而且，“後世羊、陸效其所為(wei) ，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wei) 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⑩。西晉羊祜與(yu) 東(dong) 吳陸抗鎮守各自邊界，卻又相互禮遇交歡之事，後頗有評價(jia) 是“仁德”和坦誠相待，但在理學陣營卻是遭貶斥的。胡安國認為(wei) 知《春秋》之法者，絕不會(hui) 對他們(men) 的行為(wei) 給予肯定。他不認可董仲舒的“常變”之論，但卻按照董仲舒的“明其道不計其功”法則，指斥華元、子反這些人實際都是計功謀利而蔑視君權之徒。

胡安國長子胡寅站在其父的立場，批評司馬光肯定羊祜“修德懷吳”和陸抗“不可無信義(yi) ”之說，強調“人臣之義(yi) 無私交”，“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yu) 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yi) 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11)。胡寅仍然隻取董仲舒的“仁人正義(yi) 而不謀利”說，譴責人臣私交違背了根本的國家大義(yi) 。在他這裏，羊祜、陸抗的行為(wei) 與(yu) 先前華元、子反的私下講和，同樣都是蔑視君主權威而應該遭到譴責，這本是《春秋》大法的根本要求。到朱熹，更以為(wei) “羊、陸相遺問，隻是敵國相傾(qing) 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人傑錄雲(yun) ：“觀陸抗‘正是彰其德於(yu) 祜’之言，斯可見矣。”)。”(12)朱熹亦從(cong) 氣質和功利出發，對羊祜、陸抗的行為(wei) 予以貶斥，以為(wei) 雙方交往的所謂禮遇、德行不過是為(wei) 傾(qing) 軋對方而運用謀略而已。

三、夷夏之辨對和平的限定

從(cong) 漢儒到宋儒，在《春秋》傳(chuan) 注中對於(yu) 君臣大義(yi) 的維護，往往是與(yu) 夷夏之辨相關(guan) 聯的。在儒家學者尤其是理學家眼中，和平不能違背夷夏之辨的原則，這始終是一個(ge) 限定性的標準。譬如，成公二年魯及諸侯與(yu) 楚講和結盟，《春秋》的記載是：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yu) 蜀。

《春秋》“三傳(chuan) ”對此的解釋都很簡單，《公羊傳(chuan) 》對於(yu) 《經》稱“楚人”有一句簡短的評論：“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但隻是貶楚而未及諸侯。到胡安國這裏，情況卻有了很大不同。他以為(wei) ，孔子講“公及楚人”，就已明言是楚國主盟；而參與(yu) 者都是各國的國卿，為(wei) 何貶稱“人”呢?他說：

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以為(wei) 荊蠻。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yi) ，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cong) 而與(yu) 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yu) 夷也!乃是之從(cong) ，亦為(wei) 不善擇矣。經於(yu) 魯君盟會(hui) ，不信則諱公而不書(shu) ，不臣則諱公而不書(shu) ，棄中國從(cong) 夷狄則諱公而不書(shu) 。蜀之盟，棄晉從(cong) 楚，書(shu) 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cong) 同同，正始之義(yi) 也。從(cong) 荊楚而與(yu) 盟，既諱公於(yu) 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yu) 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13)

《春秋》以“荊蠻”黜楚，諸侯卻不從(cong) “中國”之晉而從(cong) 楚，所以是根本性的立場倒錯。晉此時國力不夠強盛其實不是問題的關(guan) 鍵，如果諸侯各自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yi) ”，同時又“堅事晉室”，維護晉的權威和“中國”的統一，就完全不用害怕楚，接下來自然也不會(hui) 有恥辱服從(cong) 的講和會(hui) 盟。

孟子當年批評陳相，闡明了“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yu) 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的根本原則。胡安國堅守這一原則，嚴(yan) 明夷夏之辨。他以為(wei) ，孔子作《春秋》，是深為(wei) 愛護魯國君主的，常常諱言魯公的不是，但這裏卻不避諱而直書(shu) ，正在於(yu) 要強化“正始之義(yi) ”，從(cong) 夷夏之辨出發來審視國君的行為(wei) ，也因之才有正義(yi) 可言。

所謂“諱公於(yu) 僖十九年齊之盟”，《春秋》的記載是：“冬，會(hui)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yu) 齊。”(14)可按《春秋》體(ti) 例和曆史事實，應當記為(wei) “冬，公會(hui)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yu) 齊”。然孔子深為(wei) “中國”屈從(cong) 於(yu) 夷狄感到痛心，故諱言僖公的與(yu) 盟而不書(shu) “公”。胡安國說：

楚人之得與(yu) 中國會(hui) 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yu) 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ju) ，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shu) “人”，於(yu) 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shu) “人”而不得與(yu) 中國盟會(hui) 者，以齊修霸業(ye) ，能製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於(yu) 楚，其後遂為(wei) 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複盟於(yu) 鹿上，至會(hui) 於(yu) 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yu) 是乎大張，列位於(yu) 陳、蔡之上而書(shu) 爵矣。聖人書(shu) 此，豈與(yu) 之乎?所以著蠻荊之強，傷(shang) 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hui) 之始也。(15)

楚本為(wei) 夷狄，但後來勢力漸次增長。《春秋》經文中，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記載“楚人伐鄭”，是第一次稱楚之國名。孔子雖不得不承認其勢力“浸強”，但仍隻稱“人”而以示貶斥。不過，胡安國雖然強調義(yi) 利之辨，卻並不否認“中國”霸業(ye) 的必要。正是因為(wei) 齊桓公之後“中國”無霸，才給了楚人以可乘之機，致使其勢力一步步地做大，聖人後來亦不能不稱述其爵位。這應看做是聖人在“傷(shang) 中國之衰”的情勢下的不得已的舉(ju) 動，而非意味對楚的認可。

孔子所以諱言僖公的與(yu) 盟，胡安國總結出了三條理由，即：一是為(wei) 了貶黜夷狄；二是厭惡諸侯的非正義(yi) ；三是謹慎告誡由夷狄主導的盟會(hui) 自此開始了。或許，在胡安國腦海中，孔子當年十分痛惜的中原諸侯衰落之象，與(yu) 他身臨(lin) 其境的兩(liang) 宋之際趙宋政權的軟弱屈辱，有著深度的重合。胡安國晚年生活在戰亂(luan) 的年代，他一家老小離開家園，流離遷徙，和平對他本應是十分渴望之事。然而，他自始譴責苟且換來的和平，提醒荊楚“會(hui) 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16)。以此告誡人們(men) 預防不測，期待中華兒(er) 女“同心擇義(yi) ”以製強敵。

四、義(yi) 利之辨的道德定向

講和會(hui) 盟正義(yi) 與(yu) 否，在“中國”與(yu) 夷狄之間是以夷夏之辨為(wei) 標準；而進入“中國”內(nei) 部，義(yi) 利之辨的原則更為(wei) 儒家學者尤其是理學家所強調。其實，從(cong) 前述胡寅對羊祜、陸抗交歡事件的批評亦可以看出，夷夏之辨說到底也是以義(yi) 利之辨為(wei) 基本導向的。

《春秋》隱公六年春的經文，隻有“鄭人來輸平”(17)一句，漢儒對此，隻是分辨史實，宋儒則是從(cong) 辨析史實出發，將重心放在了其行為(wei) 是否正義(yi) 的價(jia) 值評價(jia) 上。

程頤解釋說：

魯與(yu) 鄭修舊好，既而迫於(yu) 宋、衛，遂與(yu) 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yu) 人，為(wei) 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18)

在程頤，魯想與(yu) 鄭修好講和，卻又迫於(yu) 宋、衛壓力出兵伐鄭，故鄭人來絕交。盡管其中可能存在不得已的情由，但畢竟隱公身為(wei) 國君，應當保有比常人守信更高的道德約束，但最終卻是失信負約，故譴責其“可羞之甚也”。那麽(me) ，程頤的解經，貫注的是理學家強化信義(yi) 操守和“格君心之非”的對君主德行的要求。

胡安國自謂其學承自程頤，借“鄭人來輸平”一句而大大發揮。其稱：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wei) 納成於(yu) 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dang) 也。公之未立，與(yu) 鄭人戰於(yu) 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於(yu) 宿；四年，遇於(yu) 清；其秋，會(hui) 師伐鄭，即宋、魯為(wei) 黨(dang) ，與(yu) 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

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wei) 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hui) 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yi) 爾，苟為(wei) 以利，使為(wei) 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wei)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wei) 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yu) 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19)

胡安國解“輸平”為(wei) 納成講和。在通常情況下，如果國與(yu) 國之間派人講和，意味著解怨釋仇而不再興(xing) 兵作戰，對此和平到來便應當給予肯定。但是，“解怨釋仇”雖是善舉(ju) ，卻不適用於(yu) 鄭國派人來魯國講和這件事。因為(wei) 鄭、魯講和的動機不純，雙方完全是出於(yu) 各自利益的需要：鄭的目的在拉攏魯而離間魯、宋；而魯則趁機攫取了城池，各自為(wei) 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勾結。這樣的講和，根本背離了“諸侯修睦以蕃王室”的天下國家大義(yi) ，故須嚴(yan) 加斥責。

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yu) ，如果此風蔓延，諸侯、大夫、士人都不主正義(yi) 而追逐利益，小至家庭，大至天下國家，一切以對己是否有利為(wei) 出發動機，最終將會(hui) 釀成上下交征利而篡弑奪攘的惡果。所以，孔子特別稱“輸平”，正是要彰明有國有家者一定要站在正義(yi) 不謀利的立場之上，以便從(cong) 根本上杜絕亡國敗家慘禍的發生(20)。

胡安國動機優(you) 先的價(jia) 值評價(jia) 標準，後來得到不喜讀《春秋》的朱熹的肯定(21)，從(cong) 胡安國到朱熹，始終是將正義(yi) 不謀利的原則放在了最優(you) 先的位置的。正是因為(wei) 如此，當夷夏之辨的標準與(yu) 義(yi) 利之辨相交集時，義(yi) 利之辨的優(you) 先性便凸顯了出來。因為(wei) “中國”之可貴，根本點還是在對正義(yi) 的堅守。

宣公十年，《春秋》經文是“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三傳(chuan) ”隻有《左傳(chuan) 》簡略地提到“鄭及楚平”與(yu) 諸夏伐鄭的事件。胡安國評論說：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cong) 於(yu) 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zheng) 之，是謂五十歩笑百歩，庸何愈於(yu) 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22)

本來，應當責備鄭與(yu) 楚講和，但在這裏，孔子的矛頭卻是指向晉等諸侯，而寬恕了鄭。因為(wei) 鄭與(yu) 楚講和實屬無奈，國家弱小，無力抵抗，隻能委屈求和；而晉作為(wei) 中原大國，不能以德安撫使鄭回歸，而是以武力去討伐，其作為(wei) 與(yu) 楚國的貪利並無二致。而且，楚本由夷狄進至諸侯，貪婪乃其本性，故不值得過多譴責；相較而言，晉的伐鄭戰爭(zheng) 完全是逐利而背離義(yi) ，才是最大的罪過。

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是在為(wei) 宋高宗講習(xi) 《春秋》經義(yi) 的基礎上寫(xie) 成的，半個(ge) 世紀後，陸九淵在太學講《春秋》，同樣是堅守義(yi) 利之辨的原則。他對於(yu) 追逐私利而違背禮義(yi) 的晉等諸夏的行為(wei) ，進行了更嚴(yan) 厲的譴責：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zheng) 鄭，為(wei) 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yu) 鄭之從(cong) 晉，而不與(yu) 鄭之從(cong) 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wei) 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yi) 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cong) 於(yu) 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庇鄭，致其從(cong) 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yu) 爭(zheng) 鄭，是所謂禮義(yi) 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shu) 人以貶，聖人於(yu) 是絕晉望矣。(23)

晉楚爭(zheng) 鄭，聖人一直的期待，是晉能護鄭，而不願看到鄭屈從(cong) 於(yu) 楚，道理就在晉為(wei) 中國而楚乃夷狄。陸九淵對鄭國因其國力不濟而無奈順從(cong) 於(yu) 楚，與(yu) 胡安國同樣是從(cong) 曆史發展大勢的層麵給予了理解。但對於(yu) 晉國，由於(yu) 不願承擔起維護禮義(yi) 和支撐華夏的職責，而是意圖通過戰爭(zheng) 去攫取利益，擴大地盤，所以聖人要堅決(jue) 貶斥。

在這裏，“鄭及楚平”的結果是和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的結果也是和平。這兩(liang) 個(ge) 和平的性質有別：“鄭及楚平”是鄭的屈辱講和；“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則是“中國”諸侯在取得了城池後的止戰。但無論是哪一個(ge) ，都不是陸九淵心中所想。一方麵，他自然不會(hui) 鼓吹戰爭(zheng) ，他對諸侯“汲汲於(yu) 爭(zheng) 鄭”的不義(yi) 戰爭(zheng) 表示了根本的反對，認為(wei) 其罪不可勝誅。但另一方麵也同樣重要，他實際希望的，是以晉為(wei) 首的諸侯能夠“告之天王，聲罪致討”，即通過正義(yi) 戰爭(zheng) 去維護君臣大義(yi) 和“中國”的禮義(yi) ，而不是屈辱講和或搶奪城池後的休戰。概言之，在理學家心中，熱愛和平並不意味就否定戰爭(zheng) ，正義(yi) 的原則在這裏起著最後的決(jue) 定作用。

如今，曆史已進入到21世紀，和平發展成為(wei) 時代的主題，但也應知道，和平是珍貴的，維護和平卻是有代價(jia) 的。中國進入近代社會(hui) ，是由“鴉片戰爭(zheng) ”的“戰爭(zheng) ”來銘記的。當時的中國，由於(yu) 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也得到了暫時的和平，但這樣屈辱投降的和平絕非正直的中國人所歡迎。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和平，離不開保家衛國的戰爭(zheng) 。今天的“中國麵臨(lin) 複雜多樣的傳(chuan) 統和非傳(chuan) 統安全挑戰，受到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yi) 等威脅。推進國防現代化是中國合理的國家安全需求，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必要保障”(24)。為(wei) 了打擊海盜行為(wei) ，中國多年來向亞(ya) 丁灣、索馬裏海域派遣海軍(jun) 護航編隊，承擔了維護和平的國際義(yi) 務。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大閱兵中，中國維和部隊作為(wei) 最後一支徒步方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受到全世界矚目。不應忘記，他們(men) 中有多人在維和事業(ye) 中犧牲。所以，沒有流血和犧牲，也就沒有和平。

注釋：
 
①宋儒陸九淵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雲：《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又雲：《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繆，尤甚於諸經也。”(見《語錄上》，《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05頁)按他所說，孔子本來無意於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隻是為了“存理”才不得不需要借助它。可是漢儒隻留意那些具體的“行事”而忘掉了孔子借寓於其中之理，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春秋》早亡了。相較於六經中的其他典籍，《春秋》文字隻是在陳述曆史事跡，沒有直接敘述什麽道理，如果學者把注意力都放在字麵意義的“行事”上，其錯謬就大了。
 
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4頁。
 
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1944頁。
 
④胡安國：《春秋傳》，王麗梅校點，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126頁。其中標點有改動。
 
⑤這裏也存在文本的問題。《公羊傳》與《左傳》對史實的敘述有別，而且不是以雙方坦誠相待的盟誓告終。《公羊傳》開篇講“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結尾卻又說“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既讚賞兩國大夫帶來了和平，又批評二者私下講和的違禮僭越，且既褒又貶，體例也不統一。後來儒者的評價則各有所取。
 
⑥⑦⑧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6頁。
 
⑨⑩胡安國：《春秋傳》，王麗梅校點，第228頁。
 
(11)胡寅：《讀史管見》，劉依平校點，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213-214頁。
 
(1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41頁。
 
(13)(15)(16)胡安國：《春秋傳》，王麗梅校點，第241，145-146，121頁。
 
(14)《春秋》此段文字，由於並沒有獨立流傳下來的《春秋》經文，在最早的傳注文本《春秋》“三傳”中，《左傳》《穀梁傳》與胡安國本同，然《公羊傳》的記載，在“會”字前則有“公”字。
 
(17)《春秋·隱公六年》經文，自“三傳”以來，有“鄭人來渝平”(《左傳》)與“鄭人來輸平”(《公羊傳》《穀梁傳》)兩種表達，這裏取後者。
 
(18)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95頁。
 
(19)胡安國：《春秋傳》，王麗梅校點，第29頁。
 
(20)此處所引程頤和胡安國的經文注解及對此的分析，筆者在《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2期《“渝平”與“輸平”》中已有討論。
 
(21)譬如朱熹雲：“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見《朱子語類》，第2960頁。
 
(22)胡安國：《春秋傳》，王麗梅校點，第218頁。
 
(23)陸九淵：《陸九淵集》，第281頁。
 
(24)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09-06，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www.sci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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