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視野

作者：李長春

來源：《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醜(chou)

          耶穌2019年12月18日

“啟示與(yu) 理性”編者按：2012年10月，《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開設“啟示與(yu) 理性”欄目，邀請張誌揚教授主持。該欄目每年三期，根據主題分為(wei) “中西方古典學”與(yu) “現代西方哲學”兩(liang) 大專(zhuan) 題。2019年第1期“中學專(zhuan) 題”，“啟示與(yu) 理性”欄目邀請中山大學哲學係李長春副教授組稿並撰寫(xie) 了導語。感謝作者授權本公號推送。

2019年第1期“啟示與(yu) 理性”欄目目錄

李長春（中山大學）：《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視野》

黃   銘（重慶大學）：《略論董仲舒春秋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以“遠近內(nei) 外”為(wei) 中心》

穀繼明（同濟大學）：《張惠言<易>學與(yu) 晚清今文學》

馬永康（中山大學）：《顯微鏡、望遠鏡與(yu) 康有為(wei) 的悟道》

中國古典學的主體(ti) 無疑應該是“經學”。

經學之“經”，既是“經典”之“經”（典冊(ce) ），亦是“經常”之“經”（常道）。作為(wei) “典冊(ce) ”的“經”，是各種古典學術類型、知識類型和思想類型展開的基礎；作為(wei) “常道”的“經”，則構成了吾人精神生命的基本樣式，它不斷地展開為(wei) 吾人精神世界的曆史圖景。“史”之原意，本為(wei) 對於(yu) 典冊(ce) 的掌管和使用。因而古典史學，自其誕生之日，即與(yu) 典冊(ce) （經）密不可分。既為(wei) 對於(yu) 典冊(ce) （經）的掌管，則其用意不惟在保存記載於(yu) 典冊(ce) （經）中的史事，更應在守護貫穿於(yu) 史事之中的常道（“天道”）；既為(wei) 對於(yu) 典冊(ce) 的使用，則其功能不惟在為(wei) 政治活動的得失成敗提供借鑒，更應在昭示內(nei) 在於(yu) 人事之中並且借助於(yu) 人事不斷展開的天道。即此可見，在古典文明的整體(ti) 之中，在經史之學的共同起源之處，“經”近“體(ti) ”而“史”似“用”。

實齋以為(wei) 六經皆史，皆先王政典，後世多有誤解。依實齋之意，六經記載三代以上先王政教，就其為(wei) 先王政教之“實跡”而言，它當然是“史”；然而，三代以上政教合一之“史”乃是人類生活的理想狀態，就其高於(yu) 此後一切曆史並為(wei) 此後一切曆史垂範而言，它更是“經”。史遷嚐言：“夫學者載藉極博，猶考信於(yu) 六藝”。[1]可見古人不是依據學者之載藉（史）來判定六藝（經）是否可靠，而是以六藝（經）來裁定學者之載藉（史）是否可“信”。六藝體(ti) 係的形成，乃是孔子“信而好古”的產(chan) 物。故晚周秦漢之間，天下言六藝者，皆須“折衷於(yu) 夫子”。於(yu) 此可見，作為(wei) 古學的經史，它可不可“信”，並非實證學術意義(yi) 上的客觀與(yu) 否，而是天道性命意義(yi) 上真實與(yu) 否。

中國古學，源自六藝（經），人人皆知；晚周諸子，所習(xi) 多為(wei) 六藝（經），則知之者少矣；[2]秦漢一統，學術亦趨於(yu) 一統，諸子之學或匯入經學，或流入古史（如《左傳(chuan) 》、《史記》），於(yu) 此則言之者眾(zhong) 而措意者少。綜合以上三點，大概可以看到，中國古學之基本脈絡乃是：六藝（經）——諸子——經學/古史。六藝（經）不等於(yu) 經學，六藝（經）是源頭，經學是結果[3]；經學不是由六藝（經）直接衍生出來，中間經曆了諸子這一重要階段；經學也不是六藝（經）唯一的結果，經傳(chuan) 注疏係統形成的過程，也伴隨著古典史學係統的建立。換言之，無論是諸子、經學還是古典史學，都是六藝（經）這棵樹上開出的花、結出的果。古典學術中，經、子、史同本同源，事理相通，脈絡相聯，本就是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

學者時常感歎，現代大學在中國的興(xing) 起，分科治學格局在中國的確立，則使得經學在現代學術中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然而，在現代學術中無立足之地的豈止是經學？現代史學要通過重述民族曆史而構建民族國家，而古典史學隻能講述“一家一姓”的王朝曆史；現代史學要通過描述普通民眾(zhong) 的生活而推進自由解放，而古典史學卻始終著眼於(yu) 帝王將相的是非成敗；現代史學要通過大膽假設和小心取證來獲得“科學”的“曆史知識”，而古典史學卻隻能提供逐層累積的想象和傳(chuan) 說。至於(yu) “天人之際”、“古今之變”雖為(wei) 古典史學鍥而不舍地追問，卻完全不屬於(yu) “現代知識”的範圍。於(yu) 是，古典史學便徹底地淪為(wei) “古代史料”，提供給“科學的方法”批判和整理。

諸子的境遇似乎要好些，因其具有說理的性質與(yu) 形式，在現代學術中被理所當然地等同於(yu) “哲學”。但是，就諸子全體(ti) 而言，並非都具有說理的特征；具有說理特征的子書(shu) ，又不一定都符合現代學術的論證形式。若以是否具有嚴(yan) 格的論證來衡定，則對諸子的“哲學”品質可能會(hui) 做出與(yu) 古人截然相反的高下區分。以此標準，墨勝於(yu) 孔，惠高於(yu) 莊……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日益“嚴(yan) 格”和“科學”的哲學“規範”中，諸子的遭遇並不比古典史學更為(wei) 幸運。

現代學術處境下，要真切了解中華古典文明，深入理解這一文明的最高理想，就必須回到孔子六藝（經），回到六藝（經）所代表的精神源頭。要真正回到這一源頭，就必須借助於(yu) 一個(ge) 整全的古典視域。如何重建古典視域？首先當然是重建經學。重建經學迫在眉睫，這已是學界共識。然而，古史、諸子是否需要重建？如果需要，又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又應當以何種恰當的方式推進？這些，都是建設中國的古典學無法回避的問題。

 注釋：

[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2年11月版，第2121頁。

[2]《莊子》之《天下篇》即以諸子皆出六藝；清人章學誠、近人馬一浮，皆有類似看法。

[3]張誌揚老師曾區分“元典”、“經典”、“經學”：“‘先王政教典章’即是‘元典’，經孔子編修之後旨在‘綱維天下’、‘取法乎上’，於(yu) 是編修的‘先王政教典章’之‘元典’就成了‘經典’。但，待到秦漢及其後人把孔子編修宗旨：‘犯上作亂(luan) 以致禮崩樂(le) 壞’之‘尊先王’，解讀成‘法今王’之‘綱維天下’，於(yu) 是‘經典’解讀成‘經學’。”（張誌揚：《開端·元典·經學》，載《海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這一區分無疑極富洞見。本文旨在勾勒古典學術的總體(ti) 圖景，故隻強調六藝與(yu) 經學的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