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從(cong) 人文思想的基本觀點、人文思想的根據、人文思想的基本方法取向、人文思想的基本線索與(yu) 結構等四大方麵,對比和梳理馬一浮與(yu) 唐君毅二氏的人文思想,從(cong) 而揭示出兩(liang) 者的人文思想具有互補性與(yu) 相承性,唐君毅以「感通」為(wei) 線索的人文思想,是馬一浮以「寂感」為(wei) 結構的六藝論的深化與(yu) 引申。因此,唐、馬二氏可以構成現代新儒學中的「···
《行狀》所載“為(wei) 可恨耳”方為(wei) 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實際,“此心光明”是緒山編寫(xie) 《年譜》的杜撰。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內(nei) 容上存在差異。
先秦社會(hui) 器以藏禮,漆器如同青銅禮器一樣是時人表達禮差的物化載體(ti) 。飲食器具、舞樂(le) 器具、弓矢、冕冠與(yu) 車輿等髹漆器物內(nei) 化了通鬼神、禳災異、別尊卑、昭名分、辨等威等禮儀(yi) 內(nei) 涵,蘊含著尊卑性、通神性、權威性、等級性等禮意特性。因此,以吉禮為(wei) 中心研究漆器藏禮現象對重新探討先秦禮樂(le) 社會(hui) 具有重要意義(yi) 。
春秋後期,治、教二分,並分頭演化:孔子構建文教,各國競爭(zheng) 造就官僚製國家。漢立國之後,儒家士人曾致力於(yu) 推動兩(liang) 者之合一,但在當時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下,接連遭遇挫折。文翁作為(wei) 接受過五經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憑借其誌於(yu) 道的精神擔當和政治主動性、創造性,繞開阻力較大的中央,在相對僻遠的蜀郡進行地方製度創新,興(xing) 辦公立···
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荀?這是儒學複興(xing) 的一個(ge) 重大課題。孟荀思想本身具有複雜性乃至矛盾性;並且它們(men) 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hui) 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
宋代禮製的變化與(yu) 理學的興(xing) 起、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祀高禖這一禮儀(yi) 活動自古以來需要男女共同參與(yu) ,而宋代高禖禮中出現的男女分祭現象,使皇後不再能出宮門行禮。綜觀其他的趙宋皇家禮典和禮製,出現的諸多變化,很明顯受宋代禮治格局的影響,表現出重內(nei) 外之別、強調閨門之禮的特點。
在元倫(lun) 理學中,特別是在道德本體(ti) 論問題上,存在著道德實在論與(yu) 反實在論之爭(zheng) 前。實在論者承認(1)道德命題有真假,而且至少其中有些是真的;(2)其真假取決(jue) 於(yu) 客觀存在的道德事實或道德性質。反實在論者都否認(2),有的還否認(1),而對(1)的否定又可采取兩(liang) 種形式,要麽(me) 根本否認有道德命題存在,要麽(me) 承認有道德命題存在,但否認···
作為(wei) 當下學界的研究熱點,學者對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呈方興(xing) 未艾之勢。基於(yu) 回應和解決(jue) 荀子人性論這一理論問題,首先對關(guan) 於(yu) 荀子人性論所提出的五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性惡論、性趨惡論、性危說、性樸論和性惡心善說,進行綜合考量與(yu) 探討。在此基礎之上,結合出土文獻郭店簡《性自命出》中的“心”“性”範疇,以老莊道家和孟子思想作為(wei) 重要參照···
《新論》談“用”有兩(liang) 層涵義(yi) ,一為(wei) 生化流行或翕辟妙用,一為(wei) 物質世界。他施設物質世界之目的乃是使科學知識有“安足處所”。為(wei) 了使西方科學知識在儒學體(ti) 係內(nei) 獲得積極性的存在,在《明宗》篇,熊先生又以“二智圓融”闡釋了量智之於(yu) 性智的必要性。
依據宇宙本體(ti) 論層麵的生成關(guan) 係,邵康節首先就“太極”(“道”)之“一”與(yu) 萬(wan) 物之“多”間的對應關(guan) 係作了相應說明。基於(yu) 一多對應由本然向應然的“致用”,邵康節不僅(jin) 在形式上確立了儒家“聖人之道”對於(yu) 天下萬(wan) 民的普遍範導意義(yi) ,還從(cong) 實質內(nei) 涵方麵闡發了“聖人之道”自身的普適性意蘊。
孟子的超越觀念並非“內(nei) 在超越”,而是繼承了孔子“外在超越”的神聖之“天”。這根源於(yu) 孟子的問題意識,即對人民水深火熱處境的關(guan) 懷所引出的對政治權力的批判,由此導出“規訓權力”的根本宗旨。而這在邏輯上必須滿足以下三個(ge) 條件:第一是規訓者的確立,他必須具有對於(yu) 權力的價(jia) 值優(you) 越性,於(yu) 是孟子樹立了擁有“天爵”的“天吏”即“王者師”形象。
祭祀先聖孔子的禮儀(yi) 行為(wei) ,貫穿於(yu) 朱熹生活之中,但這種禮儀(yi) 行為(wei) 所產(chan) 生的經驗,及其對於(yu) 朱熹的影響,卻很少受到學者的注意。透過朱熹對於(yu) 祭祀的理解可以發現,他很堅定地相信在禮儀(yi) 過程中能夠實現與(yu) 祭祀對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過程中與(yu) “先聖”的感通,對於(yu) 朱熹有著特別的精神意義(yi) ,因為(wei) 在朱熹的信念中,先聖與(yu) 自家的修身成聖密切關(guan) ···
孟子與(yu) 荀子對王道與(yu) 霸道持不同立場,學界經常將二者互為(wei) 對比。既有的共識通常認為(wei) ,與(yu) 堅決(jue) 反對霸道的孟子不同,荀子多少有些容忍霸道,有妥協的傾(qing) 向。甚至有學者認為(wei) 荀子認可了霸道的道德性。那麽(me) ,荀子是否是對現實妥協的思想家?事實上,雖然與(yu) 孟子不同,荀子對霸道采取了積極的態度,但他隻是在分析非儒家或者甚至可以說是反儒家的···
成人與(yu) 成己、成物密切相關(guan) ,學者或持成己包含成人成物說,或持成物包含成己成人說。但基於(yu) 荀子成人概念的辨析,應當是成人包含成己成物說。成人,是指成為(wei) 一個(ge) 全人。全人既要成己也要成物。成己指向的是“內(nei) 自定”,突出的是自我身心的德性成就。成物指向的是“外應物”,突出的是類意義(yi) 上的整全發展。成人不是與(yu) 成己相對的概念,成己與(yu) 成···
事實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間秩序既不來源於(yu) 現實時間線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於(yu) 抽象邏輯鏈條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過對三代以來“宇宙論”秩序模式的翻轉而來。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個(ge) “塗人”都可以從(cong) 天地之間獲得接近“聖人”的資格,繼而通過自身實踐活動獲得人世間差等秩序架構中的具體(ti) 位置,並最終成就“王道”政治。
荀子所處時代,乃是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中國思想開始了“精神突破”,並以此為(wei) “軸心時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從(cong) 以帝王為(wei) 中介的“宇宙論帝國秩序”向以聖賢為(wei) 擔綱者的“精神秩序”的結構性轉變。在具體(ti) 秩序內(nei) 容上,這一轉變意味著從(cong) “治出於(yu) 一”(“治”“教”的渾淪未分)到“治出於(yu) 二”(“治”與(yu) “教”的分化)。
“感通”是一種介於(yu) 感性與(yu) 理性之間的認識能力,感通所成之“象”在超出感覺經驗的同時又不走向概念。由於(yu) 西方傳(chuan) 統形而上學是在感性與(yu) 理性二元區分的框架下展開的,因此,以“感通成象”為(wei) 認識論根基的中國古代哲理從(cong) 根本上溢出了西方傳(chuan) 統哲學的視野。
學界往往重視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而忽略了熊十力與(yu) 唐君毅的觀點。事實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擴”說與(yu) 唐君毅的“良知虛通”說,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共同構成了現代新儒學思潮中的一條思想線索。
在清代理學史上,陸隴其地位甚高。然而,如果我們(men) 結合曆史背景,難免會(hui) 發生若幹疑問:陸隴其究竟是理學名臣,還是儒學異端?他如何看待清初的夷夏之辨?如何看待商品潮流萌芽背景中的義(yi) 利之辯?如何處理民間的自發暴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men) 思索、探討。作為(wei) 一個(ge) 個(ge) 案,我們(men) 或許可以窺見儒學在特定的曆史時代發展自身的努力與(yu) 掙紮。
《周禮》對“史官”及其下屬“史”職人員職責的係統安排,為(wei) 探討先秦史學提供了不可忽略的參考資料。本文認為(wei) ,《周禮》中的這些“史官”及其“史”職人員,他們(men) 日常的書(shu) 寫(xie) 事務,不是一種以編撰史書(shu) 為(wei) 目的的曆史書(shu) 寫(xie) ,他們(men) 的職責是以所掌、所書(shu) 來參與(yu) 和服務當時的王國行政。大量“史”職人員在《周禮》中的設置,反映了戰國時期官僚製興(xing) 起後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