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董學為(wei) 代表的漢代天命政治學是一個(ge) 先構建了天學體(ti) 係,再將人世政治納入進去的理論,這與(yu) 孔孟直接從(cong) 人性要求出發的政治思想是矛盾的。董學舍棄孔孟的思維方式,繼承孔孟的價(jia) 值主張,用天人同構之理將人性納於(yu) 天道,用神化孔子、以孔子學說為(wei) 代天立言的方法將孔孟之道納入天人框架中,事實上是用天學體(ti) 係整合了孔孟學說,形成天命政治···
熊十力《讀經示要》融貫中西,平章漢宋,傳(chuan) 承傳(chuan) 統經學,以經學為(wei) 學術基礎,返本開新,重建儒家道統、學統、治統,建構新儒家哲學體(ti) 係,直接影響其後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動當代新儒學達到高峰。在道統方麵,他以《六經》為(wei) 本源,《四書(shu) 》《孝經》為(wei) 衍流,以闡發經典常道為(wei) 主,重建道統。在學統方麵,他認為(wei) 義(yi) 理、···
朱子在不同的場合,對《春秋》的說法頗有出入。其或視《春秋》為(wei) 史學,認為(wei) 讀《春秋》“隻如看史樣看”,亦否認《春秋》有義(yi) 理、書(shu) 法、條例。但朱子同時又無法否認《春秋》作為(wei) 五經之一的事實,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於(yu) 萬(wan) 世”,在這一經學的意義(yi) 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認《春秋》有義(yi) 理、書(shu) 法與(yu) 條例。在經學維度上看《春秋》,朱子···
構建現代平民儒學,弄清楚“接著講”和“接著做”的內(nei) 在關(guan) 係,這是儒家在新時代的使命。“大一統”是儒學傳(chuan) 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平民儒學的“接著講”,就是重新詮釋“大一統”,優(you) 化製度設計,消除權力運作與(yu) 百姓日用之間的隔閡,構建社會(hui) 共同體(ti) 。現代平民儒學的“接著做”,就是確立現代平民的主體(ti) 性,繼承和弘揚“為(wei) 政以德”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激揚家···
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綜合先秦諸子百家之學,繼承和發展先秦儒學,創立漢初新儒學,實現了儒學的第一次綜合創新,並使儒學成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居於(yu) 國家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思想,同時也開啟了宋明新儒學之先河,對儒學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北宋五子關(guan) 於(yu) 意的相關(guan) 探討表明,意在理學中正逐漸成為(wei) 獨立的概念。他們(men) 普遍認為(wei) ,意具有意見、私意、意念、意欲等義(yi) ,是天人、物我之間的隔礙。然而,正因為(wei) 意居於(yu) 天人、物我之間,是貫通天人、物我的結穴,其自私、遮蔽、阻礙的意涵又必然隨之消解,潛在地構成意論在體(ti) 用方麵的兩(liang) 重特質。意作為(wei) 天人、物我之間的隔礙為(wei) 表象,而溝通天···
熊十力致力於(yu) 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量論(知識論)。這是一種在融貫古今基礎之上的創造性工作,需要通過自己對宇宙和人生的深切考察和反思加以綜合。熊十力在其有生之年沒有能夠完成他的量論規劃。為(wei) 了續補他的知識論,需要了解他的已有成果和問題意識,需要吸收現代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新成果。這是一項任重道遠的艱巨工作。
在心學史上,陸象山、王陽明、黃宗羲等人都曾對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論提出批評,認為(wei) 其有“義(yi) 外”之嫌。牟宗三延續了這一看法,他從(cong) 康德哲學的視角,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論是將道德法則置於(yu) 主體(ti) 之外,從(cong) 而是一種他律道德。陸王心學家特別是牟宗三對朱子格物致知理論存在誤解。實際上,在朱子那裏,格物致知就是克服氣稟、物欲的影響,從(cong) 而···
從(cong) 漢至清的中國則是“經治時代”的中國,亦即“經治中國”。“經治中國”實行“依經治國”。“依經治國”是由董仲舒開創的一個(ge) 法理命題,同時也是從(cong) 漢至清兩(liang) 千年間中國固有法理學的主題。
先秦時期的哲學最高範疇具有多樣性,“道”並非一開始就是道家哲學的最高範疇,它在與(yu) “一”“太”“太一”“恒先”“大恒”等多樣稱謂的競爭(zheng) 中逐漸勝出。至戰國末年,作為(wei) 最高範疇的“道”最終統攝了其他稱謂,為(wei) 知識界普遍接受。《老子》對最高範疇的稱謂、其他諸子文獻的論說,以及相關(guan) 出土文獻能夠說明這一思想發展的過程。先秦各家學派對最高範···
為(wei) 了評估孔子及其所開創的儒家文教在文明史上的地位與(yu) 價(jia) 值,我們(men) 訴諸“軸心時代突破”這一曆史哲學概念所敞開的比較視野。相對於(yu) 以啟示宗教為(wei) 標誌的希伯來精神,儒家思想運動毋寧是一種自然之教,與(yu) 同樣強調自然理性的蘇格拉底的德性之教相比,孔子把仁德置於(yu) 智德之上,凸顯了原儒學說感通人倫(lun) 的超越精神。由仁即禮的突破和孔子對古代聖···
梁漱溟從(cong) 儒家思想視角“翻轉”西方的世界曆史敘事,給出了世界曆史從(cong) 西方進展到中國的方向,以給出中國文明的世界曆史意義(yi) 。他不是從(cong) 黑格爾式的自由理念出發,而是將世界曆史展開視為(wei) “天下歸仁”的實現。這一套世界曆史敘事建基於(yu) 中、西、印三種不同人生態度、三種基本問題與(yu) 三大文明類型之相應結合的基礎上。
陳傅良借助《孟子》經義(yi) 的詮釋,寄寓了其以孔子之道一學術明教化正人心成聖王的政治理想,並形成了以義(yi) 理解經,說理透徹,勸誡帝王等詮釋特點,具有言事功而不廢性理,重外王而不失內(nei) 聖,經世致用、兼容並包的學術特質。
以“誠意”為(wei) 中心來考察,以意念真誠的達成途徑、自欺的發生機製等論題為(wei) 核心,可以揭示朱子晚年修改《大學》“誠意章”注的哲學史意義(yi)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對朱子“誠意”問題的回應,其“致良知”是對該問題的最終解決(jue) 。
同感(empathy)是當代道德心理學和道德哲學中比較熱門的一個(ge) 話題。作為(wei) 人類道德生活中的一種現象,同感當然古已有之。但對同感現象的哲學討論,則相對不那麽(me) 古老。根據從(cong) 哲學角度研究同感現象最重要的學者斯洛特的觀點,西方哲學中的同感概念最早出現於(yu) 英國哲學家休謨(1711-1766)的著作中,那是在十八世紀。斯洛特承認這個(ge) 概念在中···
江南經過魏晉南北朝開發,逐漸成為(wei) 中國大陸的經濟中心。經濟的繁榮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這是江南儒學生長的基礎。南宋又回到了南朝,立國江南,政治和經濟中心再度重合,北宋士大夫政治催生的理學,經過自然浸潤與(yu) 慶元黨(dang) 禁的刺激,張大為(wei) 道學,既根植於(yu) 地域,也為(wei) 朝廷所崇奉,帶來了儒學前所未有的複興(xing) 。盡管經曆了江山鼎革,江南的···
漢武帝建元五年春,始置五經博士[1],元朔五年夏六月,詔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xiang) 黨(dang) 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wei) 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2]。從(cong) 此,以博士學官製度確立了漢代經學的傳(chuan) 授與(yu) 官僚的選拔,此可參考王國維先生所撰《漢魏博士考》、《漢魏博士題名考》[3]二文。值得關(guan) 注的是:博士之職雖為(wei) 教授五經,課試弟子以補充官僚···
1933年“良知是個(ge) 假設,還是個(ge) 呈現?”的公案,經1981年“要康德,還是要黑格爾?”的公案,最後演化為(wei) 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義(yi) ,還是反理性主義(yi) ?”的公案。這樁三重公案,對理解牟宗三哲學“先驗論”與(yu) “經驗論”的交融有重要意義(yi) 。一方麵,牟宗三同黑格爾一樣“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線,“呈現”了良知,讓國家成為(wei) 文化物和神聖作品,從(cong) 而超越···
在不違背韋伯理論研究目標的基礎上,聚焦於(yu) 他關(guan) 於(yu) 中國宗教的論述,對比楊慶堃從(cong) 製度性宗教/彌漫性宗教對中國宗教的分析,來重新思考韋伯用正統/異端劃分中國宗教的理據和意義(yi) 所在,或可為(wei) 探討中國宗教對於(yu)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以及中國的政治組織結構提供了何種動力支持和形塑力量提供有益的理論借鑒。
董仲舒的名言“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慣常被誤解,以為(wei) 它是對於(yu) 社會(hui) 全體(ti) 成員的一條普遍的道德要求;其實,它隻是特別針對政治權力與(yu) 政治精英而言的一條特定的政治倫(lun) 理。“義(yi) ”與(yu) “利”的對立乃是基於(yu) 兩(liang) 種主體(ti) 的對置,即“君”與(yu) “民”或“官”與(yu) “民”的對置,意味著:民眾(zhong) 謀利乃是天然權利,權力謀利則是不義(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