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在議論之餘(yu) ,往往引《詩》以明之。《孝經》所引《詩》,與(yu) 《毛詩》相比,文字相同者有七處,與(yu) 三家詩相同者有三處。
盡管荀子提出性惡論,與(yu) 儒家正統思想似乎格格不入,他的基本理念其實還是維持儒家的傳(chuan) 統,堅信道的變化有常,聖王有獨特的道德認知能力,以及價(jia) 值規範有獨立存在的客觀性。荀子的「偽(wei) 」可以看作是建構,但是他所強調的建構是實際的禮製王法,不是價(jia) 值規範的內(nei) 涵。本文的結論是荀子提出聖王對禮製王法的建構不等於(yu) 他接受建構論。建構論···
王陽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學。大人就是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之人。這個(ge) 大人無論在本體(ti) 論、認識論還是道德論上都有其高明之處:在本體(ti) 論上,此萬(wan) 物一體(ti) 之大人超越了唯物唯心之局限,真正體(ti) 現了天人合一之境界;在認識論上,也解決(jue) 了唯心唯物認識論上的難題;在道德論上,其道德更加源始和完整。
儒家政治哲學中的“道義(yi) ”與(yu) 希臘哲學家所說的“正義(yi) ”有著相同的意義(yi) 。道義(yi) 觀念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到了春秋時期,道義(yi) 成為(wei) 人們(men) 共同關(guan) 注的主題。先秦儒家在承襲春秋時期人們(men) 的道義(yi) 觀念的基礎上,對道義(yi) 問題做了係統的理論闡釋。
在《莊子解》中,為(wei) 將莊子思想轉換為(wei) 儒家的君子之道,船山構設了“渾天”這一與(yu) 儒家和莊子思想皆具親(qin) 緣性的終極視域。以“渾天”為(wei) 莊儒思想之共同的宗本,船山首先使二者在形而上的層麵上達成了視域融合,以致把莊子歸入了儒門。進一步,船山又以“渾天”涵攝莊子之“天”以及被莊子否棄的人倫(lun) 物理,從(cong) 而在兼括天人的“渾天”視域下,賦予了莊子···
雖然“隱聖同凡”的“退讬”策略消解了“學知”與(yu) “生知”之間的張力,卻有割裂聖人之言與(yu) 行、為(wei) 人與(yu) 為(wei) 己的危險。因此,“聖道無隱”的“親(qin) 證”原則在其他一些學者那裏又被重新確立起來。但“聖道無隱”也蘊涵著一個(ge) 內(nei) 在難題,即“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踰矩”是否“恰好”意味著孔子生命境界的“至極”?
《荀子·強國篇》對“子發立功辭賞”一事做出批評,本文由此出發討論對美德批評的合理性。本文首先重構了批評子發辭賞的論證,指出其中包含的道義(yi) 論、後果論成份。隨後,本文討論可普遍性論證與(yu) 後果論證的具體(ti) 議項,指出其不相應性。最後則著重分析基於(yu) 可普遍性論證對美德的批評,認為(wei) 這種批評對美德而言是一種不合理的要求。
明代士大夫能夠認可商人、商業(ye) 的社會(hui) 功用,肯定經商治生滿足家計的合理需求與(yu) 資國通貨的正當價(jia) 值。還有士大夫從(cong) “盡心”視角出發,著眼於(yu) 商人在裨益社會(hui) 人生方麵發揮的積極作用,主張四民“異業(ye) 同道”,闡發“義(yi) 利相通”理念。他們(men) 以是否踐行社會(hui) “公義(yi) ”作為(wei) 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為(wei) 看重其理財經世才能。
張惠言認為(wei) 《周易》乃為(wei) 周初改製之書(shu) ,《易》中所涉及卦爻辭,為(wei) 殷周之際王朝更迭以及周初製禮作樂(le) 之史跡。《虞氏易禮》中強調“受命”與(yu) “改製”,反映了今文經學的傾(qing) 向,同樣也體(ti) 現其特殊的經學歸旨。他論易象則多用虞氏,其論易禮則兼取鄭氏,貫通《易》《禮》大義(yi) ,吸取“公羊學”的“文質”思想,顯示出對《春秋》微言大義(yi) 的重視。張惠言···
朱熹對《太極圖說》的闡釋可稱為(wei) 反漢唐古訓的理學闡釋路徑,黃宗羲的闡釋可稱為(wei) 反朱學的心學闡釋路徑,伊藤仁齋的闡釋可稱為(wei) 複古反宋學的樸學闡釋路徑。
本文探究在所謂“人工道德主體(ti) ”身上植入儒家倫(lun) 理準則的功能性。本文援引儒家經典《論語》,思考哪些倫(lun) 理規則可被納入機器人道德。本文也將對比康德型、功利主義(yi) 型、儒家型這三類人工道德主體(ti) ,考察它們(men) 各自的優(you) 劣之處。本文認為(wei) ,盡管機器人並不具備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如孟子所捍衛的“四端”,但我們(men) 能夠借由儒家所強調的那種道德準則···
朱熹對以呂祖謙為(wei) 代表的浙學持負麵的評價(jia) ,以為(wei) 浙學不“高”則“卑”,均不能於(yu) 中間“親(qin) 切合理會(hui) 處”有恰當的體(ti) 貼。但相較於(yu) 陸學之“高”,朱熹對呂學之“卑”給予了更多的批評。
《釋統》和《後正統論》集中反映了方孝孺的正統思想。《後正統論》作於(yu) 宋濂點撥之後,被認為(wei) 是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更成熟之作,應該給予重點分析。但是,他的《釋統》也同樣不能忽視。盡管史家的學說在帝王的絕對意誌麵前作用不大,但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意義(yi) 以及在史學史上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在於(yu) 他的思想超越了具體(ti) 的時代和既成的曆史···
自清季春秋公羊學複興(xing) 以來,中華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學者代不乏人。西方也出現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學者、著作,以及《春秋繁露》的譯本。西方哲學百科全書(shu) 中對董仲舒的介紹也逐漸豐(feng) 富。通過比較可知,東(dong) 西方學術界的董學研究具有不同的特點:西方更加重視學術本身的價(jia) 值;東(dong) 方更加重視思想的闡發,更易受到社會(hui) 現實的影響。為(wei) 更好地開展···
在“內(nei) 在超越說”已經被問題化的前提下,借鑒“批判哲學”的思路,充分挖掘並發揮“內(nei) 在超越說”的文化批判潛能,是這一學說打破單一的宗教性/精神性理解模式,實現哲學重構的可能路徑。儒學“內(nei) 在超越說”是一個(ge) 文化“混血”的哲學命題,這標示著包括儒學在內(nei) 的中國古典哲學/倫(lun) 理學的當代詮釋已成為(wei) 一項“跨文化”的事業(ye) 。
陽明的“良知”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主體(ti) 的先驗性、內(nei) 在性、普遍性以及道德情感等方麵紹述孟子。他的“良知”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孟子“良知”概念的超越與(yu) 轉化,這主要表現為(wei) 他將“良知”提升為(wei) 宇宙精神本體(ti) 、賦予“良知”道德反思的特質、通過“氣”與(yu) “良知”的感通作用實現萬(wan) 物一體(ti) 、展開“良知”無善無惡的超理性維度等四個(ge) 方麵。陽明的“致···
邏輯經驗主義(yi) 對傳(chuan) 統的形而上學予以擯棄。馮(feng) 友蘭(lan) 接受之,但卻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形而上學體(ti) 係。
朱子一生講學不輟,其門人弟子夥(huo) 矣。有關(guan) 朱子門人之研究,自明代至今,層出不窮,海內(nei) 外多達十餘(yu) 種。諸書(shu) 雖篇幅不齊,各有側(ce) 重,而於(yu) 朱子門人行實之研究,均有貢獻。然朱門人數既多,又遍布南北,且無名逸士亦不為(wei) 少,以致諸書(shu) 魯魚錯訛充斥,誤傳(chuan) 濫收叢(cong) 生。玆不揣淺陋,略舉(ju) 三十例,以為(wei) 辨正。
關(guan) 於(yu) 《周禮》成書(shu) 有多種說法,從(cong) 周公作《周禮》到《周禮》成於(yu) 西漢,前後竟長達千餘(yu) 年。綜合梳理分析前人研究,結合《國語》《孔子家語》中的有關(guan) 材料,“周公作《周禮》”的可能性極大,特別孔子言其為(wei) 古製,尤其不可輕忽。《周禮》的價(jia) 值體(ti) 現在文獻、製度等方麵,更體(ti) 現在它具有的思想意義(yi) 上,《周禮》的確是研究西周文明的重要橋梁。
兩(liang) 宋理學家的文藝思想相對於(yu) 傳(chuan) 統文人而言具有自身的共性特征,同時又具有內(nei) 部的分野與(yu) 嬗變。其文藝本體(ti) 觀集中地表現在對文道關(guan) 係的認識上,雖大致顯示為(wei) 由重道輕文到融匯為(wei) 一的演變趨勢,其內(nei) 在過程卻複雜得多。而這種演變背後的思想支撐,則是南宋以來理學家多將文藝活動納入格物窮理與(yu) 心性修養(yang) 的道學體(ti) 係,表現出對理學先輩“作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