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業(ye) ”觀　

作者：常文相（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來源：《西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8年0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廿二日癸巳

          耶穌2019年4月26日

關(guan) 鍵詞：明代/士大夫/商人-商業(ye) 觀/帝製農(nong) 商社會(hui)

內(nei) 容提要：明代士大夫能夠認可商人、商業(ye) 的社會(hui) 功用，肯定經商治生滿足家計的合理需求與(yu) 資國通貨的正當價(jia) 值。還有士大夫從(cong) “盡心”視角出發，著眼於(yu) 商人在裨益社會(hui) 人生方麵發揮的積極作用，主張四民“異業(ye) 同道”，闡發“義(yi) 利相通”理念。他們(men) 以是否踐行社會(hui) “公義(yi) ”作為(wei) 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為(wei) 看重其理財經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鑒於(yu) 商品經濟過度膨脹導致的不良後果，對棄農(nong) 趨末、競財嗜利等不良世風亦提出嚴(yan) 厲批評。總的來說，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業(ye) ”觀表達出他們(men) 試圖協調農(nong) 商混合經濟使之與(yu) 帝製體(ti) 係相適共生、互洽並榮的思想傾(qing) 向，這種態度也是合乎中國帝製農(nong) 商社會(hui) 常態發展邏輯的體(ti) 現。

關(guan) 鍵詞：明代/士大夫/商人-商業(ye) 觀/帝製農(nong) 商社會(hui)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明清商人傳(chuan) 記資料整理與(yu) 研究”(14ZDB035)。

[明清史研究]主持人：陳寶良

主持人語：明代正處於(yu) 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近代社會(hui) 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一方麵，明代仍是以農(nong) 業(ye) 立國的小農(nong) 社會(hui) ，士農(nong) 工商，商居四民之末，等級井然；另一方麵，隨著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城市化的興(xing) 起，明代開始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近代社會(hui) 轉型。這一轉型態勢，體(ti) 現在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各個(ge) 層麵。其中商人並其他平民傳(chuan) 記的廣泛出現，以及“棄儒就賈”或“棄賈就儒”之風的形成，乃至最後匯聚成社會(hui) 史層麵“士商互動”的潮流，無不構成一幅社會(hui) 轉型與(yu) 文化變遷的宏偉(wei) 圖景。就此而論，本期所收兩(liang) 篇論文，常文相所撰之文，重新梳理了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業(ye) ”觀，旨在從(cong) 其有關(guan) 商人、商業(ye) 的價(jia) 值理念及取向的變與(yu) 未變中，嚐試分析內(nei) 裏透射出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曆史變遷含義(yi) 。朱紹祖所撰之文，以在地方誌中新發現的史料馬理《欽賜表閭王義(yi) 士行實記》和皇甫沖《王義(yi) 士傳(chuan) 》為(wei) 切入點，並結合明清民國方誌傳(chuan) 記的各種文本做一微觀具案考察，分析不同傳(chuan) 記文本的生成，考察王海的歸屬問題與(yu) 書(shu) 寫(xie) 話語內(nei) 涵，以及王海傳(chuan) 記寫(xie) 作者的創作動機，進而對商人傳(chuan) 記的書(shu) 寫(xie) 差異提出了諸多有益的思考。

明中葉以來，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及商業(ye) 關(guan) 係的廣泛蔓延給商人活動提供了廣闊空間，自然也帶動社會(hui) 對商人、商業(ye) 的傳(chuan) 統看法發生一些變化。①明代士大夫作為(wei) 社會(hui) 知識精英和管理人才，他們(men) 的“商人-商業(ye) ”觀不僅(jin) 集中反映出當時國家主流群體(ti) 的普遍期待，更在一定意義(yi) 上揭示了商人與(yu) 既有體(ti) 製的基本關(guan) 係，成為(wei) 考量前者角色地位的一項重要指標。以往研究多參照西方經驗，從(cong) 探尋傳(chuan) 統中國“現代”轉型視角出發，將商人、商業(ye) 視為(wei) 既有體(ti) 製的異質要素，賦予其引發社會(hui) 變革的曆史使命，而士大夫從(cong) 中表現的種種“重商”或“功利”觀念，則相應具備了突破舊時代的啟蒙內(nei) 涵。如吳慧認為(wei) ，明代“商業(ye) 思想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有深刻的變化”，重商思想日見昂揚且“符合於(yu) 崛起中的新型工商業(ye) 者的利益”[1]864，875。代訓鋒、王引蘭(lan) 亦表示，“明中後期，由於(yu) 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yi) 的萌芽，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功利主義(yi) 思潮”，該思潮或多或少衝(chong) 擊著儒家傳(chuan) 統，“反映了當時人們(men) 的思想觀念已經產(chan) 生了深刻的嬗變”[2]。在這種敘述模式下，明代士大夫對商人、商業(ye) 的接受認可程度大體(ti) 成了判斷他們(men) 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社會(hui) 體(ti) 係能否朝向資本主義(yi) 形態演化的屬性標識。總體(ti) 而言，此類研究不僅(jin) 相對缺少彼時士大夫關(guan) 於(yu) 商人、商業(ye) 態度理念的較全麵與(yu) 連貫論述，且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未能成功邁入“現代”的事實麵前，有的學者又轉而重申，這些帶有先進意味的新思想要麽(me) 受製於(yu) 專(zhuan) 製主義(yi) 威權，要麽(me) 存在著人文精神缺失，終究無法成熟壯大。[3-4]

還有一些相關(guan) 研究能夠注意到明清曆史發展有別於(yu) 西方的獨特性，力求立足於(yu) 中國自身探討其社會(hui) 結構與(yu) 觀念的演變曆程。如趙軼峰提出：“中國下層民眾(zhong) 的倫(lun) 理觀念體(ti) 係與(yu) 近代意義(yi) 上的商業(ye) 行為(wei) 之間並沒有任何嚴(yan) 重的障礙，而儒家思想與(yu) 商業(ye) 倫(lun) 理之間反而存在嚴(yan) 重的緊張。對於(yu) 下層民眾(zhong) 說來，卷入商業(ye) 活動隻是條件問題，而對於(yu) 嚴(yan) 肅的儒家人物則是自我變異的問題。”[5]陳寶良則主張，在晚明社會(hui) 變動背景下，“傳(chuan) 統的儒家倫(lun) 理與(yu) 商人精神之間產(chan) 生了很大的衝(chong) 突”，不過“儒家倫(lun) 理隻要得以創造性地轉化，完全可以適應中國這樣迥然不同於(yu) 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並由此走出一條獨特的近代化之路”[6]。此外，孫傑考察了明代的“本業(ye) ”觀，將其區分為(wei) 百姓、國家與(yu) 士大夫等不同層次予以說明，強調“前兩(liang) 者較多地沿襲了傳(chuan) 統觀念，後者則在明中後期發生明顯轉變”[7]。上述學者意見互有異同，這不僅(jin) 呈現出問題本身的足夠複雜，且展示了揚棄“現代”轉型視角，以中國曆史為(wei) 主體(ti) ，拓寬明清社會(hui) 變遷研究思路的可能。本文即重新梳理了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業(ye) ”觀，旨在從(cong) 其有關(guan) 商人、商業(ye) 的價(jia) 值理念及取向的變與(yu) 未變中，分析傳(chuan) 統社會(hui) 曆史變遷的涵義(yi) 。

一、對經商治生的價(jia) 值肯定

(一)認可商業(ye) 社會(hui) 功用

明代一些士大夫明確表達了對商人、商業(ye) 社會(hui) 價(jia) 值的肯定，較早如明中前期學者胡居仁稱：“農(nong) 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yu) 世。如農(nong) 之耕天下賴其養(yang) ，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8]卷5，古今第五，p63他聲明農(nong) 工商賈俱有益世用，比之“老釋”“俗儒”更為(wei) 社會(hui) 倚賴。嘉靖時人林希元又表示“通商惠工則財用足”[9]卷7，賀朱平川節判擢知高明縣序，p581，興(xing) 商利民實為(wei) 地方官職責所在。當時海瑞也說：“今之為(wei) 民者五，曰士、農(nong) 、工、商、軍(jun) 。士以明道，軍(jun) 以衛國，農(nong) 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yu) 天下。”[10]下編，雜記類·樂(le) 耕亭記，p488他認為(wei) 眾(zhong) 民各有其功，惟身不履職任事的遊惰之輩才為(wei) 君子不齒。時人張瀚同樣提出，“四方之貨，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善為(wei) 國者，令有無相濟，農(nong) 末適均”[11]卷4，百工紀，p77-78。萬(wan) 曆初，《崇邑蔡侯去思亭記》寫(xie) 道：“世日降而民日眾(zhong) ，風日開而用日繁，必有無相通，而民用有所資，匪商能坐致乎……廛法不兼行，使商悅而願藏其市，此恤商之道可見矣。”[12]卷6，官師誌·名宦，p750由此可見，商貿流通對於(yu) 社會(hui) 民生的重要性既已與(yu) 日俱增，因而蔡知縣主張商民無分，一體(ti) 同恤。由上述意見可知，從(cong) 發展和實用眼光看，工商本同農(nong) 業(ye) 相資互濟，自有其不可或缺的社會(hui) 職能，關(guan) 鍵在政府善加操持引導；商人盡管居末，然仍該受到平等對待，況以足國裕民的實際效益論，他們(men) 的貢獻反在俗儒陋士之上。

明中葉以來，儒學世俗化趨勢日漸明顯，而商品經濟關(guan) 係的擴散，又推進社會(hui) 層級弱化及流動性的增強。在此背景下，有學者開始從(cong) “盡心”視角出發看待四民職業(ye) 並經商治生問題，使商人事業(ye) 展現出更為(wei) 合理的存在意義(yi) 。“心學”大儒王守仁就講：“古者四民異業(ye) 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nong) 以具養(yang) ，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ye) 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yu) 有益於(yu) 生人之道，則一而已。”[13]卷25，外集七·節庵方公墓表，p941如其所言，士農(nong) 工商雖表麵習(xi) 業(ye) 不同，但終究能被裨益“生人之道”的要義(yi) 統合；四民分工起自個(ge) 人材力不同，無妨於(yu) 盡心行道，各業(ye) 殊途同歸，原無本質差別。他還強調，正因人心不古，好利失義(yi) ，遂致世間浸染歆士榮宦之風，其人名為(wei) 士宦，然浮辭惑眾(zhong) ，較農(nong) 工商賈之所從(cong) 事，不逮遠甚。

王守仁以盡心濟世為(wei) 則，不按職業(ye) 區別人之高下，他這種四民“異業(ye) 同道”的觀念在當世即贏得共鳴。嘉靖初，李夢陽於(yu) 所撰王文顯墓誌銘中記述其訓示子侄：“商與(yu) 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14]卷46，明故王文顯墓誌銘，p420王文顯早年棄儒就賈，此經曆或說明其本身便與(yu) 士階層關(guan) 係較近，而他不但由商肇家，且能站在士商相通互識高度理解義(yi) 利之辨，仍屬難得。士商“異術同心”雖是出自李夢陽的轉述，不過其本人應不反對，隻是他也許更看重隻有在“利以義(yi) 製”的規範下，身處“財貨之場”的商賈才可修成“高明之行”。

另外，王門後學也不乏有人就此發論。如王畿曰：“古者四民異業(ye) 而同道，士以誦書(shu) 博習(xi) ，農(nong) 以立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而道在其中。”[15]卷7，書(shu) 太平九龍會(hui) 籍，p172鄒守益又謂：“自公卿至於(yu) 農(nong) 工商賈，異業(ye) 而同學……世恒訾商為(wei) 利，將公卿盡義(yi) 耶?苟誌於(yu) 義(yi) ，何往而非舜?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蹠?”[16]卷15，示諸生九條，p728言之侃侃，由是亦見這一思想影響深遠。

(二)承認治生之需

除了在“盡心”的形上層麵給商人正名外，出於(yu) 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考慮，“治生”可否被當成從(cong) 學問道必要前提的話題也常常引起明代士人們(men) 的討論，而經商作為(wei) 維持生計的一個(ge) 現實有效方式則在這場爭(zheng) 辯中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如明末清初學者陳確講學問之道：“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謂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內(nei) 事，仰事俯育，決(jue) 不可責之他人……確嚐以讀書(shu) 治生為(wei) 對，謂二者真學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於(yu) 讀書(shu) 。”[17]文集卷5，學者以治生為(wei) 本論，p158他清楚闡明學者以誌學為(wei) 本、治生為(wei) 先的觀點，重申讀書(shu) 治生本相統一，弗能為(wei) 此或偏執一方都不可謂之真學，且學者治生非欲苟求榮名，自顧私利，要在體(ti) 道達用，由此進至修齊治平。

陳確在此還提及應如何恰當把握元儒許衡的“治生”之說，表示體(ti) 其言者或不能領會(hui) 真意。許衡號魯齋，他對治生的見解引發了後世學人廣泛論辯。詬病者如王夫之斥其巧賊而“竊附君子”，“日狎於(yu) 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為(wei) 之聵，目為(wei) 之熒，心為(wei) 之奔，氣為(wei) 之蕩”[18]卷14，哀帝，p372。這種指責是針對儒士過分殖產(chan) 、專(zhuan) 意興(xing) 利立論的。另外，王守仁曰：“但言學者治生上盡有工夫，則可；若以治生為(wei) 首務，使學者汲汲營利，斷不可也……果能於(yu) 此處調停得心體(ti) 無累，雖終日做買(mai) 賣，不害其為(wei) 聖為(wei) 賢。”[19]237可見，治生在學問之內(nei) ，亦是問學求道之一工夫，王守仁並非全然抵製士人治生，而是要求他們(men) 不該將之當作首務。與(yu) 此類似，同時人呂楠被問及“商可為(wei) 否”時亦雲(yun) ：“商亦無害。但學者不當自為(wei) 之……不然，父母、妻子之養(yang) 何所取給!”[20]卷27，禮部北所語第三十五，p277

事實上，許衡的初衷原為(wei) 講明士子首先在生活上須有一定經濟來源保證，然後才可更好進學修養(yang) ：“為(wei) 學者治生最為(wei) 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yu) 為(wei) 學之道有所妨……士子多以務農(nong) 為(wei) 生，商賈雖為(wei) 逐末，亦有可為(wei) 者，果處之不失義(yi) 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21]卷13，附錄後，p327-328他提倡儒者治生乃為(wei) 滿足基本生活所需，並非力主黷貨蓄財，旁求嗜利，此中抉擇關(guan) 鍵仍在“處之不失義(yi) 理”。在這層涵義(yi) 上，治生和治學間互有容通，二者不完全構成對立關(guan) 係。即如嘉靖時人薛應旂表示，許衡本意在“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於(yu) 欲也”[22]卷9，治生錄序，p319。又高拱不以治生為(wei) 非：“非義(yi) 無為(wei) 也，非力無食也……無貪心也，是為(wei) 治生之道，非貨殖求富之謂也。”[23]1166-1167時人方弘靜說：“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為(wei) 先，陽明非之，以為(wei) 大誤人，餘(yu) 謂陽明誤矣。聖人未嚐教人不治生也……因天因地，量入為(wei) 出，有國有家者，未有能廢者也。”[24]卷7，子評三，p213駱問禮亦以許衡之言為(wei) “真切平允議論”，指出“若一概以顏淵屢空、子貢貨殖為(wei) 勸誡，則終身窒礙，無以自存”[25]卷56，續羊棗集九·治生，p665。明末學者劉宗周也持相近看法：“許魯齋嚐雲(yun) ‘為(wei) 學以治生為(wei) 本’，此言出，甚為(wei) 世所譏議。後人當善會(hui) 其意，知非教人謀利也。”[26]卷下，p246其學生張履祥同樣道：“貧士無田，不仕無祿，複欲諱言治生，以為(wei) 謀道是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能治生則能無求於(yu) 人，無求於(yu) 人則廉恥可立，禮義(yi) 可行。”[27]卷39，備忘一，p1043隻要運持有方，治生既無礙求學，不廢禮義(yi) ，又能使學者保持獨立之品格誌向。

這樣看來，後人糾結於(yu) 治生先後之分，難免將許衡言辭做過度詮釋，不過無論怎樣解讀，明中期後士大夫們(men) 對經商治生亦是安身立命之業(ye) 的認知已漸趨達成共識。海瑞即稱“學以養(yang) 生為(wei) 本”更貼近人生社會(hui) 實際，然“借口養(yang) 生為(wei) 富積計則謬”，且“商賈傭(yong) 工，場圃夫腳，嗣往興(xing) 來，莫非王道”[10]下編，書(shu) 牘類·複歐陽柏庵掌科，p442-443。萬(wan) 曆時人李光縉兼顧“世風”“世業(ye) ”，認為(wei) 賈業(ye) 通於(yu) 世務，益於(yu) 世道：“天下無清士，則世風壞。天下無賈人，則世業(ye) 衰。兩(liang) 者並存於(yu) 天地間……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28]卷17，處士旋銳吳長公暨配氏墓誌銘，p840同時人鍾惺更由《史記·貨殖列傳(chuan) 》悟出貨殖“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乃“從(cong) 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與(yu) 治身治國“不分作二事”[29]卷23，貨殖，p419。馮(feng) 應京也著眼於(yu) 治生，認同商賈百工的阜國濟民之效：“士農(nong) 工商，各執一業(ye) ，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阜財通商，所以稅國餉而利民用，行商坐賈，治生之道最重也。”[30]卷2，歲令二·授時，p596

而治家上同治國，從(cong) 當時一些家訓格言裏，也可體(ti) 察到士人對商賈職業(ye) 所持態度。如何倫(lun) 言：“男子要以治生為(wei) 急，於(yu) 農(nong) 商工賈之間，務執一業(ye) 。”[31]卷2，p33許相卿道：“農(nong) 桑本務，商賈末業(ye) ，書(shu) 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32]5張永明又雲(yun) 士農(nong) 工商“皆人生之本業(ye) ，苟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33]卷5，家訓·力本業(ye) ，p383。再龐尚鵬說：“士農(nong) 工商，各居一藝……量力勉圖，各審所尚，皆存乎其人耳。”[34]端好尚，p10姚舜牧也講：“第一品格是讀書(shu) ，第一本等是務農(nong) ，外此為(wei) 工為(wei) 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誌，終身可免於(yu) 禍患。”[35]5李光縉為(wei) 族譜作序亦謂：“他人譜諱言貧，餘(yu) 不諱言貧；亦恥言賈，餘(yu) 不恥言賈……人世起家，自讀書(shu) 下，用貧求富，而仁義(yi) 附，誠莫如賈。”[28]卷6，〈儒林李氏族譜〉序，p233自是觀之，這些士人雖大致仍把讀書(shu) 習(xi) 儒當成人生努力的方向，但同時又都強調個(ge) 體(ti) 於(yu) 世間生活中自食其力、持產(chan) 固誌的重要性，進而以通融豁達的擇業(ye) 觀念認可經商治生惠及公私的必要價(jia) 值。作為(wei) 明代士商關(guan) 係變化的表現，這一看法也日益得到社會(hui) 肯定。

二、基於(yu) 義(yi) 利之辨對士商關(guan) 係的評價(jia)

(一)闡發義(yi) 利相通理念

明代士大夫圍繞經商治生的議論其實均從(cong) 不同側(ce) 麵重申了義(yi) 在利先、利不害義(yi) 的理念，他們(men) 在以義(yi) 統合利、以義(yi) 約束利的共識下，彼此對士商關(guan) 係的看法並無嚴(yan) 重分歧。如弘、正時人康海褒譽商人張通“性憚厚利，而僅(jin) 取足”，其人自言：“苟可以給日用，則生道所關(guan) ，如是而已，夫何以厚為(wei) 哉?”[36]卷37，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公墓誌銘，p415除此服賈營生意在知足致用外，還有一些士大夫主張，在以盡心行義(yi) 作為(wei) 理想人生修養(yang) 與(yu) 追求的原初目標麵前，士商地位關(guan) 係本是相對平等的；商人不僅(jin) 可以和士人一樣擁有踐行仁心義(yi) 舉(ju) 的道德自覺，且他們(men) 為(wei) 之付出的種種努力也應得到實至名歸的評價(jia) 。正、嘉時人韓邦奇對此便有深刻闡發：“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於(yu) 形跡。生民之業(ye) ，無問崇卑，無必清濁，皆在義(yi) 利之間耳……利義(yi) 之別，亦心而已矣。”他強調義(yi) 利之間不以外在誦習(xi) 為(wei) 學或貨殖為(wei) 賈做實質分別，二者不拘形跡，取決(jue) 本心；商人知義(yi) ，遂可緣利取義(yi) ，士人好利，即能因利壞義(yi) ，由茲(zi) 一念生發，達於(yu) 世用，則高下自判。其所記西河子趙瓘正是以貢生入賈途，明敏闊略，起家不貲，墓表最後歎曰：“漢司馬遷氏作《史記》述《貨殖》，詳子貢事而深崇之，是非喻於(yu) 利也，存魯之業(ye) 在是矣。使西河子得郡邑而治之廉，魯之業(ye) 豈多讓哉?”[37]卷7，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p447此就求義(yi) 之心觀之，士商無論何所去從(cong) ，自有功業(ye) 顯見。不寧唯是，萬(wan) 曆時人顧憲成在《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裏又確切表達了義(yi) 利相離不如相合的識見：“以義(yi) 詘利，以利詘義(yi) ，離而相傾(qing) ，抗為(wei) 兩(liang) 敵。以義(yi) 主利，以利佐義(yi) ，合而相成，通為(wei) 一脈。”[38]卷17，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p196在其筆下，墓主持家孝悌勤儉(jian) ，居鄉(xiang) 秉公行善，可謂同以道義(yi) 自命的士人並無二致。複如明末清初學者唐甄，嚐業(ye) 牙市中，當有人以“近利”勸其“舍此而更圖為(wei) 生之計”時，他即予回應：“呂尚賣飯於(yu) 孟津，唐甄為(wei) 牙於(yu) 吳市，其義(yi) 一也。”[39]上篇下，食難，p87-88唐甄並未徘徊於(yu) 義(yi) 利是非之前無所適從(cong) ，而是在雙方事理互通的更深層麵化解內(nei) 心緊張。與(yu) 同時代一些士人一樣，他還解釋，經商雖身非得已，但也是力求人格獨立的謀生之徑：“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我之以賈為(wei) 生者，人以為(wei) 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39]上篇下，養(yang) 重，p91體(ti) 味斯言，或可感受到其已從(cong) 商賈職業(ye) 的正當性中獲得些許釋然。

此外，這一義(yi) 利和合會(hui) 同的觀念在清代康熙末年北京仙城會(hui) 館創建碑記中尚有更加詳盡透徹的闡釋。其中雲(yun) ：“人知利之為(wei) 利，而不知義(yi) 之為(wei) 利；人知利其利，而不知利自有義(yi) ，而義(yi) 未嚐不利……惟有斯館，則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則義(yi) 洽……是為(wei) 利而利得也，以是為(wei) 義(yi) ，而義(yi) 得也。夫是之謂以義(yi) 為(wei) 利，而更無不利也……而義(yi) 於(yu) 是乎無涯，而利於(yu) 是乎無涯。”[40]創建黃皮胡同仙城會(hui) 館記，p16同鄉(xiang) 商人各自營利，是為(wei) 謀利，而洽同會(hui) 一，是為(wei) 篤義(yi) 。講求利中有義(yi) ，以義(yi) 為(wei) 利，進而由義(yi) 取利，利義(yi) 相彰，這也反映了明清以來商業(ye) 倫(lun) 理發展態勢中的積極麵相。

(二)“公義(yi) ”維度下商人道德事功評判

在重義(yi) 輕利、緣義(yi) 取利、義(yi) 利通合等理念逐漸成為(wei) 明代士商共同價(jia) 值取向的文化語境下，商人若明於(yu) 義(yi) 利之辨，修身慕學，樂(le) 善樹德，那麽(me) 他們(men) 所呈現的精神素養(yang) 和舉(ju) 止表現一定程度上儼(yan) 然可同士人等量齊觀。如萬(wan) 曆時人江文選以賈興(xing) 家，“慎言行，敦樸儉(jian) ，廣施予”，且“無事閉戶，坐問書(shu) 史”，故方承訓譽其“未習(xi) 儒經術，講理道，而生平恂恂，若儒者氣度”[41]卷33，江處士傳(chuan) ，p221。同樣，繆昌期也力讚舍儒就賈的程事心施濟鄉(xiang) 族，勸勵風俗：“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數輩為(wei) 鄉(xiang) 三老……鍥薄訛偽(wei) 之習(xi) ，其亦可以少衰止也。”[42]卷4，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p459期待之高，似一般士人已難企及。

當然，明代士大夫中也時聞針對商賈的批判之聲。李夢陽就曾講賈術奸巧深惡，殘心戕物，“故不務仁義(yi) 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非衛欲喜生之道也”[14]卷59，賈論，p538。此外，張瀚極稱商賈與(yu) 時俯仰，低昂材貨，但他表示這實是“智能之小也”，且明言“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11]卷4，商賈紀，p80對世人挾詐逞智、馳騖奔競之態給予揭露批判。而比照上文兩(liang) 人就四民職業(ye) 所論，此處前後意見似有衝(chong) 突。同樣，明清之際學者王夫之又雲(yun) ：“民之生也，莫重於(yu) 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yu) 農(nong) 。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遊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18]卷14，孝武帝，p380他雖指出商侵農(nong) 利的弊端，不過還是能從(cong) 另一側(ce) 麵肯認富商大賈“通有無”“司國命”為(wei) 提供社會(hui) 救濟的作用[43]。可見，前述諸人對商賈的評價(jia) 多少存在反差，這是討論明代士商關(guan) 係時需要注意的情況，同時也揭示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不難看出，他們(men) 無論認同還是批評，其實都是有條件的，即商人能否在增益國用、改善民生乃至充實社會(hui) 正氣的“公義(yi) ”事業(ye) 上發揮出積極作用。

這樣，明代士大夫將傳(chuan) 統儒學義(yi) 利之辨做基本價(jia) 值評判標準，觀照當時國家借助商業(ye) 通財鬻貨所獲實效，及眾(zhong) 多士民以之治養(yang) 身家的現實境況，由此權衡利弊得失，考量商人群體(ti) 的道德與(yu) 事功。如萬(wan) 曆時人許國認為(wei) ：“自古倜儻(tang) 閎偉(wei) 之士，往往寄跡煙塵闤闠間”，此中“積箸平準與(yu) 均天下國家，其智一也”，即便為(wei) 商，亦可“內(nei) 之起家立名，外之輔義(yi) 濟物”[44]卷2，一源程翁七十壽序，p367。李光縉則強調賈道鬥捷權變，“大用之富其國，小用之饒其家”，是“賈中有賢人”[28]卷3，寓西兄伯壽敘，p120，並提倡把聚富之能與(yu) 仁義(yi) 之行貫通起來，“有陶朱、倚頓之能，而又有鄒魯曾史之行，斯足多也”[28]卷16，大邑賓例授訓導芹山江公暨配懿肅洪孺人墓誌銘，p806。又明末清初人王猷定表示商賈無負國家，饒裕者“聚貧困之黎民，給其衣食，轉粟流輸，以應上之所求”，他們(men) 周乏賑匱，釋財資世，以故“國之仰賴於(yu) 商，其重如此”[45]卷6，壽武城方君六十序，p529。

再就士商關(guan) 係言，嘉靖時人龐尚鵬認為(wei) 四民有教無類，工商之子亦能上達至賢，“非工商不可以為(wei) 士，亦教與(yu) 不教，學與(yu) 不學之異耳”[46]卷2，比例建學養(yang) 育人才以勵風教疏，p138-139。換個(ge) 角度看，萬(wan) 曆時人趙南星又提出，士人原以天下國家為(wei) 己任，然若沉湎利欲，徇私忘公，“不以天下國家為(wei) 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而如“人人以天下國家為(wei) 己任，則天下治矣”[47]卷10，賀李汝立應鄉(xiang) 舉(ju) 序，p265。如此一來，讀書(shu) 人若認定仕途庸碌難以實現自己經世抱負，亦確有毅然放棄舉(ju) 業(ye) 轉而入商者。如明末武城方君“見朝廷多事，士大夫之拘守文藝者，居官以私奉養(yang) ”，於(yu) 是“發憤廢書(shu) ，去而為(wei) 賈……欲得當以報國”[45]卷6，壽武城方君六十序，p528。以至入清後，更有士人慮及社會(hui) 環境的變遷，湧生出“士賤於(yu) 商”或“士亡既久”的喟歎。歸莊曾以“今之世，士之賤也甚”，勸勉商人嚴(yan) 舜工“宜專(zhuan) 力於(yu) 商，而戒子弟勿為(wei) 士”[48]卷6，傳(chuan) 硯齋記，p360。徐芳也指出今天下士人唯利是求，早已名存實亡，商人則“饒給萬(wan) 物而不言功，疏瀹四方之積滯而不見德”，足謂“商固未嚐非利也，而商之利則固未悖於(yu) 義(yi) 者也”[49]卷1，三民論下，p30。

以上表明，以社會(hui) “公義(yi) ”為(wei) 衡量尺度，明代士大夫越發重視商人的品格情操及其裨益民生世用的切實貢獻。他們(men) 多有人主張，士農(nong) 工商俱為(wei) 本業(ye) ，好修勉行皆可稱賢，由此商人的道德事功不僅(jin) 可同士人比肩，甚至個(ge) 別佼佼者的某些表現比一般士人更為(wei) 卓異出色。

(三)對商人理財經世才能的讚許

在一些士大夫眼中，從(cong) 治國理財、經世致用的現實成效講，個(ge) 別商人的智識才能非但不遜士人，反而因職業(ye) 關(guan) 係更易發揮所長。如嘉、萬(wan) 時人張四維在《送秦州三守鳳原裴君理儲(chu) 姑臧序》裏寫(xie) 到，邊地錢穀出納，任責最難，然正因鳳原裴君來自鹽商世家，“習(xi) 於(yu) 其事而後善於(yu) 其職”，不僅(jin) “實塞阜國，通財豐(feng) 利”，且可“使以賦政臨(lin) 民”。他一並希望其能以克弘先業(ye) 之心，化家於(yu) 國：“今奉天子之職，以專(zhuan) 國計一方，則亦念國家所以設是職而委任焉……以心於(yu) 國，則公家之利，將萬(wan) 億(yi) 不貲。”[50]卷23，送秦州三守鳳原裴君理儲(chu) 姑藏序，p647前文提到的景南倪公，顧憲成於(yu) 其墓誌開篇亦雲(yun) ：“富而好禮，可與(yu) 褆躬，富而好行其德，可與(yu) 澤物，顧人之用之何如耳……國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於(yu) 會(hui) 計，即不然而一鄉(xiang) 有若人，可備一鄉(xiang) 緩急，一方有若人，可備一方緩急。”[38]卷17，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p193

同樣，萬(wan) 曆時人吳士奇在其作商人序狀內(nei) 以欽佩口吻讚曰：“餘(yu) 每笑儒者齷齪，不善治生，一旦握符，莫知縱橫。習(xi) 儒而旁通於(yu) 賈，異日為(wei) 政，計然、桑孔之籌，豈顧問哉?”[51]卷6，藝文誌上·從(cong) 父黃穀公六十序，p354其中，光祿公吳時佐輸財於(yu) 國，吳彥先濟困於(yu) 鄉(xiang) ，他由是聯係時政，強調商賈精擅籌算，人才難得，並申明理財官員須通積著之理，善度支之務：“今天下之需財尤甚，弘羊、卜式之世，範蠡由國而家，光祿其移家為(wei) 國，庶幾以不利為(wei) 利乎?”[51]卷6，藝文誌上·光祿兄六十序，p356“今天下方窘於(yu) 度支，使得勝算於(yu) 彥先其人者，握籌量出入，何至公私皆困?”[51]卷6，藝文誌下·明處士彥先吳公行狀，p390再時人王守璽行賈至江陰平寧沙，墾辟興(xing) 殖，擇田授民，複請命官府，編立裏甲，馴暴安良，當地遂成樂(le) 壤。繆昌期對此期許：“天下盛言屯利莫舉(ju) 行者……使得君數十輩，散處塞下，何憂軍(jun) 寔哉……卒以益國賦，佐緩急，縣令倚之如左右手。”[42]卷5，仰峰王君傳(chuan) ，p473王猷定也述及鹿穀崔君轉貿四方，審知貴賤，度量出入，可稱當世豪傑：“桑弘羊一賈人子耳……當漢疲耗之後而經營灌輸，置平準於(yu) 京師。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國之賦，而供度支不乏。使天下誠得君才一二輩用之，何宏羊、劉晏之足雲(yun) ?”[45]卷3，送鹿穀崔君歸晉序，p501除以智識幹才為(wei) 國所需外，甚有士大夫指出，在士商間可達成共通一致價(jia) 值觀念前提下，成功商賈已然擁厚資取素封，此時若榮膺一命，顯獲一職，必能為(wei) 國盡忠效力。張四維即直言“仕賈無異道，顧人之擇術何如耳。”他勉勵入貲受職的鹽商展玉泉說：“賈求利者也，苟弗以利毀行，則如展氏世其業(ye) ，人益多之。仕利人者也，而於(yu) 此興(xing) 販心焉，市道又豈遠哉……如推世守滄鹺之心以從(cong) 政焉，必不苟矣。”[50]卷23，送展玉泉序，p653-654周東(dong) 原產(chan) 殖業(ye) 豐(feng) ，且於(yu) 地方頗具影響，其得任驛丞後，張四維又贈言：“今之仕者，或以名從(cong) ，或以利赴……周君非以祿仕而甘此職，濟以恭勤，將且任繁劇，曆郡邑以大溥厥施，而不廢君臣之義(yi) 者，此其發軔矣。”[50]卷23，賀周東(dong) 原序，p652-653由此可見，明代巨商富民憑依資財德行，他們(men) 在國家政治和社會(hui) 生活中的角色地位正受到士大夫愈來愈多的關(guan) 注，士商關(guan) 係越加密切，雙方融合趨勢亦見明顯。

三、重視“農(nong) 本”及對奔競求利世風的戒防

(一)重視“農(nong) 本”以均平賦役

從(cong) 以上論述可知，明代士大夫大體(ti) 認可商業(ye) 通財裕國的價(jia) 值功用，且能夠在踐行社會(hui) “公義(yi) ”的景深下正視商人的道德事功。不過畢竟商人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其廣泛流動又給政府管理帶來不便，甚至導致人心浮躁與(yu) 奢俗滋蔓，故而本於(yu) 確保生產(chan) 、穩固秩序及實施教化考慮，彼時士大夫依然注重農(nong) 業(ye) 在國家經濟中的基礎和首要地位。這樣，適當調節農(nong) 商兩(liang) 業(ye) 關(guan) 係，防止商業(ye) 過分膨脹侵奪農(nong) 利並警惕社會(hui) 競財邀利之風的肆行，亦是題中應有之義(yi) 。

明前期理財能臣周忱嚐言，治民之道在“禁惰遊以一其誌，勸耕稼以敦其業(ye) ”，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52]卷22，王周二公疏·與(yu) 行在戶部諸公書(shu) ，p173。然伴隨商品經濟發展，農(nong) 商矛盾不時顯現。正、嘉時人林希元即雲(yun) ：“今天下之民，農(nong) 桑失業(ye) ……從(cong) 事於(yu) 商賈技藝，遊手遊食者十而五六，農(nong) 民蓋無幾也。”[9]卷2，王政附言疏，p458何良俊也表示“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時黎庶樂(le) 農(nong) ，家給人足，近來卻稅增役重，民皆徙業(ye)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nong) 而改業(ye) 為(wei) 工商者，三倍於(yu) 前矣”[53]卷13，史九，p111-112。棄本趨末、廢農(nong) 就賈的後果，誠如張瀚所講：“散敦樸之風，成侈靡之俗……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二者相去徑庭矣。”[11]卷4，百工紀，p77無論由賦役繁劇還是奢習(xi) 充斥使然，在這些士大夫看來，農(nong) 業(ye) 人口銳減確已對國家統治根基造成嚴(yan) 重影響，因此他們(men) 傾(qing) 向於(yu) 主張把商業(ye) 納入助益國計民生的合理管控軌道，以期平衡農(nong) 商結構。這一協調並進之意胡居仁就早有闡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yu) 農(nong) 工商，不過相資而已……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yu) 盡驅之於(yu) 農(nong) 。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8]卷5，古今第五，p65至於(yu) 明中葉以降實施的均徭條編改革，其間本末衝(chong) 突依舊存在。嘉靖時何瑭議曰：“計田土以當差役，既非古法，又非國法……差役出於(yu) 戶丁，士農(nong) 工商之家，除例該優(you) 免外，其餘(yu) 戶丁，蓋未有不當差者也。今止令取於(yu) 耗米，則是士工商賈之差，農(nong) 獨代當之矣，是豈均平之道哉?”[54]卷8，均徭私論，p584-585以田計差初衷本為(wei) 平擔賦役，但各地實情不一，難能一概而論。複如山東(dong) 地區，時人葛守禮也認為(wei) 推行條編實乃“寬富累貧”之法，以往“逐末之人，亦出有分”，現今兩(liang) 稅雜派，“通加於(yu) 地，則隻勒力本者耳”[52]卷278，葛端肅公文集·與(yu) 沈對陽方嶽論賦役，p2948。賦役不均，農(nong) 苦科斂，盡使田土委棄，趨商者眾(zhong) 。嘉靖末給事中周詩有鑒於(yu) 此，還曾提出征稅“不必專(zhuan) 主田糧而重算丁力，稍取辦於(yu) 商賈工藝不耕而食之夫”[55]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p8804。萬(wan) 曆時給事中光懋言：“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人戶貧富一例攤派……並之於(yu) 地，而丁力反不與(yu) 焉。商賈享逐末之利，農(nong) 民喪(sang) 樂(le) 生之心。”[56]卷58，萬(wan) 曆五年正月辛亥，p1338時又有於(yu) 慎行評道：“陸贄論兩(liang) 稅之弊曰：兩(liang) 稅之立，惟以資產(chan) 為(wei) 宗，不以丁身為(wei) 本……兩(liang) 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chan) 為(wei) 率而不計其貲，故農(nong) 困而商寬，與(yu) 陸公所陳，大略相似。”[57]卷12，賦幣，p137-138如此就農(nong) 商關(guan) 係論，在商品貨幣經濟浪潮衝(chong) 擊下，與(yu) 其說明代士大夫徑直貶斥商賈品賤位卑，倒不如說他們(men) 於(yu) 重視“農(nong) 本”基礎上，更強調賦役公平與(yu) 民生足用，故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維係二者適均發展，防止商人不當牟利、逃避稅責而傷(shang) 本損農(nong) 。

(二)警惕與(yu) 批判嗜利風習(xi)

麵對明中葉後士人蓄財擅利及世間競相奢靡風習(xi) 的泛行，當時士大夫多表達了批評意見，他們(men) 基於(yu) 儒家固有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對社會(hui) 和自身可能發生的商業(ye) 化變異保持了應有警惕。嘉靖時人何良俊稱：“憲孝兩(liang) 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chan) 謀利……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於(yu) 市中者耶?”[53]卷34，正俗一，p312-313萬(wan) 曆《上元縣誌》也議及嘉靖以降士習(xi) 澆漓，人才凋零：“弘正間居官者，大率以廉儉(jian) 自守……嘉靖間，始有一二稍營囊橐為(wei) 子孫計者……至邇年來，則大異矣……故論人才於(yu) 疇昔，殆有不可勝紀者，乃今則寥寥矣，寧不為(wei) 司世道者之憂乎?”[58]卷10，人物誌二，p37再以吳中風俗言之：“農(nong) 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wei) 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巧之民為(wei) 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wei) 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猾之民為(wei) 之。”[59]蘇州備錄上·常熟縣，p468這樣，世風向利，習(xi) 俗移人，商業(ye) 關(guan) 係泛漫所及，不僅(jin) “民且不自知，其習(xi) 於(yu) 浮而風斯下”[60]卷1，輿地誌·風俗，p23，就連“縉紳士夫，多以貨殖為(wei) 急”[61]4，終不免陷入末世流弊。

“利者豈獨奇贏十一之謂，即功名富貴皆利也”[62]卷3，送王愛南南歸序，p624，利字當頭，其時整個(ge) 社會(hui) 都對金錢財貨展開了瘋狂追求。正、嘉時人黃省曾這樣描述“金錢之神”：“苟其行也，則市猾之子遴為(wei) 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shu) ，汙掊之令舉(ju) 之清途，亂(luan) 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為(wei) 良吉。”[63]卷21，語苑·擬詩外傳(chuan) 六十一章，p693海瑞也嚐感歎“財帛世界，今不如昔”，即便讀書(shu) 人亦“出沒於(yu) 聲色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走於(yu) 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10]下編，贈序類·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p343。更有一些士大夫提出，正是受此誘惑，明代社會(hui) 及士人自身的墮落異化已勢所難挽。當時學者呂楠即稱：“自弘治末年以來，媚師以勢教，鄙師以利教……夫惟以勢為(wei) 教也，士固有青衿居而奔競心者矣，夫惟以利為(wei) 教也，士固有詩書(shu) 誦而金帛誌者矣。”[64]卷3，送李新安序，p550再唐順之言古今勸善之道迥異，遂使人情憚於(yu) 仁義(yi) ，“雖督之弗率”，競乎利達，“雖牽之弗止”[65]卷12，薛翁八十壽序，p353。由是斯風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朝堂為(wei) 市”的地步。[66]如此看來，明代商品關(guan) 係的迅速擴展在放大社會(hui) 經濟自由的同時，也帶來拜金主義(yi) 盛行的消極影響。處身其間而不為(wei) 俗弊所染的士大夫對之一再抵製並提出批評，以期養(yang) 固儒者本性，補救世道人心，透顯出他們(men) 作為(wei) 社會(hui) 知識精英群體(ti) 的強烈責任感和理性精神。

四、結語

總的來說，明代士大夫對商人、商業(ye) 的正當社會(hui) 職能有著充分認識，他們(men) 肯定商業(ye) 的會(hui) 通資用之功，注重商民平等同視，農(nong) 商平衡互濟，並表示如考慮為(wei) 國家社會(hui) 服務的實際貢獻，有時商人的勞績反在俗儒陋士之上。還有士大夫站在盡心知性、裨益人生的高度，主張四民異業(ye) 同道，誌趣本一，賦予商人事業(ye) 以更為(wei) 合理的存在意義(yi) 。再者，經商作為(wei) 維係生計的一個(ge) 有效方式也越來越被士大夫認可，他們(men) 能夠正視物質基礎之於(yu) 保障生活需要和保持人格獨立的必要性，通融看待並適當把握讀書(shu) 求學與(yu) 貨殖營生的主次輕重、前後緩急關(guan) 係，對士人自食其力養(yang) 身持家給予了應有包容。明代士大夫圍繞經商治生的論辯其實都自不同側(ce) 麵重申了義(yi) 在利先、利不害義(yi) 的價(jia) 值觀念，他們(men) 認為(wei) 商人可與(yu) 士人一樣擁有踐行仁心義(yi) 舉(ju) 的道德自覺，就追求盡心行義(yi) 的自我理想境界而言，士商身份或已無本質差別。更有人在此基礎上闡發了義(yi) 利相輔相成、協和會(hui) 一的識見，折射出彼時傳(chuan) 統儒家思想與(yu) 商品經濟潮流交織下的商業(ye) 倫(lun) 理發展態勢。由是一來，當時商人在增益國用、賑恤民生等社會(hui) “公義(yi) ”層麵發揮出積極作用，其所展示的素養(yang) 行止獲得大多士夫民眾(zhong) 的稱揚。也正因以公共利益的實現做權量尺度，一些商人於(yu) 品德事功上不僅(jin) 可同士人等量齊觀，甚至在某些事項的表現比一般士人更為(wei) 突顯。尤其從(cong) 治國理財的經世角度看，個(ge) 別士大夫表示，商人的智識才能非但不遜色士人，反而因職業(ye) 所擅更易明積著度支之理，施會(hui) 計出納專(zhuan) 長。兼具財富與(yu) 德行優(you) 勢的商人在國家社會(hui) 中的角色愈發受到士大夫關(guan) 注，士商隔閡逐漸消減，彼此融合日見加快。

另一方麵，明代士大夫著眼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在國民經濟中的根本地位，對商業(ye) 過度發展、民眾(zhong) 過分殖利導致的不良後果保持了警醒態度。基於(yu) 對“農(nong) 本”的重視，其一再強調賦役均平與(yu) 民生足用，呼籲采取措施調節農(nong) 商關(guan) 係，降低因商去農(nong) 、商侵農(nong) 利的負麵影響。且麵對商品經濟繁榮帶來的拜金主義(yi) 泛濫，士大夫們(men) 又就當世士庶熱衷競財逐利、靡汰浮華及權錢交易等邪習(xi) 流弊提出嚴(yan) 肅批評。他們(men) 力求防止自身及社會(hui) 受金錢腐蝕而墮落異化，維護士之為(wei) 士的品行操守，彰顯了知識精英群體(ti) 的責任擔當和理性精神。

綜上所述，由明代士大夫對商人、商業(ye) 的基本態度論之，其不僅(jin) 認為(wei) 經商本是滿足個(ge) 人生計和社會(hui) 交換需要的一種職業(ye) ，且指出商貿活動促進了物資流通，對資助國用、安輯民生亦具有重要意義(yi) 。他們(men) 因而把商人、商業(ye) 視作社會(hui) 結構的必要組成部分，整體(ti) 認可二者已漸成為(wei) 國家體(ti) 係賴以穩定運行的內(nei) 在要素和力量。與(yu) 此同時，當時士大夫仍以傳(chuan) 統儒家學說為(wei) 代表的社會(hui) “公義(yi) ”觀為(wei) 據，評量商人的道德事功，解析士商間的互動關(guan) 係。也正是於(yu) 此價(jia) 值理念映照下，其又對商品經濟浪潮所波及的社會(hui) 棄農(nong) 就賈、嗜財競利等弊習(xi) 保持了足夠警惕。此中既顯現了這些士大夫期待以儒家倫(lun) 理信條規範、引導商人行為(wei) 的努力，又透露出在既有體(ti) 製框架內(nei) ，他們(men) 試圖協調農(nong) 商混合經濟使之與(yu) 帝製體(ti) 係相適共生、互洽並榮的思想傾(qing) 向。這也表明，處身明代商業(ye) 化變遷進程中的士大夫們(men) 經過適應調整，其觀念表達和行為(wei) 取向本是合乎當時中國帝製農(nong) 商社會(hui) 常態發展邏輯的體(ti) 現。

注釋：

①陳學文即指出，明中葉後隨著商人、商業(ye) 在社會(hui) 生活中作用的增強，當時相應出現了四民異業(ye) 同道、治生說、儒賈相混、恤商厚商、工商皆本等思潮，展示了明清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曆程。參見陳學文：《明中葉以來“士農(nong) 工商”四民觀的演化——明清恤商厚商思潮探析》，《天中學刊》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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