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禮學對佛道的批判

作者：馮(feng) 兵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7月18日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十五日辛醜(chou)

           耶穌2016年7月18日

青少年時期的朱熹在學習(xi) 儒學經典之外，對佛、道兩(liang) 家的學說（尤其是佛學）也涉獵較廣。他說：“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liang) 冊(ce)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朱熹三十一歲時，正式拜李侗為(wei) 師，其思想也完全轉向了儒學。不過，朱熹曾“出入於(yu) 釋、老”的這段經曆，使得他的學術思想體(ti) 係中既有本著儒學本位的道統觀念而產(chan) 生的對佛、老“異端”的排抵和批判，也有於(yu) 自覺不自覺中對佛、老思想的借鑒與(yu) 吸收，為(wei) 其哲學體(ti) 係的邏輯建構、思辨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源。而其禮學，則主要是被當作了批判佛老之學的重要理論武器。

朱熹曾引述程頤對佛學之於(yu) 儒學義(yi) 理的危害的批評，道：“楊墨之害，甚於(yu) 申韓；佛氏之害，甚於(yu) 楊墨。蓋楊氏為(wei) 我疑於(yu) 義(yi) ，墨氏兼愛疑於(yu) 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辟楊、墨，為(wei) 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wei) 害尤甚。”（《孟子集注》卷六）程、朱都認為(wei) 佛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道理的，但正是因為(wei) 其“近理”，所以又更具誘惑性、欺騙性，對人們(men) 於(yu) 儒家義(yi) 理的理解也就妨害更甚。朱熹指出，儒家學說之所以與(yu) 佛、老不同，就在於(yu) 正統儒家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隱顯體(ti) 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其中既蘊含著“合乎義(yi) 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與(yu) 實踐智慧，也蘊含著極為(wei) 深沉的德性。佛、老則多流於(yu) 義(yi) 理的玄談，卻無處著實。

朱熹在與(yu) 廖子晦的一封書(shu) 信裏，又進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釋兩(liang) 家這一差別的認識論根源：儒家重漸進之學，其“窮神知化”“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極度自由境界乃是緣於(yu) 真積力久的修養(yang) 習(xi) 煉而“豁然貫通”的結果，主要體(ti) 現為(wei) 一種下學而上達的道德修養(yang) 功夫；佛家禪學重頓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來喻”的認知境界，雖然也強調“豁然貫通”，但並不曾如此實下功夫，其實質是上達而下學。所以，儒家在人倫(lun) 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複禮”，踐履人之良知良能，於(yu) 細微點滴處體(ti) 貼天理、分別道心人心，以煉養(yang) 心性。佛禪雖然也注重這方麵的修養(yang) ，但並不曾落到實處，自然難以探及心性本原，從(cong) 而與(yu) “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的儒家學說無法比擬。概言之，儒、釋兩(liang) 家所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認知路徑，這便是造成兩(liang) 者理論差異的重要原因。

在朱熹看來，這一差異的實質則體(ti) 現在了儒家禮學的實踐特性與(yu) 實踐活動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複得禮也”，“下梢必墮於(yu) 空寂”，而“聖人之教，所以以複禮為(wei) 主”，因此“不失其則”（《朱子語類》卷四十一）。但事實上，佛學對朱子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學思維方式、哲學體(ti) 係的邏輯建構以及本體(ti) 論、心性論等哲學範疇的認識方麵都對佛禪有較大程度的吸收借鑒。但這種吸收與(yu) 借鑒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如上述關(guan) 於(yu) 心性修養(yang) 的討論，他便是在批評佛學因為(wei) 缺失了禮這一“自然底規矩準繩”，所以才流於(yu) 空疏。而儒家“克己複禮”的禮學倫(lun) 理思想則可借助禮的現實規定性，使人們(men) 有實實在在的準繩可依，“逐一就事物上理會(hui) 道理”，並由此下學處上達天理，實現禮樂(le) 教化的終極目標。

同樣，朱熹對老莊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論、修養(yang) 論等方麵的批評也多落腳於(yu) 此。在這一點上，他可以說是將佛、道基本視為(wei) 了一體(ti) 。如他常將佛、道並說：“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yi) 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個(ge) 本體(ti) 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le) 刑政，文為(wei) 製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ti) 充滿周足。”（《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不過，他亦認為(wei) 佛、道之間對於(yu) 禮樂(le) 之“道”有著認識上的高低之分。如他與(yu) 弟子討論《中庸》之“道”與(yu) 佛、老之謂“道”的區別時，即指出：“若佛則隻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yu) 禮儀(yi) 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yu) 此都理會(hui) 不得。莊子卻理會(hui) 得，又不肯去做。……然其才亦盡高，正所謂‘知者過之’。”（同上）《中庸》為(wei) 儒家禮學中至為(wei) 重要的文獻，中庸之“道”同時也就構成了禮學義(yi) 理體(ti) 係的核心範疇。朱熹常以這一儒家禮學範疇所蘊涵的本體(ti) 論、心性論、方法論與(yu) 佛、老之“道”的相關(guan) 內(nei) 涵作參證比較，並以禮學的實踐性作為(wei) 儒學的理論武器來批評佛、老之“道”的虛無性。而在這一段話中，朱熹不僅(jin) 將佛、道視同一體(ti) 加以批判，同時也以儒家之“道”的“費隱”特性為(wei) 判斷依據對兩(liang) 者作了一番比較，認為(wei) 以老莊為(wei) 代表的道家雖“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著落”，相比佛家“理會(hui) 不得”禮樂(le) 之道要更為(wei) 高明；然而老莊卻屬“智者過之”，亦猶佛禪之“不及”，相對於(yu) 儒學而言，同樣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佛、道二教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到了宋代，已是“老觀、佛寺遍滿天下”，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在這個(ge) 過程中，兩(liang) 教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學化傾(qing) 向，而儒學同樣受到了二者的影響，但批判佛、道“異端”以維係道統仍是其最根本的立場。朱熹以禮學對佛、道哲學體(ti) 係展開的批判，則不僅(jin) 表明了他抵排佛老以推尊儒學的基本態度，亦充分體(ti) 現出了禮學在其整個(ge) 思想體(ti) 係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單位：華僑(qiao) 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