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曾子著述的考辨及其意義(yi)

作者：馮(feng) 兵（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北溪字義(yi) 》通釋與(yu) 研究”負責人、廈門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十四日乙酉

           耶穌2024年5月21日

曾子作為(wei) 孔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儒學史上以全麵傳(chuan) 承孔子仁義(yi) 忠孝的倫(lun) 理思想及“忠恕一貫”之道著稱，但其曆史地位卻有起有伏。直到南宋度宗鹹淳三年（1267）正月，朝廷詔“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曾子被正式列為(wei) 孔廟四配之一，其道統地位才得以完全確立。在曾子地位提升的過程中，朱熹關(guan) 於(yu) 曾子的思想宗旨、道統地位等的係列討論至關(guan) 重要。在關(guan) 於(yu) 曾子地位的討論中，對其著述情況的分疏與(yu) 確認乃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主要涉及《論語》《孝經》《大學》及《曾子》四種文獻。若要更好地了解曾子，對朱熹關(guan) 於(yu) 曾子著述情形的考辨進行綜合分析，就頗有必要。

《論語》出於(yu) 曾子及有子門人之手

關(guan) 於(yu) 《論語》作者的問題，曆來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而朱熹在日常的講論中也沒有正麵肯認《論語》究竟成書(shu) 於(yu) 何人，隻是承認《論語》為(wei) 孔子門人所記。但二程及其門人對這一問題都有明確論斷，朱熹曾在《論語序說》裏引程子曰：“《論語》之書(shu) ，成於(yu) 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shu) 獨二子以子稱。”在《論語精義(yi) 》卷一中所引楊時之論則更為(wei) 詳細一些，楊時同樣認為(wei) ，《論語》全書(shu) 對孔門人物稱“子”者，除了孔子之外就是有子與(yu) 曾子，這體(ti) 現了對此二人的極大尊崇。古時稱“子”，通常是弟子尊稱其師，或是對備受尊崇者的敬稱。有鑒於(yu) 此，程門師生便明確指出《論語》成書(shu) 於(yu) 有子、曾子的門人。楊時還補充了一點，孔門弟子中最年輕者為(wei) 曾子，而《論語》記錄了曾子之死，可見是成書(shu) 於(yu) 曾子死後，因此說其出自曾子、有子的門人，時間上也具合理性。

朱熹在其最為(wei) 自得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征引了程門的上述言論，說明他最終還是對《論語》成書(shu) 於(yu) 曾子、有子門人的判斷持讚成態度的。又如他在《答程允夫》的信中，針對曾子、有子不在孔子所擬“四科十哲”之列的問題，舉(ju) 出三條辯護意見：“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yu) 上文不當相屬。或曰《論語》之書(shu) 出於(yu) 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四科皆從(cong) 於(yu) 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其一，“十哲”皆稱字不稱名，不合常規，定非孔子本人所言；其二，若曾子、有子真不受孔子器重，其門人纂輯《論語》時當會(hui) 出於(yu) 尊師之意而不選錄此條；其三，“四科十哲”之說出自孔子門人，概因孔子追憶陳、蔡之厄時感慨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陪侍弟子遂將主要追隨者分科列出，而曾子、有子因彼時並未從(cong) 遊，不在此品題之列實屬正常。

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但此類“否認十哲的優(you) 越性”的解釋在宋代頗為(wei) 流行。朱熹的第二條辯護理由雖仍是用“或曰”一詞以示引述，但也說明他接受《論語》成書(shu) 於(yu) 曾子、有子門人的說法。或許正是基於(yu) 這一點，他才有此底氣為(wei) 曾子、有子辯護。《論語》既與(yu) 曾子、有子的門人相關(guan) ，自然與(yu) 二者的聯係就比較密切了，由此也可看出他們(men) （尤其是曾子）在朱熹眼中的重要地位。

《孝經》經文與(yu) 曾子關(guan) 係密切

《孝經》的成書(shu) 與(yu) 作者問題同樣存在諸多討論，曆史上較為(wei) 主流的兩(liang) 種看法是成書(shu) 於(yu) 孔子或成書(shu) 於(yu) 曾子及其門人。但程朱對此均表示懷疑，程頤說：“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朱熹更是認為(wei)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並專(zhuan) 門寫(xie) 作《孝經刊誤》對此問題予以細致分疏。他以古文《孝經》為(wei) 藍本，將其前七章（今文《孝經》為(wei) 前六章）定為(wei) 經，認為(wei) 其乃“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朱熹隨之還為(wei) 《孝經》劃分經、傳(chuan) ，強調經的部分體(ti) 現了孔子、曾子的觀點，是曾子門人所記，而傳(chuan) 的內(nei) 容可能是“雜引傳(chuan) 記”而來。按《朱子語類》卷八十二所記，朱熹甚至以之“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卻似不曉事人寫(xie) 出來，多是《左傳(chuan) 》中語。……疑是戰國時人鬥湊出者”。簡而言之，朱熹認為(wei) 《孝經》中經的部分為(wei) 曾子門人所記孔、曾之間關(guan) 於(yu) 孝的討論，與(yu) 曾子密切相關(guan) ；傳(chuan) 的部分乃後世雜湊而成，“全無義(yi) 理”，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

但朱熹同時也指出，對於(yu) 《孝經》的具體(ti) 成書(shu) 情況如果難以厘清也可以暫時擱置，更為(wei) 重要的是對其中義(yi) 理的辨析。因為(wei) 盡管“《孝經》亦是湊合之書(shu) ，不可盡信。但以義(yi) 起，亦是如此”。孝無論是在修身齊家還是治國平天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即便《孝經》為(wei) “湊合之書(shu) ”，但其所論之孝仍至關(guan) 重要。他就此事對弟子黃士毅說：“且要理會(hui) 道理是與(yu) 不是。……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所以，清代經學家陳澧在《東(dong) 塾讀書(shu) 記》曾指出：“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子不尊信《孝經》也。”我們(men) 便以為(wei) ，朱熹重視《孝經》無疑，但與(yu) 其說他尊信《孝經》，毋寧說他尊信的是孔、曾一脈相傳(chuan) 的孝道。因為(wei) 在朱熹看來，《孝經》文本有經、傳(chuan) 之分，隻有經的部分才是孔子與(yu) 曾子關(guan) 於(yu) 孝道義(yi) 理的論述，才是聖人之言，而傳(chuan) 的部分並不可信。因此，籠統地說朱熹“尊信”整部《孝經》，並不妥當。

《大學》與(yu) 曾子最為(wei) 相關(guan)

關(guan) 於(yu) 《大學》作者的說法，張興(xing) 總結指出：有孔子說，孔子、曾子、曾子門人說，曾子說，七十子後學所作說，子思說，荀子說，“無名秦儒所作”說，漢初諸儒說，董仲舒說，等等。關(guan) 於(yu) 《大學》的成書(shu) ，朱熹《大學章句序》先是將其分為(wei) 經一章、傳(chuan) 十章，認為(wei) 經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更具體(ti) 些說，則是孔子在周道衰亡，政教、風俗頹敗的時局且自身不得其位的情況下，“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chuan) 之以詔後世”之言。而傳(chuan) 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是曾子門人記述的曾子關(guan) 於(yu) 政教之道的看法。

朱熹隨後亦強調，《大學》經的部分主要是在小學之道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說清楚“大學之明法”，即大學之教的目標、原則及路徑等，其不僅(jin) 規模宏大，而且內(nei) 容詳盡。但孔子的這些思想仍隻有曾子才能真正了解，朱熹說：“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chuan) 獨得其宗，於(yu) 是作為(wei) 傳(chuan) 義(yi) ，以發其意。”所以，曾子一方麵忠實地傳(chuan) 述了孔子關(guan) 於(yu) 大學之教的思想，此即《大學》之經一章的內(nei) 容；另一方麵，曾子在教學中對孔子的思想作了發揮，由其學生記錄下來，便又構成了《大學》的傳(chuan) 文十章。總之，朱熹認為(wei) 《大學》體(ti) 現的是孔子、曾子關(guan) 於(yu) 政治與(yu) 教化之道的理解，而成書(shu) 於(yu) 曾子及其門人之手。

有弟子問朱熹何以如此判斷？朱熹在《大學或問》中先是依據《大學》之經的文風作了解釋，“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在他看來，文如其人，《大學》之經的文辭簡約淺近卻義(yi) 理完備深遠，正是聖人氣象的反映。

至於(yu) 傳(chuan) 文，朱熹指出，其內(nei) 容要麽(me) 是直接引用曾子的話，要麽(me) 與(yu) 《中庸》《孟子》的思想吻合。而《中庸》為(wei) 子思所作，孟子則是子思的學生，《大學》傳(chuan) 文的內(nei) 容應是由子思授予孟子而得傳(chuan) ，同時子思又是曾子的門人。因此，即使不能說《大學》之傳(chuan) 文就是成於(yu) 子思之手，說其“成於(yu) 曾氏門人之手”則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此外，對於(yu) 傳(chuan) 文的寫(xie) 作風格，朱熹在《大學章句》中也有明確的評價(jia) 。他說：“凡傳(chuan) 文，雜引經傳(chuan)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wei) 精密。”傳(chuan) 文在引證及表述形式上有些雜亂(luan) ，乍一看似乎並無章法，但細究之下，則可發現其理論精深綿密，內(nei) 在邏輯清晰連貫。這一文風特點足可證明，《大學》傳(chuan) 文的內(nei) 容出於(yu) 聖賢（曾子），而由水準有所欠缺的弟子所記錄。也正是因為(wei) 傳(chuan) 文記錄得“若無統紀”，所以朱熹才不肯直接將其歸於(yu) 子思，而隻強調是成書(shu) 於(yu) 曾子之門人。

《曾子》或為(wei) 曾子門人述作

《漢書(shu) ·藝文誌》儒家類載有“《曾子》十八篇”，且被班固認為(wei) 是曾參所著，因此其在後世單行為(wei) 《曾子》一書(shu) ，如《隋書(shu) ·經籍誌》就說“《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但是到唐太宗時期魏征編纂《群書(shu) 治要》時，《曾子》一書(shu) 就已亡佚一部分，隻餘(yu) 下十篇，存於(yu) 今所見《大戴禮記》中。但朱熹對《大戴禮記》本身並不認可，說“《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wei) ，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大戴禮記》所收《曾子》中亡佚的篇目在他看來很可能也是原本就沒有的。

關(guan) 於(yu) 《曾子》一書(shu) 的作者，曆來主要有兩(liang) 種看法：一是斷定為(wei) 曾子所著，二是認為(wei) 該書(shu) 內(nei) 容為(wei) 曾子同其門人的議論，由其門人成書(shu) 。究竟是否為(wei) 曾子所作，朱熹亦持懷疑態度，他在《書(shu) 劉子澄所編〈曾子〉後》中指出，曾子“言行雜見於(yu) 《論語》、孟氏書(shu) 及他傳(chuan) 記者為(wei) 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chuan) 《曾子》書(shu) 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朱熹於(yu) 此仍是主要以“言語氣象”，即文辭文風及其體(ti) 現出來的作者的品格氣象來作判斷，從(cong) 而否認了為(wei) 曾子本人所作的可能。不過他隨後又說，是書(shu) 或許是曾子隨行弟子中的“謹厚修潔之人”所記，但其“所聞雖或甚淺”，畢竟也是曾子弟子所述作，基本思想仍可視為(wei) 源自曾子。

不過，朱熹終究對《曾子》及其與(yu) 曾子的關(guan) 係持保留態度，所以他始終對其引述和討論不多。羅新慧則分析指出：“應當肯定《曾子》一書(shu) 是曾子及其弟子們(men) 的思想資料匯編，是研究曾子思想的基本可信的資料，其撰寫(xie) 和編定的時間在戰國初期。”這一判斷基本明確了《曾子》文本的可靠性，並強調該書(shu) 與(yu) 曾子關(guan) 係緊密，相比朱熹的看法更為(wei) 樂(le) 觀。

朱熹考辨的特點與(yu) 意義(yi)

總體(ti) 而言，朱熹對曾子著述情況的分析，態度是審慎的。比如，在涉及《論語》作者的表述時他就主要征引前人之說，他將《大學》傳(chuan) 文的作者隻是歸於(yu) “曾氏之門人”而不直接說成是子思，他為(wei) 《孝經》劃分經傳(chuan) 而不籠統視為(wei) 曾子所作，他出於(yu) 對《曾子》文本可靠性的保守看法而不肯多作引述，等等。

其方法則至少可歸納為(wei) 兩(liang) 點：一是看重文本內(nei) 容的邏輯性和完整性，譬如被他否定與(yu) 曾子有關(guan) 的著述內(nei) 容，在他看來就存在所謂“雜亂(luan) ”“湊合”等問題；二是基於(yu) 文如其人的文論標準，注意從(cong) 文章義(yi) 理的深度及文辭表述的風格看作者是否具備聖賢氣象，並以此劃分典籍的經、傳(chuan) 。由上述方法論原則來看，朱熹的討論主要是從(cong) 義(yi) 理和文風著手，在考據方麵或許有欠充分，但亦足以說明，在朱熹心目中曾子於(yu) 孔門義(yi) 理有著精當的把握，具有較為(wei) 典型的聖賢人格形象。

朱熹看重曾子，更明確地體(ti) 現在他的《中庸章句序》對曾子道統地位的確認上。他於(yu) 其中指出，孔子“接夫道統之傳(chuan) ”，其後“惟顏氏、曾氏之傳(chuan)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chuan) ，而複得夫子之孫子思，……自是而又再傳(chuan) 以得孟氏……”從(cong) 中可見，雖然孔子傳(chuan) 道於(yu) 顏回與(yu) 曾子，但顏回不幸早死，擔傳(chuan) 道之任者唯有曾子。然而曾子的道統地位並不能僅(jin) 由《中庸章句序》下一斷語即可確立，所以朱熹才要不遺餘(yu) 力地從(cong) 各個(ge) 方麵對曾子的聖賢人格形象與(yu) 道統地位予以論證。他對曾子著述情況進行考辨的意義(yi) 即在於(yu) 此。

與(yu) 曾子相關(guan) 的著述當中，《大學》是和曾子關(guan) 聯最密切的一種。朱熹受程子的影響，在《與(yu) 陳丞相別紙》中討論讀書(shu) 的次第時，明確以《大學》為(wei) “入德之門戶”，強調“學者當先講習(xi) ，得知為(wei) 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可見在朱熹所推尊的“四書(shu) ”之中，除孔子外，曾子的思想同樣是貫通其間的，甚至因其對孔子思想的體(ti) 認和解讀的精當簡明，朱熹還將《大學》當作學習(xi) 儒學的入門必讀經典，列為(wei) “四書(shu) ”之首。如此一來，曾子的道統地位與(yu) 聖賢人格形象，便隨著朱熹對曾子著述的考辨，以及朱熹四書(shu) 學的建構，逐漸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確立。與(yu) 此同時，朱熹也在考辨曾子著述情形的過程中，將自己的道統觀呈現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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