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春秋華夏天下秩序的的啟示》

作者：王慶新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國際政治科學》2011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初七日壬寅

          耶穌2020年4月29日

內(nei) 容提要：西周末年，周天子的衰落動搖了以華夏文明為(wei) 中心的中原天下秩序的穩定，當時實力較為(wei) 強大的幾個(ge) 諸侯國先後承當起穩定天下秩序的責任。本文對這一過程及其背後的機製進行了探討，認為(wei) 春秋時期華夏天下秩序是建立在周禮倫(lun) 理製度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之上，周禮的國際倫(lun) 理製度雖然隨著諸侯國國力的增長而衰落，但它仍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內(nei) 容，並製約和規範著諸侯國之間的競爭(zheng) 。春秋時期的國際關(guan) 係曆史可以為(wei) 維護當今國際秩序的穩定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關(guan) 鍵詞：春秋時期 華夏秩序 國際社會(hui) 文明衝(chong) 突

作者簡介：王慶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西周末年，周天子的衰落動搖了以華夏文明為(wei) 中心的中原天下秩序的穩定。為(wei) 維護周禮倫(lun) 理製度和天下秩序的穩定，當時實力較為(wei) 強大的幾個(ge) 諸侯國先後主動承當起穩定天下秩序的重任，使華夏文明不僅(jin) 得到維護和傳(chuan) 承，而且進一步拓展到中原以外的地域，為(wei) 後來的漢唐盛世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本文主要探討春秋時期代表華夏文明的周禮倫(lun) 理製度對穩定華夏天下秩序的作用，並對當時霸權國在維護周禮製度和促進國際關(guan) 係的穩定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最後探討春秋時期國際關(guan) 係對當代國際關(guan) 係的啟示。

本文認為(wei) ，春秋時期華夏天下秩序是建立在周禮倫(lun) 理製度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之上的。諸侯國不僅(jin) 有很多權利，同時還有很多責任與(yu) 義(yi) 務，這些責任為(wei) 維護天下秩序穩定提供了重要的道義(yi) 和倫(lun) 理基礎。周禮的國際倫(lun) 理製度雖然隨著諸侯國國力的增長而衰落，但它仍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內(nei) 容，並製約和規範著諸侯國之間的競爭(zheng) 。由於(yu) 鄭國、齊國、晉國等幾個(ge) 霸權國先後勇於(yu) 承擔起維護周禮製度和華夏天下秩序穩定的重任，使華夏天下秩序得以穩定和拓展。春秋時期的國際關(guan) 係曆史不僅(jin) 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當今國際秩序的結構與(yu) 特點，也可以為(wei) 進一步完善當今國際秩序和維護當今國際秩序的穩定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一、西周時期的華夏天下製度及其倫(lun) 理基礎

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率領大軍(jun) 在牧野擊敗了商王朝的軍(jun) 隊，建立了曆經八百年的周王朝，為(wei) 以後三千年大一統的中國曆史奠定了重要的文化與(yu) 地理基礎。周王朝的建立意味著在當時的中原世界建立以華夏族為(wei) 中心的統一政權，周邊的所有已知民族和部落全都納入了統一的周王朝政權內(nei) 。也就是說，周王朝實際上構成了一個(ge) 天下體(ti) 係或世界體(ti) 係，周天子則類似現代概念的世界政府，代表著全天下的共同利益。所以已故著名史學家錢穆說，《春秋》是“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wei) 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世界史。”[①]為(wei) 此，本文將周王朝創立的天下秩序稱為(wei) 華夏天下秩序。

西周時期周天子統治天下主要依靠以下幾方麵的製度：

（一）以血緣和功臣為(wei) 基礎的分封製

根據《荀子·儒效》記載，周公與(yu) 成王在武王打敗殷商之後，設立了七十一個(ge) 諸侯國，其中姬姓就占據了五十三個(ge) ，其他諸侯國包括殷商遺族如宋國、開朝功臣後代如齊國。占三分之二強的姬姓諸侯的血緣關(guan) 係，加上開國功臣後代統治的諸侯國，能確保絕大多數的諸侯國對周天子保持忠誠,對穩定華夏天下秩序起著很大的作用。

西周分封的諸侯國與(yu) 現代我們(men) 所知的國家（state），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少區別。與(yu) 現代國家相同的地方在於(yu) ，諸侯國擁有很多相對於(yu) 周天子而言獨立自主的權利，並擁有自己的軍(jun) 隊。[②]不同之處主要有兩(liang) 點，首先現代國家有絕對的主權，而西周的國家沒有絕對的主權。第二，現代國家起源於(yu) 羅馬帝國瓦解和羅馬天主教廷勢力的削弱，很大程度建立在人民與(yu) 政府間的合約上，也就是國家權力來源於(yu) 當地人民的認可和同意；要麽(me) 是通過民主投票而獲得實質上的認可，要麽(me) 是以非投票形式而獲得的名義(yi) 上的認可，而不是由比國家更高一級的權力機構來認可，而西周諸侯國的權力來源於(yu) 周天子的分封。[③]

（二）周禮倫(lun) 理製度

周禮製度是西周時期周天子維護整個(ge) 華夏天下秩序的製度安排，它規範了周天子與(yu) 諸侯國和人民的關(guan) 係，也規範了諸侯國之間的關(guan) 係，還規範了普通百姓在社會(hui) 和家庭內(nei) 的基本道德倫(lun) 理。周禮類似於(yu) 歐洲中世紀規範普通民眾(zhong) 道德行為(wei) 的基督教教規，加上由基督教規推衍出來的規範著政府與(yu) 民間社會(hui) 的法律關(guan) 係和國家之間關(guan) 係的自然法的總和。

禮是西周時期約束人們(men) 外在行為(wei) 的道德規則。周人認為(wei) 人與(yu) 人之間的交往應根據禮儀(yi) 來進行才能達到社會(hui) 的和諧，禮相當於(yu) 現代社會(hui) 所說的規則。禮與(yu) 法律的關(guan) 係很複雜。一方麵，禮與(yu) 法律有一些區別。禮是通過內(nei) 心的道德自律而自我約束的規則，是不需要外在的強力逼迫來實現的規則，法律則是由政府強力執行的規則，違反法律規則會(hui) 遭到政府的懲罰。另一方麵，禮與(yu) 法律又有相似和重疊的地方。正如下麵的討論會(hui) 提到的那樣，周禮的有些製度需要周天子的強製執行。[④]

受殷商宗教觀的影響，周人認為(wei) 天是宇宙和包括人生的世界萬(wan) 物的終極創造者。而且，天具有道德意識，因為(wei) 天為(wei) 維持萬(wan) 物的生命而提供了豐(feng) 富的物質資料。天的仁愛和樂(le) 善好施的美德為(wei) 一切人類的美德奠定了基礎。正如《詩經》所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易經》讚頌道：“天地之大德曰生。”換句話說，上天有生生之大德，所以賦予我們(men) 人類生命，同時也為(wei) 我們(men) 的世界製定了各種各樣的規則。

周人認為(wei) ，禮不是周王朝自己發明的維護天下和社會(hui) 穩定的規則，而是上天創造的為(wei) 了維護宇宙萬(wan) 物諧和穩定的規則的具體(ti) 體(ti) 現。正如魯國大夫季文子所說：“禮以順天，天之道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yu) 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yu) 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yu) 時保之。’”[⑤]意思是：禮用來順服上天，這是上天的常道。……《詩經》說：“為(wei) 什麽(me) 不相互敬畏，因為(wei) 不敬畏上天。”君子不虐待幼小和卑賤，這是由於(yu) 敬畏上天。《周頌》說：“敬畏上天的威靈，因此就能保有福祿。”

禮的範圍包羅萬(wan) 象，上至星辰運行的軌道、四季變化的規則，下至山川河流的運行軌跡以及人類社會(hui) 的基本倫(lun) 理關(guan) 係。人類作為(wei) 宇宙萬(wan) 物之靈自然也受到上天製定的人倫(lun) 之禮的約束和規範，人類社會(hui) 才得以和諧穩定。所以荀子說：“天地以和，日月以明，四時依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wan) 物以昌，好惡以解，喜怒以當，以為(wei) 下則順，以為(wei) 上則明，萬(wan) 變不亂(luan) ，貳之則喪(sang) 也。禮豈不至矣哉！……天下從(cong) 之者治，不從(cong) 者亂(luan) ，從(cong) 之者安，不從(cong) 之者危，從(cong) 之者存，不從(cong) 之者亡。”[⑥]天地由於(yu) 禮的作用而風調雨順，日月由於(yu) 禮的作用而光輝明亮；四季由於(yu) 禮的作用而秩然有序，星辰由於(yu) 禮的作用而正常運行；江河由於(yu) 禮的作用而奔流進海，萬(wan) 物由於(yu) 禮的作用而繁榮昌盛；愛憎由於(yu) 禮的作用而有所節製，喜怒由於(yu) 禮的作用而恰如其分；用它來治理臣民就可使臣民服從(cong) 依順，用它來整飭君主就可使君主通達英明；萬(wan) 事萬(wan) 物千變萬(wan) 化而不混亂(luan) ，但假如背離了禮就會(hui) 喪(sang) 失一切。禮難道不是至高無上了嗎？……天下遵循禮的國家治理得好，不遵循禮的國家會(hui) 發生混亂(luan) ；遵循禮的國家安定，不遵循禮的國家會(hui) 出現危險；遵循禮的國家存在，不遵循禮的國家會(hui) 滅亡。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周禮實際上類似於(yu) 歐洲中世紀哲學家認為(wei) 自然法起源於(yu) 上帝的觀念。

禮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禮也是社會(hui) 與(yu) 家庭和諧的基礎。所以孔子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⑦]禮的功用，以和諧為(wei) 貴。桓公二年，師服說：“禮以體(ti) 政。”[⑧]禮儀(yi) 是政事的骨幹。僖公十一年記載，內(nei) 史過說：“禮，國之幹也。”[⑨]禮是國家的軀幹。昭公七年，孟僖子說：“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⑩]禮儀(yi) 是做人的根本；沒有禮儀(yi) ，不能自立。隱公十一年記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有後嗣也。”[11]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秩序，有利後代的大法。

（三）周天子的權利與(yu) 義(yi) 務

周天子的政權合法性來源於(yu) 上天。周天子認為(wei) 維護普天之下的穩定和人民的安居樂(le) 業(ye) 是上天賦予他的神聖責任。周天子的責任與(yu) 義(yi) 務可以用四個(ge) 字加以概括，即敬天保民。上天賦予周天子統治天下的權利，但取得統治權的條件是要根據上天的意願照顧好上天眷養(yang) 的子民。如果違背了上天的意願，不愛惜照顧好人民必將失去政權。這就是常說的天命論。

在此之下，需要處理好以下幾方麵的關(guan) 係。

一是國君與(yu) 百姓的關(guan) 係。禮規範了君主與(yu) 平民的關(guan) 係。周人認為(wei) 國君須用仁愛之心善待百姓，就像愛兒(er) 子一樣愛百姓。這樣的觀點和表述非常多，如襄公二十五年，子產(chan) 詢問然明如何施政，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鴠之逐鳥雀也。”[12]即把百姓看成像兒(er) 子一樣，見到不仁的人就誅戮他，好像老鷹驅趕麻雀。莊公十一年，臧孫達曰：“是宜為(wei) 君，有恤民之心。”[13]認為(wei) 做國君的，必須體(ti) 恤百姓的心思。僖公三十三年，臼季向文公舉(ju) 薦冀缺時說：“德以治民，君請用之。”[14]指出官員要用德行來治理百姓。隱公六年，五父勸諫陳桓公時說：“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15]強調親(qin) 近仁義(yi) 而和鄰國友好，是國家可寶貴的措施。

周武王就是君王的道德楷模。孔子稱讚武王的德行：“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qin) ，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xing) 滅國，繼絕世，舉(ju) 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sang) ，祭。寬則得眾(zhong)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16]周朝大加封賞，使善人都富貴起來。我雖然有至親(qin) ，卻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如果有罪過，都歸我一人來承擔。檢驗並審定度量衡，恢複廢棄的職官，全國的政令就行得通了。複興(xing) 被滅亡的國家，接續斷絕了的世族，提拔被遺落的人才，天下百姓就會(hui) 誠心歸服了。所重視的：人民，糧食，喪(sang) 禮，祭祀。寬厚，會(hui) 得到群眾(zhong) 的擁護；誠信，百姓就會(hui) 依靠你；勤敏，就會(hui) 取得功績；公平，就會(hui) 使百姓高興(xing) 。

周禮還進一步規範了天子的主要義(yi) 務和責任，其主要內(nei) 容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穩定，經濟上保證社會(hui) 基本的公正，幫助弱勢群體(ti) ，不應對百姓橫征暴斂，按照宗法製度和平地實現政權轉移。周王室的責任是“以保息養(yang) 萬(wan) 民：一曰慈幼，二曰養(yang) 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族，六曰安富。”[17]用六項使萬(wan) 民安定而繁衍生息的政策養(yang) 育萬(wan) 民：一是慈愛幼兒(er) ，二是贍養(yang) 老年人，三是拯救窮困的人，四是救助貧窮的人，五是寬免殘疾人的賦役，六是（通過公平分派賦役）使富人安心。

二是社會(hui) 與(yu) 家庭倫(lun) 理關(guan) 係。周人認為(wei) 人與(yu) 人交往的社會(hui) 與(yu) 家庭倫(lun) 理規則也是上天製定的，其目的是讓我們(men) 的社會(hui) 和家庭和諧幸福。這些規則主要規範了君臣關(guan) 係、父子關(guan) 係、兄弟關(guan) 係、男女關(guan) 係。

孝道是維係家庭穩定和諧的最重要的倫(lun) 理支柱。國君有責任推行孝道以促進社會(hui) 和家庭的和諧。管仲說：“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qin) 而輕過。此亂(luan) 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xiang) 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zhong) 寡不與(yu) 師旅之事。”[18]君主不提倡仁，國人就沒有互助的風氣；君主不提倡慈孝，人們(men) 就怠慢雙親(qin) 而輕於(yu) 犯過。這是最大的禍亂(luan) 。君主要把理財成果的十分之一，用來樹表柱、立高門表彰仁孝。對於(yu) 鄉(xiang) 中的孝子都送禮聘問，孝子的兄弟不論多少都免服兵役。又如《管子·大匡》篇雲(yun) ：“從(cong) 今以往二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19]從(cong) 今以後二年中，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愛兄弟，不敬國之良臣，三者無一，可以誅伐。

孝道樹立起來以後，其它人倫(lun) 和社會(hui) 關(guan) 係如君臣關(guan) 係、父子關(guan) 係、兄弟關(guan) 係、男女關(guan) 係，就自然地理順了。隱公三年，衛國大臣石碏言：“君義(yi)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20]用現代的話說，隻有國君行事得宜，君臣才會(hui) 服從(cong) 命令，隻有父親(qin) 慈愛，兒(er) 子才會(hui) 孝順，隻有兄長愛幼弟，幼弟才會(hui) 尊敬兄長。違反這六種正常人倫(lun) 關(guan) 係，就會(hui) 招致禍害。隻有遵守這些道德禮儀(yi) ，國家才能穩定，社會(hui) 與(yu) 家庭才會(hui) 和諧幸福。同樣，昭公二十六年，魯國大臣晏子說：“禮之可以為(wei) 國也久矣，與(yu) 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yi)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cong)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21]禮可以治理國家，由來已久了，和天地相等。國君發令，臣下恭敬，父親(qin) 慈愛，兒(er) 子孝順，哥哥仁愛，弟弟恭敬，丈夫和藹，妻子溫柔，婆婆慈愛，媳婦順從(cong) ，這是合於(yu) 禮的。國君發令而不違背禮，臣下恭敬而沒有二心，父親(qin) 慈愛而教育兒(er) 子，兒(er) 子孝順而規勸父親(qin) ，哥哥仁愛而友善，弟弟恭敬而順服，丈夫和藹而知義(yi) ，妻子溫柔而正真，婆婆慈愛而肯聽從(cong) 規勸，媳婦順從(cong) 而能委婉陳辭，這又是禮中的好事情。

與(yu) 周天子的權利和義(yi) 務相對應的，是諸侯國的權利與(yu) 義(yi) 務。關(guan) 於(yu) 西周的周天子與(yu) 分封諸侯國的關(guan) 係，史學上還有爭(zheng) 論。有學者認為(wei) ，諸侯國沒有獨立自治的權力，隻是周天子統一政體(ti) 內(nei) 的地方政府。但大多數學者認為(wei) ，周天子與(yu) 諸侯國的關(guan) 係相當於(yu) 現代社會(hui) 的聯邦體(ti) 製下中央政府與(yu) 地方政府的關(guan) 係，諸侯國有很多獨立自主權，特別是擁有自身的軍(jun) 隊。[22]

周禮為(wei) 諸侯國規定了對管轄內(nei) 人民的權利與(yu) 義(yi) 務，以及對其他諸侯國的權利與(yu) 義(yi) 務。諸侯國對上有服從(cong) 周天子命令的義(yi) 務，對其他諸侯國的義(yi) 務是尊重他國權利。侵略他國是違法的，侍強欺弱勢也是違法的，諸侯國有義(yi) 務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虐待百姓的諸侯將受到周天子的懲罰。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馬》所載“九伐之法”，為(wei) 諸侯國製定了嚴(yan) 格的法律準則，對違反這些法律的諸侯將實行嚴(yan) 厲的製裁：“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feng) 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nei) 淩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qin) ，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淩政，則杜之；外內(nei) 亂(luan) ，鳥獸(shou) 行，則滅之。”[23]這些法律告誡諸侯國君主，要注意自己的操守，如果不謹慎，違犯法律，是要受處罰的。也就是說，各諸侯國不僅(jin) 擁有統治其疆土的政治權利，還須履行很多責任，如不能欺淩和侵略弱國窮國，不能對國內(nei) 人民橫征暴斂，讓人民流離失所，不能任意傷(shang) 害自己的親(qin) 人，也不能任意傷(shang) 害君王。這些權利與(yu) 義(yi) 務是相互對應的，要維持諸侯國的統治權利，必須履行相應的義(yi) 務。不能履行這些相應的義(yi) 務，也就喪(sang) 失了在諸侯國的統治權利。

周禮對諸侯國之間的權利與(yu) 義(yi) 務的規定，與(yu) 歐洲啟蒙時期發展出來的國際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格勞修斯也認為(wei) 國際法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上帝的自然法。不同的是，春秋時期的周禮更強調諸侯國的責任與(yu) 義(yi) 務，而形成於(yu)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ya) 條約》之後的國際法強調的主要是國家的權利，特別是國家主權，而對國家的對內(nei) 和對外的義(yi) 務與(yu) 責任很少考慮。

（四）巡守製度和朝覲製度

巡守製度是指周天子的官員每年會(hui) 定期到諸侯國各地視察，了解各諸侯國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規定的情況。除了巡守以外，為(wei) 了加強對諸侯國的控製，周王室還要求各諸侯每隔一兩(liang) 年去王畿(首都)朝見周王，接受例行審查，還要納貢。《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說：“春見曰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hui)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24]《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大行人》記載朝覲會(hui) 同的內(nei) 容：“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hui)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25]

用孟子的話來概括就是：“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yu)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yang)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26]意思是，天子到諸侯那裏去叫做巡狩，諸侯朝見天子叫做述職。（天子巡狩）春天視察耕種情況，補助（種子、勞力）不足的農(nong) 戶；秋天視察收獲情況，救濟缺糧農(nong) 戶。進入某個(ge) 諸侯國，（那裏）土地開墾得多，田野整治得好，老人得到贍養(yang) ，賢人受到尊敬，有才能的人在位做官，就有獎賞，獎賞以土地。進入某個(ge) 諸侯國，（如果那裏）土地荒蕪，遺棄老人，排斥賢人，貪官汙吏在位，那就給予責罰。（諸侯）一次不朝見（天子），就降他的爵位；兩(liang) 次不朝見，就削減他的封地；三次不朝見，就派軍(jun) 隊去。

在對上述製度的維護中，軍(jun) 事力量的作用並不能忽視。周王室統轄著一支龐大的軍(jun) 事力量，對於(yu) 諸侯掌握生殺予奪製裁的大權。根據周禮記載，周天子的軍(jun) 隊(王師)有六個(ge) 軍(jun) ，而諸侯國最多隻能擁有三個(ge) 軍(jun) 的兵力，小國可以擁有一個(ge) 軍(jun) ，每個(ge) 軍(jun) 的兵力約為(wei) 1.25萬(wan) 人。[27]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同時要依賴大諸侯國的軍(jun) 事力量為(wei) 輔助力量來維持天下製度的穩定。當某一個(ge) 諸侯違反律令，周天子就可以召集各諸侯的兵力，加上王師，以壓倒性的力量來討伐犯法的諸侯國。

二、春秋時期國際秩序的演變與(yu) 特征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晉文侯、鄭武公的護送下遷都洛陽。接下來六十年，周王室主要依靠晉國和鄭國的力量作為(wei) 支撐。公元前725年，周平王死後，周朝派人往魯討喪(sang) 葬費。桓公十五年，周桓王派大夫家父到魯國索取車輛，這都表明了周王室的衰弱。周王室一直不滿鄭國對王室權力的過分控製，剝奪了鄭國的一部分土地，引起鄭國的不滿。桓公五年，當鄭國有侵略紀國的企圖時，周桓王完全剝奪了鄭國國君鄭莊公在周朝的政權，鄭莊公不再朝見周桓王。同一年，周桓王集結了虢、蔡、衛、陳等國的軍(jun) 隊對鄭國進行討伐，以懲罰鄭國不服從(cong) 命令的行為(wei) ，這是周王室在春秋時期的唯一一次親(qin) 征。結果以王師敗北而告終，這一事件標誌著周王室的力量與(yu) 威信進一步衰落。

隨著周天子權威的衰落，維護華夏天下秩序的主導力量從(cong) 周王室轉移到強大的諸侯國身上。諸侯領袖(或霸主國)與(yu) 各諸侯國結盟取代周朝王師成為(wei) 維護天下製度和周禮倫(lun) 理製度的中堅力量。周天子權威的衰落使得整個(ge) 華夏天下體(ti) 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類似於(yu) 聯邦製度的天下體(ti) 製轉變成類似美國建國前期的邦聯製度，或者更確切地說，變成更像當今聯合國管轄之下的國家主權製度，周天子像聯合國一樣，對天下秩序起著象征性作用，並為(wei) 國際軍(jun) 事行動提供合法性依據。所不同的是，當今的國家主權製度強調國家主權，不強調國家責任，而春秋時期的國際關(guan) 係強調國家的權利與(yu) 義(yi) 務。

霸主國不僅(jin) 要有超乎其他諸侯國的軍(jun) 事力量，而且更要有超乎其他諸侯國的德行，願意承擔起穩定天下秩序的重任，而不是隻考慮本國的一已私利，才能得到其他諸侯國的擁護和支持，擔當起維護天下秩序的領導者的重任。這時候的禮樂(le) 征伐的命令已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諸侯國，因此霸主國的穩定作用變得非常重要。霸主國要替周王室行使維護華夏天下秩序穩定的重任，要敦促各諸侯國履行基本責任，如維持定期的朝會(hui) 製度，幫周天子討回進貢。霸主國還需敦促各諸侯國遵守周禮的基本倫(lun) 理原則，對內(nei) 善待百姓，維護人倫(lun) 關(guan) 係，霸主國必須替周天子擔當起維護各諸侯國普通百姓基本權益的職責，敦促各諸侯國以德行善待百姓。當諸侯國違反基本道義(yi) 原則，虐待百姓，對百姓實施暴政時，霸主國有義(yi) 務進行幹涉，懲處相關(guan) 諸侯國的違法違禮行為(wei) ，這在某種意義(yi) 上相當於(yu) 現代的大國在國際社會(hui) 中采取的某些人道主義(yi) 幹涉行動。

在對外關(guan) 係方麵，諸侯國必須講信修睦。當諸侯國侵犯他國利益，如侵占他國土地或顛覆他國政權時，霸主國有義(yi) 務懲罰這樣的不道德行為(wei) 。正如周禮的“九伐之法”所明確規定的，侵略行為(wei) 是違法的，必受懲罰，而幫助鄰國弱國是善行，應受鼓勵和獎賞，遵守道義(yi) 和信義(yi) ，應受鼓勵。也正如鄭國執政子產(chan) 給晉國執政趙宣子的信中所說：“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28]小國侍奉大國，如果大國以德相待，小國就會(hui) 以人道相事奉；如果不是以德相待，那就會(hui) 像鹿一樣，狂奔走險，急迫的時候，哪裏還能選擇地方？

諸侯國必須履行結盟時對其他國家的承諾，維護國家信譽。霸主國有責任維護諸侯國的信義(yi) ,對違反結盟承諾的諸侯國進行懲罰。根據左傳(chuan) 記載，魯國與(yu) 鄭國在越地結盟，盟曰：“渝盟無享國。”[29]如果違背盟約，就不該享有國家。“苟信不繼，盟無益也。”[30]如果一再不講信用，結盟也沒有好處。

當盟國或其他國家有難時，霸主國還需伸手救援。左傳(chuan) 對霸主國的義(yi) 務與(yu) 責任說的很清楚，“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31]凡是諸侯領袖，救援患難，分擔災害，討伐罪人，都是合於(yu) 禮的。僖公十三年，在齊國霸權衰退而晉國尚未崛起為(wei) 中原霸主前,晉國發生重大饑荒而向當時稱霸西域一時的秦國求援，此事的背景是，晉國的國君晉惠公上台得到了秦國的大力支持，晉惠公曾承諾割地答謝秦國，但沒有兌(dui) 現承諾，因此，秦國與(yu) 晉國關(guan) 係處於(yu) 非常緊張狀態甚至接近戰爭(zheng) 邊緣，但秦穆公還是為(wei) 晉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秦國大臣百裏奚認為(wei)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32]救援災荒，周濟鄰國是每個(ge) 國家應有的道義(yi) 責任，按道義(yi) 辦事會(hui) 有福祿。秦穆公同意了大臣的建議並說：“其君是惡，其民何罪？”[33]我討厭他們(men) 的國君，但百姓有什麽(me) 罪呢？周禮倫(lun) 理製度中對霸主國和其他諸侯國的權利與(yu) 義(yi) 務的規範與(yu) 當今聯合國領導下的集體(ti) 安全機製，特別是維護和平行動有很多相似之處。

平王東(dong) 遷的東(dong) 周初期的二十年左右，鄭國的鄭莊公承擔起了維護周天子威信和天下穩定的諸侯領袖責任。例如，隱公九年，宋國不朝見周桓王，鄭莊公擔任周桓王的卿士，以周天子的名義(yi) 對宋國進行了討伐。同年，鄭莊公又率兵抵禦戎人的入侵。另一件事是周王室內(nei) 亂(luan) 的消除。周王室發生內(nei) 亂(luan) ，王子頹與(yu) 周惠王爭(zheng) 奪王位，鄭國和虢國作為(wei) 周惠王的左右卿士幫助周惠王平亂(luan) 並複位。再如，隱公十一年，鄭莊公與(yu) 魯隱公、齊僖公結盟進攻許國，其原因是許國不交納貢品給周王室。

此後兩(liang) 百多年的春秋時期，不同諸侯國的實力消長對西周天下秩序的穩定構成很大衝(chong) 擊。依靠著主要諸侯國的實力與(yu) 對周王朝和周禮倫(lun) 理製度的忠誠，西周天下秩序才得以維持和保持相對的穩定。齊國、晉國、楚國、吳國和越國等所謂春秋五霸在穩定天下秩序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這五個(ge) 大諸侯國外，其他的重要諸侯國如上述的鄭國，以及後來的宋國和秦國等所謂小霸，在五霸崛起與(yu) 衰敗的間歇之際也起到了維護天下秩序的穩定作用。以下重點討論齊國和作為(wei) 蠻夷之邦的楚國的稱霸過程。

三、齊桓公稱霸和華夏天下秩序的維護

鄭莊公後期，鄭國內(nei) 部因王位繼承問題而發生內(nei) 亂(luan) ，造成鄭國國力的衰落，並結束了鄭國的小霸。齊國的崛起開啟了近四十年的齊桓公稱霸。齊桓公小白在他的宰相管仲的輔佐下，為(wei) 維護華夏的周禮倫(lun) 理製度和穩定天下秩序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齊桓公稱霸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ge) 方麵：首先是維護周天子的權威和穩定。比如，莊公二十八年，齊桓公接受周惠王的命令，派兵討伐衛國，懲罰衛國在周王室內(nei) 亂(luan) 時支持周惠王的政敵王子頹做周天子。其次是按照宗法製度和道德禮儀(yi) 維護諸侯國內(nei) 部的穩定。如莊公十三年，宋國大臣南宮長萬(wan) 殺死宋閔公，另立太子，宋國貴族在陳國和衛國的幫助下平定宋國的內(nei) 亂(luan) ，推翻了非法的太子，並根據宗法製度而擁立宋桓公為(wei) 君王。第二年，齊桓公率領五個(ge) 諸侯國在周王室會(hui) 盟，支持宋國的新君王宋恒公，並與(yu) 宋國結盟。有了齊國的支持和周天子的背書(shu) ，宋國的政局才得以穩定。

再次，是尊王攘夷。春秋時期，華夏族的周邊居住著處於(yu) 原始社會(hui) 的少數民族部落，這些部落以他們(men) 所處的地理位置命名，被稱為(wei) 北狄、西戎、東(dong) 夷、南蠻。這些少數民族與(yu) 崇尚文明禮儀(yi) 的華夏族在文化上格格不入。[34]周人對華夏族與(yu) 蠻夷部落的區分是建立在是否遵循周禮倫(lun) 理製度上，這是一種文化與(yu) 宗教的區分。周天子和諸侯國雖然沒有很強的教化蠻夷的宗教衝(chong) 動，但都有很強的文化優(you) 越感，認為(wei) 上天賦予了他們(men) 捍衛周禮倫(lun) 理製度的責任和使命。這和基督教中強調的基督徒和異教徒(或無神論者)的區分頗為(wei) 相像。[35]

閔公二年，狄人攻入衛國並滅了衛國，齊桓公與(yu) 宋桓公幫助衛國國君遷都重建衛國，齊桓公命齊公子率領戰車300輛，披甲戰士3000人幫助守衛衛國的臨(lin) 時都城。僖公二年，齊國又率領各諸侯國會(hui) 盟，讓周天子正式將楚丘分封給衛國。閔公元年，當邢國受到狄人入侵時，齊國也出兵救援邢國。僖公元年，齊桓公又幫助邢國遷都到夷儀(yi) 。在發兵救援邢國時，管仲對齊桓公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qin) 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36]認為(wei) 戎狄好像豺狼，是不會(hui) 滿足的；中原各國親(qin) 近，是不能拋棄的。宴會(hui) 安逸如同毒藥，是不能懷戀的。管仲強調了華夏各國要同惡相恤，即在麵對外族侵略時，華夏各國要同仇敵愾，互相救援。所以齊桓公按照管仲的意思出兵救援邢國。

地處華夏族南麵的楚國是蠻夷的主要代表。魯桓公八年時，楚國仍自稱“我蠻夷也。”[37]僖公四年,楚國日益強大並進攻與(yu) 楚國交界的鄭國，試圖通過控製鄭國來與(yu) 齊國爭(zheng) 奪中原的霸主地位。為(wei) 保衛鄭國，防止鄭國倒向楚國，鞏固華夏天下秩序不被文化上不同的蠻夷之國楚國侵犯，齊桓公率領宋、魯、陳、衛、鄭、許、曹等各諸侯聯軍(jun) 首先進攻了已經投靠楚國的蔡國，然後再率八國聯軍(jun) 逼近楚國的邊境召陵。當楚國使者質問齊國為(wei) 何無故與(yu) 楚兵戎相見時，管仲回答說：“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38]即楚國不向周天子交納貢稅，使得周王室的祭祀神靈儀(yi) 式受到影響，齊國是奉命輔佐周王室，來向楚國興(xing) 師問罪的。麵對強大的八國聯軍(jun) ，楚國國君不得不屈從(cong) 壓力，放棄控製鄭國的企圖，與(yu) 各諸侯國簽訂盟約，加入以齊國為(wei) 領袖的聯盟中，從(cong) 而使華夏天下秩序得以穩定。這就是有名的昭陵之會(hui) 。[39]

最後，是不以一國之私利為(wei) 重而以天下的穩定和正義(yi) 為(wei) 重的國際主義(yi) 。閔公元年，魯莊公去世，魯國內(nei) 亂(luan) 不斷，國家危在旦夕。齊桓公動了出兵占領魯國的念頭。但大臣仲孫湫阻止了齊桓公的這一念頭。仲孫說：“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cong) 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qin) 之，親(qin) 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luan) ，霸王之器也。”[40]指出周禮仍然是魯國的立國之本，魯國不拋棄周禮，是不能動它的。您必須幫助魯國安定目前的禍難並親(qin) 近它。親(qin) 近有禮儀(yi) 的國家，依靠穩定堅固的國家，離間內(nei) 部渙散的國家，滅亡昏暗動亂(luan) 的國家，這是稱霸稱王的方法。

僖公六年，鄭國因與(yu) 楚國相鄰而依附楚國，不肯與(yu) 齊國結盟。齊桓公曾率領幾個(ge) 諸侯國聯合攻打鄭國，但鄭國沒有屈服。一年後，齊國又糾結幾個(ge) 諸侯國包圍鄭國，打算招撫鄭國。鄭文公派太子華與(yu) 齊國談判。太子華卻私下向齊桓公要求說，隻要齊國幫助太子華鏟除鄭國國內(nei) 與(yu) 他敵對三大家族的勢力，鄭國願意與(yu) 齊國講和，結盟並歸順齊國。齊桓公本想答應太子華的要求，但被管仲阻止。管仲對齊桓公說：“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招撫有二心的國家，用禮；籠絡安撫遠方的國家，用德。凡事不違背德和禮，沒有人不歸附。“君以禮與(yu) 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君王用禮和信會(hui) 和諸侯，用邪惡來結束，兒(er) 子與(yu) 父親(qin) 不相違背叫做禮，見機行事完成君命叫做信，違背這兩(liang) 點，沒有比這更大的邪惡了。“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君王如果以德來安撫鄭國，加上教訓還是不成，再派兵討伐鄭國也不遲。“夫子華既為(wei) 太子而求介於(yu) 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太子華既然做了太子，卻要求外國來削弱他自己的國家，這是出賣自己的國家來換取自己的政治利益，是公報私仇。“若總其罪人以臨(lin) 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hui) 而列奸，何以示後嗣？”如果君王領著鄭國的罪人以兵攻打鄭國，鄭國軍(jun) 民上下都有充足理由抵抗齊國，安撫的使命就不能完成；而且會(hui) 和諸侯，是為(wei) 了尊崇德行，讓太子華這樣的奸佞小人列於(yu) 結盟諸侯國君之列，怎麽(me) 向後世交待。齊桓公因此拒絕了太子華的要求。[41]

據《史記》記載，魯莊公三十一年，北方的山戎入侵燕國，燕向齊國告急。齊桓公隨即派兵援救燕國，接著討伐山戎，到達孤竹後才班師。燕莊王為(wei) 了答謝齊桓公親(qin) 自送齊桓公從(cong) 燕國進入齊國境內(nei) 。齊桓公對燕莊王說：“除了天子，諸侯之間相送不出自己國境，我不能對燕無禮。”於(yu) 是把燕君所至的齊國領土用溝分開送給燕國，讓燕君重修召公之政，向周王室進貢，就像周成王、康王時代一樣。諸侯聞知後，從(cong) 此都從(cong) 心裏服從(cong) 齊國的領導。

因此，孔子對管仲輔佐齊桓公的貢獻和德行的稱讚不已：“恒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恒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42]認為(wei) 齊桓公九次聯合諸侯而不依靠軍(jun) 事力量,這是借助管仲的能力，這就是管仲的仁德。管仲輔佐齊桓公……使混亂(luan) 的天下得到匡正，老百姓到現在還享受到他的帶來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我們(men) 還是像野蠻人那樣披著頭發、衣襟向左邊開著呢！

孟子評論道：“五霸，桓公為(wei) 盛。葵丘之會(hui) ，諸侯束牲載書(shu) 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wei)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zhuan) 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yu) 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43]五霸中，齊桓公最強。在葵丘盟會(hui) 上，諸侯們(men) 捆綁了犧牲，把盟書(shu) 放在它身上，並不歃血。（盟書(shu) ）第一條說，責罰不孝的人，不得擅自改立太子，不得把妾立為(wei) 正妻。第二條說，尊重賢人，培育人才，用來表彰有德行的人。第三條說，要敬老愛幼，不要忘了來賓和旅客。第四條說，士人不能世代做官，公職不能兼任，選用士人一定要得當，不得擅自殺戮大夫。第五條說，不得到處修築堤壩（壟斷水利），不得阻止鄰國來買(mai) 糧食，不能私自封賞而不報告盟主。盟書(shu) 最後說，凡是我們(men) 同盟的人，盟會(hui) 之後都恢複友好關(guan) 係。

四、晉楚爭(zheng) 霸與(yu) 楚國融入華夏天下體(ti) 係

楚國與(yu) 晉國的爭(zheng) 霸過程貫穿了春秋時期的四十多年時間。以楚國作為(wei) 蠻夷之邦挑戰晉國霸權的失敗為(wei) 開始，到後來楚國接受和融入中原華夏文明和周禮倫(lun) 理製度並將晉國打敗而稱霸為(wei) 終結。

楚國作為(wei) 蠻夷之國，雖然有強大的軍(jun) 事實力，其大國地位卻長期得不到周天子和華夏諸國的認可。由於(yu) 主要是依靠軍(jun) 事力量來爭(zheng) 奪霸權，所以春秋前期楚國的爭(zheng) 霸大多以失敗告終。[44]楚國先是在僖公四年的昭陵之會(hui) 被中原霸主齊桓公逼退,其爭(zheng) 霸野心受挫。在十八年後的一場戰爭(zheng) 中，楚國的蠻夷本性暴露無遺。當時，楚國為(wei) 了救援依附楚國的鄭國而進攻並打敗宋國。鄭國國君派了兩(liang) 位夫人去犒勞楚國的將士。楚成王派部下把宋國的俘虜和被殺死的敵軍(jun) 的耳朵顯耀給兩(liang) 位鄭國夫人看。《左傳(chuan) 》強烈地批判了這種違背禮儀(yi) 的做法，認為(wei) 是“非禮也。”第二天晚上，楚成王進入鄭國境內(nei) 參加鄭國的答謝宴會(hui) 。晚宴結束後，楚成王帶了兩(liang) 名鄭國夫人的侍妾回軍(jun) 營。鄭國的大臣叔詹當即評論道：“楚王其不沒乎？為(wei) 禮卒於(yu) 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45]楚成王恐怕不得壽終正寢吧？執行慶祝的禮儀(yi) 怎麽(me) 最後變成男女混居，這是很不合於(yu) 禮的。當時在場的諸侯都知道楚成王不可能完成霸業(ye) 。

僖公二十八年,楚國在一場很重要的霸權爭(zheng) 奪戰——城濮之戰中，被新認可的中原霸主晉國的晉文公打敗。晉文公重耳在外流浪了19年,得到了很多諸侯國包括齊國、宋國、楚國特別是秦國的幫助最終回到晉國當上國君。野心勃勃的楚成王率領楚、鄭、蔡、許、陳、魯等諸侯國聯軍(jun) 包圍了宋國，企圖逼宋國就範而加盟楚國，宋國趕緊向晉文公求救。晉國大臣將救援宋國看作是晉國打敗楚國而稱霸中原的時機。晉文公采取了攻打楚國的附屬國曹國和衛國，從(cong) 而逼迫楚國放棄對宋國的包圍的策略。當楚軍(jun) 趕來追擊晉軍(jun) 時，很重情誼和信義(yi) 的晉文公仍不忘當年楚國幫助他回國執政的恩典，就退避三舍，希望楚國就此收兵。但楚國不念晉文公的情麵和禮讓，執意要在城濮與(yu) 晉國決(jue) 一雌雄，結果以楚國的慘敗而告終。

相比之下,楚成王的孫子楚莊王就更多地接受了華夏的周禮製度。宣公十年，依附楚國的陳國國君被叛臣刺殺，楚莊王借機以討伐叛臣之名派遣軍(jun) 隊占領了陳國，並將陳國變成楚國的一個(ge) 縣。楚國的大臣及時勸阻了楚莊王的錯誤行動，這位楚臣說：“牽牛以蹊者，信有罪也；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cong)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牽牛踐踏你的農(nong) 田的人肯定是不對，但是你奪走了他的牛，對他的懲罰就太重了。你以討伐陳國罪臣的名義(yi) 號召各諸侯國響應你的軍(jun) 事行動，但你卻貪婪地並吞陳國，這是不可以的。楚莊王聽了以後，立即重立陳國。《左傳(chuan) 》大力稱讚楚莊王的行為(wei) ，認為(wei) 這非常合乎禮儀(yi) 。[46]

隨著楚國不斷地接受華夏文明，它得到的中原各諸侯國的支持也越來越大，最後於(yu) 邲地戰勝了晉國，而成為(wei) 中原的霸主。至此，華夏的大多數諸侯國不僅(jin) 接受楚國為(wei) 諸夏成員之一，而且作為(wei) 華夏的霸主國之一。邲之戰後，楚國大臣子囊也自稱道：“赫赫楚國……撫有蠻夷,以屬諸夏。”[47]聲威赫赫的楚國，安撫著蠻夷，讓他們(men) 從(cong) 屬於(yu) 中原諸國。所以，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yu) 夷者也。”[48]

五、華夏天下秩序和當今的國際秩序的相似性

從(cong)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ya) 條約》之後現代主權國家製度的興(xing) 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社會(hui) 的組織建構原則是民族國家製度，沒有中央集權的世界政府，是一個(ge) 無序的社會(hui) （the anarchic nation-state system）。各個(ge) 國家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基本是按照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弱肉強食的叢(cong) 林規則來進行，過分強調國家利益，極端民族主義(yi) 猖獗，為(wei) 了狹隘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寸土必爭(zheng) ,不惜大動幹戈,不考慮國際社會(hui) 的共同利益，結果導致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悲劇。當然,導致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很複雜,有其他不同的因素如奧匈帝國的瓦解以及德國崛起而使得歐洲各國力量分布的失衡,以及經濟大蕭條而引起世界性貿易戰,但是極端的民族主義(yi) 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自二戰之後，西方的自由主義(yi) 學者漸漸認識到國家責任在國際社會(hui) 中的重要性，開始強調國家的責任，在一戰之後建立國際聯盟，以及二戰後，建立以美國為(wei) 中心的聯合國和集體(ti) 安全機製來保障國際秩序穩定，提高了對國際法的重視，提倡人權的保護對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性,並通過創建世界銀行以及GATT/WTO等戰後國際組織以維護國際公平貿易以及促進戰後的經濟重建。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更是將國際製度建設推向一個(ge) 新的高度。英國學派的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所說的國際社會(hui) 在二戰之後變得越來越有序和成熟。這個(ge) 慢慢形成的國際社會(hui) 對維護二戰後的世界和平和經濟複蘇和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韓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都是這一國際秩序的受益者，當然也有受害者如很多非洲國家。但總的來說，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國際問題的處理方式也是一個(ge) 學習(xi) 和進步的過程，從(cong) 以現實主義(yi) 為(wei) 主，到現實主義(yi) 和國際主義(yi) 相結合，戰後國際秩序的新發展都使得當今國際秩序與(yu) 春秋時期的國際秩序越來越相似。

當然,當今的國際合作製度是建立在由西方曆史文化傳(chuan) 統衍生出來的民族國家製度,民主和人權價(jia) 值的基礎上。以西方文化價(jia) 值和民族國家製為(wei) 基礎的國際秩序肯定不是最公正最優(you) 選擇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春秋時期以及當今的國際秩序都有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如國際經濟差距顯著，文化的多樣性和非主流異質文化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國際霸權國為(wei) 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有時濫用政治影響力和武力,沒有強有力的機製來製約它。特別是在聯合國的集體(ti) 安全機製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霸權國可以利用軍(jun) 事優(you) 勢來挾持集體(ti) 安全機製以聯合國的名義(yi) 采用軍(jun) 事行動以獲取一國之私利,如美國的對伊拉克戰爭(zheng) .

最公正和最優(you) 的選擇無疑是建立一個(ge) 民主公平正義(yi) 的世界政府，這樣的秩序是建立在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溝通的基礎之上，全世界各民族的利益與(yu) 文化都得到充分的代表和體(ti) 現。這是我們(men) 的祖先的天下大同的夢想,也是當今很多西方新自由製度主義(yi) 學者的夢想,但是這樣的製度無疑是一個(ge) 遙遠的夢想。在這樣理想的世界政府來臨(lin) 之前，春秋秩序和當今的國際秩序是一個(ge) 時代的次優(you) 選擇。在這樣的國際秩序下,國際政治穩定與(yu) 安全得到相當的保證,和國內(nei) 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也有相當的保障，這種次優(you) 的秩序要比以軍(jun) 事實力為(wei) 基礎的叢(cong) 林規則和惡性國際競爭(zheng) 好得多。

由於(yu) 時空和中西文化的差異，使得古今兩(liang) 個(ge) 國際製度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對國家責任的強調是春秋秩序下的諸侯國與(yu) 現代主權國家製度下國家的主要區別。春秋時期“國際秩序”的穩定建立在分封製與(yu) 宗法製的基礎上，血親(qin) 和姻親(qin) 起著一定的穩定作用。春秋時期的諸侯國不僅(jin) 有很多權利，更重要的是有很多責任與(yu) 義(yi) 務，這些責任作為(wei) 維護天下秩序穩定的保障，建立在儒家思想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之上。周禮製度的國際倫(lun) 理精神雖然隨著諸侯國的國力增長而衰落，但相當大的部分還是保存著，諸侯國間的競爭(zheng) 還是受到周禮製度的規範與(yu) 製約，是有序的國際競爭(zheng) 。因為(wei) 有周禮製度的文化支撐，加上霸主國擔當起維護周禮倫(lun) 理製度的軍(jun) 事領袖角色，春秋的國際秩序才得以保持相對穩定。到了戰國時期，完全的禮崩樂(le) 壞使得諸侯國的無序競爭(zheng) 陷入了沒有有效的製度加以規範的叢(cong) 林法則。然而,當今國際秩序下的聯合國憲章強調國家不管大小都有主權獨立，內(nei) 政獨立，外國幹涉內(nei) 政是非法的；並且國家內(nei) 部的人民具有民族自決(jue) 的權利，這些與(yu) 春秋時的原則很不一樣。另外，由於(yu) 時空的巨大差距異,這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對維護國內(nei) 政治秩序穩定和政權的和平轉讓的具體(ti) 原則如嫡長子繼承製度與(yu) 現代民主選舉(ju) 製有很大不同。

撇開這些不同點，我們(men) 還是可以在古今兩(liang) 個(ge) 國際製度間找到不少共同點。這兩(liang) 個(ge) 製度都建立在各自主流文化的終極文化價(jia) 值的基礎上，都有一套很強的道德倫(lun) 理原則來協調和治理和維護國內(nei) 和國際政治秩序,用各自的主流文化標準對國家的對內(nei) 和對外行為(wei) 的適當性進行判定。當今國際秩序下的國際法對國家行為(wei) 的規範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的以基督教為(wei) 基礎的倫(lun) 理道德原則上,國際法之父格勞休斯的貢獻正是從(cong) 基督教和自然法的精神中提煉出可操作的國際法原則。當然,國際倫(lun) 理和國際製度在維護國際秩序中的作用還是有很大的爭(zheng) 議。西方現實主義(yi) 學派不重視國際倫(lun) 理和國際製度的作用而認為(wei) 國家的實力或國家間的力量均衡才是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最重要因素。自由主義(yi) 學派雖然也承認國家實力的重要性,但認為(wei) 國際製度對國際秩序的穩定起著很大的作用。本文從(cong) 自由主義(yi) 學派的角度，對這兩(liang) 種不同國際製度的相似之處簡略歸納如下：

第一，在國家的對內(nei) 行為(wei) 準則方麵，春秋周禮倫(lun) 理強調君臣相互對應的權責關(guan) 係，君王隻有愛護臣民，對臣民仁慈，才有可能得到臣民的支持和擁護，才能保住政權。用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父母；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仇寇。”[49]而正如周禮的《九伐之法》中所規定的，采取“賊賢害民”的政策和導致“野荒民散”的諸侯國國君會(hui) 受到周天子的懲罰。同樣地，西方文化則強調政府對保護百姓的基本人權的責任。這些原則都通過聯合國的兩(liang) 個(ge) 人權公約得到體(ti) 現。當然,兩(liang) 千多年前春秋時期的相關(guan) 製度並不強調君臣的絕對平等，而現代西方社會(hui) 強調的是政府官員與(yu) 百姓的平等，且現代西方社會(hui) 對人權的關(guan) 心有更具體(ti) 更深入的法律規範和更可靠的製度保障。

第二，在國家對外關(guan) 係方麵，春秋時期周禮製度中的“九伐之法”強調諸侯國恃強欺弱和對外侵略的非法性（即“馮(feng) 弱犯寡”、“暴內(nei) 淩外”等）。又如《左傳(chuan) 》經常強調對結盟國信義(yi) 的重要性。而《聯合國憲章》同樣強調國家的領土完整，對他國的侵略戰爭(zheng) 是非法的，除非是自我防衛（第一章第二條款）。國際法中的條約法中對國家的信義(yi) 也很重視，並規範了國家履行承諾和條約的責任。

第三，兩(liang) 個(ge) 製度都強調適當的和謹慎的武力對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性和正當性以及大國(霸權國)在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中的重要作用。如齊桓公領導的“替天行道”和“尊王攘夷”的軍(jun) 事行動與(yu) 當今大國主導下的以聯合國為(wei) 名義(yi) 的集體(ti) 安全機製(collective security)特別是維護和平行動(peace-keeping)（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有很多相似地方。

六、結論和啟示

對比春秋時期的國際關(guan) 係和當今國際關(guan) 係，我們(men) 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在當今國際秩序中，由於(yu) 對國家主權的過分強調而不重視國家責任，這是造成國際社會(hui) 矛盾和衝(chong) 突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二戰後成立了聯合國，並對國際法進行了進一步的梳理，但由於(yu) 聯合國缺乏有效的強製執行力而使得聯合國的作用和國際法的效力大打折扣。近年來，西方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倫(lun) 理學者如理查·福爾克（Richard Falk），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邁克·瓦爾澤（Michael Walzer）等都在強調國家主權的有限性以及國家對保護國內(nei) 人權和對外援助的人道主義(yi) 責任,有的還提出修改聯合國憲章的建議。國際刑事法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華夏周禮製度中對諸侯國責任的強調，如諸侯國國君有對人民仁慈和愛護的責任，有對其他國家講道義(yi) 和進行援助的責任，是春秋時期華夏國際秩序得以穩定的一個(ge) 重要基礎。這段曆史經驗可以為(wei) 今後聯合國改革和國際法修訂提供有用的借鑒。維護華夏天下秩序穩定的經驗可以讓崛起的中國為(wei) 今後國際秩序的改革和完善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二，霸權現象並不是現代國際社會(hui) 獨有的現象。在國際社會(hui) 缺少統一的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際社會(hui) 並不是像西方現實主義(yi) 所說的處於(yu) 完全的無序狀態中。中國古代春秋時期的周禮倫(lun) 理製度，當今國際社會(hui) 的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都起著維係國際社會(hui) 穩定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古代和現代，西方和中國，霸權國對國際社會(hui) 倫(lun) 理和國際法的執行對國際社會(hui) 穩定起著很大的作用。用學術語言來說,就是霸權國利用其經濟和軍(jun) 事巨大優(you) 勢而為(wei) 國際社會(hui) 提供重要的國際公共產(chan) 品，如穩定的國際秩序和促進經濟繁榮的製度.霸權國的影響力大小以及能否持續不僅(jin) 與(yu) 其自身的經濟軍(jun) 事力量有關(guan) ，而且還取決(jue) 於(yu) 霸權國所代表的文化是否是國際社會(hui) 所接受的主流和先進的文化。國際主流和先進文化可以為(wei) 霸權國帶來文化上的感召力，使霸權國可以集結國際社會(hui) 大多數的國家來對抗代表異族文化的新崛起大國的挑戰。當然霸權國所代表的國際主流文化必須是強調和重視國際道義(yi) 和倫(lun) 理的文化。也就是說，霸權國的影響力與(yu) 其文化感召力取決(jue) 於(yu) 其文化是否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及是否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有道德感召力及願意承擔起國際責任的霸權可以促進國際社會(hui) 的穩定和發展，因而會(hui) 受到其他國家的擁護而使得其影響力得以持續。自私自利的霸權會(hui) 破壞國際社會(hui) 的穩定，因而會(hui) 受到國際社會(hui) 的抵製和排斥，因而自私的霸權的壽命將是短暫的。正如孟子所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50]而道德感召力與(yu) 一個(ge) 國家內(nei) 部的文明程度有很大關(guan) 係。看一個(ge) 大國對小國是否有道德感召力，要看大國的文明程度和國內(nei) 的政治經濟秩序是否對小國有吸引力。霸主國雖然不一定有很崇高的道德理想或大公無私精神，但是一定是重視道義(yi) 和信義(yi) ，將其它諸侯國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而與(yu) 其它國家結盟，這就是荀子所說的霸者，是有很強的生命力的，而自私自利、以力服人、恃強淩弱的霸權，就是荀子所說的強者,是注定短命的。[51]

第三,在一個(ge) 多元的文化環境裏，文化競爭(zheng) 是國際關(guan) 係的一個(ge) 重要維度。在古代中國是這樣,在古代歐洲也是一樣（如十字軍(jun) 東(dong) 征）,在冷戰後的國際社會(hui) 還是如此，正如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chong) 突論”所說的。人權問題成為(wei) 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ge) 重要目標,具有西方文化的優(you) 越感和使命感的痕跡。國際秩序的穩定並不是像肯尼思·華爾茲(zi) （Kenneth Waltz）說的那樣隻是受體(ti) 係內(nei) 主要大國的實力競爭(zheng) 與(yu) 消長所影響，而是像亨廷頓所說，國際秩序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zheng) 或融合，而且大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本身也可能是文明力量強弱的反映。

春秋國際秩序與(yu) 當今國際秩序都是建立在主導國最基本的文化價(jia) 值與(yu) 信仰的基礎上，春秋是在周禮天下製度基礎上.當今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三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與(yu) 希臘科學理性相結合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民主和人權精神的基礎上，這些價(jia) 值都是相關(guan) 聯和渾然一體(ti) 的，這些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以及建立在這些價(jia) 值之上的當今國際秩序為(wei) 西方世界帶來了三,四百年的強大,繁榮與(yu) 發展.而且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接受和認同。要改變當今國際秩序就等於(yu) 徹底否定這些西方社會(hui) 賴以生存和繁榮的最基本的文化價(jia) 值,一定會(hui) 遇到最強烈的抵抗甚至敵意。擁有異質文化活非主流的後來者必定給現有的國際秩序帶來挑戰，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競爭(zheng) 和衝(chong) 突。文化差異越大，衝(chong) 突的程度就越大。楚國對中原文化的衝(chong) 突，德國的納粹主義(yi) 對英國民主主義(yi) 的挑戰，冷戰時前蘇聯共產(chan) 主義(yi) 對美國民主主義(yi) 的挑戰，“9·11”事件時伊斯蘭(lan) 原教旨主義(yi) 對西方的挑戰都證明了這一點。軍(jun) 事衝(chong) 突隻是表象，文化價(jia) 值與(yu) 意識形態觀念的衝(chong) 突才是最深層的原因。一個(ge) 非主流的異質文化要得到國際主流社會(hui) 和價(jia) 值觀的認同與(yu) 接受需要漫長的融合與(yu) 磨合，甚至衝(chong) 突和戰爭(zheng) 。隻有當非主流的異質文化融入到主流社會(hui) ，國際衝(chong) 突與(yu) 矛盾才會(hui) 降低和停歇。春秋時期的楚國是這樣，德國與(yu) 日本在20世紀也是這樣。

崛起的中國與(yu) 西方世界的關(guan) 係存在著兩(liang) 大隱患.第一是對中國自己的實力的誤判.當今美國隻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正如英國在一戰前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飛速增長並於(yu) 2010年成為(wei)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不能一味誇大中國的實力.現在中國的GDP也隻是美國的1/3而已。撇開美國的GDP不說,主導當今世界政治與(yu) 經濟的八國集團(G-8)的大多數成員國的GDP都還與(yu) 中國相當.我們(men) 的科技與(yu) 軍(jun) 事力量也還比較落後,不可能與(yu) 北約集團相提並論.我們(men) 也沒有世界性的開放式金融市場和世界性流通貨幣.我們(men) 更沒有可以團結其他國家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也就是說,崛起後的中國要長期麵對的不是某一個(ge) 西方大國，而是以共同的西方文化價(jia) 值為(wei) 紐帶而聯合起來的國際主流社會(hui) 以及其背後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jun) 事力量的支撐。而且這個(ge) 以西方文化價(jia) 值為(wei) 主導的國際主流社會(hui) 的邊界一直在不停地擴張。一戰和二戰可以看成是西方內(nei) 部的分裂，二戰後西方重新團結一致，並成功地將亞(ya) 洲的日本和韓國也納入西方陣營。冷戰之後，東(dong) 歐國家和拉美國家的民主化標誌著它們(men) 被歐盟和美國主導的美洲國家組織進一步整合到西方陣營中，可以看作是西方世界的第二梯隊。即使將來某一日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中國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hui) 還是一個(ge) 孤立的少數派，不可能改變國際主流社會(hui) 的文化價(jia) 值觀和力量均衡。

第二是對西方世界捍衛其文化價(jia) 值與(yu) 信仰決(jue) 心的誤讀和低估.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國的地位從(cong) 原來華夏國際秩序中的天朝上國變成了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hui) 的邊緣國家。在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下，五四以來的激進的文化變革和其他激烈的變革嚴(yan) 重地摧毀了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價(jia) 值。改革開放30年以來意識形態的淡化，使得當今大多數的國人喪(sang) 失了的文化價(jia) 值信仰.國人在國內(nei) 政治與(yu) 國際政治行為(wei) 上都表現出以利益為(wei) 驅動和主導的思維方式，都迷信物質利益的驅動力而不相信文化影響力.所以就很難理解西方人對他們(men) 自己文化傳(chuan) 統價(jia) 值和信仰的執著與(yu) 堅守,也就很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西方主要大國都將人權和民主問題作為(wei) 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就像我們(men) 春秋時期的祖先一樣,西方人將一個(ge) 國家對本國國民的態度與(yu) 對外國國民的態度掛鉤.一個(ge) 國家如果對本國國民有仁慈之心,它對外國公民也就必定有仁慈之心,這樣的國家對外國就不會(hui) 是威脅.一個(ge) 國家如果對本國國民不仁慈,就可能對外國國民不仁慈,所以就可能是威脅.我們(men) 在文化價(jia) 值上的迷失是中國與(yu) 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hui) 溝通和交流的主要障礙之一，也可能是將來衝(chong) 突的主要來源之一。

要避免與(yu) 國際主流社會(hui) 發生嚴(yan) 重衝(chong) 突而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目標，我們(men) 需要注意以下三個(ge) 方麵：首先，我們(men) 需要與(yu) 主流國際社會(hui) 的很多價(jia) 值觀進行溝通與(yu) 融合，至少是相當部分的認同與(yu) 融合。當然，中國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地認同西方價(jia) 值觀。因為(wei)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的很多價(jia) 值觀，特別是儒家的仁義(yi) 禮智信思想，有很多是與(yu) 西方的基督教價(jia) 值觀相通的。為(wei) 了構建未來的和諧世界，崛起的中國在發展自己實力的同時，在弘揚自己文化傳(chuan) 統中具有普世意義(yi) 的核心價(jia) 值的同時，有必要也有責任在文化價(jia) 值層麵與(yu) 西方世界作更多的溝通和融合。

其次，曆史經驗也告訴我們(men) ，為(wei) 了避免與(yu) 國際主流社會(hui) 發生嚴(yan) 重衝(chong) 突，中國的外交政策在追求和捍衛正當的國家利益的同時，要考慮如何與(yu) 國際社會(hui) 協調合作，要平衡好正當的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hui) 的共同利益之間的關(guan) 係。片麵地追求國家利益而不考慮鄰國或國際社會(hui) 的共同利益是短視的行為(wei) ，很容易引起鄰國和西方社會(hui) 的疑慮而中斷與(yu) 我們(men) 的合作從(cong) 而損害我們(men) 的長遠的國家利益。我們(men) 應該更重視國家的對內(nei) 和對外的道義(yi) 和倫(lun) 理責任，特別是應該更加重視聯合國和國際法的作用，更多地通過國際法和多邊機製來解決(jue) 中國與(yu) 其他國家的經濟與(yu) 政治糾紛，用這樣的實際行動在國際社會(hui) 樹立一個(ge) 可親(qin) 可敬而不是咄咄逼人的大國形象。按照孔子的話就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最後，建構主義(yi) 理論告訴我們(men) ，國家利益不隻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而且也深受國家認同和國際規範的影響和建構。國家與(yu) 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不僅(jin) 受各國實力消長的影響，更受國家間的相互認同，價(jia) 值觀相同與(yu) 否，和信任所影響。我們(men) 需要改變那種認為(wei) 國家利益隻包括國家實力和領土完整而不考慮國際社會(hui) 共同利益和國際信任的習(xi) 慣思維模式。我們(men) 的國家利益需要重新定義(yi) ，不僅(jin) 要包括國家實力和領土完整等硬實力，更要包括價(jia) 值和觀念層麵上的軟實力。作為(wei) 當今國際社會(hui) 的後來者和當今國際秩序的受益者，我們(men) 在發展壯大自己實力的同時，要將融入國際社會(hui) 和維護當今國際秩序穩定以及爭(zheng) 取國際社會(hui) 的認同和信任看作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有可能慢慢消除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後可能挑戰國際秩序的擔憂，才能使我們(men) 的外交政策獲得更多國際合法性和更多國家的信任和支持而實現我們(men) 的長遠國家利益。總之，隻有平衡好愛國主義(yi) 和國際主義(yi) 的關(guan) 係，平衡好國家利益與(yu) 國際社會(hui) 共同利益的關(guan) 係，才能實現長遠的國家利益，才能使中國更長久地屹立於(yu) 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之林並為(wei) 國際秩序的維護與(yu) 完善作更多貢獻。

注釋：
 
[①]何晉：《君子時代的爭霸：左傳二十講》，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②]有關分封製與現代國家製度的比較與相似之處,見Richard Louis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Connecticut：The Shoe String Press,1953)；陳顧遠：《中國國際法淵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
 
[③]陳顧遠：《中國國際法淵源》，第40－52頁；許倬雲：《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8頁；Cho-Yin Hsu,“Applying Confucian Ethic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thn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Issue.1,March 1991.
 
[④]張廣誌：《西周史和西周文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3頁。
 
[⑤]《左傳·文公十五年》。
 
[⑥]《荀子·禮論篇第十九》。
 
[⑦]《論語·學而》。
 
[⑧]《左傳·桓公二年》。
 
[⑨]《左傳·僖公十一年》。
 
[⑩]《左傳·昭公七年》。
 
[11]《左傳·隱公十一年》。
 
[12]《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13]《左傳·莊公十一年》。
 
[14]《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15]《左傳·隱公六年》。
 
[16]《論語·堯曰》。
 
[17]《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
 
[18]《管子·山權數》。
 
[19]《管子·大匡》。
 
[20]《左傳·隱公三年》。
 
[21]《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22]H.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I:The Western Zhou Empi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p.52-53；張廣誌：《西周史和西周文明》，第135－136頁。
 
[23]《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馬》。
 
[24]《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
 
[25]《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大行人》。
 
[26]《孟子·告子下》。
 
[27]何晉：《君子時代的爭霸：左傳二十講》，第95頁。
 
[28]《左傳·文公十七年》。
 
[29]《左傳·桓公元年》。
 
[30]《左傳·桓公十二年》。
 
[31]《左傳·僖公元年》。
 
[32]《左傳·僖公十三年》。
 
[33]同上。
 
[34]《左傳·宣公十五年》上載，晉國大夫伯宗要進攻狄人潞國，他說：“狄有五罪，俊才雖大，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用現代話說就是，狄人雖然有才能的人多，但是有很多罪狀，不祭拜神明所以不敬奉德行，喜歡喝酒，濫殺無辜。倚重才能，不弘揚道德，這是亡國之道。
 
[35]趙汀陽對儒家思想的無外概念有誤解之嫌。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疆土或地域上的無外，而不是指文化上的無外。在文化上，先秦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學都是強調華夏與夷狄之分的。趙汀陽：《天下體係：世界製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9頁。
 
[36]《左傳·閔公元年》。
 
[37]陳顧遠：《中國國際法淵源》，第35頁。
 
[38]《左傳·僖公四年》。
 
[39]何晉：《君子時代的爭霸：左傳二十講》，第74－76頁。
 
[40]《左傳·閔公元年》。
 
[41]《左傳·僖公六年》。
 
[42]《論語·憲問》。
 
[43]《孟子·告子下》。
 
[44]Richard Louis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Connecticut：The Shoe String Press,1953),p.91；陳顧遠：《中國國際法淵源》，第35頁。
 
[45]《左傳·僖公二十年》。
 
[46]何晉：《君子時代的爭霸：左傳二十講》，第169－170頁。
 
[47]《左傳·襄公十三年》。
 
[48]《孟子·滕文公上》。
 
[49]《孟子·離婁下》。
 
[50]《孟子·公孫醜下》。
 
[51]閻學通,徐進等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啟迪》，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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