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秉元 主編《新經學》第五輯出版暨編後記

書(shu) 名：《新經學》

主編：鄧秉元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4

【目錄】

學術遺劄

羅倬漢《詩樂(le) 論》審查意見書(shu)   朱光潛  秦燕春附識

答施誌偉(wei)   王蘧常  郭建中整理

經義(yi) 闡微

早期儒家的名辯思想——孔子與(yu) 荀子之間  鄧秉元

論“廟見成婦”鄭玄說  林秀富

經學曆史

漢宣帝立《穀梁》事述說  黎漢基

論晚清儒者宗教新知中的激進特質之發展  餘(yu) 一泓

孔子與(yu) 六經無關(guan) 說的近代生成及其意藴  肖朝暉

圓桌會(hui) 談

人格精神永遠流傳(chuan) ——關(guan) 於(yu) 《劉靜窗文存》的幾點體(ti) 會(hui)   孫寶山

人心之高妙，人心之緊要——讀《劉靜窗文存》  史應勇

熊十力、劉靜窗論學及交遊  秦燕春

學以為(wei) 己——《劉靜窗文存》讀後  鄧新文

世界曆史的春秋戰國時代  陳強

學人自述

楊晉龍先生自述

序跋、劄記

校理《邵雍全集》前言  邵逝夫

校理《陸九淵全集》前言  張旭輝

《詩經》劄記三則  林趕秋

編後記

稿約

【編後記】

第五輯本來應該早些出版，哪知今年1月份新冠病毒疫情突起，大敵當前，所有工作都必須讓位，雖然遷延了不少時日，但也算為(wei) 這一事件作了難得的見證。我近日常常想，在麵對這樣一個(ge) 似乎意料之外，卻也算是預想之中的大事件，經學研究能夠提供何種反思？長期以來，由於(yu) 種種自我限製、自我約束，經學常常滿足於(yu) 以人文學術（文史哲）自處，似乎隻是象牙塔之內(nei) 的學問，尤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流行的純學術思潮下，似乎非此便是不務正業(ye) 、別有用心。學者以研究純學術為(wei) 榮，或者是恥於(yu) 與(yu) 那些曲學阿世之學為(wei) 伍，或許也有自保的因素，但卻未免畫地為(wei) 牢，把本該屬於(yu) 自己的領地（也是責任）拱手讓出。

作為(wei) 一個(ge) 公共領域的事件，疫情的出現是綜合因素的結果。既有現實的世道人心、製度框架、權力運作，乃至種種難以測度的具體(ti) 原因，也有長期以來的文化根源。對這些問題的反思在未來不妨一一展開。但幾十年前所流行的那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思維模式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wei) 那不僅(jin) 忽視了對問題的真正探討，而且在某種封閉情緒的左右之下，已經無法直麵問題本身。簡單倉(cang) 促地對現象予以歸因，恰恰是心態上猝不及防的表現，不僅(jin) 與(yu)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的聖賢境界天壤懸隔，與(yu) 經學所期待於(yu) 士君子的“虛中應物”、“以虛受人”也有本質之別。但無論是晚清還是當下，“猝不及防”的境遇既然屢屢再現，無疑已意味著這個(ge) 仍然號稱“中國文化”的生命形態，其精神結構與(yu) 往昔的華夏禮樂(le) 文明已經根本有別。在當前，中國文化的延續性似乎是許多人心目中不可置疑的事實，但假如仔細加以剖析，或許反倒應該注意研究中國文化的某種斷裂性，以及這種斷裂的曆史流變。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不存在真正的傳(chuan) 統，而是說在傳(chuan) 統發生斷裂之後，在何種意義(yi) 上還可以稱作“中國文化”？那種直接把地理邊界作為(wei) 文化標簽的流俗觀念似乎太過簡單了。另如，被稱為(wei) 儒教文化圈的各種文化形態，究竟在何種意義(yi) 上可以與(yu) 周公、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儒學相提並論？甚至在多大程度上還保留著宋明理學的精神傳(chuan) 統？抑或隻是大興(xing) 於(yu) 忽必烈、朱元璋，並在康雍乾時代所定型的那種遭到精神閹割的官定儒學？這就像二十世紀流行的科學主義(yi) ，盡管同樣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實早已背離了真正的科學精神。

當然，上述現象的出現本身也有經學思維自身的因素，譬如孔子的當機指點，在普通人那裏便很容易流為(wei) 鸚鵡學舌或穿鑿附會(hui) 。這是不同境界所體(ti) 現的某種“架構表現”（牟宗三語）被扁平化（所謂“禮崩樂(le) 壞”）的結果，也是德性、知性兩(liang) 種思維轉換發生錯亂(luan) 所致，需要在學術上予以詳細清理。理解了這一點，或許便可以解釋章太炎所注意到的那個(ge) 老問題，所謂“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於(yu) 支離，而在汗漫”（《諸子學略說》）。對於(yu) 今天的學者而言，既要對傳(chuan) 統學術可能的迷障作出反省，也應理解其思維的合理之處，以及產(chan) 生這些迷障的因由所在。假如仍然像二十世紀那種對待中國文化的粗暴方式，無論是滅棄還是頌揚，都可能於(yu) 事無補。由這一反思開始，或許才會(hui) 有《春秋》“撥亂(luan) 反正”之可能。當然，這種斷裂與(yu) 此前經學史上那種真假孔子之爭(zheng) 並非一回事，在此無庸置辯。

從(cong) 學術角度來說，最為(wei) 迫切的首先是政治經學及政治儒學研究。無論經學義(yi) 理如何高妙，古聖先賢的精神世界如何高遠，倘沒有合適的土壤為(wei) 之繁衍，良性的政治文明為(wei) 之護持，便仍然似空中鳥跡，水中泡影。所謂“孤陰不生，孤陽不長”，此亦大《易》乾生坤成之旨。特別是元明以降，數百年間隻能在秦政之下仰權力之鼻息，曆史上那些燦爛的文明充其量隻能供後人追想，這固然是莫大的悲劇，但悲劇的因由卻很少有人真正觸及。經學研究更注重學術自身之本，而輕視製度文為(wei) 之末，不注意坤道的結果，便終於(yu) 作繭自縛，精神亦無以發舒。宋儒所謂“雖堯舜事業(ye) ，如一點浮雲(yun) 過目”，雖然也可以用“先立乎其大”、“反求諸己”自解，但麵對政治社會(hui) 的巨變常常隻能采取“隱”的態度，以靜待天命攸歸，無疑也是經學發展受到局限的原因所在。與(yu) 種種強調出世、依傍政治、至少不去冒犯凱撒的宗教不同，經學必須在現實的人間世安立自身。這一現象似乎可以解釋二十世紀學術界中一些尚懷誠意的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何以會(hui) 針鋒相對。對於(yu) 否定者來說，所謂中國文化是指那個(ge) 現實中無法讓人產(chan) 生敬意的政治傳(chuan) 統，而在捍衛者那裏，則是意指那個(ge) 開啟於(yu) 經典時代，雖然不容易落地生根，但卻為(wei) 人類開啟生命之源的精神世界。能否讓華夏精神傳(chuan) 統重新進入實踐並繼續成長，是對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巨大考驗。

政治經學與(yu) 政治儒學當然是兩(liang) 個(ge) 概念。經學與(yu) 儒學、儒教含義(yi) 有別，這一點學術界早有不同討論。但如果把儒學、儒教以及諸子百家都視作由經學六藝所統攝的不同學術，問題其實不難索解。早期儒學家無論相互間如何爭(zheng) 辯，至少都承認孔子的中心地位，以及仁禮合一的精神結構，盡管對於(yu) 如何理解並達到這一結構有著巨大分歧。至於(yu) 道、墨、名、法諸家，雖與(yu) 儒家在立場上截然異趣，卻同樣可以在經學的框架下得到理解。但儒教時代則頗有不同，表麵上似乎立場相近，背後的精神結構卻往往大相徑庭；表麵上似乎立場相異，卻有著共同的精神結構。秦政那種極端的一體(ti) 性固不必論，儒術獨尊以後，中國文化由先秦時代那種開放的一體(ti) 性墜入某種封閉的一體(ti) 性，並逐漸窒塞了生機。如何捍衛這一“開放的一體(ti) 性”，才是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楊墨的真義(yi) 所在，非此不足以論政治經學之道統。及至宋明理學，以老釋對應楊墨，政治學上所針對的則是王安石、張居正的法術傾(qing) 向，盡管在理論上尚嫌簡率，但總算繼承了這一精神遺產(chan) 。

問題是今日的楊墨之學以及兼綜二家之術的法家何在？如何在二十世紀的言說形式下，撥開迷霧，直搗黃龍，是時下政治經學的著力所在。當然，也可以從(cong) 經學視角對人類一切政治學說作出衡判，並由此參與(yu) 到當下的政治實踐之中。放眼世界，在後現代思潮鼓噪之下的泛邊緣主義(yi) 、無差別的平等觀可當時代之楊，以行動主義(yi) 及尚同為(wei) 標榜的各種組織形態可當時代之墨，而納粹以來的種種極權主義(yi) 則集當代法家之大成。回到中西文明的中道，並建立人類中道文明的大聯合，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具體(ti) 使命。

談及政治經學，還有一個(ge) 問題需要認真麵對。自清代以來一直流行著某種極為(wei) 粗率的漢宋經學分野，這種觀點無視漢宋時代經學各有其本末、內(nei) 外、體(ti) 用，僅(jin) 僅(jin) 對漢宋學術各取一臠，便以內(nei) 聖外王自詡。這一做法在清代尚情有可原（盡管理無可恕），但在二十世紀以後依然流行，則標誌著一代經學的沒落。因此，從(cong) 政治經學視角對傳(chuan) 統經學予以重新衡判，便同樣是迫在眉睫之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以合理的經學尺度對漢宋不同時代的內(nei) 聖外王之學作出徹底清理。

譬如，許多學者迄今還認為(wei) 宋儒的貢獻主要在內(nei) 聖之學，其實便是莫大的誤解。當然，宋明理學自身亦難辭其咎。為(wei) 了對抗佛老之學，理學發展了儒家的修身之學，並以此為(wei) 內(nei) 聖之歸宿。這固然契合了先秦禮學（特別是曾子一係）的傳(chuan) 統，但由於(yu) 失去周代禮製的外在保障，最終難以保證外王的恒久性。宋代的君師共治體(ti) 製也因貴族製的解體(ti) 以及遊牧民族的挑戰最終破局，在元明以後歸於(yu) 失敗。這多少刺激了明代心學的崛起，因為(wei) 修身本身仍然屬於(yu) 外王的一部分，內(nei) 聖與(yu) 否隻能最終訴諸本心良知。關(guan) 於(yu) 這一曆史我們(men) 暫不作過多追溯，應該指出的是，宋儒的修身見世已經是外王的一個(ge) 層次，對有誌成聖的個(ge) 體(ti) 而言固然不無意義(yi) ，但並不意味著有了個(ge) 體(ti) 道德便自然可以開出新的政治經學。除非道德概念能夠回複到先秦的古義(yi) ，也就是真正的“天人之際”。《大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決(jue) 非自然而然的自動推演，而是需要在學理上重新加以詮釋。

也正是因此，晚清以來的政治經學家，其依托漢儒者（如康有為(wei) ）固然說不上取精用宏，假如隻是固守宋儒藩籬，似乎也無法相應於(yu) 這個(ge) 時代。而以中體(ti) 西用為(wei) 框架的種種政治經學形態，也還遠未臻於(yu) 圓融。新政治經學的開出仍然任重道遠。

鄧秉元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稿約】

本刊由若幹學術同仁發起，旨在賡續經學傳(chuan) 統，推動經學新變，重塑經學與(yu) 時代之聯係，並為(wei) 學界同仁提供一學術交流園地。真誠期待海內(nei) 外經學研究同仁不吝賜稿，以饗讀者。

孔門四科，堂廡甚廣。後生小子，竊有慕焉。故舉(ju) 凡義(yi) 理、考據、經濟、辭章，有關(guan) 經義(yi) 者，無論經典詮釋、儒學義(yi) 理，抑或學術濟時、經學史論，皆在歡迎之列。唯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於(yu) 短製長篇，專(zhuan) 論書(shu) 評，則可任意所之。九流十家，源初王官，各得經學之一脈。故有關(guan) 諸子之研究，皆所亟盼。及後佛教東(dong) 傳(chuan) ，西學東(dong) 漸，經學與(yu) 之相得益彰。故舉(ju) 凡研究諸家學術而與(yu) 經學相比較者，亦所企望。貞下起元，此後聖之將行；守先待後，乃學人之正理。倘有已故學者遺稿、函劄，而願發表本刊者，皆無任欣忭。如蒙賜稿，本刊將於(yu) 兩(liang) 月內(nei) 敬複來函，期間請勿一稿兩(liang) 投。如大作曾經發表，務請提前注明。稿件一經刊行，即寄贈樣書(shu) ，並略付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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