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成周之製”“委積之法”的“古法”到漢代以後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的設置,從(cong) 製度的層麵體(ti) 現了對弱勢群體(ti) 的關(guan) 照和惠民的主題,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但其設置和管理存在缺陷,社倉(cang) 正是有針對性地進行補救。“東(dong) 南三賢”在社倉(cang) 創設及規製上存有分歧,但出發點均在仁人的惻隱。“愛民”是朱熹荒政的核心,也是他倡行社倉(cang) 的初心。推廣社倉(cang) 賑荒濟困,成···
儒家強調審美活動的教化指向,在製禮作樂(le) 的過程中,樂(le) 要服從(cong) 於(yu) 禮儀(yi) 秩序建構的需要,從(cong) 孔子的“盡善盡美”到《荀子·樂(le) 論》與(yu) 《禮記·樂(le) 記》,都體(ti) 現出道德目標對審美體(ti) 驗的優(you) 先性。但在實際的藝術創作中,偉(wei) 大的藝術作品總是會(hui) 突破美學偏向,在教化的目標下,吸收道家和佛教的超越性、非功利性思想,從(cong) 而呈現出儒釋道圓融合一的傾(qing) 向。
朱熹的「情」思想構建了一種獨特的「人化」、「人性」的「成人」、「成聖」的「人之為(wei) 人」的倫(lun) 理學思想。他的「情」思想在其倫(lun) 理思想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不能隻被看作是「性體(ti) 」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朱熹意圖通過「情」思想的凸顯達到了人與(yu) 天道的結合,完成「天人合一」的倫(lun) 理思想構建。
孔子生活在國家治理由政教一體(ti) 向世俗政治轉變的關(guan) 鍵曆史節點上,既是六代最後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語錄既有政教雜糅的特點,也有世俗政治的傾(qing) 向。弟子後學選編《論語》,不僅(jin) 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語錄,也未收錄他政治研究、曆史研究的所有長篇語錄,隻選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語錄。
孔子與(yu) 《易》的關(guan) 係可以分為(wei) 四種:一、孔子是否是《易》本經的作者;二、孔子是否學習(xi) 過《易》;三、孔子是否為(wei) 《易傳(chuan) 》的作者;四、孔子是否傳(chuan) 《易》。以上問題錯綜複雜,相互關(guan) 聯。本文重在探討孔子是否學習(xi) 過《易》,這是其他三個(ge) 問題的前提。當然能夠論證孔子是《易》本經、《易傳(chuan) 》的作者的話,孔子是否學過《易》的問題也便迎刃···
以血緣為(wei) 紐帶,形成了“血統”;以學緣為(wei) 紐帶,形成了“學統”;以“斯文”“慧命”和“道”的傳(chuan) 遞為(wei) 紐帶,則形成了“道統”。這三統,遠比通過強權建立且隨時變易的“政統”或“勢統”更強大,更持久,更深厚。
吳展良先生曾經發現:“許多學者研究朱子時,開頭便問朱子思想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是本體(ti) 論的還是宇宙論的,是理一元論還是理氣二元論,理先氣後是邏輯上的先或是時間上的先等一係列‘哲學基本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這些問題不是不能討論,這樣的觀點也不見得沒有意義(yi) 。”然而“隻顧研究這些從(cong) 未進入朱子頭腦的西方哲學問題,或者用西···
佛教自魏晉時期傳(chuan) 入中國以來,“自齋戒變為(wei) 義(yi) 學”[①]之後,迨至宋代,發展仍不減唐之高峰態勢,特別是在內(nei) 在超越和心性修養(yang) 方麵所具有的優(you) 勢,對儒學發展構成巨大的挑戰。如何回應此一挑戰,從(cong) 根源上消除佛教的影響力,這是宋代儒學當時發展一個(ge) 重要課題。朱子作為(wei) 以複興(xing) 儒學為(wei) 己任的宋儒,自然對佛教采取辟駁之立場,以昭示儒家思想的···
道德直接關(guan) 涉到人的存在,而非僅(jin) 僅(jin) 事為(wei) 上的令人滿意,這是《孟子》一書(shu) 中隱含的大義(yi) 。這種大義(yi) ,乃孟子通過對道德所作的三個(ge) 方麵的辯正逐漸顯現出來的,即一,道德與(yu) 不道德之間並無中間狀態,它們(men) 之間的區分是絕對的;二,道德非世俗的滿意,道德決(jue) 非鄉(xiang) 原;三,道德自身即是目的,道德決(jue) 不可以“利”言。在此辯正的基礎上,把“義(yi) 利之辨”···
經典文本的生命力存在於(yu) 充滿曆史性的理解之中,罔顧理解的曆史性而任意誇大理解主體(ti) (讀者)自身的自由限度,必然會(hui) 走向一種任意的獨斷。孔子不是蘇格拉底,不能用蘇格拉底式嚴(yan) 謹的邏輯標準來強求孔子的人生經驗總結,更不能把封建專(zhuan) 製思想的源頭歸罪於(yu) 孔子的“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四十而不惑”章或真或偽(wei) ,都無損於(yu) 這一經典文本在延···
自19世紀中葉開始,中西交衝(chong) 於(yu) 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而後是中國人為(wei) 回應西人的逼來而審視西人,因審視西人而對比中西,因對比中西而變法圖強。這個(ge) 過程引來西人的“新學新藝”說富說強,直接衝(chong) 擊了中國的義(yi) 理之學,其推論演繹又最終歸咎於(yu) 科舉(ju) 取士的不能應對世變。由此形成的是另一種非科舉(ju) 的理路,這種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裏非議科舉(ju) ···
現存的語文學和經學研究,都是以文獻考證和文本釋讀作為(wei) 主要內(nei) 容,但其對文獻的董理和文本的理解,均受到實證科學觀念的限製,因而舉(ju) 步維艱、解釋乏力,很難對經典的現實性有所說明。要讓古典文本產(chan) 生更大的意義(yi) ,就必須走出文獻學的狹小視野,引入詮釋學的理念,重新挖掘文本的深刻內(nei) 涵,在詮釋活動中,最大限度地釋放出文獻所蘊含的···
馮(feng) 友蘭(lan) 以覺解為(wei) 視角,以人生意義(yi) 為(wei) 線索,重構傳(chuan) 統美學領域的境界論,將其創造性地用於(yu) 中國古代哲學的闡發。在此基礎上,他做出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劃分,由此構成其後期人學形而上學的核心內(nei) 容。但是,其境界論背後依托的是新理學的實在論,在思想方法上又采用了西方哲學的概念分析,它們(men) 與(yu) 中國古代境界論的基···
朱子一方麵以源自《先天圖》的“加一倍法”詮釋《太極圖》的整體(ti) 象數結構,本於(yu) 先天數理而賦予《太極圖》以本於(yu) 普遍天理的通貫性原理架構;另一方麵以源自《太極圖》第二圈陰陽互含結構的“交易”之法詮釋《先天圓圖》之成圖,將陰陽對待互根之理注入其中,使《圓圖》成為(wei) 天理本體(ti) 所蘊陰陽動靜“錯綜無窮”之神妙特質的象數表征。
現代新儒家重建道統,形成多元道統觀,而牟宗三是“哲學家道統觀”的集大成者。他以“生命的學問”發揮道統之說,通過對儒家元典的創造性詮釋和對宋明理學思想體(ti) 係的重新梳理,以儒家德性之學為(wei) 核心,借鑒康德哲學來建構儒家道德形上學,且道統、學統與(yu) 政統三統並建,進而實現儒學的現代轉型。
對陽明而言,“求理於(yu) 心之外”意味著心與(yu) 理的兩(liang) 分,而其更為(wei) 實質的理論內(nei) 涵則是對人性實在性的否定。與(yu) 此相對,龍場悟道所確立的“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正是對人性實在性的直接肯定。進一步而言,在陽明那裏,一方麵經由“心即理”這一命題及其所關(guan) 聯的命題群組,對人性實在性進行了正麵論證;另一方麵,經由以“心外無X”為(wei) 基本結構的相關(guan) 命···
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在曆史上被稱之為(wei) “湖南人之性質”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與(yu) “士習(xi) ”的滲透與(yu) 融合,導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強悍意誌與(yu) 士氣的道義(yi) 精神的湖湘士人群體(ti) 崛起。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什麽(me) 是人的'精神氣質'”、"民性:湘人的氣質之性"、"士氣: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組合"四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
18世紀的理學官僚在政治與(yu) 學術上相當活躍,且論學過從(cong) 甚密。其經濟之道根植於(yu) 係統性的理學道德踐履,旨在樹立一種基於(yu) 朱子學的教化與(yu) 治理模式,由道德修為(wei) 而進之於(yu) 實學,由實學而發之於(yu) 實政。另方麵,理學官僚采取一種較為(wei) 緩和的實用主義(yi) 態度審視門戶異同之爭(zheng) ,在推重陽明事功的同時,得以重新評價(jia) 陽明學術的遺產(chan) 。
儒家士人德教呈現出“異向同質”的雙向道德主體(ti) 間性的教化模式,即以儒家士人為(wei) 中心展開的向上勸導為(wei) 政者“內(nei) 聖而外王”以推行善政和向下激發民眾(zhong) 道德主體(ti) 性以“一道德,同風俗”的雙向教化模式,其本質均訴諸於(yu) 行為(wei) 主體(ti) 發掘自身善性以成就德性來達到教化目的。
早期儒家對人性的討論,不是訴諸抽象的理論語言,而是直觀的類比。其中,相關(guan) 於(yu) 結構、運動和聲音的類比,揭示了人性作為(wei) 自然本能的意義(yi) ;關(guan) 於(yu) 生長、製作與(yu) 培育的類比,揭示了人性作為(wei) 行動條件的意義(yi) 。因此將儒家的人性學說稱為(wei) “人性論”,主要來自研究者對理論語言的偏好,但未必能對儒家論性的意項提供切實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