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脈一貫，經典永傳(chuan) ——《四書(shu) 通講》尾聲

作者：劉  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一

在本書(shu) 的“尾聲”部分，我想順帶講一講“道脈”如何傳(chuan) 遞的問題。

《大學》開篇有雲(yun)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然我們(men) 把“四書(shu) ”看作一個(ge) 整體(ti) ，起首又是從(cong) 《論語》“學而篇”首章開始講起，那麽(me) ，整部“四書(shu) ”的最後一章當然不該輕易放過：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yu) 湯，五百有餘(yu)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yu) 文王，五百有餘(yu)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yu) 孔子，五百有餘(yu)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百有餘(yu)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這段話不僅(jin) 是《孟子》一書(shu) 的尾聲，也是整個(ge) “四書(shu) ”的終章，曲終奏雅，餘(yu) 音嫋嫋，給人留下無盡的回味。仔細揣摩，孟子的這一段議論，不僅(jin) 大有以道自任、“舍我其誰”之概，同時也回應了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的著名預言：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yu)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wei) 不豫哉？”（《公孫醜(chou) 下》）

上引兩(liang) 章文字皆有一個(ge) 對於(yu) “時間”的期許，那就是“五百年”！兩(liang) 相對比，不難發現，“以道自任”的孟子在全書(shu) 的終卷處，還是對自己“舍我其誰”的雄心壯誌稍作裁剪，略有收斂。從(cong) 文章學的謀篇布局來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這麽(me) 一種纏綿蘊藉甚至有點嫵媚的表達，也的確最適合作為(wei) 一本書(shu) 的結尾。

前引朱熹對“孟子去齊”章的注釋說：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yu) 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ye) 聞望，可名於(yu) 一世者，為(wei) 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1]

不用說，朱子是把這一章與(yu) 《孟子》最後一章互為(wei) 參照的，其中同出互見的兩(liang) 組人物，一是“聖王”係列，一是“名世者”係列——“聖王”確立法度，“名世者”執行法度——彼此之間，形成了一個(ge) 名為(wei) “君臣”而實則“師徒”的“遞相授受”的傳(chuan) 承機製和“見聞”係統。

我認為(wei) ，正是在這裏，埋藏著一把打開“道”之“窄門”的隱形鑰匙！

那麽(me) ，聖王之間到底傳(chuan) 授了什麽(me) 呢？《論語》最後一篇《堯曰》的開頭給出了答案：

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請注意，這段話是堯對舜所言，而舜又以此“命禹”——命者，令也，授也，傳(chuan) 也——其中的承傳(chuan) 方式及人物線索清晰可見！而“允執厥中”四字，在《尚書(shu) ·大禹謨》中則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傳(chuan) ”[2]，實乃聖王治道之要訣，允稱博厚高明，千古不刊！

更有意味的是，此章緊接著堯、舜、禹三聖傳(chuan) 道之後，又有商湯、武王、孔子之言，其中顯露的，正是一條“道統”授受、“道脈”流傳(chuan) 的輾轉接力之路線！柳宗元論此章說：“《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此聖人之大誌也，無容問對於(yu) 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yu) 傳(chuan) 之。故於(yu) 其為(wei) 書(shu) 也，卒篇之首，嚴(yan) 而立之。”（《論語辨》）柳氏蓋以孔門弟子推尊孔子，以為(wei)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故綴之於(yu) 先王之後，大有以王者擬之之意。錢穆先生論此章與(yu) 全書(shu) 之關(guan) 係雲(yun) ：“蓋此章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門弟子之語，而自堯、舜、禹、湯而至武王，終以孔子，其次序有條不紊，其為(wei) 全書(shu) 後序而出於(yu) 編訂者某一人或某幾人之手，殆無可疑。”（《論語新解》）

然而，以上諸說均未能全部揭示出《孟子》、也即“四書(shu) ”末章更深層的“話外音”。

二

孟子到底想說什麽(me) 呢？以我個(ge) 人愚見，蓋有以下兩(liang) 點：

其一，是“道”的下移，乃大勢所趨。

在孔子以前，“道”的傳(chuan) 遞是由“聖王”遞相授受的，正如古史傳(chuan) 說中的“絕地天通”之前，“天命”本來隻能由“天子”或帝王感知與(yu) 傳(chuan) 遞——後有所謂“湯武革命”，也不過是“革（改）其天命”——故王朝更替也好，道統傳(chuan) 遞也罷，皆與(yu) 一般“政治素人”或平民無關(guan) 。孔子的出現，打破了這一“道統”傳(chuan) 遞的上位壟斷格局。《論語·堯曰》篇也好，《孟子》末章也罷，都做了一個(ge) 將孔子“植入”聖王傳(chuan) 道係統的工作，此一工作的重大意義(yi) 在於(yu) ，將本來高高在上的“天命”和“道統”，經由孔子這樣一位平民聖哲，下移到了廣土眾(zhong) 民之中。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孟子也說：“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yu) 天地同流。”（《盡心上》）孔孟原始儒學的這種對“我”與(yu) “君子”仁心善性延展之無限可能性的確信，打破了商周以來宗教神學和政治神學籠罩下的“天人之際”的現實壁壘，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確可謂是一次哲學上的“軸心突破”[3]。

在孟子看來，孔子一介布衣，對於(yu) 堯、舜、禹、湯、文王前後承傳(chuan) 之道，雖然未能“見而知之”，卻終能“聞而知之”，並達到“集大成”[4]之境界，這一“聖道”由“王”而下移至“士”的文化事件，對於(yu) “道統”的確立及傳(chuan) 遞，意義(yi) 重大，非同小可。正是孔子以一人之力，在“王道”缺失、“霸道”橫行、“聖王不作”的春秋亂(luan) 世，擔荷起了本應由“聖王”履行的弘化使命和傳(chuan) 道責任。——孔子之所以被後世尊為(wei) “素王”，原因恐怕正在於(yu) 此。

就此而言，《孟子》末章等於(yu) 提出了一個(ge) “天問”——即如果真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離婁下》），那麽(me) “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已經“百有餘(yu) 歲”，值此君子之澤“將斬未斬”之際，究竟該由誰來肩負這一弘道、傳(chuan) 道之責任呢？孟子的回答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毫不諱言地以“道統傳(chuan) 人”自命，這在當時或許無人理解和認可，甚至後世亦有指其為(wei) “晦聖學，禍人道”[5]者，但事實證明，孟子不僅(jin) 真的擔起了這一“天降大任”，而且的確“心想事成”了！

其二，是“道”由“人”傳(chuan) ，人在道就在。

孟子敢於(yu) “以道自任”，是因為(wei) 他發現了“道脈流傳(chuan) ”的曆史信息和生命真相。蓋“道”之傳(chuan) 遞，正賴師徒之間的“口傳(chuan) 心授”——“學緣師法”之外，還有“心法心印”。用孟子的話說，“見而知之”就是嫡傳(chuan) 親(qin) 炙，“聞而知之”則是“私淑尚友”——從(cong) 孔子到曾子，曾子到子思，子思再到孟子，其間流貫的正是一條未曾中斷的“現身說法”、“口傳(chuan) 心授”的偉(wei) 大“道脈”！因為(wei) “目擊道存”，故能“心心相印”，並最終確保了“道”的傳(chuan) 遞真實無妄，渾然天成！

也就是說，“道”雖然需要“經”和“文”來承載，但對於(yu) “道”之微言大義(yi) 的把握和傳(chuan) 遞，則必須要超越“文字”和“名相”，才能“體(ti) 貼”、“遙契”、“覺悟”和“印證”！這也正是為(wei) 什麽(me) 孔子會(hui) 說“書(shu) 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係辭上》），老子會(hui) 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首章），莊子會(hui) 說“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莊子·天道》），三國時玄學家荀粲會(hui) 說“六籍乃聖人之糠秕”[6]的深層原因！

換言之，孔子之所以反複提醒弟子們(men) ，在言行之間要更重視“行”，原因正在於(yu) “言”無從(cong) “盡意”，而包含著出處行止、待人接物、音容笑貌的“行”，卻可以於(yu) 無聲處彰顯“道”的博大、高明和精微！

要將此點說明，還須回到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中的一段話：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sang) 而大義(yi) 乖。……

為(wei) 什麽(me) 人一死喪(sang) ，微言大義(yi) 就會(hui) 絕滅舛錯呢？班固沒有直說。但在介紹《論語》成書(shu) 時，他的下麵這句話大可注意：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也。

以往對班固此言，不過轉引複述，未曾深思，現在帶著問題再來看，感覺大不相同！我發現，這裏的“孔子應答”與(yu) “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正是對孔門師徒“口耳相傳(chuan) ”“默識心通”的“傳(chuan) 道”過程的精準描述！這也恰好印證了孔子反複闡明的一個(ge) 道理，那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wei)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wei) 道”（第十三章），蓋亦此意。

也就是說，因為(wei) “天道遠，人道邇”，故要想上達“天道”，就必須下學“人道”！既然是“人道”，當然隻能由“人傳(chuan) ”！一句話，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

程子在論及孟子為(wei) 何“以道自任”時，非常敏銳地提到了“識時”的問題：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le) ，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7]

其實，這裏的“識時”，也可以理解為(wei) “識人”——顏子所以能安貧樂(le) 道，正因為(wei) 他沐浴在“夫子之道”的陽光中——孔子是生逢其時，顏子是幸逢其人！當然，這裏的“人”，不是一般人，而隻能是像孟子那樣“以道自任”的“傳(chuan) 道人”。

那麽(me) ，“道”究竟靠什麽(me) 傳(chuan) 遞呢？

第一，要靠耳聞目見，所謂“相與(yu) 言而接聞”也。隻有這種麵對麵的口傳(chuan) 心授，才能確保信息不會(hui) 散失和篡改，“道體(ti) ”才能完好無損。所以，對於(yu) 不能得聆聖王及孔子親(qin) 炙的後世學者而言，就隻能如孟子所說的，通過“頌其詩，讀其書(shu) ”，“知人論世”，“以意逆誌”了。更重要的是，還要能在“尚友古人”和“私淑諸人”的過程中，擺脫名相，破掉執著，以自己的生命熱力和慧命活力，去“聯想”聖賢傳(chuan) 道之“場境”、“語境”和“情境”，進而契入其“心境”、“意境”和“道境”，並最終“還原”其“道場”，“激活”其“道體(ti) ”，“疏通”其“道氣”，“承傳(chuan) ”其“道脈”！佛家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禪宗所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說的正是此意。

王陽明的“悟道”經曆非常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其所撰《五經臆說》序雲(yun) ：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yu) 糟粕也，魚與(yu) 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yu) 道也，亦筌與(yu) 糟粕耳。竊嚐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yu) 筌，而謂糟粕之為(wei) 醪也。夫謂糟粕之為(wei) 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yu) 筌，則筌與(yu) 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wan) 山中，書(shu) 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shu) 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wei) 之訓釋。[8]

陽明認為(wei) ，五經之於(yu) “道”，也不過是“筌與(yu) 糟粕”，是“載道”之工具，而非“道體(ti) ”之本身。正因當時“居夷處困”，“書(shu) 卷不可攜”，陽明才能“得魚而忘筌”，“默記舊所讀書(shu) 而錄之”，寫(xie) 其胸臆之見。這是非常富有“儀(yi) 式感”和象征性的一個(ge) 畫麵，陽明從(cong) 此得以擺脫經典之“書(shu) 卷”和“文章”，由“理境”而躍入“道境”，完成了求道之旅的一次華麗(li) “蝶變”。[9]

第二，要靠“以心傳(chuan) 心”，實現“心體(ti) ”與(yu) “道體(ti) ”的一線貫通。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者，“失”也。又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到哪裏去找那顆已經“放失”已久的“心”呢？孟子說：“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原來，我們(men) “放失”掉的“赤子之心”，在聖人那裏早已“先得”著了，無時無刻不在正等著我們(men) 去“求”！聖心與(yu) 我心，原本無二，千古一體(ti) ，此即“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王陽明說：“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也。”[10]

一句話，沒有“心”的神交冥會(hui) ，所謂“傳(chuan) 道”，恐怕也隻是鏡花水月。

——以上兩(liang) 點，正是我們(men) 所說的打開道之“窄門”的那把金鑰匙。

三

然而，吊詭的是，這把本來由孟子發現的“金鑰匙”，卻竟在孟子手裏失落了！最先發現這一問題的是韓愈。在《原道》一文中，他寫(xie) 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荀與(yu)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11]

顯然，韓愈是接著《孟子》最後一章往下說。他發現，孟子之後，“道”的傳(chuan) 遞便出現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的“傳(chuan) 譯”困境，以至於(yu) 造成了“好事者各以其說幹時君，紛紛藉藉相亂(luan) ，六經與(yu) 百家之說錯雜”（《讀荀子》）的混亂(luan) 局麵，佛、老二氏於(yu) 是乎乘虛而入，後來居上。

其實，不是孟子丟(diu) 失了“道”，而不過是在他之後，“道”因為(wei) 不得其人而不幸“失傳(chuan) ”罷了。因為(wei) 失傳(chuan) ，反倒更顯孟子之可貴！在《讀荀子》一文中，韓愈對孟子大加讚歎：

始吾讀孟軻書(shu) ，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wei) 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shu) ，益尊信孟氏。因雄書(shu) 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yu) 揚，大醇而小疵。[12]

可以說，韓愈已經隱然看見孟子手裏的那把閃閃發光的鑰匙了！就捍衛孔子之道而言，孟子最大的貢獻就是“距楊、墨”。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漢代儒者揚雄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yu) 孟子。”（《法言·吾子卷》）

這裏的“塞路”，正與(yu) 我們(men) 所謂“窄門”若合符節。因為(wei) “塞路者有矣”，故“入道之門”越發“窄小”——“初極狹，才通人”。揚雄竊比於(yu) 孟子，正因其能斥百家、崇儒道，故而敢以“聖人之徒”自期。

對於(yu) 韓愈來說，當時的“塞路者”便是佛、老二氏之學。所以，他才要學孟子辟楊、墨，做一番艱苦卓絕的“清道夫”的工作，以廓清通向“道之窄門”的“塞路”之物。從(cong) “大醇而小疵”的揚雄與(yu) 荀子，上溯至“醇乎醇者也”的孟子，再追溯至“集大成”的孔子——這不正是韓愈“處處誌之”的一個(ge) 個(ge) “道”之路標嗎？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說，韓愈簡直是噓枯吹生的“道”的守夜人！陳寅恪先生謂其“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誠為(wei) “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wei) 新關(guan) 捩點之人物”[13]，良有以也！

宋代文豪蘇軾曾這樣盛讚韓愈：

匹夫而為(wei) 百世師，一言而為(wei) 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guan) 盛衰之運。……自東(dong) 漢以來，道喪(sang) 文弊，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關(guan)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14]

東(dong) 坡此論，以“文統”論“道統”，真可謂洞幽燭微、巨眼卓識！至此，“道”之“窄門”終於(yu) 被打開，“道”之境界為(wei) 之一變！正如陶淵明所寫(xie) ：“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yan)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桃花源記》）

韓愈死後三百年，宋儒沿著其大刀闊斧開出的“道統”之路，終於(yu) 走出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北宋五子”之首的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15]說，使中斷千年的“道脈”得以“疏通”，以孔孟為(wei) 旨歸的原始儒學借助理學的轉型，終於(yu) 衝(chong) 破佛、老二氏的義(yi) 理糾纏而得以破繭而出，大放光明。程頤在為(wei) 其兄程顥所撰的“墓表”中說：

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chuan)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chuan) 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之後，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以興(xing) 起斯文為(wei) 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煥然複明於(yu)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16]

這段話依舊是在孟子、韓愈的基礎上立論，隻不過他撇開韓愈，直接把孟子之後的傳(chuan) 道者算在其兄程顥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和孔、曾、思、孟這“四子”前後接力一樣，“北宋五子”，生當同時，互有交遊，可謂“見而知之”；而生於(yu) 南宋的朱子，又係程子後學，其於(yu) “五子”，又可謂“聞而知之”——這一條理學之“道脈”也是線索宛然，有跡可循。

程頤在總結《論語》《孟子》的“讀法”時說：

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複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yu) 《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yang) 成甚生氣質！

這裏，“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真可謂“當機立斷”的“求道”之“不二法門”！後世學者若能得其三昧，又何愁“道之不傳(chuan) ”焉？事實上，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儒、釋、道三教、三家、三學之傳(chuan) 承，無不賴此師徒授受之“心傳(chuan) ”而得以實現，此即韓愈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師說》）之義(yi) 也。

此又可知，後人得不到聖賢親(qin) 自傳(chuan) 授“心法”，固然是一大遺憾；然道之不傳(chuan) ，更大的原因不在不能“接聞”或“親(qin) 炙”，而在後人常常蔽於(yu) 私心和成見，不願“尚友古人”，甚至根本不信有“道”之存在，更不信“道”之可知可傳(chuan) ，即使他們(men) 閱讀經典，亦不過糾纏於(yu) 章句名相、義(yi) 理邏輯，而未能“以心印心”，“以法證法”，故大道雖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而一般凡夫俗子甚至文人學者，終不能“聞而知之”與(yu) “見而知之”也。

四

以上，我們(men) 對“道脈”傳(chuan) 遞之內(nei) 在理路與(yu) 曆史進程做了大致梳理，其要點大致可歸納如下：

首先，“道”之為(wei) 物，雖有形上精微之特點，也並非不可“見而知之”和“聞而知之”，故我們(men) 絕不認同“道”的不可知論，也不讚同關(guan) 於(yu) “道”之解說的神秘主義(yi) 傾(qing) 向。

其次，因為(wei) “道”是可以“聞見與(yu) 知”的，那麽(me) ，就一定可以通過“人”來“傳(chuan) ”。盡管在曆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道脈”偶或一時中衰，但絕不至斷絕消亡，一旦逢其時，得其人，必有“一陽來複”的一天！故所謂“道之不傳(chuan) ”，無論在理論層麵還是實踐層麵，都不是“無解”的難題。

第三，也是本書(shu) 最想證明的一點，就是道不僅(jin) 可得而“傳(chuan) ”，而且可得而“行”！

今之傳(chuan) 播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者，時常要麵臨(lin) 來自新文化運動的一個(ge) 嚴(yan) 峻質問，即儒家所標舉(ju) 的道德理想主義(yi) ，不過是高懸於(yu) 天上的烏(wu) 托邦夢想，諸如“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等等美好憧憬，永遠不可能實現！而且，他們(men) 還會(hui) 搬出儒家內(nei) 部的聲音來為(wei) 此說張目，如作為(wei) 程頤四傳(chuan) 弟子的朱熹就曾不無悲觀地說：

（唐）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不出於(yu) 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義(yi) 以行其私，而當時與(yu) 之爭(zheng) 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yi) 之可借，是以彼善於(yu) 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chuan) 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yu) 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為(wei) 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chuan) 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也。（《答陳同甫》）

此一段議論對於(yu) 我們(men) 了解中華“道統”之存續大有裨益。這裏，朱子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連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也不過是“假借仁義(yi) ”以“行其私”，這正是曆代聖人所傳(chuan) 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的深層原因！當後世得天下的帝王標舉(ju) 孔子仁義(yi) 之道時，其所行者早已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正是在這裏，“道統”與(yu) “勢統”（或曰“政統”）開始各行其是，分道揚鑣了。朱子的意思是，千萬(wan) 不要以成敗和結果來論道統，假借仁義(yi) 而行的“霸道”，其實與(yu) 堯、舜、禹、湯諸聖王踐行的“王道”，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liang) 個(ge) 道！

換言之，“王道”之不行，並不意味著“人道”之淪喪(sang) 。孟子說：

“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上》）

就此而言，孔子作《春秋》，既是規範“王道”，也是存續“人道”。關(guan) 於(yu) 孔子作《春秋》之義(yi)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得明白：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wei) 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yu) 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wei) 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wei) 天下儀(yi)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孔子為(wei) 何竟要“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無他，蓋因“道之不行”也。當在位者皆私心自用、不行正道之時，孔子乃以一人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韙，欲以《春秋》之義(yi) 為(wei) 天下立道、為(wei) 後世立法！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是以布衣身行王者事，從(cong) 此，孔子開創的“道統”與(yu) “學統”，便與(yu) 君主代表的“勢統”或“政統”，分庭抗禮，鼎足而三，並最終形成了“道尊於(yu) 勢”的價(jia) 值理念。隻不過，對於(yu) 以道自任的士大夫而言，到底是“得君行道”，抑或是“覺民行道”[17]，常常會(hui) 因應時代之大勢而有所取舍損益，如此而已。

所以，當我們(men) 讀到朱子“道之不行”的感歎時，大可不必灰心喪(sang) 氣。要知道，“行道”與(yu) “傳(chuan) 道”究竟並非一事，“道之不行”絕不意味著“道之不傳(chuan) ”。王夫之在論及“儒者之統”與(yu) “帝王之統”之關(guan) 係時就說：

儒者之統，與(yu) 帝王之統並行於(yu) 天下，而互為(wei) 興(xing) 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也，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已。[18]

譬如，孔子也多次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yu) 海”（《公冶長》），“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微子》），但孔子同樣堅信，“人能弘道”，“道不遠人”，故其在困厄危難之時，常能守死善道，用行舍藏，矢誌不渝。

一句話，就算“道”永遠無法在現實中得“行”，也絕不減損“道”的價(jia) 值！為(wei) 了彰顯“道”的這一近乎西方宗教之神的絕對價(jia) 值，朱子才要用“天理”為(wei) 說，以便“激活”原始儒學中本來就蘊藏著的終極關(guan) 懷和信仰精神。當朱子說出“道之不行”之時，正說明他已從(cong) 前人手中接過了“道”的火炬。當他終於(yu) 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四子書(shu) ”，合為(wei) 一編，撰成《四書(shu) 章句集注》之時，正是“道脈”得以“歸正”並重放光明之日！

表麵看來，這不過是一次“經典再造”的世俗傳(chuan) 奇，但仔細尋繹和還原其生命肌理與(yu) 精神軌跡，我們(men) 會(hui) 發現，這樣的文化創造，歸根結底，不僅(jin) 是其“私淑諸人”、“尚友古人”的偉(wei) 大結晶，更是一個(ge) 有著悠久曆史和宗教心靈的古老民族，在人文價(jia) 值和理性精神上的義(yi) 理釋放和哲學突破。

一個(ge) 人，若不能將“師道”“友道”之效用，從(cong) 有限的個(ge) 體(ti) 生命時空中奮力擴充，無限延展，上追古聖先賢，中交仁人義(yi) 士，下俟後人來者，是絕不可能創造出文化生命與(yu) 道德生命的奇跡來的！“四書(shu) ”正是在此一意義(yi) 上，才堪稱中國文化之“聖經”與(yu) “道書(shu) ”。

本書(shu) 所梳理的十三個(ge) 道，皆從(cong) “四書(shu) ”之教義(yi) 中提煉出來，無不是可知、可傳(chuan) 、可行的日用常行之“人道”。隻要“人道”不失，“天道”便會(hui) 常伴常行，“王道”即使終不可期，亦可作為(wei) 一終極理想和絕對信念，如日月高懸，照亮塵世間阡陌縱橫的“道路”。宋儒說：“天不生仲尼，萬(wan) 古如長夜。”良有以也。

在本書(shu) 的結尾，我想說的是——在這廣袤無邊的天文世界和人文世界中，的確存在著一些跨越時空的紐帶和係統：

以血緣為(wei) 紐帶，形成了“血統”；以學緣為(wei) 紐帶，形成了“學統”；以“斯文”“慧命”和“道”的傳(chuan) 遞為(wei) 紐帶，則形成了“道統”。這三統，遠比通過強權建立且隨時變易的“政統”或“勢統”更強大，更持久，更深厚。

中華文化正是一個(ge) 由“血統”“學統”和“道統”交織而成的獨特的文化生命體(ti) ，在長達數千年的演化和發展中，她已經形成了人類文明中獨一無二的“這一個(ge) ”。她也許不夠完美，但她足夠智慧，足夠堅韌，也足夠溫暖。

作為(wei) 此一文化所孕育、發榮、成就的個(ge) 體(ti) ，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生命都不過是曇花一現，來去匆匆，但文化的總體(ti) 生命卻可綿延不絕，至少將與(yu) 人類的總體(ti) 命運同在。

在這個(ge) 如長河一般悠遠的文化生命中，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是河邊逆旅中的一個(ge) 行者，“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飲水思源，不能不心懷感恩。正如北宋詞人李之儀(yi) 的《卜算子》所唱：

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道脈”如水，逝者如斯，來者亦如斯。

“窄門”洞開，驚鴻一瞥，刹那即是永恒。

2020年10月4日

《四書通講》，劉強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注釋：

[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0頁。
 
[2] 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這裏，“道”“心”“傳”“授”四字，皆兩見，正將“道以心傳”之義委婉揭示出來。
 
[3] 關於“天人之際”及“軸心突破”的相關論述，可參餘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4]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孟子·萬章下》）
 
[5] 今見民國學者翁中和（1900-1946）所著《人天書》，宗荀斥孟，竟雲：“以孔子性道之說為標準，孟軻之所得為零，程、朱、陸、王與戴震之儔，均附會孟軻，而不能不全失其旨，均不能不得其反，故其所得與孟軻同為零。故程、朱、陸、王與戴震亦何優劣相去之足雲。由整個人類之學術界立言，則孔子人道之學之所以長晦而不明至於今，皆性善之說有以致之。故欲論晦聖學、禍人道之責任，以孟軻為首，韓愈、程頤輩為從，皆孔子之罪人。”見該書，民國三十年（1941）出版，2006年重印本，第147頁。今按：翁氏為康有為弟子，宗經重道，對新文化運動多有掊擊，唯論學則尊孔詆孟，雖意氣風發，文辭可觀，而難免失之一偏。餘所藏是書，蓋在溫州講學時蒙其哲嗣翁廣慈先生所贈，歸而拜讀大半，雖不敢苟同其說，而於其人，則未嚐不肅然增敬。
 
[6] 《三國誌·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
 
[7]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5頁。
 
[8] 《王陽明全集》卷二二，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5-966頁。
 
[9] 詳參劉強：《論陽明心學及其詩學與詩教》，載《孔子研究》2020年第3期。
 
[10] [明]王陽明：《重修山陰縣學記》，《王陽明全集》卷七，前揭書，第286頁。
 
[11] [唐]韓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劉真倫、嶽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頁。
 
[12] [唐]韓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第111-112頁。“揚雄”，該書作“楊雄”，今據通常用法改之。
 
[13] 陳寅恪：《論韓愈》，見《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32頁。
 
[14]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508頁。
 
[15] [宋]周敦頤《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1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77頁。
 
[17] 關於“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的分判，可參餘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版。
 
[18]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