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兵學源流述略——兼及儒家與(yu) 兵家之關(guan) 係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廣西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5年第4期

摘要：近年來，隨著“新子學”研究的興(xing) 起，有學者提出了“新兵學”的概念，認為(wei) 兵家當為(wei) “諸子之首”，應有與(yu) 儒家平等的地位。這一觀點似是而非。通過對先秦諸子兵學思想源流的梳理，不難發現，兵家在諸子思想譜係中地位特殊，兵學絕非兵家所獨有，儒、墨、道、法、雜諸家皆有豐(feng) 富而深刻的兵學理論。兵家與(yu) 儒家、兵學與(yu) 儒學有著清晰的源流承傳(chuan) 關(guan) 係，兵家的地位也在曆史的發展中不斷得到提升。作為(wei) 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西周開啟的禮樂(le) 文明和慎戰義(yi) 兵觀念，不僅(jin) 是先秦諸子兵學之源，也是兵家思想的不祧之祖。

關(guan) 鍵詞：先秦諸子；兵學思想；儒家；兵家；源流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有學者在“新子學”的學術視域下討論“兵學”與(yu) “子學”之關(guan) 係，提出了構建現代意義(yi) 上的“新兵學”的議題。這當然是一個(ge) 很有意思的設想，不過論者認為(wei) 兵家長期“深蔽於(yu) 儒家辟兵的偏見之中”，“失去了與(yu) 儒家平等的地位”，進而得出“兵家當為(wei) 諸子之首”[①]的結論，卻難免有過度闡釋之嫌，讓人不敢苟同。那麽(me) ，曆史上的兵家在“諸子”中地位究竟如何？儒家與(yu) 兵家到底是怎樣一種關(guan) 係？儒學與(yu) 兵學又有著怎樣的淵源？儒家真的有“辟兵的偏見”嗎？要想回答這些問題，就應該回到先秦的思想現場和古代學術的文獻著錄中，正本清源，擘肌分理，庶幾才能得出清晰而又可靠的結論。

眾(zhong) 所周知，春秋戰國是諸子學勃興(xing) 的時代，百家爭(zheng) 鳴，盛況空前，但從(cong) 目錄學的著錄來看，“九流十家”之說卻是西漢末劉歆提出來的。所謂“九流”，蓋指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nong) 這九大思想流派，加上“小說家”，正好湊足“十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九流十家”中，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兵家”卻不曾“預流”。這絕不是因為(wei) 其不重要，而恰恰是因為(wei) 其太重要，重要到可與(yu) “諸子”並列的地步。目錄學的古書(shu) 分類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漢書(shu) ·藝文誌》載，西漢劉歆總群書(shu) 而奏《七略》，計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shu) 略》《術數略》《方技略》七種，“兵書(shu) ”自成一類。又依步兵校尉任宏論次兵書(shu) 例，分為(wei) 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凡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②]可見兵書(shu) 內(nei) 容之豐(feng) 富，地位之重要。南朝齊時人王儉(jian) 撰《七誌》，改六藝為(wei) 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為(wei) 文翰，次兵書(shu) 為(wei) 軍(jun) 書(shu) ，次數術為(wei) 陰陽，次方技為(wei) 術藝。嗣後，梁阮孝緒撰《七錄》，其中有《子兵錄》十一部，即儒部、道部、陰陽部、法部、名部、墨部、縱橫部、雜部、農(nong) 部、小說部和兵部；蓋合“諸子”“兵書(shu) ”二類為(wei) 一錄。阮孝緒《七錄序》稱：“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shu) 略》，王以兵字淺薄，軍(jun) 言深廣，故改兵為(wei) 軍(jun) 。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jun) 從(cong) 兵。兵書(shu) 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yu) 子末，總以子兵為(wei) 稱。”[③]這說明，到了六朝，兵書(shu) 存世者已不多，不足別為(wei) 一錄，隻能合二為(wei) 一；而事實上，子書(shu) 與(yu) 兵書(shu) 確實有著某種相似性，不僅(jin) 兵家之書(shu) 可稱一“子”，諸子之書(shu) 中亦不乏“兵家者言”[④]。

在先秦典籍中，談兵戎之要的格言甚多。如《孫子兵法·計篇》開篇即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⑤]《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⑥]《司馬法·仁本》：“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⑦]又《漢書(shu) ·藝文誌》：“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wei) 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⑧]由此可見，無論儒家還是兵家，都認為(wei) 戰爭(zheng) 是和祭祀同等重要的“國之大事”。用今天的話說，兵家是春秋戰國之際最具“跨界”性質和“實操”功能的一個(ge) 學術思想流派，“兵家者言”遍布先秦諸子經典，幾乎構成了那個(ge) “禮壞樂(le) 崩”時代的“底層邏輯”。

因為(wei) 在“九流十家”中，名家、農(nong) 家與(yu) 兵家基本無涉[⑨]，陰陽家雖與(yu) 兵家不無關(guan) 係——如《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兵書(shu) 就有“兵陰陽”之目——然可資論述的材料實在不多，而傳(chuan) 統的兵家如孫子、孫臏、吳起或縱橫家如鬼穀子等學界論述已多，故本文且以儒、墨、道、法、雜五家為(wei) 例，略述先秦諸子兵法之淵源與(yu) 流變如下。

二、儒家：“軍(jun) 禮”“慎戰”“足兵”與(yu) “義(yi) 戰”

儒家思想大抵以仁義(yi) 為(wei) 本，禮樂(le) 為(wei) 用，故其對戰爭(zheng) 秉持一種相對理性的態度，一方麵正視戰爭(zheng) 或曰“征伐”難以避免的事實，另一方麵又試圖將戰爭(zheng) 控製在合乎“禮樂(le) ”的範圍內(nei) 。故周禮有吉（祭祀）、嘉（冠婚）、賓（賓客）、軍(jun) （軍(jun) 旅）、凶（喪(sang) 葬）等“五禮”，並主張“以軍(jun) 禮同邦國”（《周禮·春官·大宗伯》[⑩]）。又《禮記·郊特牲》引孔子說：“我戰則克，祭則受福。”[11]謂知禮之人，戰必能勝，祭必受福，蓋得其道矣。同書(shu) 《曲禮上》：“班朝治軍(jun) ，蒞官行法，非禮，威嚴(yan) 不行。”同書(shu) 《仲尼燕居》：“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軍(jun) 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我們(men) 通常所謂的“先禮後兵”，正當作如是觀。

這裏的“禮”，不僅(jin) 有禮儀(yi) 義(yi) ，還有禮節義(yi) 。所謂禮節，其實就是“以禮節之”，戰爭(zheng) 是殺伐暴力之事，極易失控，故必須用禮來節製和規範。《禮記·檀弓下》載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即是說古代哪怕發動侵犯他國的戰爭(zheng) ，也要遵循“三不原則”，即不砍伐神社之樹木，不殺戮染疫之病人，不擒獲頭發斑白的老人。《穀梁傳(chuan) 》隱公五年說：“伐不逾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12]又《司馬法·仁本》：“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13]《荀子·議兵》也說：“不殺老弱，不躐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14]《禮記·檀弓下》還記載了一個(ge) 頗有爭(zheng) 議的故事：

工尹商陽與(yu) 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禦曰：“朝不坐，燕不與(yu) ，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以往，學者們(men) 對商陽的行為(wei) 並不認可，以為(wei) 失之迂腐。其實，這正是儒家兵學思想的要義(yi) ，它揭示了戰爭(zheng) 的禮樂(le) 規則和倫(lun) 理屬性。商陽的“韔弓”，正是墨家批評的儒家在戰爭(zheng) 中所主張的“揜函弗射”（《墨子·非儒下》）。也可以說，儒家“軍(jun) 禮”的核心正是“仁義(yi) ”。這裏隱含著對於(yu) 戰爭(zheng) 責任的倫(lun) 理拷問，戰爭(zheng) 的發生歸根結底緣於(yu) 君主之間的爭(zheng) 奪，雙方的士兵不過是“為(wei) 王前驅”的棋子罷了，對這些“窮人家的孩子”，何必要趕盡殺絕呢？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詩雲(yun)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shang) 。”在這組邊塞詩的第八首中，還有“擄其名王歸，係頸授轅門”的詩句。杜甫的詩，深刻揭示了戰爭(zheng) 的“責任倫(lun) 理”問題。原來儒家雖然也有“錄兵免戎”（《逸周書(shu) ·文酌》）[15]的主張，但並非一味“溫柔敦厚”，畏葸懦弱，當麵臨(lin) 你死我活的戰爭(zheng) 時，為(wei) 了減少更大的傷(shang) 亡，也不得不付諸“殺”，此即所謂“舍生取義(yi) ，殺身成仁”。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中國古代有那麽(me) 多“儒將”的真實原因吧。

以西周的軍(jun) 禮為(wei) 基礎，後來形成了“動之以仁義(yi) ，行之以禮讓”的《司馬兵法》[16]。就此而言，“軍(jun) 禮”實是兵法的源頭，換言之，儒學也是兵學的淵藪。班固編撰《漢書(shu) ·藝文誌》時，徑直將《司馬兵法》百五十五篇，歸入六藝之“禮”部，題為(wei) 《軍(jun) 禮司馬法》，即可見“兵”與(yu) “禮”（亦可謂兵家與(yu) 儒家）關(guan) 係之一斑。《尚書(shu) 》作為(wei) 一部“上古帝王之書(shu) ”，也有大量與(yu) 軍(jun) 事有關(guan) 的珍貴文獻，主要見於(yu) 《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諸篇。所謂“誓”，正是軍(jun) 隊出征前的“誓師”動員大會(hui) 。餘(yu) 如《大誥》《多方》《立政》等篇中也有不少軍(jun) 事內(nei) 容，體(ti) 現了“敬天保民”“吊民伐罪”“除惡務本”“偃武修文”的思想。正如論者所說：“兵法植根於(yu) 文明。禮的最尖銳部分是軍(jun) 禮，軍(jun) 禮的最尖銳部分是兵法。把兵法結合於(yu) 禮，也就是把兵法歸於(yu) 政製，歸於(yu) 文明的構成，以及它的組織動員能力。”[17]

儒家的兵學思想，散見於(yu) 《論語》《左傳(chuan) 》《孟子》《荀子》等書(shu) ，歸納起來，不外乎“慎戰”“足兵”與(yu) “義(yi) 戰”三端。

先說“慎戰”。《論語·述而》載：“子之所慎：齊（齋戒）、戰、疾。”[18]祭祀、戰爭(zheng) 和疾病，是孔子最為(wei) 慎重的三件事。“慎戰”並不等於(yu) “反戰”，而是強調戰爭(zheng) 的道義(yi) 原則。故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季氏》）這裏，“禮樂(le) ”不是“征伐”的“前綴”和“修飾”，而恰恰是戰爭(zheng) 的前提和法度。《衛靈公》載：

衛靈公問陳（陣）於(yu) 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jun)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俎豆”與(yu) “軍(jun) 旅”，正是“禮樂(le) 征伐”的指代性表達，二者之間如果發生矛盾，孔子顯然是站在“禮樂(le) ”一邊的。所以，在齊國的陳成子弑簡公後，孔子乃沐浴而朝，告於(yu) 魯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此事最終未果，孔子說：“以吾從(cong)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其所依據的依舊是禮樂(le) 。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說自己“軍(jun) 旅之事，未之學也”，實乃謙辭，不可據此以為(wei) 孔子不懂軍(jun) 事。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弟子冉有統率魯國軍(jun) 隊，與(yu) 齊國作戰，大敗齊軍(jun) 。季康子問他：“子之於(yu) 軍(jun)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說：“學之於(yu) 孔子。”[19]說明孔子雖不主張戰爭(zheng) ，但對於(yu) 戰陣之事，卻十分精通，甚至對學生有所傳(chuan) 授。孔子還說過：“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這裏的“教民”，和孔子對子路所說的“臨(lin) 事而懼，好謀而成”（《述而》），以及《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二年所謂“明恥教戰”[20]，都是儒家“慎戰”思想的體(ti) 現。

再說“足兵”。《顏淵》記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可謂“治國三要素”，其中“足兵”蓋指軍(jun) 備充足，也即孔子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史記·孔子世家》）。接著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於(yu) 斯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yu) 斯二者何先？”孔子答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一番師徒問答頗有意味，孔子先說“足兵”，又說“去兵”，看似矛盾，其實不然。“足兵”強調軍(jun) 事力量的重要性，“去兵”則表明，相比國家的“公信力”而言，軍(jun) 事強大還不是最重要的。過分強調“足兵”，可能就會(hui) 陷入窮兵黷武甚至弱肉強食的叢(cong) 林世界。反觀今日之國際爭(zheng) 端，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不一定“落後就會(hui) 挨打”，有時是“野蠻才會(hui) 挨打”；出現的爭(zheng) 端，也不一定就是亨廷頓所謂“文明的衝(chong) 突”，更多時候恰恰是“野蠻與(yu) 文明的衝(chong) 突”。孟子所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子·離婁上》）[21]，正此意也。

儒家經典中，最擅長寫(xie) 戰爭(zheng) 的莫過於(yu) 《左傳(chuan) 》。《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七年記宋國大夫向戌促成“弭兵”後，向宋襄公邀功請賞，大夫子罕卻說：“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xing) ，亂(luan) 人以廢，廢興(xing)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這段話是針對“去兵”的主張而言的，其實從(cong) 反麵論證了孔子“足兵”的必要性。又，同書(shu) 宣公十二年謂“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zhong) 、豐(feng) 財者也。”又有“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cong) 、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jun) 之善政也”之說，幾乎可謂儒家的戰爭(zheng) 觀。從(cong) 某種程度上說，《左傳(chuan) 》就是一部敘事版的“儒家兵法”。

與(yu) 孫武齊名的另一位兵學家吳起，其“嚐學於(yu) 曾子（申）”（《史記·孫子吳起列傳(chuan) 》），又“受業(ye) 於(yu) 子夏”（《史記·儒林傳(chuan) 》），從(cong) 中亦可見儒家與(yu) 兵家的淵源關(guan) 係。吳起論兵，以“內(nei) 修文德，外治武備”為(wei) 旨歸，其有“四德”之說，即“綏之以道，理之以義(yi) ，動之以禮，撫之以仁”，又有“五兵”之說，而首標“義(yi) 兵”（《吳子·圖國》），又提倡“父子之兵”，“用兵之法，教戒為(wei) 先”（《治兵》）[22]，凡此種種，皆是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故郭沫若指出：“吳起盡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質是儒。不僅(jin) 因為(wei) 他曾經師事過子夏與(yu) 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張、政治上的施設，也無往而不是儒。據我看來，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後仁’‘教民即戎’，反對世卿的主張，切實地做到了的。”[23]

次說“義(yi) 戰”。“義(yi) 戰”的說法出自孟子。孟子說：“春秋無義(yi) 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盡心下》）這裏的“敵國”是指地位和實力對等的國家。朱熹釋此雲(yun)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誅之，此春秋無義(yi) 戰也。”[24]這仍是孔子“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的意思。孟子的戰爭(zheng) 觀建立在他的“仁政”思想上，他認為(wei)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盡心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那種“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爭(zheng) ，在孟子看來，“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yu) 死”（《離婁上》）。孟子還批判那種叫囂“我善為(wei) 陳（陣），我善為(wei) 戰”的人，謂其“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征之為(wei) 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一句“焉用戰”，似乎比孔子回答季康子問政時所謂“焉用殺”（《顏淵》），更為(wei) 鮮明地表達了“反戰”的思想。

因為(wei) 認為(wei) “仁者無敵”，孟子甚至對史書(shu) 中的戰爭(zheng) 記載都表示懷疑。他說：“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吾於(yu)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yu) 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下》）言下之意，武王伐紂，乃以“至仁伐至不仁”的義(yi) 戰，所謂“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老百姓應該“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梁惠王下》），或者“東(dong)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尚書(shu) ·商書(shu) ·仲虺之誥》）的，所謂“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shu) ·周書(shu) ·武成》）[25]，怎麽(me) 可能“血流漂杵”呢？

可見，孟子的“反戰”，不是所謂“辟兵”，而是反對“不義(yi) 之戰”。為(wei) 此，他不僅(jin) 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告子下》），肯定了“敵國外患”也即戰爭(zheng) 對於(yu) 國家治理的作用，還提出了戰爭(zheng) 勝利的“三要素”，即天時、地利、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qin)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qin) 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公孫醜(chou) 下》）這與(yu) 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吳起的“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吳子·圖國》）可謂不謀而合。這說明，儒家也好，兵家也好，都是把戰爭(zheng) 的“道義(yi) ”原則放在首位的。

荀子作為(wei) 戰國中後期的一代大儒，其思想已雜糅法家、縱橫家和陰陽家的成分，其軍(jun) 事思想見於(yu) 《荀子·議兵篇》。荀子提出：“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qin)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與(yu) 其論戰的臨(lin) 武君則認為(wei) ：“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從(cong) 出，孫、吳用之，無敵於(yu) 天下，豈必待附民哉！”這大概代表了兵家的主流觀點，所謂“兵者，詭道也”（《孫子兵法·計篇》），“兵以詐立，以利動”（《荀子·軍(jun) 爭(zheng) 篇》）。對此，荀子卻不同意，說：“仁人之兵，不可詐也。”（《荀子·議兵篇》）其論甚詳，茲(zi) 不贅引。

如果說荀子“壹民”的思想來自法家，那麽(me) “附民”“反詐”雲(yun) 雲(yun) ，則又本自儒家，體(ti) 現了荀子思想的複雜和曖昧。難怪呂思勉先生要把荀子的兵法歸入兵家，說：“《荀子·議兵篇》，亦殆皆兵家言。兵家言亦多與(yu) 儒家同者；然儒家言兵，欲以行義(yi) ；兵家言兵，欲以勝敵；其術同，而所以用其術者不同，故兵果當用與(yu) 否，能去與(yu) 否，兵家初不及之。此二家之所以異也。”[26]呂思勉甚至認為(wei) ，連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兵法思想，也是出自儒家。關(guan) 於(yu) 這點，我們(men) 後麵再談。

三、墨家：“兼愛”“非攻”與(yu) “墨守”

墨家以“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27]為(wei) 旨歸，代表著平民和手工業(ye) 者的利益，既有人道主義(yi) 精神，又不無理想主義(yi) 甚至“空想主義(yi) ”色彩，其戰爭(zheng) 理論可以概括為(wei) ：“兼愛”“非攻”與(yu) “墨守”。

墨家思想不僅(jin) 有著“牽一發動全身”的係統和邏輯，而且有著現實針對性。《墨子·魯問篇》總結其論旨說：“國家昏亂(luan) ，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le) 、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即語之兼愛、非攻。”郭沫若謂之墨家“十誡”[28]。可以說，《墨子》全書(shu) 體(ti) 現著國家主義(yi) 政治哲學的特點，其全部思想主張可以歸結為(wei) 一點，即所謂“興(xing)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不僅(jin) “兼愛”可以推導出“非攻”，其他如“尚同”“尚賢”“節用”“節葬”等，無不可以得出“非攻”的結論。且看下麵的例子：

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yu) 國不相攻，家與(yu) 家不相亂(luan) ，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兼愛上》）

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yu) 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兼愛中》）

今小為(wei) 非，則知而非之；大為(wei) 非攻國，則不知非，從(cong) 而譽之，謂之義(yi) ：此可謂知義(yi) 與(yu) 不義(yi) 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yi) 與(yu) 不義(yi) 之亂(luan) 也。（《非攻上》）

今欲為(wei) 仁義(yi) ，求為(wei) 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wei) 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非攻下》）

今天下為(wei) 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且大人惟毋興(xing) 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用上》）

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luan) 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天誌》）

甚至在《節葬》篇中，還是以“非攻”為(wei) 前提來強調“節葬”的重要性，說：“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今唯無以厚葬久喪(sang) 者為(wei)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luan) 。若苟貧，是無以為(wei) 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luan) ，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原來，墨子的“非攻”並不是單純的“反戰”，而是“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即“以禁攻寢兵為(wei) 外，以情欲寡淺為(wei) 內(nei) ”（《莊子·天下》）[29]。在《非攻下》中，墨子非常巧妙地區分了“攻”與(yu) “誅”的不同：“攻”就是“大國之攻小國”的不義(yi) 之戰，“誅”則是秉承神意、“薦章天命”，以正義(yi) 之師討伐有罪之國，如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等。墨子的結論是，“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yu) 國”（《魯問》），最後隻能自食其果。如果說，墨子所說“今攻三裏之城，七裏之郭……殺人多必數於(yu) 萬(wan) ，寡必數於(yu) 千”（《非攻中》），揭露了戰爭(zheng) 直接殺人和間接殺人的殘酷性，可謂“戰爭(zheng) 倫(lun) 理學”的話，那麽(me) ，他經常用“喪(sang) 師多不可勝數，喪(sang) 師盡不可勝計”，以及對兵甲車馬等的耗費進行事無巨細的“算計”，則可謂“戰爭(zheng) 經濟學”。墨子終究是務實的，他崇尚節儉(jian) ，愛惜財物，對耗費民財民利的批判，都能引起我們(men) 的感動。他的“非攻”思想，不僅(jin) 與(yu) “兼愛”互為(wei) 因果，更與(yu) “節用”互為(wei) 表裏，而“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原本也是孔子的價(jia) 值觀。

有意思的是，墨子以“兼愛”“非攻”的思想聞名天下，卻是先秦最為(wei) 重要的軍(jun) 事理論家和戰爭(zheng) 實踐家。早有學者指出：“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30]，“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yu) 全書(shu) 為(wei) 不類”[31]。在《非儒下》中，墨家甚至一反“非攻”的主旨，批評儒家“勝不逐奔，揜函弗射”的仁義(yi) 行為(wei) ，認為(wei) 這樣會(hui) 造成“暴亂(luan) 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的後果，“是為(wei) 群殘父母而深賤（賊）世也，不義(yi) 莫大焉”。為(wei) 了“非儒”並自立門戶，墨家常常會(hui) 使本來比較正確的主張滑向一個(ge) 極端。“在國的範圍內(nei) 的‘非攻’便是在家的範圍內(nei) 的‘殺盜’……僅(jin) 照他的理論推衍，必然會(hui) 流而為(wei) 對於(yu) 攻伐的讚美”。[32]

不過，墨家對這種“除惡務盡”的思想所可能產(chan) 生的“過猶不及”的弊端，也有基於(yu) 名家或者說邏輯學的辨析。孔子曾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luan) 也。”（《泰伯》）又說：“苟誌於(yu) 仁矣，無惡也。”（《裏仁》）其實是給了“不仁”者一個(ge) “人”的對待的。而墨家則用一種近乎詭辯的話術指出：“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因此，“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小取》）。不得不說，“殺盜非殺人”的說法有著基於(yu) “人禽之辨”的合理性，其理論前提正是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公孫醜(chou) 上》），其方法論又與(yu) 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的“概念轉換”異曲同工。難怪晉人魯勝說：“墨子著書(shu) ，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yu) 世。”（《晉書(shu) ·魯勝傳(chuan) 》）[33]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曾國藩在《開仗條規》中有言：“刀矛對殺之時，要讓賊先動手，我後動手。頭一下已過，第二下未來之時，我撥他頭一下，正好殺他。”[34]我們(men) 讀到此處，心中不免“咯噔”一下。正如坊間頗有人對主張廢除死刑的王陽明在平定宸濠之亂(luan) 時殺人無數表示義(yi) 憤一樣，其實都是出於(yu) 對戰爭(zheng) 倫(lun) 理的“生吞活剝”。要知道，戰爭(zheng) 是一種關(guan) 乎生死的特殊事態，在熱兵器時代，各種致命武器的製造對戰爭(zheng) 烈度的影響更是無以複加。尤其是，當一方遭到慘絕人寰的屠殺之後，製造屠殺的一方，的確已經淪為(wei) “非人”，對其必須除惡務盡，斬草除根。正如《司馬法·仁本》所說：“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35]所以，墨家的“殺盜非殺人”的說法，對於(yu) 古今中外的“反侵略”或“反恐”戰爭(zheng) 的正義(yi) 性，是頗有詮釋效力的。今天，有人出於(yu) 善良的天性試圖去感化施暴的恐怖分子，最終卻讓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jia) ，這樣的教訓無疑是慘痛的。須知戰爭(zheng) 是“人性之惡”的總爆發之地，“以德報怨”式的懷柔和綏靖，早已不是“鄉(xiang) 願德之賊”的問題，而是李斯所說的“借寇兵而齎盜糧”（《諫逐客書(shu) 》）了！

要“禁止大國之攻小國”，就必須研究戰備和守城之法，於(yu) 是，“非攻”和“墨守”就成了墨家戰爭(zheng) 理論的兩(liang) 個(ge) 重要方麵，殊途同歸，相反相成。《墨子》一書(shu) 的後半部分，諸如《公輸》《備城門》《備高臨(lin) 》《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等十餘(yu) 篇，皆是在探討守城戰備之法，事無巨細，應有盡有，可以說是“墨家兵法大全”。墨家總結了臨(lin) 、鉤、衝(chong) 、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等十二種守戰之法，其中除軍(jun) 事學的戰略戰術之外，舉(ju) 凡結構力學、物理學、建築學、地質學、水利學、機械製造、指揮學、管理學等，幾乎無所不包。不得不說，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之學，在墨家這裏真是得到了充分施展，墨家也因此成為(wei) “兵技巧家”一派的重要代表。清人俞樾稱“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抵禦之法”[36]，可謂切中肯綮。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也說：“墨家築城防禦技術之實施，或者即是……所有中國科學最早記載中之力學與(yu) 光學之研究的由來。若謂道家之興(xing) 趣即是趨重於(yu) 生物學上的變化，則墨家之興(xing) 趣是趨重於(yu) 物理學與(yu) 力學之發展。”[37]

總之，墨家雖以儒家的對立麵自居——有其“非儒”“非樂(le) ”“非命”“節葬”諸論可證——但歸根結底，其思想底色還是儒家的仁義(yi) 之道，隻不過為(wei) 了標新立異而故意有所損益罷了。淮南王劉安稱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淮南子·主術訓》）。韓愈也說：“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wei) 孔墨。”（《讀墨子》）[38]這些說法都有其道理，但也彌合了“中道”和“異端”之間的分際。墨家的“非攻”思想在邏輯上還是難以自洽，一方麵，“攻”“誅”之辨可能會(hui) 成為(wei) 好戰者侵伐他國的借口，另一方麵，一味地“非攻”，也會(hui) 滑向“無條件的投降主義(yi) ”。[39]故莊子謂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莊子·天下》）[40]；王充謂之“雖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此蓋墨術所以不傳(chuan) 也”（《論衡·薄葬》）[41]。《四庫全書(shu) 總目》分“子部”為(wei) 十四類，依次為(wei) 儒家、兵家、法家、農(nong) 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shu) 、小說家、釋家、道家，墨家因為(wei) “寥寥不能成類”[42]，隻能歸入“雜家”。不管今天有多少墨家信徒肆無忌憚地吹捧，墨家思想在曆史以及未來的衰落，既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也反映了事物發展的規律。

四、道家：“兵者不祥”與(yu) “以奇用兵”

相比在戰國並為(wei) “世之顯學”的儒、墨兩(liang) 家，以老、莊為(wei) 代表的道家對戰爭(zheng) 則持一種“不得已而用之”的態度。《老子》第三十一章雲(yun) ：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wei) 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le) 殺人。夫樂(le) 殺人者，則不可得誌於(yu) 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jun) 居左，上將軍(jun) 居右。言以喪(sang) 禮處之。殺人之眾(zhong) ，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sang) 禮處之。[43]

在老子看來，“兵者不祥之器”“勝而不美”，在戰爭(zheng) 中獲勝的一方，不僅(jin) 不應該歡慶，反而應該悲哀，因為(wei) “殺人之眾(zhong) ”，故應“以喪(sang) 禮處之”。與(yu) 此相應，道家還認為(wei) “哀兵必勝”，不可輕敵，更不可能逞強。《老子》第六十九章說：“用兵有言：‘吾不敢為(wei) 主而為(wei) 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yu) 輕敵，輕敵則幾喪(sang) 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同書(shu) 第三十六章又提出“以柔克剛”：“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舉(ju) 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yu)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章被王陽明稱為(wei) 老子“兵法”（《陳言邊務疏》）。老子不僅(jin) 以吉凶、主客、剛柔論兵，還主張“以奇用兵”。《老子》第五十七章雲(yun)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這裏的“以奇用兵”，近乎孫子所謂的“兵者詭道”與(yu) “兵不厭詐”。

相比老子，莊子及其後學走得更遠，因為(wei) 莊學頗有“重估一切價(jia) 值”的傾(qing) 向，故對於(yu) 戰爭(zheng) ，自然持一種解構乃至顛覆的態度。《莊子·天道》雲(yun) ：“三軍(jun) 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德”之說即由此而來。又同書(shu) 《天運》：“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44]，自為(wei) 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郭慶藩《莊子集釋》引“家世父”郭嵩燾曰：“兵者，逆人之性而製其死生者也。既有善惡之分，是非之辨，而兵之用繁矣。於(yu) 是據之以為(wei) 順，而殺盜者謂之當然，因乎人心之變而兵以施焉，而人之心乃日變而不可窮矣。”[45]因為(wei) 人心有變，才會(hui) 用兵不斷，難怪自古就有“兵變”之說。又，《莊子·則陽》篇載華子雲(yun) ：“善言伐齊者，亂(luan)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luan) 人也；謂伐之與(yu) 不伐亂(luan) 人者，又亂(luan) 人也。”不管是好戰派、反戰派，還是中間派，一概斥之為(wei) “亂(luan) 人”，這正是莊子式的“黑色幽默”。著名的“蠻觸之爭(zheng) ”的故事即出自此篇：

有國於(yu)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yu)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yu) 爭(zheng) 地而戰，伏屍數萬(wan) ，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試想，這麽(me) 兩(liang) 個(ge) “爭(zheng) 地而戰”，打得不可開交的國家，竟然建在蝸牛的細小的觸角上，該是多麽(me) 可笑複可悲！又《莊子·列禦寇》：“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zhong)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yu)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意思是：聖人以必為(wei) 不必，故無須用兵；眾(zhong) 人以不必為(wei) 必，故常常用兵；如主張用兵，行為(wei) 上就會(hui) 強迫。兵不可恃，恃之則亡。這一思想顯然是從(cong) 孔子那裏來的。《論語·子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同書(shu) 《微子》孔子說“無可無不可”，都是聖人“以必不必”的智慧境界。孔子既說“足兵”，又說“去兵”，正是“毋必”。而在“足兵”和“去兵”之間，莊子顯然更認同後者。

不過，《莊子》雖主張“去兵”，卻不讚同“為(wei) 義(yi) 偃兵”。《莊子·大宗師》說：“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wan) 世，不為(wei) 愛人。”《庚桑楚》亦雲(yun) ：“兵莫憯於(yu) 誌，寇莫大於(yu) 陰陽。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在莊子及其後學看來，“心”也好，“誌”也罷，是最容易生“變”以至生“亂(luan) ”的，如果用一個(ge) 高懸在空中的道德理想來消弭戰爭(zheng) ，結果恐怕隻能適得其反。再看《徐無鬼》中武侯和徐無鬼的一段對話：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wei) 義(yi) 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wei) 義(yi) 偃兵，造兵之本也。……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莊子學派認為(wei) ，標榜“愛民”，正是“害民”的開始；同理，鼓吹“為(wei) 義(yi) 偃兵”，正是“造兵之本”。又《莊子·人間世》雲(yun) ：“昔者堯攻叢(cong)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wei) 虛厲，身為(wei) 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而況若乎！”總之，“義(yi) ”也好，“愛”也好，都是“名實”，難免都有“私心”，不如將其統統取消，那時根本不必用兵，自然也就用不著“偃兵”了。莊子的思想無疑是深刻的，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蘭(lan) 夫人所說：“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羅蘭(lan) 夫人是被押上斷頭台後才恍然醒悟的，莊子則在所有的悲劇到來之前就早已“看透了”。

成書(shu) 於(yu) 戰國末年的《鶡冠子》也屬於(yu) 道家著作，其中《世兵》《兵政》《天權》《武靈王》諸篇，亦可歸於(yu) 兵家者言。鶡冠子認為(wei) ，用兵之道，“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武靈王》）。又說：“兵之勝也，順之於(yu) 道，合之於(yu) 人。”（《兵政》）“處兵者，威柄所持，立於(yu) 不敗之地也。”（《學問》）“勝道不一，知者計全。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兵以勢勝，時不常使，蚤晚絀嬴，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世兵》）還說：“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天權》）[46]鶡冠子重視戰爭(zheng) 中的計謀，以及天時、地利、人和相結合的戰爭(zheng) 規劃，甚至和兵家一樣，也絕不排斥收買(mai) 敵國近臣做“內(nei) 間”——所謂“因人事”（《武靈王》）——這都很有“兵權謀家”的氣質，故其弟子龐煖成了“戰國時代最後一個(ge) 著名的兵家”[47]。

五、法家：“強兵”“必勝”與(yu) “農(nong) 戰”

根據《漢書(shu) ·藝文誌》的說法，“法家蓋出於(yu) 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一般認為(wei) ，法家思想可以追溯至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chan) 等人。不過，管仲、子產(chan) 都是孔子許為(wei) “仁者”的先賢。孔子對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奠定霸業(ye) 極為(wei) 推崇，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憲問》）對子產(chan) 也是不吝讚美：“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ang)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yi) 。”（《公冶長》）就此而言，作為(wei) 一代賢相的管仲和子產(chan) ，都不能算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法家。法家的真正崛起，毋寧說是在戰國，而儒、墨、道之間，法家與(yu) 道家更有淵源，《史記》以老、莊、申、韓同傳(chuan) ，不為(wei) 無因。以下，我們(men) 以《管子》《商君書(shu) 》和《韓非子》三書(shu) 為(wei) 例，談談法家的兵學思想。

《管子》一書(shu) 乃是戰國秦漢之際管仲學派的文集匯編，雖托名管仲，實則並非管子所著，後經劉向整理，流傳(chuan) 至今者有七十六篇。《漢書(shu) ·藝文誌》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shu) ·經籍誌》列為(wei) “法家類”，《四庫全書(shu) 》歸為(wei) “子部法家類”。總的說來，《管子》的思想介於(yu) 道家和法家之間，同時又有雜家的某些特點；其中《七法》《法法》《兵法》《幼官》《地圖》《參患》《製分》諸篇，都是重要的兵學文獻。

《管子》論兵，以“強兵”“必勝”為(wei) 要。這與(yu) 戰國時期諸侯混戰、霸道橫行，“完全是軍(jun) 國主義(yi) 的空氣布滿了”[48]的時代形勢是分不開的。《七法》是一篇重要的兵學論文，所謂“七法”，蓋指則、象、法、化、決(jue) 塞、心術、計數等治國治軍(jun) 的七項原則。文中說：“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yu) 為(wei) 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強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於(yu) 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wei) 兵有數，勝敵國有理。”又說：“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49]在管子學派看來，軍(jun) 事與(yu) 政治息息相關(guan) ，不能“強兵”，就不能“治民”，更不能“必勝敵國”。這也就是所謂“富國強兵”。

《管子》論兵，重法而尚術。《法法》篇開篇即說：“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強調“以法行法”的重要性，具有鮮明的法家色彩。又以“正”論法，說：“勇而不義(yi) 傷(shang) 兵，仁而不正傷(shang) 法。故軍(jun) 之敗也，生於(yu) 不義(yi) ；法之侵也，生於(yu) 不正。”針對墨家的由“兼愛”“非攻”而導出的“廢兵”“寢兵”之說，則嚴(yan) 加排斥，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立政》）還說：“貧民傷(shang) 財莫大於(yu) 兵，危國憂主莫速於(yu) 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廢之，則亦惑也。”（《法法》）又《七法》篇說：“故明於(yu) 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遍知天下，審禦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故凡攻伐之為(wei) 道也，計必先定於(yu) 內(nei) ，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yu) 內(nei) 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也。……是故以眾(zhong) 擊寡，以治擊亂(luan) ，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驅眾(zhong) 、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這就是通常所謂“不打無準備之仗”了。《兵法》篇還提出“三官”“五教”“九章”之說。“三官”即鼓、金、旗，明進退之號令。“五教”則是指“教其目以形色之旗”“教其耳以號令之數”“教其足以進退之度”“教其手以長短之利”“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九章”蓋指舉(ju) 日、月、龍、虎、烏(wu) 、蛇、鵲、狼、韟等九種章旗，各有其行軍(jun) 的章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諸如此類，可謂非常詳實的軍(jun) 事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一方麵認為(wei) 戰爭(zheng) “所以輔王成霸”，肯定其積極價(jia) 值，一方麵對其負麵作用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如《兵法》篇就指出：“舉(ju) 兵之日而境內(nei) 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又說：“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應該說，這種思想在今天是具有警示作用的。今有大國對於(yu) 小國的入侵，主事者正坐此“用兵四禍”，勝負可不言而喻矣。翻檢《管子》一書(shu) ，諸如此類的“治兵語錄”俯拾皆是，足見法家管仲學派對於(yu) 軍(jun) 事和戰爭(zheng) 的研究還是非常深入而富有成效的。

《商君書(shu) 》又名《商子》，成書(shu) 於(yu) 戰國，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匯編，代表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ti) 措施，其中如《墾令》《農(nong) 戰》《去強》《戰法》《兵守》《畫策》諸篇均涉及軍(jun) 事內(nei) 容，是體(ti) 現法家兵學思想的重要文獻。

作為(wei) 中國古代“軍(jun) 國主義(yi) ”和“極權主義(yi) ”思想的“重災區”，“內(nei) 行刀鋸，外用甲兵”（《畫策》[50]）的《商君書(shu) 》自始至終都散發著一種窮兵黷武和刻薄寡恩的腐朽氣息，其在古代被列為(wei) 禁書(shu) ，不為(wei) 無因。其主要思想若以一言以蔽之，則可曰“農(nong) 戰”或“耕戰”，認為(wei) “國之所以興(xing) 者，農(nong) 戰也”“國待農(nong) 戰而安，主待農(nong) 戰而尊”（《農(nong) 戰》）。本來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中也包括了“農(nong) 戰”，但商鞅卻把“民信之”徹底拋棄，將“農(nong) 戰”極端化、絕對化，這就把儒家作為(wei) “目的”的“民”，完全當作“工具”和“手段”了。

《商君書(shu) 》說：“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故聖人之為(wei) 國也，入令民以屬農(nong) ，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算地》）“興(xing) 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nong) ，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去強》）認為(wei) 要使國家富強，必須重視農(nong) 戰，讓所有農(nong) 民平時耕作，戰時打仗：“壯男為(wei) 一軍(jun) ，壯女為(wei) 一軍(jun) ，男女之老弱者為(wei) 一軍(jun) ，此之謂三軍(jun) 也。”（《守戰》）這種“全民皆兵”的軍(jun) 事化管理頗有些古希臘城邦斯巴達的味道。與(yu) 儒、墨、道諸家的“慎戰”“去兵”或“不戰而勝”不同，商鞅學派十分“好戰”，認為(wei)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畫策》）。又說：“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內(nei) 》）“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yu) 邑鬥，而勇於(yu) 寇戰。民習(xi) 以力攻，難，難故輕死。”（《戰法》）“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說民》）甚至以刑賞來鼓動一種“樂(le) 戰”精神：“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le) 戰者王。”（《畫策》）“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在守城之中，鼓勵“以死人之力與(yu) 客生力戰……客不盡夷城，客無從(cong) 入”（《兵守》）。這種完全不顧民眾(zhong) 死活的拚死策略，說穿了就是把士兵當“炮灰”。這種冷血的戰爭(zheng) 觀至今在局部戰爭(zheng) 中被窮兵黷武者奉為(wei) 圭臬。

因為(wei) 要打造“苦生忘死”的農(nong) 奴和戰爭(zheng) 機器，故《商君書(shu) 》隻強調農(nong) 戰，而排斥《詩》《書(shu) 》談辯，“不貴學問”。著名的“六虱”論有兩(liang) 種說法，一則曰：“三官生虱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誌，曰行……六虱成俗，兵必大敗。”（《弱民》）一則曰：“六虱：曰禮樂(le) ，曰詩書(shu) ，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yi) ，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nong) 戰，必貧至削。”（《靳令》）總之，凡是美好的東(dong) 西，都是“病國之虱”，會(hui) 影響“農(nong) 戰”，導致國家貧弱。《墾令》篇有近兩(liang) 千字，可分二十節，每節皆以“草必墾矣”收尾，其視農(nong) 民，如同羔羊，必欲使其無知無欲，才能好好“墾草”務農(nong) 。“無以外權爵任與(yu) 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nong) 。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nong) ，則勉農(nong) 而不偷。國安不殆，勉農(nong) 而不偷，則草必墾矣。”“農(nong) 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nong) 無從(cong) 離其故事，而愚農(nong) 不知，不好學問。愚農(nong) 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nong) 。知農(nong) 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其理由是：“《詩》、《書(shu) 》、禮、樂(le) 、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xing) 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這真是赤裸裸的“愚民”了！

與(yu) 此相應，《商君書(shu) 》提出了最為(wei) 臭名昭著的“壹民”“弱民”“貧民”說：

製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cong) 製，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nong) 而樂(le) 戰。（《壹言》）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le) 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luan) 而戰，故兵農(nong) 怠而國弱。（《弱民》）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le) ，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民之所樂(le) ，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民之所樂(le) ，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弱民》）

故民可令農(nong) 戰，可令遊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yu) 。上以功勞與(yu) 則民戰，上以《詩》《書(shu) 》與(yu) 則民學問。民之於(yu) 利也若水於(yu) 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wei) 之者，上與(yu) 之也。（《君臣》）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為(wei) 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nei) 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le) 。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yu) 境內(nei) ，則霸王之道畢矣。（《慎法》）

可見商鞅的所謂“變法”，就是用一種極其反人類的“工具理性”取消固有的價(jia) 值觀，所謂“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wei) 之治，度俗而為(wei) 之法”（《壹言》），其實就是取消一切傳(chuan) 統價(jia) 值，就是“無法無天”。不僅(jin) 如此，商鞅甚至公然反對“用善”，鼓勵“任奸”，說什麽(me) “以良民治，必亂(luan) 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說民》），這種邪惡的治國用兵之術，哪裏還有半點人性可言！

作為(wei) 荀子的弟子，韓非後來成為(wei) 一個(ge) 徹頭徹尾的法家，“法”“術”“勢”是其政治哲學的三駕馬車，他對戰爭(zheng) 的觀點毋寧說與(yu) 商鞅如出一轍。

首先，就是鼓吹戰爭(zheng) 的作用。他說：“夫戰者，萬(wan) 乘之存亡也”（《韓非子·初見秦》[51]）；“上古競於(yu) 道德，中世逐於(yu) 智謀，當今爭(zheng) 於(yu) 氣力”（《五蠹》）；“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富”（《飭令》）；“博習(xi) 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八說》）；“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難一》）。這種以“爭(zheng) 於(yu) 氣力”為(wei) 圭臬的觀點，很像是所謂“真理在大炮的射程內(nei) ”之類的無良話術，最終隻能導致戰爭(zheng) 頻仍，生靈塗炭。

其次，則是主張以法治軍(jun) ，獎勵耕戰，說：“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wei) 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wei) 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五蠧》）鼓吹用賞罰迫使兵士“奮死”：“明主之國，無書(shu) 簡之文，以法為(wei) 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wei) 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wei) 勇。……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此必不亡之術也”（《五蠹》）；“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內(nei) 儲(chu) 說上》）；“夫斷死與(yu) 斷生者不同，而民為(wei) 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wan) ，萬(wan) 可以克天下矣”（《初見秦》）。韓非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至於(yu) “勇夫”最後成了“死夫”，則不在其考慮之內(nei) 。

再次，是主張“不厭詐偽(wei) ”，認為(wei) ：“戰陣之間，不厭詐偽(wei) ，君其詐之而已矣。”所謂“不厭詐偽(wei) ”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複，何傷(shang) 哉？……然必曰‘出於(yu) 詐偽(wei) ’者，軍(jun) 旅之計也。”（《難一》）與(yu) 孫子“兵者詭道也”和《老子》中“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思想淵源有自。甚至也不回避使用間諜：“文王資費仲而遊於(yu) 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luan) 其心。”（《內(nei) 儲(chu) 說下》）這又與(yu) 《孫子兵法》“用間”的主張一脈相承。

當然，韓非子對戰爭(zheng) 的危險也不是沒有反思。他說，“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夫一動而弱於(yu) 諸侯，危事也；為(wei) 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存韓》）。這又頗有些儒家“慎戰”的意味了。

六、雜家：“有義(yi) 兵而無偃兵”

曆史上的雜家作為(wei) 一種學派，興(xing) 盛於(yu) 戰國秦漢之間。《漢書(shu) ·藝文誌》稱：“雜家者流，蓋出於(yu) 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ti)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wei) 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52]因為(wei) 雜家“於(yu) 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故其立論頗能兼采眾(zhong) 長，而不至故步自封。研究者們(men) 普遍認為(wei) ，雜家思想的主幹還是儒家，其他諸子的思想混雜其間，正如枝葉之於(yu) 大樹。呂思勉先生就說：“儒家論兵之語，今見於(yu) 儒書(shu) 中者，僅(jin) 東(dong) 鱗西爪之辭。其首尾完具者，轉存於(yu) 雜家之《呂覽》及《淮南王書(shu) 》中。”又說：“《呂覽》《淮南》與(yu) 其謂多道家言，無寧謂多儒家語矣。孔子經世之道，備於(yu) 《春秋》。尊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無義(yi) 戰，彼善於(yu) 此，則有之矣。’可見義(yi) 戰二字，為(wei) 孔子論兵宗旨。《呂覽·孟秋紀》論兵之辭，第一語即曰：‘古聖王有義(yi) 兵而無偃兵。’與(yu) 孟子合。其餘(yu) 論兵之語，亦多與(yu) 孟子合者。而《淮南·兵略》，又與(yu) 《呂覽》之言大同。然則此二篇實儒家論兵之語，存於(yu) 今最完具者，可無疑矣。”[53]故其在抗戰期間，批評墨家的“偃兵非攻”之論時，是把雜家的“義(yi) 兵”說歸入儒家的兵學思想並作為(wei) 重要理論武器的。

雜家對戰爭(zheng) 的理解，近乎一種本質論的思路，認為(wei) 戰爭(zheng) 與(yu) 人類相伴而生，有人類就有戰爭(zheng) 。《呂氏春秋·孟秋紀》中有“蕩兵”“振亂(luan) ”“禁塞”“懷寵”，《仲秋紀》中有“論威”“簡選”“決(jue) 勝”“愛士”諸篇，皆與(yu) 戰爭(zheng) 有關(guan) 。《蕩兵》開篇就說：“古聖王有義(yi) 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yu) 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yu)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wei) 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54]這幾乎是說，戰爭(zheng) 本來就是人類與(yu) 生俱來的痼疾，和人類具有宗教的天賦一樣，戰爭(zheng) 也是人類的“天賦”之一。接下來，又從(cong) 傳(chuan) 說中的黃、炎二帝和蚩尤說起，分析戰爭(zheng) 的起因：

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yu) 爭(zheng) 矣。遞興(xing) 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wei) 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yu) 君，君之立也出於(yu) 長，長之立也出於(yu) 爭(zheng) 。爭(zheng) 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yi) 兵而無有偃兵。

不僅(jin) 戰爭(zheng) 起於(yu) 爭(zheng) 鬥，甚至人類社會(hui) 的進步和國家製度的建立，也是起於(yu) 爭(zheng) 鬥，所以，戰爭(zheng) “不可禁，不可止”。不僅(jin) 如此，文章還試圖證明人類與(yu) 生俱來的“暴力傾(qing) 向”：“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嚐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yu) 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鬥，兵也；三軍(jun) 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zheng) 也。”這真是“草木皆兵”了。相比之下，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某世界最主要大學的校長否決(jue) 了對一名從(cong) 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理由是“我們(men) 不再研究戰爭(zheng) ，因為(wei) 不再有戰爭(zheng) ”[55]，就顯得太過幼稚和浪漫了。

《呂氏春秋》對於(yu) 戰爭(zheng) 的作用是肯定的，甚至認為(wei) 正義(yi) 的戰爭(zheng) ——所謂“義(yi) 兵”——乃是治理天下的一劑良藥。“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sang) 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兵誠義(yi) ，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蕩兵》）言下之意，和因噎廢食、因溺禁船一樣，因義(yi) 偃兵也是荒謬的。“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yi) 也。攻無道而伐不義(yi) ，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yi)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為(wei) 無道不義(yi) 者，為(wei) 其罰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yi) 者，為(wei) 其賞也。”（《振亂(luan) 》）不僅(jin) “攻伐”要合乎道義(yi) ，“救守”亦然。“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yi) 也。……今不別其義(yi) 與(yu) 不義(yi) ，而疾取救守，不義(yi) 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yi) 兵為(wei) 可。兵苟義(yi) ，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yi) ，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禁塞》）在論及“義(yi) 兵”的感化作用時說：“今有人於(yu) 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zheng) 事之矣。義(yi)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yi) 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zhong) ，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仲秋紀·論威》說：“凡軍(jun) 欲其眾(zhong) 也，心欲其一也。三軍(jun) 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yu) 天下也亦無敵矣。”還說：“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ju) 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ju) 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yi) 兵之所以隆也。”“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yu) 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jue) 義(yi) 兵之勝也……”這些關(guan) 於(yu) “義(yi) 兵”的討論，顯然來自孟子的“義(yi) 戰”說，隻是更趨精密了。

另一部雜家著作《淮南子·兵略訓》也認為(wei) 戰爭(zheng) 乃人類之天性：“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zheng) 。爭(zheng) ，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wei) 甲，鑠鐵而為(wei) 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wan) 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luan) 世，夷險除穢，以濁為(wei) 清，以危為(wei) 寧，故不得不中絕。”由此得出和《呂氏春秋》相同的結論——“兵之所由來者遠矣”[56]。

不僅(jin) 如此，戰爭(zheng) 作為(wei) 政治的延續，也被賦予正義(yi) 的色彩，即所謂“禁暴討亂(luan) ”：“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luan) 也。炎帝為(wei) 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wei) 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lin) 之以威武。臨(lin) 之威武而不從(cong) ，則製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發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yang) 禽獸(shou) 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後一段的意思尤為(wei) 顯豁：養(yang) 魚的人必須除掉吃魚的猵獺，養(yang) 家禽的人必須消滅豺狼，又何況是治理天下百姓的人呢！這與(yu) 兵家“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戰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孫臏兵法·見威王》[57]）的說法，並無太大的差別。而在論及戰爭(zheng) 和政治的關(guan) 係時，則說：“兵之勝敗，本在於(yu) 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這顯然又是法家思想的緒餘(yu) 。

和《呂氏春秋》一樣，《淮南子》也十分重視戰爭(zheng) 的心理作用，說：“兵靜則固，專(zhuan) 一則威，分決(jue) 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yu) ；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wan) 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zhuan) 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wan) 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故將以民為(wei) 體(ti) ，而民以將為(wei) 心。心誠則支體(ti) 親(qin) 刃，心疑則支體(ti) 撓北。心不專(zhuan) 一，則體(ti) 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這真是非常精彩的“戰爭(zheng) 心理學”。又說：

神莫貴於(yu) 天，勢莫便於(yu) 地，動莫急於(yu) 時，用莫利於(yu) 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ju) 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zhong) 者，有一見焉，則為(wei) 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製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

“幹植”，即根本之意。然而天、地、時、人四者，“必待道而後行”，“兵以道理製勝，而不以人才之賢”，這種“義(yi) 兵”思想無疑又是來自儒家。總之，雜家的兵學思想吸收了儒、墨、道、法諸家思想，兼收並蓄，折中調和，又不悖儒家仁義(yi) 之道，因而頗有“集大成”的意義(yi) 。

七、結語：“法自儒家有”

以上，我們(men) 對先秦諸子的兵學思想源流做了簡單梳理，不難看出，在先秦思想譜係中，儒家的確具有“製馭後來中國一切思想”的開端和樞紐地位[58]，不僅(jin) 可以視為(wei) 諸子兵學之源，也是兵家思想的不祧之祖。所以，我們(men) 不能同意“新兵學”提倡者的如下觀點：

在儒家正統觀念主導下，兵家隻能屈居下位，但從(cong) 兵家源流及學派特征看，又是妥妥的諸子學派，所以兵家的學術序位顯得尷尬。此後兵家的學術序位大抵如《漢誌》，由此兵家失去了與(yu) 儒家平等的地位，故漢代以降的兵學研究，以儒家主導兵家、以兵家輔弼儒家是兩(liang) 千多年延續不衰的主線。[59]

不得不說，“以儒家主導兵家、以兵家輔弼儒家”正好與(yu) 我們(men) 的觀點不謀而合，也是符合曆史事實的。但為(wei) 了凸顯兵學的價(jia) 值，而故意拉開儒家與(yu) 兵家的距離，則顯然有失嚴(yan) 謹。如本文開篇所說，兵家一度不預“諸子”之流，並非其不重要，這一點由其與(yu) “六藝”“詩賦”“諸子”並列即可得證。而且，《四庫全書(shu) 總目》將兵書(shu) 歸入“子部兵家類”，位列“儒家類”之後，其《子部總敘》曰：“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60]這分明是兵家地位日益提高的體(ti) 現，又何談“屈居下位”呢？至於(yu) “失去了與(yu) 儒家平等的地位”，則完全是一個(ge) “偽(wei) 命題”——從(cong) 來不曾“擁有”，又談何“失去”？

論者還說：“兵家與(yu) 其他諸子不同，其他諸子更大程度上是學術家而非行動家，兵家則更多的是行動家而非學術家。從(cong) 諸子比較看，兵家立說亦高於(yu) 其他諸子，其他諸子偏執一隅，而兵家瞻視八極、總覽萬(wan) 方。兵家不僅(jin) 講兵事謀略、戰略戰術,而且講仁、義(yi) 、道、德、禮、信（儒家），亦講刑罰、政令、威勢、權術（法家），亦講兵為(wei) 凶器、虛靜、無為(wei) 、退守、勝喪(sang) （道家），亦講尊賢選士（墨家），亦講形名、形勢（名家），亦講耕種自適（農(nong) 家），亦講陰陽五行（陰陽家），亦講事強攻弱或合弱攻強（縱橫家），等等。這豈非兵家融會(hui) 其他諸子？而融會(hui) 的支點就是兵謀戰理。以此言之，兵家當為(wei) 諸子之首。兵家立說如此，取用如此，會(hui) 通如此，有若海納百川，卻在兩(liang) 千多年的兵學史上一直被深蔽於(yu) 儒家辟兵的偏見之中。”其實，要論融會(hui) 諸子，雜家遠勝兵家而更為(wei) 全麵，兵家作為(wei) 孳乳之學，漢代雖不預諸子之流，後來地位卻逐漸提高，甚至序位僅(jin) 次於(yu) 儒家。盡管如此，從(cong) 學術源流上說，“孔子為(wei) 諸子之開祖”[61]，孔子以前，並無私家之著述，至《莊子·天下篇》所論諸子，也僅(jin) 儒、墨、道、法、名五家，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又多一陰陽家，至劉歆編撰《七略》，始有“九流十家”之說，故所謂“兵家”，至西漢方可稱一家。兵家之書(shu) ，價(jia) 值實不能與(yu) 諸子相提並論，一則因為(wei) 諸子亦多言兵之論，非兵家可獨專(zhuan) ，一則因為(wei) “《諸子略》雖雜偽(wei) 書(shu) ，真者尚夥(huo) ，兵書(shu) 幾於(yu) 全偽(wei) ”[62]也。因此，不僅(jin) “儒家辟兵”說乃是一個(ge) 偏見，“兵家為(wei) 諸子之首”就更是倒果為(wei) 因的膚廓之論了。

杜甫在《偶題》一詩中，談及詩歌創作經驗時說：“法自儒家有，心從(cong) 弱歲疲。”說他從(cong) 青少年時期就潛心於(yu) 詩歌創作，其所取法的思想和方法多來自儒家。其實，“文法”和“詩法”與(yu) 儒家的關(guan) 係是如此，“兵法”與(yu) 儒家之間又何嚐不是呢？

（按：此文亦作為(wei) 《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語錄>導讀》新版序，略有調整）

作者簡介：劉強（1970—），男，河南正陽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貴陽孔學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①]李桂生：《“新子學”視野下的兵學創新芻論》，《光明日報》2023年9月2日第11版。
 
[②]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第1756—1763頁。
 
[③]嚴可均輯，馮瑞生審訂《全梁文》，下冊，商務印書館，1999，第736頁。
 
[④]如《漢書·藝文誌》著錄兵書之目，除《吳孫子兵法》等兵家之書外，還有諸子書中之兵家言，如《孫卿子》《孟子》《公孫鞅》《尉繚》《鵊冶子》《鮑子兵法》《雜家兵法》等，名目甚多。又，《太公》二百三七十篇歸入道家類，但其中卻有《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⑤]郭化若譯注《孫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77頁。
 
[⑥]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二冊，中華書局，2009，第861頁。
 
[⑦]陳曦譯注《吳子 司馬法》，中華書局，2018，第221頁。
 
[⑧]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第1762頁。
 
[⑨]唯名家公孫龍曾與趙惠文王論偃兵，見《呂氏春秋·審應篇》；又嚐遊燕，說燕昭王偃兵，見《呂氏春秋·應言篇》。
 
[⑩]阮元校刻：《周禮正義》，載《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第1639頁。
 
[11]阮元校刻：《禮記正義》，載《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第3140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12]阮元校刻：《春秋穀梁傳注疏》，載《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5142頁。
 
[13]陳曦譯注《吳子司馬法》，中華書局，2018，第229頁。
 
[14]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第278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15]孔晁注，黃懷信校點：《逸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第10頁。
 
[16]《漢書·藝文誌》，見前引《漢書》，第1762頁。
 
[17]張文江：《探索中華學術》（修訂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第175頁。
 
[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第96頁。下引《論語》經文，隻標篇名，頁碼不詳注。
 
[19]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第1934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20]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1，第398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2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第280頁。下引《孟子》經文，隻標篇名，頁碼不詳注。
 
[22]陳曦譯注《吳子 司馬法》，中華書局，2018，第29、43、102、114頁。下引同此，頁碼不詳注。
 
[23]郭沫若：《述吳起》，載《青銅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168—169頁。
 
[2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第364頁。
 
[25]阮元校刻《尚書正義》，載《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第341、392頁。
 
[26]呂思勉：《非攻寢兵平議》，載《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3頁。
 
[27]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中華書局，2001，第112頁。下引該書，隻標篇名，頁碼不詳注。
 
[28]郭沫若：《墨子的思想》，載《青銅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第119頁。
 
[29]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下冊，中華書局，2004，第1079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30]畢沅：《墨子注敘》，載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中華書局，2001，第664頁。
 
[3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第1006頁。
 
[32]郭沫若：《青銅時代》，前揭書，第125頁。
 
[33]房玄齡等：《晉書》第八冊，中華書局，1974，第2433頁。
 
[34]劉強譯注、導讀《曾胡治兵語錄導讀》，嶽麓書社，2019，第249頁。
 
[35]陳曦譯注《吳子 司馬法》，第211—212頁。
 
[36]俞樾：《墨子間詁序》，載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中華書局，2001，第2頁。
 
[37]李約瑟著：《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陳立夫主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00頁。
 
[38]韓愈，：《韓愈文集集校箋注》，第一冊，劉真倫、嶽珍校注，中華書局，2010，第127頁。
 
[39]郭沫若：《青銅時代》，前揭書，第126頁。
 
[40]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下冊，中華書局，2004，第1069頁。
 
[41]王充：《論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53頁。
 
[4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第1006頁。
 
[43]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中華書局，1984，第191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44]按：此語出《墨子·小取》，郭慶藩《莊子集釋》整理本標點以“人”下為句，或有誤，今不從。
 
[45]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冊，中華書局，2004，第531頁。
 
[46]黃懷信：《鶡冠子校注》，中華書局，2014，分別見於第372、306、313、267、279、348頁。
 
[47]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573頁。
 
[48]熊偉：《從先秦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觀測老子時代》，轉引自羅根澤：《羅根澤說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8頁。
 
[49]趙守正：《管子注譯》，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51、52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50]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第108頁。下引此書，隻標篇名，頁碼不詳注。
 
[51]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第4頁。下引此書，隻標篇名，頁碼不詳注。
 
[52]班固：《漢書》，前揭書，第1742頁。
 
[53]呂思勉：《非攻寢兵平議》，見前揭《呂思勉論學叢稿》，第23、25頁。
 
[54]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16，第134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55]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0頁。
 
[56]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第489頁。下引此書，頁碼不詳注。
 
[57]霍印章：《孫臏兵法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6，第38頁。
 
[58]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陳立夫主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頁。
 
[59]李桂生：《“新子學”視野下的兵學創新芻論》，《光明日報》2023年9月2日第11版。
 
[6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第769頁。
 
[61]蔣伯潛：《諸子通考》，嶽麓書社，2010，第8頁。
 
[62]羅根澤：《說諸子》，前揭書，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