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巡撫南贛時期特殊的教化思想研究

作者：歐陽禎人 耿欣

來源：《朱子學研究》2025年第1期

摘要:從(cong) 本質上來講，在儒家文化暢行的中國古代，以鄉(xiang) 約為(wei) 社會(hui) 基礎的管理形式是深深地植根於(yu) 它的宗法體(ti) 係之中的。王陽明的《南贛鄉(xiang) 約》與(yu) 《十家牌法》互為(wei) 表裏，相互激發，是一個(ge) 由官府頂級設計而成的，成龍配套的組合拳，與(yu) 北宋時期的《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具有根本的區別。《南贛鄉(xiang) 約》的產(chan) 生具有濃厚的戰爭(zheng) 背景，是王陽明剿匪戰爭(zheng) 過程中治標更要治本的有力措施。因此，王陽明把巡撫南贛期間的教化活動搞成了一個(ge) 與(yu) 剿匪戰爭(zheng) 環環相扣的政治運動。這種官府的鄉(xiang) 約隻能運用於(yu) 戰爭(zheng) 的非常時期。

關(guan) 鍵詞:王陽明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十家牌法》《南贛鄉(xiang) 約》教化思想

作者簡介:歐陽禎人，武漢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陸王心學。 耿欣，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宋明理學。

王陽明的《十家牌法》和《南贛鄉(xiang) 約》是其巡撫南贛時期根據當時整個(ge) 剿匪的特殊形勢，從(cong) 治標更要治本的原則出發製定出來的戰爭(zheng) 方略。這兩(liang) 個(ge) 重大的舉(ju) 措，雖然是當時明代社會(hui) 基層管理的深化，但是，從(cong) 兵法的角度來講，是王陽明從(cong) 《孫子兵法》“知、先、全、善”的角度，高瞻遠矚，從(cong) 根本上解除匪患的重要舉(ju) 措。不過，雖然這是整體(ti) 戰爭(zheng) 的一個(ge) 組成部分，但是從(cong) 古代鄉(xiang) 村的建設來說，根據目前能夠查閱到的相關(guan) 文獻，我們(men) 可以確鑿地知道，這兩(liang) 個(ge) 重大方略同時也是深謀遠慮，全麵實施全民教化的政治運動。通過這種教化運動的運籌帷幄，我們(men) 可以看到，王陽明不僅(jin) 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軍(jun) 事家，而且也是一位偉(wei) 大的政治家。其教化思想的悲憫情懷、鄉(xiang) 村治理的深謀遠慮以及具體(ti) 執行過程的立竿見影、令行禁止，都值得我們(men) 認真研究。

一、以鄉(xiang) 約為(wei) 本質的教化形式自古有之

由於(yu) 植根於(yu) 小農(nong) 經濟基礎之上的宗法製在中國根深蒂固，由來已久，所以，鄉(xiang) 約的民間教化形式自古有之：“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yu) 上下，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尚書(shu) ·堯典》）帝堯個(ge) 人的進德修業(ye) 十分精進，不僅(jin) 感動他的九族，而且他明辨是非，公正無私，對待百姓一視同仁，使百姓昭明，形成了全社會(hui) 和睦相處、與(yu) 時偕行、協和萬(wan) 邦的吉祥環境。《周禮·地官》所記載的教化活動是十分細致的祭祀之禮、交接之禮、禮樂(le) 之禮、風俗之禮、刑法之禮乃至體(ti) 恤、節度、處事職守之禮等等，無所不包。為(wei) 了達到這樣的教化效果，《周禮》的作者設計了各種成龍配套的組織機構、教化內(nei) 容和教化製度，以保證各種教化目的的達成（見《地官司徒第二》）。《周禮》中的這種理想的儒家治理模式，在漢代基本上都落到了實處。[1]由《尚書(shu) 》到《周禮》《儀(yi) 禮》《禮記》，我們(men) 看到了儒家先哲的理論設計，這對於(yu) 維護基層社會(hui) 穩定具有一定實踐意義(yi) 。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鄉(xiang) 村基礎管理也會(hui) 發生一些變化。《後漢書(shu) 》載：漢代的鄉(xiang) 村管理，“裏有裏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裏魁掌一裏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2]漢朝的鄉(xiang) 村管理是表麵上更加柔韌而實質上更加嚴(yan) 密。相對於(yu) 唐、宋時期偏重於(yu) 民間化、自由化而言，明朝的基層社會(hui) 管理一開始就帶有《大明律》的強製性背景，以國家法令的形式頒布《太祖聖諭》《教民榜文》《大誥三編》等相關(guan) 文誥，作為(wei) 社會(hui) 管理的基本內(nei) 容。例如，《教民榜文》載曰：“命戶部令天下民，每鄉(xiang) 裏各置木鐸一，內(nei) 選年老或警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yu) 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3]朱元璋通過宰製基層老百姓的思想來加強統治基礎的意味十分明顯。如果把這段文字與(yu) 《大明律》聯係在一起，我們(men) 就能明顯感受到明代初年的高層統治者裏應外合，軟硬兼施的整體(ti) 設計方略。朱元璋於(yu) 洪武十八年（1385）頒布手訂的《大誥》，次年又頒行《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七十四條，《續編》八十七條，《三編》四十三條。《大誥》三編匯集了大量懲罰官吏、豪紳貪贓受賄、轉嫁賦役、侵吞稅糧和人民抗租誤役、流亡隱匿等案例，其中有關(guan) 淩遲、梟首、族誅案數千件，棄市以下案一萬(wan) 餘(yu) 件。匯編成一本誥令手冊(ce) ，家家戶戶，每戶一本，令其時時刻刻認真學習(xi) ，引以為(wei) 戒。《大誥》嚴(yan) 刑峻法，多出於(yu) 律外，係法外用刑，是朱元璋奉行“用重典治亂(luan) 世”政策的具體(ti) 體(ti) 現。

先秦儒家先哲維護基層社會(hui) 穩定的理論設計，以及秦漢唐宋時期特別是明代國家社會(hui) 治理的具體(ti) 時代特征，影響了王陽明基層社會(hui) 治理的理論與(yu) 實踐。可以說，這是王陽明鄉(xiang) 村治理的大背景與(yu) 時代環境。王陽明在南贛平定民亂(luan) 中所製定的《十家牌法》《南贛鄉(xiang) 約》就吸收了儒家傳(chuan) 統文化，在這種特殊時期，充分發揮曆朝各種鄉(xiang) 村管理製度中的優(you) 點，進行創造性改造，頒發《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4]。

王陽明的《十家牌法》鄉(xiang) 村管理思想，首先明顯是與(yu) 《堯典》《周禮》一脈相承的。在此基礎上，他充分吸收法家的思想與(yu) 措施，在《十家牌法》中，采用了類似商鞅強製性的連坐手段，這種陽儒陰法的治理措施也是中國社會(hui) 長期以來的基本做法。而且王陽明《十家牌法》的實施在明代中期平定民亂(luan) 的過程中顯得尤為(wei) 特殊。相比於(yu) 《太祖聖諭》《教民榜文》《大誥三編》而言，其更加嚴(yan) 厲，更加細密，同時也更具有戰時的色彩。

第一，王陽明的《十家牌法》是戰時的鄉(xiang) 約教化。《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就提出：“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yang) 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yu) 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ju) 行。今為(wei) 此牌，似亦煩勞。爾眾(zhong) 中間固多詩書(shu) 禮義(yi) 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ti) 此意。”[5]安民，是其根本的底色。在安民與(yu) 平亂(luan) 之間，王陽明始終在努力提倡儒家的教化思想。所以，《十家牌法》雖然是法家的主體(ti) ，但是確實同時具有濃厚的儒家特色。

第二，具有特殊的具體(ti) 目的，實現“三個(ge) 杜絕”。其具體(ti) 目的是杜絕“寄住來曆不明之人，同為(wei) 狡偽(wei) 欺竊之事”。戰爭(zheng) 時期，屬於(yu) 特殊時期，杜絕人口流動，這是很正常的；杜絕“私通佘賊，而與(yu) 之傳(chuan) 遞消息”，就是為(wei) 了打信息戰，對叛民實施信息封鎖；杜絕“窩藏奸宄，而為(wei) 之盤據夤緣”，徹底劃清良民與(yu) 叛民之間的界限，清除魚龍混雜的狀態。

第三，實行特殊戶籍製度，采取嚴(yan) 格的人口報備措施，如告密連坐製度。《十家牌法》規定，“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yu) 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每家一牌，掛在門口，隨時備查。任何時候出現多寡異常而不事先報備，十家連坐。“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xie) 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yu) 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為(wei) 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xie) 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麵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日輪一家”的真正用心，是要避免權力被個(ge) 別人控製，而且責任均攤，互相牽製，監督檢舉(ju) 揭發，形成了人人參與(yu) 的局麵。“即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nei) 了事。該道亦要嚴(yan) 加督察，期於(yu) 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ce) 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6]一個(ge) 月之內(nei) ，各州府縣鄉(xiang) ，各負其責，“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嚴(yan) 加督察，著實施行。在當時交通、信息極其不便的情況下，在江西、福建、廣東(dong) 等遼闊的土地上，挨家挨戶，照章執行，沒有強大的推進力和殺伐手段，是很難落實的。為(wei) 確保“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偽(wei) 無所潛形”，《十家牌法》明確規定“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因為(wei) 是戰爭(zheng) 的非常時期特殊情況下的運用，無可厚非。陽明之後，很多地方效仿《十家牌法》，在推行保甲製度過程中采取了類似措施。

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王陽明的教化思想是植根於(yu) 由孔曾思孟而來的“致良知”之中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wei) 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wei) 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yi)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告子上》）其意為(wei) ，人之所以為(wei) 人之本質均為(wei) 善根，天生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之端芽。如果一個(ge) 人棄善而從(cong) 惡，則為(wei) 後天之諸因素造成。此種善之端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一念之間，或可誌在聖賢，或可幸福充實；下流者則淪落為(wei) 禽獸(shou) ，卑賤而淒涼。

孟子曰：“牛山之木嚐美矣，以其郊於(yu)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wei)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cong)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wei) 未嚐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牛山本來是林木蔥蘢、枝繁葉茂的，但是交於(yu) 齊國與(yu) 魯國之間，兩(liang) 國之人都濫砍濫伐，再加上兩(liang) 國的牛羊踩踏啃噬，久之，終為(wei) 一片荒蕪之地。目前，人們(men) 都誤以為(wei) 牛山從(cong) 來都是如此，殊不知，此非牛山的本來麵目。孟子的喻意為(wei) 雖人具有天生的善端，但是如無後天的教化、教養(yang) ，沒有良好的生長環境，人就會(hui) 像亂(luan) 砍濫伐之後的牛山一樣，一片荒蕪。

孟子又曰：“仁，人心也；義(yi) ，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其內(nei) 在理路為(wei) ，人為(wei)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hui) ，五行之秀氣者也”（《禮記·禮運》），乃天地氤氳，陰陽摩蕩，周流六虛，品物流形的結果，所以，我們(men) 隻有懷抱信仰，始終走在通向聖賢人格的大道上，才能夠“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善、信、美、大、聖、神（《孟子·盡心下》），鳶飛魚躍，金聲玉振，踐形天道，成就聖賢、聖潔的人格。但是，老天在創造人的生命的時候，同時也賦予了人喜怒哀樂(le) 、七情六欲的感性欲念，稍不留神，人就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墮入難以自拔的深淵。所以，孟子曰“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告子上》）的理念，自警自強，自珍自愛。時時刻刻，隨時隨地，對自己的各種欲念克治省察，時時撿拾，收回放辟邪侈、流連荒亡的各種“放心”。於(yu) 此，孟氏提出了他的教化思想：“五畝(mu)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mu)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這段有關(guan) 經濟和教化的文字在中國曆史上響徹雲(yun) 霄，影響了中國兩(liang) 千多年。不過，仔細體(ti) 會(hui) ，這與(yu) 秦漢以後的教化思想有本質的區別，第一，對老百姓至少在理論上，在人身來去自由的問題上沒有強製性；不過，孟子也說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原意隻是希望通過井田製來保障黎民百姓的基本生活權利，它體(ti) 現了小農(nong) 經濟時代的特色，但是秦漢以後，這種思想往往又演化成了對人身自由的禁錮。中國古代的專(zhuan) 製製度主要就是通過這種人身的依附來實現其統治的，當然，這與(yu) 孟子是沒有關(guan) 係的。第二，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頒白者不負戴於(yu) 道路”二者之間不僅(jin) 有內(nei) 在的必然聯係，而且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當然。以此為(wei) 出發點，才產(chan) 生了原始儒家的政治哲學體(ti) 係。第三，孟子的“仁政”思想始終是以人為(wei) 本的，“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這是所有政府的基本底線。“衣帛食肉”“不饑不寒”，其實是一個(ge) 很高的要求，因為(wei) 古代中國的饑荒，乃至於(yu) 人相食的可怕事件，屢屢發生。在精神哲學方麵，“仁政”的理想就更加高遠，在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上，始終隻是有誌之士“永恒的鄉(xiang) 愁”[7]。孟子的教化思想本身是非常純正的，因為(wei) 他依據的是《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的三大綱領。三大綱領的本質是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所以，通過教化思想，施行仁政，就是儒學拯救黎民於(yu) “倒懸”之苦的重要使命。

中國曆朝曆代經濟教化政策，至少在口頭上，都是以孟子提出的理想為(wei) 奮鬥目標的。既然人性本身具有善的端芽，那麽(me) 通過全麵的教化活動，全社會(hui) 以誠相待、講信修睦的境界就有可能達到。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孟子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yu) 直郵而傳(chuan) 命”（《孟子·公孫醜(chou) 上》）的境界就有了可能。孟子說：“若夫為(wei) 不善，非才之罪”，惡的產(chan) 生，並非人的本性。對這個(ge) 問題，如果從(cong) 整個(ge) 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來理解，思想就非常深遠。它體(ti) 現了先秦儒學深度的性情思想、民本思想和政治哲學的理想，其中飽含著深度的、對每一個(ge) 生命個(ge) 體(ti) 的悲憫情懷。正是要從(cong) 這一基本出發點來理解孟子“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8]（《孟子·離婁下》）的重要表述。限於(yu) 本文主題，筆者不在此展開論述。

從(cong) 人性論的角度上來講，王陽明的觀點與(yu) 孟子是一致的：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範兆期在傍曰：“此隻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9]

人具有天植的靈根，本來可以生生不息，但是，由於(yu) 各種原因，很多人被偏見、成見、私心所遮蔽，所以他放辟邪侈，流連荒亡，無所不為(wei) 。但是，由於(yu) 他的精神世界中有天植的靈根，所以，通過教化、學習(xi) ，他就可以逐步地、慢慢地“先立乎其大”。這正是王陽明教化思想的理論基礎。

王陽明的致良知之學的根本目標，在於(yu) 針對整個(ge) 世風日下的明代中葉推行教化的運動。這是其代表性論著《拔本塞源論》的主旨和理論目標：“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yu) 聖人也，特其間於(yu) 有我之私，隔於(yu) 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wei) 教，而學者惟以此為(wei) 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xi) ，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nong) 、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wei) 務。”[10]第一，我們(men) 所有人的“心”，“其始亦非有異於(yu) 聖人也”，隻是各種物欲之蔽導致了社會(hui) 的四分五裂，“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連父子兄弟都成了仇人。第二，王陽明教化思想的理論工具就是《尚書(shu) ·大禹謨》“心學之源”的十六字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闕中”）以及儒家的五倫(lun) 思想。他言之鑿鑿地聲稱：“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wei) 教，而學者惟以此為(wei) 學。”上古三代都是以此為(wei) 教，所以，“人無異見，家無異習(xi) ，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第三，王陽明教化思想的目標就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其言曰：“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克其私，去其蔽”就是克治省察的工夫，“複其心體(ti) 之同然”就是致其良知。

正是由於(yu) “其始亦非有異於(yu) 聖人也”，所以，隻要努力，人人都可以誌在聖賢，抵達聖域。具體(ti) 怎麽(me) 做？我們(men) 可以通過《教條示龍場諸生》之“立誌、勤學、改過、責善”看到王陽明教學、教化的正常理路。同樣是在龍場時期，王陽明在所著《象祠記》中指出：“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wei) 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yu) 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yu) 其位，澤加於(yu) 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yu) 天子，蓋周官之製。其殆仿於(yu) 舜之封象歟？吾於(yu) 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11]根據《象祠記》的上下文，我們(men) 注意到，這裏“吾於(yu) 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的話告訴我們(men) ，孟子的教化思想與(yu) 王陽明的教化思想一樣都是建立在悲憫情懷、誠信愛民、親(qin) 民基礎之上的。同時，我們(men) 還注意到，如果沒有性善論，仁政的政治體(ti) 製就建立不起來，“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的命題，也就不能成立。王陽明的教化思想，就是要使整天沉淪於(yu) 紅塵滾滾之中的功利之人“孝其親(qin) ，弟其長，信其朋友，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wei) 事；有長於(yu) 禮樂(le) ，長於(yu) 政教，長於(yu) 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ju) 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wei) 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yu) 卑瑣而不以為(wei) 賤”，各行各業(ye) ，由此而安。這種“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的思想，即使是在剿匪期間，王陽明在對待狡詐的不法分子的時候也沒有發生變化：

大抵風土習(xi) 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為(wei) 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yang) 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後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12]

對於(yu) 投誠的土匪，王陽明說，他們(men) “本多善類”，不論是蠻荒之地的蠻貊之民，還是出沒無常、打家劫舍的土匪，均“無不可化”。這是以悲憫為(wei) 懷的偉(wei) 大思想。但是，王陽明有兩(liang) 個(ge) 前提，那就是國家的官員必須“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yang) 之道”。其實，這是中國曆朝曆代存在的共同問題。

三、《南贛鄉(xiang) 約》的具體(ti) 內(nei) 容述評

學界認為(wei) ，王陽明的《南贛鄉(xiang) 約》受到了北宋時期的《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13]的啟發，從(cong) 文本本身來看，不是沒有道理。《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具有典型的民間鄉(xiang) 約性質，該鄉(xiang) 約是呂氏家族公約，而不是官府命令，見之於(yu) 家族契約，是大家共同協商的結果。議事民主，“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凡事大家商議才能做出重大決(jue) 定。采取自願加入原則，“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不具有強製力。約正等相關(guan) 負責人，俱由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約正一人或二人，眾(zhong) 推正直不阿者為(wei) 之。專(zhuan) 主平決(jue) 賞罰當否”。不合格者，民主評議罷免。以聚會(hui) 的形式，使鄉(xiang) 人相親(qin) ，風俗淳厚，“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hui) ，具酒食”。“具酒食”的規格沒有限製，而且，主要目的是加強鄰裏之間的親(qin) 善關(guan) 係，“遇聚會(hui) ，則書(shu) 其善惡，行其賞罰”。用記錄在案的方式督促眾(zhong) 人，用開除的方式懲罰不可救藥者。

王陽明《南贛鄉(xiang) 約》受到了《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的啟發，但是，兩(liang) 者有重大的差異。正德十五年（1520）王陽明是以政府官員名義(yi) 頒布《南贛鄉(xiang) 約》的，該鄉(xiang) 約屬於(yu) 政府的教化體(ti) 係，它與(yu) 《十家牌法》互為(wei) 表裏，彼此支持，相得益彰，帶有明確的強製性，它是一種地方政府的製度或者法令。《南贛鄉(xiang) 約》是平亂(luan) 非常時期的產(chan) 物，具有強製性法律效力。鄉(xiang) 約中的所有職責是法定職責，相互監督、牽製。而《呂氏鄉(xiang) 約鄉(xiang) 儀(yi) 》則為(wei) 民眾(zhong) 以宗族為(wei) 基礎自發的民間鄉(xiang) 約，用於(yu) 和平時期，不具有強製性法律效力。而且《南贛鄉(xiang) 約》還有自我特殊性：

第一，王陽明《南贛鄉(xiang) 約》具有明顯儒家的政治理想追求，試圖通過政治的教化運動達到既治標又治本的目標。王陽明提出：“故今特為(wei) 鄉(xiang) 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xiang) 裏，死喪(sang) 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zheng) ，講信修睦，務為(wei) 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4]完全是儒家管理社會(hui) 以誠相待、講信修睦的思想。又說：“‘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yu) 積習(xi) 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xiang) 裏，四出而為(wei) 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yu) 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yu) 裏閈者無素。”[15]王陽明能站在底層百姓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是孟子以來的儒家理路，更是對民眾(zhong) 改過自新的悲憫和激勵。在“撫”的這一麵，王陽明確實是異常真誠的。而且，王陽明還從(cong) 人性的善惡變化角度出發，告誡民眾(zhong) 人人都不可掉以輕心：“今有善而為(wei) 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wei) 善而自恃，將日入於(yu) 惡矣！有惡而為(wei) 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yu) 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wei) 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yu) 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王陽明以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從(cong) 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展現了他的教化思想，自始至終拓展推進致良知的克治省察工夫，並將其運用到了教化運動之中。

第二，王陽明《南贛鄉(xiang) 約》運用了儒家倫(lun) 理教化、撫剿結合的重要手段。王陽明有在廬陵擔任縣令的經曆。對江西的地方政府管理、社會(hui) 狀況以及“狡偽(wei) 相殘”的民風比較了解。王陽明清晰地認識到，底層暴亂(luan) 猖獗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官府管理低能和土豪劣紳巧取豪奪，以致“憤怨相激，狡偽(wei) 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yu) 惡，則我有司與(yu) 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16]。因而，王陽明對官員和鄉(xiang) 紳特別敲響警鍾，要求他們(men) 改過自新。提出“吏書(shu) 、義(yi) 民、總甲、裏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xiang) ，索求齎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17]。他這樣做的目的，不僅(jin) 是要從(cong) 根源上鏟除腐敗，而且更重要的是從(cong) 根源上消除匪患，緩解民眾(zhong) 對官員欺行霸市、強拿卡要的不滿情緒。這也是目前值得我們(men) 借鑒的手法。

王陽明基於(yu) 社會(hui) 民風改善重在父老子弟，提出要全體(ti) 動員，試圖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人參與(yu) 其中，各司其職：“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wei) 眾(zhong) 所敬服者一人為(wei) 約長，二人為(wei) 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wei) 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wei) 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為(wei) 知約，禮儀(yi) 習(xi) 熟者二人為(wei) 約讚。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xie) 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wei) ，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shu) 彰善，一書(shu) 糾過，約長司之。”[18]王陽明要求鄉(xiang) 民互相監督、共同互承擔責任，逐步地肅清混在群眾(zhong) 中的土不法分子。同時要求守法的“良民”以及投誠改過自新的“新民”修身向善。“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yu) 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wei) 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yu) 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19]王陽明把獨特的心學理論運用到了南贛的教化運動之中。

王陽明在《鄉(xiang) 約》中製定了強製性的會(hui) 約製度，提出資金自籌，“同約之人每一會(hui) ，人出銀三分……會(hui) 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shu) ，仍罰銀一兩(liang) 公用”[20]。對於(yu) 無故缺席者的不僅(jin) 有詳細的備案記載，而且還要“罰銀一兩(liang) ”，以高額罰金警誡鄉(xiang) 民必須遵循《鄉(xiang) 約》。《鄉(xiang) 約》對會(hui) 約期間的開支用度，對婚喪(sang) 嫁娶，特別是會(hui) 期的具體(ti) 禮儀(yi) ，都有非常具體(ti) 的指示，厲行節約。

第三，王陽明推行了一係列彰善糾過措施，對於(yu) 投誠返鄉(xiang) 的“新民”給予特殊政策。王陽明認為(wei) “彰善者，其辭顯而決(jue) ，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21]。王陽明主張，對特殊的對象要輕重緩急、拿捏準確，本著治病救人，不搞擴大化。他訓誡新民：“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mai) 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22]但是，“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yu) 之言，使當自首，眾(zhong) 共誘掖獎勸之，以興(xing) 其善念，姑使書(shu) 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shu) 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23]。對於(yu) 頑固不化，不思悔改的，給予嚴(yan) 厲處罰，嚴(yan) 懲不貸。而對於(yu) 投誠返鄉(xiang) 的新民，王陽明提出了特殊的照顧政策：“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chan) ，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仇，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24]王陽明通過各種措施“許其自新”，“良民”“新民”各守本分，充分保障基層社會(hui) 的穩定。

結語

王陽明在《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中寫(xie) 道：“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jian) 以守家業(ye) ，謙和以處鄉(xiang) 裏，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zheng) ，事要含忍，毋得輒興(xing) 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xing) 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25]告諭民眾(zhong) 家族和睦、恭儉(jian) 禮讓、敦厚成俗。王陽明特殊時期的教化思想始終是以人為(wei) 本、教民安民為(wei) 主體(ti) 的。

注釋
[1]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秦漢地方行政製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7—67、237—250頁。王毓銓：《漢代“亭”與“鄉”“裏”不同性質不同行政係統說》，見《王毓銓史論集》，中華書局，2005，第292—302頁。
[2]範曄：《後漢書·百官誌（五）》（誌第二十八），中華書局，1965，第3625頁。
[3]胡廣輯：《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五十五，“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第3677頁。
[4]王守仁：《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王陽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1983頁。
[5]王守仁：《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王陽明全集》，第560頁。
[6]《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王陽明全集》，第1983頁。
[7]黃俊傑:《儒學與現代台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第271頁。
[8]楊伯峻先生的現代漢語譯文是：“宣揚別人的不好，後患來了，該怎麽辦呢？”（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第173頁）筆者認為，這個翻譯沒有深入孟子的思想體係中來理解這句話。孟子本來的意思應該是，如果把人的“性”界定為惡的話，人就不具備頂天立地的“天爵”之尊，人之所以為人的進德修業、克治省察、自覺自悟就不再可能，打破先天性的不同出身導致的不同階級壁壘就不再可能，於是社會的誠信和諧、講信修睦就不可能建立起來。至為重要的是，長期沉迷於放辟邪侈、流連荒亡的人就無法挽救，他們將生活在無恥、無知、無畏，巧取豪奪的狀態下，因此，儒家的教化思想就不再可能，孔子、孟子德政、仁政的理想也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了。
[9]王守仁：《傳習錄》，《王陽明全集》，第111頁。
[10]王守仁：《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第59頁。
[11]王守仁：《象祠記》，《王陽明全集》，第936頁。
[12]王守仁：《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王陽明全集》，第652頁。
[13]呂大鈞著，陳俊民集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中華書局，1993，第563—568頁。
[14]王守仁：《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5頁。
[15]《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5頁。
[16]《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5頁。
[17]《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5頁。
[18]《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6頁。
[19]《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5—636頁。
[20]《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6頁。
[21]《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6頁。
[22]《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7—638頁。
[23]《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6頁。
[24]《南贛鄉約》，《王陽明全集》，第637頁。
[25]《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見《王陽明全集》，第560頁。